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烊爆料|「ねえc私にもそういう生活できると思う」
9月20日,外交部网站消息,2023年8月24日,日本政府单方面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利益攸关国之一,坚决反对这一不负责任的做法。同时,我们敦促日方认真回应国内外关切,切实履行自身责任,全面配合建立利益攸关国实质参与、独立、有效的长期国际监测安排,并同意中方独立取样监测。
两国主管部门近期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持续进行多轮磋商,达成四点共识。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0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擅自启动排海,这一立场没有变化。中方同日方发表共识,是为敦促日方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和安全监管主体责任,尽最大努力避免对环境和人体产生负面影响,有效防范排海的潜在风险。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利益攸关国同中方一起严格监督日方履行承诺。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安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骆志平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污入海”一事已持续一年多,各方都在持续关注,在此时达成共识体现了一个积极信号和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事项。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告诉第一财经,这是两国外交部门经过长时间、密集、艰苦的磋商之后达成的共识,既体现了中方在外交上的卓有成效,也体现 了务实性。
独立取样、监测的重要性
就积极信号而言,骆志平表示,共识强调日方终于同意中方进行独立地取样和监测。共识第四点写到,中方将在有效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的长期国际监测和参与国的独立取样等监测活动实施后,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
“独立的取样、监测对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可信性是相当重要的。”骆志平说道,“同时,独立的取样、监测也有助于监督日本政府在长期的排放中严格按照此前公布的计划执行。”根据东电此前的规划,一旦“排污入海”工程正式开启,将持续30年左右。他说:“从日本政府宣布排放方案以来,其实中方一直在积极争取能够独立地取样、监测,现在日方同意了,所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这有助于确保整个排放过程是可控的。”
项昊宇认为,从内容上来看,既体现了中方一以贯之的反对立场,也表明了中方历来向日方提出的要求,“我们的核心诉求是,日方在核污水排放的过程中需要一个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参与的国际监测,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排放是安全、透明、可靠的,且数据也都是公开的,这样才更有说服力。当前的是日方自己在做一些监测,尽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参与,但在实际中,IAEA也是被日方影响。”
毛宁在记者会上表示,由于现行相关国际机制的局限性,目前对排海开展的评估和监测是不全面的,缺乏透明度和可信性,需要进一步完善加强,尤其是设立覆盖排海关键环节的长期国际监测安排,确保中国等所有利益攸关国有效参与其中,实施独立取样监测,才能得到全面、真实、有效的数据,确保排海风险可控。
同时,项昊宇认为,共识的达成也说明了中方的务实性,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我们反对的目的是要达成我们的利益诉求,即排放过程中要确保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安全,确保海洋生态环境的安全,能够有效消除隐患。”
“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这件事已经过去,而是迎来一个新的开端,也就是通过纳入相关利益方,来确保长达30年左右的排放是可控的。”项昊宇说。
将与日方开展技术磋商
“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文件,并不意味着中方立即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毛宁进一步表示,中方将会继续以世贸组织和中国法律法规为遵循,以科学事实为准绳,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在有效参与相关监测活动,实施独立取样并确认结果后,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我们将与日方开展技术磋商,在中方提出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前提下,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有关磋商结果和政策调整会及时向社会公告。
在骆志平看来,当前这个阶段达成共识,比较符合现实的做法。“因为国内民众普遍比较关注水产品安全和排放的环境问题,因此既然日方能同意我们独立取样、监测,就能确保获得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放口附近的相关数据准确性,而且国内诸如海关、食品检验检测等相关部门都已做好充分的准备,公众可以相信测量的数据。”他说道,“放射性是否达到危害的程度,最大的支撑就是取决于食品包括水产品中放射性元素的测量结果。”
此外,项昊宇认为,共识的达成对中日关系本身也是利好。“因为过去一年多来,排污入海的相关问题也成为了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障碍。达成共识后,至少是双方朝着消除障碍、推动两国关系改善的方向迈出了积极的步伐。当然,未来还取决于进展的落实。下一步,双方还是要在科学和技术层面,来确保这个共识能够有效得到落实。”他说。
外交部网站信息显示,中日双方下一步还将讨论监测核素种类、监测方法等技术细节,实现全面、有效、可信的长期国际监测。
骆志平告诉记者,鉴于中方已具备独立取样和监测的手段,在中日双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相信中方很快能开展这一操作。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0日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通报了他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通话,同意接纳中国派员到福岛核电站展开核污水的检测。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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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豪(记者 张淑智)09月20日,(原标题:俄军称推进1000平方公里 美或“松绑”乌武器使用限制)
9岁的乐乐走了。半年前,因血氨指标高,家人带他到上海市儿童医院治疗,没想到他最终在医院离世。乐乐父亲何生(化名)向现代快报反映,入院的第5天,乐乐曾窒息至少6分钟未被及时施救,随后陷入重度昏迷,直至3个月后死亡。事发后,医院科室主任曾向家属承认过错,并表示不回避责任。但让何生不满的是,医院的诊疗记录对此事只字未提,“抢救及时、无医疗差错”等措辞让家属失去了对医院的信任。9月11日,上海市儿童医院有关人士回应现代快报记者,由于一些诊疗细节涉及患儿隐私,院方不便透露。对方称医院不回避问题,也不推脱责任,建议何生通过医调委或司法机关解决此事。图为涉事的上海市儿童医院到医院追查病因,7天后男童发生意外9月6日,乐乐离世后的第88天,何生向现代快报记者讲述了事发经过。何生一家住在上海,乐乐患有孤独症,为了照顾儿子,妻子甚至辞掉了工作。去年初,乐乐被查出血氨指标较高。“服用降血氨药后,指标虽然控制得较好,但我们觉得一直吃药不是事,就带他到上海市儿童医院进一步追查病因。”何生称,今年3月6日,一家人带乐乐到上海市儿童医院,其间做了很多项目,但始终未找到病因。“我们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肝脏穿刺手术,孩子被安排住进了PICU病房监护。”何生介绍,手术很成功,术后孩子留在PICU观察。3月13日中午,医院突然告知,乐乐出事了。“我们过去时,乐乐已陷入深度昏迷。”何生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这一突发意外让一家人情绪崩溃,手足无措。窒息至少6分钟才被施救,科室主任承认存在过失3月15日,上海市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崔云和护士长一起约谈家属,当着何生及妻子的面讲述了意外发生的经过。在何生提供的谈话录音中,崔云承认,监护仪器提示异常后,护士未查看孩子,也未通知医生。孩子处于监护仪测不出血氧饱和度、心率状态至少6分钟,最长可能达11分钟,直到医生路过发现,乐乐才被实施抢救。录音里,重症医学科主任崔云表示“是很低级的错误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事发后,乐乐就处于严重脑损状态,且不可逆。这个结果对我们来说很残忍,当时看到医院方面既然那么坦诚,我们只能积极配合治疗,期待奇迹发生。”何生说,事发后,他们一直克制情绪,积极配合医院理性处理此事。然而,奇迹并未发生。6月11日,乐乐情况恶化,最终离世。何生称,料理完乐乐后事,他便在院方陪同下前往当地医调委处理此事。乐乐情况恶化最终离世院方小结中称“抢救及时”,家属指病程记录涉嫌造假“6月3日院方约谈时还说监控录像都在,但乐乐走后,我们再要,就说没有了。”何生说。在他提供的调解建议中,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院方未向医调委提供监护仪记录和事发时监控录像。也正因此,医调委认为:综合已知证据,说明医方抢救可能存在延误,与患儿死亡有因果关系,建议医方参照主要责任进行调解。家属认为乐乐的病程记录涉嫌造假8月27日,何生到医院封存病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详细的诊疗内容,足足有一尺多高的记录单,详细记录了乐乐入院以后的各种检查以及手术、用药情况。死亡小结中“抢救及时”“经验教训吸取无”等表述,让何生不能接受。9月6日,现代快报记者在何生提供的诊疗记录中看到,乐乐入院时各项检查指标都正常,意外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与窒息直接相关的缺氧缺血性脑病、中枢性呼吸衰竭、大脑功能障碍等一直都是诊断书上乐乐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自5月31日起,排位靠后的高氨血症被提上第一位,成为最为重要的因素,并持续到乐乐离世。乐乐走后,高氨血症也被归结为直接死因和根本死亡原因。奇怪的是,何生在医院查到的诊疗记录中,乐乐入院后,先后做过10次血氨检测,且大部分都在正常范围,仅4次略高于正常值。且4月7日后,就再也没有乐乐的血氨检查记录了。何生据此怀疑,这些极有可能是医院为了隐瞒真相,造假“洗白”诊疗记录,进而避开窒息6-11分钟未被及时施救的事实,把孩子死因指向高血氨症。院方回应:不回避问题,建议通过有效途径解决9月11日,针对何生反映的问题,上海市儿童医院组织相关人员向现代快报做出回应。他们表示,出于对未成年人隐私的保护,患儿的信息和诊疗记录都不便对外公开,无法对某些细节问题做出回应。“医调委已经介入,相关的工作还在进行中,并没有结束。”院方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事发后,医院和患者的沟通是畅通的,未发生不接电话等推诿情况。医调委介入后,医院方面也在积极配合调查、处理。此外,院方代表还表示,医院不回避问题,也不推卸责任,但医院无权判定自身的医疗责任,应该由相关监管部门、司法机关等单位根据调查结果来界定。同时,对于目前医调委的专家给予的调处建议,院方并未提出抗辩或予以否定,医调委调解工作可以进一步进行。建议患儿家属通过医调委、司法机关等有效途径解决此事。然而,在此前的采访中,何生已明确表示,他要反映的不是医疗纠纷,而是医院涉嫌隐瞒事实真相、瞒报事故、伪造诊疗记录等违纪违规行为,“如果当时我没录音的话,我可能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目前,何生已就相关问题向上海市纪委、监察部门反映。对于此事的进展,现代快报将持续关注。来源: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宋体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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