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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9天9夜了……”9月12日，四川资中的刘双艳仍在四处寻找失联的66岁父亲。她告诉红星新闻，父亲刘继元是9月3日晚在老家离家后失联的。失联前，父亲和她的最后通话中还让她和妹妹“要对妈妈好，要照顾好妈妈”。图为刘继元照片事发后，家人找遍方圆几十里都没发现刘继元的身影。报警后，当地派出所和天雷救援队也在帮忙寻找，还动用了无人机，但至今也没有他的消息。“手机关机前，父亲最后的定位在（归德镇）月亮峡，但我们去找了也没找到。”刘双艳说，她和家人希望尽快找到父亲。夫妻俩在县城摆摊卖菜男子回老家后失联刘继元的老家在资中县归德镇玉皇村7组。刘双艳介绍，最近一两年，父母都在资中县城摆摊卖菜。9月3日临近中午，因为天热，母亲表示不用收摊，但父亲担心菜被晒蔫了，坚持收了摊，母亲为此将菜搬进了库房。收摊后，母亲回县城的住处做饭，父亲则装好衣服，骑三轮车回了老家，母亲追出去也没追上。“妈妈那天也没吃（午）饭，就回了老家。”刘双艳说，回老家后，母亲发现爸爸在睡觉。想到平时卖菜很辛苦，凌晨两三点便起床进货，母亲并未在意。母亲上山转了一圈后，还和父亲一起打了核桃并去皮。父亲将打碎的一个核桃给母亲吃，但母亲因口干没吃。打完核桃后，父亲提出到资中县城，母亲觉得天热，次日卖菜也不需进货，便说第二天一早再进城。刘双艳还记得，当天晚上，她和父亲的通话中，除了提及这些情况，还说到自己的小儿子几天后过生日，让父亲来吃饭。“当时，我手机老是没信号。”她说，电话断了后，她又给父亲打过去，但父亲说的话让她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电话中，父亲让她和妹妹“要对妈妈好，要照顾好妈妈”，还说母亲“苦了一辈子”，嫁给他“没吃过好的，没穿过好的”。“当时，我就回了他一句‘你说的啥子哦’。”刘双艳想不通父亲为何这样说。事后，她看到这通电话是19时36分打的。由于手机信号不好，电话挂断后，她赶紧给丈夫和妹妹说了情况，让丈夫给父亲打电话。几分钟后，她打通母亲的电话，母亲告诉她父亲在房间里，于是她和母亲还聊了10多分钟。当时，刘双艳的丈夫拨通了岳父电话，但岳父并未说话，随后挂断了电话。刘双艳称，当母亲和她通完电话后，发现父亲不在家里了。母亲还以为他和平时一样出去耍了，但等了半个多小时也不见其回家。随后，母亲和邻居开始寻找，当晚9点过给她打电话告知情况。“我们赶回去，到处找也找不到，喊也喊不应。”警方介入帮助寻找9天9夜过去仍无消息在刘双艳看来，父母当天因为收摊意见有所不一也很正常，而且回老家后两人还一起打了核桃。但父亲失联前将钥匙、社保卡、驾驶证，退伍证和银行卡，还有所有钱放在床边柜的鞋盒上有些反常，这与他平时的习惯不太一样。“我听妈妈说，最近这段时间爸爸很‘小气’，早上妈妈给他买两块钱的稀饭，他都要骂妈妈，说妈妈破费了。但妈妈觉得，他很节约，习惯了。”刘双艳说，父亲离家时只带了一部手机和一包烟，还有一个打火机。刘双艳称，几天来，家人在方圆几十里都找了，还贴了寻人启事，她和朋友在社交平台发消息寻人，邻居也在帮忙。家人报警后，当地派出所和天雷救援队也在寻找，还动用了无人机，但至今没有消息。“手机关机前，父亲最后的定位在（归德镇）月亮峡，但我们去找了也没找到。”如今，9天9夜过去，刘继元仍没有任何消息。刘双艳表示，她和家人都希望尽快找到父亲，“什么结果都接受，就想找到他，哪怕是最坏的（结果）”。9月12日，归德镇玉皇村一村干部向红星新闻证实了刘继元失联的事，其表示村委会也组织了村民帮忙寻找，但目前仍无消息。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受访者供图延伸阅读95后放线员在大兴安岭工作地失踪多日，或落入"塔头地形"截至8月26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市免渡河镇伊列克得林场工作的29岁放线员董磊已失踪12天，他的母亲和未婚妻从老家赶至林场，苦等他的消息。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从当地森林公安处获悉，目前搜救仍在进行，不排除迷失方向或陷落入当地特殊的“塔头”地形的可能。家人发布的公开求助信失踪12天动用无人机、直升机、装甲车和警犬搜救未果董先生的未婚妻妹蒋女士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姐夫承揽内蒙古元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防火道路建设项目，担任放线员。“8月14日，他们一行3人一起上山，测量是分固定点和移动点，他留在移动点，其他两个人手持机器前往移动点，然后他们就分开了，他就一个人在山上。”“因为山里没有信号，手机一直联系不上，甚至都没有对讲机。他们说是在集合地集合，最后是在下午05:55，他所在的固定点的机器关闭，从这之后就再没有信号了。”蒋女士告诉记者，“8月14号失踪，8月20号联系的亲属。8月15号他们公司报警，当地的森林公安去现场查看，制定了搜救方案，从8月16号开始，动用了无人机、直升机、装甲车和警犬搜救，至今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现在主要是他们公司在组织人力搜救。”蒋女士解释称：“装甲车主要是载人，我们亲属上山坐的就是装甲车。”搜救现场山高林密大兴安岭林区望不到头，有野生动物出没蒋女士表示，姐夫失踪12天，他们能想到的地方都找过，目前一无所获。“具体失踪的免渡河镇伊列克得林场他工作地点，已经去查看过，那一片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是大兴安岭的林区，全是白桦树，长得很高，现场什么痕迹什么物品都没有发现。”蒋女士介绍，“从免渡河镇里到山上得有五六十公里，那里是林区，基本没有住户。这片林场方圆估计有10到20公里，正在修公路，路途不好走。护林员休息的地方得走十多公里，包括能躲避的山洞也去找了，也没发现他的身影，他有可能是在林区迷失方向。”蒋女士表示，姐夫失踪的林场已经去查看过，一眼望不到头的林区全是白桦树，现场什么痕迹都没有发现蒋女士表示，姐夫的手机平常就没有信号，这次上山工作都没带充电器。“8月14号早上6点，他借工友手机给家属打过电话。事发第二天当地下过一场雨。据当地人介绍，那里是有野生动物，但是没有狼、熊等大型的野生动物。”“他老家在甘肃，不存在私自返家的可能，我们就是从甘肃天水过来的，现在什么都没发现，他是工作时失踪的，他携带的工作仪器也没有找到，什么痕迹都没有，相当于他是带着仪器凭空消失了一样的感觉。”天气多变在镇里需要穿厚外套，估计到晚上会更冷记者看到，元发公司出具书面的搜救行动计划中，特别提醒，考虑到当地地形地貌复杂，野生动物较多，行动中可能遇到各种风险，加之天气的变化，要时刻保障救援人员安全，保障通讯联络畅通，及时沟通搜救进展以及遇到的困难。蒋女士告诉记者，“当地有一种特有地形，看上去没有什么危险，但猝不及防就掉下去。我姐姐和他母亲去实地看过，当地的森林公安很有经验，在搜救时想到这方面，但去现场查看也没发现。”“当地到了晚上以后天气比较冷，昨天（8月25日）晚上我们在免渡河镇上，还没在山上，就需要穿厚外套，估计到了晚上会更冷。”辞职单干家中独生子，夫妻俩原来商定年底举行婚礼蒋女士表示，他们迫切希望尽快找到董磊。“我算是他的小姨子，我姐和他订婚，他们属于未婚夫妻，原定是年底举行婚礼，他是家里的独生子。”蒋女士介绍，董磊原先在中建工作，“他的职称是放线员，学历是大专。因为没项目的话，只能拿基础工资，所以很难坚持，他就辞职，单独联系项目。”蒋女士表示，董磊属于元发公司的临时工，还没结算工资，“这种是自己联系项目，一个项目结一次工资，不是长期和这个公司合作。”森林公安搜救有可能迷路，也有可能落入“塔头地形”8月26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免渡河森林公安分局，民警表示目前搜救还在进行，暂未发现失踪者的踪迹。“他们公司标段的工作人员，还有林区的工作人员还在山上寻找，山上没有什么猎户，山里也没有监控，现在还没有最终结果，但是没找到，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民警告诉记者，山高林密，搜救有难度，“他有可能迷路，他去的那个地方是他那个标段的工程点，整个林子的辖区那就大了。”民警向记者解释当地特有的“塔头地形”，“就是山区里的草丛，跟沼泽差不多，它就是一个个草堆组成的，它底下是湿地，有水，我们当地俗称叫‘塔头’，他有可能不留意就掉进去，但是我们都去找过，没发现。民警表示：“他们标段的搜救人员现在还一直在山上寻找，没有发现什么踪迹，现在都在寻找，这些可能都会有，现在都排除不了。”来源：华商报大风新闻 记者 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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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里约热内卢基督像（一）9月10日，在遥远的巴西里约热内卢，中国和拉美一起干了件大事。什么事？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现场，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白玛赤林，用八个字来形容这次圆桌会。“立意深远，意义重大”！因为很简单，“中国与拉美国家始终心心相印、休戚与共，具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在人权保障方面，中拉面临相近的使命任务。”我们直面现实——人权，是一个激烈斗争的领域，也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领域。我们也不用回避，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人权都是西方指手画脚的抓手，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巴西，以及很多拉美国家在内，都很被动，有一种挨骂难还手的尴尬。但形势，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完全我个人的感觉，这两年，即便在人权领域，中国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敢说也会说。所以，这一次，中国和拉美一拍即合，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在里约共同举办了这次人权圆桌会。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圆桌会。偌大的会场，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朋友，只能在两侧站着。除中国、巴西官员、学者外，还有来自拉美10多个国家的人权领域高级官员、专家学者及智库媒体代表。不少人，是专程从邻国赶来的！对于人权，大家都是有话说，而且有些话不吐不快。这是国际人权领域一个积极的让人欣喜的变化。在开幕式上，白玛赤林就说，人类历史不会终结于一种文明，人权文明也不局限于一个理念。中拉历史传统不同、社会文化各异，这恰恰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人权文明形态的基础所在。他进而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拉在人权议题上交流合作，“既是中拉古老文明之间的交相辉映，也是现实世界中两大力量的深度携手”。中国和拉美，远隔万里，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区域之一。算起来，中拉国土面积，占到了全球的约1/5；中拉人口总数，占到了全球的近1/3，确实是世界两大重要力量，在世界格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人权这个敏感领域，中国和拉美，完全可以携手，而且也应该携手，为自己大声辩护，为朋友勇敢发声，更为世界和平与正义而战。这才是众望所归，人间正道。图为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现场（二）圆桌会很热烈，时而掌声响起，时而又火花四溅。在现场，我可以清晰感受到两种强烈的情绪。第一种情绪，是愤怒。愤怒西方对人权的双标，愤怒西方的傲慢和偏见。格林纳达前外长、前农业部查尔斯·戴维先生，开门见山就说，我对来这儿发言感到非常高兴，但现在不是庆贺的时候，因为在巴勒斯坦，在加沙，“这种侵犯人权的屠杀，我们完全不能接受，这正是我们须在国际社会发声的时刻”。侵犯人权，又何止在加沙？戴维指出，就在加勒比地区，对古巴等一些国家的制裁，导致了大量民生苦难，甚至几百万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公道何在？戴维越说越激动，最后大声疾呼：拉美和中国，必须继续努力，让这个世界更和平，更平等，以便我们最终看到光明。智利无国界人权组织主席杜克先生也痛批，这个世界很不太平，在一些西方组织和机构看来，战争就是个生意，这带来的是灾难，以及对人权的侵犯。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加沙的人间苦难，又是什么造成了古巴等国的民生艰难？拉美人都很清楚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全世界都看到，美国一直在拉偏架，甚至多次一票否决安理会的停火议案，美国却还振振有词。人权在哪里？在古巴问题上，哪怕联大多次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谴责美国非法的制裁，但美国依然故我。公道又何在？所以，也就难怪，墨西哥有一句俗话：墨西哥最大的悲哀，就是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所以，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先生就感慨，在很多价值观被扭曲的当下，非常需要富有正义感的人们勇敢站出来，需要他们振臂一呼，主持公道……第二种情绪，就是期待。期待与中国更密切合作，期待中拉在人权领域捍卫正义。戴维就指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改写了世界对人权的认识，而拉美和中国的合作，已经给全世界带来了很好的榜样，改变了殖民主义带来的负面后果。尤其是中国脱贫攻坚，在短时间内，数千万人脱离贫困，这让许多拉美学者官员大为赞叹。毕竟，在巴西，在不少拉美国家，我们也没必要回避，还有大量民众生活在贫民窟里，他们从中国的发展中，也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在圆桌会上，拉美的一些学者就表示，自己的国家还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极少数的人掌握了绝大部分的财富，这是不合理的，我们需要改变。中国，就成为研究和学习的对象。秘鲁国际政治研究院院长斯塔沃·维拉先生，更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大为赞赏。他说，中国的这个概念，可以共享我们的幸福，不只是拉美地区和中国，全世界都应该一起，以和谐的方式，那我们就能创造一个美好的共同未来。当然，坦率地说，我们也听到了不少对中国的鼓励和夸奖，甚至一些过誉之词。我总觉得，我们还是要冷静要清醒，既为中国的快速发展进步感到自豪，更不要在各种表扬面前飘飘然。这个世界，怕棒杀，更怕捧杀。图为参加圆桌会议人员（三）最后，怎么看？身处现场，感慨颇多，还是三点我个人的粗浅看法吧。第一，对于人权，我们要更自信。人权很重要，也是西方抹黑我们的一个重要抓手，但恰恰是我们，取得了让全世界惊艳的人权进步，尤其是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什么是德政？我总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德政！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自信。在这次圆桌会上，拉美学者就普遍赞扬中国的发展和人权的进步，对中国蒙受的污蔑打抱不平。世界人民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每个国家，包括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内，在人权上多少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其他国家，我们不管，但对我们来说，还是要谦虚谨慎，要正确对待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越是回避，西方越会炒作渲染，我们就会越被动。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不断取得进步，我们就会更主动，更有充分的自信。第二，对于人权，我们还要更善于斗争。这个复杂的世界，坦率地说，敢于斗争，很难；善于斗争，更难。越是这样，越需要智慧，越需要谋略。这不更是对我们水平和能力的一种考验？被动难免挨骂，出击才能赢得主动。我看到，在圆桌会期间，中方还发表《中拉人权报告》，来自国内多所大学的专家学者现身说法，讲述中国人权现状，讲述中国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就是要这样，通过各种方式，抓住各种机会，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我们的进步，人权的进步。做得好是基础，传播好是加分。宣传宣传，我总认为，既要有宣，更要有传，只有宣没有传，那就不是有效的宣传。这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第三，在人权领域，全世界更要团结起来。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IBGE）主席马尔西奥·波赫曼就指出，二战后，美国在人权领域的霸权行径众所周知，全球南方国家，应在人权领域大胆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看到，圆桌会期间发表的《中拉人权报告》就指出，未来中拉人权发展，应着眼于三个方面。1，加强人权交流互鉴，形成更多人权共识；2，反对人权问题工具化，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3，始终秉持“以发展促人权”的核心理念，携手发展促进人权进步，成为“全球南方”人权发展合作样板。这就对了。就是要出动出击，主动设置议题。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才是正途。最让我动容的，有拉美代表谈到人权时，一度言辞哽咽，甚至潸然泪下，为自己国家面临的挑战，为当下世界的种种不公，为他们同胞陷入的生活困境……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总有着太多的问题，太多的不堪和苦难。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只是开了一个头。这个头，我相信，会在拉美和全世界，会对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来源：牛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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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上海政法学院一名学生在微信上提取了一笔5万元零钱。在这一过程中，共被收取了50元左右的手续费。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其对提现费如此高昂立刻产生了质疑。在线上咨询腾讯客服后，得到的回答是“平衡银行侧交易成本。”因此在免费提前额度使用完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图为微信提现界面的提示（资料图/图文无关）该学生此后与其他法学生组成团队，花大量时间查阅包括腾讯近年来的财报在内的相关资料，并以“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该案于今年8月末开庭，据作为本案代理人之一的华东政法大学研一新生杨昊斌介绍，他在一审后又经过十几次修改，目前已将庭后意见写完并成功提交法院，并等待审判结果。他表示，即使这场官司败诉，也要明明白白地告诉被告，天下苦微信提现费久已。新闻晨报·周到记者联系到作为团队成员之一的上海政法学院大四学生吴祖祎，听她讲述了更多案件细节。随后我们也联系到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的陈善勇律师，专攻金融领域的陈律师表示，微信收取提现费本身并非不合理现象，加之腾讯主场作战历史败诉率极低，因此该案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但不管胜败，它的意义是非凡的，并将引起各方重视。”微信方没有尽到合理提示义务吴祖祎向我们介绍，其团队成员的微信里此前有一笔5万元的资金流入。今年5月，该成员决定将钱取出，“第一次转了500元，没收手续费。第二次把剩余的都取了，一下子收了将近50元。”而这名团队成员在开通微信零钱之时并未在服务协议中找到提现手续费字样，但提现之时却发现需要支付手续费。她在咨询了微信官方后获知，根据规定同一个身份证名下的所有账户终身享受累计1000元的免费体现额度。一旦使用完这个额度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服务费。单笔服务费如小于0.1元，按照0.1元收取。例：零钱提现1000元，需要支付1元服务费。吴祖祎和当时还在上海政法学院读大四的杨昊斌以及同样就读于上海政法学院的席蕊璇、秦浩宁还有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潘灵青建立了一个五人团队，决定对此事进行深挖。8月底，团队中的三人自费前往深圳参与庭审。组团状告微信的法学生们陈律师表示，这一案件涉及到微信提现收费问题是否合理，而关键就需要看双方是否签订过相关的服务合同。“虽然用户不可能与腾讯平台签订纸面合同，但是用户注册使用过程中的电子合同基本不会少。”他说，“从监管层面上看，需了解收费有没有违反监管机关的相关规定。只要微信提现手续费收费没违反监管机关的规定，那么收取手续费无可厚非的。”“微信支付手续费的收取与银行的收取标准有关，因为前期微信支付需要承担了所有转账成本，故而在提现时收取手续费成本。这种模式在第三方支付行业内普遍存在。不同平台会根据自身成本结构和市场策略决定收取多少手续费。所以从法律层面讲，微信收取手续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原告方提出的主张，是微信方面没有尽到合理提示的义务。经过事后查询发现，微信是从2016年3月1日起针对提现功能收取手续费的，当时在官网进行了一个公告（含新协议）。“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份公告，还有更新后的条款，发现有些格式条款没有尽到相应的提示义务。因为公告里把收取手续费这部分内容藏得很深，1.1万字的公告里一半以上的字全都进行了加粗，因此其实没有起到辅助阅读的作用，因为加粗的字太多了，重点依旧不突出；此外，关于手续费细节的规定也没有直接写在里面，而是需要点击打开一个超链接。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尽到重要条款的相应提示义务。”吴祖祎称，“另外一点，它没有给大家一个退出机制。假如有人在公告登出前已经往微信里存了一大笔钱，但又没细看公告或者根本不知道公告的话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退出机制？”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杨昊斌本人也在小红书上发帖记录了他们的这次起诉，该贴很快就登上热搜第一，底下超过1万+条评论清一色都在吐槽微信的做法。网友“ufiyyh”在杨昊斌的帖子下讲述了自己的父母在微信手续费上遇到的糟心事：“爸妈在农村卖菜，大半年收入2万元，（提现时）微信手续费就要20元。一斤菜的利润就5毛，20元手续费就等于少卖了40斤菜。担心爸妈心疼手续费，我都是让他们转给我，然后我折现给他们。可我一个人微信也用不上这么多钱，只能慢慢兑换提现额度，一年也兑换不了一万块。但如果爸妈的微信里放几万块我更加担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懂操作，另一方面是怕他们被人骗了或者丢失这笔钱心理扛不住。”图为法院的出庭通知书这触及了本案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微信客服称收取手续费是为了平衡银行交易成本，但怎么能确定微信没有从中赚取高额利润？吴祖祎介绍，他们经过了一个粗略的估算，结论是手续费定价过高。“因为有些数据其实涉及到商业机密，所以我们就只能根据网上公开的信息进行估算，”她说，“我们现在也希望对方拿出证据，他们既然说自己是为了弥补成本，那我们就希望他们证明自己怎么弥补成本。”陈律师也向记者解释，“因腾讯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非上市公司，并无财报可以查看。”“原告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的方式，获取年度流水，从而推算出利润率是否过高。在财付通利润率明显暴利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法院酌定减少手续费用。”但让大家感到失望的是，他们并未能得到精确的内部数据。吴祖祎告诉我们，大家现在正在等待最终的判决结果，“我们觉得微信收取提现费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所以我们要把这次诉讼进行到底。就算不能赢，我们也希望让各方面都能重视起这个问题，从而提醒微信正视广大用户的声音。”微信提现费对商户影响更大陈律师认为，相比个人用户，微信收取提现费对于商户的影响其实更大。如果可以通过这次诉讼引起各方重视，那么诉讼本身就达到了它的目的，而它的意义无疑也将是深远的。“目前财付通主要是提现收取费用，也就是说不提现、钱一直放在账户中是不收取费用的。针对个人用户来说，我可以选择仅用微信支付不提现。但针对于商户而言，微信收款却处在两难境界。不用微信收款明显影响生意，腾讯支付平台正看中这一点，所以将商户提现与个人提现区别对待（商户的提现费率更高）。”“这种区别对待方式违反诚信和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市场运作规律，损害了广大经营者和微信支付服务使用者的合法利益。”他希望看到检察机关依职权提起公益诉讼或者行政机关可以制定相关文件明确提现手续费最高比率，切实解决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曾发布过《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我们期待针对财付通提现额监管部门也能出一份类似文件，规范提现费率。”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和美国的两位地区军事高层领导今天举行了视频通话。请问发言人能否介绍此次通话的具体内容？毛宁：这个问题建议你向中国国防部了解。新华社记者：在刚刚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方宣布了一系列对非合作倡议。一些西方媒体称，中方承诺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对非洲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和减债呼声保持沉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峰会期间，很多非洲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公开表示，不赞成所谓的“债务陷阱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王毅外长在北京峰会后共见记者时，总结了中国对非合作的几个特点：一是不干涉非洲内政，真心诚意提供帮助；二是紧贴非洲发展需要，聚焦提升非洲自主发展能力；三是不搞地缘政治博弈，反对在非洲制造阵营对立，反对利用非洲谋取私利。事实上，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4年来，为促进非洲发展、改善非洲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非洲新建升级了近10万公里公路、超过1万公里铁路、近千座桥梁、近百个港口。仅过去3年，中国企业就为非洲创造了超过110万个就业岗位。这些都有助于非洲突破发展瓶颈，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等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峰会期间表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属于互利合作，不会将非洲推向“债务陷阱”。事实上，中国从来都不是非洲的主要债权方。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非洲主权外债中，多边和私人债权人占八成，双边债务仅占少数。即便如此，中方始终积极通过双多边渠道帮助非洲减缓偿债压力，是G20缓债倡议的最大贡献方。在本届峰会通过的《行动计划》中，中方也提出了具体免债举措。正如王毅外长强调，国际对非合作要坚持公正，做到平等，倡导务实。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承担起自身责任，帮助非洲国家缓解债务负担、实现可持续发展。图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中国日报》记者：第17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8日在巴黎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第六届位居金牌和奖牌双榜第一。观众们为残奥健儿坚韧不拔的意志感动，也为他们顽强拼搏的英姿喝彩。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祝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巴黎残奥会上再创佳绩。中国健儿以出色的竞技水平、良好的精神风貌充分诠释了“勇气、决心、激励、平等”的残奥价值观。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优异成绩，是运动员们顽强拼搏的结果，也是中国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残疾人生活状况不断改善的生动体现。近年来，中国实现了710多万农村贫困残疾人整体脱贫，建立了惠及2000多万残疾人的各类专项保障制度。中国残疾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平等权利得到更好保障，拥有了更多人生出彩机会。巴黎残奥会已经结束，但它带给世界的鼓舞和感动还将延续。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携手推动全球残疾人事业实现更大发展，让更多残疾人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迸发潜能，勇敢追梦。路透社记者：美国联邦众议院周一通过“生物安全法”草案。如果法案最终通过，会限制多家中国企业与美国的生意。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看法？毛宁：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会众院审议通过有关法案，针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美方应当放弃意识形态偏见，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经贸规则，停止推进有关法案，停止滥用各种借口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国将继续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支持中国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第十四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正在俄罗斯召开。普京总统最近表示希望中国、印度和巴西充当调解人，中方是否对此持开放态度？此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表示中印应促成谈判协议以解决乌克兰危机。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我们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积累条件，为实现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第十四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是否会讨论乌克兰危机问题？王毅外长与会时，是否可能与俄罗斯官员讨论这一问题？毛宁：金砖国家安代会期间，王毅主任将同各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你可以保持关注。图为外媒记者提问

今年5月，上海政法学院一名学生在微信上提取了一笔5万元零钱。在这一过程中，共被收取了50元左右的手续费。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其对提现费如此高昂立刻产生了质疑。在线上咨询腾讯客服后，得到的回答是“平衡银行侧交易成本。”因此在免费提前额度使用完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图为微信提现界面的提示（资料图/图文无关）该学生此后与其他法学生组成团队，花大量时间查阅包括腾讯近年来的财报在内的相关资料，并以“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该案于今年8月末开庭，据作为本案代理人之一的华东政法大学研一新生杨昊斌介绍，他在一审后又经过十几次修改，目前已将庭后意见写完并成功提交法院，并等待审判结果。他表示，即使这场官司败诉，也要明明白白地告诉被告，天下苦微信提现费久已。新闻晨报·周到记者联系到作为团队成员之一的上海政法学院大四学生吴祖祎，听她讲述了更多案件细节。随后我们也联系到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的陈善勇律师，专攻金融领域的陈律师表示，微信收取提现费本身并非不合理现象，加之腾讯主场作战历史败诉率极低，因此该案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但不管胜败，它的意义是非凡的，并将引起各方重视。”微信方没有尽到合理提示义务吴祖祎向我们介绍，其团队成员的微信里此前有一笔5万元的资金流入。今年5月，该成员决定将钱取出，“第一次转了500元，没收手续费。第二次把剩余的都取了，一下子收了将近50元。”而这名团队成员在开通微信零钱之时并未在服务协议中找到提现手续费字样，但提现之时却发现需要支付手续费。她在咨询了微信官方后获知，根据规定同一个身份证名下的所有账户终身享受累计1000元的免费体现额度。一旦使用完这个额度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服务费。单笔服务费如小于0.1元，按照0.1元收取。例：零钱提现1000元，需要支付1元服务费。吴祖祎和当时还在上海政法学院读大四的杨昊斌以及同样就读于上海政法学院的席蕊璇、秦浩宁还有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潘灵青建立了一个五人团队，决定对此事进行深挖。8月底，团队中的三人自费前往深圳参与庭审。组团状告微信的法学生们陈律师表示，这一案件涉及到微信提现收费问题是否合理，而关键就需要看双方是否签订过相关的服务合同。“虽然用户不可能与腾讯平台签订纸面合同，但是用户注册使用过程中的电子合同基本不会少。”他说，“从监管层面上看，需了解收费有没有违反监管机关的相关规定。只要微信提现手续费收费没违反监管机关的规定，那么收取手续费无可厚非的。”“微信支付手续费的收取与银行的收取标准有关，因为前期微信支付需要承担了所有转账成本，故而在提现时收取手续费成本。这种模式在第三方支付行业内普遍存在。不同平台会根据自身成本结构和市场策略决定收取多少手续费。所以从法律层面讲，微信收取手续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原告方提出的主张，是微信方面没有尽到合理提示的义务。经过事后查询发现，微信是从2016年3月1日起针对提现功能收取手续费的，当时在官网进行了一个公告（含新协议）。“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份公告，还有更新后的条款，发现有些格式条款没有尽到相应的提示义务。因为公告里把收取手续费这部分内容藏得很深，1.1万字的公告里一半以上的字全都进行了加粗，因此其实没有起到辅助阅读的作用，因为加粗的字太多了，重点依旧不突出；此外，关于手续费细节的规定也没有直接写在里面，而是需要点击打开一个超链接。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尽到重要条款的相应提示义务。”吴祖祎称，“另外一点，它没有给大家一个退出机制。假如有人在公告登出前已经往微信里存了一大笔钱，但又没细看公告或者根本不知道公告的话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退出机制？”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杨昊斌本人也在小红书上发帖记录了他们的这次起诉，该贴很快就登上热搜第一，底下超过1万+条评论清一色都在吐槽微信的做法。网友“ufiyyh”在杨昊斌的帖子下讲述了自己的父母在微信手续费上遇到的糟心事：“爸妈在农村卖菜，大半年收入2万元，（提现时）微信手续费就要20元。一斤菜的利润就5毛，20元手续费就等于少卖了40斤菜。担心爸妈心疼手续费，我都是让他们转给我，然后我折现给他们。可我一个人微信也用不上这么多钱，只能慢慢兑换提现额度，一年也兑换不了一万块。但如果爸妈的微信里放几万块我更加担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懂操作，另一方面是怕他们被人骗了或者丢失这笔钱心理扛不住。”图为法院的出庭通知书这触及了本案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微信客服称收取手续费是为了平衡银行交易成本，但怎么能确定微信没有从中赚取高额利润？吴祖祎介绍，他们经过了一个粗略的估算，结论是手续费定价过高。“因为有些数据其实涉及到商业机密，所以我们就只能根据网上公开的信息进行估算，”她说，“我们现在也希望对方拿出证据，他们既然说自己是为了弥补成本，那我们就希望他们证明自己怎么弥补成本。”陈律师也向记者解释，“因腾讯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非上市公司，并无财报可以查看。”“原告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的方式，获取年度流水，从而推算出利润率是否过高。在财付通利润率明显暴利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法院酌定减少手续费用。”但让大家感到失望的是，他们并未能得到精确的内部数据。吴祖祎告诉我们，大家现在正在等待最终的判决结果，“我们觉得微信收取提现费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所以我们要把这次诉讼进行到底。就算不能赢，我们也希望让各方面都能重视起这个问题，从而提醒微信正视广大用户的声音。”微信提现费对商户影响更大陈律师认为，相比个人用户，微信收取提现费对于商户的影响其实更大。如果可以通过这次诉讼引起各方重视，那么诉讼本身就达到了它的目的，而它的意义无疑也将是深远的。“目前财付通主要是提现收取费用，也就是说不提现、钱一直放在账户中是不收取费用的。针对个人用户来说，我可以选择仅用微信支付不提现。但针对于商户而言，微信收款却处在两难境界。不用微信收款明显影响生意，腾讯支付平台正看中这一点，所以将商户提现与个人提现区别对待（商户的提现费率更高）。”“这种区别对待方式违反诚信和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市场运作规律，损害了广大经营者和微信支付服务使用者的合法利益。”他希望看到检察机关依职权提起公益诉讼或者行政机关可以制定相关文件明确提现手续费最高比率，切实解决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曾发布过《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我们期待针对财付通提现额监管部门也能出一份类似文件，规范提现费率。”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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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禾一边公开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多态度，另一边悄然赎回了个人的基金份额。这种“言行不一”的操作不禁让人质疑基金经理背后的真正意图。基金经理的一举一动不仅决定着基金的投资策略，也深刻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和市场情绪。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的经理祁禾近期的操作和言论矛盾，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照片系易方达基金经理祁禾祁禾一边公开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多态度，另一边悄然赎回了个人的基金份额。这种“言行不一”的操作不禁让人质疑基金经理背后的真正意图，也揭示了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上的一些不透明问题。祁禾曾以抗压能力稳定著称祁禾作为资深基金经理，拥有超过14年的投资管理经验。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华泰联合证券，后来加入博时基金，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研究经验。自2017年起，祁禾开始掌管易方达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并逐步在新能源、制造业等领域展现出卓越的投资眼光。在他管理期间，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曾因其卓越的表现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爆发的2020年至2021年。图1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A单位净值走势祁禾的投资风格一直以来以稳健和前瞻性著称，尤其擅长在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领域布局。凭借对行业趋势的敏锐洞察，他在多次市场波动中表现出了稳定的抗压能力。然而，随着2023年开始，新能源板块的高波动性和市场调整，祁禾的操作策略也开始出现变化。一边公开看好基金投资方向一边悄然赎回个人份额尽管祁禾多次公开表态看好新能源行业，并且在2024年中期报告中表示“在市场预期低点加大了对光伏、储能、电力等优质企业的研究和配置”，但根据基金定期报告，祁禾本人在2024年上半年却悄然赎回了一部分个人持有的基金份额：相对于2023年底，祁禾个人持有的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份额从超过100万份下降至50万至100万份。表1易方达从业人员持有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基金份额总量区间情况这一现象无疑让市场备感困惑。祁禾在投资策略报告中依然保持乐观，尤其是对新能源行业的长期增长潜力表现出了极高的信心，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悄然减持。这种言论与操作的不一致引发了市场的强烈反应，许多投资者质疑基金经理是否真的看好未来市场，还是仅仅是借助乐观言论维持市场信心以掩盖减持行为。基金自购与赎回操作中的隐患基金经理自购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向市场传递信心的标志，尤其是在市场波动较大时，自购能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然而，一些基金经理在自购之后选择悄然赎回，形成了“高调买入、低调赎回”的操作。这种操作虽然在行业内较为常见，但对投资者而言却充满了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祁禾的操作模式就与此类似。根据2024年上半年的基金报告，虽然他多次在报告中强调对新能源行业的乐观看法，但他的减持操作让市场对他真实的市场态度产生了疑虑。事实上，这种操作在朱雀基金等其他基金公司也曾发生，基金公司在市场高点进行自购，随后悄然赎回的操作不仅误导了投资者，也损害了市场的透明度。祁禾在2021年期间曾因成功布局新能源板块而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光伏、储能等行业的高成长性带动了基金的强劲表现。然而，随着2023年市场对新能源行业的调整，该基金的表现开始波动。根据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的历年报告显示，2023年上半年基金的收益率表现并不理想，与市场整体走势同步下滑。2024年上半年，祁禾虽然表达了对新能源行业继续持乐观态度，并加仓光伏和储能板块，但整体仓位管理趋于谨慎。尤其是在市场调整期间，祁禾并未像以往那样大幅加仓，反而通过减持操作来降低风险。从操作的角度来看，这显示了祁禾在面对市场不确定性时的保守策略。祁禾的减持行为在市场中引发了广泛讨论。对于许多依赖基金经理言论进行决策的投资者来说，基金经理的减持行为无疑打击了市场的信心。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波动较大的背景下，祁禾的减持让许多投资者担心市场可能出现进一步的调整。在2024年，新能源板块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尤其是光伏行业由于产能过剩和政策不确定性，市场对其未来的发展表现出了谨慎态度。祁禾虽然在公开言论中持续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好，但其操作策略却表明他对市场的短期波动保持警惕。投资者因此对祁禾的长期策略产生了怀疑。基金自购与赎回操作需要更加透明祁禾的操作不仅揭示了基金经理在市场波动中的应对策略，也反映出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不足。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基金经理的持仓变化往往难以及时掌握，尤其是在定期报告之外，投资者难以获得基金经理的最新操作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投资者容易受到误导，无法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策略。此外，基金公司的自购和赎回操作也需要更加透明。虽然自购能够增强投资者信心，但如果基金公司在自购后大幅赎回，却未进行及时披露，这将极大损害市场的公平性和投资者的利益。祁禾的减持行为让市场再次呼吁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进行改进，增加对基金经理操作的透明度。编辑 | 吴雪

这是《湾区望海峡》的第247期10日晚上，台空军新竹基地一架“幻影-2000”战机失事坠海。该款战机服役以来已发生9起重大事故，失事不是第一次，但救援过程这次却是前所未有的“迂回”。落海飞行员谢沛勋在新竹外海漂流2小时，才被海巡人员救起，接着又耗费3小时才在台中梧栖渔港上岸送医急救。原本有关方面计划用直升机吊篮将飞行员送往新竹台军医院，这也是最快的方案，但没想到吊篮半途出现设备故障，设备无法升起回收。出于安全考虑，飞行员无奈只能跳入海中，由赶来的台海巡部门35吨小艇再次救起。该艇计划直接将人送回南寮渔港，却因为退潮，无法进港。小艇改由直升机吊挂回基地，又因艇身后甲板太小，直升机无法吊挂成功，只能再将飞行员送到另一艘海巡部门的100吨艇上，直到最后才成功辗转送往台中的一家综合医院进行观察治疗。“幻影-2000”战机 资料图“幻影-2000”服役近30年 失事意料之中“幻影-2000”战机在台湾地区服役已经将近30年，长期缺乏维护，服役后的9起重大事故共导致5名飞行员遇难。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李彦秀说，这次事件凸显台湾地区在救援和装备维护上的严重不足。她质疑，下次还能如此幸运吗？失事战机飞行员被送往医院救治李彦秀说，台军目前可执行夜间及全天候搜救的直升机只有S70C（美方出售给台湾地区的“黑鹰”直升机）与EC255（欧洲直升机公司出产的“超级美洲豹”运输直升机）共计6架，其中S70C已服役超过25年，EC255的配件补给则令人担忧。她补充道，此次“幻影-2000”战机疑似失去动力，原因有待后续研判，但“幻影-2000”已服役27年，连原产地的法国都已经不再进行升级，甚至在2022年6月宣布最后一个中队装备的“幻影-2000”战机正式退役。台退役中将帅化民在岛内政论节目中谈到，台军买“幻影-2000”时，该款战机确实是好战机，但到现在，问题首先出在机体老旧。他指出，战机会老旧，所以需要不断有零件补充，但法国开出的零件价格太高，所以在采购上有困难。图为“幻影-2000”的适配导弹他分析说，“幻影-2000”是法国制战机，有自己的数据系统，无法和F-16和岛内自研的F-CK-1（“经国号”）战机一样，使用可与美军兼容的Link 16数字化数据链路系统。再者，与“幻影-2000”一起采购的适配导弹目前也严重老化过期。帅化民提到，自己当年当民代时就曾质疑过，台军怎么能让飞行员驾驶过时的战机、带过期的导弹执行任务？海巡部门比防务部门消息灵通？“幻影”战机失事后，台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彻夜在社交平台上实况转播，甚至越俎代庖，宣布飞行员谢沛勋“获救”，引发岛内舆论嘲讽：“难道管碧玲才是空军发言人？”岛内有评论指，当灾难事件发生，各种讯息满天飞本是常态。任何好消息都会为家属甚至民众带来希望，但若最后实为假消息、空消息，期待的落空反而成了更锥心刺骨的伤害，造成不必要的二次创伤。如今社交网络发达，台湾政治人物抢先公布信息成了抢人气、冲流量的要诀，却也可能早就假新闻的温床。岛内媒体人施孝玮说，这次事件的搜救过程让他感到胆颤心惊，防务部门要“好好检讨”，因为他们不仅对第一手情况的掌握不是很精准，且还发生搜救直升机吊篮故障的状况。他说，失事消息首先在航空迷间流传，媒体发现后转发，最后才由军方进行说明。然而，防务部门所提供的飞行员获救讯息，进度却比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还慢。他认为，管碧玲公布讯息不是不好、不可以，但这也显示，防务部门在此次搜救过程中，至少在第一时间信息对外发布和公众沟通上，无疑是不合格的。施孝玮还补充，台军方必须好好检讨此次搜救全过程，他们应去查哪个环节出错，且吊篮故障不是个小问题，一定要改正，否则未来飞行员执行任务时，心里都会有压力，对自己的必要安全保障底线感到没有信心。改善两岸关系才能保障飞行员安全台湾中广公司前董事长赵少康此前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台防务部门除了确保战机的妥善率之外，根本问题还是在于两岸关系。赵少康说，民进党执政以来，两岸紧张关系不断升高，台军的任务量大增，一天要升空好几次，不只让飞行员的精神压力大，飞机更是耗损严重。“两岸和平才是唯一的解方，两岸问题只能靠政治解决。”赵少康直言，赖清德一上台，毫不掩饰自己“台独”工作者的角色，明明可以好好过日子，赖清德就是要抓到机会就挑衅两岸关系，赖清德不断放火，飞行员何辜？作者丨杨颖，深圳卫视直新闻高级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