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传统也得到了传承。别人家孩子小时候同学聚会是去踏青、逛公园，锦州孩子从小学开始，同学聚会就是海边烧烤。有人带炭，有人带炉子，有人带串儿，有人带佐料，分工配合，革命友谊从小就在烧烤中建立了。所以，在外地上学工作的锦州孩子回到锦州，跟同学的聚集地永远都是烧烤店。

　　今年2月，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召开的“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新闻会上坦率称，解决“卡脖子”技术短板，需要从基础研究上下功夫，从源头上找。3月，国务院发布的机构改革方案中，科技部重组位列改革工作首位，也再度让人们聚焦这一关键问题：中国的基础研究向何处去？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某基础研究所所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各类项目来源不一，都有各自管理部门，比如科技部、基金委等。研究所对科学家所在的课题组只有保障义务和财务管理责任，但因为项目不是自己选的，所里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权力对项目任务进行调整，同时也不对项目的缺失或对错负责。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2001年，65岁的黄令仪已经进入退休生活，但她的志向还没有实现。此时，中科院胡伟武教授等人向全国发出了打造中国芯的集结令。他们亲自找到黄令仪，邀请她一起搞芯片。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谢佳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