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期，媒体报道了最高检办理的一起涉及“小过重罚”的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请问检察机关在解决此类问题、助推行政机关完善相关 制度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张雪樵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应当遵循“过罚相当”原则，行政处罚所适用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要与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在行政执法中既要严格执法，更应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既要避免“小过重罚”也要避免“重过轻罚”，应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确保“过罚相当”。
张雪樵介绍，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也发现一些涉企“小过重罚”“同案不同罚”等“过罚不当”案件。检察机关针对此类问题，一是加强涉市场主体行政诉讼监督，推动行政处罚符合比例原则。比如刚才提到的曾某一案，销售1瓶价值78元的过期红酒被罚款5万元，罚款数额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法定最低处罚标准，但明显与违法情形不成比例。检察机关通过抗诉、公开听证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撤销了不合理的行政处罚，依法准确合理适用裁量权，确保“过罚相当”。
二是大数据赋能检察监督，提升监督质效。比如，浙江省温州市检察机关针对“处罚不当”“罚而未执”“罚执错误”等问题，构建行政罚款类案监督数据模型。现实中发现有些当事人虽然被处理不当、但未必像曾某一样，敢于拿起诉讼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通过大数据监督模型发现这些案件线索，如果在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范围内，发现存在“小过重罚”、处罚不当的情形，我们可以进行监督，及时纠正错误的行政处罚，避免对当事人产生不必要的影响。目前已运用该模型发现不当监督线索1028条，开展类案监督78件。今年，我们还推广了浙江省象山县检察院督促执法机关纠正“小过重罚”大数据模型、江西省赣州市检察院餐饮类行政处罚大数据监督模型等一批较成熟的模型，指导各地结合实际深度运用法律监督模型，推进“小过重罚”溯源治理，推动行政检察提质增效。
三是深化“小过重罚”系统治理。在去年开展的行政检察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小专项”活动中，浙江、江西等地检察机关开展“涉企行政处罚首违不罚、轻微不罚行政检察监督”“餐饮类企业行政处罚监督”等专项活动，取得了积极成效。今年，最高检党组在“检察护企”专项行动中突出整治趋利性执法司法难题。
据《海南日报》报道，4月29日晚，海南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以“四不两直”方式暗访调研“五一”假期社会治安、安全生产工作和旅游消费市场情况，看望慰问一线值班值守人员。
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刻意展示强硬，近年来成为包括加拿大在内一些西方国家的通病，这一方面是它们的对华认知和心态出了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它们面对国内激进非理性政治势力以及华盛顿霸权的脆弱与软弱。要说“外国干预”，加拿大的确有不少，但它找错了方向，对它干预最大的实则是华盛顿。但这些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勇气和能力去纠正自身对华政策偏差和错误，对美国的压力更不敢有反抗，还往往采取纵容和迎合的态度。这导致了美西方对华外交集体性的退化和误入歧途，而加拿大在其中算是个典型。
特约评论员 管姚：正如今天发言人汪文斌在外交部记者会上着力强调的，这是今年中国举办的首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西安峰会值得特别期待。上月底，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已经在西安主持了中国与中亚外长的第四次会晤，可以说，为下周峰会的成功举行，参与各方尤其是东道主，已经做好高质量且充分的前期准备。秦刚当时曾向媒体介绍，第四次外长会晤达成了“五大坚持”共识，这其中“第一条坚持”，就是要坚持睦邻友好，齐心协力办好西安峰会。各方将共同努力举办一场精彩的盛会，向世界展现中国中亚合作的高水平，推动中国中亚关系迈入新时代。
除了被动接收消息，申军良自己也花了很多心思。他在网约车上贴了寻人启事，提醒乘客关注；他和晓莉不定期开直播、发视频，分享自己的寻亲经验；有人找到了孩子，不知道怎么认亲、怎么处理和养父母的关系，请他陪同走一趟，于是也买了车票跟了过去。
姚志波于2011年4月至2014年3月任五常市委书记，2014年3月调任黑河市委常委、北安市委书记，后任黑河市委副书记、北安市委书记等职，2018年12月被调整为黑河市委副厅级干部，2022年8月19日通报被查。
一方面表示准备好接触，一方面抱怨是中国阻碍了沟通交流，要求中国“主动一点”，在过去几个月中，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传递这样的信号。此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称，中国军方领导“多次拒绝美国防部长奥斯汀与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所提出的通话要求”。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在接受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专访时，声称中国在中美关系高度紧张之际，拒接美军电话，旨在吓唬美军。上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七国集团（G7）外长会上也称，中国“必须”表现出继续与美国接触的意愿。
刘长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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