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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有旅客在小红书发文称，乘坐国泰航空航班时被后排两名旅客辱骂。对此，国泰航空向界面新闻回应称：“保障每一位顾客的安全和权益是我们首要任务。对于任何顾客不遵守航空安全规定及不尊重其他顾客权益的行为，我们始终保持零容忍的态度。因此，我们根据相关《乘客及行李的一般条款》规定，将拒绝此事件中二位滋扰他人的顾客未来乘搭任何国泰集团的航班。”事发现场画面国泰航空方面称，经调查发现，于9月17日CX253航班上，两名顾客因为座椅靠背调整问题与前方顾客发生争执并作出语言和行为骚扰。期间，机组人员多次进行调解和劝阻， 但两名顾客未停止滋扰行为。机组人员安抚受影响顾客，在经济舱已满员情况下为其安排了特选经济舱以调换座位。 受影响乘客调换座位后，机舱服务经理对涉事乘客的不当行为进行了劝诫并给予了两次严重口头警告。根据相关《乘客及行李的一般条款》规定，涉事的二位顾客将被拒绝乘搭未来任何国泰集团的航班。国泰航空表示，公司一向重视顾客安全和旅程体验，绝不会容忍任何机上滋扰行为，谨就事件向受影响的顾客再次致歉。此前报道女子乘坐国泰航空从香港飞英国，后排夫妻要求其调整椅背遭拒后，疯狂踢踹椅背并辱骂其是“大陆妹”，行为遭众人声讨后空姐才同意女子换座位。延伸阅读没找到入境签证，女乘客与国泰航司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冲突，被国泰航空永久拒载。女乘客一怒之下，将国泰航空告上法庭。近日，上海市一中院审理了该案。2022年7月，乘客方女士和女儿来到上海浦东机场，准备乘坐国泰航空航班前往香港。一时没找到入境签证，方女士和女儿无法办理值机。方女士接受采访时称：她寻求航司工作人员帮助，但没有一个人理她。双方交涉过程中，方女士与工作人员发生了口角，甚至引发了肢体冲突。当地警方前来对事件进行处置，双方达成了口头和解。随后，方女士终于在行李箱找到了入境签证，因超过值机时间，她只好改签航班。再次办理值机时，她却收到一份《拒绝运输通知》，她被该航司永久拒载了。方女士收到一份《拒绝运输通知》对此，方女士很不忿，“打了几十个客服电话，没有任何人回应我……11岁的孩子哭闹，工作人员十分冷漠。”方女士一纸诉状将航空公司起诉到法院。她认为：航空公司服务意识淡薄，导致双方矛盾升级，侵犯了其人格权益，要求航空公司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法院一审驳回了方女士的全部诉请，方女士上诉。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方女士未能管控好个人情绪，与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发生语言和肢体冲突，客观上构成了航空公司拒载的情形。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办案法官表示：在机场这种场景之下，旅客如果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有可能对其他旅客产生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有可能带到机舱内。因此，哪怕是在机场发生干扰公共秩序的行为，也会对航空安全造成直接影响。法官同时提示——航空公司作为高端服务的提供者，应当懂得充分纾解旅客情绪的重要性。如果当时航空公司对方女士的服务能够更贴心一些、对她最初的关切能够回应得更及时一些。如果航空公司在出具拒载决定时，能够设置一定梯度作为缓冲，比如说先拒载单次或拒载一定期限，或许可以避免本案纠纷的发生。国泰航空永久拒载方女士，图为国泰航空客机 资料图律师：永久拒载超过了合理限度对此，浙江西湖律师事务所李定胜律师认为：公共运输承运人应对消费者的不当行为，具有一定的容忍度。同时，飞机是公共交通工具，航空公司也负有保障公众安全的法定义务。因公共生命财产安全高于消费者个人权利，航空公司为保障公众安全，可根据个别消费者的不当行为，予以拒载。方女士未能管控好个人情绪，与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发生语言和肢体冲突，干扰到公共秩序，可能会影响后续的飞行安全。航空公司基于对公众的安全保障义务，对该乘客本次拒载，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航空公司对该乘客永久拒载欠妥。正如法官的提示：航空公司作为高端服务的提供者，要提高服务意识，出具拒载决定时，能够设置一定梯度作为缓冲，比如说先拒载单次或拒载一定期限，或许可以避免本案纠纷的发生。法院驳回了方女士的全部诉请，图为法槌 资料图李定胜律师认为，方女士行为确有不当，可以被单次拒载，但航空公司基于对方女士的本次行为评价，对其永久拒载，超过了合理的限度。若需对乘客的不当行为进行惩戒，引导消费者合理表达诉求，航空公司完全可以在运输合同中明确违约条款，或参考铁路运输规定，对其单次拒载或拒载一定期限，避免航空公司依据其强势地位任意排斥或限制消费者的权利，似乎更加合法合理。去年国泰航空“毛毯”事件引发巨大争议2023年5月，有网友发帖称，5月21日乘坐国泰航空CX987航班时，机上空乘人员存在歧视内地乘客语言水平的行为，并公布了相关录音——此事迅速冲上热搜，引发极大争议。针对此事件，国泰航空多次发声明歉意。不过，不少网友对国泰航空的上述致歉并不买账，并在社交平台回忆了自己乘坐国泰航空遇到的服务歧视。资料显示：国泰航空成立于1946年，具有英资背景，总部设在香港大屿山，是中国香港第一家提供民航服务的亚洲航空公司，早在1986年4月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同花顺数据显示，在2018年营收达到1110.60亿港元后，国泰航空的业绩便进入下行通道，2022年营收规模已萎缩至510.36亿港元。此外，2020年-2022年，该公司净利润连续三年陷入巨额亏损之中，累计亏损超过300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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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消息，“整点现实的吧。”听到又有人琢磨着把俄罗斯踢出“五常”，美国官员也有点不耐烦了。据路透社9月18日报道，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在本周的一次采访中呼吁扩员联合国安理会，并废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他还把矛头指向俄罗斯，称应暂停任何参与“非法战争”的成员国资格，例如对乌克兰发动进攻的俄罗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9日对此回应时坦承，有人老想着把俄罗斯踢出“五常”，可这是一件极其困难且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斯图布9月17日在赫尔辛基接受路透社采访报道称，主导芬兰外交政策的斯图布在17日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他将在下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为改革发声。本次联大将讨论有关安理会的席位问题。斯图布说，他将提议将常任理事国从五个增加到十个，其中一个来自拉丁美洲、两个来自非洲、两个来自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他对路透社说。斯图布称，任何从事“非法战争”的安理会成员国，“比如说眼下在乌克兰的俄罗斯”，都应当被踢出安理会。他表示，他知道自己的建议“超出了小成员国通常谈论的范围”，但是大国是不会提议削弱自身影响力的。“所以他们只会空谈，不会付诸行动。”他称，希望其他国家能在明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纪念日之前帮助推进这一计划。“我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来自全球南方、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国家不能在这个体系中获得代理权，他们就会背弃联合国。而我们不想要那样。”他说。曾担任芬兰总理和欧洲议会议员的斯图布今年3月就任总统。他敦促各国支持即将出席联大会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呼吁西方国家取消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纵深目标的限制。“我们需要松开那只手，让乌克兰去做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所做的。”他还称，自己不相信俄罗斯会升级核威胁，尽管俄方使用了“咄咄逼人的语言”，“但全球南方和中国基本上告诉普京不要这么做”。安理会由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十个轮值理事国组成。目前，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拥有一票否决权。根据《联合国宪章》，任何变更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提案都需要联大三分之二成员国的批准，包括五个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米勒19日在记者会上回应提问“美国官方对此有何评论？”在美国国务院19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向发言人马修·米勒提及斯图布的言论。米勒说，在整个俄乌冲突的不同阶段，剥夺俄罗斯常任理事国资格的呼吁曾多次出现，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凡你看一下联合国章程，就会发现这是一件极其难以实现的事情……我就是想说，那太难实现了。”“但你们……那这事有没有可能呢……”这名记者追问。“我们整点现实的东西吧，别搞那些不可能的事。”米勒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屡屡对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位置和权利“蠢蠢欲动”。2022年3月，美国时任常务副国务卿舍曼称，在俄乌问题上，拜登政府“不排除任何选项”，包括考虑将俄罗斯从安理会中排除。英国首相府也曾对媒体称，英国政府对取消俄罗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一事持开放态度。此后，泽连斯基多次就“将俄罗斯逐出安理会”一事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去年3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曾对法新社称，她认为俄罗斯“不应该”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她同时也承认，《联合国宪章》“不允许改变俄罗斯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俄方回应“将俄罗斯逐出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言论 资料图俄罗斯方面多次回应说，那些呼吁将俄罗斯逐出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言论，只是“为了吸引眼球”罢了，根本毫无可能性，因为《联合国宪章》规定，关于将某个国家驱逐出联合国的决定应在安理会的建议下进行，而安理会不会接受这样的建议，因为俄罗斯将动用否决权。路透社提到，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对抗日趋激烈，尤其是俄乌冲突和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安理会在很多问题上陷入僵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日对路透社表示，安理会的现状和二战之后的局势完全相符，“它存在合法性问题，也存在有效性问题，需要进行改革”。格林菲尔德12日宣布，美国支持为非洲国家设立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设立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她同时强调，美国不支持将否决权扩大到现有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外。路透社报道认为，格林菲尔德发表此番言论之际，美国正在寻求修复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加强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意图在这些地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央视记者：我们注意到今天外交部网站上刚刚发表了中日双方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共识文件。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毛宁：2023年8月24日，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利益攸关国之一，一直反对这一不负责任的做法。根据两国领导人有关通过磋商谈判解决福岛核污染水问题的精神，中方同日方和相关国际组织前后进行了10多轮密集谈判和协商，经过不懈努力，达成今天发表的共识。我愿强调以下几点：第一，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擅自启动排海,这一立场没有变化。中方同日方发表共识是为敦促日方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和安全监管主体责任，尽最大努力避免对环境和人体产生负面影响，有效防范排海的潜在风险。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利益攸关国同中方一起严格监督日方履行承诺。第二，由于现行相关国际机制的局限性，目前对排海开展的评估和监测是不全面的，缺乏透明度和可信性，需要进一步完善加强，尤其是设立覆盖排海关键环节的长期国际监测安排，确保中国等所有利益攸关国有效参与其中，实施独立取样监测，才能得到全面、真实、有效的数据，确保排海风险可控。中日双方通过谈判已就此达成了一致，下步还将讨论监测核素种类、检测方法等技术细节，实现全面、有效、可信的长期国际监测。第三，如何妥善处置福岛核污染水，既是政治问题更是科学问题。中日双边共识为国际社会科学、有效、安全地处置核污染水打下了基础，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利益攸关国共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后续中方将会同国际社会特别是利益攸关国继续本着对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高度负责任的精神，以科学的态度同日方开展对话，敦促日方妥善处理涉及排海的关切。第四，中方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含食用水生动物）输华，是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世贸组织有关规定采取的紧急预防性临时措施，目的是为了全面防范风险，保护民众健康。采取这一措施有规可循，是中国政府对人民负责的实际体现。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文件，并不意味着中方立即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中方将会继续以世贸组织和中国法律法规为遵循，以科学事实为准绳，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在有效参与相关监测活动、实施独立取样并确认结果后，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我们将与日方开展技术磋商，在中方提出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前提下，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有关磋商结果和政策调整会及时向社会公布。新华社记者：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3年来，倡议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成果惠及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在不久前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各方积极评价全球发展倡议，认为倡议将为非洲等“全球南方”注入发展动力。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能否介绍倡议落实的进展和下步发展计划？毛宁:3年来，全球发展倡议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成绩单”可圈可点，得到100多个国家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的国家超过80个。中方成立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已经支持了150多个项目，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建设全面铺开。全球发展倡议源自中国，成果和机会属于世界。在发展繁荣的道路上，一个国家都不能少，一个人都不能掉队，这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愿景，也是联合国倡导的目标。在即将举行的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王毅外长将出席“全球发展倡议支持全球南方——中国在行动”主题发布活动，同各方共商发展合作大计，汇聚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力量。我们将同各方深化全球发展倡议合作，继续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共同发展。图为媒体记者提问彭博社记者：中日双方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中方将加入日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现有的监测安排？还是说将建立一个全新的监测安排？第二个问题是，你刚才提到国际社会也可以参与监测，是否有其他国家将参与监测？还是说只有日本、中国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参与监测？毛宁：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多次表示支持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加强监测，支持中日磋商和达成共识。我们同国际原子能机构一直保持着必要沟通。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中方一贯主张，对排海的长期国际监测是开放、透明的。日方在同中方协商双边共识的过程中，对其他国家的参与也显示出了开放态度。根据中日双方的共识，中国等所有利益攸关国都将通过参与制定取样监测方案、独立获取核污染水样本等方式，确保长期国际监测的公正性、有效性。《北京日报》记者：今年是六方会谈9·19共同声明发表19周年。19年来，朝鲜半岛形势发生了不少变化，中方如何评价当前形势？对半岛事务各相关方有何建议？毛宁：六方会谈9·19共同声明是有关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曾为稳定局势、缓和紧张发挥重要作用。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当前半岛形势持续紧张。我们希望各方相向而行，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为实现半岛及东北亚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彭博社记者：关于周三在深圳发生的袭击事件，日方发布了昨日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同日本驻华大使通话的消息，其中提到孙卫东副部长表示该案属个案，犯罪嫌疑人有过犯罪记录。但这并不能说明犯案动机。今早我收到日本驻华使馆的电子邮件，日方依然强烈要求中方公布包括所有背景信息在内的案件细节，表示中方迄今未向日方提供任何同作案动机有关的信息。目前该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超过两天，你能否介绍任何关于作案动机的信息？毛宁：中日双方就有关问题保持着沟通。昨天，孙卫东副部长同金杉大使通话时介绍了相关情况。我注意到深圳市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据我了解，中方主管部门正在对这起案件进行调查和侦办。关于案件进展包括动机这些具体信息，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日本经济新闻记者：关于今年6月苏州日本母子和中国女性遇袭事件，昨天发言人称此事“目前还在进一步调查中”。能否介绍自6月以来的后续进展？在中国居住的日本人很关心深圳、苏州两起案件，中方是否准备在这两起案件调查结束后，对外公布犯罪人作案动机、背景、案件情况等详细内容？毛宁：据我了解，中方主管部门正在对有关案件进行调查和侦办，将适时推进后续司法程序。我目前不了解具体进展以及你关心的这些信息，你可以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媒体女记者举手示意日本广播协会记者：中日达成共识的消息恰巧和深圳日本男孩被刺身亡事件时间上相隔很近，请问这两者是否关联？毛宁：中日双边共识的内容、发表时间是经过双方密集磋商确定的。关于深圳男孩遇袭的个案，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两者没有关联。彭博社记者：我昨天向深圳公安机关询问案犯的作案动机，但对方未予回答。孙卫东副部长昨天同日本驻华大使通话时提到犯罪嫌疑人有过前科等细节。由此看来，负责同日本政府沟通的部门是外交部。你刚才建议我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我理解主管部门就是外交部。所以我想再问一遍，案犯的作案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不提供案件信息？毛宁：这起案件正在由公安部门进行侦办，也就是说，案件仍在侦查和调查过程中，目前还没有结论。中日两国外交部门保持着沟通。这是必要的，也是正常的。你关心的问题，主管部门能提供更权威的信息。共同社记者：深圳媒体今天报道称，深圳日本人学校的案件是偶发个案。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我注意到媒体的报道，也注意到深圳市介绍的情况。相信有关说法有其依据。日本广播协会记者：再次提问深圳的问题。日方最想了解的是，犯人是否针对日本人。这个方面中国外交部有何看法？毛宁：我能理解日方和在华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关切。我想说明的是，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至于他的动机具体是什么，需要通过认真的调查来确定，我目前不掌握有关信息。彭博社记者：如果不掌握作案动机，如何能确定该案件是个案？你一方面表示不知道动机，另一方面却又告诉我们这是个案。这是不是自相矛盾？毛宁：判断一个案件是不是个案，除了犯罪嫌疑人的动机之外，还涉及很多其他因素。从目前掌握的信息判断，这是一起个案。但是具体情况要等待调查的结果。法新社记者：中方表示将逐步恢复进口日本水产品。有报道说，俄罗斯仍继续禁止进口。请问中方有何评论？毛宁：这个问题，建议你向俄罗斯方面询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张某（右二）被民警抓获原来，张某本是有妇之夫，因中年丧子感到沮丧，直到他遇上年轻漂亮的子某。为和子某在一起，张某抛弃妻子，卷走儿子死亡赔偿款20余万元，和子某来到西昌上乡村同居生活。张某一直想让子某为自己“传宗接代”，后怀疑对方有外遇，加上子某私自吃药打掉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双方发生争吵，张某将子某杀害并潜逃……目前，当地检察机关以张某涉嫌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离奇命案:山村来了一对“外来夫妻”女人遇害男人失踪张某今年回到西昌上乡村指认现场时，已经71岁，满头白发。时间回到2010年7月，西昌市西溪乡（现为安哈镇）上乡村发生了一起离奇命案，轰动了整个山村。据村民李某兴回忆，张某和子某“夫妇”是外来户，他家与张某家相距不远，两家关系不错。2010年7月的一天，他发现子某的两个小孩坐在门前。“他家大门从里面上了锁，敲门无人应答。”后来，他将两个孩子带到自家安顿。第二天，李某兴发现两人仍没回家，就和当时的村干部李某才找来梯子翻墙进了院子，打开堂屋大门吓了一跳，“堂屋里面有很多的血迹”。后来，他们在厕所墙边发现血迹，揭开茅厕盖板发现了子某的尸体，赶紧报警。▲张某（右二）指认现场西昌市公安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子某的脖子、气管被利器割开，心脏被刺穿，很明显是他杀。通过勘查，堂屋才是第一现场。”办案民警介绍，子某遇害，失踪的张某有重大作案嫌疑。“走访得知，他们是外乡人，到村里两年多了，最初租房居住，后来买下这座土坯房。”村民们称，这对“夫妻”为人处事不错。平时，张某靠打零工谋生，后来承包土地耕种；子某少言寡语，年龄要比张某小十多岁。村民们很不解，“当时看她（子某）这么漂亮，为什么会找这个老头？”有妇之夫：中年丧子他卷走20万赔偿款，抛妻另觅新欢案发后，民警调查了两人身份，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当年，张某57岁，凉山会理人，他虽在西昌生活，实际在会理还有一个家庭，曾有一个儿子。子某老家在凉山布拖县。子某的舅舅米某说，2006年，张某和儿子小张同在会理某矿区务工，张某负责看守炸药库。那一年，小张在工作中不幸遭电击死亡，张某获得一笔赔偿款。当时，子某也在这个矿区生活，子某的丈夫原在矿上工作，后因病去世，留下4个孩子。“大的15岁，老二才13岁，老三、老四才几岁。”中年丧子，张某很沮丧，觉得生活失去意义。然而，他看到年轻漂亮的子某后，内心很想再要一个孩子。当时，子某带着4个孩子负担很重，缺乏依靠。后来，两人就走到一起共同生活，他对子某谎称自己离婚了。民警到张某老家调查，其妻赵某称：“我18岁时就和他结婚了，后来儿子被电击死亡，全家人都很悲痛。他性格暴躁得很，天天跟我吵架、打架。”一次吵架后，张某不辞而别，再也没有回过家，还带走了20多万元赔偿款。儿子去世不到一年，张某就和子某一起辗转到了上乡村，以“夫妻”名义住了下来。其妻赵某称，直到民警上门调查，她才知道张某杀了人。家属讲述：调停矛盾后不久得知女子身亡嫌疑人潜逃14年落网就这样，张某和子某共同生活了3年多。子某的舅舅米某说，他和外甥女子某来往不多，和张某也只见过一面，“一开始就不看好这段感情”。时间一久，张某和子某产生矛盾，经常吵架。2010年7月，子某给母亲打电话，哭诉张某殴打自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后来，子某的娘家人匆忙赶来调解矛盾，张某也找来村民李某兴夫妇帮忙调停。“他给我跪下，说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他要改正，没有第二次了，要把4个娃儿供出来，他这样保证。”米某回忆，张某当着众人的面认了错，子某母女也原谅了他。“本着劝和不劝离的想法，当舅舅的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然而没过几天，娘家人得知噩耗，子某遇害，而张某如同“人间蒸发”。多年来，西昌警方从未放弃对该案的侦查，并将张某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直到今年3月，民警发现张某在攀枝花市米易县出现。经侦查，米易、西昌两地警方在一偏远山村将张某抓获，此时，71岁的张某已经满头白发。14年来，张某为了逃避警方追查，隐姓埋名四处躲藏，打零工为生，从不敢用真名。“他睡觉从来不关门，穿着衣服睡觉，逃亡的行李都是随身准备。”警方介绍。▲张某接受警方调查嫌疑人供述：怀疑“妻子”有外遇想要个孩子无果痛下杀手张某落网后，长期压在民警心头的石头落地。在审讯中，张某交代，他想让子某为他生孩子。“她小我15岁，想着她年轻，给我生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张某抛弃妻子，和子某走到了一起。后来，他怀疑子某有外遇，处心积虑要“捉奸”，让子某非常不满，两人争吵不断。但当地村民称，子某是很朴实的一个人，“据我们所知，子某不会干这个（出轨）事的，他也没有证据。”张某说，为维持两人的关系，他在村里买了房子，加上日常花费，把儿子的死亡赔偿款花去了十几万。他的心愿是子某能给他生下一个孩子。2010年，子某怀孕了，这个消息让他欣喜若狂，没想到，意外还是来了。子某觉得已有4个孩子，再生会给家庭增加负担，所以没经张某同意，就私下吃药将孩子引产了。子某打掉孩子后，张某的疑心更重了……2010年7月10日，两人再次发生争吵。张某称，案发当晚，子某曾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他气不过才杀了子某。作案后，他锁上房门翻墙逃走。曹明凯 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编辑 郭庄 责编 李彬彬

（原标题：“以色列在真主党订购的5000台寻呼机中放了炸药，几个月都没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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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未到国庆，杭州下萧山的乡厨王陈就电话不断，来的都是年夜饭订单。“这周六已经接单了，10月份大半个月都排满了，70%都是年夜饭的订单，还有一些婚宴订单。”王陈说。乡厨制作的年夜饭 受访者提供明明离过年还早，下萧山人怎么就要开始吃年夜饭了？下萧山（指杭州市萧山区新街、瓜沥、党山、义蓬）一带，这里有一个传统习俗，请手艺好的乡厨做年夜饭，但正月里单子排不过来，于是年夜饭越来越提前，基本上国庆后就要迎来一波年夜饭小高峰。这些年，乡厨版年夜饭也越来越讲究摆盘和时兴菜品，一桌按照2000元的配置居多。年夜饭开始一条龙服务年夜饭从10月1日开始吃，这句话放在下萧山一点不为过。王陈做了9年乡厨，每年农历十月至来年农历二月最忙。从9月下旬开始，预定10月的年夜饭订单就来了。“周末都排满了。”王陈说，现在东家对年夜饭的要求越来越高，标准也往上提了，2000元一桌的年夜饭很正常，一般会安排六七桌。乡厨制作的年夜饭 受访者提供菜品从最初的三鲜汤、东坡肉、卤鸭三件套变为了东星斑、澳龙、帝王蟹海鲜三件套，而且讲究摆盘，除了讲究味道好，更注重颜色搭配、精致摆盘。为了更好地招揽生意，王陈团队提出一条龙服务，即东家只需提供场地和烟酒，菜色和桌椅都由团队自备，“凌晨4点钟起来买菜，布置桌椅，烧菜做饭，到晚上八九点结束收拾桌椅，清理现场，一手包办。”由于东家省心省力，所以这种一条龙的服务模式越来越受欢迎。“在萧山地区，乡厨还是很有前景的职业。因为性价比高，乡厨2000元/桌配置的年夜饭能媲美酒店4000元/桌的标准，所以大家愿意请乡厨做饭，而且很热闹很放松，有酒店环境代替不了的氛围感。”王陈说，乡厨做的年夜饭是个人实力无声的招牌，好的乡厨能接大单。乡厨一年能赚二三十万元王陈1995年出生，在乡厨行业中算是年轻一代。王陈喜欢做饭，也喜欢自由的生活方式，所以选择做乡厨。“一年中，忙碌的时候很忙，几个月连轴转，农历五六七月则相对闲一点。”王陈说，他细致考虑过性价比，去公司打工，一年满勤也就十几万元的收入，做乡厨，一年下来能挣二三十万元，“算是回报蛮高的职业了。”乡厨制作的年夜饭 受访者提供在乡厨行业里，体力是硬要求，仗着自己年轻，王陈蛮拼的：“最长十几天不休息，晚上11点多睡觉，凌晨4点钟就起来干活，一天从早站到晚，没时间坐下来。”每逢“五一”“十一”等假期，王陈基本都忙着连轴转：“乡厨的职业也很特殊，别人闲时我最忙，所以挺对不起家人，多亏他们理解支持。”乡厨制作的年夜饭 受访者提供虽然忙，但王陈没忽视对未来的规划。“没办法，乡厨是体力活，年轻的时候不干，老了就干不了了。”王陈估计自己能做到四五十岁，“到时候接不了大单，就接点小单，像我的前辈们一样。”王陈觉得要在时代淘汰前提前做好准备：“不做乡厨的话，我就开个餐饮店，能稳定生活就好了。”新闻+预定20桌起步文化礼堂抢不到桌10月份就开始吃年夜饭，在萧山瓜沥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看来很正常。“那么多的亲戚朋友，每一家都要吃年夜饭，排不开，自然会提前。”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年夜饭不仅仅是吃饭，是一家人热热闹闹的一场团聚，“从10月份陆续开吃，周末吃几轮年夜饭也是常事。”“10月份的文化礼堂，基本上天天被预定满了。因为文化礼堂需要20桌起步，所以一般是大家族的年夜饭或者是婚宴预定较多。”该工作人员表示。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卢晓川来源：作者：钱江晚报

（原标题：美国总统选举开启提前投票）

坎耶·韦斯特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出现在日本东京据当地时间9月19日《每日邮报》的消息称，坎耶·韦斯特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比安卡·森索里，一起出现在了日本东京，到一处商场内购物。现年29岁的比安卡延续了放飞自我的风格，她选择了一件肤色的吊带背心，而且面料还是薄纱的，即便如此她也选择了内搭空气。比安卡曾因为在洛杉矶穿透视上衣内搭空气，而惹上了可能被逮捕的风波，但这位澳大利亚建筑师显然对此并不在意。坎耶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和妻子不同的是，现年47岁的坎耶总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甚至连帽兜都是必不可少的，跟比安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仿佛一个很怕冷，而另一个则是非常怕热。从画面质量以及数量看，这次坎耶和比安卡的出镜，应该是真街拍，而不是像很多明星的那种刻意而为。也就是说，比安卡的放飞式穿搭，已经贯穿了她的日常生活。8岁的圣和4岁的赞美诗都跟随在父亲的身旁从另一个画面可以看到，坎耶和前妻金·卡戴珊的两个儿子，8岁的圣和4岁的赞美诗都跟随在了父亲的身旁，至于两个女儿，11岁的西北和5岁的芝加哥则是没有看到踪影。英国报纸没有指出这次东京街拍的明确拍摄时间，只是说在本周的一天，这也不禁让人发出疑问，卡戴珊家的孩子到底去不去上学？金姐曾分享自己的四个孩子穿着校服的样子就在洛杉矶时间17日，金姐曾分享过自己的四个孩子穿着校服的样子，并且解释说开学了。而此时东京的照片出现，还真是挺让人迷惑的，孩子们要么是去完东京之后回到的洛杉矶，要么是没怎么上学就又飞东京了。金姐和姐妹合影孩子们经常被他们的父亲带走，倒也给了现年43岁的真人秀女星很多的自由，出席个名媛派对什么的，玩得也是不亦乐乎了。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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