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合肥9月20日电 (记者 吴兰 张俊)“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是 推动中国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20日在2024世界制造业大会上表示。

　　周济说，智能制造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智能制造包含三个层次，分别是数字化制造、网络化制造和新一代智能制造。新一代智能制造代表了智能制造的最高层次，是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的高潮。

　　“智能制造是一个大系统，它贯穿于产品、生产以及服务的全过程。”周济表示，智能制造系统主要包括产品创新、生产技术创新、产业模式创新以及制造系统的集成创新。智能制造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这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产业模式的创新。

　　周济回顾了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共性赋能技术，这些技术与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推动了制造系统的革命性转型升级。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突破和广泛应用，将重塑制造业的技术体系、生产模式、产业形态，并引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时代。

　　周济对中国推进人工智能的新型工业化战略部署进行了展望。周济表示，到2030年，中国规上工业基本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制造在全国工业企业基本普及。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基本实现智能化升级，中国智能制造技术和制造水平走在世界前列。(完)

杨淑帆（记者 洪学智）09月22日,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

杨淑帆（记者 蒋琦贵）09月22日,76岁的老人陈有银是陕西黄土地上的一个普通农民。除了1970年应征入伍，至河南开封当了几年兵，他这辈子没有离开过家乡西安蓝田县的土地。当兵时连长描述其老家武汉长江大桥的景象，总在他心头徘徊。往后近五十年里，他日复一日面对着土地和庄稼，那些景象的细节模糊了，只记得那座大桥“有多美”、“有多好”。近两年有高龄战友向他描述外面的世界，说要抓紧时间出门看看，他真是心动了，这辈子还能亲眼检验那种在脑海里扎根的“美”吗？2024年8月8日，趁地里是农闲期，患病三十多年的妻子近期病情也有好转，陈有银带着一件1975年退伍时带回来的军用雨衣，三身换洗衣服，一大瓶水，以及三十多年前亲友见他家条件不好塞给他的千余元钱，从附近小孩那里借来一辆黄色单车，抠掉老年手机的电池，不想麻烦任何人，悄悄离家独自去“圆梦”。这趟数千里的骑行之路，陈有银没有数过日夜。知晓家人焦急寻找他足足一月，他才发现自己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他被家人从武汉接回家时，其实还没有找到连长说的那座武汉长江大桥。他选择让这个念想默默消散：这一路上看到的，已经足够啦。△ 9月7日，陈有银骑车在武汉看长江大桥。硚口警方提供视频监控截图。图源：长江日报走失的76岁老人8月上旬，西安蓝天当地多个救援队发布的一份寻人启事传播开来，称一名76岁老人陈有银于8月8日中午12时从村里骑行一辆黄色共享单车出村走失，一直未归，查监控发现老人于当日中午1时许在当地白鹿广场附近出现，走失时上身穿白底蓝格子衬衫，灰色裤子，脚穿咖色皮鞋。家属寻找未果，已报警。陈有银本人对此浑然不知。在他描述的版本里，8日中午，他照常做了三碗面条，和妻子、孙子一起吃完。然后好好洗了个澡，换上一身干净衣裳，取出自己藏了三十多年的千元积蓄——平常家里的钱都归妻子管，买东西哪怕找了一元钱零钱都会交还给妻子。那天他买了一桶油，找回来的零钱照例放桌上，所以家人都以为他出门时身无分文。出发前，陈有银把老人机的电池抠了。他不想让家人知道，一是怕看他年纪大阻拦，二是怕见他态度坚决，又要麻烦他们出钱出力给自己圆梦。自己骑个共享单车，一路上节约节约，应该也能做到。他也考虑过要不要留张纸条，但想想应该就几天的事，算了。△ 2023年，陈有银领取“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拍照留念，有老战友感叹应多出去看看。当事人供图/图源：长江日报沿着国道问路走，遇见的好人很多陈有银推测，顺着沿江的国道，应该就能到武汉。他一路东出潼关，去了河南三门峡、曾经当过兵的开封、郑州，随后南下武汉。每天骑行50里到100里，前十天还有些累，后面越骑越轻松，饿了就买些馒头、面条，晚上就用军用雨衣铺地，穿衣服睡。途中陈有银看到了与老家黄土地迥然不同的地貌，还有那些他从来没有种过、各式各样的庄稼。以前在开封当兵的时候，路上黄沙飞天，行人嘴都不敢张，如今变成一片绿林，泥路和土包变成了宽敞大道和高楼。他还去找了自己的“老连队”，都焕然一新。留守的战友听说他要骑行去武汉，给他赞助了一套新衣新鞋。路上陈有银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好人挺多。遇到那些陕西老乡开店的，见他独自在外，不肯收他钱，对他像邻居一样亲切。出于安全考虑，他在晚上通常不骑车，推着车走。有回他遇见一名骑摩托的女同志，谁也不认识谁，一直跟在他后头。他后来才意识到对方是开着车灯想给他照亮路。他说对方是名女同志，方向和自己又完全相反，不要再帮自己。接着他发现摩托车走了，警车紧接着来了，那名女同志出于担心报了警。民警了解完他的情况，也在后头打开车灯给他照路，直到他找着落脚点。这一路上，陈有银怕迷路，沿着国道没进过城，直到武汉。△ 陈有银的退伍军人证明书。当事人供图/图源：长江日报出租车里没有人，怎么也能在路上跑啊？在武汉看到的第一座大桥就让陈有银震惊到了，这应该就是连长说的多美、多好的大桥吧。他一层一层地数，一座足足有五层的钢架大桥，十分壮观。可惜人不能上去。这个上午陈有银在附近逛来逛去，还琢磨了好一会这五层分别是干什么用的，如果是方便军人站岗守桥，也不需要盖这么高呀。他的这个猜想被路人否定了，他也随后得知这座桥不是连长所说的那一座。武汉有十二座长江大桥，距离挺远，他得进城慢慢找。陈有银接着又看到了两座桥，只有一层桥道的它们相比第一座就显得有些普通，但晚上开了灯还是很漂亮。他还看到宽广的江面上有一辆大船驶过，有人上上下下，老家的河哪能供这种船开呀。到武汉这两天，陈有银不怎么赶路了，他在大桥周边闲逛，碰到了很多新奇的东西。“别的不说，就是那个出租车吧，我就感觉很奇怪，我想这个车子在路上跑，怎么没有人开哦，和别人一问，人家说这是无人驾驶啊！”陈有银就想，现在发展确实快，自己在的村庄没有什么改变，外面的城市变化竟然这么大。第二天晚上，陈有银在大桥桥头附近的椅子上睡着，但没多久就被路过的洒水车弄醒了。陈有银又走走走，在一片高楼中迷了路。△ 陈有银在老家。图源：白鹿视频“失联”一个月后，大桥没找到，生活回来了9月7日深夜，陈东毅突然接到民警的电话，称找到他父亲陈有银了，人在武汉。陈东毅当即连夜驱车赶往。陈有银压根没想惊动家人。他找不着路，走进途经的派出所。民警见他模样，以为是流浪汉，不让他走，给他做饭，让他休息，要给他买车票回西安。陈有银说自己有钱，不用麻烦。民警不放心，想联系他家人。这一联系才发现，老人原来是蓝田县当地寻找了一月的走失人口。而陈有银才知道自己足足出来了一个月。子女们焦灼万分，不仅自己找，还发动整个村里的青壮年在村里村外找了个遍。△ 9月7日晚11时，陈有银到武汉市硚口区宗关街派出所向民警求助。通讯员武龚萱 摄/图源：长江日报9月8日上午9时多，家人赶到派出所时，虽然什么话都没有说，但陈有银知道他们很生气。他听从他们的安排去理了个发，在宾馆开了间房作短暂休息，然后返回西安。陈有银没有再提武汉长江大桥的事。他感觉很对不起小孩，还听说当时有骗子称知道他下落索要1万元，儿子被骗走的200元也让他感到很可惜。但儿子和女儿心里，气愤平息过后是极大的愧疚。女儿陈女士称，他们从来不知道父亲有这么一个心愿。父亲总是那样的性格，有什么苦都自己挨着，平日本就缺乏沟通，父亲又格外怕麻烦到他们。9月15日，在陕西老家的陈有银收到了一张照片，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将长江日报记者拍摄的“万里长江第一桥”照片洗出来，寄给了他。△ 9月15日，陈有银老人与“大桥”合影。图源：长江日报他说已经没有再出去的念头了，还要顾生活。出门这一次，他不觉得遗憾。潇湘晨报记者 吴陈幸子（来源：潇湘晨报）

▲陈宪清案中被托管的单位之一三亚海韵度假酒店，目前正常经营红星新闻记者｜刘木木 发自海南编辑｜郭庄责编｜官莉国企托管民企旅文集团是三亚第一家国有上市企业，海韵集团创立于2002年，主营地产、酒店，由辽宁北票人陈宪清创办。公开可查的工商信息显示，海韵集团当前的法定代表人为陈宪利，他持有海韵集团98%的股份，陈宪清未持有公司股份。陈宪利是陈宪清的亲属，二人均被指控“涉恶犯罪集团”人员。办案人员介绍，办案机关在办理陈宪清行贿案过程中，发现陈宪清等人还涉嫌恶势力犯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宪清犯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犯罪事实如下：2007年至2019年期间，被告人陈宪清向时任三亚市市长王勇行贿409.1063万元、副市长李柏青行贿188.1402万元，向时任辽宁省副省长刘国强行贿2010万元，向时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庆伟行贿220万元，向时任三亚仲裁院院长刘彦勋行贿220万元，行贿共计3047.2465万元。2022年5月，经三亚市人民政府同意，由旅文集团依法对海韵集团及其旗下子公司等8家公司进行托管。相关文件显示，被托管企业要全力配合旅文集团开展托管工作，并向旅文集团提供托管单，包括集团公司构架、在职人员、经营性资金、不动产等，分类造册并进行实地确认，做到资产明确。旅文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集团依据三亚市政府的要求，接手这一托管任务。之后，该集团依据托管工作相关法律规定开展工作。旅文集团有4000名员工，主打景区服务，具备相关管理、服务经验，故根据指派接手这一托管任务。该负责人介绍，旅文集团对这一托管任务十分重视，最初便成立了由集团领导牵头的专项工作组，该工作组下设维稳监督、法务、人事、财务以及现场派驻人员等工作小组。前期，旅文集团投入30余人参与本次托管工作。“我们是委托监管，不是接收海韵集团，或把整个海韵集团作为自己的公司管理。”该负责人解释，该托管工作保留了海韵集团原管理团队，海韵集团原管理团队依旧按照原海韵集团经营模式，或海韵集团内部的管理制度开展经营活动。旅文集团方面解释，托管任务中，旅文集团的主要工作，是对海韵集团内部的审批流程做最后的审核。“审核的目的，一是保证海韵集团正常业务的开展，二是保证涉案资产不流失。”▲陈宪清被指控“涉恶犯罪集团”人员 据海南日报家族式涉恶犯罪集团7月26日，海口中院对陈宪清犯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一案公开宣判：被告人陈宪清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特别巨大，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公诉机关指控陈宪清家族人员的涉恶犯罪事实如下：2002年，陈宪清在三亚市成立了三亚海韵实业发展公司（后变更为海韵集团），开始在三亚市开发房地产项目。在开发的过程中，海韵集团先后成立了三亚沈煤信诚公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亚沈煤森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陵水海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下属公司，陈宪清逐步任用郭明贵、宋丽双、陈宪军、宋立明、陈宪利等家族成员为公司高管，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在运作和经营上述公司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陈宪清为首，郭明贵等10人为成员的家族式涉恶犯罪集团。该涉恶集团以海韵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等经济实体为依托，成员较为固定、分工明确、奖惩分明。陈宪清认为“接待就是第一生产力”，意图通过“接待”来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于2007年在三亚市开设高档酒楼用于接待领导、贵宾；2009年，海韵集团旗下的三亚海韵度假酒店开业，陈宪清的接待场所便转到该酒店，通过请吃、金钱贿赂、组织介绍卖淫女提供性服务等手段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企业家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在三亚市影响力逐步扩大。该涉恶集团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大肆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陈宪清为人蛮横霸道，带头殴打与其合作开发项目的乙方公司人员，指使公司高管纠集公司保安及社会闲散人员在征地及开发三亚半岭温泉项目、陵水陵河假日项目等项目过程中，针对项目乙方及征地拆迁的群众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非法占用农用地、强迫交易以及暴力强拆等违法犯罪活动，非法拘禁并捆绑殴打对公司有意见的员工，为非作恶、欺压群众，对海韵集团所开发项目区域一带的治安、民生造成较严重的破坏和影响；在开发、运作项目及运营酒店过程中，实施了开设赌场、诈骗、虚假诉讼、挪用资金、虚开发票、伪造印章等违法犯罪活动，对公职人员大肆行贿，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对当地的政治生态和营商环境造成了较严重破坏和影响。目前，陈宪清家族人员涉恶部分的犯罪事实正在审理、有待宣判。《意见》第12条在扫黑除恶斗争中，涉案资产被托管，并不只有陈宪清和海韵集团的案件。2020年9月25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三次推进会于京召开。会议信息显示，当时已托管代管资产在亿元以上的涉黑组织涉企业887家，资产达632亿余元，保障了3.6万余名员工正常就业。海韵集团及其子公司被托管事项，近期引发较大关注。有法学界人士指出，一些涉黑、涉恶企业“一管就死”，部分海韵员工亦称，“海韵集团被托管是对其自主经营权利的侵犯”。陈宪清的辩护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发旭则认为，海韵公司被托管“缺乏法律基础”。涉黑恶案中的托管行为，法律依据为2019年4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发《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财产处置意见》）。该意见第12条称，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财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申请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委托有关机构代管或托管。“这个文件只规定对涉案的经营性财产托管，三亚旅文集团作为国有公司，没有权力对海韵集团整个企业进行托管。”王发旭律师称，海韵集团的公章被三亚旅文集团掌握，这导致企业员工的开支、商铺的租金收取、合同等手续的履行遭遇障碍，“海韵集团就因为这个托管行为，基本上要面临破产。”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何显兵解释，“经营性资产”是用于投资、生产、经营的资产，亦即作为市场主体的资产。经营性资产社会关联度较高，例如可能与第三方发生市场交易、支付薪金等，采用代管、托管的方式，更符合产权保护及公共利益、第三人合法利益保护。何显兵称，2018年，两高、两部印发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第七节专门规定了“依法处置涉案财产”，但该部分规定尚不够全面细致，为准确适用法律，2019年又印发了《财产处置意见》，对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财产处置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规定。办案人员介绍，有证据证明，三亚海韵集团等8家公司均为陈宪清实际控制，且属于不宜查扣冻的涉案经营性财产，故可以依法进行托管。▲图为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据法院官网保障诉讼司法文书显示，陈宪清案全案被检察机关起诉指控的被告人有43人，被告单位有海韵集团及陵水海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涉及的罪名有十几个，涉案财产数额特别巨大。何显兵认为，《财产处置意见》准确贯彻了扫黑除恶“打财断血”原则。由于现代有组织犯罪常以“企业经营”的形式出现，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交织，处置有组织犯罪组织的涉案财物，还可能影响到包括其他善意第三人、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对此，《财产处置意见》才作出了更有针对性的细化规定。《指导意见》第七章第26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资产，可以申请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者委托有关机构代管或者托管。何显兵解释，相比《指导意见》第26条第2款，《财产处置意见》第12条扩大了对经营性资产代管、托管的犯罪类型，细化了申请主体，明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均可以申请代管、托管。红星新闻注意到，《指导意见》中提到了“诉讼需要”。《指导意见》第26条第1款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诉讼需要，应当依法査询、查封、扣押、冻结全部涉案财产。”何显兵认为，应将《财产处置意见》第12条与《指导意见》第26条结合起来理解，且应注意如下三点：一、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的前提是“涉案”，对与犯罪或犯罪组织无关的财产，不应适用本款规定。二、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的原因，是原本符合“查封、扣押、冻结”的一般性规定，但查封、扣押、冻结可能导致经营性资产本身的不当损失，或者影响经营性资产关联方的合法权益。其目的在于，既能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又能避免损害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后，如人民法院作无罪判决或者认定该资产与犯罪或犯罪组织无关因而不需要没收，应当及时发还财产所有人。办案人员介绍，陈宪清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本人财产与家属财产、违法犯罪所得与合法经营所得高度混同，为防止涉案的经营性财产流失，有必要继续对三亚海韵集团等8家公司进行托管。4万次公章使用旅文集团方面介绍，本次托管工作最初较为顺利，但今年5月起，多篇出自自媒体和律媒圈的网文对该案及企业托管提出质疑，认为托管后企业公章被“扣押”，造成租赁合同无法续约，应收账款无法及时收回，员工工资无法及时发放，影响了企业自主经营。旅文集团相关负责人否认海韵集团公章使用不畅及员工工资无法发放。“海韵集团每个月都会开一个资金预算会，对每个月的支、收款项做一个预算统计，然后交给旅文集团审核，审核通过后，便可正常开展经营业务。”这名负责人称，截至今年6月，海韵集团及几家子公司大多正常运转，员工工资的发放基本能得到保障，但是，海韵集团旗下两家单位半岭温泉酒店、云山慧谷酒店的工资没能向员工及时发放，原因都是两家酒店近年持续经营亏损，但目前也在通过其他子公司拆借资金的方式努力解决。在公章使用方面，旅文集团方面解释，2022年至今，“已经盖了4万次公章”。海韵集团有员工700人左右，大部分员工配合托管工作。但近期，“确有一些员工被无关人员胁迫，参与对抗托管工作，给企业的托管工作及正常经营造成不良影响”。旅文集团负责人认为，既然是托管，就要采取一些形式，“保管公章”只是方法之一，但旅文集团未参与海韵集团的具体业务，仅起监督作用。“以陵水海韵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举例，若其有商铺对外出租，在他们内部流程走完后，旅文集团会进行复核，对租金、物业费等进行审核，审核这些费用是不是在正常的水平上。”熟悉本次托管工作的人员称，2022年5月三亚旅文集团接手托管任务后至今，未对海韵集团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进行更换，也没有派任何人到海韵集团担任职务。办案人员介绍，海韵集团及其子公司都是受陈宪清及其家人控制的家族企业，但海韵集团的经营性业务，比如三亚的酒店、陵水县的物业等，全部实施职业经理人管理模式，这些职业经理人都没有涉案，仍在正常履职，集团总部一些副总裁、总监及部门长亦未涉案，故海韵集团并没有因为陈宪清等人涉恶而瘫痪。三亚海韵度假酒店毗邻三亚湾，是海韵集团旗下豪华酒店之一，住在这家酒店的部分房间，可畅览碧绿的海浪。8月中旬，红星新闻记者在这里看到，酒店大堂游人如织。订房部的员工称，他们的工作未受案件影响，工资亦及时发放。本次托管工作何时结束？对此旅文集团称，“我们还没有接到最新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