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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机构之家

　　中金公司的困境是个案，却也是整个行业面临挑战的缩影。在监管趋严、市场波动加剧的大环境下，曾经高歌猛进的投行业正面临着转型的阵痛。中金公司的遭遇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思考：传统的高端路线是否仍然可行？高薪酬模 式能否持续？投行如何在控制风险和追求业绩之间寻找平衡？更为重要的是，在服务实体经济成为主旋律的今天，投资银行应该如何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

　　业绩下滑与频传降薪：双重困境下的中金公司

　　2024年7月3日，中金公司因一则员工讣告冲上热搜。据财联社等媒体报道，公司方面称网传的跳楼事件为谣言。据海报新闻报道，中金上海分公司一位负责人回应称员工离世是出于个人原因，并否认进行了二轮降薪和裁员。然而，这一事件仍将中金公司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事实上，近两年来，关于该公司的降薪和裁员传闻一直不绝于耳，如同一片阴霾笼罩在这家曾经的“投行贵族”头上。

　　今年4月底，多位社交媒体博主爆料称中金公司第一波降薪已经落地。据悉，公司将应届硕士的基本工资从3.8万元降至2.85万元，降幅高达25%。本科应届生的基本工资也降至1.8-1.9万元。紧接着，6月下旬又有消息称中金公司第二波降薪在路上。

　　这些消息一经传出，便在金融圈内引发轩然大波。毕竟，中金公司一直以高薪著称，是众多金融人才心驰神往的“梦想企业”。此次降薪无异于给这些金融学子当头一棒，让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规划。此外，如果第二波降薪属实，中金公司的薪酬水平或将跌至行业中游，这对于一直以“投行贵族”著称的中金来说，无疑有不小的心理落差。

　　中金公司的降薪举措无疑与其业绩下滑密切相关。根据公司发布的2023年年报，中金公司营收同比下滑11.87%，净利润更是大幅下降18.97%。这已经是中金公司连续第二年业绩下滑，相较于2021年营收301.31亿元的辉煌业绩，落差之大令人唏嘘。

　　中金对于投行业务收入的下滑，其2023年年报中仅以“主要是由于受资本市场融资活动的活跃程度下降影响，投资银行业务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减少”一笔带过。

　　行动迟缓的“投行贵族”

　　中金公司将困境简单归因于市场环境变化，未免有失偏颇。事实上，中金公司投行业务的大幅下滑，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其“投行贵族”的傲慢使其行动迟缓，未能及时调整战略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

　　早在2010年前后，中金公司就已经显露出战略选择的失误。长期以来，中金公司习惯于服务大型国企和央企，在处理中小企业项目上缺乏经验和兴趣。这种固有思维导致公司错失了创业板带来的巨大机遇，给其竞争者留下了可乘之机。2009年，随着创业板的开启，IPO项目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中小项目逐渐成为主流。然而，中金公司却忽视了这一市场变化，仍然固守在大项目的“舒适区”。这一战略失误直接导致中金公司的股权融资保荐金额排名从2009年的第1位滑落至2011年的第6位。

　　此外，从中金公司和中信证券承销民营企业IPO融资金额占公司IPO承销总金额的占比可以看出，中金公司的占比其实一直都比中信证券小，除2012年短暂爆发之外，其余时候占比普遍都在50%以下。这一数据反映出中金公司长期以来对民营企业业务的重视不足，而这恰恰是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最具活力的部分。

　　中金公司的这种战略定位，在市场环境良好时尚能维持其“投行贵族”的地位，但一旦遇到市场波动，立即显露出其脆弱性。相比之下，同为头部券商的中信证券等，在各业务线上都有较为均衡的布局，因此在面对市场波动时表现得相对更为稳健。

　　2024年，金融强监管、IPO严审核成为主基调。然而中金公司此次似乎再一次表现出了其“贵族”的迟钝。根据Wind数据，2024年上半年，中金公司保荐55家公司，相较于2023年同期的99家，下滑约45%。更令人担忧的是，中金公司的撤否率高达47.27%，在保荐数量前十家券商中遥遥领先。这一数据不仅反映出中金公司在项目质量把控上存在问题，也暴露出其在应对监管环境变化时的适应能力不足。

　　业绩的持续下滑和高额的撤否率无疑对中金公司的市场地位和品牌形象造成了严重打击。作为曾经的“投行贵族”，中金公司一直以高质量的项目和出色的执行能力著称。然而，这些数据似乎表明，公司正在失去其曾经引以为傲的核心竞争力。

　　此种迟缓的恶果在2024年一季度已有所体现。2024年一季度，中金公司投行业务手续费净收入4.5亿元，同比下滑25.02%，创下近五年来最差一季度表现。

　　中金公司的战略失误还体现在其业务结构的单一性上。长期以来，公司过度依赖投行业务，而在经纪业务、自营业务、资管业务等方面的布局相对薄弱。这种“偏科”的发展模式，在行业环境良好时尚能维持，但一旦遇到市场波动，立即显露出其脆弱性。

　　更深层次来看，中金公司的战略失误反映出其对市场变化的敏感度不足，以及在面对新兴机遇时的反应迟缓。在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金公司似乎仍然沉浸在过去的舒适圈，未能及时调整自身定位和发展策略。这种固步自封的态度，在当前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无疑是极其危险的。

　　“投行贵族”光环褪去，不同视角下的金融降薪

　　随着“投行贵族”的光环逐渐褪去，中金近期一系列的降薪和薪酬考核机制调整引发了业界对金融行业高薪酬模式的多方面激烈探讨。

　　2020年是中金公司薪酬的巅峰。当年，中金公司有7位高管年薪超千万，公司股票业务部负责人黄海洲年薪更是近2000万元。2022年7月，一位中金公司员工家属晒出其老公高达8.25万元的收入证明，引发轩然大波，成为金融业降薪导火索。2022年8月，财政部金融司发布的《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被视为金融业的限薪令。

　　该《通知》对国有金融企业薪酬制度作出全面规定，包括平衡各级员工收入、建立薪酬递延和追责机制等。特别是对高管及关键岗位员工，规定基本薪酬不超总薪35%，40%以上绩效薪酬需延期支付至少3年。这一政策无疑对中金公司的薪酬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2022年，中金的高管收入有较大幅度的下滑。中金公司高管的薪酬普遍降到了200万至400万的区间，薪酬最高的首席信息官程龙为396.5万元。2023年，高管薪酬进一步下降，高管的收入回落至200万元左右，最高的黄劲峰为262.7万元。

　　同时，公司整体的人均薪酬水平也下滑明显。根据Wind数据，2020年时，人均创收252.45万元，而到了2023年则仅有150万元。人均薪酬自然也由2020年的123.98万元下滑至70万元。尽管这一水平仍高于行业平均，但相较于中金公司过去的薪酬水平，降幅已经相当可观。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中金公司的降薪举措可能会带来短期的正面影响。毕竟，在当前业绩承压的情况下，控制人力成本是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的直接手段。然而也有投资者担忧，过度的降薪可能会影响公司的人才吸引力和核心竞争力，进而影响公司的长期发展。因此，投资者更关心的是，中金公司如何在控制成本和维持竞争力之间找到平衡点。

　　从员工的角度来看，降薪无疑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长期以来，高薪酬一直是金融行业，尤其是投行领域的一大特征。高薪酬被认为是对其高强度工作的补偿。此外，投行工作的高风险性也是支撑高薪酬的一个重要因素。投行项目往往涉及巨额资金和复杂的法律、财务问题，一旦出错，后果可能十分严重。这种高风险要求从业者具备过硬的专业能力和抗压能力，而高薪酬正是对这种能力的认可和激励。

　　然而，也有声音指出，金融行业，尤其是投行的薪酬水平可能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过高的金融业薪酬可能会导致社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吸引过多优秀人才进入金融业，而忽视了其他重要的行业。这种观点在当前强调实体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值得深思。

　　中金公司目前面临的薪酬困境，实际上反映了整个投行业在转型期面临的挑战。如何在监管趋严、业绩承压的情况下，构建一个既能吸引和留住人才，又能控制成本的薪酬体系，是中金公司目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王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