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例，今年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申遗10周年。一条大运河横跨了北京、天津等8个省级行政区，曾经联通了不同地区的往来。如今，大运河更成为了文化交流的载体、旅游的纽带，带动了沿岸经济发展。
6月6日，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支持，中国商业 史学会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协办的“大运河文旅融合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办。
原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杨志今指出，十年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形成了一批值得研究总结的典型经验做法，发挥了赋能城市更新、产业转型、生态治理等重要作用。未来，要进一步推进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坚定走好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
“商业发展推动文化交流，文化繁荣又促进商业兴盛。”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王茹芹认为，要深入挖掘大运河“商业富国”的重要历史价值，将其与现代旅游业、文化产业及科技领域相结合，不断推动大运河文化创新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商业史学会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士林认为，想要把历史文化遗产变成现实世界的精神力量，应注重以下几点：一是在精神诠释上更加关注细节和具体；二是在活化利用中坚持融入城乡现代化进程；三是要深入研究和构建有利于不同城市优势互补和相互促进的政策和体制机制，形成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传承展示集群。
“文旅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但在消费端与供应端仍有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商业史学会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冯奎认为，从政策角度看，文旅供给侧改革有较多发力空间。针对特定旅游人群的旅游需求要细化支持性政策，同时要进一步改善文旅企业的要素条件，并加强文旅产业带的多地区、多部门政策协调。
1977年12月6日早上8点半左右，邓小平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国防工办主任和三位即将履新的部长。听完汇报后，他对刚从外贸部副部长调任六机部部长的柴树藩说：“船舶工业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后来被形象地称为“推船下海”。
王毅强调，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是中国矢志不渝的追求。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刻思考中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国将坚定地团结更多国家一道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力量每增长一分，世界的和平就多一分希望；各国共同致力于和平发展，人类的未来就能充满光明。
当问及大熊猫与中日友好交流的关系时，福田丰说，“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懂政治，从动物专家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大熊猫保护工作，一方面重在栖息地，另一方面就是动物园。“大熊猫是位于生态系统上层的动物物种，保护熊猫等动物的努力也会关系到人类将来的生存，要把未来留给孩子们，这种心情是超越国界的。”
爱喊口号、爱开会传达、爱搞“走秀式”调研的罗应光，喜欢给个人形象“上油”，下基层调研讲排场，搞警车引导就高达95次，把官场当秀场。因其习气性的“油”、套路上的“油”，被干部群众戏称为“罗会长”“罗传达”“罗调研”。他自己也承认，在调研、工作中没用心，随着问题越来越多，成了老百姓所说的“铁掌水上漂”。
“40岁以上的工人培训时间长，文化程度也相对更低，除非实在招不到人，才会放宽年龄限制。”武潇说，年轻人求职方向广，很多岗位和行业都可以尝试，传统制造业对他们的吸引力已经越来越小了。
为研制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设计规划、工艺工法到现场管理，中国船舶集团（以下简称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的工程师几乎全面革新了此前的造船技术。
蔡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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