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香蕉五月丁香|「いいわよcそんなのcどうでも。今は何も考えずに抱きしめてほしいのよ。私二ヶ月間これ我慢してたのよ」

9月12日，一则“女子净身出户每天把1岁儿子锁家里”的短视频刷屏网络。视频显示，在一房屋里，一幼童趴躺在地上的枕头处，一旁还倒着一瓶饮料。视频的配文是：“女子离婚后净身出户，独自带娃，每天上班只能把一岁多儿子锁在家里。妈妈：饿了就在地上捡薯片吃，困了就在地上睡觉，眼睛都哭肿了最后还要自己坚强。”“屹屹妈妈”希望网友嘴下留情12日下午，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该视频的原发布账号系抖音上一名名叫“屹屹妈妈”的网友，上述视频发布在9月10日。账号显示，该网友的IP定位在重庆，从9月3日至今共发布有9条作品，内容多为其与孩子的生活日常，也有部分记录了自己在路边摆摊的过程。记者注意到，在“屹屹妈妈”的视频评论里，有网友表达对其不幸经历的心疼，并提醒其不要将年幼的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可以将孩子送到幼儿园，或者带着去摆摊。”“屹屹妈妈”则回复说，孩子才一岁多，不会说话，幼儿园不收；摆摊是在马路边，到处都是车，孩子会跑。“屹屹妈妈”称害怕孩子乱跑也有网友质疑其是利用孩子“卖惨”，借此获取流量。甚至有网友认为该视频系剧本摆拍，并非真实事件，“自己收拾得干净整洁，应该是有钱把孩子送到托育所的。而且孩子总有爸爸、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吧，为什么不找家人帮忙照看？”对此“屹屹妈妈”留言称，自己家里的人都不知道她的境况，她打算过完今年等孩子会说一点话了再送去，“难道非要拍些邋里邋遢的生活，才能配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为了解更多情况，记者尝试私信“屹屹妈妈”，但未获回复。不过，在12日晚间及13日中午，记者发现“屹屹妈妈”都曾开直播回应质疑。12日晚，“屹屹妈妈”在直播里表示，自己的视频被剪辑转发后性质已经变了，其平静的生活也被打乱，“我不想在风口浪尖上，只想好好地过日子。”13日中午，“屹屹妈妈”在直播里回应了“净身出户”等质疑，“（我们是）裸婚，没有什么夫妻共同财产，对方生活也很难，双方是和平分开，没要抚养费，等他经济好一点，他会管的。不是爸爸不要，是他自己也很难，没办法要。”另外，“屹屹妈妈”还表示会把孩子安顿好的，“要么找一个离家近且价格能承受的托管，要么抱着孩子去摆摊。”此外，13日，红星新闻记者从重庆市妇联处了解到，针对网传视频当地相关部门已介入了解。对于事件的真实性，市妇联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网上是这么说的，但我们正在调查处理，肯定会处理好。”延伸阅读"结婚16年4娃非亲生"当事人已离婚 女方净身出户2007年12月，江西省德兴市的陈志显和余华（化名）结婚。2022年4月，华迪基因出具的3份亲子鉴定报告显示：3个孩子不是陈志显亲生。2023年12月，离婚案开庭审理，陈志显向法庭提交证据：余华已生下第四个孩子，不可能是他亲生。3月12日，上游新闻（报料邮箱：cnshangyou@163.com）求证得知，经法院调解，陈志显与余华已离婚。余华一方支付了赔偿款，不再争房产，净身出户。目前，陈志显打算放下此事，开始新生活。陈志显在社交账号上说“一切重新开始”上游新闻此前刊发的《困在"结婚16年3娃非亲生"中的男人》报道显示，2007年12月，江西省德兴市的陈志显和余华（化名）登记结婚。16年后的今天，余华持有的那一张结婚证的内页，已长出霉斑。他们的婚姻如同霉斑一样，沾满了去除不了的斑点。华迪基因出具的3份亲子鉴定报告显示，不支持陈志显是3个女儿的生物学父亲。"养了16年，才知道3个孩子都不是我亲生的，结婚前她就怀孕了，不是我的，我是‘大冤种’。"2023年12月26日，陈志显对上游新闻记者痛苦地说。任何一个男人，遭遇如此经历，都会心如刀绞，都会迷茫。他要去打名誉侵权官司，要去打离婚官司，要向公安机关申请刑事立案。只有让余华和与余华有不正当关系的吴某某受到处罚，他才有勇气去淡忘伤痛。2023年12月26日，陈志显受访时痛哭流涕在余华及其母亲看来，两人的婚姻破裂，并不是余华一个人的过错。婆家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余华生3个孩子是婆家造成的。2022年三四月间，陈志显动手打了余华及其母亲，把其母亲打成轻伤，把余华打进医院，让她有家不敢回。陈志显还炒作家庭纠纷，让余华无法做人。一条河沟穿过德兴花桥镇，陈家在河西，余家在河东。陈家恨余家，余家恨陈家，仇恨交杂之下，行为失控。两个家庭、3个未成年孩子的生活，已是一团糟。2023年12月28日，"结婚16年3娃非亲生"事件当事人的离婚纠纷案、人格权纠纷案，在江西省德兴市法院开庭审理。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当日的两场庭审，陈志显的妻子余华（化名）以及吴某某均未到庭。陈志显当庭提交了新证据——妻子余华于2022年11月在上饶市某医院生下了第四胎女儿，陪产人就是吴某某。上游新闻记者从陈志显处获悉，在离婚案中，他的诉讼请求是：离婚、返还抚养费、赔偿精神损失。人格权纠纷案中，他的诉讼请求是：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当日下午5时许，两场庭审结束。法院并未当庭宣判。3月12日，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春节前，经德兴市法院调解，上述两案结案。陈志显与余华已离婚，余华赔偿了陈志显经济损失。此前，余华的户口落在陈家，已办理迁出手续。3月12日，陈志显的代理人北京中臬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安明告诉上游新闻记者，他不便对此事发声，只能说一句："合理合法地保障了陈志显的正当利益，当地政府积极作为做了很多工作，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陈志显此前受访时称，打完民事官司后，他打算追究余华和吴某某的"重婚"责任。陈志显亲属介绍，不再追究了，"他爸前两天住院了，他现在安心照顾老人，待老人身体好转后，他还是要出去打工的。"

9月开学虽然已经入秋，但多地仍持续高温，部分地区已经通知推迟开学。而关于中小学该不该装空调的讨论，也再次引发热议。其实这是个老问题了，此前各地相关部门对于“教室安装空调”皆作过回应。如2020年，长沙市教育局在市委办信息处回复中称“严寒酷暑也是对中小学生的一种锻炼”；2021年，合肥市教育局也回复称“不能把学生当作温房的花朵去过度呵护”。这些说法，得到了部分网民的支持。图为长沙市教育局早年作出的公开回复（图/正在新闻）与之激辩的是，很多网民认为近些年极端天气与过去几十年没法比，安装空调才是对学生身体健康负责的做法，没必要“没苦硬吃”还美其名曰“锻炼”。实际上，装不装空调，远非理念之争。政策空白与循规蹈矩就拿今年9月开学来说，成都地区因为高温持续不退，“12345热线”被成都家长群体打爆后，各地区网友也在“问政四川”平台频频咨询学校装空调相关事宜。对比上述引发热议的长沙、合肥教育局，成都对此还做出了更详细的解释：“国家和省、市各级教育部门发布的学校装备配备目录中，对中小学教室是否安装空调没有明确规定，对学生教室安装空调标准也没有具体要求。”成都锦江区教育局还提到了落实的具体难处，除了国家没有配置空调的明确规定，还欠缺“实施统一采购安装的采购依据和程序”。此外，“教室属人员高度聚集的公共区域，要求落实开窗通风等措施，以降低聚集性传染病发生概率”、“教室内外温差大，易患病”、“会采取其他措施降温解暑”等。诚然，当前国家及地方的政策规范中，并未明确要求在中小学教室中必须安装空调。原因不难理解，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差异极大，各地对“高温”的体感难以综合，客观上并没有统一安装空调的需求，国家也不可能就此发布统一性指导意见。政策空白使得部分地区在是否安装空调的问题上，找不到明确的指导和依据，面对网民的意见和建议，多地有关部门的回应属于“按章办事”，虽然严肃体面，但显然未能满足多数学生和家长的期待，忽略了家长群体在空调争议里的朴素情感。同时，不少地区的中小学校早已实现空调自由，没有全覆盖的地区，也有不少学校安装了空调。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在不少人心中，空调理应成为现代校园的标配。虽然没有相关条例依据，但并非所有地方教育局皆小心翼翼、循规蹈矩。早在2019年3月，江苏盐城市政府便下发了《关于推进全市中小学校教室装配空调工程的意见》，在入夏前将“给中小学装空调”当作政府任务。可问题似乎并没有完全解决，当地中小学全面配置空调后，部分学校却“高高挂起，悬而不用”。那从学校的角度看，安装空调为何那么难？有了空调，为何个别学校却不使用？教室太热，孩子的衣服都湿透了囊中羞涩又难以分配除了政策导向，更具体的难处是财政资金的分配。“难覆盖，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成都一名主城区校长坦言。“对学校和教育局来说，空调并非什么稀罕物件，采购不是很大的困难。但分配教育资源时，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包括师生正常运作成本、师资培训、教学设备更新等，空调往往排在后面。”“对于一些旧城区学校来说，安装空调更加困难。涉及到线路、供电设备改造以及后期维护，更是一笔巨额开支。”极端天气频发前，学生的暑假覆盖了大部分高温期。学校即使安装空调，也仅使用一小段时间。因此在有限的资金面前，空调安装往往被视为非必需品而被搁置。但偏偏近几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暑假已无法覆盖高温期，师生和家长对于空调的诉求随之水涨船高。钱从哪里来？公办学校倚仗的自然是财政供给。但如今全球经济下行，各级政府财政紧张、捉襟见肘。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资金短缺的情况更为严重。有时候，足够的资金也没法在短期解决问题。在一些大城市，许多处于市内环的名校“又老又小”，电力线路和电压容量无法承载空调的运行需求，学校建筑的结构和设计如窗户位置、墙体拆料等也不适合安装空调或安装后存在安全隐患。例如，重庆万州一学校由于供电线路老化、变压器未升级，即使安装了空调也无法正常使用。富如浙江，在宁波鄞州区亦有学校因硬件不足而无法安装。即便装上空调，后期使用也是棘手的问题。“学校没有经费来保持空调运行，如果电费由班费出，又会违反现行的中小学收费政策的。”湘潭的一名教育工作者，解答了部分学校安装空调后停机的原因。四川某地，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解释，中小学空调难普及，与各地用电量剧增超负荷也有关系。“我们当地虽是水电发电区，但电不仅要供给全市上千万人生活，还要供给北上地区的大厂制造链。有些家长抱怨‘娃儿闷起，你几爷子坐办公室吹空调’，实际上我们区政府各部门中午除了照明，空调也是关完了的。甚至有时候，各居民生活区也会分时限电。”家校联动却“此路不通”烈日炎炎，难道眼睁睁看着师生“蹲烤箱”？因此，在教育部门没有提供支援的情况下，部分学校“剑走偏锋”，将成本转嫁到学生家庭身上。这就不得不提近期网络热议的湖南天易金霞小学《学生家长捐赠空调协议》了。协议显示，学生家长为教室捐赠空调，安装、插座、走线都由捐赠者负责，电费由捐赠者按期结算上交学校。引发舆情后，当地教育局出面要求学校退钱给家长，并回购了捐赠的空调。而根据惯例，学校相关负责人一定会被问责。实际上，按照部分地区教育局此前的答复，给予了家校一定的自主裁量权——“家长若有诉求可向学校提出建议，是否安装空调由学校根据条件自行决定，与家长群体协商解决”。但家校协商解决的背后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学校是否可以引入市场手段解决？教室太热，长沙地区家长购买冰块放在教室里给孩子们降温我们来看两个案例。今年5月，某学校家委会成员在班级群里征询意见，询问家长是否愿意每位出65元给孩子教室安装空调，因群聊截图被放到网上引发热议而叫停。在部分地区，即使教育局给了家校自主权和一定经费支撑，但各班家长意见本身难以统一，如果有人举报便会立即叫停。另一个案例更是令人大跌眼镜。此事一波三折，其战线之长、各方诉求之多元和基层治理之复杂，在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今年7月，广西纪检监察网通报了《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八起实事典型事例》。当地多所校园空调因租赁、使用费而停用的问题，便在其中。简单来说，此前由多个家委会牵头，桂平市26所学校与第三方公司商议，由第三方公司独立出资在学校教室、学生宿舍安装空调，后期通过向学生收取租赁费、电费的形式长线分期偿还。空调使用一段时间后，2021年因个别家长举报，加上各级部门加大治理教育收费问题督查力度，第三方公司不能再向学生收取空调租赁费、电费，6500余台空调遂停用。在停用的三年里，很多家长先后表示愿意出资开空调，可是因为收费无章可循，再加上面临举报压力和上级部门监督，学校夹在家长和上级部门间进退维谷，空调始终没再启用。直到今年，在市纪委监委督促下，教育、财政等职能部门指导相关学校，使用公用经费分年度、分批次回购并支付空调电费的方法，终于让6.5万名学生重新吹上了凉风。此事件看似奇葩个例，却有一定的基层两难事件的普遍性，重走了“发现问题—自主裁量灵活解决问题—涉嫌违规被举报—一刀切搁置”的死局。不得不说，在搁置数年后，市纪委敢于主动介入“清旧账、擦屁股”，将此事纳入集中整治的“履职清单”并妥善解决，值得称赞。但将之作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予以通报，还是有待商榷——资金缺乏的学校引入市场手段，在绝大多数家长认可的前提下安装空调，属家校联动、积极作为。而且在更为细致的调查通报中不难发现，当地大多数学校收费是符合该市物价局、财政局、教育局发布的相关通知标准的，即“中央空调65元每人每学期，分体空调50元每人每学期”。在安装空调之后，也给了学生和家长自主选择的权利，不愿缴费的，可以去没装空调的教学楼和宿舍。对于使用空调但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学生提出申请经核实后减免相关费用。此事情之复杂，非三言两语能说清。“罗生门”之中，每个角色都觉得自己没做错。从商家们角度来看，自己独立出资并选择长期回本，属于让利于教育；从绝大多数家长的角度看，能花一点小钱解决学生和家长迫在眉睫的需求，何乐而不为？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其中一所中学收费超标（每人每学期130元，同时收取电费），却排查并叫停所有学校、令人无奈；而相关管理部门接到部分家长举报投诉后，调查发现虽无质疑的“回扣”、“贪腐”等现象，但“空调费”确实不在“公办学校教育收费项目清单”上，故而认定其属于乱收费并责令整改也是依法办事，没有任何不妥。这个案例折射出当下的“空调困局”：面对学生和家长的需求，地方财政没法实现全覆盖；公办普通中学服务性收费项目清单没有空调经费项目；家长既不能集资购买也不能自愿捐赠，企业不能投资安装也不能租赁空调；如果只考虑解决空调需求，则多方皆面临争议和举报风险，而有关部门收到举报后出面，通常只能照搬条例一刀切，更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家校采用权宜之计的空间，规范是规范了，长远来说未必是好事。一个空调引发的连环局，最后局面僵持，变得全盘皆输，造成了空调“装而不用，高高挂起”的当地奇景，令人叹息。结语总而言之，就现阶段而言：首先，国家没有配置空调的明确规定；其次，地方财政困难很难全覆盖；最后，目前的相关规定堵死了家校社引入市场手段协同解决的门路，以及家长群体之间对于是否安装空调及后期费用也有争议和矛盾。这些或许才是空调困境的主因,个别地区回复“吃苦耐劳”教育理念的说辞，更像是一块遮羞布。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解决问题的根本其实还是人。近些年，一些有条件且敢作为的地区已走在了前面。比如广东佛山禅城区，2022年初就计划投入1.12亿元，实施学校教室“清凉工程”；再如，儋州、文昌等15个市县完成了200余所公办中小学，7000多间教室及功能室空调安装,基本实现海南全省公办中小学教室空调配置全覆盖。一些地区没有条件，也在创造条件。比如近日重新“火”起来的盐城“2020年6月9日全市民生补短板会议”，在配电量紧缺的情况下，市委书记要求“如果中小学教室空调配电容量不够，属地街道、政府办公楼的空调全部停掉，全市11县市区一周内要督察到位。如果再不够，市政府办公大楼的空调停掉。”再比如9月4日，江西兴国县教育局的回复亦是言真意切。既有调查“暂时还未能覆盖到普通教室的空调安装，现有空调大多集中在计算机教室、录播教室等”，又讲事实“受限于当前教育经费的统筹安排与分配”，既表态度“我们深知，良好的学习环境对于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身心健康至关重要”，又有举措“争取政府支持、社会捐赠以及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等”和“安装风扇等临时性措施”。根据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4年《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3年是全球有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我国平均气温创下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新高。未来30年，中国区域平均极端最高温度将上升1.7℃～2.8℃，其中华东地区和新疆西部增幅最大；中国区域平均高温热浪天数将增加7～15天。尤其是在高排放情景下，目前50年一遇的极端高温事件到本世纪末将变为1～2年一遇。这意味着，未来学生遭逢极端高温的可能性会随之增高,类似的争议也会频频出现。从宏观层面来说，无论是政策调整、经费保障、机制协调等,都当尽快摆上议事日程。而面对近日因“高温”和“空调”点燃的民情，当地有关部门不管是复盘还是前瞻，都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被动眼巴巴地看着国家政策。面对民生诉求，有关部门应该展现出担当，不顾左右而言他模糊核心。表明态度、挑明困难，民众看得到答复背后到底是在推诿还是力求推进。此外，广泛征求家长、学生和社会的诉求及意见，积极向上反馈，也利于探索出兼顾各方诉求和利益的长效机制。职能部门办事依法依规，与实现民生福祉，本应统一而非背离。作者：左玮 观察者网

附件1：男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附件2：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五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附件3：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附件4：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情况表

鹤岗市合兴家园有2栋楼已经住进了居民 王迎超/摄东山区政府部门称区里成立了专案组处理此事，调查当年卖2号楼一事。中房报记者 王迎超 高中华 鹤岗报道“杨总又来村里要钱啦？”面对合兴村乡亲们的调侃，鹤岗市永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俊丽羞恼不已，“你们是住上楼了，我们把楼建起来10多年了，却一分钱没看到。”2012年，作为村招商引资企业，永升公司开始建设黑龙江省鹤岗市东山区蔬园乡合兴村合兴家园，共三栋住宅楼，该项目属于黑龙江在全省开展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建设新型农民社区的试点，得到了鹤岗市各级政府和领导的重视。但由于当年“抢政绩”的风气盛行，合兴家园项目在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情况下便仓促上马。合兴村村委会没有钱，时任村主任的陈祥阁称每个试点村可以得到省里2000万元拨款，让施工方前期垫资建设，永升公司垫付了2000余万元将合兴家园建至封顶，后期黑龙江省政府领导换届后，拨款却被叫停。为了追讨工程款，杨俊丽与永升公司实控人杨永余无数次奔波于村委会、乡政府、区政府之间，得到的答复却往往是“再等等”“走诉讼程序”。高昂的起诉费用和漫长的诉讼过程让他们望而却步，合兴村村委会的换届更是让这笔债务仿佛成了“无头债”。更令他们心寒的是，2020年，合兴家园的2号楼在被东山区政府出售用于安置动迁村民后，所得的款项却并未用于清偿永升公司的工程款。9月6日，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与鹤岗市委宣传部和东山区委宣传部门取得联系，提出了采访要求，但截至发稿前，并未得到对方回复。最新消息显示，东山区政府部门近期找到了杨永余进行协调，并称区里成立了专案组处理此事。“先上车后补票”合兴家园3号楼已闲置多年 王迎超/摄将时间拨回2012年四五月份，时任合兴村村主任的陈祥阁找到永升公司实控人杨永余，说是要在村里建楼，是属于全省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试点项目。当时杨永余多次去了村里实地考察，还旁听了蔬园乡政府开会，陈祥阁告诉他将来省里会给2000万元专项拨款，资金方面肯定没问题。综合考虑后，永升公司决定将这个工程揽下来，2012年8月1日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这个项目确实得到了鹤岗市各级领导的重视。”陈祥阁告诉记者，当时的鹤岗市委书记、市长、纪委书记曾多次开会布置工作，黑龙江开展城乡一体化建设试点就在鹤岗，而鹤岗的示范村首提的就是合兴村，各级领导总来村里调研，甚至半夜都来，那会真得很风光。对于陈祥阁的说法，记者从2012年7月10日印发的《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方案》和媒体相关报道中得到了印证。据《黑龙江日报》公开报道，2012年3月29日上午，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启动仪式在东山区兴华村举行。时任鹤岗市委书记杜吉明公开表示，鹤岗市各相关部门正积极工作，争取在短期内把鹤岗市的城乡一体化工作抓出成效。同年2月中旬，鹤岗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实施方案》，设立了实现高标准城乡一体化的总体目标，即全力打造全省乃至全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特色城镇化建设先行区、新农村建设样板区。同年7月份，《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提到，抢抓鹤岗市被列入全省区域中心较大城市和沿乌苏里江四县（市）政策支持体系的难得机遇，全面提速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关于蔬园乡合兴村，方案提到，2012年重点启动首批包括蔬园乡在内的6个整镇推进示范镇36个新型农民社区7个中心村建设，蔬园乡撤乡建镇，新建蔬园镇和裕民、合兴等8个社区。按照社区标准建设农民新型社区，让农民真正过上与市民无差别的生活。为了推动工作，鹤岗市还成立了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由鹤岗市农业委员会牵头。陈祥阁回忆，当时他从市里了解到的政策是，每个试点村省里会给拨2000万元启动资金，而且当时鹤岗要建松鹤生态新城，规划会占村里70多万平方米的地，加上征地补偿款，建设资金方面肯定没问题。陈祥阁告诉记者，市里当时让他们先找一个有资质的建筑公司，手续可以后补，就找到了永升公司。永升公司与合兴村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施工款按月工程量进度拨付。“每次找村里要工程款都说领导正在办，等补贴款下来马上给，让我先垫资抓紧干。”杨永余告诉记者，2012年11月时，3栋住宅楼已经主体封顶，等到2013年9月，干完了抹灰、安窗户等工程后，当时3栋楼的工程量已完成80%以上，共180套住宅和96个车库，“现金投入1400多万元，加上材料人工费等超过2000万元，全是企业垫付的，光民间借贷就借了六七百万元，已经无处可借，我们实在垫不起了。”至此，合兴家园工程正式停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文，同意将鹤岗市列为全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区域试点单位记者注意到，一直到2013年5月7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才发文，同意将鹤岗市列为全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区域试点单位。而鹤岗市东山区的城乡一体化试点项目合兴家园已经在2012年8月未批先建开始施工，到同年12月底三栋住宅楼已经建设封顶。2013年，合兴村的建设规划等审批手续开始陆续启动补办程序，合兴村未批先建的违规行为后期还被市里点名和处罚过。合兴村的建设规划等审批手续到2013年才开始陆续启动补办程序一位接近鹤岗市政府部门的知情人士表示，当年城乡一体化项目建设，从村到乡，从乡到区，一直到市委、市政府，各级主官都在“抢政绩”，先干快上，“先上车后补票”，不少项目都是在没有取得相应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先行开工建设的。村委会、乡政府、区政府都不具备开发建设的条件和资质，各级政府就各找门路，找建筑商、开发商垫资建设，结果后期政策有变，导致垫资的建筑企业深陷其中，十余年都要不回垫付的工程款。被卖掉的2号楼为了合兴家园的工程款，陈祥阁没少往当时的鹤岗市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跑。2013年省里批复文件下来后，领导告诉他，资金马上就到位了，但最终事与愿违。在陈祥阁的印象里，整件事的转折点发生在黑龙江省领导换届后。据他了解，原来的领导已经签完字要拨款了，结果新领导上任后，把拨款全部叫停。2014年，鹤岗市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解散了，“这事就没人管了，我们也成了‘没妈的孩子’了。”因为永升公司实在没钱继续垫资，后来合兴村又找了鹤岗龙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热公司”）将1号楼收尾，让回迁户成功入住。龙热公司还给村里建设了文化站、村政府办公楼、休闲文化广场等工程，但同样也被拖欠了工程款。于是，龙热公司的农民工联合永升公司的农民工，一起逐级上访，讨要被拖欠的工资。2018年，对合兴村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一事，国务院挂牌督办，并安排了专人到鹤岗调查。最终东山区政府分三年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补齐，总共600多万元。杨永余告诉记者，2020年，鹤岗市交通局修路动迁，涉及合兴村村道旁边的部分住户，市里让交通局用动迁款850万余元购买了合兴家园2号楼安置动迁村民，“当时陈祥阁找到我，让我把2号楼剩下的工程干完，我说需要100万元能干下来，结果东山区政府找了另一个施工队，花了197万元，这笔费用也是东山区政府垫付的。”“东山区政府与鹤岗市交通局签合同卖2号楼时，需要我们建筑方配合。”杨俊丽回忆道，村里说这是好事，把楼卖了还能把钱分一分，于是我们配合村里走了手续。可令杨俊丽没想到的是，楼卖完了，钱却和她们没了关系。听说钱到了东山区后，她曾去区里找，但没人接待根本进不去，又去了蔬园乡询问，得到的答复却是，这事和永升公司没关系，卖的是合兴村的楼，而合兴村拖欠农民工工资，东山区垫付了这笔钱，加上2号楼的收尾工程款，钱全部被区里扣掉了。“合兴村建楼时一分钱没花，卖楼应该先支付拖欠的工程款，要偿还不也应该优先给我们第一债权人进行结算吗？”杨俊丽质疑道，当时东山区政府为了平息上访出钱垫付的农民工工资里，还包括龙热公司的一部分，但龙热公司跟2号楼一点关系没有，怎么能把账算到一起呢？成立调查专案组10多年来，杨俊丽、杨永余记不起多少次到村里、乡里和区里讨要工程款，合兴村换届后，新来的村书记称，开发的事她没经手，账目也没接，让他们去找陈祥阁。而蔬园乡和东山区的领导则让他们走诉讼程序，起诉合兴村村委会。“且不说合兴村村委会有没有这个能力偿债，我们曾找过律师，到东山区人民法院打算立案起诉，结果3年了也没立上案，去了就说让等等，也没给过书面材料。”杨俊丽告诉记者，另外，因为涉案金额巨大，光起诉费就要数十万元，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无法承担的。“当年盖楼欠下了不少外债，包括民间借贷，各种网贷几乎都借遍了，每个月要还的利息就要10多万元，建楼的机械设备后来都当废铁卖了。”杨永余苦涩地说。不过好在，最近这段时间，东山区政府部门找到了杨永余进行协调，并称区里成立了专案组处理此事，调查当年卖2号楼一事。黑龙江省开展城乡一体化建设首批试点项目合兴家园后期为何“无疾而终”？鹤岗市当时成立的城乡一体化办公室何时解散，为何解散？鹤岗市各级政府及领导提出“边干边办手续”，该项目目前相关手续是否办理完毕？合兴家园项目2号楼被卖，为何没有清偿拖欠该楼施工单位垫的工程款？对于当事人杨永余、杨俊丽反映的情况，鹤岗市各级政府部门做了哪些工作，后续将如何解决？针对上述问题，9月6日，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与鹤岗市委宣传部和东山区委宣传部门取得联系，提出了采访要求，但截至发稿前，并未得到对方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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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信阳光山县一位七旬农妇懈成凤，曾在2014年因耕种的农田被建设项目占用，和儿子一起阻拦街道办工作人员清理地表附着物的施工。当时，懈成凤将一位工作人员刺伤。八年后，懈成凤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光山县人民法院2023年10月26日作出的判决书，懈成凤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而曾一起阻拦施工的懈成凤之子吕兵则被免于逮捕和起诉。近日，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负责该案的检察官，其表示该案已上诉并正在二审审理中。记者还联系到当初负责该案的光山县公安局弦山派出所负责人，其拒绝了记者的采访。目前，该案二审正在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懈成凤判决书截图阻拦清理被征农田地表附着物的施工女子刺伤街道办工作人员据法院一审判决书显示，2022年9月14日，吕兵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立案。9月16日，懈成凤因寻衅滋事罪被拘留，原因则是8年前的一起旧事。吕兵回忆，2014年他家耕种的两亩农田因西三环路项目被征用，因赔偿问题未解决，当时他与父母阻拦了街道办工作人员清理地表附着物的施工。根据法院一审判决书，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2日下午2时许，光山县弦山街道办事处组织人员在西三环路项目位于该办事处吕围孜村路段进行清理地表附着物工作时，其中涉及征用被告人懈成凤家中土地约2亩，被告人懈成凤为阻挠施工，站在清理地表附着物地点随意辱骂该办事处工作人员李某某，并对李某某进行推拉和脚踢。该办事处工作人员邓某某上前劝说懈成凤，懈成凤又对邓某某进行辱骂，过程中，吕兵用手拽掉了邓某某的一撮头发。吕围孜村干部张某某上前劝说，懈成凤又用手拽掉张某某的头发。后因懈成凤欲跳水塘，该办事处工作人员沈某上前制止懈成凤，懈成凤用随身携带的手术刀将沈某胸部近前正中线偏左部位捅伤。2022年9月29日，经鉴定：沈某的损伤程度属轻微伤；张某某体表未见损伤；邓某某体表未见损伤。▲懈成凤在光山县人民检察院门口留影 资料图根据沈某在2022年做的笔录内容，事发时沈某想阻止懈成凤跳入水塘。“……我站在这名老太太的前方，并劝说她不要做傻事，我刚说完这名老太太就往我胸前捅了一下……当时天气冷我还穿了棉袄，血将棉袄都染红了……”沈某病历显示，2014年1月2日，其因胸部被他人用刀捅伤在光山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同年1月5日出院。2022年10月12日，光山县公安局以吕兵、懈成凤涉嫌寻衅滋事罪向光山县检察院提交了《提请批准逮捕书》。2022年10月20日，光山县人民检察院对懈成凤作出了《批准逮捕决定书》，同时对吕兵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2023年9月，光山县人民检察院对吕兵作出了不起诉决定书。▲对吕兵不起诉决定书吕兵免于被逮捕和起诉，但他的母亲懈成凤一审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根据光山县人民法院2023年10月26日作出的判决书，懈成凤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吕兵和母亲被立案以后，吕兵曾被监视居住过一段时间。律师解读：为何8年前案件被追诉？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解释，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而涉嫌寻衅滋事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若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因此，一般来讲，寻衅滋事罪经过五年之后就不会被追诉，情节严重的，经过十年以后不会被追诉。付建表示，案件经过8年仍然被追诉，可能是由于其情节严重，需适用10年的追诉期。在排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逃避侦查这一事由的情况下，也可能是因为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以及发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即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以上所说的情况，都可能导致其犯罪行为未超过追诉期，依然会被追诉。日前，记者联系到负责该案的检察官，其表示该案已上诉并正在二审审理中。同时，记者联系到当初负责该案的光山县公安局弦山派出所负责人晏某，询问该案为何过去8年后在2022年重新追诉，其拒绝了记者采访。此外，记者联系到2022年参与该案的时任弦山街道办事处书记代某某，其拒绝了记者采访。记者还联系到该案的被害人沈某，询问案发时的情况，以及2022年是否再次报警，其称“回忆不起来了”后挂掉了电话。目前，该案二审正在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吴阳（来源：红星新闻）

9月开学虽然已经入秋，但多地仍持续高温，部分地区已经通知推迟开学。而关于中小学该不该装空调的讨论，也再次引发热议。其实这是个老问题了，此前各地相关部门对于“教室安装空调”皆作过回应。如2020年，长沙市教育局在市委办信息处回复中称“严寒酷暑也是对中小学生的一种锻炼”；2021年，合肥市教育局也回复称“不能把学生当作温房的花朵去过度呵护”。这些说法，得到了部分网民的支持。图为长沙市教育局早年作出的公开回复（图/正在新闻）与之激辩的是，很多网民认为近些年极端天气与过去几十年没法比，安装空调才是对学生身体健康负责的做法，没必要“没苦硬吃”还美其名曰“锻炼”。实际上，装不装空调，远非理念之争。政策空白与循规蹈矩就拿今年9月开学来说，成都地区因为高温持续不退，“12345热线”被成都家长群体打爆后，各地区网友也在“问政四川”平台频频咨询学校装空调相关事宜。对比上述引发热议的长沙、合肥教育局，成都对此还做出了更详细的解释：“国家和省、市各级教育部门发布的学校装备配备目录中，对中小学教室是否安装空调没有明确规定，对学生教室安装空调标准也没有具体要求。”成都锦江区教育局还提到了落实的具体难处，除了国家没有配置空调的明确规定，还欠缺“实施统一采购安装的采购依据和程序”。此外，“教室属人员高度聚集的公共区域，要求落实开窗通风等措施，以降低聚集性传染病发生概率”、“教室内外温差大，易患病”、“会采取其他措施降温解暑”等。诚然，当前国家及地方的政策规范中，并未明确要求在中小学教室中必须安装空调。原因不难理解，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差异极大，各地对“高温”的体感难以综合，客观上并没有统一安装空调的需求，国家也不可能就此发布统一性指导意见。政策空白使得部分地区在是否安装空调的问题上，找不到明确的指导和依据，面对网民的意见和建议，多地有关部门的回应属于“按章办事”，虽然严肃体面，但显然未能满足多数学生和家长的期待，忽略了家长群体在空调争议里的朴素情感。同时，不少地区的中小学校早已实现空调自由，没有全覆盖的地区，也有不少学校安装了空调。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在不少人心中，空调理应成为现代校园的标配。虽然没有相关条例依据，但并非所有地方教育局皆小心翼翼、循规蹈矩。早在2019年3月，江苏盐城市政府便下发了《关于推进全市中小学校教室装配空调工程的意见》，在入夏前将“给中小学装空调”当作政府任务。可问题似乎并没有完全解决，当地中小学全面配置空调后，部分学校却“高高挂起，悬而不用”。那从学校的角度看，安装空调为何那么难？有了空调，为何个别学校却不使用？教室太热，孩子的衣服都湿透了囊中羞涩又难以分配除了政策导向，更具体的难处是财政资金的分配。“难覆盖，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成都一名主城区校长坦言。“对学校和教育局来说，空调并非什么稀罕物件，采购不是很大的困难。但分配教育资源时，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包括师生正常运作成本、师资培训、教学设备更新等，空调往往排在后面。”“对于一些旧城区学校来说，安装空调更加困难。涉及到线路、供电设备改造以及后期维护，更是一笔巨额开支。”极端天气频发前，学生的暑假覆盖了大部分高温期。学校即使安装空调，也仅使用一小段时间。因此在有限的资金面前，空调安装往往被视为非必需品而被搁置。但偏偏近几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暑假已无法覆盖高温期，师生和家长对于空调的诉求随之水涨船高。钱从哪里来？公办学校倚仗的自然是财政供给。但如今全球经济下行，各级政府财政紧张、捉襟见肘。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资金短缺的情况更为严重。有时候，足够的资金也没法在短期解决问题。在一些大城市，许多处于市内环的名校“又老又小”，电力线路和电压容量无法承载空调的运行需求，学校建筑的结构和设计如窗户位置、墙体拆料等也不适合安装空调或安装后存在安全隐患。例如，重庆万州一学校由于供电线路老化、变压器未升级，即使安装了空调也无法正常使用。富如浙江，在宁波鄞州区亦有学校因硬件不足而无法安装。即便装上空调，后期使用也是棘手的问题。“学校没有经费来保持空调运行，如果电费由班费出，又会违反现行的中小学收费政策的。”湘潭的一名教育工作者，解答了部分学校安装空调后停机的原因。四川某地，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解释，中小学空调难普及，与各地用电量剧增超负荷也有关系。“我们当地虽是水电发电区，但电不仅要供给全市上千万人生活，还要供给北上地区的大厂制造链。有些家长抱怨‘娃儿闷起，你几爷子坐办公室吹空调’，实际上我们区政府各部门中午除了照明，空调也是关完了的。甚至有时候，各居民生活区也会分时限电。”家校联动却“此路不通”烈日炎炎，难道眼睁睁看着师生“蹲烤箱”？因此，在教育部门没有提供支援的情况下，部分学校“剑走偏锋”，将成本转嫁到学生家庭身上。这就不得不提近期网络热议的湖南天易金霞小学《学生家长捐赠空调协议》了。协议显示，学生家长为教室捐赠空调，安装、插座、走线都由捐赠者负责，电费由捐赠者按期结算上交学校。引发舆情后，当地教育局出面要求学校退钱给家长，并回购了捐赠的空调。而根据惯例，学校相关负责人一定会被问责。实际上，按照部分地区教育局此前的答复，给予了家校一定的自主裁量权——“家长若有诉求可向学校提出建议，是否安装空调由学校根据条件自行决定，与家长群体协商解决”。但家校协商解决的背后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学校是否可以引入市场手段解决？教室太热，长沙地区家长购买冰块放在教室里给孩子们降温我们来看两个案例。今年5月，某学校家委会成员在班级群里征询意见，询问家长是否愿意每位出65元给孩子教室安装空调，因群聊截图被放到网上引发热议而叫停。在部分地区，即使教育局给了家校自主权和一定经费支撑，但各班家长意见本身难以统一，如果有人举报便会立即叫停。另一个案例更是令人大跌眼镜。此事一波三折，其战线之长、各方诉求之多元和基层治理之复杂，在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今年7月，广西纪检监察网通报了《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八起实事典型事例》。当地多所校园空调因租赁、使用费而停用的问题，便在其中。简单来说，此前由多个家委会牵头，桂平市26所学校与第三方公司商议，由第三方公司独立出资在学校教室、学生宿舍安装空调，后期通过向学生收取租赁费、电费的形式长线分期偿还。空调使用一段时间后，2021年因个别家长举报，加上各级部门加大治理教育收费问题督查力度，第三方公司不能再向学生收取空调租赁费、电费，6500余台空调遂停用。在停用的三年里，很多家长先后表示愿意出资开空调，可是因为收费无章可循，再加上面临举报压力和上级部门监督，学校夹在家长和上级部门间进退维谷，空调始终没再启用。直到今年，在市纪委监委督促下，教育、财政等职能部门指导相关学校，使用公用经费分年度、分批次回购并支付空调电费的方法，终于让6.5万名学生重新吹上了凉风。此事件看似奇葩个例，却有一定的基层两难事件的普遍性，重走了“发现问题—自主裁量灵活解决问题—涉嫌违规被举报—一刀切搁置”的死局。不得不说，在搁置数年后，市纪委敢于主动介入“清旧账、擦屁股”，将此事纳入集中整治的“履职清单”并妥善解决，值得称赞。但将之作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予以通报，还是有待商榷——资金缺乏的学校引入市场手段，在绝大多数家长认可的前提下安装空调，属家校联动、积极作为。而且在更为细致的调查通报中不难发现，当地大多数学校收费是符合该市物价局、财政局、教育局发布的相关通知标准的，即“中央空调65元每人每学期，分体空调50元每人每学期”。在安装空调之后，也给了学生和家长自主选择的权利，不愿缴费的，可以去没装空调的教学楼和宿舍。对于使用空调但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学生提出申请经核实后减免相关费用。此事情之复杂，非三言两语能说清。“罗生门”之中，每个角色都觉得自己没做错。从商家们角度来看，自己独立出资并选择长期回本，属于让利于教育；从绝大多数家长的角度看，能花一点小钱解决学生和家长迫在眉睫的需求，何乐而不为？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其中一所中学收费超标（每人每学期130元，同时收取电费），却排查并叫停所有学校、令人无奈；而相关管理部门接到部分家长举报投诉后，调查发现虽无质疑的“回扣”、“贪腐”等现象，但“空调费”确实不在“公办学校教育收费项目清单”上，故而认定其属于乱收费并责令整改也是依法办事，没有任何不妥。这个案例折射出当下的“空调困局”：面对学生和家长的需求，地方财政没法实现全覆盖；公办普通中学服务性收费项目清单没有空调经费项目；家长既不能集资购买也不能自愿捐赠，企业不能投资安装也不能租赁空调；如果只考虑解决空调需求，则多方皆面临争议和举报风险，而有关部门收到举报后出面，通常只能照搬条例一刀切，更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家校采用权宜之计的空间，规范是规范了，长远来说未必是好事。一个空调引发的连环局，最后局面僵持，变得全盘皆输，造成了空调“装而不用，高高挂起”的当地奇景，令人叹息。结语总而言之，就现阶段而言：首先，国家没有配置空调的明确规定；其次，地方财政困难很难全覆盖；最后，目前的相关规定堵死了家校社引入市场手段协同解决的门路，以及家长群体之间对于是否安装空调及后期费用也有争议和矛盾。这些或许才是空调困境的主因,个别地区回复“吃苦耐劳”教育理念的说辞，更像是一块遮羞布。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解决问题的根本其实还是人。近些年，一些有条件且敢作为的地区已走在了前面。比如广东佛山禅城区，2022年初就计划投入1.12亿元，实施学校教室“清凉工程”；再如，儋州、文昌等15个市县完成了200余所公办中小学，7000多间教室及功能室空调安装,基本实现海南全省公办中小学教室空调配置全覆盖。一些地区没有条件，也在创造条件。比如近日重新“火”起来的盐城“2020年6月9日全市民生补短板会议”，在配电量紧缺的情况下，市委书记要求“如果中小学教室空调配电容量不够，属地街道、政府办公楼的空调全部停掉，全市11县市区一周内要督察到位。如果再不够，市政府办公大楼的空调停掉。”再比如9月4日，江西兴国县教育局的回复亦是言真意切。既有调查“暂时还未能覆盖到普通教室的空调安装，现有空调大多集中在计算机教室、录播教室等”，又讲事实“受限于当前教育经费的统筹安排与分配”，既表态度“我们深知，良好的学习环境对于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身心健康至关重要”，又有举措“争取政府支持、社会捐赠以及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等”和“安装风扇等临时性措施”。根据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4年《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3年是全球有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我国平均气温创下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新高。未来30年，中国区域平均极端最高温度将上升1.7℃～2.8℃，其中华东地区和新疆西部增幅最大；中国区域平均高温热浪天数将增加7～15天。尤其是在高排放情景下，目前50年一遇的极端高温事件到本世纪末将变为1～2年一遇。这意味着，未来学生遭逢极端高温的可能性会随之增高,类似的争议也会频频出现。从宏观层面来说，无论是政策调整、经费保障、机制协调等,都当尽快摆上议事日程。而面对近日因“高温”和“空调”点燃的民情，当地有关部门不管是复盘还是前瞻，都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被动眼巴巴地看着国家政策。面对民生诉求，有关部门应该展现出担当，不顾左右而言他模糊核心。表明态度、挑明困难，民众看得到答复背后到底是在推诿还是力求推进。此外，广泛征求家长、学生和社会的诉求及意见，积极向上反馈，也利于探索出兼顾各方诉求和利益的长效机制。职能部门办事依法依规，与实现民生福祉，本应统一而非背离。作者：左玮 观察者网

（来源：视频综合）

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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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从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订婚强奸案”男方席某某家属及其辩护律师处证实，该案刑事案件二审第三次延期，自2024年9月8日至12月8日。男方家属发声延期审理至今各方沟通争议突出未能成形“女方当天让我儿子马上回家要房本，加上她的名字，把后面迎娶时要给的另外10万元彩礼给她。当时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房本也不在手跟前，她就闹情绪，告我儿子强奸。”2023年5月2日下午，回门宴后两人返回婚房（电梯监控画面截图）9月13日，甄女士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她联系大同中院主审法官，得知该案刑事二审已第三次延期。“他说已经收到最高法的书面回复，这个‘3延’还是报请最高法批准，是根据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延期，说他们延期3个月是依法办案。”此前，大同中院原定2024年2月26日开庭，但因故推迟，由4月8日延期到6月8日，之后又延期至9月8日。甄女士表示，从4月8日延期审理至今的5个月内，各方虽经一定沟通协调，但终因差距较大、争议突出，未能成形。伴随着对儿子的羁押时间越长，协调的可能性与调解的意愿越小，当事人及家属对本案无罪辩护的信心却与日继增。“我儿子要我们家人保重身体，他的内心很强大，他坚持无罪，说‘我就没有把她怎么样，因为她当时就是自愿的’。”甄女士表示，律师已经多次会见过她儿子，她和律师沟通得知，案发当天，儿子和女孩发生关系后，女孩还在婚房洗了澡。此外，与本案相关联的民事彩礼返还一案，他们家属在4月8日上诉到大同中院至今，也无任何开庭及审理的动向。律师有心理准备5个多月未收到司法机关补充的证据材料针对大同中院的三次延期，席某某委托的辩护律师殷清利告诉记者，他已接到法官的电话通知，对此，他已经有所心理准备。“这已经是两次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延期。”殷清利解释称，“第一次延期是山西省高院批准延期两个月，第二次延期3个月是经过最高法批准，现在这一次，按程序要求也应该是报请最高法，因为延期3个月，一般都得经过最高法。”殷清利表示：“三次延期且其中经过最高法两次延期，足以说明司法机关对本案的足够审慎，家属及辩护律师皆相信司法机关能够立足本案有效的客观证据及案件特殊性，对此案作出公正、公平的二审裁判。”殷清利称，从4月份延期审理至9月份，作为辩护人，均未收到司法机关补充的与本案事实相关的证据及相关材料，以供查阅。此外，辩护人在二审中已经向法院提交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但未予批准，希望司法机关能够依据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原则再次给予考虑。2023年5月1日，大同市阳高县27岁席某某和24岁女子举行订婚宴，双方签订《订婚收彩礼协议》，男方当天给女孩一半彩礼10万元和一枚7.2克金戒指，承诺结婚一年后，在90多㎡的婚房房产证上加上女孩名字。5月2日下午，两人在婚房发生关系后，女方控告男方强暴。双方签订的《订婚收彩礼协议》2023年5月2日婚房案发现场2023年12月25日，被告人席某某因强奸罪一审获刑3年，其当庭上诉。甄女士表示，时至今日，儿子席某某已经被羁押1年4个月了，现大同中院通知继续延期3个月，她很想念儿子，“作为父母，不管怎么艰难，我们都会陪儿子一直走下去，既然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无需做任何妥协。”来源：华商报大风新闻 记者 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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