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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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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据最高人民法院消息,当天,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徐文荣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徐文荣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对徐文荣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徐文荣受审现场 图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消息称,经审理查明,1998年至2023年,被告人徐文荣利用担任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副局长兼国际勘探部总经理,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设备采购、企业经营、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329万余元。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徐文荣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徐文荣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公开简历显示,1961年6月出生的徐文荣,早年一直在中石油工作。2011年6月,50岁的徐文荣离开工作多年的中石油,到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任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其间兼任总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党校校长、管理干部学院院长等职。2016年1月,徐文荣回到中石油,先后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等职。2020年12月,徐文荣离开中石油,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1年1月,徐文荣受国务院国资委聘任,担任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3年2月17日,国资委发布消息称,免去徐文荣的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职务,徐文荣不再担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2023年5月17日,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公布,因年龄原因,徐文荣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2023年6月2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徐文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徐文荣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徐文荣被指存在“官迷心窍、权欲熏心”“为谋求职务晋升结交政治骗子”“靠石油吃石油”等问题。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2018年12月,多家央企曾公布了高管2017年的薪酬情况,当时还在中石油任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的徐文荣就在其中。根据公开的薪酬信息显示,徐文荣2017年在中石油的税前报酬金额为63.01万元,“五险一金”单位缴存部分为16.66万元,此外,加上其在中国远洋海运任职期间的任期激励收入,徐文荣2017年的全部薪酬为91.14万元。延伸阅读曾执掌"营收超三万亿央企"的干部被查 半个多月前出席公开活动营收超三万亿的能源央企,中石油原董事长王宜林退休四年后被查。2月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宜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图为王宜林,其退休四年后被查王宜林今年68岁,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塔山人,石油勘探领域科班出身,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之后长期在石油能源领域工作。他担任过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等职。2015年5月,王宜林成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20年1月,64岁的他卸任退休,退休四年后被查。值得一提的是,王宜林卸任中石油“一把手”后,2020年12月被聘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1年5月被聘为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就在今年2月2日当天,国资委官网发布消息,王宜林不再担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半个多月前出席公开活动半个多月前,王宜林出席公开活动。据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官方及能源行业网站报道,1月11日,三峡集团2024年工作会暨三届六次职代会召开,该集团外部董事王宜林在主会场出席会议。除了担任企业外部董事,在卸任中石油董事长后,王宜林还曾以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接受媒体采访,相关报道不时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图为王宜林,其落马的半个月前还出席公开活动 资料图王宜林在石油能源领域工作近四十年,他生于1956年,1982年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石油地质勘探专业,之后自愿到新疆工作。《人民日报》曾对赴新疆工作的大学生的事迹有过报道。相关报道提到,当时毕业分配志愿表有三个志愿栏,王宜林都填上了新疆。王宜林当时报到的单位是地处新疆的油田勘探设计院,其石油能源领域生涯由此起步,后来他担任了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院长。1998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成立,新疆石油管理局成为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受集团公司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双重领导。在新疆工作期间,王宜林担任过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市)党委书记等职。此前媒体提到,在中国石油勘探开发史上,新疆是一个绕不开的地名。新疆石油管理局曾勘探开发了中国第一个陆上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2003年12月,王宜林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2011年,王宜林转战中海油,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15年回到中石油,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18年,62岁的王宜林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20年1月卸任中石油董事长、党组书记一职。之后他担任了两家企业的外部董事,退休四年后于2024年2月被查。另外,王宜林还有社会职务,曾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理事。执掌中石油近五年从2015年5月至2020年1月,王宜林执掌中石油近五年。中石油官网及相关财报显示,中石油员工总人数超百万,2022年在《财富》杂志全球500家大公司排名中位居第四,当年全年营业收入达3.4万亿元,利润总额达2600多亿元。刚到任时,王宜林面临的局面是“外临低油价,内遭强反腐”。据新华社《经济参考报》2015年报道,所谓强反腐是指,在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中,中石油从高管到中层落马者截至当时已超过50人。图为王宜林,其执掌中石油近五年其中包括曾任中石油董事长的蒋洁敏、曾任总经理的廖永远和曾任纪检组长的王立新等多位核心层领导,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极大影响。此状况下,王宜林的回归是被寄予期待的。在2015年5月,中石油新一届党组领导班子第一次会议上,王宜林毫不避讳地指出:“要深刻吸取周永康、蒋洁敏、廖永远、王永春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教训,肃清恶劣影响。”如今看,他并未汲取之前能源领域落马高官的教训。据《中国基金报》此前报道,王宜林曾表示要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曾说“腐败问题对企业发展的破坏力最大、杀伤力最大”。另据媒体报道,2016年6月,王宜林便因“多次公款吃喝,提供高档酒水和香烟”等问题被中央纪委通报。值得一提的是,王宜林曾回应油价问题。在2017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会议上,时任中石油董事长王宜林会上表示,作为油气产品制造者希望油价高一些,“但低油价也有有利的方面”。能源反腐进行时,三天内两名原董事长被查今年1月初,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在北京召开。相关会议通报指出,2024年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1月30日至2月2日,三天内两名能源领域央企原董事长被查。1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电建原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范集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和江西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官方资料介绍,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建,其是跨国经营的综合性特大型中央企业,是全球清洁低碳能源、水资源与环境建设的引领者。图为范集湘,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范集湘生于1954年,今年70岁,资料显示,他曾任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等职。2014年12月,中国电建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长范集湘的书面辞职报告,范集湘因年龄原因提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辞职9年多后,范集湘被查。范集湘被查后数日,王宜林被查。值得一提的是,不到一个月前,王宜林的老下属徐文荣涉嫌受贿被批捕。今年1月8日,最高检官网发布消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徐文荣涉嫌受贿被批捕,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履历显示,王宜林执掌中石油时,徐文荣任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两人在四年时间中是上下级关系。2023年6月,官方发布消息,中石油原副总经理徐文荣被查。今年1月6日,徐文荣被开除党籍。通报指出,徐文荣官迷心窍、权欲熏心,热衷政治投机,为谋求职务晋升结交政治骗子,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安排亲属在国有参股企业挂名领薪,毫无纪法底线,擅权妄为,靠石油吃石油,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安排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另外,能源反腐持续进行中,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的信息显示,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除了范集湘、王宜林,能源领域还有多名官员被查。比如,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周竹叶,中国能源传媒集团高级专务白俭成,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郭昭华,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原党委书记段彦修,中国石油吉林油田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安全总监尹旭等。

令外界感到震惊的是,在一片争议声中,三只羊公司开启了复播。据九派新闻,9月19日,包括“三只羊网络”“三只羊网络水果生鲜”“三只羊网络美丽生活”在内的多个三只羊公司旗下账号在停播两天后复播,多个三只羊官方授权账号也在正常直播中。从与辛巴的大闸蟹之争到美诚月饼事件,近期的三只羊可谓风波不断,处在漩涡之中。9月19日,上游新闻(报料邮箱:cnshangyou@163.com)记者来到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三只羊(合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园区内一片平静,多位员工表示,公司员工都在正常上班。同日,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已与商务局、公安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核查处理。为进一步了解该公司情况,9月20日,上游新闻记者向三只羊企业邮箱发送了采访提纲,截至发稿未获回复。“这次事件的核心,在于三只羊带货主播是否(存在)误导消费者。”9月20日,康德智库专家、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顾准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如果执法部门介入调查后确认虚假宣传成立,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带货主播和三只羊可能会面临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罚款,甚至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具体来说,如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可能会被处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只羊集团公司大楼。上游新闻记者 齐鑫 摄实探三只羊当外界围绕三只羊的讨论早已不绝于耳时,处于风暴核心的三只羊却显得格外平静。9月19日,上游新闻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高新区的三只羊公司园区,看到公司门口马路上和园区内停放了不少汽车,公司大门旁的停车库内也停放了不少电动车,还有外卖小哥不时进出配送,展现出一种平和有序的氛围。而园区内部,也是一片平静。上游新闻记者看到,有员工在办公楼走廊上抽烟、休息,也有员工在园区内走动,还有员工和车辆不时从大门进出。公司内部有食堂,而公司附近没有餐饮店、便利店,即便中午时分也鲜有员工外出就餐。一间架设有直播灯具的房间内,几台大灯长亮,疑有主播正在直播。天色渐晚,可以明显看到三只羊集团大楼内不少办公室亮起灯光。下午6时30分一过,不少员工陆续从公司大门走出,在路边等待网约车。9月19日晚6时39分,三只羊公司门口下班等待网约车的员工。上游新闻记者 齐鑫 摄上游新闻记者以求职为由上前询问公司情况,多位三只羊员工告诉记者,公司仍在正常办公。“肯定正常上班呀。”“目前在正常上班。”“我现在不是在正常上班吗?”部分员工向记者表示。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员工对于记者的询问表现出明显的警惕:“别问我,我不清楚。”“这个问题不方便回答。”而三只羊的直播电商业务,似乎也并未受到影响。9月20日上午,上游新闻记者以“三只羊网络”为关键词,在抖音平台进行搜索,看到包括“三只羊网络”“三只羊网络水果生鲜”等在内的账号正在进行直播。“疯狂小杨哥”抖音账号显示,自9月7日直播以来,该账号再未开启新直播。灰豚数据显示,近7天,该账号掉粉超146万,近30日掉粉超300万,截至发稿该账号粉丝数1.2亿。“疯狂小杨哥”账号数据。 图片来源/灰豚数据截图小杨哥“栽”在月饼上围绕三只羊和小杨哥的争论,近段时间以来一直霸占着各大平台的热搜榜。事情的起因,源于小杨哥和另一头部主播辛巴之间的大闸蟹之争。8月底,辛巴在直播间带货“蟹太太”蟹卡,却被品牌方告知价格机制被举报,导致无法继续售卖,随后辛巴开始“炮轰”小杨哥。“质检你们没有,售后你们没有,赔偿态度你们没有,担责的态度你们没有,你们什么都没有,就剩炒作了。”辛巴对小杨哥的商业模式也提出质疑,还表示要拿出1亿元,对此前在小杨哥直播间买到使用槽头肉的梅菜扣肉、三无吹风机等问题产品的消费者,替小杨哥进行赔付。而小杨哥在直播中红了眼眶。“兄弟们,骂可以骂我,恳请大家不要去骂我们的同事们。”小杨哥说。对于产品问题,三只羊始终没有进行正面回复。真正将事件推向高潮的,是一块小小的月饼。在网络上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中,大小杨哥在直播间奋力叫卖,称“美诚是很大的牌子,香港美诚”“它是米其林大师调出来的”,而出现在直播间的香港演员曾志伟,仿佛成了月饼的背景板。然而不久就有网友表示,“香港美诚月饼”似乎和“香港”关系不大。据红星新闻,多名代理商和网友表示,美诚月饼在香港没有门店,而月饼的产地信息基本都是广州和佛山。随着事件愈演愈烈,9月17日,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对三只羊在直播中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9月18日,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涉美诚月饼的情况通报:香港美诚食品集团在香港注册有“美诚”“香港美诚月饼”“MEISUN”等核准在月饼商品上的商标,并授权给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使用,生产方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暂未发现存在违法行为。9月19日,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已与商务局、公安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核查处理,坚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判定涉嫌虚假宣传的关键点,主要在于主播是否故意陈述虚伪事实或隐瞒真实情况,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购买产品。”顾准告诉上游新闻记者。“此次事件中,三只羊带货主播涉嫌虚假宣传的关键点,在于宣传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造成了消费者的误解和受欺骗。”9月20日,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向上游新闻记者表示。付建表示,如果经调查认定虚假宣传成立,带货主播和销售方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包括罚款、责令停业整顿等。具体处罚力度会根据虚假宣传的程度和情节轻重而定。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虚假宣传行为一经查实,经营者可能会被处以相应罚款,并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三只羊团队直播带货美诚月饼的画面。直播电商需加强监管事实上,除此次美诚月饼事件之外,直播带货界还有不少问题。此次“炮轰”小杨哥的辛巴,2020年也发生过假燕窝事件。据北京商报,事后主播辛巴道歉,表示召回相关产品,承担退一赔三责任,金额超6000万元;将追究品牌方的法律责任,团队也将进行整改。其他中小主播的售假事件也不罕见。据新京报,今年8月初,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西潞派出所接到王女士报警称,7月25日—27日,王女士先后在某直播间花费3万余元购买名家名画10张,均带有国家认证的鉴定证书,但鉴定均为仿品。经警方侦查发现,嫌疑人在直播带货平台建立账号,通过租赁豪车拍摄视频、PS修图等方式,虚构人设,包装主播身份,后将临摹仿品冒充名家字画,通过直播间进行销售骗取暴利。类似事件层出不穷,在直播电商发展如火如荼的当下,消费者该如何避免“踩雷”,切实保护好个人权利,值得关注。“在直播带货领域,目前已有多部法律法规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利。”顾准告诉上游新闻记者,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基本权利,并要求经营者提供真实、全面的商品信息。此外,电子商务法也针对网络交易的特点,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包括要求其提供清晰的商品信息、保障消费者的退换货权利等。这些法律法规,共同构成了保护消费者直播间购物权益的法律体系。同时,顾准也坦言,头部主播拥有超强的带货能力,而目前行业在监管方面确实存在一些缺陷。“比如,监管力度可能不够严格,导致一些主播在带货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监管手段也可能不够先进,难以有效应对直播带货这种新兴业态带来的挑战。”顾准说。顾准认为,应该加强监管力度,提高对头部主播的监管要求,确保他们在带货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同时也要创新监管手段,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来加强监管,提高监管的效率和准确性。另外,还可以建立更加完善的投诉举报机制,让消费者能够更加方便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上游新闻记者 齐鑫

“羊毛党仅退款反被平台薅,平台卷款20亿跑路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近日,一则“购物平台京淘淘卷款跑路”的传闻在网络流传。传闻称,有大量“羊毛党”涌入京淘淘购物后再申请仅退款,系统显示30天后到账,但这两天平台突然跑路了,号称卷走20亿元。网上流传“购物平台京淘淘卷款跑路”传言 图源微博9月19日,两位京淘淘用户表示,自己在平台下单后申请仅退款不成功,平台也没有退费。京淘淘相关负责人则回应红星资本局称,卷款跑路的说法不是事实,公司正常运营中,“前段时间公司被有预谋的一群用户‘薅羊毛’了,所以加强了风控管理。”公开信息显示,京淘淘为付费会员开通了“仅退款”模式,成为会员就能享受不同额度的商品“仅退款”,无需退货。会员等级分为9级,开通费用从188元递增,最高为28888元,相应的“仅退款”额度从一个季度6万元到145万元。值得一提的是,会员想要享受仅退款权益则需以更贵的价格购买商品。以在京淘淘出售的一款蓝牙音响为例,“全民仅退款”的购买价格为4848元,“立即购买”的价格为727元,相差7倍。对于京淘淘推出的仅退款模式,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系教授、电子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崔丽丽向红星资本局表示,该模式更像是一种引流方式,通过仅退款配合高额会员费用来实现引流和变现。仅退款平台“跑路”整治“羊毛党”?购买18888元会员可“仅退款”90万元红星资本局注意到,近日在社交平台上,有部分用户发布京淘淘维权、跑路等信息,还有人组成维权群。也有声音称,“这些用户为‘羊毛党’,冲着平台仅退款模式下单”“跑路是整治羊毛党”。小红书APP上的用户维权笔记9月19日,红星资本局通过上述维权群联系到两位京淘淘用户,他们表示自己在平台下单后申请仅退款不成功,平台也没有退费。用户王女士(化名)表示,自己在8月26日下单申请“仅退款”成功了,但是28日后下单的申请“仅退款”都失败了,涉及金额2万多元。用户胡先生(化名)称,自己和朋友也有一定金额的商品申请“仅退款”未成功。公开信息显示,京淘淘是上海京剁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剁宝公司”)创立的一款购物软件APP,自称以“全民仅退款”的创新模式为核心,其APP的后缀名也标注着“全民仅退款”。京淘淘为付费会员开通了“仅退款”模式。根据京淘淘“全民仅退款”会员协议,成为会员就能享受不同额度的商品“仅退款”,无需退货。会员等级分为9级,开通费用从188元递增,最高为28888元,相应的“仅退款”额度从一个季度6万元到145万元。全民仅退款会员协议 截图自京淘淘APP王女士称,她购买了888元的会员,“仅退款”额度为一个季度12万元。胡先生则购买了18888元的会员,“仅退款”额度为一个季度90万元。上述用户均告诉红星资本局,“仅退款”不成功是因为被京淘淘判定成了“羊毛党”。9月13日,王女士收到一则京淘淘发来的短信,称其“在APP反复套利下单活动优惠,金额巨大,以占有为目的,通过不正当途径‘薅羊毛’,恶意利用电商平台漏洞获取利益,且金额已达3000元。”但对于平台跑路的说法,上述用户均表示不清楚。平台回应:未跑路,发现“职业羊毛党”“仅退款”商品价格高出6倍9月19日,红星资本局测试发现,京淘淘APP目前可以正常下载使用,平台客服否认了跑路的说法,称公司公关团队已经注意到网络相关传闻。随后,京淘淘相关负责人回复红星资本局称,卷款跑路的说法不是事实,公司正常运营中。对于上述用户提到的“仅退款”不成功,该负责人称,京淘淘前段时间被有预谋的一群用户“薅羊毛”了,公司内部对不正常交易用户进行筛查,发现部分涉及金额巨大的“职业羊毛党”,所以加强了风控管理。目前各项业务、退款等在陆续进行中。同时,该负责人还透露,对于这部分用户将采取法律程序。对于薅羊毛的说法,用户持不同意见。王女士认为,收到商品再申请仅退款才是“薅羊毛”,但目前连商品都没有收到,退款也不成功。胡先生认为,的确有羊毛党的存在。红星资本局注意到,京淘淘的“仅退款”模式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在京淘淘APP中,商品均显示两个价格,一个是“全民仅退款价格”,另一个是“立即购买价格”。红星资本局发现,两个价格相差数倍,会员想要享受仅退款权益则需以更贵的价格购买商品。以在京淘淘出售的一款蓝牙音响为例,“全民仅退款价格”为4848元,“立即购买价格”为727元,相差7倍。目前,这款音箱在京淘淘显示仅全民退款模式销售出1台。红星资本局发现,同样的商品在淘宝、京东等平台的官方旗舰店售价更低。蓝牙音响“全民仅退款价格”为4848元 截图自京淘淘APP天眼查显示,京淘淘母公司京剁宝公司成立于2019年,在2024年3月获得了天使轮融资,金额为5亿元人民币,投后估值达30亿元,但投资方并未公布。红星资本局查询多个渠道,暂无法证实融资信息真实性。对于京淘淘的仅退款模式,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系教授、电子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崔丽丽向红星资本局表示,该模式更像是一种引流方式,通过仅退款配合高额会员费用来实现引流和变现。平台能否盈利在某种程度上要看平台和消费者之间的博弈,消费者交了高额会员费是否能够用足,要看平台上是否有消费者心仪的仅退款商品,以及这些商品在会员期限内可以获得“免费”的总体额度与会员费之间的差额。崔丽丽还提到,这更类似于充值兑换为商品的模式(类似于单用途预付卡),玩法上可能更复杂。这种新型模式在消费者权益、会员费的资金池管理等方面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国家对于单用途预付卡有专门的管理办法,以及类似于“押金”或“预充值”属性的会员费管理是非常容易出现风险的环节。红星新闻记者 强亚铣编辑 邓凌瑶

▲陈宪清案中被托管的单位之一三亚海韵度假酒店,目前正常经营红星新闻记者|刘木木 发自海南编辑|郭庄责编|官莉国企托管民企旅文集团是三亚第一家国有上市企业,海韵集团创立于2002年,主营地产、酒店,由辽宁北票人陈宪清创办。公开可查的工商信息显示,海韵集团当前的法定代表人为陈宪利,他持有海韵集团98%的股份,陈宪清未持有公司股份。陈宪利是陈宪清的亲属,二人均被指控“涉恶犯罪集团”人员。办案人员介绍,办案机关在办理陈宪清行贿案过程中,发现陈宪清等人还涉嫌恶势力犯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宪清犯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犯罪事实如下:2007年至2019年期间,被告人陈宪清向时任三亚市市长王勇行贿409.1063万元、副市长李柏青行贿188.1402万元,向时任辽宁省副省长刘国强行贿2010万元,向时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庆伟行贿220万元,向时任三亚仲裁院院长刘彦勋行贿220万元,行贿共计3047.2465万元。2022年5月,经三亚市人民政府同意,由旅文集团依法对海韵集团及其旗下子公司等8家公司进行托管。相关文件显示,被托管企业要全力配合旅文集团开展托管工作,并向旅文集团提供托管单,包括集团公司构架、在职人员、经营性资金、不动产等,分类造册并进行实地确认,做到资产明确。旅文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集团依据三亚市政府的要求,接手这一托管任务。之后,该集团依据托管工作相关法律规定开展工作。旅文集团有4000名员工,主打景区服务,具备相关管理、服务经验,故根据指派接手这一托管任务。该负责人介绍,旅文集团对这一托管任务十分重视,最初便成立了由集团领导牵头的专项工作组,该工作组下设维稳监督、法务、人事、财务以及现场派驻人员等工作小组。前期,旅文集团投入30余人参与本次托管工作。“我们是委托监管,不是接收海韵集团,或把整个海韵集团作为自己的公司管理。”该负责人解释,该托管工作保留了海韵集团原管理团队,海韵集团原管理团队依旧按照原海韵集团经营模式,或海韵集团内部的管理制度开展经营活动。旅文集团方面解释,托管任务中,旅文集团的主要工作,是对海韵集团内部的审批流程做最后的审核。“审核的目的,一是保证海韵集团正常业务的开展,二是保证涉案资产不流失。”▲陈宪清被指控“涉恶犯罪集团”人员 据海南日报家族式涉恶犯罪集团7月26日,海口中院对陈宪清犯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一案公开宣判:被告人陈宪清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特别巨大,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公诉机关指控陈宪清家族人员的涉恶犯罪事实如下:2002年,陈宪清在三亚市成立了三亚海韵实业发展公司(后变更为海韵集团),开始在三亚市开发房地产项目。在开发的过程中,海韵集团先后成立了三亚沈煤信诚公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亚沈煤森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陵水海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下属公司,陈宪清逐步任用郭明贵、宋丽双、陈宪军、宋立明、陈宪利等家族成员为公司高管,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在运作和经营上述公司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陈宪清为首,郭明贵等10人为成员的家族式涉恶犯罪集团。该涉恶集团以海韵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等经济实体为依托,成员较为固定、分工明确、奖惩分明。陈宪清认为“接待就是第一生产力”,意图通过“接待”来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于2007年在三亚市开设高档酒楼用于接待领导、贵宾;2009年,海韵集团旗下的三亚海韵度假酒店开业,陈宪清的接待场所便转到该酒店,通过请吃、金钱贿赂、组织介绍卖淫女提供性服务等手段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企业家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在三亚市影响力逐步扩大。该涉恶集团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大肆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陈宪清为人蛮横霸道,带头殴打与其合作开发项目的乙方公司人员,指使公司高管纠集公司保安及社会闲散人员在征地及开发三亚半岭温泉项目、陵水陵河假日项目等项目过程中,针对项目乙方及征地拆迁的群众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非法占用农用地、强迫交易以及暴力强拆等违法犯罪活动,非法拘禁并捆绑殴打对公司有意见的员工,为非作恶、欺压群众,对海韵集团所开发项目区域一带的治安、民生造成较严重的破坏和影响;在开发、运作项目及运营酒店过程中,实施了开设赌场、诈骗、虚假诉讼、挪用资金、虚开发票、伪造印章等违法犯罪活动,对公职人员大肆行贿,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对当地的政治生态和营商环境造成了较严重破坏和影响。目前,陈宪清家族人员涉恶部分的犯罪事实正在审理、有待宣判。《意见》第12条在扫黑除恶斗争中,涉案资产被托管,并不只有陈宪清和海韵集团的案件。2020年9月25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三次推进会于京召开。会议信息显示,当时已托管代管资产在亿元以上的涉黑组织涉企业887家,资产达632亿余元,保障了3.6万余名员工正常就业。海韵集团及其子公司被托管事项,近期引发较大关注。有法学界人士指出,一些涉黑、涉恶企业“一管就死”,部分海韵员工亦称,“海韵集团被托管是对其自主经营权利的侵犯”。陈宪清的辩护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发旭则认为,海韵公司被托管“缺乏法律基础”。涉黑恶案中的托管行为,法律依据为2019年4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发《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财产处置意见》)。该意见第12条称,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财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申请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委托有关机构代管或托管。“这个文件只规定对涉案的经营性财产托管,三亚旅文集团作为国有公司,没有权力对海韵集团整个企业进行托管。”王发旭律师称,海韵集团的公章被三亚旅文集团掌握,这导致企业员工的开支、商铺的租金收取、合同等手续的履行遭遇障碍,“海韵集团就因为这个托管行为,基本上要面临破产。”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何显兵解释,“经营性资产”是用于投资、生产、经营的资产,亦即作为市场主体的资产。经营性资产社会关联度较高,例如可能与第三方发生市场交易、支付薪金等,采用代管、托管的方式,更符合产权保护及公共利益、第三人合法利益保护。何显兵称,2018年,两高、两部印发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第七节专门规定了“依法处置涉案财产”,但该部分规定尚不够全面细致,为准确适用法律,2019年又印发了《财产处置意见》,对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财产处置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规定。办案人员介绍,有证据证明,三亚海韵集团等8家公司均为陈宪清实际控制,且属于不宜查扣冻的涉案经营性财产,故可以依法进行托管。▲图为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据法院官网保障诉讼司法文书显示,陈宪清案全案被检察机关起诉指控的被告人有43人,被告单位有海韵集团及陵水海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涉及的罪名有十几个,涉案财产数额特别巨大。何显兵认为,《财产处置意见》准确贯彻了扫黑除恶“打财断血”原则。由于现代有组织犯罪常以“企业经营”的形式出现,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交织,处置有组织犯罪组织的涉案财物,还可能影响到包括其他善意第三人、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对此,《财产处置意见》才作出了更有针对性的细化规定。《指导意见》第七章第26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资产,可以申请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者委托有关机构代管或者托管。何显兵解释,相比《指导意见》第26条第2款,《财产处置意见》第12条扩大了对经营性资产代管、托管的犯罪类型,细化了申请主体,明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均可以申请代管、托管。红星新闻注意到,《指导意见》中提到了“诉讼需要”。《指导意见》第26条第1款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诉讼需要,应当依法査询、查封、扣押、冻结全部涉案财产。”何显兵认为,应将《财产处置意见》第12条与《指导意见》第26条结合起来理解,且应注意如下三点:一、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的前提是“涉案”,对与犯罪或犯罪组织无关的财产,不应适用本款规定。二、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的原因,是原本符合“查封、扣押、冻结”的一般性规定,但查封、扣押、冻结可能导致经营性资产本身的不当损失,或者影响经营性资产关联方的合法权益。其目的在于,既能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又能避免损害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后,如人民法院作无罪判决或者认定该资产与犯罪或犯罪组织无关因而不需要没收,应当及时发还财产所有人。办案人员介绍,陈宪清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本人财产与家属财产、违法犯罪所得与合法经营所得高度混同,为防止涉案的经营性财产流失,有必要继续对三亚海韵集团等8家公司进行托管。4万次公章使用旅文集团方面介绍,本次托管工作最初较为顺利,但今年5月起,多篇出自自媒体和律媒圈的网文对该案及企业托管提出质疑,认为托管后企业公章被“扣押”,造成租赁合同无法续约,应收账款无法及时收回,员工工资无法及时发放,影响了企业自主经营。旅文集团相关负责人否认海韵集团公章使用不畅及员工工资无法发放。“海韵集团每个月都会开一个资金预算会,对每个月的支、收款项做一个预算统计,然后交给旅文集团审核,审核通过后,便可正常开展经营业务。”这名负责人称,截至今年6月,海韵集团及几家子公司大多正常运转,员工工资的发放基本能得到保障,但是,海韵集团旗下两家单位半岭温泉酒店、云山慧谷酒店的工资没能向员工及时发放,原因都是两家酒店近年持续经营亏损,但目前也在通过其他子公司拆借资金的方式努力解决。在公章使用方面,旅文集团方面解释,2022年至今,“已经盖了4万次公章”。海韵集团有员工700人左右,大部分员工配合托管工作。但近期,“确有一些员工被无关人员胁迫,参与对抗托管工作,给企业的托管工作及正常经营造成不良影响”。旅文集团负责人认为,既然是托管,就要采取一些形式,“保管公章”只是方法之一,但旅文集团未参与海韵集团的具体业务,仅起监督作用。“以陵水海韵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举例,若其有商铺对外出租,在他们内部流程走完后,旅文集团会进行复核,对租金、物业费等进行审核,审核这些费用是不是在正常的水平上。”熟悉本次托管工作的人员称,2022年5月三亚旅文集团接手托管任务后至今,未对海韵集团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进行更换,也没有派任何人到海韵集团担任职务。办案人员介绍,海韵集团及其子公司都是受陈宪清及其家人控制的家族企业,但海韵集团的经营性业务,比如三亚的酒店、陵水县的物业等,全部实施职业经理人管理模式,这些职业经理人都没有涉案,仍在正常履职,集团总部一些副总裁、总监及部门长亦未涉案,故海韵集团并没有因为陈宪清等人涉恶而瘫痪。三亚海韵度假酒店毗邻三亚湾,是海韵集团旗下豪华酒店之一,住在这家酒店的部分房间,可畅览碧绿的海浪。8月中旬,红星新闻记者在这里看到,酒店大堂游人如织。订房部的员工称,他们的工作未受案件影响,工资亦及时发放。本次托管工作何时结束?对此旅文集团称,“我们还没有接到最新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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