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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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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银行、股份行中的高管中,“70后”是其主力军。而在中小银行群体中,尤其是上市地方性银行中,“80后”已逐步成长为高管团队的骨干力量,同时“90后”亦崭露头角。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出生于1983年的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由此,张文斌成为继常熟银行行长包剑之后,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两者均不满45岁,分别只有41岁、43岁。A股上市地方银行尤其农商行是“80后”高管“聚集地”,记者粗略统计,当前上市中小银行已汇集了20位“80后”副行长。其中,2024年以来,包括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在内的“85后”副行长履新,即任职年龄均小于40岁,位于35岁至39岁区间。需要观察的是,一面是更为年轻化的群体成长为地方银行的管理层,一面是更具有挑战的经营环境,如何在经济转型下,掌舵好经营业绩,考验着这一年轻群体。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日前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原行长孟东晓为董事长,委任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两人任职资格尚待监管部门核准,在核准之前两人分别代为履行董事长、行长职责。其中,行长张文斌出生于1983年,今年41岁,其任职代表着国内上市银行中第二位80后正职行长。从其履历资料看,张文斌在该行升迁较为迅速,其自2004年9月至2014年5月先后担任支行业务部经理、工业新区支行行长,并自2014年5月至2016年3月担任山东高速新加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此后历任威海银行交通金融部总经理、潍坊分行行长、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公司业务总监,自2021年2月起担任威海银行行长助理,当年8月获委任为该行副行长。值得关注的是,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除了代理行长张文斌,在威海银行高管团队中,同是“80后”的还有副行长姜毅,此外“90后”副行长卢继梁是目前上市银行中较为少见的年轻高管。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威海银行官网信息显示,该行成立于1997年,现辖济南、天津、青岛等126家分支机构,是山东省内唯一一家实现16地市网点全覆盖的城市商业银行。2020年10月12日,该行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从区域排名看,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资产总额达到4228.64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7.91%,资产规模在山东三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第三,前两名分别是A股上市银行青岛银行和齐鲁银行,均已迈入6000亿元行列。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数据来源:上述各家银行2024年半年报)记者梳理港股上市银行高管团队发现,除威海银行之外,中原银行、广州农商行、九台农商银行、泸州银行、九江银行等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亦崭露头角,年龄多在40岁上下,所处管理岗位涵盖行长助理、副行长、首席信息官等职位。多家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崭露头角80后渐成区域银行骨干力量整体看,在当前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总计有20位副行长,另有12位“80后”高管分布于行长助理、董事会秘书、财务部门负责人、合规部门负责人、首席信息官等职位,甚至在有的银行高管团队中占据半壁江山,更值得关注的是“85后”高管也渐渐崭露头角。具体看,江阴银行有4位,张家港行、常熟银行3位,无锡银行、瑞丰银行、紫金银行分别有两位,宁波银行、青岛银行、贵阳银行、苏州银行以及沪农商行分别有1位“80后”副行长。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值得关注的是,上述高管团队中,“85后”,即40岁以下的副行长有7位,分布于江阴银行、张家港行、无锡银行、常熟银行、紫金银行、贵阳银行。例如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这四位“85后”均是在今年任职资格获核准或被选聘。其中最小的是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出生于1989年4月,历任连云港东方农商行的小额贷款中心客户经理、电子银行部办事员、科技创新部产品经理、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以及昆山农商行小微事业部管理岗、小微事业部总经理助理、信用卡部总经理助理、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自2023年11月起,任江阴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常熟银行是目前“80后”中高管团体占比较高的银行。在2023年11月,由于常熟银行原董事长庄广强调任江南农商行担任董事长,常熟银行原高管层更新,原“70后”行长薛文被选为董事长,“80后”包剑和干晴分别履新行长和副行长。今年1月、7月发布相关公告披露,上述三人任职资格获得监管核准。由此,今年43岁的包剑是目前A股上市银行中最年轻的行长。包剑出生于1981年,从其履历看,虽然在履新常熟银行行长之前,包剑任江南农商银行副行长,但其成长经历主要集中于常熟银行体系。具体看,包剑从常熟银行柜员、客户经理做起,曾辗转任职于该行公司银行部、小额贷款中心,此后包剑曾至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投行与同业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经过该履历后,包剑回归常熟银行后升至该行的中层管理岗,担任过该行投资银行部、票据业务部总经理、同业金融部的总经理,并在担任该行公司银行总部总裁之后,升至高管层至副行长。至此,常熟银行高级管理层已集齐三位“80后”副行长,除了前述包剑和干晴,还有生于1986年副行长陆鼎昌,在其36岁时,即2022年8月起就已担任常熟银行副行长。与包剑履历相似,陆鼎昌也从该行基层做起,曾历任该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总经理助理,小微金融总部副总经理,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邗江支行行长,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小微金融总部总经理等职。此外,当前常熟银行合规部门负责人张金梁、财务部门负责人范丽斌也均是“80后”,分别出生于1985年和1984年,今年分别只有39岁和40岁。不仅内部提拔,常熟银行更向外输送“80后”管理者。今年8月下旬,紫金银行因原董事长赵远宽到龄辞任,该行迎来高层变动,董事会选举无锡银行原董事长邵辉接替赵远宽任该行董事长,同时聘任只有36岁的常熟银行原零售业务总裁徐伟为副行长。简历资料显示,徐伟出生于1988年7月,此前长期在常熟银行任职,曾从常熟银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做起,后续一直升至公司银行部客户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位,此后还历任常熟银行张家港支行行长,银行部兼三农金融部总经理,零售业务总裁等职。紫金银行高层“换血”后,随即无锡银行也迅速于8月底完成董事长、行长、4位副行长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补位更新。值得关注的是,前述有两位新聘副行长胥焱冰、史炜,以及聘任的合规部门负责人陈秋实、审计部门负责人倪莹以及计划财务部负责人尤赟均为“80后”,其中,史炜出生于1987年,今年仅37岁。新的经营形势考验年轻领导层从近期上市银行披露的半年报数据看,2024年上半年中小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增多,考验着这一批“70后”“80后”高管团队的经营能力。可以观察到,除了近年来明显的营收放缓乃至下滑,以及净息差持续收窄之外,利息净收入和中收承压的现象进一步显现,而各家银行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中收降幅扩大,多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下降,不再是推动非息收入大增的营收引擎,反而以投资收益为代表的其他非息收入实现了较大的增长。特别是城商行、农商行纷纷扩大了对债市的投资,投资收益的增速大幅上升,占据营收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二成乃至三成的水平。据Wind数据,2024年上半年,42家A股上市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27.75%,32家正增长,10家负增长。分类型看,国有大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10.54%,股份制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9.76%,城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1.2%,农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最高,增幅达89.34%。这些现象的背后,是银行业面临信贷投放放缓,加之让利实体经济背景下的资产端收益率不断下行,利息净收入增长空间受到了压制,从而拖累了营收。而在这一大环境下,中小银行还面临大行不断下沉市场的挤压,使地方性银行市场拓展空间进一步收缩。而将富余资金转向金融市场增加投资收益,是这些区域银行面临市场困境,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一种突围方式。总而言之,中小银行是我国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的超九成比重。在我国四千多家中小银行体系中,A股和港股上市银行属于其中综合能力的佼佼者,其经营业绩和对经济环境的适应度代表着这一金融群体的突破能力。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苏唯来源:作者:券商中国

辛齐亚·德尔皮诺辛齐亚·德尔皮诺 (Cinzia Del Pino),是一名居住在意大利沿海城市维亚雷焦的女商人,同时也是该地区颇有名气的社交名媛。现年65岁的德尔皮诺一直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直到几天前,她被逮捕了,虽然现在已经被释放,但还是处于软禁状态,而且当地的很多民众对她非常不满。据当地时间9月16日的消息称,德尔皮诺因驾驶SUV故意碾轧一名男子并致其身亡,而被捕,但她拒绝认错,并且还声称:“我只想阻止犯罪。”事发时监控画面截图据报道称,事发前德尔皮诺放在车座上的包,被一名摩洛哥籍的男子诺尔丁·纳齐基 (Nourdine Naziki)给抢走了,当时车窗没有关。愤怒的德尔皮诺在随后开车行驶时,发现纳齐基正走在一家商店前,于是她踩下了油门撞向了他。据称,汽车在将纳齐基撞倒后,先后倒了四次车,据称每次都压到了纳齐基。之后穿着高跟鞋的德尔皮诺平静地走下车,拿起她的包,重新回到车上离开了。而纳齐基虽然在急救车赶来后被送进了医院,但还是因为伤势过重而身亡了。德尔皮诺对着镜头微笑之后警方根据现场监控找到了德尔皮诺,并将其逮捕。社交名媛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并且称:“他曾威胁要用刀杀了我。我很害怕。我不是故意要杀他,我只是想拿回我的东西。”“我的包里有重要文件,但我无法报警,因为我的手机也在里面。”据悉,包里除了手机之外,还有家门钥匙、个人证件等。尽管德尔皮诺提到了刀,但警方透露称,在纳齐基身上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的凶器。另一边,虽然德尔皮诺最初因涉嫌过失杀人而被关押在监狱,但后来被改为了软禁,也就意味着她可以回家了。律师恩里科·马尔扎杜里 (Enrico Marzaduri)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称:“我从尸检结果中了解到,最初的撞击确实是致命的,而且尸体上没有轮胎痕迹。她只是想阻止他,并瞄准了他的腿。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并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悔恨。”而这样的解释不但没有为德尔皮诺赢得任何的同情,相反还激起了当地人更大的愤怒,一支由500人组成的抗议队伍穿越维亚雷焦的街道,希望能够为纳齐基伸张正义, “无论他有什么错,他都不应该这样离去,”很多人喊出了这样的话语。当地大主教保罗·朱利埃蒂 (Paolo Giulietti) 表示:“你如何能多次驾车碾压一个人的身体?我们怎么能想象一位安静而受人尊敬的女士、一位有能力的企业家会做出这样的事呢?”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尽管谴责德尔皮诺的声音很多,但还是有人为她做了辩护,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 (Matteo Salvini)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起闹剧是犯罪的后果。如果失去生命的男子不是罪犯,这种事就不会发生。”

当长安福特的销量从2016年的月均8万辆下滑到今年8月的16623辆时,折射出电动时代下,其背后的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乏力。福特全球CEO吉姆·法利近日在央视4套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今日亚洲》栏目中表示:“来了中国,才知道我们落后了”。福特全球CEO吉姆·法利接受央视采访事实上,吉姆·法利在2023年访问中国后,就产生了浓厚的焦虑感。据报道,当时法利与福特CFO试驾了合资伙伴长安汽车的电动车之后表示:“他们领先我们了。”这款电动车在驾驶质量和科技功能方面遥遥领先福特,在吉姆·法利看来,这种领先已经是一种 “生存威胁”。而在看到了比亚迪海狮07后,他们瞬间明白了为什么福特引以为豪的“电马”Mach-e仅能在中国月销两位数。不论是福特蓝底logo上那只象征着活泼的“小白兔”,还是Mach-e上的那匹电马,都在中国“狼群”的生存威胁前变得了无生气。比亚迪海狮07与福特电马的对比美国人不明白,为什么都在造电车,中国车企的成本可以比自己低这么多。当时,吉姆·法利就将小米和理想等多个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运往总部供当地同事和工程师进行体验和研究。多个品牌电车电池成本占比对比在多次访问中国市场后,福特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中国电动汽车正在以“光速”前进,中国的电动汽车采用AI和其他大量新技术,而美国却找不到类似的产品。中国车企通过高效的产业链,正在以低价提供更好的产品,并且在海外迅速占领市场。根据公开数据,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的份额已经达到10%,而两年前,这个数字几乎为零。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动车在巴西市场份额为88%,在泰国市场份额为70%。事实上,吉姆·法利到访中国分别是在2023年和今年4月。回去之后,福特是否做出了改变?的确有改变,但并不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奋发图强、迎头追赶中国电动车”的剧本,而是调转方向——一方面避开主流电动市场,转而开辟小型电动车,避免在主流市场与中国对手正面碰撞;另一方面,保留内燃机,专注于“非电动化方向”的技术升级。今年6月,据外媒报道,福特正在准备推出最新的价格更低的纯电动汽车,福特汽车已经开始招募前特斯拉、苹果以及RIVIAN的工程师,这些员工将组成一个全新的团队并开发低价纯电动车型。但与此同时,糟糕的二季度财报让吉姆·法利有了对电动化战略更清醒的认知,我们不会过快推出小型电动汽车,“我们刚刚面对现实”,他说:“如果我不能在前12个月内赚钱,我就不会推出任何车辆。”福特财报显示,二季度福特电动车业务销量为2.6万辆,平均每辆电动汽车亏损4.23万美元。上半年共销售3.6万辆电动汽车,每卖一辆电动车亏损6.94万美元。在行业价格下行的压力和批发量下滑的双重打击下,福特预计2024年电动车业务的亏损将在50亿至55亿美元之间。福特在中国的窘境,本质上是在电动化水平上的落后。而作为福特的高端子品牌,林肯也伴随着福特缓慢的电动化脚步,从而在中国市场节节败退。今年1-8月,林肯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销量约为3.6万辆,平均月销量在4500辆,按此推算,林肯中国今年累计销量约在5.5万辆。作为对比,2023年林肯中国销量约为7.3万辆,2022年林肯中国销量为7.9万辆。纵然从上汽大众来到林肯的知名职业经理人贾鸣镝在4月份的北京车展首秀上,以“传世豪华”为主题展现了其强大的个人魅力和语言感染力,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2022年3月推出国产车型林肯Z之后,林肯这两年并未推出全新车型,只是对旗下冒险家、航海家、飞行家等产品进行了年款迭代。在电动化方面,虽然冒险家、飞行家和林肯Z皆有混动车型,但声量都不大。福特此前对林肯品牌做出转型规划,林肯汽车将于2026年前推出5款纯电SUV,但受制于上文提到的原因,这一计划被放缓。众所周知,林肯在华并没有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技术研发部门,产品依靠全球车型体系导入。因此,林肯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林肯美国总部的产品力能不能吸引中国人。显然,这越来越难了。的确,能够将座椅做成两条腿单独调节支撑角度这种细节彰显了林肯的豪华功底,但在中国智能电动车绝对的大空间和各种女王座椅等大量“本地化细节”和新车发布会上满屏的8295P、Orin X和端到端智驾方案面前,林肯式豪华的感知度并不明显。虽然暂时落后了,但是林肯品牌很坚持自我。在对电动汽车的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战略规划进行重新评估后,林肯决定在其车型阵容中继续保留传统动力总成,不走激进的电动化路线,而是专注于整合其他高科技功能,以提高其车辆的整体吸引力。林肯总裁黛安·克雷格认为:“我们要倾听客户需要什么,比如林肯领航员的客户往往会装载很多货物和乘坐者,所以电池没那么有意义。在我们真正了解我们的优质客户想要什么之前,我们不会就品牌电气化的去向做出任何具体的重大声明”。在包括福特/林肯在内的北美汽车制造商看来,混动车和内燃机车的优先级要远高于纯电动车。在“客户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的理念中,林肯在美国优先开发内燃机为主的新车并没有错。但正如上文所说,林肯中国的产品线很大程度上基于其全球产品线的平移,这就意味着,它目前无法跟上中国客户对电动化和智能化的需求。对于林肯中国总裁贾鸣镝来说,他的面前其实是一道无解题。毕竟,“林肯的豪华”与“中国市场期待的豪华”之间,差的不只是一套营销方案,而是以“代际”为单位的产品力差距。而林肯总部的“用户思维”和中国用户的需求之间,毕竟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贾鸣镝曾表示,“林肯是个小而美、美而精的品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也是放弃了林肯销量大幅增长的愿望。从林肯到福特,这家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旗下的两大主流品牌,越来越失去其在中国市场的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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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下午,在浙江省政府新闻办直播间,有网友指出,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楼卿磊出镜直播不换衣服、不理发,被指有损公务员形象。楼卿磊出镜直播不换衣服、不理发,被指有损公务员形象记者梳理发现,从9月15日下午起,楼卿磊出现在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浙江卫视等采访内容中,涉及台风登陆区域、台风在上海浦东登陆后对浙江省的影响、浙东及浙北居民台风应对建议等等,连续三天楼卿磊穿同一套衣服出镜、接受采访。对此楼卿磊解释称因工作忙碌未来得及更换衣物和理发。“大前天晚上(9月13日)来上班就没回去,所以还没来得及去换(衣服)。”对此,楼卿磊笑着道歉,称是自己准备不到位,“不理发”属于个人问题,“一直没有意识到头发太长,不好意思”。楼卿磊笑着道歉此举引发网友热议,但多数网友表示理解并为其点赞。9月17日,浙江省已解除防台风应急响应,楼卿磊已回家。三湘都市报记者 黄亚苹(来源:三湘都市报)延伸阅读女教授问政节目中怒批当地官员:怎么这么大官威啊近日,在湖北黄石市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问政节目中,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鹤批评当地官员耍官威,引发关注。陈鹤教授批评当地官员耍官威 视频截图陈鹤动怒的缘由是:8月28日,大冶电视问政第十五期节目中,居民就冻雨压断水泥存在安全隐患问题,多次通过12345市长热线反映,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当地镇政府经办此事的12345专员胡某还回应称,“那个线挂着,是不影响他日常生活的”。对另一居民反映的门口渣土车抛撒问题,这名专员则抱怨,“你只考虑自己,货车司机怎么挣钱。”正是这样的回应态度,让陈鹤教授在点评环节发飙,直斥这名工作人员耍官威。因为陈教授的点评很直接、很不留情面,相关问政画面近日在网上流传散播开来。有媒体采访陈鹤教授,其表示,直播节目没有彩排,在节目中评论是自己一贯的风格。陈鹤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公共经济与财政学,行政法治,环境经济与环境政策。华中科技大学官网信息显示,陈鹤还兼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委党内法规专家组成员、湖北省行政机关能力建设指导专家等。尖锐直接,这的确是陈鹤教授一直以来的“问政Style”。在此前的电视问政中,她还曾喊话行政部门的“各路大神”,“干事儿要敢于动真碰硬,承担责任”;怒斥基层干部是“胆大妄为的法官”“怎么当上干部的”。这样直率而犀利的点评风格,也让陈鹤教授在网络上收获了一片赞誉。陈鹤的率直敢言,让电视问政节目有了“辣味”,这是节目引发关注的根本原因。这些年,为方便舆论监督,不少地方都开通了电视问政栏目。相关部门负责人走向前台,接受主持人与嘉宾问询。很多栏目的确起到了积极效果,不仅帮群众解决了急难愁盼问题,也提升了地方政府与官员形象。而陈鹤及这档电视问政栏目,也因敢于直面问题,不搞弯弯绕绕,在赢得观众尊重的同时,也为电视问政树立了一个榜样。

撰文丨余晖‍‍‍‍‍‍9月1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杜玉波,男,汉族,1955年9月出生,今年69岁,河北晋州人,1975年6月入党,1974年2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研究员。杜玉波被查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杜玉波曾是河北省晋县田村公社专职团委副书记兼公社通讯员。1975年,杜玉波成为北京工业学院光学工程系光学仪器结构专业学生,1978年至1983年任北京工业学院飞行器工程系学生辅导员、团总支书记。1983年,杜玉波成为北京工业学院团委副书记、书记,1985年任北京理工大学七系党总支书记,1989年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1991年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93年,杜玉波成为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3年后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2001年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2002年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2010年,杜玉波履新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2018年,他到全国人大工作,担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现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公开资料显示,近期,杜玉波多次公开露面。今年7月,他出席了第七届世界科技社团发展与治理论坛、第四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第八届产教融合发展大会等。今年8月,他还在报纸上刊发了署名文章。【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政知新媒体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延伸阅读媒体:62岁周铁根被查 其施政经历在江苏官场上属少见摘要: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 图为反腐宣传图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信息显示,周铁根,男,1962年11月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曾长期扎根家乡南通工作。1986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1987年,他进入南通市委研究室,两年后成为副科级研究员。1993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委办公室系统,三年后升任南通市委办公室副主任。2000年12月,周铁根出任如皋市委副书记,两年后转任如皋市市长。2006年,周铁根被调往南通另一个县级市如东,出任县委书记。这是他首次主政地方。2011年,周铁根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家乡南通,调任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4年1月,周铁根出任江阴市委书记,并身兼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时隔三年后再次主政一方。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2015年12月,周铁根从江阴市委书记任上北上徐州,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任市长,2018年4月任徐州市委书记。彼时,有媒体评价,周铁根曾在苏南、苏中、苏北等城市都担任过地方领导,如此丰富的施政经历,在江苏官场上仍属少见。纵观周铁根的从政履历,他曾以善于跟企业打交道著称。在担任如东县委书记期间,他曾力主洋口港建设,破解了当地“有海无港”尴尬。当时,由于对开发洋口港信心不足,投资方香港保华集团迟迟不敢和如东县签署合作协议。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当时兼任洋口港开发建设总指挥的周铁根向保华集团表态,只要保华集团将跨海大桥和人工岛建起来,“不管后边有无投资者,政府兜底收购!”这一承诺最终促成洋口港开发的关键性工程——黄海大桥、人工岛的建成。2008年10月28日,洋口港实现初步通航,结束了如东“有海无港”的历史。彼时,在开发建设洋口港时,周铁根曾坦言,洋口港是全国的重要港口,洋口港开发建设任务重,难度大,必须超常规强势推进。他还提出,吸引大客商就要解放思想,灵活地运用市场化的办法,能合作的就合作,“我们不能看到人家有利可图,就死抱着项目资源不放。要想方设法,尽可能早开发、早启动”。在江阴工作期间,周铁根也曾展现过和企业打交道的哲学。据《江阴日报》报道,2014年1月6日,也就是履新江阴市委书记后仅三天,周铁根便深入部分镇村、企业进行调研。他的第一站是“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在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后,周铁根提出,希望华西继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把华西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此后,他还来到江阴的两大龙头企业阳光集团和海澜集团。周铁根说,企业是江阴发展的最重要力量,阳光集团、海澜集团等一批大企业集团为江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徐州工作期间,周铁根曾多次参加政企会谈,旨在加强同民营企业家沟通交流,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见建议。据《徐州日报》报道,2021年4月28日,2021年度首期“政企交融汇”活动举行,周铁根出席并讲话。活动期间,周铁根认真听取企业家们的发言,不时插话与大家交流探讨,并就相关问题的解决提出具体要求。他说,举办“政企交融汇”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增进政企沟通了解,能够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确保服务更加精准、措施更加有效。从大家的发言中,深切感受到企业家们良好的精神状态,详细了解到企业发展情况和所需所盼,听后很受启发。开启“十四五”,要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坚定信心。周铁根曾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专门曾谈过他对政企关系的看法。他说,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营造环境,企业才是发展的主体。“社会要对企业家给予充分尊重。政府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往这个方向发展。”周铁根表示,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诸如土地、金融等要素的获得,都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和协调,政府要做好服务工作,而在生产经营方面,政府不要去干预企业。2021年7月,周铁根转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后任江苏省十三届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江苏省十四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此番被查。值得一提的是,除周铁根外,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被查。王昊曾任徐州邳州市市长,沛县县委书记,徐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徐州市政协主席、党组副书记,宿迁市市长,宿迁市委书记等职。去年1月,王昊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7月25日,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兴振被查。冯兴振曾任徐州市农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沛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沛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州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等职。2019年4月,冯兴振任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州矿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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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9-19 19: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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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游之诡枪》

    9月17日,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直播中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现已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9月14日,“三只羊网络”曾发文:14日下午,三只羊集团一楼,员工们自发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满怀期待地等待着领取专属于他们的中秋礼物。一箱、两箱、三箱、四箱,员工们抱着这份沉甸甸的礼物,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幸福笑容,“今日份的快乐,是公司给的!”三只羊中秋节给员工发中秋礼物截图显示,礼物中包括引发热议的美诚月饼。三只羊员工手提美诚月饼17日,买到15盒美诚月饼的老板发文称,已经把美诚月饼送给七大姑八大姨了,她们都很开心,我却有点内疚。买15盒美诚月饼的老板发文此前,“老板买到15盒香港月饼哭诉不发了”的相关话题,引发网友热议。三只羊客服回应消费者的截图来源:​九派新闻延伸阅读"美诚月饼"被指原价59元3盒 "三只羊"改价成169元3盒中秋前夕,因小杨哥以及三只羊旗下主播力推的“香港美诚月饼”因涉虚假宣传一事引发关注。美诚月饼,销量巨大。但经多方查证,其虽在香港注册了相关商标,但在香港无实体门店,实际运营方为广州公司。随着舆论发酵,美诚月饼的产地、质量等诸多细节陆续遭到质疑。有细心的网友发现,美诚月饼此前在淘宝与拼多多等平台只卖59元三盒,在被“三只羊”开始售卖后,再全部改价重上,定价为169元三盒。「最新进展」9月14日晚,“三只羊”旗下直播间终于停止销售美诚月饼。面对网友汹涌的质疑声音,主播关闭了评论。同时,抖音“疯狂小杨弟”直播间撤下了美诚月饼的商品陈列堆头,商品橱窗也下架了同款月饼。广州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已经关注到此情况,辖区市监所已经介入调查,后续了解情况后会进行回复。对“三只羊”直播间的美诚月饼事件,抖音电商方面表示:目前没有可以对外公布的信息。而记者致电抖音电商官方客服,客服则表示:正针对此事进行核实,如果相关直播间确实存在虚假宣传,会根据相关条例进行处理,一般是停业整顿、清退、商品下架、关店等。受此时事件影响,飞瓜数据显示,仅14日一天时间,抖音账号“疯狂小杨哥”掉粉约12.1万人,“家人们”感觉自己被欺骗了。“三只羊”旗下直播间售卖美诚月饼「事件回顾」美诚月饼产销均不在香港,原价只需59元三盒记者留意到,近年来,三只羊集团创始人张庆杨(疯狂小杨哥)、张开杨(疯狂大杨哥)不遗余力推广美诚月饼。此前,小杨哥在直播间声称这款月饼是香港高端品牌,里面是黑松露,是米其林大师调制的。“三只羊”2023年发布的一个视频显示:“去年一场直播卖了10万单”,这意味着“三只羊”已连续三年售卖香港美诚月饼。翻开美诚月饼下面的百余条达人秀中,大部分是“三只羊”旗下账号发布的切条广告。而且在2023年的切条广告中,张庆杨和张开杨并没有介绍其为香港品牌。有很多香港网友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香港流行网购平台也没有这款产品踪迹。据悉,美诚月饼宣称“香港美诚月饼”,但产地销地均不在香港,实际产地是在广州和佛山。根据产品信息显示,美诚月饼的品牌运营方为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美诚”),其官网显示,该品牌成立于2019年,隶属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注册于2019年4月,该公司已申请注册多枚“MEISUN”商标,其中1枚已成功注册。企查查显示,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在湾仔乐基中心15楼1512室。广州美诚同样成立于2019年4月,该公司已申请注册“美诚生活”“美诚月饼”等商标。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0月,广州美诚尝试申请“香港美诚”商标,目前这枚商标的状态为“驳回复审中”。此外,有细心的网友发现,美诚月饼此前在淘宝与拼多多等平台只卖59元三盒,在被“三只羊”开始售卖后,在全部改价重上,定价为169元三盒。网友发现美诚月饼此前在多个平台只卖59元三盒「其他关联」近日,罗永浩表示将对“交个朋友”垂类直播间卖出的美诚月饼进行赔付。“今天曝出来的美诚月饼,我们查了一下,我们小的垂类直播间好像也中招了,卖了一些。如果你们在我们‘交个朋友’的某一个直播间买过美诚的月饼,现在查完了,这一两天也是退一赔三的。”罗永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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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上芙蕖》

    编辑丨董鑫‍‍9月1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南京持续深化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以案示警筑牢思想堤坝》一文。文中披露,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纪工委原副书记、监察工委原副主任王祖华在被留置期间深刻忏悔:“在贪欲驱使之下,利用影响力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站台打招呼,收受贿赂。这完全与纪检监察干部身份背道而驰。”这是公开报道中首次提到王祖华案的细节。王祖华站在被告席上今年6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王祖华受贿一案,对王祖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对王祖华受贿违法所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52.2389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上述文章提到,为教育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常怀敬畏之心、带头遵规守纪,南京纪委监委组织470余名纪检监察干部旁听了王祖华案庭审,引导党员干部从身边人身边案中深刻汲取教训,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坚决不能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尤其不能搞选择性监督、随意执纪调查、任性问责处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38万余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24万余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12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569人,处分2003人,移送司法机关26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95人、县处级干部560人。近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围绕案件监督管理、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出台了一系列监管制度,如《关于加强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审查调查工作人员“十不准”》等,进一步规范业务流程。新时代以来,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法规制度先后出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结合工作实际将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包括制定《纪检监察干部网络行为十条禁令》、《关于严禁纪检监察干部违规饮酒的规定》等。一些地方还发布了纪检监察干部行为“负面清单”、离岗离职从业限制、“八小时外”监督措施等。例如,今年5月,通过梳理分析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南京市纪委监委聚焦共性问题,制定《南京市纪检监察干部“五条禁令”》,严禁违规吃喝、不当交往、跑风漏气、说情干预、言行失范,为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开列“负面清单”,进一步划清行为边界和底线。此外,南京市纪委监委还出台了《关于纪检监察干部违规打听、干预纪检监察业务工作等事项登记报备的工作指引(试行)》等制度规定,进一步规范执纪执法权力运行,压缩权力滥用和寻租空间。上述《中国纪检监察报》文中说,今年7月,南京市纪委监委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在全体机关干部观看系统内专题警示教育片后,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还作出了针对性提醒,“要坚决摒弃‘看戏’心态,真正把‘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醒’,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清醒自觉,保持刀刃向内的坚韧勇毅。”资料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等延伸阅读多名"老虎"、"内鬼"出镜忏悔 有人被控受贿近4亿6月27日晚,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政论专题片《第二个答案》。专题片介绍,党的二十大以来,截至2023年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67万件,其中立案中管干部86人、厅局级干部3533人、县处级干部2.8万人。“这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党、国家、军队内部的严重隐患正在消除,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专题片说。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注意到,有不少“老虎”、“内鬼”在专题片中出镜忏悔。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政论专题片《第二个答案》,图为视频画面截图蒋洁敏蒋洁敏出生于1955年10月,山东阳信人,曾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2013年9月,蒋洁敏落马。2015年10月,蒋洁敏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13年,蒋洁敏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1403.9073万元。在2004年至2008年,蒋洁敏在周永康指使或授意下,违反规定,为他人开展经营活动提供帮助,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我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犯罪的证据是真实和确凿的。”蒋洁敏说。蒋洁敏在庭上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白恩培白恩培出生于1946年9月,陕西清涧人,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2014年8月,白恩培落马。2016年10月,白恩培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审理查明,2000年至2013年,白恩培直接或者通过其妻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6764511亿元。“我悔恨,共产党多年培养的省委书记,怎么变成这样子,我给党组织带来的损失太大了。”白恩培说。白恩培被判死缓傅政华傅政华出生于1955年3月,河北滦县人,曾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部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21年10月,傅政华落马。2022年9月,傅政华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审理查明,2005年至2021年,傅政华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7亿余元。2014年至2015年,傅政华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对其弟弟付卫华涉嫌严重犯罪问题线索隐瞒不报,不依法处置,致付卫华长期未被追诉。“由于我的违法犯罪,严重损坏了党的形象,我的教训极为沉痛。”傅政华说。傅政华被判死缓云光中云光中出生于1960年6月,内蒙古土左旗人,蒙古族,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19年6月,云光中落马。2020年11月,云光中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审理查明,2005年至2018年,云光中直接或通过其近亲属等人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共计人民币9432万余元。此前中央纪委曾披露,云光中的儿子云磊和云凯晨(原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云公民的儿子),曾经合伙做煤炭“生意”,其实无人员、无设备、无资金、无实际经营活动,就是坐收他们的父亲用权力换取的巨额贿赂。“被围猎的不但是领导本身,领导的整个亲戚、朋友,这个群体他都要围猎你。没有把握住自己。”云光中说。云光中称是自己没有把握住自己范一飞范一飞出生于1964年8月,江苏泰兴人,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22年11月,范一飞落马,成为党的二十大之后被查处的“首虎”。2024年4月,范一飞受贿案一审开庭。起诉指控称,1993年至2022年,范一飞直接或者通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商人把钱送到我办公室,我也不会要的,但比如说他是用股票的这种方式,给我家里人,就是另一种结局了,我就是动这些脑筋动坏了。”范一飞说。范一飞被控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谷春立谷春立出生于1957年7月,辽宁锦州人,曾任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委书记、鞍山市委书记,吉林省副省长。2015年8月,谷春立落马。最新专题片中披露,他是因为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2017年3月,谷春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审理查明,2002年至2015年间,谷春立直接或通过家人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365万余元。“规定是肯定学了,但是有时候氛围整得融洽一些,我也觉得有时在酒桌上协调点事,能够增进一些感情,相互了解,所以协调起来工作比较方便。”谷春立在专题片中出镜说。“走到今天是我没有想到的,走到今天我也非常痛悔。”谷春立说,“作为我们政府的干部和企业家,如果你不做到‘亲’、‘清’,那么就是祸兮之所伏,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教训。”谷春立出镜忏悔王树森王树森出生于1955年6月,吉林通化人,曾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正厅长级)、办公厅党组成员。2015年8月,王树森落马。2016年9月,吉林省通报指出,2013年10月至2015年7月,王树森组织参加公款宴请1次,参加私营企业主在私人会所等场所安排的宴请3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敬你一杯酒,你就忘乎所以了。然后我们把几个主要的领导找来,领导一看,你看谷春立这都过问了,怎么得想办法好好给解决解决,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但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没事,你不一定能抓着我。”王树森在专题片中出镜说。王树森曾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黄兴国黄兴国出生于1954年10月,浙江象山人,曾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2016年9月,黄兴国落马。2017年9月,黄兴国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黄兴国直接或通过他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专题片中提到,黄兴国是在巡视“回头看”期间被调查出问题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黄兴国心存侥幸,他曾将一些不太贵重的礼品登记上交,暗地里却对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转移收到的贵重物品,甚至为了尽早升迁,“接天线、拜码头、找靠山”。“第一次巡视了,第二次再来个‘回马枪’,这一招很厉害。理想信念动摇,打自己的小算盘,私欲膨胀,出问题了,根本的原因,根子上是这个问题。”黄兴国说。黄兴国在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还心存侥幸陈树隆陈树隆出生于1962年11月,安徽巢湖人,曾任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16年11月,陈树隆落马。2019年4月,陈树隆被判无期徒刑。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陈树隆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相关单位或个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758亿余元。“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否则的话,必然是像我这样人财两空,后悔莫及。”陈树隆说。陈树隆被判无期徒刑曹立新2014年5月,中央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落马。2017年1月,曹立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中央纪委曾披露,曹立新在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工作十多年,长期联系山西,他的问题也主要出在山西。他多次收受山西省交通厅高速公路管理局原纪委书记冯朝辉钱财,并打招呼帮助冯朝辉“顺利”升官。冯朝辉因其他问题被调查后,把曹立新交代了出来。“从吃喝,从收小的购物卡,从这些事情开始,特别涉及工作对象的,包括吃请,包括聚会,包括一块喝茶,这些事情是绝对不应该参加,现在非常后悔。”曹立新说。曹立新出镜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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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时空乱斗》

    台湾制造商金阿波罗(Gold Apollo)董事长许清光向媒体澄清,该公司未直接生产引发黎巴嫩多地爆炸事件的寻呼机。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家公司是这些设备的制造商。当地时间9月17日,数千台寻呼机在黎巴嫩各地爆炸,造成至少9人死亡,近3000人受伤。(联合报)此前报道美媒:黎巴嫩爆炸寻呼机产自台湾 真主党订购3000多台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境内发生手持寻呼机爆炸事件,黎巴嫩公共卫生部长称,爆炸已造成9人死亡,约2800人受伤,其中约200人伤情危重。对此,美国《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爆料称,是以色列在出售给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传呼机中安装了炸药,并于17日发动了本次袭击。《纽约时报》援引了解以方本次行动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官员的话称,真主党武装从中国台湾地区的金阿波罗公司订购了一批传呼机,大部分是该公司生产的AP924型传呼机。这些传呼机在运抵黎巴嫩之前已被改装。两名官员表示,每部传呼机的电池旁都被植入了少量的炸药,重量约有一到两盎司,还植入了一个遥控装置可以远程触发引爆炸药。黎巴嫩时间17日下午3点30分,这些传呼机收到一条看似来自真主党领导层的消息,但这条消息却引爆了炸药。另外三位官员对《纽约时报》称,这些遥控装置收到指定信息后会发出几秒钟的蜂鸣声,然后爆炸。据报道,真主党指责以色列策划了这次袭击。以色列尚未对这次袭击发表评论,也没有承认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研究过寻呼机爆炸录像的安全专家表示,爆炸的强度和速度显然是由一种爆炸物引起的。欧洲刑警组织网络犯罪顾问米科·希波宁称:“这些传呼机很可能经过某种改装,才引发了此类爆炸——爆炸的规模和强度表明,爆炸原因不仅仅是电池。”一些官员和安全专家称,今年早些时候,真主党领袖哈桑·纳斯鲁拉要求组织成员严格限制手机的使用,因为他认为手机越来越容易受到以色列的监视。几名官员称,真主党向金阿波罗公司订购了3000多台传呼机,并将这些传呼机分发给位于黎巴嫩各地的成员,其中一些还传到了位于伊朗和叙利亚的真主党盟友手中。以色列的袭击影响了已开启并正在接收信息的传呼机。大量寻呼机是如何被引爆的?黎巴嫩数千人死伤,誓言要“报复”以色列综合各方消息,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3点30分左右,包括首都贝鲁特在内,黎巴嫩全国多地发生大规模的寻呼机(注:也称传呼机、BP机)爆炸事件!爆炸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目前已造成9人死亡,约2750人受伤,其中数百人伤势危重。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认为以色列对寻呼机爆炸负有“全部责任”,并誓言要采取报复行动。此外,黎巴嫩看守政府当天也对该事件进行谴责。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暂未对事件发表评论。2种方式可能让黎巴嫩BP机大量爆炸针对此次袭击的方式,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以及12频道等多家媒体,援引相关专业人士的分析认为,爆炸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引发:一种是通过黑客手段,同时对数千台寻呼机进行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导致其锂电池短路或过载,从而引发爆炸。另一种则是在寻呼机内提前安置爆炸物。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就援引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发生爆炸的这批寻呼机在5个月前交付给黎巴嫩真主党之前,曾遭到以色列情报与特勤局(摩萨德)的拦截,并且在寻呼机内部安置了不到20克的微量爆炸物。但是截至目前,上述消息还难以被完全证实。死伤者中包括黎真主党成员 纳斯鲁拉据称平安有消息称,死伤者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党成员或其家人。据路透社援引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成员消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平安。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 资料图片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普遍使用传呼机据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近来较为普遍地使用寻呼机,以通过这种技术含量较低的通信设备避免以色列追踪他们的位置。而这次发生寻呼机爆炸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贝鲁特南郊、黎巴嫩南部以及贝卡谷地等地,这些都被认为是黎巴嫩真主党据点所在地。寻呼机或被远程引爆或操控据黎巴嫩媒体报道,这些寻呼机的电池被远程引爆。不过也有安全专家对寻呼机电池爆炸能否造成如此伤亡表示质疑。军事专家杜文龙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有一种可能性是寻呼机被远程操控——给寻呼机植入病毒软件,使软件有硬杀伤能力,通过病毒软件,使设备非正常运转,造成过热、过快、超负荷等,引发硬件损毁。另据路透社援引多名安全消息人士称,发生爆炸的寻呼机是黎巴嫩真主党近几个月来新购进的。寻呼机被炸成碎片“近一年来最大安全漏洞”有匿名黎巴嫩真主党官员称,这一系列爆炸事件是该组织在与以色列近一年来持续升级的冲突中遭遇的“最大安全漏洞”。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表紧急声明,要求所有携带传呼设备的民众立即将其扔掉,并呼吁聚集在道路上的民众给救护车腾出通行空间。同时,声明还要求黎巴嫩各地区所有医院保持高度警惕,以满足紧急医疗服务的需要。9月17日,在黎巴嫩贝鲁特,人们为传呼设备爆炸事件伤者献血 图自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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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真传》

    算到今年,陈素文已经在这个科室待了18年。她见证了人口政策变迁下,科室服务人群和内容的变化。她说,生育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而在讨论这个能力时,需要把她们当成有社会属性的个体,而不是病人。帮想生的人生好,帮不想生的人流产,成了计划生育科科室服务内容的一体两面。新京报《剥洋葱》出品编导/剪辑/文字丨新京报记者 吴瑜摄影丨兰丹青 吴瑜编辑|陈晓舒校对|付春愔‍‍►本视频16分钟在陈素文的诊室里,问诊常从讨论胎心胎芽开始。如果胎儿健康,她会用两个指尖给孕妈妈划出胎芽大小。然而,有时候没有胎心,她也不得不宣判“没戏了”。陈素文是北京某三甲医院计划生育科的主任医师。一桌两椅,帘后一张做检查用的床。从计划生育科室1978年成立起,这套配置一直保持到现在。只是,床上躺着的问诊者在悄然发生改变。早些年,上面躺着的几乎全是要求终止妊娠的女性,而如今,就诊的病人大致可分为两类:生育困难的和预约人流的。于是,帮想生的人生好,以及帮不想生的人流产,变成了科室服务内容的一体两面。这些变化,陈素文感触很深。生育困难的群体,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和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占比更大了。预约流产的人群,她们做决定的原因更复杂了,医患沟通也变得密集了。算到今年,陈素文已经在这个科室待了18年。她见证了人口政策变迁下,科室服务人群和内容的变化。她说,生育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而在讨论这个能力时,需要把她们当成有社会属性的个体,而不是病人。张昕的手术在准备中,陈素文安抚她的情绪。视频截图求而不得已有六次不良孕史的张昕又胎停了。手术台上,负压吸引仪的工作停止后,医生们的镊子在金属盘来回游走,“找到了”“囊皮在这”“啥也没了,内膜就这么薄”。不知道在哪段响动中,张昕睁开了眼。没等医生提醒和帮助,她下意识抬腿、侧身,挪动到旁边带轮的床上,等待被推出手术室。还没从麻醉中完全清醒,她已熟练推动着术后流程。在相同的手术台上,这是她的第二次清宫手术。在生育路上,这是她的第七次尝试。张昕今年34岁,2014年开始备孕,除了2017年生下双耳重度耳聋的女儿,经历过2次胎停育、3次自然流产以及一次因没过唐氏综合征筛查而在孕22周进行的引产。在医学上,胎停育是指胚胎生长到一个阶段停止发育了。胎停育后,被母体自我保护性排出体外的,算作自然流产。如果残留在宫腔内,则需要做人工流产手术。张昕并不是个例。陈素文回忆,这些年,科室问诊人群里,胎停和反复流产的患者越来越多。每日快三十例的流产手术中,最多的时候,因胎停而流产的占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手术结束,张昕从麻醉中苏醒过来。视频截图其中,晚婚晚育和追求二胎三胎的人群占了相当的比例。大部分在北京生活居住,也有少量从外地赶来就医。叶霞是从外地来的,带个大包,语速很快,落座就开始介绍情况:老大已经15岁了,想要二胎,不过这次是二婚的,已经胎停三回了,做过宫腔粘连的手术,想查原因。预约完检查,她告诉记者,为了要二胎,包括在老家私立医院做手术看病,已经花了十多万元。“这老大一笔钱了,我一个打工的。” 这次,夫妻两人来北京,打算最后一搏。“做手术要全麻,咋不受影响,都好几回了。好了伤疤忘了疼呗,不还得有个孩子嘛?”她低着头,说完又笑了笑。叶霞在接受采访。视频截图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和三孩政策的放开,高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不孕不育群体的比例将逐步上升。生殖健康保护问题需要被关注。”上午9点40分左右,张昕已从麻醉中恢复,准备下床离开。休息室内,还有7位女性在等待手术。她们穿着统一的紫色背心裙,粉色胶质拖鞋,并排静坐着。每隔十分钟左右,上一位刚被推出,下一位就支着输液瓶起身,进入、脱鞋、躺下、抬腿。若不是在这里,很难看到这样的群体。在生活中,胎停和流产的经历,并不常被公开讨论。张昕也不例外,几次怀孕直至流产,除了老公,其他家人都不知情。关于“沉默”,究其原因,陈素文说,一方面可能和文化有关系,性和生育力等话题很少被放到桌面上说;另一方面,民间有一个说法,怀孕三个月后才公开,而那些三个月内胎停流产的故事便也无从说起。不常被公开,自然也难被广泛关注。问诊时,陈素文常常察觉到这个“沉默群体”的情绪问题:“小生命曾经和母体产生过连接,突然的失去,对母亲来说是很大的打击,这种情绪难以消化,无处倾诉,即便是家人也无法完全感同身受。”在某社交平台,她们记录着自己的经历:有的写信给失去的孩子,有的反复在梦里与孩子重逢。一些无法解开心结的,会去寺庙为宝宝超度。陈素文说,为避免产后抑郁,一些医院的产科为新手妈妈开设了心理咨询服务。对于反复胎停和流产的群体,最好也能提供专业的心理指导。手术结束后,一位女性问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备孕。视频截图找到原因10年生育路,张昕至今很难把7次不良孕史,归结到一个具体且明确的原因上。医学上,造成胎停的原因很多,相当一部分是胚胎染色体异常所致,还有一部分,和母体、父体以及生活环境有关系,受感染、免疫、内分泌、遗传、精子质量,以及一些不明因素等影响。有些问诊者能找到症结所在,针对性调理和治疗,接着顺利怀孕和生产。也有部分人和张昕一样,原因不明。手术室内,医生在保存胚胎样本,供后续检查胎停原因。视频截图这一点,在病历单的厚度上,有所体现。反复胎停或流产的女性问诊时,会从挎包中抽出一本塞满检查单的文件夹,特别厚的以小贴纸作目录,标记年份和类别。每一次怀孕,检查单更新一沓。每一次流产,检查结果清零一次。接着,从一天一次跑医院监测排卵开始,备孕工作从头再来。文件夹大多是暖色调的,有的封面上写着“龙宝宝出生日记”的字样,有的则印着一只小兔子。前者有一本教科书那么厚,后者和半本字典差不多——她们在龙年和兔年怀的宝宝都没能顺利降生,转眼,又到年尾。她们对检查单上,各类医学数值的功能及安全范围早已了然于心:AMH值可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精子DNA碎片率与男性生育能力有关、HCG值可判断胎儿是否发育异常。往往落座没多久,诊室就被这样一系列医学名词淹没。它们中每一项的达标,都是顺利怀孕生产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一位女性的病历本,用便签贴纸做目录。视频截图相对确凿的是,年龄通常被看作是影响生育力的最关键因素之一。陈素文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生育力逐渐下降。在医学上,一般将预产期年龄达到及超过35岁孕妇,定义为高龄孕妇。根据乔杰团队2021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我国孕产妇中,高龄妊娠比例已升至17%左右。“把自己挤到角落里了”,陈素文这样形容问诊室里高龄备孕女性的状态。对她们来说,备孕像一场与生理时钟的赛跑。一位胎停后在家自然流产的39岁女性落座,从装奶茶的保温袋中抽出一个矿泉水瓶,递给陈素文。里面用生理盐水泡着的,是流产时从体内排出的物质。没有多余的情绪,问诊伊始,她冷静地连续发问,“里面泡着的东西,能支持胚胎检测查原因吗?”“我隔多久能再次备孕?”得知自然流产要求的备孕间隔短于人工流产,她为节省下时间感到庆幸。诊室内,患者的采样管。视频截图陈素文建议,夫妻双方如果有生育需求,可以提前做好生育力评估,根据双方的身体状况,安排生育计划。在可能的情况下,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针对生育力问题,今年两会期间,乔杰也曾提交一份关于“着力强化我国生育力保存保障体系”的提案,进一步提出:应加强对育龄人群的生育力评估以及对辅助生殖技术的科学认知。接近12点,上午所有的工作结束。做完手术的人们走出休息室,回归各自的生活。六个月的安全间隔后,她们中的一部分,将带着检查结果,开始新一轮的备孕。摇摆中的决定诊室里,陈素文与一位孕周较大的女性相对坐着。“34岁,如果这个孩子不要,再次怀孕就属于高龄。”“加上你有子宫肌瘤,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下次怀孕可能会出现问题。”陈素文言辞恳切。桌子另一端,声音开始哽咽:“公司最近在裁员,家里老人刚生病了,要不了,我们决定不要了。”陈素文起身准备术前检查。“宝贝,这是社会因素,我们医生解决不了,我就不多说了。”在她看来,生育从来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作为医生,我们有告知她身体状况的义务,但我们要做的,是满足她的医疗需求,而不是决定她的医疗诉求。我不把问诊者称作病人,他们是有社会属性的个体。”中午时分,郑晓茵就到了,一个人在诊室静坐了很久。前一天,公司厕所间,外卖叫来的验孕棒上,两条红色显现,“特别特别红,比一胎时深很多。”“我真正开始哭,是医生说有胎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能感受到,这已经是一个小生命了,之前只觉得那是细胞。”她的手指像烟花一样反复散开,模拟在B超监视仪上看到的胎动模样。郑晓茵在诊室内。视频截图今年是郑晓茵来北京的第10年,3年前结婚买房,去年有了大宝。夫妻两人上班忙,平日母亲帮着带孩子。一胎得来不易,生产时她顺转剖进了重症监护室,而大宝因肺炎,没等她看一眼,就被推出去送到儿科。“我太想看到他了,每天看着监护室的钟,从晚到早,一点点数着时间,天亮了就问医生,今天能不能出去。”等终于转到普通病房,她又得知大宝已被送到儿研所,辗转14天,她才看到孩子。“那14天,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刻。”“怀大宝的时候很不容易,所以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有了却不想要。等轮到自己,才发现,要考虑的很多。”她说,生不生养孩子,要考虑的因素是经济能力和工作现实。“目前我们没办法给他好的生活。”大宝因体质特殊,前一晚又发烧了。“现在我的孕反已经很严重,浑身没劲,照顾起大宝有些力不从心。有了二胎后,加上上班,可能更无法平衡,爸爸和姥姥的压力也会很大。”下午2点多,郑晓茵预约好手术,离开诊室。流产假已和公司请好,有15天。下个月,她计划回趟青岛老家,给大宝准备抓周仪式。“很期待看他能抓到什么。”她说。郑晓茵进入手术室。视频截图其实,终止妊娠,原本就是计划生育科的主要服务内容之一。只是,和过去相比,科室氛围有些不同。陈素文回忆道,当年,手术室里基本都是三台手术同时进行,大部分都是终止妊娠和上环的,大家意图比较明确,医患沟通也比较简洁。如今,无论是想要的还是不想要的,大家考虑得更多了,医患沟通也密集起来。关于生育意愿,官方也曾做过统计。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表示,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对应的,2021年8月20日,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关于鼓励生育的内容里提到,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手术结束后,一位女性在休息区的床上自言自语。视频截图诊室人来人往,也有很多人决定把孩子留下来、并接着保胎。33岁的黄瑾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成为了一名公务员,几年前结婚并生下宝宝。得知意外怀上的二胎,胎儿很健康,她和母亲都很高兴,连声感谢陈素文。“经济和工作压力都有,但如果真的想要,想办法还是可以克服的。小孩长到一两岁就可以上托育所了,也就辛苦那几个月。钱要赚总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小孩是用钱买不到的。”“走一步算一步,都会好的,我自己生了三个,她还有两个弟弟。”一旁的母亲补充道。玻璃门外,走廊等待区,40岁的王海搓着脑门,坐了许久。妻子进去一个小时了,一直没出来。查出怀孕已有两周,两人还没做好决定。他们对未来本有着清楚的规划:前些年在东城区买了房,明年14岁的女儿就要过去上学,全家也要跟着搬到市里……突然的怀孕,让按部就班的生活多了些不确定性。王海出生在80年代,是第一批独生子女,“我一个人长大,所以很想给女儿添个伴,她将来碰上事能有个商量的人。但是,上面四个老人,下面两个孩子,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照顾好六个。”下午4点的走廊,人已稀稀落落。妻子做完检查走出来,王海接过她手里的包,二人离开。今晚要做最后的决定,他们说。医生推出手术结束的女性。视频截图保护生育力清洁人员做完打扫后,手术室熄了灯。对面办公室里,PAC咨询员(流产后关爱服务咨询员)的术后随访工作,还在进行。依着登记表,咨询员拨去电话:“请问您术后恢复情况如何?”“人工流产对女性身体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果没有怀孕打算,一定要做好避孕措施,好吗?”PAC咨询员(流产后关爱服务咨询员)的术后随访工作。视频截图PAC服务内容包括通过向接受人工流产手术的女性宣传避孕知识、帮助落实有效的避孕方法,从而减少非意愿妊娠的发生,降低重复流产率,从而保护女性的生殖健康。陈素文观察到,人工流产手术呈现低龄化和高重复率的特点。“我们科室里,接受人流手术的人群中,49%是未婚未育女性,其中大部分年龄都在25岁以下。”“流产次数越多,对生育力的影响越大。反复流产的人群,等到真正想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她说,目前我国性教育还不够普及,很多人对各种避孕方式的认知不够清晰。2021年8月20日,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也有相关内容:医疗卫生机构应当针对育龄人群开展优生优育知识宣传教育,承担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规范开展不孕不育症诊疗。医院官网上,一则关于计划生育科室转型的新闻,开头这么写道:优生优育是计划生育具体内涵的延伸,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计划生育的具体化体现。首页里,科室介绍一栏,“计划生育”前已添上了“生殖调节”四个字。去年是陈素文在这里工作的第17年。今年四月,本应退休的她,被医院返聘,一周五天,人来人往,问诊工作依旧繁忙。对面科室走廊上,一位家属抱着宝宝,一位新手爸爸在冲奶粉。视频截图今年7月1日,世界人口日当天,陈素文作为嘉宾,动身去昆明参加“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第四届生育调控大会”,会议主题与保护妇女生殖健康相关,在场的医学同仁交流了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陈素文说,大家对生殖健康的关注度提高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对计划生育的定义是,在你想生的时候,可以生一个好的,在你不想生的时候,就可以控制自己的生育。”陈素文说。手术后的一个月,郑晓茵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组大宝抓周仪式的照片。九宫格中央,是大宝的独照,照片里他攥着刚抓到的小算盘。配文里,郑晓茵写道:有孩子还是挺开心的,笑比哭多吧。七次尝试后,张昕准备“再试试”。这个时候,似乎不要的决定比要的决定,更难做出。“主要是想给我闺女找个伴,不过,这次会更顺其自然啦。”(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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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只想逃》

    对此,金阿波罗公司创始人回应称,该公司并未直接生产这批设备,“这些是由欧洲公司生产的,用的也是欧洲的生产许可证,只不过挂的是我们公司的名字。”发生爆炸的手持寻呼机残片据介绍,寻呼机在现代社会的普及率并不高,但却仍在医疗行业被广泛使用。这种设备可以联系到处于手机信号盲区的人,电池使用寿命也比较长。今年2月,真主党领导人为防止被以色列方面监视,让成员换掉智能手机。真主党一名官员透露,现在许多成员都有手持寻呼机。有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的“间谍机构”已经对这批寻呼机进行了生产层面上的修改。布鲁塞尔的高级政治风险分析师伊杰·马格宁表示,如果以色列想要在寻呼机中安装爆炸装置,就需要潜入到这些设备的供应链中。“这也引发了另一种猜测,出售设备的第三方可能就是以色列有目的性建立的‘情报前线’。”美国智库“中东研究所”的研究员查尔斯·利斯特称,摩萨德(以色列情报机构)已经渗入了供应链。红星新闻记者 黎谨睿 综合环球时报编辑 张莉 责编 魏孔明延伸阅读都2024年了,真主党为何还在用寻呼机?【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黎巴嫩真主党成员所使用的寻呼机在黎境内多地同时发生爆炸,造成至少9人死亡,外界普遍认为是以色列策划了此次袭击。一时间,寻呼机这一看似已被市场淘汰的通讯设备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黎巴嫩真主党为什么会大规模使用寻呼机?它们是如何被引爆的?以色列为什么没有对哈马斯采取同样的手段?技术越落后,越安全?寻呼机又称传呼机(BP机),和智能手机不同,其依靠无线电波进行通信,操作员通过接收者设备独有的无线电频率发送简短信息,而非通过互联网。在手机普及之前,寻呼机曾被广泛应用。如今在大部分国家,运营商都已经停止向一般用户提供寻呼机通信服务。法新社称,目前寻呼机仅在医院等一些特定领域和场合使用,尤其在美国。半岛电视台称,寻呼机所使用的技术,以及其对物理硬件的依赖,意味着它们更难被监控和追踪,这使得它们受到真主党等重视机动性和安全性的组织的欢迎。在世界其他地区,毒贩也会利用它贩毒。台湾地区企业金阿波罗生产的某一型号寻呼机 金阿波罗官网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不时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也多次空袭黎巴嫩境内真主党目标,双方冲突不断。法新社称,自那时起,黎巴嫩真主党要求其成员停止使用手机,以防止以色列通过技术手段入侵其手机。据路透社报道,电子监控技术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色列国防军此前表示,其在真主党活动区域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和遥感系统,并定期派遣无人侦察机越过黎以边界监视真主党。路透社今年7月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说,以色列的空袭导致数名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死亡,该组织为了躲避以色列先进的监控技术,开始使用一些低技术含量的设备,其中就包括寻呼机。六位熟悉真主党行动的消息人士表示,真主党从过往的损失中“吸取了教训”,并调整了应对策略。他们表示,手机可以用来追踪用户的位置,因此它已被真主党禁止在战场上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更为老式的通讯手段,包括寻呼机和传递口头信息的通讯员。此外,真主党还一直在使用可追溯至21世纪初的私人固定电信网络。去年12月,黎巴嫩真主党曾通过其Telegram频道发布通知,要求黎南部居民断开其拥有的摄像头和互联网的连接;2月初,真主党战士被要求禁止在战场附近使用手机。“关掉它,埋掉它,装进铁箱子里锁起来,”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当时呼吁道,“(以色列人的)同谋就是你手中的手机,还有你妻子和孩子手中的手机。”一位熟悉真主党运作的黎巴嫩资深消息人士7月表示:“如今,如果发现任何人在前线携带手机,他就会被踢出真主党。”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贝鲁特,一名因寻呼机爆炸而受伤的人员被送医治疗 美联社一名消息人士称,为了防止对话被窃听,黎巴嫩真主党还会使用暗语来指代武器和会议地点,这些暗语几乎每天都在更新,并通过通讯员传递到各部门。“我们正面临一场战争,信息和技术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与真主党关系密切的黎巴嫩分析人士卡西姆·卡西尔(Qassem Kassir)表示,“当你面对某些技术进步时,你需要回到旧的方法——例如电话、面对面的交流……任何能让你绕过技术的方法。”大西洋理事会中东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布兰福德(Nicholas Blanford)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对安全漏洞的“意识和警惕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有安全专家表示,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措施可以有效对抗高科技间谍活动,然而,这些方法也导致真主党领导层与其部队之间的沟通效率大大降低。史上最大实体供应链攻击?随着此次黎巴嫩袭击事件的发生,外界都在问,寻呼机这种低技术含量的通信设备是如何遭到攻击的?路透社分析了被毁坏的寻呼机图像,发现其格式和背面的贴纸与台湾地区企业金阿波罗公司生产的AP924型号寻呼机一致。三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这些寻呼机是真主党近几个月来引进的最新型号。黎巴嫩一位高级安全人士告诉路透社,真主党已向金阿波罗公司订购了5000台寻呼机。有外交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推测,爆炸可能是由于装置电池过热爆炸引起的。但技术专家们对此表示质疑,因为单靠电池不足以引发如此致命性的爆炸。有专家表示,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长期行动,可能是通过渗透供应链并在寻呼机运抵黎巴嫩之前安装炸药进行的。“这看起来可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实体供应链攻击。”美国智库“西尔维拉多政策加速器”(Silverado Policy Accelerator)主席阿尔佩洛维奇(Dmitri Alperovitch)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发生爆炸的寻呼机 美联社援引社交媒体图片金阿波罗创始人许清光18日对路透社表示,发生爆炸的寻呼机由一家欧洲公司生产,双方有合作,对方获授权使用金阿波罗的品牌标签。许清光没有透露寻呼机生产商的名称,表示金阿波罗公司也是受害者。许清光在接受台媒采访时还提及,这家代理商在台北有办事处,工厂设在黎巴嫩。值得一提的是,路透社此前指出,真主党和黎巴嫩安全官员认为,以色列在锁定目标时也一直在利用当地的线人。三位熟悉真主党的消息人士表示,黎巴嫩的经济危机和政治派别之间的激烈争斗为以色列招募间谍创造了机会。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情报分析员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认为,隐藏在真主党内部的间谍是此次行动的关键。“这是我见过的最大规模、最协调的袭击之一。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复杂性令人难以置信。”肯尼迪表示,“这需要许多不同的情报部门和执行部门。人力情报是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方法,同时还要拦截供应链,以便对寻呼机进行改装。”谈及以色列为何没有在加沙使用同样的手段,伦敦国王学院国防研究所哈姆扎·阿塔尔(Hamza Attar)对半岛电视台表示,和黎巴嫩真主党相比,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更了解网络。阿塔尔强调,哈马斯在加密通信上下了许多功夫,“他们不使用电话或手机,有自己的网络和通信方法,不需要地面上的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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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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