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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关注解放军动态的网友们应该都注意到，最近热播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其他部门摄制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淬火》——其中透露了大量解放军关键信息，包括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测试、新型舰载机登上辽宁舰、歼-20针对隐形战斗机的模拟对抗以及中外航母编队的对峙等。而岛内同样对《淬火》投入高度关注，尤其是其中的无人机演习部分。岛内高度关注无人机演习部分台湾TVBS网站近日称，《淬火》展示的无人机模拟攻击场景让岛内专家非常敏感，片中解说称，“无人机发现敌防空阵地，立即打击，目标锁定，发射。”台湾专家“比对发现解放军无人机模拟攻击目标正是西莒青帆港，剑指马祖”。台湾军事专家认为，马祖部署有台军的防空导弹阵地，“可能对解放军造成威胁，因此解放军才在演习中刻意演练对其模拟攻击”。台湾《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铭表示，台军部署在马祖的防空导弹阵地“如果没有先前去除的话，会对解放军的进攻梯队造成很大的威胁。”报道还注意到，解放军在《淬火》中还展示了多型无人机，例如“彩虹4”无人机曾于2023年5月顺时针绕台飞行，它执行任务的续航时间达14小时，配备有4个武器挂架，能够发射AR系列空对地导弹和卫星制导炸弹。台湾“国防院战略资源研究所”所长苏紫云表示，该无人机一方面可以兼顾侦察，另一方面也可以配置各种攻击武器，包括空对地、甚至空对空的近程导弹，为此“台军需要加速主被动的伪装和防护”。图为无人机演习画面不过在老司机看来，台湾对于解放军无人机的关注，仅局限在“可能用于攻台”，实在是太过于短视。《淬火》在片中明确提到，“凭借无人机的能力，突进敌人的火力圈，从生存率、战损比、效费比上讲，我们干的是有人机干不了的事！”在解放军空军成体系远海远洋训练中，如今无人机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例如无侦-7无人机负责前推搜索，并向后方传递信息，轰-6K轰炸机收到坐标参数后，随即发射反舰导弹。这样的有人机与无人机相互配合，已经超过了早先外界对于无人机作战模式的呆板印象。歼-20飞行员董珺称忘不了驾驶歼-20看到宝岛的情景真正让岛内破防的，其实还包括《淬火》引用歼-20飞行员董珺的那段采访：“我始终忘不了驾驶歼-20，看到宝岛的情景。”显然，这段话意味着歼-20与台湾本岛的距离已经进入视距范围。通常当解放军军机在抵近台湾地区巡航时，台湾方面都不会错过大肆炒作的机会，台湾防务部门几乎天天都会发布通报，宣称靠近台湾的解放军战机型号、抵达空域等内容，以此吸引国际舆论。但在台军此前报告中，从未出现关于歼-20战机的通报。如今歼-20飞行员公开宣布逼近台湾本岛，无疑证明台湾根本没有能力发现歼-20这样的隐形战斗机能力，更不要说实际对抗了。图为空中加油画面此外，《淬火》在描述歼-20的时候还提及：长航时后再实施夜间空中加油，不仅是技术上的挑战，也是对飞行技能、心理承受能力、编队协作极限的考验。董珺带队完成歼-20夜间空中加油验证，试验数据为歼-20全时全局作战提供了重要支撑。这里提及的“全时全局作战”可以表明歼-20目前作战空域覆盖台湾是完全没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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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河南一公司运输多袋现金红包、为员工及其父母作为中秋礼金的视频走红：棕色袋子里装满沉甸甸的百元纸币，由两名工作人员抬着，一袋又一袋运往活动现场。图为发红包现场该公司是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9月15日，公司举行中秋孝文化节，摆放1000桌宴席，宴请员工和父母19500余人一起过中秋，共享团圆饭。活动持续两天，在现场，该企业创始人崔培军携高管逐一为员工父母送上鲜花，并为每名员工父母发放600元节日礼金。现场礼金发放超1000万元，整个活动花费2000多万元。创始人崔培军在活动现场表示：“作为公司的领头人和大家长，我有责任和义务让员工和父母在一块过节，有一次团聚的机会。通过11年孝文化节的熏陶，目前没有一起员工父母因为赡养问题找到公司来的案例。”大量员工和父母一起过中秋共享团圆饭据了解，从2012年起，该公司每年举办中秋孝文化节。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之所以设立该节，是因为早些年，有的员工对待父母不够孝顺，父母找到公司诉苦。创始人对此感同身受，觉得要是连父母都不孝顺，兄弟姐妹不和睦，哪里还谈得上对工作尽职尽责，于是决定举办该节日，希望能够以点带面，倡导孝亲敬老、家庭和谐、邻里和睦。公司老板慰问员工运钱及活动现场视频在网上走红，网友纷纷评论“怎样让我老板看到此视频”“要什么条件才能进他们的厂”“老板们的榜样，员工真幸福”…行李箱装着大量现钞潇湘晨报综合大河财立方、河南工人日报、河南矿山集团（来源：潇湘晨报）

红星资本局9月17日消息，月薪10万的券商投行业务分部总经理葛某被降薪30%后，又因所负责的两个投行项目收到监管罚单而被扣发奖金。为此，葛某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和项目奖金，但最终败诉。近日，裁判文书网披露了这则劳动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书。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的诉求，法院认定，葛某所在部门两项考核目标均未完成，公司对其降薪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在合理范围内。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项目奖金的诉求，法院则认定，葛某作为项目的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对其扣发奖金并无不当；此外，在葛某已取得某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龙力退002604.SZ 注：该股已退市)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605198.SH)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图为法院相关判决书投行业务负责人讨薪负责的两个项目均收监管罚单判决书显示，葛某于2011年5月1日入职某某公司，双方曾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5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葛某原担任业务一部总经理，2023年2月起在某某公司业务拓展部工作。葛某自2015年起工资标准为10万元/月，2022年7月调整为10.2万元/月，2022年11月调整为7.14万元/月。2023年6月19日，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同月，葛某向某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因仲裁委员会决定终止审理，葛某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公司支付2022年11月1日至2023年6月19日期间工资差额24.48万元，以及奖金14.73万元。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其中，龙力生物于2011年由华英证券保荐上市，因连续数年虚增利润财务造假，于2020年7月被深交所摘牌。红星资本局结合判决书以及公开信息发现，2020年1月14日，作为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持续督导机构，因未及时发现违规挪用募资，执业中存在部分尽职调查工作不规范等情况，华英证券和两名项目财务顾问主办人被山东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此外，2020年10月27日，因在安德利IPO项目中未严格履行立项程序，华英证券被证监会出具警示函。因上述项目收到罚单，2021年6月，公司决定扣发葛某的龙力生物项目奖金12.73万元，安德利项目奖金2万元，合计14.73万元。双方的争议也由此产生，即项目被监管处罚，公司是否可以追索葛某奖金。关于降薪是否合理，双方也有争议。公司称调薪后工资仍高于平均水平一审法院认定降薪合理，但应支付奖金判决书显示，2022年1月，葛某曾签署《2022年度业绩责任状》，其中对考核期内的业绩要求进行了约定，包括实现部门盈利、实现一定收入等，包括部门在考核期内实现收入不低于1800万元等。根据上述业绩责任状，如果未能在考核期完成考核目标，公司将视情况采取考核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解散部门、降职降薪、调整岗位、乙方辞职、解除劳动合同等。此外，公司《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载明，经济处罚措施包括扣发奖金、责令退还奖金、减薪、停薪。葛某认为，降薪决定不符合劳动合同约定和依法制定的公司制度规定。同时，截至2022年11月，葛某管理的项目累计收入2.4亿，收支平衡账户下是正数1.846亿元，公司在2022年10月以2年亏损（合计290万元）为由通知其降薪30%的决定不合法，更不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在质证时，公司给出了部分降薪依据。其认为，由于葛某存在未勤勉尽责履行充分核查程序的情况，导致公司可能遭受巨大损失以及对公司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公司调整其薪酬。公司还拿出了一份咨询报告，用于证明葛某调薪后的工资依旧高于行业市场平均水平。不过，葛某对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葛某的诉求，一审法院认定，2022年葛某所在业务一部没有盈利，也没有完成业绩责任状中载明的考核目标，因此公司依据责任状约定在合理范围内对葛某采取降薪的措施，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也在合理范围内。一审法院还认定，葛某作为安德利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据此对其扣发绩效奖金2万元的处罚并无不当；此外，基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与其他项目并无关联，如公司认为葛某存在过错需扣发奖金，也应扣发该项目奖金，而不应延伸至其他无关项目奖金。因此，法院判决公司应支付葛某奖金差额12.73万元。二审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认定公司扣发相关项目奖金合理原告葛某与被告公司均不服上述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资料图公司认为，葛某已经领取了龙力生物项目的全部奖金，因此相关处分决定提到的扣发奖金应当属于扣发当下未发放的其他项目奖金。葛某则指出，安德利项目组的业务活动与证监会检查和出具警示函是两件并行且没有交集的事件，没有证据证明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应对公司因内部控制不完善受到警示负有责任。二审法院认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葛某关于安德利项目奖金差额的诉讼请求并不当。同时经二审法院查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存在依据违规挪用募集资金的情况，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项目流程、文件材料有进行审批职责，因此公司决定扣发葛某该项目部分奖金，有事实依据和规章制度依据。二审法院对此认定，在葛某已取得龙力生物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决定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依据《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可以扣发葛某的奖金种类包括合规风险或违规事项直接相关的项目奖金和其他无直接关联的各类奖金。最终，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葛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中包括对葛某请求改判公司支付其工资差额的诉求不予支持。延伸阅读知情人士：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 不接受可自行离职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图为中金公司logo 资料图导读：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作者 |第一财经 周斌8月30日，中金公司一则网传消息“中金公司多人陆续收到降职级降薪资的邮件，如不签字接受，将根据公司统一安排推进后续工作”引起市场关注。第一财经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确有此事，“相关考核前几个月就在做，此次相当于要员工签字确认接受降职级，并接受按对应职级进行薪资调整，如不接受相关安排，可以选择自行离职，不离职也不签字，公司将继续推进走流程统一安排降职降薪。”上述知情人士称。今年5月，第一财经从业内了解到，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上半年中金公司已减员264人，大陆地区及海外均有涉及。根据中金公司30日披露的2024年半年报，截至6月30日，中金公司集团员工人数从2023年末的15327人减少至15081人， 13967名员工位于中国大陆及1114名员工位于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及德国。其中中国内地员工减少了221人，境外员工减少25人。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上半年仅资产规模超过2千亿的14家大型券商员工人数合计减少了5735人。其中减员最多的是方正证券，减少了1381人。还有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广发证券等在内的多家券商上半年减员均超过500人。

对于俄乌来说，一时的增兵，无非将自己剩余的“内功”再拿出一些来。但元气耗尽未必是好事。文 | 海上客据央视新闻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时间9月16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力量的编制人数增加到238.9万人，其中150万人是军事人员。俄罗斯总统普京 图：资料无独有偶，就在普京签发总统令之前，乌克兰新任外长西比加在基辅举行的“雅尔塔战略会议”上称，要解决乌克兰的兵员问题——“目前，乌克兰大约有100万适龄男性在国外，其中30万人在波兰”，西比加的话，言下之意就是要增兵！01普京签发总统令，扩大俄罗斯武装力量人员编制，在海叔看来，看似出人意料，其实是情理之中。说这是“出人意料”，是因为在2022年2月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曾特别表示并没有俄罗斯义务兵出境参战。也就是说，俄罗斯对外只认可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是俄军中的雇佣兵，或者索性就是瓦格纳雇佣兵。协同俄军参战的则是顿巴斯民兵。但这仗打着打着，俄罗斯于2022年9月开始征召新兵，所谓“二战后首次局部动员大约30万人”的说法不胫而走。2022年9月，被征召人员前往顿涅茨克接受训练的画面 图：环球网之后，俄武装力量人数开始扩编。2023年12月，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人数增加至2209130人，其中军事人员人数从102.7万人增加到132万人。如今再增加18万军事人员。这说明了什么？尽管普京没有明说增兵是为了在俄乌前线一举击败乌克兰军队，但在增兵扩编的同时，俄方还有这样一个重要举措：启封大约2万辆坦克、装甲车和火炮。难怪哈萨克斯坦总统扎卡耶夫最近在接待到访的德国总理朔尔茨时称，“俄罗斯是无敌的”。今年8月，德国总理朔尔茨（左）前往哈萨克斯坦访问，并会晤哈萨克斯坦总统扎卡耶夫海叔认为，哈萨克斯坦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并没有站在俄罗斯立场，而是站在相对中立的立场。正是如此，扎卡耶夫对朔尔茨所说，才更具参考价值。甭以为俄罗斯启封的那些坦克装甲车辆大多数是上世纪可能就封存的旧货。战争，最终是这些装备的较量。西方能够提供给乌克兰多少武器，用于对付俄罗斯，来共同消耗？俄罗斯哪怕当下没有太多产能，但继承下来的当年的“钢铁洪流”，一旦流动起来，乌克兰怎么对付？起码得有数倍之的弹药，才有可能战而胜之吧？然而，乌克兰有那么多弹药吗？02乌克兰方面似乎将弹药的事情一味交给西方了。泽连斯基政府目前盘算的是还有多少兵源。乌军中不少中老年人西比加说的是大实话——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乌克兰难民大举向西逃离，其中第一站就是波兰。虽然在很短的时间以后，乌克兰当局采取措施，只让老弱妇孺离开，而不让成年男子离境，且大举征兵。可毕竟在冲突之前，即有不少乌克兰人身在海外，还有不少乌克兰男子在冲突之初溜之大吉。如今，泽连斯基方面惦记起这些乌克兰籍人士，甚至还有部分是具有“双重国籍”者。海叔还观察到一个情况，西比加是在基辅举行的“雅尔塔战略会议”上提出惦记起海外乌克兰人的问题。泽连斯基在出席“雅尔塔战略会议”时，更提到，哪怕在乌克兰军队攻占的俄罗斯领土库尔斯克一些地方，也面临俄军快速的反攻。乌军想要守住阵地，防止俄军取得重大成果，颇有难度。泽连斯基方面惦记起海外的乌克兰籍人士其实，“雅尔塔战略会议”这个名称，都让人觉得怪怪的。雅尔塔，是一个地名，位于克里米亚半岛。在二战末期，1945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雅尔塔开会，商讨对法西斯作战以及盟国战后利益分配问题。这时候的雅尔塔，属于苏联内部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下属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二战之后，克里米亚变更为克里米亚州。1954年，在赫鲁晓夫主导下，在苏联内部，克里米亚州从俄罗斯划到乌克兰。换句话说，在二战期间雅尔塔会议时，雅尔塔并不属于乌克兰。那么，如今在基辅举行“雅尔塔战略会议”，到底要纪念什么，想要得到什么？其实值得细细品味。03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则——没有俄罗斯出席的、冠之以“雅尔塔”之名的会议，是不是并不具有现实意义呢？在俄乌冲突的当下，无论“乌克兰和平峰会”，还是“雅尔塔战略会议”，看上去都有点怪怪的味道。当然，乌克兰希望西方继续支持自己对俄作战——在乌克兰方面看来，最大的焦虑当然是美国大选可能导致的政策变化；西方特别是美国，则希望看到俄罗斯受到掣肘……这些都成为类似会议得以召开的理由。而想要让冲突停下来，想要“可怜乌东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现象早点结束，少死一些人，则最好的办法是促使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坐上谈判桌。然而，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在短期内发生呢？海叔要说，对于俄乌来说，一时的增兵，无非将自己剩余的“内功”再拿出一些来。但元气耗尽未必是好事。早日和谈，才是于各自的国家与民族以希望之时，也是有利世界之事吧？只是不知道俄乌双方是否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同时领悟这一点！碰不拢，则还得打下去……

9月18日，知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又曝光了一家医院勾结代孕机构、安排代孕孕妇持她人身份生产骗取出生证明。图为四川眉山蕴缨妇产医院产科大楼上官正义告诉潇湘晨报记者，掌握到相关信息后，其8月31日下午赶到四川眉山蕴缨妇产医院，有女子承认由另一凉山州代妈为其代孕在该院生产，自己穿住院服佯装产妇，在医院配合刷脸办理出生证。上官正义称，据他掌握的信息，“该医院今年以来接待的代妈持她人身份生产疑数百人。而当天他在医院病房里就看到有5名代妈。”他当场报警，同时向眉山市卫健委、四川省卫健委举报。随后上官正义收到反馈称，市、区卫生健康和公安部门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省卫生健康委已派出指导组现场指导。经查，确有孕妇使用非本人真实姓名在该院分娩等情况，其他问题正在进一步调查。图为上官正义收到的反馈另据天眼查公开资料，眉山市东坡区卫生健康局于9月7日对四川眉山蕴缨妇产医院作出行政处罚，称2024年8月31日对眉山蕴缨妇产医院开展了现场检查。经调查，该院于2024年8月27日至8月31日，未按照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的查对制度要求认真对两名产妇进行身份识别，导致该两名代孕产妇使用虚假姓名住院分娩。该院未按规定制定和实施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的行为，违反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该院作出警告处罚，并罚款3.8万元。该院曾受到警告处罚，并被罚款3.8万元然而，上官正义对此提出疑问，自己当时看到了5名代妈，为什么只核实到了2名？反映该院今年以来代孕生产骗取出生证明数量高达几百人一事，是否有进行调查？背后的非法代孕机构是否有追踪，是否有医生参与？上官正义还称，该医院收代孕是2万多元1单，而且必须在其月子中心住（费用另算），才给开出生证。图为产妇及其身份证9月18日，潇湘晨报记者以顾客身份咨询该医院正常生产价格，工作人员表示顺产是8888元四天三夜，剖腹产是1888元五天四夜。若不是头胎，剖腹产需另加千元。月子中心的话，是3万多元，住28天。潇湘晨报记者随后就上官正义所述的代孕交易多次致电该医院刘院长，及郭姓产科院长，未获有效回复。东坡区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员告诉潇湘晨报记者，在接到上官正义举报后就成立相关调查组进行调查，并已对调查到的问题进行一个处罚，其他问题尚在调查中。“不管是他网络举报的，还是跟我们电话举报的，我们都在一一进行核实。调查需要一定的时间，请耐心等待我们的调查结果。”潇湘晨报记者 吴陈幸子（来源：潇湘晨报）

但凡关注解放军动态的网友们应该都注意到，最近热播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其他部门摄制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淬火》——其中透露了大量解放军关键信息，包括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测试、新型舰载机登上辽宁舰、歼-20针对隐形战斗机的模拟对抗以及中外航母编队的对峙等。而岛内同样对《淬火》投入高度关注，尤其是其中的无人机演习部分。岛内高度关注无人机演习部分台湾TVBS网站近日称，《淬火》展示的无人机模拟攻击场景让岛内专家非常敏感，片中解说称，“无人机发现敌防空阵地，立即打击，目标锁定，发射。”台湾专家“比对发现解放军无人机模拟攻击目标正是西莒青帆港，剑指马祖”。台湾军事专家认为，马祖部署有台军的防空导弹阵地，“可能对解放军造成威胁，因此解放军才在演习中刻意演练对其模拟攻击”。台湾《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铭表示，台军部署在马祖的防空导弹阵地“如果没有先前去除的话，会对解放军的进攻梯队造成很大的威胁。”报道还注意到，解放军在《淬火》中还展示了多型无人机，例如“彩虹4”无人机曾于2023年5月顺时针绕台飞行，它执行任务的续航时间达14小时，配备有4个武器挂架，能够发射AR系列空对地导弹和卫星制导炸弹。台湾“国防院战略资源研究所”所长苏紫云表示，该无人机一方面可以兼顾侦察，另一方面也可以配置各种攻击武器，包括空对地、甚至空对空的近程导弹，为此“台军需要加速主被动的伪装和防护”。图为无人机演习画面不过在老司机看来，台湾对于解放军无人机的关注，仅局限在“可能用于攻台”，实在是太过于短视。《淬火》在片中明确提到，“凭借无人机的能力，突进敌人的火力圈，从生存率、战损比、效费比上讲，我们干的是有人机干不了的事！”在解放军空军成体系远海远洋训练中，如今无人机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例如无侦-7无人机负责前推搜索，并向后方传递信息，轰-6K轰炸机收到坐标参数后，随即发射反舰导弹。这样的有人机与无人机相互配合，已经超过了早先外界对于无人机作战模式的呆板印象。歼-20飞行员董珺称忘不了驾驶歼-20看到宝岛的情景真正让岛内破防的，其实还包括《淬火》引用歼-20飞行员董珺的那段采访：“我始终忘不了驾驶歼-20，看到宝岛的情景。”显然，这段话意味着歼-20与台湾本岛的距离已经进入视距范围。通常当解放军军机在抵近台湾地区巡航时，台湾方面都不会错过大肆炒作的机会，台湾防务部门几乎天天都会发布通报，宣称靠近台湾的解放军战机型号、抵达空域等内容，以此吸引国际舆论。但在台军此前报告中，从未出现关于歼-20战机的通报。如今歼-20飞行员公开宣布逼近台湾本岛，无疑证明台湾根本没有能力发现歼-20这样的隐形战斗机能力，更不要说实际对抗了。图为空中加油画面此外，《淬火》在描述歼-20的时候还提及：长航时后再实施夜间空中加油，不仅是技术上的挑战，也是对飞行技能、心理承受能力、编队协作极限的考验。董珺带队完成歼-20夜间空中加油验证，试验数据为歼-20全时全局作战提供了重要支撑。这里提及的“全时全局作战”可以表明歼-20目前作战空域覆盖台湾是完全没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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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朗驻黎巴嫩大使在寻呼机爆炸中受轻伤，目前状况良好。有匿名的黎巴嫩真主党官员称，这一系列爆炸事件是该组织在与以色列近一年的冲突中遭遇的“最大安全漏洞”。截至目前，以色列军方暂未对事件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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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