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英伟和女王 - M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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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小区业主家的儿子，拿了个世界西餐烹饪冠军，了不起！”昨天上午8点，一到宁波鄞州区下应街道东方湾邸小区，就听门口的物业工作人员在议论。9月16日凌晨，法国里昂第47届世界职业技能大赛落幕，22岁的宁波小伙康邦成和全世界1400多名顶尖选手同台竞技，捧回西餐烹饪金牌。宁波小伙康邦获得世界西餐烹饪冠军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向来是欧洲选手的强项，亚洲选手鲜少能问鼎金牌，此前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最好的成绩是铜牌。康邦成捧回的西餐烹饪金牌昨天，康邦成家非常热闹，左邻右舍，还有社区工作人员等赶来祝贺。康邦成家里很热闹“我想跟父亲和解，想让他理解我”客厅里，作为主角的康邦成却很安静，挨着妈妈坐在沙发上，笑容有点腼腆，康爸爸和康妈妈笑容满面，和大家分享着在儿子比赛现场的见闻。闭幕式那天，他们一家都去了法国，康邦成的弟弟也在现场为哥哥鼓劲，康爸爸还请公司的同事一起去法国为儿子加油。儿子最终捧回世界厨王的金牌，是康爸爸想都没想过的，当年儿子说要上职高学厨师时，他强烈反对。康邦成的爸爸自主创业，打造出国内车灯控制器行业龙头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爷爷从事汽车零部件行业，用26年时间把一家小作坊发展成行业“单项冠军”、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按照父母的规划，他的人生轨迹将是读完大学接手企业。但这是康邦成最讨厌的生活。“我不想活在别人的光鲜之下，就像不想别人一提起我，就说我是谁的儿子一样，父亲的名字是我的前缀。作为一个企业的继承人，我更想成为某个企业的创始人。我就想做独立的自己。”康邦成说。中考后，他放弃读重点高中，选择了宁波古林职业高级中学西餐烹饪专业。这个选择，跟他从小的经历有关。“小时候我和外婆一起住在农村乡下，看着外婆在院子里用蜂窝炉烧菜。外婆会教我烧菜，我学着学着就喜欢上了烹饪，5岁会煎蛋，做蛋炒饭。”康妈妈说，康邦成在五六岁的时候，就给他们做了早饭。“小时候，他每次去新华书店，都会买一些烹饪类的书籍，然后按照书上的内容学做菜；每次去超市的时候，他总喜欢买一些锅碗瓢盆。”不读大学读职校，康爸爸曾冷冷抛下一句话，“这孩子就当我白养了。”亲戚朋友们，也纷纷表示反对。只有康妈妈一个人，孤独地支持着儿子的选择。这些反对，却越发坚定了康邦成的信念。“我想跟父亲和解，想让他理解我，想让他为我骄傲。”被称为“中国烧菜机器人”2018年，康邦成刚进职校的时候，就练了一个学期的削胡萝卜，一开始，胡萝卜有定量，一天只有三根，要削成2毫米大小，他就捡着别人的边角料疯狂地练习；第二学期，胡萝卜可以放开练了，他一天能削八九十斤，削成完美的七面橄榄形。有一次，削萝卜，因为还不会磨刀，刀钝了，他拿钝刀一直削，一直削，削到后来，手麻了……去医院，医生也查不出什么问题。后来老师一看，这刀这么钝，哪里削得了，是他硬生生用钝刀一片一片地削萝卜。康邦成把所有的时间用在了基本功的练习上，一开始，他还能双休，后来双休变单休，单休变半天休假，再后来，休假都没了，周末能睡到自然醒就算休息了。在这种强度的练习下，他的刀工熟练度长得飞快，每一次的进步，也促进了他的信心。为了提升技能，康邦成学习的足迹遍布七八个国家。高中第一年的第二个月，他和学长、学姐参加宁波市青年厨师挑战赛获得铜牌。再后来，他又拿下了浙江省和全国的相关技能大赛冠军。“我以为，拿到全省第一就可以了，也没想过自己在这条路上走多远。”他说，自己也没想到，后来进入了国家队，拿下了世界冠军。比赛现场，裁判们对康邦成的出菜速度、菜品质量表示惊讶，齐声鼓掌，还称他“Chinese Cookingrobot（中国烧菜机器人）”。客厅里，墙上挂着一个又一个镜框，镜框里，是康邦成取得的一张又一张的荣誉。康邦成获得多项荣誉康爸爸满脸笑容，向客人们介绍每一个荣誉的时间、来历。儿子的每一个荣誉，他比康妈妈记得更清楚。这对曾经冷战的父子，并不存在和解。而是，这位身为上市公司的老总父亲，成了儿子的铁杆粉丝，满心满眼都为儿子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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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王夏，郭美婷 9月20日，华为、苹果同天开启了新品的销售。早上八点，苹果开启iPhone16的提货。七点多，位于广州天环广场的苹果直营店早已人满为患。排队等待现场提货新款iPhone16系列的人群从店内延伸到店外，环绕了好几圈。8点整，苹果旗舰店的玻璃门准时打开，苹果员工与前十几位进入门店的首批客人击掌，欢迎他们入场。据时代周报记者观察，从早上8点到9点期间，苹果门店排队人数有所减少，不过不断有不同批次提货用户进场。在门店外的天环广场上，更有不少黄牛聚集于此，有人直接摆出了“加价回收”的牌子，加价价格从300块钱到600块钱不等。两个小时后的10：08，华为MateXT也开启了抢购。与苹果不同，华为的热闹主要在线上，因为线下门店基本没有现货。时代周报记者发现，距离华为MateXT开售不到一分钟，京东、淘宝、抖音等线上平台均已显示无货。 华为京东自营官方旗舰店截图记者了解到有华为销售门店开启了摇号的方式，在早前登记意向的用户里面摇号。“现在到处都没货了。”实体店店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你现在如果想买，必有溢价。”记者在随后询问黄牛，得到了类似的答案——要卖到256G/512G的瑞红款华为MateXT，需要加价6万元。时代周报记者还了解到，明天同一时间还有第二批的MateXT释放出来。届时可能还有另一波抢购潮。iPhone 16黄牛加价回收，“让你早点出”据广州天环广场的苹果直营店内的店员介绍，目前iPhone16和iPhone16 Plus在官网下单后，就能够直接到门店自提，但是iPhone16 Pro系列还不行，要等待官网显示提货的时间。关于产品更具体的预定进度，该店员也表示以官网信息为准。时代周报记者查阅苹果官网发现，iPhone16 Pro系列在就近门店暂时无货，如果今天订购，预计配送送达日期为10月12日。iPhone16和iPhone16 Plus已能在就近门店自提，若选择配送，则可在9月24日送到手。“iPhone16和iPhone16 Plus产量较大，因为是性价比之选，所以备货多。”上述店员在现场解释称。 苹果旗舰店内 时代周报记者摄不过，时代周报记者在线下观察到，到门店取货的消费者，多购买的是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不过目前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广州部分门店基本没有现货。同样苹果在线上开售的当天，京东、天猫等平台的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公开版也是10分钟内被清空。而在门店外的天环广场上，聚集了不少黄牛。很多黄牛手上都拿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iPhone产品的袋子。有人在门口附近摆出“加价回收”的牌子，但很快被保安要求收起来。 苹果位于广州天环的旗舰店门口 时代周报记者摄“iPhone 16 Pro Max 512GB的，加价300块钱收，”在门口“摆摊”的黄牛吴洋（化名）吆喝道。随后有客户报价加价400块，吴洋称收不了，“现在没这个价了”“让你早点出”。另一个黄牛报价，iPhone 16 Pro Max 512GB/256GB，黑色的加价500块出，白色的加价600块出，今年的新色沙漠金，只需要加价300块就能拿到手：“金色的没有人要。”还有现场的黄牛表示，手头上iPhone 16都不是直接售卖的，他们已经有客户预收了。“你可以加价300块钱在门口收。”有黄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接近一个小时后（8:50），预约排队的人少了许多，不过仍不时有人加入队伍。而苹果门店附近的小小“二手市场”越来越热闹。 部分黄牛还在苹果门店外“顺道”收购华为最新的三折叠屏手机MateXT，对于“多少钱收”的进一步追问，黄牛笑答：“华为的你抢到再说。”MateXT上线秒没货，有经销商到手不到10部机同样在体育西核心商圈，华为位于正佳广场和天河城的两家门店格外平静。原因很简单，线下门店几乎没有华为Mate XT三折叠屏手机的现货。时代周报记者于10点后先后来到这两家门店，发现店内没有三折叠样机展示也没有现货，询问店员也无法得知店内何时上货。其中一名店员告诉记者，现在想拿到新款手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线上预定门店提货，要么通过线上网购平台购买。” （华为位于广州正佳广场的门店 时代周报记者摄） 华为位于广州天河城的门店 时代周报记者摄在线上渠道，10：08开售不到一分钟，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上的货已抢购一空。而此前，京东华为Mate XT的预约量就已经超过了600万。 华为京东自营官方旗舰店截图之后，时代周报记者向经销商、门店和黄牛分别询问销售状况，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机难求。“目前只支持意向登记顾客购买。”位于深圳万象天地的华为旗舰店店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早在Mate XT开启预售当天，该店的意向登记人数就已经满员了，该店员强调：“之前意向登记过的顾客有收到电话通知或短信通知的才可以购买。” 华为某门店贴出Mate XT预订已满的消息 时代周报记者摄“目前门店有样机体验。”另一家位于深圳的华为授权店店员坦言，现在货源基本都很少，后期也不确定是否会陆续加货。来自贵州的一位华为经销商同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目前门店Mate XT的货源很少，他手上门店拿到的货都不到10台。而之前有广东的经销商告诉时代周报的记者，他们门店首批Mate XT仅仅是个位数。时代周报记者询问了一位此前在苹果门店前收新手机的黄牛华为Mate XT红色512G/256G版本的价格。对方回复“+6w（加价6万元）”。 华为官网截图首发当日，“三折荒”平等地波及了每一位对新机充满好奇的用户。一位有多次抢首发经验的“花粉”向记者透露，自己也没有抢到。“明天会有第二次放货吧，到时再看吧”他说。同样在今天上午，华为常务董事、终端BG董事长、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董事长余承东现身上海南京东路的华为旗舰店参与新机交付仪式。余承东表示，华为三折叠屏手机热销的程度远远超出预期，团队正在加班加点扩产能。

9月20日，据最高人民法院消息，当天，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徐文荣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徐文荣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对徐文荣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徐文荣受审现场 图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消息称，经审理查明，1998年至2023年，被告人徐文荣利用担任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副局长兼国际勘探部总经理，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设备采购、企业经营、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329万余元。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徐文荣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徐文荣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公开简历显示，1961年6月出生的徐文荣，早年一直在中石油工作。2011年6月，50岁的徐文荣离开工作多年的中石油，到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任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其间兼任总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党校校长、管理干部学院院长等职。2016年1月，徐文荣回到中石油，先后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等职。2020年12月，徐文荣离开中石油，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1年1月，徐文荣受国务院国资委聘任，担任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3年2月17日，国资委发布消息称，免去徐文荣的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职务，徐文荣不再担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2023年5月17日，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公布，因年龄原因，徐文荣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2023年6月2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徐文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徐文荣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徐文荣被指存在“官迷心窍、权欲熏心”“为谋求职务晋升结交政治骗子”“靠石油吃石油”等问题。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2018年12月，多家央企曾公布了高管2017年的薪酬情况，当时还在中石油任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的徐文荣就在其中。根据公开的薪酬信息显示，徐文荣2017年在中石油的税前报酬金额为63.01万元，“五险一金”单位缴存部分为16.66万元，此外，加上其在中国远洋海运任职期间的任期激励收入，徐文荣2017年的全部薪酬为91.14万元。延伸阅读曾执掌"营收超三万亿央企"的干部被查 半个多月前出席公开活动营收超三万亿的能源央企，中石油原董事长王宜林退休四年后被查。2月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宜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图为王宜林，其退休四年后被查王宜林今年68岁，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塔山人，石油勘探领域科班出身，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之后长期在石油能源领域工作。他担任过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等职。2015年5月，王宜林成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20年1月，64岁的他卸任退休，退休四年后被查。值得一提的是，王宜林卸任中石油“一把手”后，2020年12月被聘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1年5月被聘为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就在今年2月2日当天，国资委官网发布消息，王宜林不再担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半个多月前出席公开活动半个多月前，王宜林出席公开活动。据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官方及能源行业网站报道，1月11日，三峡集团2024年工作会暨三届六次职代会召开，该集团外部董事王宜林在主会场出席会议。除了担任企业外部董事，在卸任中石油董事长后，王宜林还曾以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接受媒体采访，相关报道不时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图为王宜林，其落马的半个月前还出席公开活动 资料图王宜林在石油能源领域工作近四十年，他生于1956年，1982年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石油地质勘探专业，之后自愿到新疆工作。《人民日报》曾对赴新疆工作的大学生的事迹有过报道。相关报道提到，当时毕业分配志愿表有三个志愿栏，王宜林都填上了新疆。王宜林当时报到的单位是地处新疆的油田勘探设计院，其石油能源领域生涯由此起步，后来他担任了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院长。1998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成立，新疆石油管理局成为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受集团公司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双重领导。在新疆工作期间，王宜林担任过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市）党委书记等职。此前媒体提到，在中国石油勘探开发史上，新疆是一个绕不开的地名。新疆石油管理局曾勘探开发了中国第一个陆上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2003年12月，王宜林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2011年，王宜林转战中海油，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15年回到中石油，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18年，62岁的王宜林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20年1月卸任中石油董事长、党组书记一职。之后他担任了两家企业的外部董事，退休四年后于2024年2月被查。另外，王宜林还有社会职务，曾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理事。执掌中石油近五年从2015年5月至2020年1月，王宜林执掌中石油近五年。中石油官网及相关财报显示，中石油员工总人数超百万，2022年在《财富》杂志全球500家大公司排名中位居第四，当年全年营业收入达3.4万亿元，利润总额达2600多亿元。刚到任时，王宜林面临的局面是“外临低油价，内遭强反腐”。据新华社《经济参考报》2015年报道，所谓强反腐是指，在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中，中石油从高管到中层落马者截至当时已超过50人。图为王宜林，其执掌中石油近五年其中包括曾任中石油董事长的蒋洁敏、曾任总经理的廖永远和曾任纪检组长的王立新等多位核心层领导，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极大影响。此状况下，王宜林的回归是被寄予期待的。在2015年5月，中石油新一届党组领导班子第一次会议上，王宜林毫不避讳地指出：“要深刻吸取周永康、蒋洁敏、廖永远、王永春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教训，肃清恶劣影响。”如今看，他并未汲取之前能源领域落马高官的教训。据《中国基金报》此前报道，王宜林曾表示要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曾说“腐败问题对企业发展的破坏力最大、杀伤力最大”。另据媒体报道，2016年6月，王宜林便因“多次公款吃喝，提供高档酒水和香烟”等问题被中央纪委通报。值得一提的是，王宜林曾回应油价问题。在2017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会议上，时任中石油董事长王宜林会上表示，作为油气产品制造者希望油价高一些，“但低油价也有有利的方面”。能源反腐进行时，三天内两名原董事长被查今年1月初，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在北京召开。相关会议通报指出，2024年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1月30日至2月2日，三天内两名能源领域央企原董事长被查。1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电建原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范集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和江西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官方资料介绍，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建，其是跨国经营的综合性特大型中央企业，是全球清洁低碳能源、水资源与环境建设的引领者。图为范集湘，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范集湘生于1954年，今年70岁，资料显示，他曾任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等职。2014年12月，中国电建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长范集湘的书面辞职报告，范集湘因年龄原因提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辞职9年多后，范集湘被查。范集湘被查后数日，王宜林被查。值得一提的是，不到一个月前，王宜林的老下属徐文荣涉嫌受贿被批捕。今年1月8日，最高检官网发布消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徐文荣涉嫌受贿被批捕，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履历显示，王宜林执掌中石油时，徐文荣任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两人在四年时间中是上下级关系。2023年6月，官方发布消息，中石油原副总经理徐文荣被查。今年1月6日，徐文荣被开除党籍。通报指出，徐文荣官迷心窍、权欲熏心，热衷政治投机，为谋求职务晋升结交政治骗子，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安排亲属在国有参股企业挂名领薪，毫无纪法底线，擅权妄为，靠石油吃石油，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安排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另外，能源反腐持续进行中，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的信息显示，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除了范集湘、王宜林，能源领域还有多名官员被查。比如，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周竹叶，中国能源传媒集团高级专务白俭成，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郭昭华，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原党委书记段彦修，中国石油吉林油田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安全总监尹旭等。

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