捆 vk|二月には何度か雪が降った。

种植户被迫将即将收获的作物铲除 图据受访者红星新闻记者丨钟梦哲 罗梦婕林地系“万里大造林”涉案林地有文件显示允许“林间兼种”东风镇多名租赁林地的村民，都是从当地承包大户刘成龙（化名）处租赁的。9月14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了刘成龙。他表示，租地一事属实，租户种植的谷子被铲一事他也知晓。“但这事我们双方都是受害者。”刘成龙手中所有的林地，为“万里大造林”的涉案地块，该案系2004年内蒙古万里大造林有限公司未经有关部门批准，通过公开向购买人承诺“高回报零风险”等手段，总计向社会销售林地45万多亩，非法吸纳公众资金13亿元。在涉案人员被绳之以法后，关于涉案林地的处置未能完全有效解决。刘成龙手中的土地是他向兴安盟森泽农业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称森泽农业”）处承包，而森泽农业又是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得来。森泽农业“万里大造林”涉案林地变卖确认书 受访者提供红星新闻获得了森泽农业29份“变卖成交确认书”，显示森泽农业购买“万里大造林”涉案6万多亩林木、林地经营权。刘成龙提供了他和森泽农业的林地木材销售合同显示，他和合伙人共同购买了森泽农业6万多亩林地林木，合同签订时间为2023年2月16日。“因为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那份文件，允许林间兼种，所以我才向森泽农业承包土地。”刘成龙说，按照政策将涉案林地上的林木采伐完后，是可以在林间兼种三年。2024年，东风镇多位在刘成龙手里租赁这些林地，本以为可以林间兼种的村民，没想到却在今年8月份收到要求铲除所种谷子的通知。刘成龙所说的六部门联合文件，为2021年9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万里大造林”案件善后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厅联合发布内党政法通字〔2021〕46号文件《关于妥善解决“万里大造林”案件善后处置中七个具体问题的通知》。红星新闻记者查阅该文件，其中第五条规定了林间兼种的要求：关于间作矮秆作物问题，在确保初植密度和造林成活率达到标准的情况下，可采取“两行一带”配置方式造林，乔木林的带间距不超过8米，灌木林的带间距不超过5米。“两行一带”造林，在不影响新造林地郁闭成林、不影响林木生长的情况下，两林带之间可以间种矮秆豆类作物，但林带两侧均必须保留各不低于1米的保护带，保护带范围内不得种植农作物。造林三年后必须停止间作。种植户称播种时未遭到阻拦谷子快成熟时却被迫铲除东风镇种植户常庆（化名）从刘成龙手里租赁了约3000亩林地，9月14日，其家人向红星新闻提供了和刘成龙签署的“土地流转合同”。合同内约定了土地性质为林地，常庆方不得改变流转土地用途，用于非农生产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机关、行政部门规章制度等政策性文件要求；林地也需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章允许的范围内合法、合规经营使用。今年春天，常庆一家在租种的林地散上谷子，5月29日，常庆被警方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刑事拘留。他家所种植的谷子到8月份已有长势，如果顺利的话，在今年9月底左右就能收割。之后常庆家人收到通知，需要将林间兼种的谷子铲除。开鲁县东风镇部分涉事林地上被铲除的谷子8月22日，常庆家人把拖拉机开进田地，将还有一月就要成熟的谷子铲除。现场的视频显示，随着轰隆隆的声响，拖拉机所过之处一片片谷子倒下被铲除，即将丰收的庄稼在顷刻之间结束了生长。8月29日，常庆家人在缴纳了保释金后，常庆终得回家。9月14日，东风镇另一种植户李小仙（化名）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说，她家从当地刘成龙手里租赁了约2000亩林地。“那你说不让耕种，咱们当初真金白银去租那玩意干啥，让耕种所以我们才租的。”李小仙说，她丈夫也被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刑事拘留，至今未能取保候审。“让种谷子、豆子，我们才种的，这些年也没经历过种地犯法这事。”李小仙告诉红星新闻，有的庄稼马上成熟也被毁掉。“地里有镇政府派的人24小时看着，不让你侍弄，不让你经营。我们家谷子是8月20日左右到9月2日最后铲的，实在是不铲不行。”9月19日，红星新闻记者前往开鲁县东风镇约见种植户常庆和李小仙，但对方都婉拒了记者采访。在当地一名村民的带领下，红星新闻记者来到部分涉事林地。刚踏入田边就可清晰地看到倒伏在一旁的谷子，肉眼可见谷子颗粒饱满，而再往田间深处走去，只剩下被铲除的谷子根部，光秃秃的一片连着一片。在入林口，红星新闻记者还见到了在此处值守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从今年开始这里啥都种不了。”记者询问那为何还有土地上种着谷子，但是却被铲除？工作人员表示：“那些全是违法的。”至于违法原因他们不清楚，需要去问镇政府。开鲁县东风镇部分涉事林地上谷子被铲除完毕因政策调整“林间兼种”被叫停当地与刘成龙正协商后续处理9月20日上午，开鲁县林业局、开鲁县森林公安局环食药监大队主要负责人接受了红星新闻记者的采访。林业局主要负责人表示，部分种植户反映依据的内党政法通字〔2021〕46号文件中，确有允许承包户采用林间兼种的规定。但是“万里大造林”涉案林地绝大多数处于科尔沁沙地，为了加强防沙治理工作，2023年8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万里大造林”案件善后处置工作办公室和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又发布了内万里办通字〔2023〕39号《“万里大造林”案涉案林地林木（第三标段）采伐更新造林存在问题整改方案》。红星新闻获取了该方案全文，其中在第一条整改要求中规定：“对截至今年（2023年）6月底前已经采伐林木但尚未更新造林的……全面停止林粮、林草、林药等间作模式。”而且在第二条整改措施中，要求“凡今年6月底之前已经实施林粮（林草、林药）间作的更新造林地块，2024年必须全面禁止间种花生、谷子、红干椒等作物”。《“万里大造林”案涉案林地林木（第三标段）采伐更新造林存在问题整改方案》（部分）截图当天，红星新闻还获得今年3月28日，通辽市人民政府下发的通政办发〔2024〕12号文件，明确提出“全面停止‘林粮’兼作模式”，“严禁种植任何粮油作物，包括豆类、谷类等”。林业局主要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开鲁县今年3月发布《林下经济工作实施方案》，其中也要求“万里大造林”涉案采伐地块，需要按该案善后处置工作办公室相关文件执行。“刘成龙所购买的林地是2023年6月之前采伐，7月之后种植新树，分包后种植户种的又都是禁止种植的谷子，无论是时间节点还是种植要求，都是不符合自治区、市、县的法规政策。”开鲁县林业局主要负责人说。但无法否认的是，此事的确是因前后政策变化所引起的一系列矛盾，作为县级政府职能部门，上级的政策开鲁县只得执行。对于给刘成龙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林业局主要负责人称，开鲁县多位领导曾和刘成龙一起前往自治区协调此问题。“但最终上级还是认为应按照内万里办通字〔2023〕39号文件执行，政策不能再变动了，由我们自己协调研究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如果刘老板（刘成龙）通过法律起诉，败诉让我们赔多少钱我们认赔，或者说我们双方坐下来一起协商，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弥补他的损失。”林业局主要负责人说。一种植户因涉嫌非法占用农地罪被刑事拘留，后保释回家 受访者提供对于部分曾经因此事被刑拘的种植户，开鲁县公安局环食药监大队主要负责人回应称，涉案种植户耕种土地性质属于林地，耕种已经改变了土地用途，违反法律。“而且他们涉案数量都比较大，按照刑法第342条规定，属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这位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从没要求种植户将谷子铲除。“案件办理期间嫌疑人家属告知我们，为了认罪悔罪已将谷子自行铲除。我们和检察院沟通后，根据法律规定对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也就是取保候审。后期我们还会依法办案，将案件提交检察院提起诉讼。”对于种植户自行铲除的谷子，开鲁县公安局环食药监大队主要负责人称，种植户涉及的案件属于刑事性质，这些谷子严格意义上来说属于违法所得。“我们也不能说给他们罚款交钱了事，然后让他们继续种植，这样的话就属于以罚代刑，那么做就属于我们公安机关违法了。”对于为何早前已经下发内万里办通字〔2023〕39号文件，要求全面停止林间间作，但今年春天种植户仍然将谷子种下，直到8月镇政府才派人阻止？开鲁县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在此事有疏漏的工作人员，后期会依纪依规处理。（来源：红星新闻）

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一审判决之后，蔡东（化名）从光鲜体面的退休干部，变成了非法持枪的罪犯。他曾因驻村扶贫工作、见义勇为救人事迹，多次被表彰和报道。退休前，他是孝感市大悟县某机关党委副书记。2023年2月19日，蔡东退休的前一周，大悟县公安局以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对其立案侦查。前不久，蔡东被大悟县人民法院判定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判决书显示，2011年，蔡东以父亲承包的农场遭受野猪侵害为由，更改户籍、按照当时政策申领持枪证，并配购一支双管猎枪、500发子弹；次年，孝感市公安局清查不符合持枪条件人员，蔡东指使堂弟申请持枪证，并将这支猎枪过户给堂弟，但蔡东实际掌控这支猎枪；2014年，蔡东两次将猎枪借给朋友李某打猎；2019年，李某因涉黑案件落网后，多次举报蔡东非法持枪。近日，封面新闻记者对该起案件进行了走访。事件经过：税务干部改户籍申领持枪证，为躲清查将枪过户公诉机关指控，2011年12月，蔡东明知公职人员不符合持枪条件，编造自己大悟县阳平镇村民身份，以农作物受野猪影响严重的谎言，向大悟县公安局申请持枪证，并配购双管猎枪一支、子弹500发。2012年4月，孝感市公安局对大悟县民用枪支专项检查，发现蔡东不符合持枪条件。为继续持有枪支，蔡东指使堂弟蔡西（化名）向大悟县公安局申请办理持枪证，并将枪支转让过户给蔡西。2013年1月，办理上述手续后，蔡西将枪支、子弹交予蔡东实际持有、使用。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10月，蔡东指使他人，分别到自己车库及其父亲(2021年去世)所承包的农庄取走子弹和猎枪，送交给李刚(已判刑)等人狩猎使用。涉案猎枪（受访者供图）蔡东对此辩解称，申请持枪是为了帮年迈的父亲驱逐野猪，他对户籍被转到阳平镇的事项不知情，是大悟县公安机关办理的相关手续，自己并未虚构申领材料办理持枪证；猎枪过户后他未实际持有和使用，李某向他的父亲借枪被拒后，他只是作为中间人帮忙借枪。但在近日的采访中，蔡东却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当年他户籍所在的乡镇不属于批准的狩猎区，县治安大队得人告知他阳平镇有持枪指标，经他同意后，公安机关给他办理的户口迁移，之后让他填写了持枪申请表，他由此通过审批程序获得持枪证，并配购一支双管猎枪和500发子弹。对于上述说法，封面新闻记者未得到相关方证实。蔡东父亲存放猎枪的房间（受访者供图）2012年4月，孝感市公安局针对大悟县民用枪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督办清查，并列出一份不符合持枪条件的名单，蔡东名列其中。蔡东承认，他知道公职人员不能持枪。考虑到父亲的农场确实需要驱赶野猪，“为了保住这支枪，我让堂弟以护农名义申请持枪证，去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把枪过户到他名下了。”法庭控辩：猎枪实控人成争议，两次外借枪支时间又是何时？2013年底，蔡东经人介绍与商人李某成为朋友，对方多次到蔡东父亲的农场游玩、聚餐。2014年底，李某电话中向蔡东借猎枪打猎，蔡东称猎枪按要求上缴年审尚未领回，拒绝了李某。随后，蔡东忘记挂断电话，与妻子评价李某人品，被电话中的李某听到，两人发生口角后闹翻。2019年，李某因涉黑案件落网，多次举报蔡东非法持枪。判决书显示，李某称在2014年下半年之后，曾多次找蔡东借枪打猎，并有其他人参与。但在其他人的证人证言中，大部分人对借枪事宜给予否认。蔡东接受警方调查时供述，他在2014年8月和10月曾两次将涉案猎枪借给李某。前一次是在父亲的农场里，三人乘车在农场转悠，从车里对着鸟类射击，之后将枪放回父亲的房间；后一次是李某向蔡父借枪被拒，之后蔡东安排堂弟分别从父亲和他的家中取走枪支、子弹，送交给李某打猎使用。然而在法庭辩论环节和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蔡东又对上述两次借枪的时间表示否认。蔡东称，按照枪支管理规定，民间枪支每年的五一之前要上缴公安机关，十一之后再发放，入库、出库均由县治安大队人员登记入册。“时间太久了，具体借枪的时间记不清。但根据管理规定，5月1日和和10月1日之间，枪支不可能在外边。”蔡西在证人证言中表示，2013年初枪支过户到他名下后，过了二十多天就被蔡东取走，之后几年，他曾按治安大队要求送枪支年审，其他时间枪支都不在他手中。蔡东向法官表示，枪支过户后一直放在他父亲的农场，每年上缴、年审和领取，是他父亲和堂弟蔡西经办，自己并未实际持有这支猎枪；2014年猎枪入库后，他和堂弟蔡西都未去领取过，当年5月份之后使用枪支的事实不能成立。在案资料显示，大悟县公安局调查认定，2013年至2014年期间涉案猎枪的实际持有人为蔡东，2015年至2017年期间则由蔡东的父亲领取和使用，直到2017年1月被收回未再发放；枪支管理相关档案中，只发现有2016年、2017年蔡西名下的猎枪入库登记，未发现其它时间领取发放、上交回收枪支、弹药的登记资料。大悟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反驳了蔡东的辩解，图为法槌 资料图法庭判决：申领持枪证程序合法不影响非法持枪实质，一审获刑8个月蔡东称，2013年之前他是凭借持枪证使用猎枪，孝感市公安局督办清查时，39名被列入不符合持枪条件的持证人员，都未被认定为非法持枪，也未受处罚，只要求立即回收枪支并取消持枪资格。蔡东的辩护人、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尚满庆祝表示，蔡东坚称在2014年清明前上缴枪支，后未再接触枪支；公安机关调查认定，2015年至2017年枪支领取、使用人是蔡东的父亲；而枪支管理档案中，只有2016年、2017年登记为蔡西的枪支入库登记，其他记录缺失。“这导致很多情况无法通过证据证明，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他在2014年五一之后持有、使用过这支猎枪。”对于2011年通过更改户籍途径申请持枪，以及2014年五一之前使用、外借枪支的行为，蔡东表示认罚。“李某是2019年7月举报我非法持枪，距离2014年已经超过5年，过了追诉期。当年，大悟县公安局曾作出调查结论，也是非法持枪证据不足。”对于蔡东的辩解，大悟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给予反驳。法庭认为：综合在案证据及证人证言，蔡东明知是在虚构申领枪支材料情况下办理的持枪证并配购枪支弹药，虚构的材料是否由本人自主办理，并不影响非法持有枪支事实的认定，程序的合法不能对抗非法的实质；孝感市公安局开展枪支管理的督查工作，不涉及对持枪行为的性质认定，不能将当时处理情况作为不构成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理由；没有证据证明枪支系被告人蔡东父亲持有和使用；蔡东的犯罪行为，从检举揭发提交线索开始一直处于侦查办理中，追诉时效的期限应以法定最高刑为标准；蔡东在案件审理中，称枪支转让后未实际持有、使用过，出借枪支其仅为中间人，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亦无认罪悔罪表现；蔡东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并擅自出借给不具备持枪资格人员使用，会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综合考虑其行为、性质、情节、社会影响等因素，法庭认为不宜对其免予刑事处罚。由此，大悟县人民法院判定蔡东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原标题：“以色列在真主党订购的5000台寻呼机中放了炸药，几个月都没被发现”）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

李向英任北京市贸促会主任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官网“领导介绍”栏目显示，李向英已任北京市贸促会主任。李向英主持会议画面李向英出生于1972年5月，北京顺义人，大学文化，无党派。李向英长期在北京任职，曾任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管委会招商投资部部长（副处级），北方印刷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新辉印刷产业基地副经理，北方印刷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新辉印刷产业基地副经理、杨镇地区办事处副主任，北京空港物流基地管委会副主任、开发中心副经理、杨镇地区办事处副主任，北京市顺义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正处级工资待遇），北京市顺义区政协副主席（不驻会）、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正处级工资待遇）等职。履新前任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区红十字会会长。今年9月4日，北京市委组织部发布干部任前公示，李向英拟任市级群团正局职，至此番履新。刘昌松任聊城市常务副市长据“聊城日报”消息，山东省聊城市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9月19日表决通过，决定任命刘昌松为聊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另据聊城市政府官网“领导之窗”栏目显示，刘昌松已任聊城市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昌松简历照刘昌松出生于1972年2月，山东文登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早年在威海市文登市工作，曾任文登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等职。2014年1月25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文登市，设立威海市文登区（不含汪疃镇、蔄山镇）。后任文登区委常委、副区长、区政府党组副书记。2015年起到荣成市工作，任荣成市委常委、副市长，荣成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荣成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等职。2016年任荣成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石岛管理区党工委书记。2019年12月任泰安市岱岳区委书记。2022年2月任聊城市委常委，后任聊城市委常委、秘书长，至此番履新。常英敏任漯河市委副书记据“漯河发布”消息：根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和漯河市委、市政府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安排，9月19日，“豫农优品”智能数字化展馆开馆仪式举行。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常英敏致辞。上述消息显示，常英敏已任漯河市委副书记。常英敏简历照常英敏出生于1971年3月，河南内乡人，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常英敏长期在河南省任职，早年在基层工作，曾任河南省南召县副县长，南召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桐柏县委常委、纪委书记，镇平县委常委、副县长，新野县委副书记、县长，新野县委书记等职。2016年9月，她任河南省鹤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2020年9月，她任漯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1年9月，她任漯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同年10月，任漯河市副市长。她后任漯河市委组织部部长。今年9月1日，河南省委组织部发布干部任前公示，常英敏拟任省辖市委副书记，至此番履新。曲阜市委书记李丽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山东省委组织部9月20日发布干部任前公示公告，其中，曲阜市委书记李丽，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李丽开会画面李丽出生于1971年11月，满族，省委党校研究生，法学硕士，中共党员。她曾任曲阜市委常委、副市长，济宁市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济宁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等职。2021年12月起任曲阜市委书记。至此番拟任新职。来源：白鹭洲知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官网、聊城日报、聊城市政府官网、漯河发布、山东省委组织部

本文来源：时代财经一则关于“叶县强拆果园”的话题冲上了热搜。9月19日，多位网民发文质疑平顶山市叶县副县长胡炜哲履历信息，百度百科资料曾显示胡炜哲出生于1971年5月，1985年进入新华区人大工作，年仅14岁。此前，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返乡创业大学生贾柯的梨园，因高速公路建设征地被当地政府在未谈妥补偿方案情况下强制执行。贾柯称，今年4月2日，叶县常务副县长胡炜哲集结了公安、交通执法、镇政府等部门四百余人，非法强拆他苦心经营近十年的7亩梨园。9月19日在媒体采访时，贾柯回忆称，当时非常绝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说，5个月前的那天，是一家人的噩梦，因为自己的梨园遭遇强拆，家中4名上前录像取证的妇女和老人被按倒在泥地里，被抢走手机。对此，9月20日，“平顶山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针对近日网上反映的因补偿标准争议引发的“叶县强拆果园”一事，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已第一时间成立由纪委监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林业、司法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工作。通报截图。来源：“平顶山发布”微信公众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叶县强拆果园”事件陷入了三大争议。争议一：副县长履历受质疑随着事件的发酵，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胡炜哲的履历受到网民质疑。据其履历，胡炜哲出生于1971年5月，最早版本的百度百科资料显示其于1985年进入新华区人大工作，时年仅14岁。修改后，胡炜哲于1988.03-1999.12在新华区人大工作，期间1993.03-1995.07在平顶山师专法律专业学习。胡炜哲的履历。此后，胡炜哲担任过新华区焦店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团主席、新华区西高皇街道办事处筹备组副组长等职，在2015年10月任新华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2019年4月任中共新华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2021年8月至今任中共叶县县委常委，叶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值得注意的是，按修改后进行计算年龄，胡炜哲仍存在参加工作时未满18周岁的疑点。对此，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正在核实具体情况，并将结果进行答复。争议二：暴力拆迁是否违法？事件的第二个争议点是，在关于征地拆迁的补偿事宜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相关部门能否强制拆除他人私有财产？强制拆除是否违反了相关法律？这些疑问仍待进一步解答。据了解，贾柯是河南叶县任店镇人，2014年大学毕业后，他回老家流转了土地，准备种植果树。2015年，他选择在26亩土地上种植韩国黄金梨，并创办了平顶山梨花庄园有限公司。2020年，梨树进入盛果期，其黄金梨品牌成为河南省“知名农产品品牌”。2021年，贾柯听说新建的叶鲁高速公路要从果园穿过，需征用果园的7亩土地。公开资料显示，叶县至鲁山高速公路，全长约67.5公里，是《河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21-2035年）》批准新增的9条拥堵路段分流路线之一。项目于2021年6月正式开工建设。在此消息传出之后，从2022年开始，便有施工人员到果园进行测量。当地政府也发了征占地的通知，征占果园的土地面积约6亩到7亩。然而，关于征地拆迁的补偿事宜，双方尚未达成共识。2023年6月13日，任店镇政府曾对贾柯的果园下达过《限期清理通知书》，要求他于2023年6月14日前自行清理种植的梨树。通知明确，如逾期不清理，镇政府将予以清理，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贾柯自行承担。贾柯告诉媒体，政府下达限期清理通知后，他把任店镇镇政府起诉到了法院。接到开庭应诉通知后，2023年9月6日，任店镇人民政府做出了撤回《限期清理通知书》的决定。但令贾柯没有想到的是，2024年4月2日，在没有提前收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他的果园遭到了拆除。贾柯表示，当天上午7时，梨园四周突然聚集各类车辆100多台，钩机3台。果园被断电，过往车辆不许停车，更不许下车拍照取证。随后，贾柯的母亲、妻子、二姨以及爷爷等4人由于录像取证被按倒在泥地里，取证手机也被抢走。4人随后被强行抬出果园，关进派出所。争议三：赔付金额该为多少？事件的第三个争议点，是赔付金额。9月19日，贾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不认同政府定的赔偿金额依据，因为与其实际损失差距太大。当地政府则回应称，对此事会进行积极沟通和协调。按照河南省林业局的经济林补偿标准，贾柯曾请评估公司对果园损失进行评估，补偿费用超过300万元。这个数字，与当地政府计算的18万元相差16倍有多。征地拆迁，是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而随着我国法治社会建设日益完善，强拆所引发的暴力冲突事件有所下降。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三百三十八条明确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据本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据悉，任店镇政府所拟的补偿标准，依据的是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文件平政〔2017〕33号《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该文件规定，在林地上种植经济林的，补偿标准严格按照《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占用土地上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17〕2号）相关要求执行。不过，由于贾柯承包的土地规划用途并非林地，当地政府只是按照“零星果树”的类别对其进行补偿，7亩地补偿款共18万元。零星果树的补偿标准。图源：极目新闻对于相关补偿适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湖北易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袁三慧认为，平顶山市政府的文件明确规定了经济林的补偿标准按照河南省林业厅的“豫林经〔2017〕2号”文件执行，但现豫林经〔2017〕2号文件已经被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废止取代。“所以在确认果园为经济林的前提下，相应的补偿标准应当参照河南省林业局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即根据产量乘以价格，再结合是否盛果期乘以相应倍数进行补偿。对于补偿标准有异议的，双方可以共同委托评估。”袁三慧说。（时代财经阿力米热综合新京报、极目新闻、封面新闻、中国交通广播、大皖新闻、九派新闻）

据云南“普洱发布”消息，9月20日上午9时，被告人王冕一涉嫌受贿罪一案庭审在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正式开始。普洱市组织全市90余名党员领导干部到场旁听，“零距离”接受警示教育，“沉浸式”感受法纪威严。普洱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市中院、市检察院相关领导旁听了此次庭审。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冕一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在房屋违建整改、保障性住房、职务调动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389.6694万元，其行为触犯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庭审现场画面庭审现场庄严肃穆，参加人员全程旁听了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及被告人陈述等环节，现场全程接触了法庭审理，再现了被告人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在权力和金钱面前丧失原则，逾越纪法底线，最终从一名国家公职人员沦为“阶下囚”的违法犯罪过程。庭审最后，被告人当庭认罪悔罪，作出深刻忏悔，并告诫旁听领导干部要汲取自己违法犯罪的教训，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不触“红线”，不越“底线”。普洱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以人为镜，明得失。以案为镜，正风纪。此次旁听的主要目的就是以“身边事”警醒“身边人”，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让参加旁听人员更直观地了解到被告人犯罪历程，真切感受党纪国法的威严和违纪违法的惨痛教训，警醒党员领导干部要正确运用好手中权力，做到依法履职、清正廉洁，进一步增强党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和廉洁从政意识，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王冕一受审的前一天，据普洱市纪委监委消息消息，日前，经普洱市委批准，普洱市纪委监委对墨江县委原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原县长王冕一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王冕一主持会议画面经查，王冕一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党性缺失、信仰迷失，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参与团团伙伙，搞利益交换，伪造证据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滥发津贴、补贴；违反廉洁纪律，违规领取薪酬；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规私设“小金库”，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建设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贿送的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王冕一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廉洁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党的十九大后仍不知止，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普洱市纪委常委会会议、普洱市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王冕一开除党籍处分；由普洱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2023年10月30日消息，王冕一主动投案。公开简历显示，王冕一，男，哈尼族，1977年1月生，云南省勐海县人，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1996年8月参加工作，199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王冕一在昆明工作，1996年起，在安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工作，后历任：共青团云南省昆明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昆明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八处副处长，昆明市住房保障局副局长，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委员，昆明市住房保障局局长，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等职。2021年6月，他调任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候选人，7月当选县长，至主动投案。延伸阅读退休不到1年的黎邦华主动投案 耍官威的高唤虎被双开搞特权耍官威的高唤虎被“双开”据江西省纪委监委9月14日消息，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江西省纪委监委对景德镇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高唤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高唤虎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政绩观扭曲，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搞特权耍官威，追求个人享乐，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滥发福利；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调整中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长期亦官亦商，违规经商办企业；任性用权，违规干预和插手工程项目及执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道德败坏，追求低级趣味；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工程款结算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高唤虎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相关规定，经江西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决定给予高唤虎开除党籍处分；由江西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高唤虎简历照公开履历显示，高唤虎，男，汉族，出生于1966年11月，江西乐平人，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高唤虎长期在景德镇市工作，曾任景德镇市昌南新区党工委书记，市城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2020年初，他任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2021年，高唤虎当选景德镇市政协副主席，后任景德镇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今年4月3日，高唤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成都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市工商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黎邦华主动投案据“廉洁四川”9月14日消息，成都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市工商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黎邦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成都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黎邦华主持会议画面公开履历显示，黎邦华，男，汉族，1962年10月生，四川广汉人，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黎邦华长期在成都市工作。曾任成都市委办公厅办公室副主任、政治处副处长、常委办公室正处级秘书、人事处处长，郫县副县长，市委组织部干部三处处长。2002年11月至2017年3月，他历任成都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市信息化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2017年3月至2021年11月，黎邦华任成都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2021年11月至2023年11月，他转任成都市工商联二级巡视员；2023年11月，退休。

�

核污水排海有着太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资料图中日关系，是一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一些恶性事件，更让人感到痛心和愤怒。9月20日，中日关系，终于传来一个好消息。双方就福岛核电站核污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我看到，中国外交部就披露，这是“中方同日方和相关国际组织，前后进行了10多轮密集谈判和协商，经过不懈努力”达成的结果。不管怎样，能达成共识，在当下的国际大背景下，这肯定是一件好事，不是坏事。我也相信，大家对这个共识，多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毕竟，在过去一年，已有超过6万吨的核污水被排放到大海，还有更多污水即将入海；反对日本核污水排海的民众，也不仅仅在中国，当然，也有一些国家表达无所谓。但看中日达成的共识，有几点也是很明确的。第一个可以明确的，中方反对排海的立场没有发生改变。9月20日，也即共识发表的当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明确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擅自启动排海，这一立场没有变化”。事实上，对于日本单方面启动核污水排海，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利益攸关国之一，一直反对这一不负责任的做法。毛宁就解释，中方同日方发表共识，“是为敦促日方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和安全监管主体责任，尽最大努力避免对环境和人体产生负面影响，有效防范排海的潜在风险。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利益攸关国同中方一起严格监督日方履行承诺。”2023年11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在旧金山见面。在那次会见中，双方同意，本着建设性态度通过磋商谈判找到解决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合适途径。达成共识，相信就是建设性态度的一种表现。最终目的，还是要面对现实，尽最大可能降低各种风险，严格监督日方履行承诺。李在明（前排左二）与议员在首尔国会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手举标语，抗议日本核污染水排海 新华社/纽西斯通讯社第二个可以明确的，日本有让步并软化立场。我们看到，这一次，日方同意作出长期国际监测安排，确保中国等所有利益攸关国有效参与其中，实施独立取样监测。请注意，独立取样监测。按照毛宁的说法，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全面真实有效的数据，确保排海风险可控。”我们必须看到，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此前在福岛设置了常驻办公室，并在核电站内和周边海域开展监测，这在机构历史上尚属首次。但是，考虑到日本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密切关系，很多人也质疑，后者的数据很不全面，有些数据确实太偏向日本，看似是在监督，实际是为日本背书。这就需要第三方参与监测。毕竟，核污水排海，有着太多不可预知的风险。我们要注意当下，更要着眼长远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小心没有任何错误。所以，经过长期的尖锐斗争，日本终于还是做出让步，允许更多独立第三方参与监测。毛宁就说，中日双方通过谈判已就此达成了一致，下一步还将讨论监测核素种类、检测方法等技术细节，实现全面、有效、可信的长期国际监测。第三个可以明确的，日本水产品进口，中方还不会立刻恢复。日本最大的诉求，其实就是希望中国改弦更张，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日本核污水排海后，中方立刻采取行动，全面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确实让日本遭受巨大损失。日本很急。所以，几乎每次中日磋商或对话，这都是日方必谈的一个问题。双方达成共识，这就是一个不错的开端。当然，有些事情，日本急也没用。毛宁就明确表示，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文件，并不意味着中方立即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中方将会继续以世贸组织和中国法律法规为遵循，以科学事实为准绳，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在有效参与相关监测活动，实施独立取样并确认结果后，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她还说，我们将与日方开展技术磋商，在中方提出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前提下，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有关磋商结果和政策调整会及时向社会公告。请注意，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前提条件：1，中日要开展技术磋商；2，日本要充分满足中方提出要求；3，中方会逐步恢复符合标准日本水产品进口；3，有关磋商结果和政策调整，会向社会及时公布。我们就等着看吧。日本已有超过6万吨的核污水被排放到大海最后，怎么看？完全我个人看法，还是粗浅三点吧。第一，有诚意，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日是一对老冤家，有很多敏感问题，但难道真打仗不成？还是要谈判要磋商，如果真有诚意，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怕就怕没有诚意，一味要求对方，导致摩擦加剧，分歧愈演愈烈。最后，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第二，要警惕，警惕民粹主义抬头的恶果。中日关系很敏感，钓鱼岛问题，靖国神社问题，慰安妇问题，还有种种历史问题，牵动着人们的神经。但在日本，总有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在这些敏感问题上，时不时出现严重刺激中国人情绪的言行。中日关系能好吗？对民粹主义，日本要高度警惕，警惕军国主义的沉渣泛起；当然，中国也要警惕，警惕各种极端的言行。但不管怎样，对无辜民众下手，对孩子下手，这尤其让人发指，这根本不是爱国，这完全是害国。日本需要反省核污水排海带来的长远影响第三，着眼未来，中日还是要有智慧和远见。确实要有智慧和远见，哪怕日本拼命想融入西方，但它一个东方国家的本质，是永远无法变的；哪怕日本再想和美国绑在一起，但很多问题，没有中国配合不可能得到解决。我一直认为，未来的世界竞争，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欧洲有欧盟，北美有美加墨，东亚呢？东盟太小，中日韩更应携手。中国和日本，应该成为朋友，最好也成为朋友。实现这一点，对于两国整体利益，应该说超越100个诺贝尔和平奖。当然，有些事情，该斗争要斗争，但更要善于斗争。我还觉得，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日本需要反省，反省历史的深刻教训，反省核污水排海带来的长远影响。中日都需要冷静，越是愤怒的时候，越是要冷静。怎么打蛇打七寸，怎么消除心中的藩篱，怎么最有利于国家利益……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但高超的大国外交，就是将强敌化为朋友。我们都是搬不走的邻居，即使不想做兄弟，但也没必要成为仇敌。这更考验着政治家们的智慧和远见。来源：牛弹琴

9月21日，有旅客在小红书发文称，乘坐国泰航空航班时被后排两名旅客辱骂。对此，国泰航空向界面新闻回应称：“保障每一位顾客的安全和权益是我们首要任务。对于任何顾客不遵守航空安全规定及不尊重其他顾客权益的行为，我们始终保持零容忍的态度。因此，我们根据相关《乘客及行李的一般条款》规定，将拒绝此事件中二位滋扰他人的顾客未来乘搭任何国泰集团的航班。”事发现场画面国泰航空方面称，经调查发现，于9月17日CX253航班上，两名顾客因为座椅靠背调整问题与前方顾客发生争执并作出语言和行为骚扰。期间，机组人员多次进行调解和劝阻， 但两名顾客未停止滋扰行为。机组人员安抚受影响顾客，在经济舱已满员情况下为其安排了特选经济舱以调换座位。 受影响乘客调换座位后，机舱服务经理对涉事乘客的不当行为进行了劝诫并给予了两次严重口头警告。根据相关《乘客及行李的一般条款》规定，涉事的二位顾客将被拒绝乘搭未来任何国泰集团的航班。国泰航空表示，公司一向重视顾客安全和旅程体验，绝不会容忍任何机上滋扰行为，谨就事件向受影响的顾客再次致歉。此前报道女子乘坐国泰航空从香港飞英国，后排夫妻要求其调整椅背遭拒后，疯狂踢踹椅背并辱骂其是“大陆妹”，行为遭众人声讨后空姐才同意女子换座位。延伸阅读没找到入境签证，女乘客与国泰航司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冲突，被国泰航空永久拒载。女乘客一怒之下，将国泰航空告上法庭。近日，上海市一中院审理了该案。2022年7月，乘客方女士和女儿来到上海浦东机场，准备乘坐国泰航空航班前往香港。一时没找到入境签证，方女士和女儿无法办理值机。方女士接受采访时称：她寻求航司工作人员帮助，但没有一个人理她。双方交涉过程中，方女士与工作人员发生了口角，甚至引发了肢体冲突。当地警方前来对事件进行处置，双方达成了口头和解。随后，方女士终于在行李箱找到了入境签证，因超过值机时间，她只好改签航班。再次办理值机时，她却收到一份《拒绝运输通知》，她被该航司永久拒载了。方女士收到一份《拒绝运输通知》对此，方女士很不忿，“打了几十个客服电话，没有任何人回应我……11岁的孩子哭闹，工作人员十分冷漠。”方女士一纸诉状将航空公司起诉到法院。她认为：航空公司服务意识淡薄，导致双方矛盾升级，侵犯了其人格权益，要求航空公司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法院一审驳回了方女士的全部诉请，方女士上诉。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方女士未能管控好个人情绪，与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发生语言和肢体冲突，客观上构成了航空公司拒载的情形。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办案法官表示：在机场这种场景之下，旅客如果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有可能对其他旅客产生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有可能带到机舱内。因此，哪怕是在机场发生干扰公共秩序的行为，也会对航空安全造成直接影响。法官同时提示——航空公司作为高端服务的提供者，应当懂得充分纾解旅客情绪的重要性。如果当时航空公司对方女士的服务能够更贴心一些、对她最初的关切能够回应得更及时一些。如果航空公司在出具拒载决定时，能够设置一定梯度作为缓冲，比如说先拒载单次或拒载一定期限，或许可以避免本案纠纷的发生。国泰航空永久拒载方女士，图为国泰航空客机 资料图律师：永久拒载超过了合理限度对此，浙江西湖律师事务所李定胜律师认为：公共运输承运人应对消费者的不当行为，具有一定的容忍度。同时，飞机是公共交通工具，航空公司也负有保障公众安全的法定义务。因公共生命财产安全高于消费者个人权利，航空公司为保障公众安全，可根据个别消费者的不当行为，予以拒载。方女士未能管控好个人情绪，与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发生语言和肢体冲突，干扰到公共秩序，可能会影响后续的飞行安全。航空公司基于对公众的安全保障义务，对该乘客本次拒载，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航空公司对该乘客永久拒载欠妥。正如法官的提示：航空公司作为高端服务的提供者，要提高服务意识，出具拒载决定时，能够设置一定梯度作为缓冲，比如说先拒载单次或拒载一定期限，或许可以避免本案纠纷的发生。法院驳回了方女士的全部诉请，图为法槌 资料图李定胜律师认为，方女士行为确有不当，可以被单次拒载，但航空公司基于对方女士的本次行为评价，对其永久拒载，超过了合理的限度。若需对乘客的不当行为进行惩戒，引导消费者合理表达诉求，航空公司完全可以在运输合同中明确违约条款，或参考铁路运输规定，对其单次拒载或拒载一定期限，避免航空公司依据其强势地位任意排斥或限制消费者的权利，似乎更加合法合理。去年国泰航空“毛毯”事件引发巨大争议2023年5月，有网友发帖称，5月21日乘坐国泰航空CX987航班时，机上空乘人员存在歧视内地乘客语言水平的行为，并公布了相关录音——此事迅速冲上热搜，引发极大争议。针对此事件，国泰航空多次发声明歉意。不过，不少网友对国泰航空的上述致歉并不买账，并在社交平台回忆了自己乘坐国泰航空遇到的服务歧视。资料显示：国泰航空成立于1946年，具有英资背景，总部设在香港大屿山，是中国香港第一家提供民航服务的亚洲航空公司，早在1986年4月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同花顺数据显示，在2018年营收达到1110.60亿港元后，国泰航空的业绩便进入下行通道，2022年营收规模已萎缩至510.36亿港元。此外，2020年-2022年，该公司净利润连续三年陷入巨额亏损之中，累计亏损超过300亿港元。

（原标题：中日关系，终于传来一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