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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深圳日本人学校被刺学生不幸去世，警方通报称嫌犯为单人作案已依法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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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来武汉出差的王女士在深夜下飞机后，通过平台叫了一辆顺风车到汉阳。司机接单后跟王女士要求私下交易，在快抵达目的地时，司机要求先结账，王女士未同意，司机调头将王女士一行拖至长江新区一陌生地点后自行离开。遭受惊吓的王女士至今气愤不已。王女士介绍，9月12日她和两位同行伙伴，从成都乘坐飞机到武汉出差，下飞机后晚上11点45分左右在天河机场t3航站楼，通过哈啰网约车平台叫到了一辆网约车，目的地为汉阳区某酒店，平台显示价格在50元左右。成都来汉旅客 王女士 ：“司机师傅跟我们在电话里沟通的时候，说取消订单，60元全包。最后我们上车的时候，要求我们交高速费，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就自己掏了。”王女士说，当车辆开到汉阳区马鹦路地铁站附近时，导航显示距离目的地酒店还有10分钟左右路程，司机突然提出让王女士先结账，王女士表示，等到了酒店再给钱。双方争论了几句后，司机突然掉了头，由于王女士她们对武汉并不熟悉，当时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成都来汉旅客 王女士：“看到汉口江滩字样的时候，我说多少钱？把我们放下来吧，60元钱也扫给你。我正准备下车的时候，车门都打开了，司机一脚油门就冲出去了，我车门都没关，半条腿都在外面。”王女士接受媒体采访王女士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情况，记者通过视频看到，右侧后车门打开后，司机根本没有减速停车，而是一直在前行。王女士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截图王女士说，直到二十多分钟后，司机才在一个陌生的地点停住车，让王女士一行下了车并迅速驱车离开。由于下车的地点荒凉陌生，王女士一行三个女孩子当时惊恐不已。王女士同行伙伴称下车地点非常荒凉王女士在原地用滴滴平台又叫了一辆车到汉阳的酒店，记者在订单上看到，王女士一行被带到了长江新区阳逻开发区的余泊大道上，这里距离王女士原本要到达的汉阳区酒店地址足足有40公里，打车费用是148元钱。王女士订单显示被带到了余泊大道上王女士伙伴评价司机行为记者随即联系了哈啰网约车平台，工作人员在详细了解了情况后表示，由于王女士同意了司机私下接单，因此平台无法介入。哈啰网约车平台工作人员答复武汉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工作人员在了解到具体情况后表示，在乘客同意了司机提出的接私单的要求后，平台确实没有责任。武汉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 工作人员：“平台是正规派单，但是司机（私下接单）违反了武汉市客运出租车管理条例第60条第七款，从事网约车运营服务时巡游揽客。”武汉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工作人员表示，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王女士的投诉由黄陂区交通局运管部门调查处理，该支队将把王女士的情况转交该部门处理，进行详细调查，如果属实将根据条例依法进行处理。交通综合执法支队表示，建议旅客、市民朋友，尽量使用正规的平台叫车，最好不要跟司机私下交易，这样权益才会更好的受到保护。武汉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 工作人员：“因为网约车是要在网上打，出租车要在专门的坐车点坐，这样他服务不到位的话，你可以投诉，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服务质量对平台公司或者出租车公司调查处理。”来源：经视直播

极目新闻记者 詹钘近日有媒体报道，在河南叶县，当地政府为修建高速公路征地，在未能达成赔偿协议的条件下对一家果园进行了强拆。19日，果园负责人贾先生接受极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不认同政府定的赔偿金额依据，因为与其实际损失差距太大。当地政府则回应称，对此事会进行积极沟通和协调。20日，“平顶山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针对近日网上反映的因补偿标准争议引发的“叶县强拆果园”一事，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已第一时间成立由纪委监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林业、司法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工作。贾先生的梨园大学毕业种果树十年被强拆贾先生是河南叶县任店镇人。2014年大学毕业后，他回老家流转了土地，准备种植果树。2015年，贾先生选择在26亩土地上种植韩国黄金梨，并创办了平顶山梨花庄园有限公司。2020年，梨树进入盛果期，其黄金梨品牌成为河南省“知名农产品品牌”。2022年底，当地媒体整版报道了贾先生的果园。曾经的新闻报道2021年，贾先生听说新建的叶鲁高速公路要从果园穿过。公开资料显示，叶县至鲁山高速公路位于平顶山境内，全长约67.5公里，是《河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21-2035年）》批准新增的9条拥堵路段分流路线之一。项目于2021年6月正式开工建设。2022年开始，有施工人员到果园进行测量。政府也发了征占地的通知，征占果园的土地面积约6亩到7亩。不过，双方未能就补偿问题达成一致。该赔300万元还是18万元？任店镇政府所拟的补偿标准，依据的是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文件平政〔2017〕33号《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下称“平政〔2017〕33号”）。该文件规定，在林地上种植经济林的，补偿标准严格按照《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占用土地上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17〕2号）相关要求执行。不过，由于贾先生承包的土地规划用途并非林地，当地政府只是按照“零星果树”的类别对其进行补偿，7亩地补偿款共18万元。零星果树的补偿标准（图源：文件截图）除平顶山市外，河南省林业局在2020年11月9日出台了《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20〕167号）。该《通知》明确废止此前的（豫林经〔2017〕2号）文件，并对征收农用地区片经济林的补偿有新规定。按照河南省林业局的经济林补偿标准，贾先生请评估公司对果园损失进行评估，补偿费用超过300万元。这个数字，与当地政府计算的18万元相差10多倍。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补偿方式（图源：河南省林业局官网）果园围墙大开已无法封闭2024年4月2日，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之时，当地政府组织多人对果园部分进行了强拆。9月19日，极目新闻记者联系叶县政府相关负责人，电话未能接通。叶县一官方人士回应极目新闻记者称，当地政府会就此事与当事人积极沟通协调。此前，任店镇相关领导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是按照上级指挥部的要求配合施工进行拆除工作，并表示法律上的问题其没办法解释。对于相关补偿适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湖北易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袁三慧认为，平顶山市政府的文件明确规定了经济林的补偿标准按照河南省林业厅的“豫林经〔2017〕2号”文件执行，但现豫林经〔2017〕2号文件已经被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废止取代。所以在确认果园为经济林的前提下，相应的补偿标准应当参照河南省林业局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即根据产量乘以价格，再结合是否盛果期乘以相应倍数进行补偿。对于补偿标准有异议的，双方可以共同委托评估。9月，贾先生正组织人力对果园里剩余的果实进行采摘，高速公路施工也在进行中。贾先生说，强拆之后果园围墙大开，目前已经无法对果园进行封闭。（除特别标注外，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延伸阅读：强拆大学生创业果园，重点项目也得依法办事大学生创业果园遭强拆？据中国交通广播报道，大学毕业后，贾柯回到家乡河南平顶山市叶县任店镇，并承包30余亩土地种植黄金梨树。苦心经营多年以后，他遭遇了意外的挫折：当地修建高速公路需要占用大约7亩果园。双方始终未就拆迁事宜达成一致。最终，县政府领导带领多个部门工作人员对果园实施了强拆。大学生创业果园被强拆 视频截图作为返乡创业的大学生，贾柯的志向和行动力本该得到呵护。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他的果园先后获得了国家绿色认证，成为大学生创业基地，可谓创业小有成效。然而，因为高速公路占地以及随之而来的强拆，不仅让他陷入了艰难的维权之路，也打击了他的创业热情。就当地整体利益而言，修建高速公路的重点项目固然是造福于民的好事。然而，再重要的公共工程，在涉及拆迁征地等公民个体权益时，都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哪怕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法律赋予政府强制征收土地的权力，政府动用这一权力也必须慎之又慎，充分考虑征地造成的损失及社会影响。从报道来看，贾柯与当地政府的主要矛盾在于补偿标准。因为贾柯承包的土地属于耕地，当地政府认为只能按零星果木进行补偿，贾柯则认为果园可以认定为经济林。“两者的补偿标准相差悬殊”，导致拆迁未能达成一致。无论征地任务有多么迫切，当地政府都有义务进行充分沟通，进行必要的解释说明。但是，从贾柯的描述看，无论是在拆迁前，还是拆迁后，沟通似乎并不顺畅。在果园拆迁当日，有关工作人员“把我家人的手机给夺走，把我们的人全部按在泥地里面抬走，关进附近的乡镇派出所里面，关了一整天”。更何况，当地政府所依据的补偿标准恐怕并不成立。在维权过程中，贾柯得到河南省司法厅明确答复，当地政府补偿所依据的文件《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平政【2017】33号）已经作废了。对此，叶县任店镇党委副书记张强回应称，“对于河南省司法厅的回复，我解释不了”。正如法律人士所言，如果地方政府依据的政策文件已经失效，显然不能适用。上位法与下位法规定不一致时，应该以上位法为准。查询一些地方的政策，在实践中，常常按照有利于被征地农民的原则，适用补偿水平相对较高的标准。作为创业大学生，贾柯相信法律和规则，然而，现实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地方政府部门执法不能稀里糊涂，尤其是对于牵涉公民切身利益的事项，要拿出经得起检验的过硬依据，在执行的每一个环节都让人信服。如今，果园拆迁的事实既已发生，当地政府更应做好善后，履行好法律规定的补偿义务。对于果园的补偿标准，如果当地政府依旧拿捏不定，不妨向上级有关部门请示，严格根据规定执行，按照有利于经营者的原则执行补偿，并做好更加充分的解释说明。依法进行征地拆迁，积极履行补偿义务，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不少大学生响应乡村振兴号召，奔赴广阔田野开启丰富多彩的创业。对于有志于扎根乡村的年轻人，呵护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让他们在遇到问题与纠纷时有法可依、有理可辩。

当地时间21日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发布一份讣告，确认其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在以军20日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的袭击行动中丧生。黎巴嫩真主党确认其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丧生，图为以军袭击现场以色列国防军20日晚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开展了一次“定点袭击”行动。以军出动战机在贝鲁特南郊打死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根据黎巴嫩卫生部数据，以军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总台记者 孙建）

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河北90后女子王芸（化名）在举报青岛某国企前高管刘某涉及违法犯罪后，收到对方的200万元“补偿款”。之后，她因犯敲诈勒索罪被警方查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其有期徒刑十年。该案一审判决书内容显示，双方之间对于200万元到底是民事赠与还是敲诈勒索，在庭审过程中成为争议焦点。被举报的青岛某国企前高管刘某（受访者提供）9月19日，王芸的母亲纪女士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当初刘某支付的200万元，属于给她女儿的经济补偿，“刘某曾给我们安排工作，还答应和我女儿结婚，但事后又反悔，说可以给我们补偿。”在这起案件背后，还涉及一起国企前高管与女下属之间的婚外恋纠葛。而刘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他已经不上班，处于在家养病状态，在他看来，对方（王芸及其家属）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至于自己与王芸的关系到底如何，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已经查明并作出判决，目前他正在继续寻找证据并申请执行。前国企高管与女员工发生关系后被举报：女子索要200万元赔偿并解决家属工作王芸与刘某的相识，要追溯到2017年。当时，刘某是青岛某国企的法定代表人，其公司国外项目招聘资料员时，员工王某推荐其妹妹王芸来做此工作。该案一审判决书载明，2017年9月，王芸回到青岛项目上看望其母亲时，与刘某在公寓发生性关系。刘某称，第二天，王芸就让其与现任妻子离婚，没有得到同意，双方从2017年至2019年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并因为离婚问题出现过多次冲突和争吵。到了2019年2月，王芸及其家属与刘某协商处理此事，并到了刘某单位，要求刘某支付给王芸看病的费用。刘某称，在协商过程中，王芸曾提出过五点要求，“一是必须离婚，二是赔偿2000万元，三是给王芸和哥哥安排工作，给王芸嫂子购买北京的社保，四是负责王芸看病的费用，五是扇现任妻子100个耳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判决书内容显示，刘某说，这些要求自己做不到，双方不欢而散。而这之后，王芸的家属连续三次到刘某的办公室要求答复，并拦住刘某的车辆不让其外出，刘某的朋友和王芸家属爆发肢体冲突，双方纠纷在派出所协商解决。三个月之后，刘某说，王芸开始分别向哈尔滨铁路局、青岛地铁集团、青岛市建设管理处等部门进行举报，举报刘某所在的公司存在挂靠、监理资料造假、员工使用假身份证等情况，相关部门开始进行核实，导致刘某负责的某监理项目受到影响。为了处理这些事，刘某主动约王芸协商，希望对方不要举报。刘某称，期间王芸提出赔偿600万元，否则就将他们一家送进监狱，刘某回答“做不到”。之后，王芸又多次向刘某的公司和相关部门举报，2024年7月14日，刘某先是给王芸转去了50万元，7月16日，王芸和哥哥王某又找到刘某协商。商谈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刘某赔偿200万元，分三次支付，并解决王芸、王某及其妻子的国企工作问题。刘某分三次给王芸转去50万元、58万元、42万元之后，王芸的“举报”并未停止。两个月后，王芸又开始继续举报，刘某准备材料选择到派出所报案处理。一审法院判决犯敲诈勒索罪女子家属：200万元是对方打来的“补偿款”刘某和王芸及其家属，经历过三次谈判。第一次谈判是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个茶馆，王芸和哥哥王某提出要2000万元赔偿，刘某没有同意。第二次是在河北省某大酒店王芸和王某提出要600万元赔偿，双方没有达成统一意见，第三次是在刘某的公司，王芸和王某提出要200万元赔偿和三份国企工作。该案一审判决书显示，多个证人证言表明，王芸及其家属在谈判过程中曾提出，如果刘某不给钱，就会到刘某的单位和上级部门继续举报，将刘某送进监狱。双方谈判的中间人曾劝告，让王芸家属“要价不要太高，合理赔偿就行”，但在刘某分几次给王芸转去共计200万元后，王芸仍然继续在举报和投诉刘某。记者注意到，2019年12月，在刘某报案过后，王芸和哥哥王某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警方查获。2020年1月22日被逮捕。2022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芸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王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被告人王芸、王某退赔被害人刘某人民币二百万元。检察院起诉书部分内容截图公诉机关指控，2019年2月至11月期间，被告人王芸伙同王某，以举报被害人刘某犯罪相威胁，敲诈勒索被害人刘礼人民币200万元。而关于这200万元到底是“敲诈勒索”还是民事赠予，王芸的母亲纪女士在2024年9月18日告诉记者，她觉得这是刘某给的“经济补偿”。她说，“当初刘某主动找到我和我儿子，求我们劝王芸接受他的经济补偿，后来给完补偿半年后又告我们敲诈。”被举报者回应：因此事已在家休养 正在寻找证据申请执行2024年9月19日，对于该案的相关情况，记者也联系到刘某。他告诉记者，这件事情目前的情况是法院已经判决了，但是被告人却并没有执行法院判决，他正在寻找证据继续追缴这200万元。“我现在没有工作，是在养病状态，因为这件事，他们多次到我们单位投诉和举报，就是说我如果不给钱，就把我单位整完。”刘某称，对于和王芸的关系，可以到法院和公安局进行核查，但是现在他需要继续寻找证据，申请强制执行，追缴之前的欠款。

来源：环球网【环球网报道】关于在黎巴嫩发生的大规模通讯设备爆炸事件，美国《纽约时报》18日在报道中披露更多细节，称多名军方和情报官员指认以色列是事件幕后黑手，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开始酝酿这一计划，成立空壳公司，假冒国际寻呼机生产商。该媒体形容称，爆炸寻呼机是以色列制造的“现代特洛伊木马”。当地时间18日，黎巴嫩多地再次发生通讯设备爆炸事件 图自美媒报道称，鉴于这一话题的敏感性，这些官员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要求保持匿名。《纽约时报》称，在黎巴嫩，以色列曾多次通过定点袭击暗杀黎真主党高级成员，这让黎真主党意识到，以色列显然是在利用手机网络来确定其成员位置。黎真主党高层从而推动使用寻呼机。报道称，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寻呼机虽然功能有限，但可以在不泄露用户的位置或其他危险信息的情况下进行通讯。《纽约时报》称，这让以色列情报官员看到机会。甚至在黎真主党高层决定扩大传呼机的使用范围之前，以色列就已经启动了一项计划，成立空壳公司，假冒国际寻呼机生产商。据三位了解此次行动的情报官员透露，被指制造在本次事件中爆炸的寻呼机的公司“BAC”就是以色列成立的空壳公司之一。据《纽约时报》等媒体此前报道，本次事件中爆炸的寻呼机疑似来自台厂金阿波罗公司，金阿波罗公司18日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与BAC公司建立长期的贴牌授权及区域代理合作关系，根据合作协议，该公司授权BAC公司在特定区域内使用该公司品牌商标进行产品销售，但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均由BAC公司负责。《纽约时报》称，从表面上看，BAC公司是一家总部设在匈牙利的公司。但知情情报官员称，该公司实际上是以色列制造的掩护之一。他们说，以色列至少还成立了另外两家空壳公司，以掩盖制造寻呼机人员的真实身份，那就是以色列特工。报道称，BAC公司确实接受一些普通客户的订单，为他们生产普通寻呼机。但其真正重要的客户只有黎真主党。据这三名情报人员说，这些寻呼机是单独生产的，电池掺有爆炸物。这种寻呼机2022年夏天开始少量进入黎巴嫩，但在黎真主党高层指责手机会泄露情报后，这种寻呼机的生产量迅速增加。《纽约时报》称，在以色列，情报人员将寻呼机称为可以在时机成熟时按下的“按钮”。据媒体此前报道，当地时间17日，黎巴嫩全境多地几乎同时发生寻呼机爆炸，事件中死亡和受伤者多为黎巴嫩真主党成员，也包括一些平民，其中遇难者中有两名儿童。伊朗驻黎巴嫩大使也在事件中受伤。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分别发表声明，对此强烈谴责。真主党表示，以色列应对爆炸事件“负全部责任”，并誓言采取报复行动。当地时间18日，黎巴嫩卫生部长阿卜亚德表示，前一天在该国发生的寻呼机爆炸事件已造成12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其中约400人伤势危重。延伸阅读牛弹琴：黎真主党寻呼机和对讲机爆炸 释放危险信号救护车运送爆炸事件伤者摩萨德果然够狠。虽然以色列拒绝公开承认，但全世界都认定，黎巴嫩寻呼机大规模爆炸，幕后黑手就是摩萨德。摩萨德秘密主导生产了这批真主党订购的寻呼机，摩萨德偷偷在每台寻呼机中放置了约3克的炸药，摩萨德又在同一时间突然引爆了这3000台寻呼机。最后的结果，9月17日，黎巴嫩各地3000台寻呼机突然响了，人们纷纷掏出寻呼机查看情况，寻呼机突然爆炸，在根本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很多人的眼睛、胳膊被严重炸伤。12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死伤者中，还包括多名可怜的儿童。图为爆炸的寻呼机和对讲机按照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驻黎巴嫩大使穆杰塔巴·阿米尼，也在寻呼机爆炸事件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严重受伤。这还没有完。9月18日，也就是第二天，就在真主党为死难者举行葬礼时，很多成员使用的对讲机突然又发生爆炸，又造成2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批寻呼机和对讲机，都是真主党在约5个月前购买。我们中国人可能对寻呼机有点陌生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寻呼机一度非常流行，它不能打电话，但可以查看和回复信息，很多人接到寻呼机信息，然后挤到电话亭去打电话。在中国，手机大规模出现后，寻呼机逐渐退出市场。但在黎巴嫩，情况不一样。因为手机可以被定位，以色列随后发起定点清除，真主党为谨慎起见，不久前还下令真主党成员及家属，尽量少使用手机，而使用寻呼机。这一批寻呼机，正是真主党的定制货。生产商是台湾金阿波罗公司，但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台湾厂商授权一欧洲工厂生产，哪知道实际是摩萨德在主导。一家欧洲公司贴牌生产台湾的寻呼机！听来很不符合常理。台湾厂商有没有猫腻，我们不知道。台湾金阿波罗公司回应但我们知道的是，毫无疑问，这是真主党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你想一想，有问题的数千台寻呼机，还有对讲机，真主党要员天天带在身边，居然不知道已经被摩萨德做了手脚；这批寻呼机、对讲机，里面还都秘密安置了烈性炸药，真主党依然毫无察觉。让人匪夷所思。但这就是现实。摩萨德的耐心和精细，让人不得不服。真主党的大意和颟顸，也让人叹为观止。但我总觉得，这一超限战的做法，更释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什么才是安全的电子产品？真主党本以为，手机太危险，寻呼机较安全。哪知道，花钱购买的台湾产寻呼机，不仅被摩萨德掉包改装，实际更成了身边的定时炸弹。寻呼机是这样，对讲机是这样，手机呢？手机的锂电池更大，手机里的零部件也更多，手机可远程操控的可能性也自然更大。说实话，只要是电子设备，都存在类似风险。尤其是手机。手机，现在是很多人最亲密的伙伴。你手里最经常拿的，就是手机；即便睡觉，手机也可能就放在枕边。那会不会存在某一天，一个电话响起，你突然接电话，手机突然发生爆炸……别以为这都是科幻电影中的情节，从黎巴嫩大规模寻呼机、对讲机爆炸，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事件发生后，“棱镜门”曝光者斯诺登在社交媒体上就感叹，这“让世界上每个人都变得更不安全了”。他说，试想“如果有一天出厂的iPhone内部塞满爆炸物，媒体就会更快明白今天发生的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先例”。救护车运送伤者，当地街上满是持枪警戒的人员黎巴嫩的离奇爆炸，更传递了几个信息。1，情报工作，要胆大心细，但归根到底，还是靠科技。2，你眼中最安全的工具，往往是最危险的东西。3，不分差别的引爆，是不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真主党马失前蹄遭受重创，摩萨德高超手段让人拍案，但又带来一个疑问。以色列早不做、晚不做，为什么偏偏现在突然引爆，到底意欲何为？可能性一，真主党要发现这个秘密了，摩萨德一不做二不休，在发现之前豪赌一把。可能性二，进一步刺激真主党，小打小闹不过瘾，要来就来一场大的，这样更有助于平息以色列内斗，稳固内塔尼亚胡的执政。我看到，事件发生后，伊朗谴责，俄罗斯谴责，欧盟谴责，联合国也谴责。欧盟谴责很简单，这样的攻击，危及黎巴嫩安全与稳定，增加了局势升级的风险，而且，“即便这些袭击似乎有针对性，但它们仍对平民造成了严重的附带伤害，在受害者中包括儿童”。联合国人权官员更是警告，这种以数千人为目标的攻击，不顾对方是平民还是武装成员，也不顾周遭环境，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无论谁下令和实施这次攻击，“都必须被追究责任”。以色列怕这些谴责吗？但毫无疑问，这开启了一个新的潘多拉盒子。寻呼机也罢，对讲机也罢，手机也罢，电脑也罢，如果在产业链供应链中被不法机构渗透，那就面临不可预知的重大风险。真主党成员在贝鲁特的街道上使用对讲机 资料图软件有风险，硬件也有风险。摩萨德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CIA就真不知道？CIA就真没参与？如果一个隐藏的敌人，根本也不在乎所谓道德，总是喜欢无差别攻击，那后果会怎样？这就是不折不扣的超限战。超限战，战到了我们都拥有的电子产品。而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这些产品。黎巴嫩寻呼机、对讲机大规模爆炸，让我们更清醒地看到，这个世界，危险，真的无处不在！

9月19日上午9时31分，湖南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接警称：天心区城南西路1号2栋13楼有3人坠楼死亡。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案件侦破工作。经初步查明，受害人刘某杰，女，58岁，湖南涟源人，居住城南西路1号2栋13XX房。犯罪嫌疑人江某辉，男，31岁，户籍地湖南省平江县浯口镇，平江县天浩实业有限公司等单位法人、股东，2019年到2022年在外省从事家具生意，期间多次往返澳门赌博，欠债12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江某，男，35岁，户籍地湖南省平江县浯口镇。经调阅监控录像、询问目击证人等，初步查明，9月18日下午14时57分，犯罪嫌疑人江某辉、江某进入城南西路1号小区踩点。19日凌晨0时27分，江某辉、江某离开小区，到小区对面酒店顶楼楼梯间过夜。6时49分、7时07分，江某辉、江某先后进入城南西路1号2栋，在13楼楼梯间蹲守。在刘某杰离家开门时，江某辉、江某2人持刀将其劫持进入房间。周边视频显示，9时12分，刘某杰与江某从阳台上同时坠楼（阳台上有搏斗痕迹)。9时17分，江某辉将两个窗帘打结并绑在阳台中间的窗框处，企图通过窗帘下滑至12楼逃离现场时坠楼身亡。经现场勘查，刘某杰家中家具、衣物被大面积翻动，在13楼楼梯间发现犯罪嫌疑人遗留的2个黑色双肩背包，在背包中发现带挂钩的彩色尼龙绳1条（约3米）、橡胶手套、钳子等作案工具。经调查，未发现刘某杰及其家人与两名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前有交集。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总台记者傅蕾 郭进）图为警情通报早前报道消息称，湖南财政厅长被绑着扔下楼，图为湖南财政厅大楼 资料图9月19日上午，网传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意外身亡。当天下午，奔流新闻记者采访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时，工作人员称不清楚，没有见到刘厅长上班。多个社交平台流传的截图显示，“上午，湖南在任的财政厅厅长刘文杰被两个人绑着，从窗户上面扔下去。当场死亡，这两个人也自杀了。"奔流新闻记者查阅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官网，显示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文杰，与网传信息一致。19日下午，奔流新闻记者就网传消息采访了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接线人员称不清楚，也没看到、听到相关的信息。记者问刘厅长今天是否上班时，其称“没有看见。”记者随后联系到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问及辖区湖南省财政厅负责人意外身亡一事，工作人员称不清楚、不知道。澎湃新闻消息，9月19日，湖南省财政系统一内部人士向澎湃新闻证实，当日上午，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意外身亡。据多位到过现场的人士介绍，现场共有三人坠楼，均已死亡。刘文杰，女， 1966年10月生，湖南娄底涟源人。历任财政厅行政政法处助理调研员、行政政法处副处，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厅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人事教育处处长；财政厅党组成员、总经济师；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党组成员、副厅长，湖南省纪委常委等职。2020年，刘文杰转任湖南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2022年12月，她又回到财政厅，任厅长。

北京市3名村干部被查 资料图据“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9月18日消息，北京市两区三名村干部被查——‍‍‍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将军关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启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平谷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韩庄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蔡保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平谷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花木村党支部委员陈来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怀柔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延伸阅读北京一村委会主任贪腐 商人：他100句话99句是暗语据“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9月14日披露一起案件——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村的宝苑国际项目，在当年的规划中本应有着宏伟的高楼与熙攘的商户，成为带动村域发展的支柱引擎，而如今的现状却是一片破败与凄凉。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都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陈建生。项目荒废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内情？图为北京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建生陈建生：哪能不后悔，如果坚守住呢，也不会出现这些事。总结起来，还是怨自己吧。陈建生是南苑村土生土长人，早年因建材生意做得不错，而在村里小有名气，作为脑子活、会挣钱、见过世面的“能人”，2006年陈建生回到村里，两年后便担任南苑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第三年就任村委会主任，并成为下一届南苑村党总支书记人选。2006年在市区产业引导政策带动下，南苑村以科研办公名义立项“北京宝苑科技交流中心”项目，建设规模达12.5万平方，一个大体量的集体经济项目呼之欲出。也就在这时，一个名叫薛国刚的商人嗅到了商机，经人介绍，他与陈建生迅速熟络起来。薛国刚：刚开始先认识嘛……不是一到那儿上来就谈事就谈事儿，还是先认识，去了五六回吧，就开始谈合作。然而表面上与陈建生侃侃而谈的薛国刚，实际上并不像他自己所包装出来的那样拥有承接项目的强大实力。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八综合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高歌高歌：薛国刚是做汽配生意起家，挂靠在北京某汽配公司名下。名为公司，实际是个体经营模式。薛国刚的公司就是个空壳公司。陈建生：做衡量的时候呢，其实有几家做了一个对比。就是看他们谁给的最多，选择的他们。双方的合作模式很简单，即由作为南苑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提供项目用地，而合作方组织施工建设与经营管理，然后合作方每年向中恒金苑公司支付租金。2006年薛国刚直接开出明显高于其他意向合作方的年租金报价，并立即支付了第一年租金，就这样仅凭着薛国刚摆出的排面，身兼村党组织书记和中恒金苑公司董事长双重身份的陈建生，没再对其进行任何详尽背景调查，盲目相信了薛国刚的实力。薛国刚：我们签约的时候一小时都不到就写好了，然后请他在东三环吃一顿饭。2008年，宝苑国际项目正式动工，然而工程建设并没有想象中顺利。一方面，陈建生无视教育科研用地性质，随意更改建筑楼高层数、设计结构，为项目埋下隐患。另一方面，薛国刚作为仅靠汽配生意起家，并没有多少房地产项目开发经验与实力的个体户，很快就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陈建生了解这一情况后，非但没有清醒，反而慷慨解囊，将集体资金借给薛国刚，这背后是明码实价的利益交换。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工作人员何雯何雯：2009年的下半年，陈建生向薛国刚表明想买房，薛国刚投其所好，表示手上有一套250平米的房子，并包了该房的全部装修费用，等装修结束陈建生就心安理得的住进去了。有了权钱交易的关系，陈建生便点了头，于是薛国刚轻而易举拿到以村集体名义出借的巨额资金。农村“三资”管理各项制度规定，在陈建生眼里形同虚设，毫无约束。图为商人薛国刚薛国刚：都是他，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件事就办得特别顺，他的手续都是后补的，全部都是后补的。面对项目建设庞大的资金需求，薛国刚先前筹借的资金只是杯水车薪，2010年中恒金苑再次向宝苑国际公司出借了一笔资金，同时还替薛国刚支付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工程款。其实此时，随着交往的深入，陈建生已摸清了薛国刚的底牌，在明知其完全不具备投资实力的情况下，陈建生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止损求变。究其原因，正是由于薛国刚的“懂事听话”和他奉上的200万元巨额贿赂。薛国刚称在陈建生面前没钱就别瞎聊天薛国刚：在他身上永远你会看到一种利益，就是跟利益有关系的东西，只要有这个东西就特好使，来考虑来你拿钱说话没劲就没钱，你得理解要啥呢，你就别瞎聊天。陈建生：自己没有把住好自己的底线就忘记了。不忘初心，这个有这个一时之念的。陈建生所谓的“一时之念”，其实就是他永远向前看的本质。为了不断薛国刚这里得到好处，陈建生挖空心思、花样迭出。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副主任宋海滨宋海滨：陈建生有以现金出借收取高额利息的习惯，在他的暗示下，薛国刚以宝苑国际公司名义向陈建生及其好友借款1000万元，最后按4%的高额月息支付其利息高达800万元。薛国刚：陈建生说100句话99句都是暗语，点到为止，你要听得明白吧，你就在这混，听不明白你就被就被淘汰了，咱们是商人也不是糊涂人。咱就跟公司拿点钱给他送去了，再办事就乐乐呵呵的了。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南苑村多次向薛国刚出借资金，并帮助其支付工程款。陈建生的“放水”致使南苑村的集体企业俨然成了薛国刚的私人金库。除了再次奉上200万元现金给陈建生外，薛国刚将大部分资金都肆意挥霍，而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高歌：2015年10月，薛国刚在陈建生催促下，宝苑国际商户签约仅20%，就大张旗鼓开始营业，营业不到半年，便经营不善，关停。此时，南苑村中恒金苑对宝苑国际所有的出借资金彻底打了水漂。虽然薛国刚不停的进行招商，但因为办理验收手续无法注册工商登记信息，签约的租户陆续开始上访反映问题。同时因宝苑国际项目建设工期过长，外债很多债权人纷纷对宝苑国际进行起诉。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至此，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陈建生、薛国刚两人的关系也走向破裂。南苑村在该项目中的损失除已出借资金外，还包括应收账款利息、欠缴租金、司法划扣、清退租户费用、人员工资等额外负担，这些损失与南苑村在项目初期收到的5年租金相比显得如此悬殊。面对惨重的损失，陈建生非但没有惊恐与悔过，反而看到宝苑国际项目已经没有油水可榨，转向了下一个目标，一次就收取南苑村棚改项目承包方300万元贿赂款，给自己的累累罪行又增添了一笔。2023年10月，陈建生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陈建生：应该说是没有自己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是错误的，自己觉得愧疚。宝苑国际项目背后腐败问题的查办，赢得了群众的信心、信任和信赖。南苑村村民：本来村民们都非常看好陈建生，能带领村民勤劳致富。这些年里他项目没干成，胡作为非。对于纪委的处理结果呢大快人心。南苑村村民：现在罪魁祸首被抓了，问题也正在解决，大家对宝源国际项目又有了新盼头。陈建生案绝非个例，其中暴露出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也触目惊心，作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农村集体“三资”历来是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也是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易发多发地带。图为丰台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张涛张涛：人民群众关心的痛点在哪，正风肃纪反腐的焦点就在哪，我们将不断的督促强化村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基层管理，推动集体经济规范化透明化，坚决惩治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严查严贪疑腐、旋转切口，开展有针对性的整治，推动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干可急的实事。

当地时间21日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发布一份讣告，确认其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在以军20日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的袭击行动中丧生。黎巴嫩真主党确认其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丧生，图为以军袭击现场以色列国防军20日晚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开展了一次“定点袭击”行动。以军出动战机在贝鲁特南郊打死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根据黎巴嫩卫生部数据，以军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总台记者 孙建）

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