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高度开放的市场环境，成 为不少内地科创企业出海的理想第一站。但在出海过程中，融资投资和法律方面仍有不少挑战。

　　近年来，越来越多内地科技创新企业积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香港因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成为不少内地科创企业出海的理想第一站。

　　在第二十七届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暨投资香港推介大会期间举办的科技创新企业“拼船出海”专题推介活动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高度开放的市场环境，已经成为内地企业走向世界的桥头堡。过去两年多来，特区政府已经与超过100家有潜力和具代表性的重点创科企业洽谈好于香港落户或者是拓展业务。他们将为香港带来超过520亿港元的投资，创造超过15000个就业职位。

　　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助力内地科创企业“走出去”？又该如何防范企业在出海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香港区位优势明显

　　独特的法律体系、广泛的全球联系、自由的市场环境、无缝对接国际标准规则、日益完善的营商环境以及全球重要的科研资源等，都是香港可以助力内地科创企业出海的独特优势。

　　在前述活动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工业专员（创新及科技）葛明博士介绍，过去半年，他大概接触过超过数百家有意来香港的创科企业，融资是他们的首要需求，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拥有全链条的融资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他提到，香港交易所不断创新，上市规则第18A章允许未盈利的生物科技企业在主板上市，2023年增设的第18C章，为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葛明表示，香港遵循国际市场规则，具有符合中西方文化习惯的丰富应用场景。香港的零关税和低贸易壁垒的优势，加之良好的香港制造声誉，使得内地科创企业能够更顺利地进入国际市场拓展业务。同时，香港商经局也提供不少市场拓展资金，比如工业贸易署的BUD计划，最多可以提供每家企业700万元的拓展海外和内地市场的资助。

　　不少内地科创企业来港，也希望能寻找国际人才并留住人才。香港同时具备中西方优势，是国际高端人才的集聚地。葛明提到，在香港，内地科创企业可以强化人才资产，提升自身的能力和创新水准，增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我们为指定高端人才提供生活津贴，并会持续增加科创人才的住宿条件和供应，协助汇聚科创人才。”

　　葛明指出，香港还有许多其他政策措施以及优势，来资助企业出海。例如，为鼓励企业的应用研发，在已经很低的税率的基础上，企业被核准的年度研发费用可以倍数累积进行扣税，进一步降低成本和鼓励创新。科学园、数码港和即将入驻的港深河套香港园区，提供卓越的科研空间，更有不同的资助计划和服务计划。香港公平的营商环境，高效的交通网络，众多的国际航线，全球重要的物流枢纽地位，可助力企业与国际联系、产品出口、供应链管理，提升市场竞争力。

　　吴甘沙在前述活动上介绍，香港国际机场作为驭势科技前期的天使客户，让企业在香港找到了破局点。“香港的合作伙伴敢于创新，对错误包容，指出的刚需痛点也更加明显，让我们突破了理念，去做‘真无人驾驶’。”

　　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吴甘沙表示为香港国际机场打造产品的这六年间，经历过不少挑战。“他们会请专家考察产品，从产品设计到产品开发的流程管理、质量管理，再到运营过程中的运营运维、售后、产品维保等等，都需要书写文档来阐述，并且要做到流程处处留痕，一旦出现问题可以回溯。”

　　“目前我们正在推进与新加坡的合作，已经感受到来自新加坡对于产品的严格要求，与香港的合作经验可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吴甘沙说。

　　还有哪些挑战？

　　内地科创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还面临着投资融资、法律风险等多方面的挑战。

　　在前述活动上，盈科律师事务所全球董事会副主任李正指出，针对科技企业，有四个方面的法律问题尤为突出：一是知识产权的问题，如果企业在出海之前没有这方面的应对策略，在出海过程中就极有可能面临着专利、商标、版权的侵权风险，面临着侵权的赔偿；二是数据合规与隐私保护。随着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广泛应用，很多企业在处理数据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守相关国家的相关规定，否则也面临着制裁的风险；三是不正当和反垄断的风险；四是贸易规则与壁垒方面的风险。

　　在投资融资方面，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敏在前述活动上提到，最近几年的投融资方向从区域上来看，出海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中东、东盟等国家。这些新兴市场和地区，在法律环境、商业环境、金融基础设施等方面，对于新进入的企业提供投融资方面的支持，还是有比较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过去几年美元处于高息环境，好消息是近日刚刚降息，但确实对债权融资也有一些压力。此外，传统的科技企业海外融资的股权融资，由于退出通道的一些原因，也面临着一些压力。”

　　刘敏认为，走出去的企业在面对这些情况时，还是有很多解决方案和办法。他首先建议企业要做好顶层设计，出海第一步可能是产品出海，第二步才是产能出海。产品出海不仅是打开产品的市场，更重要的是通过市场的打开，了解目的地地区的法律、文化，甚至是劳工政策、环保政策等等。同时，通过市场打开真正把自己企业的护城河，无论是技术、品牌还是渠道方面，做深、做牢。“尽管过去几年市场有些波动，但严格意义上，特别是在香港这样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其实是不缺钱的，缺的是优质的项目，或者说缺的是被市场认可的优质项目。”

　　刘敏表示，这几年，很多科技型企业都希望吸引中东的资金，但事实上中东更多的是招商引资为首，然后再做投资，所以对内地企业来讲也要投资和融资并重，同时要充分利用好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一些产业政策。

　　刘敏补充，出海的企业到一个新的市场、新的环境，无论是产品、还是投融资方面，可能要优先寻找市场上一些优质的中介机构，无论是律师、会计师，还是银行、投行，要有一个共同的组合的安排和方案，才能帮内地企业真正“走出去”。

　　“到海外融资永远都不是出海企业最主要的问题，出海的目的不是为了打一船鱼回去，而是真正能行稳致远。”刘敏说。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

陈于珊（记者 王政宪）09月21日,（原标题：河南叶县领导带队强拆大学生创业果园？官方：成立联合调查组）

陈于珊（记者 胡忆书）09月21日,#entText .video-list a,#endText .video-list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fff;}

特斯拉为降本增效宣布裁员10%，涉及员工多达1.4万人。然而或许连特斯拉都没能想到的是，该公司很快便切身体会到“裁员裁到大动脉”的窘态。据华尔街日报9月16日报道，在今年4月的大规模裁员后，特斯拉近几个月来超级充电站网络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电动汽车分析公司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特斯拉新开放的超级充电站数量比2023年同期下降11%；在裁员后的5月至8月，更比去年同期下降28%。图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对此消息，特斯拉没有回复置评请求。不过就在上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在X上发布消息称，特斯拉正在启用更多的超级充电站。特斯拉在全球拥有6500个超级充电站，这也是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品牌的主要卖点之一。然而随着汽车销量与业绩的下降，特斯拉不得不着手降本增效，而投资巨大的超充网络也在其列。今年4月，马斯克向员工发送内部信宣布全球裁员10%的决定，并表示裁员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其中在特斯拉效力长达18年、作为马斯克核心副手的动力总成及能源工程高级副总裁德鲁·巴格利诺(Drew Baglino）也宣告离职。更有部分特斯拉员工通过社交网络宣称，马斯克决定解散超级充电业务部门，包括团队负责人丽贝卡·蒂努奇（Rebecca Tinucci）和新产品负责人丹尼尔·何 (Daniel Ho)在内的大约500名员工均被裁。对此，马斯克曾在社交平台回应称，特斯拉仍计划发展超级充电站网络，只是新建站点的速度会放慢，侧重于扩建现存充电设施。但特斯拉对超充团队的裁员之举，还是很快使行业陷入乱局：一些超级充电站场地的建设被迫暂停，而一些正在与特斯拉谈判建设充电站的场地业主，也因裁员而发生混乱。在裁员后的头几周，特斯拉的合作伙伴和承包商便很难再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他们在特斯拉的联系人。无奈之下，特斯拉试图启用新的领导层和团队来使超充业务重回正轨。图为特斯拉超级充电桩今年5月底，特斯拉又返聘了超充团队的几名高级成员，包括该项目的负责人马克斯·德泽格尔(Max de Zegher)，以及在北美运营该项目的少数管理人员。一份组织结构图显示，特斯拉的长期高管迈克·斯奈德（Mike Snyder）此前曾负责其工业电池项目，现在他接管了充电团队，负责监督此前由巴格利诺领导下的几个项目。同时，马斯克又称计划花费5亿多美元（约合人民币35.5亿元）来完善超充网络。不过马斯克同时还表示，以上费用只是用于新工厂和扩建，还不包括运营成本，因为运营成本要高得多。尽管特斯拉一直在努力重建超充团队，甚至重新雇佣此前被解雇的员工，但其今年充电网络的扩展还是受到明显的制约。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仍致力于扩大超充网络，但现在只能依靠更少的员工来完成过去的任务。除此之外，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放缓还对不少非特斯拉车主造成影响。因为在此之前，特斯拉曾与多家车企达成合作，使后者能够应用特斯拉的超充桩进行充电。因而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持续放缓，可能会对整个行业的充电体验产生影响。福特与特斯拉就充电达成合作2022年11月，特斯拉曾提出车企应采用统一充电标准，并分享其充电连接器设计，鼓励充电网络运营商和车企采用该技术。2023年5月，福特汽车率先宣布与特斯拉达成合作，自2024年起允许福特电动汽车的车主使用特斯拉位于北美的超过1.2万个超级充电站。不过，福特汽车的车主仍需要通过使用适配器来使用特斯拉的超充桩。为此，福特还计划从2025年开始为其下一代电动汽车配备特斯拉的充电端口，包括一款电动皮卡和一款7座SUV。今年3月，吉利控股集团旗下高端纯电动品牌极星也宣布与特斯拉中国开启充电网络互联互通合作。极星2和极星4的用户可在特斯拉中国大陆地区开放的超级充电站、目的地充电站进行充电。截至3月，特斯拉已在中国大陆地区对极星开放800多座充电站和4600多个充电桩，网络覆盖200多座城市。同年6月，美国造车新势力Rivian也宣布从2024年开始，Rivian车主将可通过适配器使用特斯拉超充桩；自2025年起，Rivian将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特斯拉对外部企业开放充电设施，还使特斯拉有资格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以扩大充电网络。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约3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2亿元）的公共资金，用于在美国建造88个超级充电站。今年7月和8月，特斯拉分别从马里兰州和亚利桑那州获得18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77万元）和2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57万元），用于在当地建设充电站。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计划加入该网络，特斯拉的扩张需求变得更加突出。然而由于充电部门裁员，特斯拉与其他车企的合作也随之出现了障碍，主要问题包括充电软件的适配，以及充电桩适配器的分销等等。此外，特斯拉还计划在2024年春季之前扩大对通用汽车、沃尔沃汽车和极星的充电支持范围，但目前特斯拉的网站则显示这些新增内容为“即将推出”。在研究和咨询集团Atlas Public Policy的创始人尼克·尼格罗（Nick Negro）看来，这是自超级充电站首次发布以来，特斯拉实际上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之一。君迪（J.D.Power）电动汽车业务执行董事布兰特·格鲁伯（Brent Gruber）也表示，这是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网络后的一大不利因素。特斯拉超充业务要想在裁员后重回正轨，依然任重道远。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