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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出生的陈思原在江西老家经营餐饮生意,后因亏损负债八十余万元。2019年他来上海打工,之后全职配送外卖,3年间挣了102万元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短视频称,此前因“3年挣102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陈思发生车祸入院。9月18日下午,陈思通过其社交账号回应称,9月17日与小车剐蹭,现腿部骨折。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流出的陈思入院治疗照片 来源:澎湃新闻(下同)陈思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诊断书据其贴出的诊断书显示,影像学表现为“右侧股骨中段骨质断裂,断端错位,膝关节在位。周围软组织未见明显异常。”诊断为“右侧股骨中段骨折”。当日,陈思身边人士通过陈思微信向澎湃新闻记者确认以上社交媒体内容,并表示陈思目前需要休息静养。专家谈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并不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台有一定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数据的角度,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是可行的,已得到平台的数据佐证。陈思超常规的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同构成了他的收入。“都说能者多劳,他是强者多劳,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张志安强调,陈思是极端案例,首先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极端案例或超常规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要向陈思的勤劳致敬,同时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张志安说,现在他年轻体力好,但外卖行业中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个隐患,从中长期说,会出现身体隐患和健康隐患。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张志安同时表示,不能简单对技术和资本做批判,数字劳动本身具有正向功能。我国劳动力人口巨大,就业压力大,恰恰是数字劳动给许多人提供了过度职业,提供了劳动职业的补充,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人白天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或还贷,晚上做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员,这恰恰成为一个补充劳动形式,对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失业人群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度性职业,这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张志安看来,数字劳动非常重要,这其中涉及到平台、劳动者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三维之间的关系,公共的利益主体还包括工会以及平台的监管方等多个部门。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建立相应的研究机制。对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极端案例由何驱动,要对高频案例持续研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正向价值。本文综合自:澎湃新闻微信编辑:泰妮校对:佳思敏延伸阅读上海外卖小哥3年挣了102万:小学没毕业 买了2套房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他打算再次创业。小学未毕业,二十多岁创业失败,负债来到上海,摸爬滚打3年,陈思逆袭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近日,上海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也有人为他敢于拼搏的精神点赞,还有人说他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图为外卖小哥陈思,其3年挣了102万元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陈逸欣 图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了26岁的陈思,因为忙着跑单,他比约定时间晚到了10多分钟。1998年出生的陈思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成,他话不算多,刚坐下没聊几句,就向记者出示了身份证。记者注意到,陈思的双手黝黑浮肿,手上有伤痕和冻疮。“冻的,还有摔的,摔了就拍拍灰起来再跑。”他的口吻很轻描淡写。陈思展示手上的伤痕和冻疮陈思是江西抚州人,之前在老家开饭店,为此向银行贷款80万元。据他所说,饭店开了5个月后亏损严重,只得放弃。背负着贷款,陈思决定来上海闯闯看,“当时满脑子就想着挣钱还债,迈出这一步去闯,不会比现在更差,只会更好。”2019年陈思刚来上海时,在饭店当厨师,月薪13000元。厨师干了快一年的时候,他发觉送外卖好像赚得更多,便也想尝试一下。于是,2020年,他加入了众包骑手的队伍,主业做厨师,副业送外卖,“那时比现在还辛苦,一天大概就睡3个小时。”后来,陈思索性辞掉了厨师的工作,专职送外卖,主要在静安寺、中山公园、徐家汇商圈跑单。“这三年多,我赚了102万元。”陈思拿出手机展示了自己近期的收入,2023年8月,他在某外卖平台的收入达4万多元,同年9月收入25470元,10月收入19497元,11月收入25786元。2024年1月,截至记者采访当天,他的收入为9897元。外卖小哥陈思曾同时在两家平台送外卖“有几个月,我还同时在饿了么跑,到手的钱应该不止这些。”陈思说,有的收入记录因为时间太久,无法显示。他不怕热,夏天赚的更多。现在天冷了,单量没有之前跑的多了。澎湃新闻记者从相关业内人士处获悉,陈思此前确实多次成为平台众包骑手中的月度“单王”,三年赚了102万元也得到确认。如今,陈思已经还清了开饭店所贷的80万元,因为在老家买房,还背着10万元房贷。在与记者的对话中,他屡次提到“挣钱”二字。陈思坦言,自己把赚钱放在第一位,但也希望大家不要模仿他这样的工作强度,量力而行。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与陈思的对话。【对话陈思】澎湃新闻:去年8月,你一个月收入4万元,是怎么跑出来的?陈思:我觉得这个行业是能赚钱的,送外卖主要靠勤快肯干,同时还要对路熟悉,就是熟能生巧,比如从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有的骑手要绕一圈,而我只需要一分钟就可以到隔壁小区了,因为路熟,可以抄小道。去年8月天气热,单子相对多,我不怕热,就一直接单。我希望接一楼的订单,爬楼等电梯浪费时间。还有我会规划路线,我出去跑一圈,最多能带12单,一路上一定要规划,先去哪个商家,哪个商家出餐慢,就去下一家等。有的小哥看到我也会问,赚那么多,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想说,不用问,跑就完了。其实我也不算赚得最多的,在上海比我厉害的外卖员也有。澎湃新闻:你一天要工作多久?送单超时过吗?出过事故吗?陈思:刚做的时候一天干18个小时,一个月就休息一天。后来平台出了规定,限制了我们接单时间,一天只允许工作12小时,我就马上到另一家平台注册骑手,就是多个平台接单。现在我做六休一,休完一天就继续干。我基本没有超时过,合理安排可以准时送达。路上也摔过,都数不清楚伤口了。但摔一跤起来,拍拍身上的灰没啥问题,生活需要继续往前冲。澎湃新闻:你觉得苦吗?这样的强度,身体吃得消吗?陈思:说实话没感觉,麻木了,老是躺着休息人会没有精神,起来跑跑挺好的。我也没什么其他的爱好,硬要算一个,挣钱算一个爱好吧。其实我这样的强度,也不值得大家模仿,还是要量力而行。我6岁的时候被送到了寺庙里待了7年,学了一些强身健体的功夫,也吃过苦,和我跑单时的辛苦是差不多的。也是小时候的那段经历,培养了我的意志力。澎湃新闻:现在贷款还完了吗?陈思:开饭店的80万元贷款我还清了,我在老家买了两套房子,现在在还第二套房子的贷款,还剩10万元没有还清。澎湃新闻:你是靠自己在老家买的两套房吗?你现在的收入在老家算什么水平?陈思:是的,我父母是农村的,我都靠自己,我现在的收入在老家也算不上特别好,两套房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元吧,我还是要继续挣钱。澎湃新闻:你在市中心跑单,看到和自己同龄的年轻人在玩乐购物时,会羡慕吗?陈思:会羡慕,但是他们也会羡慕我,羡慕我靠自己双手双脚挣钱。澎湃新闻:你为什么会想到在社交平台上拍视频?现在是想换赛道走互联网营销吗?甚至有人说你想出名当网红,你怎么看?陈思:我不想当网红,拍视频的是我的朋友阿侠,他也是外卖员,他想把我的经历记录一下,我想把我跑外卖的经验和技巧传授给一样跑外卖的兄弟们,我刚跑的时候也没人教我,我是自己去试,刚开始我不贪心,不会多接单子,尽量保证不超时。澎湃新闻:你会一直跑外卖跑下去吗?以后有什么打算?陈思: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我打算再次创业,还是做餐饮,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来,如果失败了,大不了就重新回来跑外卖,人生就这么一次,干就完了。还有我想在两三年内结婚,在我老家,结婚彩礼加上办一场婚礼,要花的钱不少,我想要靠自己过上理想的生活。专家谈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并不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台有一定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数据的角度,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是可行的,已得到平台的数据佐证。陈思超常规的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同构成了他的收入。“都说能者多劳,他是强者多劳,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张志安强调,陈思是极端案例,首先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极端案例或超常规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要向陈思的勤劳致敬,同时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张志安说,现在他年轻体力好,但外卖行业中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个隐患,从中长期说,会出现身体隐患和健康隐患。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张志安同时表示,不能简单对技术和资本做批判,数字劳动本身具有正向功能。我国劳动力人口巨大,就业压力大,恰恰是数字劳动给许多人提供了过度职业,提供了劳动职业的补充,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人白天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或还贷,晚上做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员,这恰恰成为一个补充劳动形式,对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失业人群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性职业,这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张志安看来,数字劳动非常重要,这其中涉及到平台、劳动者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三维之间的关系,公共的利益主体还包括工会以及平台的监管方等多个部门。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建立相应的研究机制。对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极端案例由何驱动,要对高频案例持续研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正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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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的父母,日前曾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的《侦查监督申请》,目前正面临处理延期。清华大学“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2024年9月16日,朱令的清华校友即华霖救助基金发起人张黎利在其个人公众号发表文章《朱令父母再次致信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不再延期处理监督申请》称,2024年8月26日,二老接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电话,被告知此申请属于信访事项,是按照最高检有关信访工作的规定进行的延期,延长办理的期限应为三个月,但还有可能因为案件复杂再次延期。文章表示,对于这一电话通知两位老人极为失望,因此在律师的帮助下提出了不同的法律意见,并在9月5日将法律意见书寄送给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并确认信件已送达。不过,截止至北京时间9月16日中午仍未收到任何关于此意见书的答复。两位老人表示,他们今年都已经八十多快九十了,不知这样的等待还能坚持多久。此前在2024年的4月15日,朱令父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侦查监督申请》,请求“对朱令被投毒一案侦查过程中有关部门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对其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检察建议并督促其对该案继续侦查”。该《侦查监督申请》递交后,朱令父母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短信通知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院已将其来信交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办理。关于《侦查监督申请》的具体内容,界面新闻注意到,其“朱令我们在一起”微信公众号提到,有关部门的侦查行为中存在一些违法之处,包括“结办”案件违法;没有认定犯罪嫌疑人与事实不符;解除对孙某的出国限制并为其变更身份信息违法;以缺少“直接证据”为由不作为,于法无据。同时,《侦查监督申请》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此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侦查活动中是否存在以下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十)不应当撤案而撤案的;……(十六)侦查活动中的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对此,《侦查监督申请》表示,鉴于被申请人在本案侦查中存在以上违法行为,且案件在国内外影响重大,特申请贵院依法对本案进行监督,以维护国家司法形象及权威。关于案件最新进展,9月19日下午,代理该案的律师李春光告诉界面新闻,因当事人父母和相关部门达成协议,已不再代理该案。不过此前李春光曾强调,朱令案依法应追查到底。他指出,现行法律并没有对已经“结办”的朱令案如何恢复,在制度上给予任何安排。被害人是否在世,与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是否终结侦查,没有法律上的联系。此外,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在公安机关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朱令出生于1973年11月,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92级学生。1994年11月24日起,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发生肚子疼、吃不下饭,以及头发脱落、入院未愈等现象。1995年3月26日,朱令再次病重被送入协和医院,昏迷长达5个月,出现中枢性呼吸衰竭等情况。当时因互联网还未普及,朱令多名同学将这种不明的病症翻译成英文,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出求救电子邮件,最终锁定了是铊中毒,但因错过最佳救治时间,毒素已对朱令的大脑和神经系统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从1994年中毒开始,朱令的智力、视觉、机体和语言功能没有得到恢复,生活始终由年迈的父母照料。2023年11月24日,朱令在病床上迎来50岁生日的前夕,脑瘤发作,颅压过高,瞳孔放大,高烧至39℃,陷入重度昏迷。在朱令生日当天,其父亲曾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这个案件已经放下了,这个结果已经很好了,当年的案件已经查得很清楚了。”同年12月22日,朱令在北京去世,年仅50岁。朱令于2023年12月22日在北京去世,图为朱令旧照关于该案,此前在1995年5月7日,北京警方曾对朱令被投毒一案正式刑事立案,直至1998年8月25日决定“结办此案”。网络流传的相关文件显示,侦查机关结办此案的原因是“直接证据不足,继续侦查难度大”。实际上,朱令当时的室友孙某被认为有重大嫌疑,警方也曾锁定凶手就在朱令的“身边”,但仍无法侦破案件。2013年,复旦大学投毒案告破,再度引发了公众对此案的关注。界面新闻此前报道,北京市公安局“平安北京”微博曾对“朱令案”作出回应,称因从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了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此案最终无法侦破。李春光律师曾表示,严格意义上,北京警方所用的“结办案件”一词并非“法言法语”,对于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要么“侦查终结”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要么“撤销案件”。能够理解的是,从字面意义看,“结办此案”意思就是“此案办理终结”,即“朱令案”从刑事诉讼程序角度已经被侦查机关划上句号。李春光指出,侦查机关于1995年对朱令案刑事立案,标志着朱令案经审查后正式进入刑事侦查程序。刑事立案实际上也确认了朱令所遭受的人身损害系他人犯罪行为导致,即:存在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当时适用的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但是,2013年北京警方曾通报称,从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李春光表示,根据该通报可以确定,就朱令案,侦查机关没有锁定或者抓获犯罪嫌疑人——这意味着朱令案并未达到可以移送审查起诉的标准,侦查机关显然也就不能以“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的方式“结办此案”。同时,他认为,公安机关既已认定朱令案属于刑事案件,在没有明确本案没有犯罪事实、不能确定本案也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能确认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等情况下,也不能成为侦查机关以“撤案”方式“结办”此案的法定理由。延伸阅读朱令案嫌疑人孙某近况披露 超4万人请愿把她驱逐出澳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去世后,案件再度受到关注。日前,澳大利亚有媒体披露了曾与清华大学“铊中毒”案当事人朱令同宿舍的孙某的近况。报道称,孙某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州的一个小镇上,她和丈夫在当地拥有多处房产。1月22日,南都记者注意到,截至目前已有超过4万人在全球最大在线请愿平台上签署请愿书,希望澳大利亚政府能够将孙某驱逐出境。投毒案调查无果南都此前报道,朱令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92级学生,1994年末开始她突发怪病,1995年4月被确诊为剧毒物铊中毒。随后,各方确信朱令是被人投毒,警方曾立案调查,但至今无果。图为朱令早前的照片与朱令同宿舍的女生孙某,当时被认为是唯一能够合法取得铊盐并接近朱令的人。北京警方曾对孙某展开调查,但由于铊中毒测试报告出得太晚,相关场所无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了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2006年,孙某发表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投毒,并称自己并非唯一能接触到铊盐的学生。2013年南都记者曾连续报道此事,帮助救助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诚透露,有一名黑客曾入侵孙某和其他同学的邮箱,获得孙某指导几名同学支持她澄清嫌疑声明的“发帖指南”等资料。南都记者曾采访到该黑客。他称,“我希望推动调查重启,只要努力了,就会有希望”。2023年12月22日,因为铊中毒全身瘫痪、脑神经受损,由年迈的父母照料长期照料的朱令离世。她的离世再度引发公众对“铊中毒”案的关注。朱令案后续引澳洲媒体关注1月18日,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澳大利亚人报》发布了一篇题为《深陷中国投毒案件的投资人在澳洲海滨小镇》的报道,披露曾与朱令同宿舍的孙某的近况。据报道,孙某和丈夫目前生活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旅游城市史蒂芬斯港,她和丈夫在当地拥有多处房产。《澳大利亚人报》记者利亚姆·门德斯也公开了孙某和丈夫的多张近照。1月22日,南都记者注意到,去年12月26日一位署名为“为了正义”(For Justice)的网友在全球最大的在线请愿平台Change.org上发起请愿,要求澳大利亚政府调查孙某在获得澳大利亚签证、居留权时是否提供了虚假信息,并要求将孙某驱逐出境。请愿书列出的呈送人有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澳大利亚移民部长贾尔斯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请愿希望三位官员能对此事做出回应。截至22日,这份请愿书已有超过4万人连署,请愿还呼吁孙某应回到中国接受调查。南都记者连续数周多次就上述事件致电并致信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和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截至目前未有确切回应。此外,南都记者还注意到孙某并非首次被大众请愿驱逐,早在2013年,就有人在美国白宫网站发起电子请愿书,要求美国政府调查当时在美居住的孙某,并将她遣送出境回中国接受调查,当时有超过10万人签署了这份请愿书。朱令案嫌疑人孙维疑改名后住在澳大利亚 过着休闲生活1994年怀疑被人蓄意投毒的清华大学校友朱令去年底去世,澳洲媒体披露了被认为可能与本案有关的朱令原室友孙维的近况。《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星期五(1月19日)发布了一篇题为“Investor linked to China poisoning discovered in NSW coastal town”的整版文章,称澳洲海滨小镇上的一位房地产投资者,被指控是三十年来令中国数百万人深感震惊的神秘致命中毒事件的核心人物,并在头版导读。《澳大利亚人报》头版导读报道孙维文章披露,孙维已改名为孙释颜,不过当地人更熟知她的英文名Jasmine Sun,现生活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旅游城市史蒂芬斯港(Port Stephens),除了投资房产交易获利,还开了一家民宿。【朱令案回顾】朱令是清华1992年级化学系学生,1994年11月因铊中毒,身体出现异常。经诊断,朱令曾两次铊中毒,第二次中毒后,体内的铊含量远远超过致死量,导致她脑神经受损,全身瘫痪,智力退化至7岁,往后近30年的生活都由年迈的父母照料。因怀疑朱令遭人蓄意投毒,清华大学1995年5月向公安局报案。与朱令同宿舍的孙维被认为是当时唯一能合法取得铊盐并接近朱令的人,曾被警方列入调查对象。但铊中毒测试报告出得太晚,朱令宿舍物品被破坏,证据缺失,导致调查陷入僵局。孙维此前表示自己已被洗脱嫌疑,对投毒事件一无所知,也并未参与。【孙维现状】据报道,孙释颜和丈夫谢飞宇在史蒂芬斯港小镇建立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房产投资组合。孙维以211万美元的价格购得奎克斯山(Quakers Hill)的三处房产,于2021年出售,获利147万美元。这成为了证明孙维在澳大利亚生活的首要证据。2015年,她在新南威尔士州中北海岸的Booral又购得一个大型农场,最终于2017年在尼尔森湾(Nelson Bay)定居。孙维和丈夫谢飞宇共同拥有五处房产现在,这对夫妇共同拥有五处房产,包括一处度假民宿和另一处新装修的待售房产。在民宿介绍中,他们表示喜欢在斯蒂芬斯港(Port Stephens)地区的海滩游泳、划皮艇和休闲游玩,也享受骑自行车去鱼市场购买新鲜牡蛎,同时在码头上欣赏鹈鹕。孙维拒绝了《澳大利亚人》数次采访请求,她的丈夫谢先生表示,"我们真是太倒霉了,但我们还没准备好对此事发表任何意见。”谢先生还表示,他妻子的详细资料,包括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商业和财产记录,已经被试图解决朱令中毒事件的中国业余侦探在网上曝光。他们将矛头指向与孙维有私人和商业往来的个人,敦促他们不要与孙维交往,试图迫使她返回中国。"我想保护她,正如你可以想得到的,这不是一件好事。(当得知朱令家人有很多疑问时)当然,那你们就去写他们说的故事好了。"他补充说,“我们得保护我们自己。”【朱令之死再次引发关注】澳大利亚的退休病理学家泰德-麦克阿瑟博士(Ted Macarthur)曾出具法医证明,敦促对朱令进行检测,以确定是否含有剧毒铊,这是一种用于昆虫毒药和灭鼠药的重金属。该医生已于2010年去世。朱令案曾在2013年再次引发关注,当时孙维被发现在美国生活,超过15万人在白宫请愿书上签名,敦促奥巴马政府在孙维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后对其进行调查并将其驱逐出境。数百万人在中国和西方社交媒体上就此事展开讨论。但是案子至今未破。2023年12月22日,朱令因脑瘤发作去世,年仅50岁,据信这是铊中毒的后遗症。清华大学在官方微博称“我们对朱令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朱令的家人致以诚挚慰问。愿朱令此去有琴声相伴、一路走好。”她的父母现已80多岁,要求对30年前在清华大学发生的事件寻求一个答案。此案再次引发国内外关注。朱令父母通过“帮助朱令基金会”的代表告诉《澳大利亚人报》,他们将会怀念女儿的笑声、乐观和对生的渴望。他们说正义或许不会到来,但他们希望全世界都知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朱令都没有合上她的双眼。"真相永远胜于一切......不要给朱令的家人、同学、所有受到朱令生活影响的人,包括你自己的家人,带来更多的痛苦。”该基金会代表表示,"我们希望她能回到中国。"唐女士是一名中英文口译员和教师,她是"正义之声"志愿者团队的成员,团队也一直致力于推动将孙维驱逐出境。"我们要明确指出,澳大利亚不是那些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人的避风港。“唐女士告诉《澳大利亚人报》,"朱令案(据称)的凶手享受着看似无忧无虑的生活,包括生日聚会和买卖房产,而朱令本人则在年迈父母的悉心照料下,与中毒后遗症——失声、危及生命的感染和器官衰退——作斗争。"虽然朱令的认知能力与儿童无异,但她的头发却见证了那些邪恶的罪行。"目前,已有37000多人签署请愿书,要求将孙维遣返回中国,接受有关朱令中毒事件的质询。请愿书的提交对象包括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移民部长安德鲁·吉尔斯 (Andrew Giles)和外交部长黄英贤 (Penn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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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贝碧嘉”9月16日7时30分前后以强台风级登陆上海浦东,成为1949年以来登陆上海最强台风,给江浙沪等地带来狂风暴雨;未来“贝碧嘉”将继续西行,17日下午至19日河南、安徽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年第14号台风“普拉桑”9月15日晚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目前正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预计18日晚上移入东海东部海面,19日下午到晚上将以强热带风暴级登陆浙江沿海。“普拉桑”紧随“贝碧嘉”再次影响华东地区,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等地台风灾害风险高,部分地区可能重复受灾,需高度关注。一、台风“贝碧嘉”以强台风级登陆上海浦东,是1949年以来登陆上海最强台风,将继续影响河南安徽等地今年第13号台风“贝碧嘉”于9月10日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之后一路向西北转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于16日7时30分前后以巅峰强度在上海浦东临港新城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42米/秒),为1949年以来登陆上海的最强台风。登陆后“贝碧嘉”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17日14时位于安徽境内(热带风暴级)。预计“贝碧嘉”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7日夜间移入河南境内(热带低压,6级,12~13米/秒)。“贝碧嘉”路径概率预报图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出现狂风暴雨。受“贝碧嘉”影响,9月15日以来,浙江北部、上海、江苏南部和西部、安徽东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湖州、上海松江及江苏苏州、无锡、常州、扬州累计降雨量200~297毫米;浙江北部、上海、江苏中南部、安徽东部等地出现8~10级阵风,上海北部、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12~14级,浙江舟山局地15~17级(最大阵风58.7米/秒)。江苏、上海有10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最大阵风突破历史极值。华东地区累计降水量、最大阵风实况图安徽河南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预计,17日下午至19日,安徽中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南部、江苏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安徽北部、山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累计降雨量100~200毫米;上述地区并将有5~6级风,阵风7~8级,江河湖面和山区阵风9级。安徽河南等地17日下午至19日降水量预报气象专家提醒,17日下午至19日,河南中北部、安徽北部、江苏西北部、山东西南部等地有暴雨和大风灾害中风险。上述地区城市低洼地带可能出现积涝,河南中北部、安徽北部等地的公众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外出游玩前需注意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避开危险时段和危险区域。二、台风“普拉桑”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预计19日下午到晚上以强热带风暴级登陆浙江沿海今年第14号台风“普拉桑”(热带风暴级)的中心17日14时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偏南方向约10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18米/秒)。预计,“普拉桑”将以每小时45~5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缓慢加强,18日起移速减缓,将于18日晚上移入东海东部海面,并将于19日下午到晚上在浙江沿海登陆(强热带风暴级,10~11级,25~30米/秒),之后强度逐渐减弱。台风“普拉桑”路径预报大风预报:受“普拉桑”影响,18日至20日,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长江口区、杭州湾以及江苏东南部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沿海将有6~7级大风,部分海域或地区将有8~9级大风,“普拉桑”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0~11级,阵风12级。降雨预报:19日至21日,浙江、福建东北部、上海、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浙江北部、安徽东南部、江苏南部、上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北部、江苏西南部、安徽东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地区累计雨量30~60毫米,部分地区80~150毫米,局地可达250~350毫米。气象专家提醒,台风“普拉桑”紧随“贝碧嘉”再次影响华东地区,需关注强风雨天气可能给上述地区带来的城市积涝、山洪、地质灾害和大风危害。在东部海域航行、作业的船舶需关注海上大风影响,必要时及时回港避风。另外,目前在菲律宾吕宋岛上有热带扰动活动,可能于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台风,然后向海南岛南部海面靠近,南海北部和华南南部沿海将有强风雨天气,华南地区的公众需关注其动向和影响。(来源:中央气象台)

中国与欧美之间的电动车出口出现摩擦,图为港口 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刘晓林 在持续的高层斡旋中,中国与欧盟和美国之间的电动车出口摩擦同时迎来最新进展,也是非常不乐观的进展。其中,欧盟拒绝了中国提交的价格承诺方案,美国则坚持此前决定,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对电动汽车电池加征25%的关税。这是否意味着欧美市场两扇门都关上了?目前还很难下定论。9月1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将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会谈,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不过,从欧盟的态度来看,这场硬仗不好打。从欧美最新表态来看,美国坚持对中国电动车加征重税在意料中,欧盟的决绝却有点让人意外。按照欧盟此前的表述,对中国电动车启动反倾销调查并征收反倾销税,主要缘于中国电动汽车的价格因巨额补贴被人为压低,“扭曲了欧洲市场”,损害了欧洲电动车制造商的利益。照此逻辑,中国车企愿意提高价格应该正中下怀才对。但欧盟似乎并没有认可这份诚意。欧盟为何拒绝中国的价格承诺?撇开涨价幅度是否让其满意不谈,事实上,在这场博弈中,价格争议更像是一个幌子。“中国电动车可能带偏欧洲汽车市场的节奏,从欧洲手中夺去对全球汽车发展方向的控制权”才是欧盟真正的不满之处,在此基础上,欧洲更忌惮由电动车带来的中国竞争文化的输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欧盟不可能给中国电动车任何成为“鲶鱼”的机会,反补贴关税协商的空间并不大。美国亦然。综合公开披露的谈判细节,以及欧盟、美国从6月以来与中国之间的较量可以推断,中国电动车企业应该放弃对“双赢”结果的幻想了,抓紧制定新的合规出海方案,做好准备,迎接一个需要艰难开拓的高壁垒出海时代。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图为车展 资料图价格谈判空间很小根据中国机电协议披露的细节,在欧委会终裁决定拟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高额最终反补贴税后,中国机电商会按照本案调查程序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协调12家企业提交了价格承诺方案。“该方案充分考虑了本案特点和欧委会以往承诺实践,关注欧方诉求,完全具有合规性,并符合欧方提出的与征税同等效力、可执行和可监管的要求,同时展现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但“欧方既未与中方进行深入沟通,也不给出任何具体对案,而是直接拒绝了中方建议。”据汽车海外技术合规联盟旗下信息平台艾科森环境技术透露的消息,欧盟方面坚持认为,经过数月的调查,公共资金遍布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整个供应链,使欧洲企业面临遭受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的风险。因此,欧盟委员会建议根据品牌及其对调查的配合程度,在现有的10%税率基础上,对中国电动车企业额外征收7.8%至35.3%的关税。这一额外关税的制定标准就是缩小欧盟和中国制造商之间的价格差距。对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提出的缩小与欧盟竞争对手之间价格差距的提议,欧委会方面认为,这一巨大差距是北京方面向这一利润丰厚的行业投入巨额补贴的直接结果。价格承诺是一种贸易工具,企业可以利用它来提高价格并控制出口量,以避免反补贴关税,而这类关税是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进入欧盟后可能很快会面临的。更重要的是,欧盟委员会认为,中国的价格承诺提议不能消除“调查中发现的补贴”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同时这些价格承诺也不能够得到有效监督和执行。至于中国车企承诺涨价多少、如何监管,以及欧盟所说的“有害影响”是如何界定的,现在都未有公开披露。但最浅层的逻辑是,中国车企承诺提高电动车价格、减少出口量,所改变的只是未来中国车企短期内收入的多少。而反补贴关税是一种惩罚性甚至带有追溯性的措施,其实施后不仅会带来和价格承诺同样的后果,还会弥补欧洲经济所遭受的损失。换个角度来说,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是:在缩小中欧价格差距和消除有害影响上,中国的价格承诺必须达到和反补贴税同样的效果。很显然,这是直接封堵了从商业贸易角度进行对话的必要性。迎接高壁垒时代欧洲一直是全球汽车业的高地。自中国汽车有出口能力以来,进军欧洲一直被定位为难度很高的一个目标。所以,如今遭遇壁垒并不意外。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注定会到来的一战。从欧盟此次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税调查的一系列操作和态度来看,欧盟口中的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除了指高性价比的中国电动车瓜分了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还包括由此可能带来的汽车业国际分工和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另一个层面,快速更新迭代的中国电动车,浸润着中国根深蒂固的竞争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价值观,现在国内市场流行的“内卷”便是这种文化内核的集中外化。而这些也将对欧洲“抵制过度竞争”的商业传统带来冲击。图为中国国旗和欧盟旗帜 资料图因此,反补贴关税的最大目的是阻止中国“鲶鱼”搅动欧洲和美国延续多年的竞争规则和节奏,给本土制造业争取追赶中国汽车业的时间窗口。意识到这一点,就能预测到,以正常的商业手段来改变欧盟决定的机会很小。有评论认为,当下的解决办法只能在政治层面寻找,目前双方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成员国将进行最终的投票表决。这也是最后一线生机。因为反补贴关税一旦实施,受影响的除了中国电动车企业,还有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政治权力拥有者的诉求和经济发展,和商业、企业以及市场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德国几大车企集团已经对反补贴关税表达了多次反对意见。这些企业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全球销量来自中国市场,承受不起中国反制所带来的后果。其次,欧盟对“中国造电动车”无差别抵制,也将影响到德国车企以中国为基地的出口计划。近日,大众汽车旗下西班牙品牌CUPRA(库普拉)品牌负责人向媒体表示,如果欧盟委员会按计划正式对CUPRA在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21.3%的进口关税,该品牌将会“被淘汰出局”,也将使他的公司“陷于危险境地”,最终影响到欧洲减碳目标进程。CUPRA目前在中国投产了纯电动车型Tavascan(塔瓦斯坎),负责生产的是大众在华控股合资公司大众安徽,该车不在中国销售,专供出口欧洲。西亚特品牌负责人表示,在当前的欧洲经济环境下,通过提高Tavascan价格来弥补由反补贴税带来的新增成本是不可能的,将投资巨大的中国产能转移到其他地方也是不现实的。此外,为了符合减碳目标,CUPRA将不得不降低燃油车销量。与本国汽车品牌的诉求呼应,此前支持反补贴税的西班牙政界也开始改变态度。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访华之后,与德国总理朔尔茨站在了同一阵营,呼吁欧盟放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的计划。西班牙的态度转变让欧盟的决定失去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不过,对中国企业而言,现在不能把所有赌注都压在高层斡旋和谈判上。做好最坏的准备已经提上日程。一方面,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电动车进入欧盟和北美两大市场势在必行,国内的消费拉动力已经难以匹配不断扩大的汽车业产能和发展计划。更直白地说,虽然一再刺激,但购车需求有限,已经养活不了这么多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而不断加剧的价格战也让车企盈利越来越难。另一方面,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中国电动车的出海方式必将发生改变,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合规底线之上,更多商业模式的创新将被催生。其中,高调、直接的整车出口,需要变为更具策略性的具有长期主义的出口方式。无论哪种方式,有两点是可以预见的,一是中国电动车必须走出去才能活下去,二是汽车全球化的融合是无法阻挡的。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未经《经济观察报》社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刘晓林,经济观察报部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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