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共提出了提升信息化基础保障能力、开展智慧医疗建设、提升智慧服务能力、创新智慧管理能力四大项11条重点任务，指出天津全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要将信息化作为基本建设的优先领域，加快推动院内集成信息平台和面向医疗、服务、管理、科研和监管的数据中心建设，实现院内各信息系统间的数据共享，强化医疗机构数据全生命周期应用与管理。
“通过‘以评促建、以测促建、以用促建’，提升天津市医疗机构信息化整体水平。”据介绍，在《计划》实施步骤上，2024年5月底前为动员阶段，2024年6月—2026年6月底前为建设阶段。2027年9月底前为验收阶段， 届时将邀请国家卫生健康专家并使用专业测评工具，对天津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成果进行全面验收，验收结果将纳入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医院评审等各类各级考核或前置审批条件。对于未按时间节点要求达标的医疗机构，将给予降级降档处理。
4月2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青海省6名党员领导干部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通报显示，6名党员领导干部培训期间违规聚餐饮酒，次日，1名干部被发现死亡。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已连续多年在两会上呼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研究事业发展迅速，取得了一些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成果，但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差距。
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2018年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杨卫曾指出，对于有限的、且增幅逐渐减少的科技资源，我国科学家目前通过相互竞争，呈现的是一种近于零和博弈的状态。然而参考国际经验，一个好的基础研究环境应当是宽松型博弈状态，能鼓励更多自由探索，激发颠覆性成果。
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
站在当下的十字路口，我们更需要回答：基础研究需要怎样的资助方式，什么是真正的基础研究？“无用”和“有用”间如何平衡、转化？为何中国的基础研究一直缺乏对全人类有影响力的原创性、前瞻性成果？
为了突破“两弹一星”中的瓶颈，国家成立计算机所二部，专攻微型计算机和三极管等项目，这是中国第一个芯片研究团队，黄令仪是团队负责人。在缺资料、缺设备、缺人才、缺材料的情况下，她带领队员们呕心沥血成功研制出半导体三极管。
林凯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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