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公共治理”数字教学平台在厦门大学发布

来源: 美食天下
2024-07-01 13:27:54

  中新网厦门6月30日电 (记者 杨伏山)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治理的方方面面。如何培养智商和情商之外的第三商“人工智能商”,已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界热门话题。29日晚,一个致力于为非计算机专业社会科学专业学生特别是公共治理相关专业学生提供理论知识的“人工智能+公共治理”数字教学平台,在厦门大学正式对外发布。

  当晚,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举办“人工智能+公共治理”数字教学平台发布会,发布由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与众数(厦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的该人工智能+公共治理数字教学平台。

  厦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陈振明、厦门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杨斌、众数(厦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办人姚锋、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于文轩,党委副书记林盛铨、副院长李德国,以及100多名校内外高校师生与媒体记者一同见证。

  于文轩教授在发布会上向与会嘉宾介绍该平台的研发过程、平台的架构以及未来平台的发展方向。他说,平台是国内首个人文社科学学院联合人工智能企业基于国产算力和本地大模型研发的教学科研平台。平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分成理论和实践两个大模块。理论模块由人工智能通识理论模块和AI+公共治理理论模块组成。

  实践模块由生成式人工智能实操模块和AI+公共治理实操模块组成。通过 提供真实的大模型工作环境,教师和学生可以在平台进行大模型搭建、提示词(Prompt)工程开发、人工智能体搭建和个人定制化大模型微调的实操。教师和学生还可以借助平台内置的本地大模型进行“AI辅助公文创作”“AI赋能的数据分析”和“数据可视化”等内容的公共治理学科实践教学。

  于文轩还在发布会上向与会嘉宾展示了如何利用人工智能,通过训练大模型和提示词工程赋能MPA公共管理硕士论文写作。

  在对公共治理实践产生颠覆式影响的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也带来巨大冲击,正在颠覆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法。“人工智能商”对于致力培养公共部门领导者的公共治理学科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极为重要。具有“人工智能商”的公共部门领导者更能成功把握未来科技发展的趋势,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有效使用和规制人工智能技术。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敏锐捕捉到这一变革趋势,于去年10月携手厦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召开“AI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治理新范式的构建”高端学术论坛,发布《“人工智能+公共治理”学术共同体厦门倡议》,以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治理学科科研和人才培养中的发展。

  为回应《厦门倡议》,进一步推动公共治理学科科研和教学转型,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联合众数(厦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发“人工智能+公共治理”数字教学平台。

  于文轩表示,未来学院还会依托大模型研发公共治理专业课程的智能体,将公共治理专业课程AI+化,学生可以在平台进行定制化的专业学习,学生可以拥有自己的专属的定制化的私人AI教师。

  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培养具有“人工智能商”的新型复合式人才已是大势所趋。此前,厦大邹至庄经济研究院与经济学院刚刚联合推出人工智能经济学辅修专业,布局交叉学科新赛道,以人工智能赋能经济学教育;此次“人工智能+公共治理数字教学平台”的发布,势将进一步对人工智能时代厦大公共治理学科的转型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完)

  本轮机构改革后,原属科技部的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被划入基金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穆荣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可能是一种信号,未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会增加前沿引领技术研究开发与创新的资助功能。

  中国元首昨天在通话中再次强调,这实际上也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他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反复重申的一贯立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核心立场就是劝和促谈。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世界有目共睹的是,中国元首本人早就躬身入局,运筹帷幄,就危机相继提出了“四个应该”、“四个共同”和“三点思考”。鉴于昨天中国元首最新强调的“三个不会”,在全球舆论场上引发如此强烈的关注与回响,我个人认为,它和前面提到的“四个应该”、“四个共同”和“三点思考”也应一体并置,还包括在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中方发布的十二点立场文件,共同构成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方案,是一整套大国立场与决策逻辑。俄乌危机延宕一年多,之所以至今没有平息迹象,不但直接冲突方死伤惨重,代价高昂,外溢影响与冲击也在持续扩散,尤其在能源与粮食市场,整个世界都在为此埋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助推,隔岸观火置身事外的国家有之,拱火浇油加剧冲突的国家有之,趁机牟利大发战争财的国家更有之,美国不是有人公开鼓吹“不惜打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吗? 

  2018年12月2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以拐卖儿童罪判处张维平、周容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两人上诉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刑事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起,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就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举措,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基础研究同国家利益相联系,在任务驱动下,“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亦随之兴起。

  作为支持基础研究最主要渠道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20年起开始设立“原创探索计划”项目,旨在资助“从0到1”的原创性研究工作。研究内容由申请人自行提出,不限领域或方向,只需要两名国内外有较高影响力的同行专家推荐即可,相关学部审查通过后,可获得1~3年的资助,每年资助强度不超过100万元。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林崇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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