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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本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自9月25日起停止对台湾34项农产品免关税待遇，引发岛内强烈关注。支持“台独”就是助纣为虐据台湾《中国时报》19日报道，中国财政部网站18日发布两岸第三波中止关税减让项目，宣布自9月25日起停止台湾的鲜水果、蔬菜、水产品等34项农产品免征进口关税政策。财政部表明，台湾单方面对大陆产品出口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等措施，严重阻碍两岸经贸合作。随后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强烈支持”，他说，大陆方面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于2005年8月1日和2007年3月20日起，分两批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鲜水果、蔬菜、水产品等34项农产品免征进口关税，有力帮助台湾农产品开拓大陆市场，台湾农渔民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但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立场，至今仍单方面限制大陆1000多项农产品输入，严重损害两岸同胞福祉。陈斌华表示，支持“台独”就是助纣为虐、自作自受，只会损害切身利益。大陆宣布将停止台湾的鲜水果、蔬菜、水产品等34项农产品免征进口关税政策 资料图18日晚间，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发新闻稿表示“非常遗憾、强烈抗议”，还称“早有准备”，已采取多项策略，使台湾农产品外销大陆的金额占比下降。台“农业部长”陈骏季表示，34项农产品不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早收清单上，恢复课征关税后，以2023年出口至大陆的情况来看，关税评估约增加107万美元，受影响最大的是释迦和柚子，特别是去年恢复输入大陆的释迦。据统计，今年截至6月，台湾释迦已售至大陆6080吨、1790万余美元，目前适逢释迦采收之际，恐怕会影响后续销陆情况。国民党19日表示，民进党执政以来对大陆只有对抗与仇恨、没有善意与交流，更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还不断破坏既有的政治默契，造成两岸关系恶化，损及基层农民权益，而民进党当局始终无法正面积极地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可谓极不负责任。“中广”前董事长赵少康则质疑，“农业部”声称大陆早已片面采取非关税贸易障碍措施影响台湾农产品，因此台湾损失有限、影响可控，这一说法“有点何不食肉糜。”“对台湾经济冲击很大”尽管民进党当局说得轻描淡写，但是岛内普遍认为大陆此举对台湾影响不小。台湾联合新闻网18日称，本次停止执行免征关税的台湾各项产品将恢复5%到20%不等的关税，其中菠萝释迦、莲雾、杨桃、枣、柿子、枇杷等关税将恢复最高的20%，文旦柚恢复12%的关税，鲜槟榔、鲜椰子、菠萝等则是10%。台湾风传媒19日称，近两年来，大陆已连续三波对台采取经济措施。第一批宣布中止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是在2023年12月21日，涉及早收清单中的丙烯等12项石化产品。第二波134项产品涵盖石化、纺织、机械、钢铁及金属等，税率恢复到1%至12%，影响台湾出口金额约98亿美元，如果加上首波中止项目合计近120亿美元，占ECFA早收产品出口金额已近八成。这次第三波农产品涉及34项，也就是说，累计已有180项产品被中止关税减让。文章直言，这对台湾经济冲击很大。大陆第三次中止ECFA有关项目的关税减让 资料图“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发生”联合新闻网19日称，本次停止执行部分台湾农渔产品免征关税政策，不免让人想到大陆去年就台湾地区针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的贸易壁垒调查，其后认定台当局对大陆的贸易限制措施存在不平等贸易壁垒。台湾逢甲大学国贸系教授杨明宪认为，这次取消关税不完全是贸易壁垒调查所致，而是因为两岸都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且台湾确实对大陆采取了不对等制度。台湾产业关联学会名誉理事长、台大农经系前系主任兼所长徐世勋表示，两岸ECFA的十年期限已过，当然应该回归WTO正常的关税体制。台湾致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张弘远认为，这应该是大陆在回应台湾高层所发出的信号，包括赖清德最近一连串针对两岸关系的说法，以及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台北安全对话”发表的相关演讲、民进党当局针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相关论述等。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溢诚表示，此前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几乎都是免税，如今由于民进党持续不断加码“联美抗中”，两岸关系越发紧张。台湾从大陆获得的巨额贸易顺差被民进党当局大肆挥霍，购买美国武器，大陆当然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台北青年王先生表示，大陆从台湾地区输入农产品，并不是因为没有货源，而是希望帮助台湾发展经济。但这些年民进党当局一再破坏两岸经贸往来，大陆停止对部分台湾农产品免征关税，是要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两岸目前不对等开放的经贸关系，“可以预见，台湾农产品失去关税优惠将导致对大陆出口量锐减”。台湾宜兰苏澳刘姓渔民表示，大陆是台湾农渔产品最大的外销市场，如果失去大陆市场，台湾冰鲜白带鱼整体出口产值必然要承受冲击。他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与大陆商谈解决相关事宜。大陆是台湾农渔产品最大的外销市场 资料图

9月20日，据最高人民法院消息，当天，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徐文荣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徐文荣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对徐文荣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徐文荣受审现场 图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消息称，经审理查明，1998年至2023年，被告人徐文荣利用担任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副局长兼国际勘探部总经理，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设备采购、企业经营、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329万余元。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徐文荣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徐文荣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公开简历显示，1961年6月出生的徐文荣，早年一直在中石油工作。2011年6月，50岁的徐文荣离开工作多年的中石油，到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任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其间兼任总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党校校长、管理干部学院院长等职。2016年1月，徐文荣回到中石油，先后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等职。2020年12月，徐文荣离开中石油，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1年1月，徐文荣受国务院国资委聘任，担任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3年2月17日，国资委发布消息称，免去徐文荣的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职务，徐文荣不再担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2023年5月17日，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公布，因年龄原因，徐文荣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2023年6月2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徐文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徐文荣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徐文荣被指存在“官迷心窍、权欲熏心”“为谋求职务晋升结交政治骗子”“靠石油吃石油”等问题。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2018年12月，多家央企曾公布了高管2017年的薪酬情况，当时还在中石油任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的徐文荣就在其中。根据公开的薪酬信息显示，徐文荣2017年在中石油的税前报酬金额为63.01万元，“五险一金”单位缴存部分为16.66万元，此外，加上其在中国远洋海运任职期间的任期激励收入，徐文荣2017年的全部薪酬为91.14万元。延伸阅读曾执掌"营收超三万亿央企"的干部被查 半个多月前出席公开活动营收超三万亿的能源央企，中石油原董事长王宜林退休四年后被查。2月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宜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图为王宜林，其退休四年后被查王宜林今年68岁，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塔山人，石油勘探领域科班出身，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之后长期在石油能源领域工作。他担任过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等职。2015年5月，王宜林成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20年1月，64岁的他卸任退休，退休四年后被查。值得一提的是，王宜林卸任中石油“一把手”后，2020年12月被聘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1年5月被聘为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就在今年2月2日当天，国资委官网发布消息，王宜林不再担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半个多月前出席公开活动半个多月前，王宜林出席公开活动。据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官方及能源行业网站报道，1月11日，三峡集团2024年工作会暨三届六次职代会召开，该集团外部董事王宜林在主会场出席会议。除了担任企业外部董事，在卸任中石油董事长后，王宜林还曾以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接受媒体采访，相关报道不时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图为王宜林，其落马的半个月前还出席公开活动 资料图王宜林在石油能源领域工作近四十年，他生于1956年，1982年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石油地质勘探专业，之后自愿到新疆工作。《人民日报》曾对赴新疆工作的大学生的事迹有过报道。相关报道提到，当时毕业分配志愿表有三个志愿栏，王宜林都填上了新疆。王宜林当时报到的单位是地处新疆的油田勘探设计院，其石油能源领域生涯由此起步，后来他担任了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院长。1998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成立，新疆石油管理局成为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受集团公司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双重领导。在新疆工作期间，王宜林担任过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市）党委书记等职。此前媒体提到，在中国石油勘探开发史上，新疆是一个绕不开的地名。新疆石油管理局曾勘探开发了中国第一个陆上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2003年12月，王宜林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2011年，王宜林转战中海油，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15年回到中石油，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18年，62岁的王宜林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20年1月卸任中石油董事长、党组书记一职。之后他担任了两家企业的外部董事，退休四年后于2024年2月被查。另外，王宜林还有社会职务，曾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理事。执掌中石油近五年从2015年5月至2020年1月，王宜林执掌中石油近五年。中石油官网及相关财报显示，中石油员工总人数超百万，2022年在《财富》杂志全球500家大公司排名中位居第四，当年全年营业收入达3.4万亿元，利润总额达2600多亿元。刚到任时，王宜林面临的局面是“外临低油价，内遭强反腐”。据新华社《经济参考报》2015年报道，所谓强反腐是指，在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中，中石油从高管到中层落马者截至当时已超过50人。图为王宜林，其执掌中石油近五年其中包括曾任中石油董事长的蒋洁敏、曾任总经理的廖永远和曾任纪检组长的王立新等多位核心层领导，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极大影响。此状况下，王宜林的回归是被寄予期待的。在2015年5月，中石油新一届党组领导班子第一次会议上，王宜林毫不避讳地指出：“要深刻吸取周永康、蒋洁敏、廖永远、王永春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教训，肃清恶劣影响。”如今看，他并未汲取之前能源领域落马高官的教训。据《中国基金报》此前报道，王宜林曾表示要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曾说“腐败问题对企业发展的破坏力最大、杀伤力最大”。另据媒体报道，2016年6月，王宜林便因“多次公款吃喝，提供高档酒水和香烟”等问题被中央纪委通报。值得一提的是，王宜林曾回应油价问题。在2017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会议上，时任中石油董事长王宜林会上表示，作为油气产品制造者希望油价高一些，“但低油价也有有利的方面”。能源反腐进行时，三天内两名原董事长被查今年1月初，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在北京召开。相关会议通报指出，2024年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1月30日至2月2日，三天内两名能源领域央企原董事长被查。1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电建原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范集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和江西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官方资料介绍，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建，其是跨国经营的综合性特大型中央企业，是全球清洁低碳能源、水资源与环境建设的引领者。图为范集湘，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范集湘生于1954年，今年70岁，资料显示，他曾任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等职。2014年12月，中国电建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长范集湘的书面辞职报告，范集湘因年龄原因提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辞职9年多后，范集湘被查。范集湘被查后数日，王宜林被查。值得一提的是，不到一个月前，王宜林的老下属徐文荣涉嫌受贿被批捕。今年1月8日，最高检官网发布消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徐文荣涉嫌受贿被批捕，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履历显示，王宜林执掌中石油时，徐文荣任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两人在四年时间中是上下级关系。2023年6月，官方发布消息，中石油原副总经理徐文荣被查。今年1月6日，徐文荣被开除党籍。通报指出，徐文荣官迷心窍、权欲熏心，热衷政治投机，为谋求职务晋升结交政治骗子，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安排亲属在国有参股企业挂名领薪，毫无纪法底线，擅权妄为，靠石油吃石油，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安排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另外，能源反腐持续进行中，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的信息显示，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除了范集湘、王宜林，能源领域还有多名官员被查。比如，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周竹叶，中国能源传媒集团高级专务白俭成，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郭昭华，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原党委书记段彦修，中国石油吉林油田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安全总监尹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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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3名村干部被查 资料图据“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9月18日消息，北京市两区三名村干部被查——‍‍‍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将军关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启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平谷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韩庄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蔡保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平谷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花木村党支部委员陈来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怀柔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延伸阅读北京一村委会主任贪腐 商人：他100句话99句是暗语据“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9月14日披露一起案件——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村的宝苑国际项目，在当年的规划中本应有着宏伟的高楼与熙攘的商户，成为带动村域发展的支柱引擎，而如今的现状却是一片破败与凄凉。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都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陈建生。项目荒废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内情？图为北京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建生陈建生：哪能不后悔，如果坚守住呢，也不会出现这些事。总结起来，还是怨自己吧。陈建生是南苑村土生土长人，早年因建材生意做得不错，而在村里小有名气，作为脑子活、会挣钱、见过世面的“能人”，2006年陈建生回到村里，两年后便担任南苑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第三年就任村委会主任，并成为下一届南苑村党总支书记人选。2006年在市区产业引导政策带动下，南苑村以科研办公名义立项“北京宝苑科技交流中心”项目，建设规模达12.5万平方，一个大体量的集体经济项目呼之欲出。也就在这时，一个名叫薛国刚的商人嗅到了商机，经人介绍，他与陈建生迅速熟络起来。薛国刚：刚开始先认识嘛……不是一到那儿上来就谈事就谈事儿，还是先认识，去了五六回吧，就开始谈合作。然而表面上与陈建生侃侃而谈的薛国刚，实际上并不像他自己所包装出来的那样拥有承接项目的强大实力。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八综合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高歌高歌：薛国刚是做汽配生意起家，挂靠在北京某汽配公司名下。名为公司，实际是个体经营模式。薛国刚的公司就是个空壳公司。陈建生：做衡量的时候呢，其实有几家做了一个对比。就是看他们谁给的最多，选择的他们。双方的合作模式很简单，即由作为南苑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提供项目用地，而合作方组织施工建设与经营管理，然后合作方每年向中恒金苑公司支付租金。2006年薛国刚直接开出明显高于其他意向合作方的年租金报价，并立即支付了第一年租金，就这样仅凭着薛国刚摆出的排面，身兼村党组织书记和中恒金苑公司董事长双重身份的陈建生，没再对其进行任何详尽背景调查，盲目相信了薛国刚的实力。薛国刚：我们签约的时候一小时都不到就写好了，然后请他在东三环吃一顿饭。2008年，宝苑国际项目正式动工，然而工程建设并没有想象中顺利。一方面，陈建生无视教育科研用地性质，随意更改建筑楼高层数、设计结构，为项目埋下隐患。另一方面，薛国刚作为仅靠汽配生意起家，并没有多少房地产项目开发经验与实力的个体户，很快就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陈建生了解这一情况后，非但没有清醒，反而慷慨解囊，将集体资金借给薛国刚，这背后是明码实价的利益交换。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工作人员何雯何雯：2009年的下半年，陈建生向薛国刚表明想买房，薛国刚投其所好，表示手上有一套250平米的房子，并包了该房的全部装修费用，等装修结束陈建生就心安理得的住进去了。有了权钱交易的关系，陈建生便点了头，于是薛国刚轻而易举拿到以村集体名义出借的巨额资金。农村“三资”管理各项制度规定，在陈建生眼里形同虚设，毫无约束。图为商人薛国刚薛国刚：都是他，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件事就办得特别顺，他的手续都是后补的，全部都是后补的。面对项目建设庞大的资金需求，薛国刚先前筹借的资金只是杯水车薪，2010年中恒金苑再次向宝苑国际公司出借了一笔资金，同时还替薛国刚支付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工程款。其实此时，随着交往的深入，陈建生已摸清了薛国刚的底牌，在明知其完全不具备投资实力的情况下，陈建生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止损求变。究其原因，正是由于薛国刚的“懂事听话”和他奉上的200万元巨额贿赂。薛国刚称在陈建生面前没钱就别瞎聊天薛国刚：在他身上永远你会看到一种利益，就是跟利益有关系的东西，只要有这个东西就特好使，来考虑来你拿钱说话没劲就没钱，你得理解要啥呢，你就别瞎聊天。陈建生：自己没有把住好自己的底线就忘记了。不忘初心，这个有这个一时之念的。陈建生所谓的“一时之念”，其实就是他永远向前看的本质。为了不断薛国刚这里得到好处，陈建生挖空心思、花样迭出。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副主任宋海滨宋海滨：陈建生有以现金出借收取高额利息的习惯，在他的暗示下，薛国刚以宝苑国际公司名义向陈建生及其好友借款1000万元，最后按4%的高额月息支付其利息高达800万元。薛国刚：陈建生说100句话99句都是暗语，点到为止，你要听得明白吧，你就在这混，听不明白你就被就被淘汰了，咱们是商人也不是糊涂人。咱就跟公司拿点钱给他送去了，再办事就乐乐呵呵的了。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南苑村多次向薛国刚出借资金，并帮助其支付工程款。陈建生的“放水”致使南苑村的集体企业俨然成了薛国刚的私人金库。除了再次奉上200万元现金给陈建生外，薛国刚将大部分资金都肆意挥霍，而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高歌：2015年10月，薛国刚在陈建生催促下，宝苑国际商户签约仅20%，就大张旗鼓开始营业，营业不到半年，便经营不善，关停。此时，南苑村中恒金苑对宝苑国际所有的出借资金彻底打了水漂。虽然薛国刚不停的进行招商，但因为办理验收手续无法注册工商登记信息，签约的租户陆续开始上访反映问题。同时因宝苑国际项目建设工期过长，外债很多债权人纷纷对宝苑国际进行起诉。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至此，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陈建生、薛国刚两人的关系也走向破裂。南苑村在该项目中的损失除已出借资金外，还包括应收账款利息、欠缴租金、司法划扣、清退租户费用、人员工资等额外负担，这些损失与南苑村在项目初期收到的5年租金相比显得如此悬殊。面对惨重的损失，陈建生非但没有惊恐与悔过，反而看到宝苑国际项目已经没有油水可榨，转向了下一个目标，一次就收取南苑村棚改项目承包方300万元贿赂款，给自己的累累罪行又增添了一笔。2023年10月，陈建生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陈建生：应该说是没有自己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是错误的，自己觉得愧疚。宝苑国际项目背后腐败问题的查办，赢得了群众的信心、信任和信赖。南苑村村民：本来村民们都非常看好陈建生，能带领村民勤劳致富。这些年里他项目没干成，胡作为非。对于纪委的处理结果呢大快人心。南苑村村民：现在罪魁祸首被抓了，问题也正在解决，大家对宝源国际项目又有了新盼头。陈建生案绝非个例，其中暴露出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也触目惊心，作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农村集体“三资”历来是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也是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易发多发地带。图为丰台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张涛张涛：人民群众关心的痛点在哪，正风肃纪反腐的焦点就在哪，我们将不断的督促强化村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基层管理，推动集体经济规范化透明化，坚决惩治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严查严贪疑腐、旋转切口，开展有针对性的整治，推动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干可急的实事。

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河北90后女子王芸（化名）在举报青岛某国企前高管刘某涉及违法犯罪后，收到对方的200万元“补偿款”。之后，她因犯敲诈勒索罪被警方查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其有期徒刑十年。该案一审判决书内容显示，双方之间对于200万元到底是民事赠与还是敲诈勒索，在庭审过程中成为争议焦点。被举报的青岛某国企前高管刘某（受访者提供）9月19日，王芸的母亲纪女士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当初刘某支付的200万元，属于给她女儿的经济补偿，“刘某曾给我们安排工作，还答应和我女儿结婚，但事后又反悔，说可以给我们补偿。”在这起案件背后，还涉及一起国企前高管与女下属之间的婚外恋纠葛。而刘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他已经不上班，处于在家养病状态，在他看来，对方（王芸及其家属）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至于自己与王芸的关系到底如何，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已经查明并作出判决，目前他正在继续寻找证据并申请执行。前国企高管与女员工发生关系后被举报：女子索要200万元赔偿并解决家属工作王芸与刘某的相识，要追溯到2017年。当时，刘某是青岛某国企的法定代表人，其公司国外项目招聘资料员时，员工王某推荐其妹妹王芸来做此工作。该案一审判决书载明，2017年9月，王芸回到青岛项目上看望其母亲时，与刘某在公寓发生性关系。刘某称，第二天，王芸就让其与现任妻子离婚，没有得到同意，双方从2017年至2019年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并因为离婚问题出现过多次冲突和争吵。到了2019年2月，王芸及其家属与刘某协商处理此事，并到了刘某单位，要求刘某支付给王芸看病的费用。刘某称，在协商过程中，王芸曾提出过五点要求，“一是必须离婚，二是赔偿2000万元，三是给王芸和哥哥安排工作，给王芸嫂子购买北京的社保，四是负责王芸看病的费用，五是扇现任妻子100个耳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判决书内容显示，刘某说，这些要求自己做不到，双方不欢而散。而这之后，王芸的家属连续三次到刘某的办公室要求答复，并拦住刘某的车辆不让其外出，刘某的朋友和王芸家属爆发肢体冲突，双方纠纷在派出所协商解决。三个月之后，刘某说，王芸开始分别向哈尔滨铁路局、青岛地铁集团、青岛市建设管理处等部门进行举报，举报刘某所在的公司存在挂靠、监理资料造假、员工使用假身份证等情况，相关部门开始进行核实，导致刘某负责的某监理项目受到影响。为了处理这些事，刘某主动约王芸协商，希望对方不要举报。刘某称，期间王芸提出赔偿600万元，否则就将他们一家送进监狱，刘某回答“做不到”。之后，王芸又多次向刘某的公司和相关部门举报，2024年7月14日，刘某先是给王芸转去了50万元，7月16日，王芸和哥哥王某又找到刘某协商。商谈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刘某赔偿200万元，分三次支付，并解决王芸、王某及其妻子的国企工作问题。刘某分三次给王芸转去50万元、58万元、42万元之后，王芸的“举报”并未停止。两个月后，王芸又开始继续举报，刘某准备材料选择到派出所报案处理。一审法院判决犯敲诈勒索罪女子家属：200万元是对方打来的“补偿款”刘某和王芸及其家属，经历过三次谈判。第一次谈判是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个茶馆，王芸和哥哥王某提出要2000万元赔偿，刘某没有同意。第二次是在河北省某大酒店王芸和王某提出要600万元赔偿，双方没有达成统一意见，第三次是在刘某的公司，王芸和王某提出要200万元赔偿和三份国企工作。该案一审判决书显示，多个证人证言表明，王芸及其家属在谈判过程中曾提出，如果刘某不给钱，就会到刘某的单位和上级部门继续举报，将刘某送进监狱。双方谈判的中间人曾劝告，让王芸家属“要价不要太高，合理赔偿就行”，但在刘某分几次给王芸转去共计200万元后，王芸仍然继续在举报和投诉刘某。记者注意到，2019年12月，在刘某报案过后，王芸和哥哥王某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警方查获。2020年1月22日被逮捕。2022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芸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王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被告人王芸、王某退赔被害人刘某人民币二百万元。检察院起诉书部分内容截图公诉机关指控，2019年2月至11月期间，被告人王芸伙同王某，以举报被害人刘某犯罪相威胁，敲诈勒索被害人刘礼人民币200万元。而关于这200万元到底是“敲诈勒索”还是民事赠予，王芸的母亲纪女士在2024年9月18日告诉记者，她觉得这是刘某给的“经济补偿”。她说，“当初刘某主动找到我和我儿子，求我们劝王芸接受他的经济补偿，后来给完补偿半年后又告我们敲诈。”被举报者回应：因此事已在家休养 正在寻找证据申请执行2024年9月19日，对于该案的相关情况，记者也联系到刘某。他告诉记者，这件事情目前的情况是法院已经判决了，但是被告人却并没有执行法院判决，他正在寻找证据继续追缴这200万元。“我现在没有工作，是在养病状态，因为这件事，他们多次到我们单位投诉和举报，就是说我如果不给钱，就把我单位整完。”刘某称，对于和王芸的关系，可以到法院和公安局进行核查，但是现在他需要继续寻找证据，申请强制执行，追缴之前的欠款。

当地时间21日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发布一份讣告，确认其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在以军20日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的袭击行动中丧生。黎巴嫩真主党确认其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丧生，图为以军袭击现场以色列国防军20日晚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开展了一次“定点袭击”行动。以军出动战机在贝鲁特南郊打死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根据黎巴嫩卫生部数据，以军袭击已造成14人死亡。（总台记者 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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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河北90后女子王芸（化名）在举报青岛某国企前高管刘某涉及违法犯罪后，收到对方的200万元“补偿款”。之后，她因犯敲诈勒索罪被警方查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其有期徒刑十年。该案一审判决书内容显示，双方之间对于200万元到底是民事赠与还是敲诈勒索，在庭审过程中成为争议焦点。被举报的青岛某国企前高管刘某（受访者提供）9月19日，王芸的母亲纪女士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当初刘某支付的200万元，属于给她女儿的经济补偿，“刘某曾给我们安排工作，还答应和我女儿结婚，但事后又反悔，说可以给我们补偿。”在这起案件背后，还涉及一起国企前高管与女下属之间的婚外恋纠葛。而刘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他已经不上班，处于在家养病状态，在他看来，对方（王芸及其家属）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至于自己与王芸的关系到底如何，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已经查明并作出判决，目前他正在继续寻找证据并申请执行。前国企高管与女员工发生关系后被举报：女子索要200万元赔偿并解决家属工作王芸与刘某的相识，要追溯到2017年。当时，刘某是青岛某国企的法定代表人，其公司国外项目招聘资料员时，员工王某推荐其妹妹王芸来做此工作。该案一审判决书载明，2017年9月，王芸回到青岛项目上看望其母亲时，与刘某在公寓发生性关系。刘某称，第二天，王芸就让其与现任妻子离婚，没有得到同意，双方从2017年至2019年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并因为离婚问题出现过多次冲突和争吵。到了2019年2月，王芸及其家属与刘某协商处理此事，并到了刘某单位，要求刘某支付给王芸看病的费用。刘某称，在协商过程中，王芸曾提出过五点要求，“一是必须离婚，二是赔偿2000万元，三是给王芸和哥哥安排工作，给王芸嫂子购买北京的社保，四是负责王芸看病的费用，五是扇现任妻子100个耳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判决书内容显示，刘某说，这些要求自己做不到，双方不欢而散。而这之后，王芸的家属连续三次到刘某的办公室要求答复，并拦住刘某的车辆不让其外出，刘某的朋友和王芸家属爆发肢体冲突，双方纠纷在派出所协商解决。三个月之后，刘某说，王芸开始分别向哈尔滨铁路局、青岛地铁集团、青岛市建设管理处等部门进行举报，举报刘某所在的公司存在挂靠、监理资料造假、员工使用假身份证等情况，相关部门开始进行核实，导致刘某负责的某监理项目受到影响。为了处理这些事，刘某主动约王芸协商，希望对方不要举报。刘某称，期间王芸提出赔偿600万元，否则就将他们一家送进监狱，刘某回答“做不到”。之后，王芸又多次向刘某的公司和相关部门举报，2024年7月14日，刘某先是给王芸转去了50万元，7月16日，王芸和哥哥王某又找到刘某协商。商谈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刘某赔偿200万元，分三次支付，并解决王芸、王某及其妻子的国企工作问题。刘某分三次给王芸转去50万元、58万元、42万元之后，王芸的“举报”并未停止。两个月后，王芸又开始继续举报，刘某准备材料选择到派出所报案处理。一审法院判决犯敲诈勒索罪女子家属：200万元是对方打来的“补偿款”刘某和王芸及其家属，经历过三次谈判。第一次谈判是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个茶馆，王芸和哥哥王某提出要2000万元赔偿，刘某没有同意。第二次是在河北省某大酒店王芸和王某提出要600万元赔偿，双方没有达成统一意见，第三次是在刘某的公司，王芸和王某提出要200万元赔偿和三份国企工作。该案一审判决书显示，多个证人证言表明，王芸及其家属在谈判过程中曾提出，如果刘某不给钱，就会到刘某的单位和上级部门继续举报，将刘某送进监狱。双方谈判的中间人曾劝告，让王芸家属“要价不要太高，合理赔偿就行”，但在刘某分几次给王芸转去共计200万元后，王芸仍然继续在举报和投诉刘某。记者注意到，2019年12月，在刘某报案过后，王芸和哥哥王某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警方查获。2020年1月22日被逮捕。2022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芸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王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被告人王芸、王某退赔被害人刘某人民币二百万元。检察院起诉书部分内容截图公诉机关指控，2019年2月至11月期间，被告人王芸伙同王某，以举报被害人刘某犯罪相威胁，敲诈勒索被害人刘礼人民币200万元。而关于这200万元到底是“敲诈勒索”还是民事赠予，王芸的母亲纪女士在2024年9月18日告诉记者，她觉得这是刘某给的“经济补偿”。她说，“当初刘某主动找到我和我儿子，求我们劝王芸接受他的经济补偿，后来给完补偿半年后又告我们敲诈。”被举报者回应：因此事已在家休养 正在寻找证据申请执行2024年9月19日，对于该案的相关情况，记者也联系到刘某。他告诉记者，这件事情目前的情况是法院已经判决了，但是被告人却并没有执行法院判决，他正在寻找证据继续追缴这200万元。“我现在没有工作，是在养病状态，因为这件事，他们多次到我们单位投诉和举报，就是说我如果不给钱，就把我单位整完。”刘某称，对于和王芸的关系，可以到法院和公安局进行核查，但是现在他需要继续寻找证据，申请强制执行，追缴之前的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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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外界感到震惊的是，在一片争议声中，三只羊公司开启了复播。据九派新闻，9月19日，包括“三只羊网络”“三只羊网络水果生鲜”“三只羊网络美丽生活”在内的多个三只羊公司旗下账号在停播两天后复播，多个三只羊官方授权账号也在正常直播中。从与辛巴的大闸蟹之争到美诚月饼事件，近期的三只羊可谓风波不断，处在漩涡之中。9月19日，上游新闻（报料邮箱:cnshangyou@163.com）记者来到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三只羊（合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园区内一片平静，多位员工表示，公司员工都在正常上班。同日，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已与商务局、公安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核查处理。为进一步了解该公司情况，9月20日，上游新闻记者向三只羊企业邮箱发送了采访提纲，截至发稿未获回复。“这次事件的核心，在于三只羊带货主播是否（存在）误导消费者。”9月20日，康德智库专家、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顾准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如果执法部门介入调查后确认虚假宣传成立，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带货主播和三只羊可能会面临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罚款，甚至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具体来说，如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可能会被处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只羊集团公司大楼。上游新闻记者 齐鑫 摄实探三只羊当外界围绕三只羊的讨论早已不绝于耳时，处于风暴核心的三只羊却显得格外平静。9月19日，上游新闻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高新区的三只羊公司园区，看到公司门口马路上和园区内停放了不少汽车，公司大门旁的停车库内也停放了不少电动车，还有外卖小哥不时进出配送，展现出一种平和有序的氛围。而园区内部，也是一片平静。上游新闻记者看到，有员工在办公楼走廊上抽烟、休息，也有员工在园区内走动，还有员工和车辆不时从大门进出。公司内部有食堂，而公司附近没有餐饮店、便利店，即便中午时分也鲜有员工外出就餐。一间架设有直播灯具的房间内，几台大灯长亮，疑有主播正在直播。天色渐晚，可以明显看到三只羊集团大楼内不少办公室亮起灯光。下午6时30分一过，不少员工陆续从公司大门走出，在路边等待网约车。9月19日晚6时39分，三只羊公司门口下班等待网约车的员工。上游新闻记者 齐鑫 摄上游新闻记者以求职为由上前询问公司情况，多位三只羊员工告诉记者，公司仍在正常办公。“肯定正常上班呀。”“目前在正常上班。”“我现在不是在正常上班吗？”部分员工向记者表示。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员工对于记者的询问表现出明显的警惕：“别问我，我不清楚。”“这个问题不方便回答。”而三只羊的直播电商业务，似乎也并未受到影响。9月20日上午，上游新闻记者以“三只羊网络”为关键词，在抖音平台进行搜索，看到包括“三只羊网络”“三只羊网络水果生鲜”等在内的账号正在进行直播。“疯狂小杨哥”抖音账号显示，自9月7日直播以来，该账号再未开启新直播。灰豚数据显示，近7天，该账号掉粉超146万，近30日掉粉超300万，截至发稿该账号粉丝数1.2亿。“疯狂小杨哥”账号数据。 图片来源/灰豚数据截图小杨哥“栽”在月饼上围绕三只羊和小杨哥的争论，近段时间以来一直霸占着各大平台的热搜榜。事情的起因，源于小杨哥和另一头部主播辛巴之间的大闸蟹之争。8月底，辛巴在直播间带货“蟹太太”蟹卡，却被品牌方告知价格机制被举报，导致无法继续售卖，随后辛巴开始“炮轰”小杨哥。“质检你们没有，售后你们没有，赔偿态度你们没有，担责的态度你们没有，你们什么都没有，就剩炒作了。”辛巴对小杨哥的商业模式也提出质疑，还表示要拿出1亿元，对此前在小杨哥直播间买到使用槽头肉的梅菜扣肉、三无吹风机等问题产品的消费者，替小杨哥进行赔付。而小杨哥在直播中红了眼眶。“兄弟们，骂可以骂我，恳请大家不要去骂我们的同事们。”小杨哥说。对于产品问题，三只羊始终没有进行正面回复。真正将事件推向高潮的，是一块小小的月饼。在网络上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中，大小杨哥在直播间奋力叫卖，称“美诚是很大的牌子，香港美诚”“它是米其林大师调出来的”，而出现在直播间的香港演员曾志伟，仿佛成了月饼的背景板。然而不久就有网友表示，“香港美诚月饼”似乎和“香港”关系不大。据红星新闻，多名代理商和网友表示，美诚月饼在香港没有门店，而月饼的产地信息基本都是广州和佛山。随着事件愈演愈烈，9月17日，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对三只羊在直播中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9月18日，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涉美诚月饼的情况通报：香港美诚食品集团在香港注册有“美诚”“香港美诚月饼”“MEISUN”等核准在月饼商品上的商标，并授权给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使用，生产方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暂未发现存在违法行为。9月19日，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已与商务局、公安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核查处理，坚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判定涉嫌虚假宣传的关键点，主要在于主播是否故意陈述虚伪事实或隐瞒真实情况，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购买产品。”顾准告诉上游新闻记者。“此次事件中，三只羊带货主播涉嫌虚假宣传的关键点，在于宣传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造成了消费者的误解和受欺骗。”9月20日，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向上游新闻记者表示。付建表示，如果经调查认定虚假宣传成立，带货主播和销售方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包括罚款、责令停业整顿等。具体处罚力度会根据虚假宣传的程度和情节轻重而定。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虚假宣传行为一经查实，经营者可能会被处以相应罚款，并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三只羊团队直播带货美诚月饼的画面。直播电商需加强监管事实上，除此次美诚月饼事件之外，直播带货界还有不少问题。此次“炮轰”小杨哥的辛巴，2020年也发生过假燕窝事件。据北京商报，事后主播辛巴道歉，表示召回相关产品，承担退一赔三责任，金额超6000万元；将追究品牌方的法律责任，团队也将进行整改。其他中小主播的售假事件也不罕见。据新京报，今年8月初，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西潞派出所接到王女士报警称，7月25日—27日，王女士先后在某直播间花费3万余元购买名家名画10张，均带有国家认证的鉴定证书，但鉴定均为仿品。经警方侦查发现，嫌疑人在直播带货平台建立账号，通过租赁豪车拍摄视频、PS修图等方式，虚构人设，包装主播身份，后将临摹仿品冒充名家字画，通过直播间进行销售骗取暴利。类似事件层出不穷，在直播电商发展如火如荼的当下，消费者该如何避免“踩雷”，切实保护好个人权利，值得关注。“在直播带货领域，目前已有多部法律法规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利。”顾准告诉上游新闻记者，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基本权利，并要求经营者提供真实、全面的商品信息。此外，电子商务法也针对网络交易的特点，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包括要求其提供清晰的商品信息、保障消费者的退换货权利等。这些法律法规，共同构成了保护消费者直播间购物权益的法律体系。同时，顾准也坦言，头部主播拥有超强的带货能力，而目前行业在监管方面确实存在一些缺陷。“比如，监管力度可能不够严格，导致一些主播在带货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监管手段也可能不够先进，难以有效应对直播带货这种新兴业态带来的挑战。”顾准说。顾准认为，应该加强监管力度，提高对头部主播的监管要求，确保他们在带货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同时也要创新监管手段，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来加强监管，提高监管的效率和准确性。另外，还可以建立更加完善的投诉举报机制，让消费者能够更加方便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上游新闻记者 齐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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