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强调，这一过程中，必须要利用好这一窗口期，提高老年人疫苗接种率，之后再根据疫情形势变化而灵活收放NPI，“（疫情）数字太高就紧一紧，低了就松一松，有节律调整，这是科学合理地逐步向放开过渡的策略，并且要始终坚持优先保护高龄老人和有基础病的脆弱群体。”

　　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唐金陵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香港的医疗救治条件与众多发达地区不相上下，但为什么此前新冠暴发时病死率却这么高？其中一个原因，尤其是在疫情暴发早期，医院挤兑致使新冠重症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同时也影响了非新冠重症病人的及时入院和治疗。香港当时的疫情来得很快、很猛，威尔斯亲王医院病床占用率曾一度高达133%。其实，真正需要住院治疗的重症病人并没有那么多，医院超负荷运转的原因是，疫情早期没有及时做好分级诊治工作。

　　从“顶流”到阶下囚，吴亦凡引发了大众对文娱行业的深思。明明遵纪守法是做人的最低底线，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竟然成为对“流量”们的高标准高要求。

　　美国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副教授陈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国的老年人群体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免疫洼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必须要尽快解决的问题。无论是欧美等国还是新加坡，最终决定防疫政策放宽的依据，都建立在老年人接种率足够高的基础上。目前，中国把“最需要保护的老年人保护起来”的屏障还在建立过程中。

　　这其中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如何把这部分重症病人提前筛选出来，尤其在他们还没有出现重症时。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如何预测高风险人群的问题，目前一般的做法是筛选出那些重症风险显而易见的新冠感染者，比如生命垂危的患者，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晚期癌症、肾病、心脏病、免疫缺陷等疾病的患者。他建议，下一步可以参考重症和死亡风险预测模型，建立更加准确的预测方法，作为分流的指导。如果能让民众理解和使用有关方法，那就更好了，多数人就可以自行判断了。

　　从“顶流”到阶下囚，吴亦凡引发了大众对文娱行业的深思。明明遵纪守法是做人的最低底线，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竟然成为对“流量”们的高标准高要求。

王士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