CMF季度论坛（2024年第三季度）（总第66期） 于9月21日举行。主题为：稳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下的中国宏观经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于泽代表课题组发布报告。

　　CMF发布的报告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在改革维度上，要进一步强化市场作用。报告认为，本轮改革过程中，很多问题来自于目前部分领域市场功能不足的问题。所以，未来亟需加快市场能力建设，尤其是做好要素市场化配置工作，特别强调民营企业在本轮转型中的位置。

　　第二，逆周期政策方面，要进一步加大积极的财政政策。于泽建议能够适当提前明年的年度政策。比如，一，可考虑提前发行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进一步在财政上提升政策空间，进一步加大对“两新”的补贴力度。二，货币总量上，建议进一步降息降准，“降准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降低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因为随着目前贷款利率持续下行，金融行业尤其银行业净息差可以说达到历史极值。这样的情况下，由于我们面对的是新旧动能转换，所以银行资产端很容易出现暴雷，以目前净息差对冲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是存在一定的隐忧。因此，我们亟需更多以负债端作为发力的助手”，于泽解释说。三，要强化扩消费，建议将一二线城市作为核心点，以家庭为单位缴纳个人所得税，“因为一二线家庭存在着大量母亲不上班，父亲在外上班的情况。如果以家庭模式，对于整个收入负担会进一步下降”。四，政策上需要进一步强化协调性。

　　第三、结构政策上进一步强化降成本，包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尤其以人工智能作为降成本的核心抓手。

　　第四，强化房地产政策，推动房地产企业转型。于泽说，面对未来的改善性住房，可以考虑进一步将二套房政策与首套房政策拉平，通过这样的方式进一步扩大改善性政策空间。要从目前以保项目为主体进一步强化“救主体”。于泽也强调“救主体”要用法治化等手段。“如果未来的转型没有实现房地产本身的造血功能，这轮转型的压力实际会更大。因此，房地产政策的力度还可以酌情进一步加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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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莹贞（记者 杨升海）09月22日,日前，香港上市公司恒鼎实业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以及主要股东鲜扬因病医治无效，已于2024年9月10日辞世。公开资料显示，鲜扬出生于1973年11月，来自四川省攀枝花市，去世时年仅51岁。有知情人士称，鲜扬身故缘于肺病。图为恒鼎实业发布的公告鲜扬离世身家曾超马化腾、曹德旺据媒体报道，鲜扬的一生充满传奇。在从商之前，鲜扬先后在攀枝花市公安局及攀枝花海关工作。其间，曾荣获中国公安部三等功称号。多年以前，鲜扬以110万元起家，7年多时间从公务员变身百亿巨富，曾以“黑马”姿态登上福布斯“亚洲最年轻富豪”榜，也曾凭借141亿元的身家在《胡润百富榜》上排名第41位，排在曹德旺、马化腾等人之前。鲜扬曾凭借141亿元的身家在《胡润百富榜》上排名第41位，排在曹德旺、马化腾等人之前值得注意的是，鲜扬也被称为“黑金王子”。他从经营煤炭、矿石、化工产品起步，通过收购大量煤矿企业，在短短7年内将恒鼎实业逐步发展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煤焦化民营企业，2005年、2006年进入“四川企业100强”。仅在2007年，鲜扬就先后收购了位于四川和贵州两省的20个煤矿、两家洗煤厂及1家炼焦厂。同年9月，恒鼎实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能源型非国有企业。鲜扬曾被称为“黑金王子”（资料图）恒鼎实业现状随着煤炭市场不景气，恒鼎实业也遭受影响，日子愈发难过。2013年，鲜扬就开始逐步收缩资产规模、出售旗下矿产谋求“救赎”。从出让云南恒鼎50%股权，到卖掉亚洲最大锂辉石矿，从转让贵州小煤矿，到整合产业链降成本，鲜扬的财富保值步伐愈加艰难。随着大宗商品周期的崛起，2021年和2022年，恒鼎实业曾连续两年盈利。与此同时，2023年3月31日，恒鼎实业也公告称，其境内债务成功实施重组。不过，最近两年的环境变化太快。2023年，恒鼎再度出现重大亏损。全年净亏损达7.46亿元。另外，据其8月30日发布的公告，2024年上半年，实现收入9.26亿元，同比减少35.2%；毛损为4332.5万元，上年同期毛利为2.91亿元；公司归母净亏损3.54亿元，总资产120.81亿元，资产负债率88.44%。2024年1月8日，恒鼎实业在港交所公告称，已于2023年12月20日接获一项针对公司向香港高等法院呈交的清盘呈请，该呈请乃由一名持有由公司发行的2015年到期8.625%优先票据就申请人获取票据计划代价的权利而呈交。来源：券商中国、每日经济新闻、中国经营报

中国与欧美之间的电动车出口出现摩擦，图为港口 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刘晓林 在持续的高层斡旋中，中国与欧盟和美国之间的电动车出口摩擦同时迎来最新进展，也是非常不乐观的进展。其中，欧盟拒绝了中国提交的价格承诺方案，美国则坚持此前决定，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对电动汽车电池加征25%的关税。这是否意味着欧美市场两扇门都关上了？目前还很难下定论。9月1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将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会谈，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不过，从欧盟的态度来看，这场硬仗不好打。从欧美最新表态来看，美国坚持对中国电动车加征重税在意料中，欧盟的决绝却有点让人意外。按照欧盟此前的表述，对中国电动车启动反倾销调查并征收反倾销税，主要缘于中国电动汽车的价格因巨额补贴被人为压低，“扭曲了欧洲市场”，损害了欧洲电动车制造商的利益。照此逻辑，中国车企愿意提高价格应该正中下怀才对。但欧盟似乎并没有认可这份诚意。欧盟为何拒绝中国的价格承诺？撇开涨价幅度是否让其满意不谈，事实上，在这场博弈中，价格争议更像是一个幌子。“中国电动车可能带偏欧洲汽车市场的节奏，从欧洲手中夺去对全球汽车发展方向的控制权”才是欧盟真正的不满之处，在此基础上，欧洲更忌惮由电动车带来的中国竞争文化的输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欧盟不可能给中国电动车任何成为“鲶鱼”的机会，反补贴关税协商的空间并不大。美国亦然。综合公开披露的谈判细节，以及欧盟、美国从6月以来与中国之间的较量可以推断，中国电动车企业应该放弃对“双赢”结果的幻想了，抓紧制定新的合规出海方案，做好准备，迎接一个需要艰难开拓的高壁垒出海时代。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图为车展 资料图价格谈判空间很小根据中国机电协议披露的细节，在欧委会终裁决定拟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高额最终反补贴税后，中国机电商会按照本案调查程序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协调12家企业提交了价格承诺方案。“该方案充分考虑了本案特点和欧委会以往承诺实践，关注欧方诉求，完全具有合规性，并符合欧方提出的与征税同等效力、可执行和可监管的要求，同时展现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但“欧方既未与中方进行深入沟通，也不给出任何具体对案，而是直接拒绝了中方建议。”据汽车海外技术合规联盟旗下信息平台艾科森环境技术透露的消息，欧盟方面坚持认为，经过数月的调查，公共资金遍布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整个供应链，使欧洲企业面临遭受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的风险。因此，欧盟委员会建议根据品牌及其对调查的配合程度，在现有的10%税率基础上，对中国电动车企业额外征收7.8%至35.3%的关税。这一额外关税的制定标准就是缩小欧盟和中国制造商之间的价格差距。对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提出的缩小与欧盟竞争对手之间价格差距的提议，欧委会方面认为，这一巨大差距是北京方面向这一利润丰厚的行业投入巨额补贴的直接结果。价格承诺是一种贸易工具，企业可以利用它来提高价格并控制出口量，以避免反补贴关税，而这类关税是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进入欧盟后可能很快会面临的。更重要的是，欧盟委员会认为，中国的价格承诺提议不能消除“调查中发现的补贴”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同时这些价格承诺也不能够得到有效监督和执行。至于中国车企承诺涨价多少、如何监管，以及欧盟所说的“有害影响”是如何界定的，现在都未有公开披露。但最浅层的逻辑是，中国车企承诺提高电动车价格、减少出口量，所改变的只是未来中国车企短期内收入的多少。而反补贴关税是一种惩罚性甚至带有追溯性的措施，其实施后不仅会带来和价格承诺同样的后果，还会弥补欧洲经济所遭受的损失。换个角度来说，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是：在缩小中欧价格差距和消除有害影响上，中国的价格承诺必须达到和反补贴税同样的效果。很显然，这是直接封堵了从商业贸易角度进行对话的必要性。迎接高壁垒时代欧洲一直是全球汽车业的高地。自中国汽车有出口能力以来，进军欧洲一直被定位为难度很高的一个目标。所以，如今遭遇壁垒并不意外。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注定会到来的一战。从欧盟此次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税调查的一系列操作和态度来看，欧盟口中的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除了指高性价比的中国电动车瓜分了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还包括由此可能带来的汽车业国际分工和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另一个层面，快速更新迭代的中国电动车，浸润着中国根深蒂固的竞争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价值观，现在国内市场流行的“内卷”便是这种文化内核的集中外化。而这些也将对欧洲“抵制过度竞争”的商业传统带来冲击。图为中国国旗和欧盟旗帜 资料图因此，反补贴关税的最大目的是阻止中国“鲶鱼”搅动欧洲和美国延续多年的竞争规则和节奏，给本土制造业争取追赶中国汽车业的时间窗口。意识到这一点，就能预测到，以正常的商业手段来改变欧盟决定的机会很小。有评论认为，当下的解决办法只能在政治层面寻找，目前双方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成员国将进行最终的投票表决。这也是最后一线生机。因为反补贴关税一旦实施，受影响的除了中国电动车企业，还有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政治权力拥有者的诉求和经济发展，和商业、企业以及市场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德国几大车企集团已经对反补贴关税表达了多次反对意见。这些企业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全球销量来自中国市场，承受不起中国反制所带来的后果。其次，欧盟对“中国造电动车”无差别抵制，也将影响到德国车企以中国为基地的出口计划。近日，大众汽车旗下西班牙品牌CUPRA（库普拉）品牌负责人向媒体表示，如果欧盟委员会按计划正式对CUPRA在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21.3%的进口关税，该品牌将会“被淘汰出局”，也将使他的公司“陷于危险境地”，最终影响到欧洲减碳目标进程。CUPRA目前在中国投产了纯电动车型Tavascan（塔瓦斯坎），负责生产的是大众在华控股合资公司大众安徽，该车不在中国销售，专供出口欧洲。西亚特品牌负责人表示，在当前的欧洲经济环境下，通过提高Tavascan价格来弥补由反补贴税带来的新增成本是不可能的，将投资巨大的中国产能转移到其他地方也是不现实的。此外，为了符合减碳目标，CUPRA将不得不降低燃油车销量。与本国汽车品牌的诉求呼应，此前支持反补贴税的西班牙政界也开始改变态度。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访华之后，与德国总理朔尔茨站在了同一阵营，呼吁欧盟放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的计划。西班牙的态度转变让欧盟的决定失去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不过，对中国企业而言，现在不能把所有赌注都压在高层斡旋和谈判上。做好最坏的准备已经提上日程。一方面，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电动车进入欧盟和北美两大市场势在必行，国内的消费拉动力已经难以匹配不断扩大的汽车业产能和发展计划。更直白地说，虽然一再刺激，但购车需求有限，已经养活不了这么多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而不断加剧的价格战也让车企盈利越来越难。另一方面，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中国电动车的出海方式必将发生改变，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合规底线之上，更多商业模式的创新将被催生。其中，高调、直接的整车出口，需要变为更具策略性的具有长期主义的出口方式。无论哪种方式，有两点是可以预见的，一是中国电动车必须走出去才能活下去，二是汽车全球化的融合是无法阻挡的。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未经《经济观察报》社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刘晓林，经济观察报部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