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门与小南拔萝卜配音 -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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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其姐姐疑遭到丈夫砸店、家暴后跳河身亡一事引发关注。死者的弟弟董先生告诉红星新闻，夫妻俩起纠纷的原因是两人均怀疑对方有出轨行为，监控还原夫妻起冲突全程，姐夫砸店，将姐姐按在墙上、扇巴掌……目前他已向公安机关提出尸检。对于妻子跳河自杀，死者丈夫称在意料之外，并否认家暴，认为是打架，“人没了我也很难受”，他表示愿意赔偿女方一家。红星新闻记者从办案民警处了解到，当地警方已介入调查此事。▲图为死者与丈夫的婚纱照家属认为女子自杀与丈夫家暴有关监控还原夫妻俩冲突过程据董先生称，9月12日晚10时左右，他接到姐夫武先生的电话称“你姐姐没了，来见她最后一面吧”。董先生与家人从张家口市连夜赶往天津。后来经过多方了解，董先生认为姐姐自杀与当天被丈夫武先生家暴一事有直接联系。董先生认为，两人起纠纷的原因是均怀疑对方有出轨行为。事发当天晚上，因姐姐未回家，武先生要去找她，两人后来在姐姐开的电子仪器店门口碰面，“刚开始两人正常聊天，后面他就骑着我姐的电动车把店里大门撞开，威胁我姐说实话，继续砸东西，我姐就开始阻拦，后来我姐被打得很惨。”三段监控画面显示，9月12日晚9时13分，武先生走进一家摆满桌椅和电子仪器的店铺内，开始砸东西、掀桌子，扔凳子时砸到了董先生的姐姐，致其摔倒在地。随后，她从地上爬起走向武先生，二人走出监控范围。不一会，武先生将董先生的姐姐按到墙上，后被其一脚踹开，武先生抬手又打了她三下后走开。董先生的姐姐从地上爬起后，吴先生又扇了她一巴掌，随后双方扭打在一起……武先生再次扇了她几巴掌。最后，董先生的姐姐在地上久坐不起，整个店铺已经一片狼藉。▲监控视频显示，武先生将妻子按到墙上当晚9时21分，有听到动静的领居报警。董先生称，警方赶到时，姐姐已经跑出去了，武先生与赶来的警方一起去寻找。董先生姐姐的手机通话记录显示，从21时32分到22时31分，在这近1个小时里，有多次武先生的来电均未接；22时32分，董先生的姐姐给武先生打了一个32秒的电话。董先生称，姐姐微信发了一个在河边的位置信息给姐夫，随后武先生赶到。▲图为通话记录“我听说我姐当时在树下坐着，他要看我姐手机，应该是把手机抢过去的。”董先生称，武先生拿着手机走到他车旁边，看了几分钟，之后折返回去找董先生的姐姐 ，“他（武先生）说后边再去就看到我姐在河里漂着了，他就开始拦车，碰到一辆警车，陆续119、120赶到，将我姐捞上来抢救了一次已经不行了，后面他要求去医院再次抢救。”死者丈夫否认家暴、抢手机：跳河在意料之外，愿意赔偿女方一家面对姐姐的不幸离世，董先生及其家人表示难以接受。姐姐很少向家里人说她和姐夫之间的事情，事发后，董先生翻看她手机相册里的聊天记录才得知，姐姐和姐夫曾提过离婚的事，双方有感情纠纷。董先生称，姐姐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姐夫武先生还外欠债务，而为了这家店，姐姐投资了10万元，把所有的精力时间都投入进去。▲事发第二天，董先生拍下的姐姐店内的照片“我们赶到时，武先生直接下跪，我父母当场崩溃，我摸着我姐姐冷冰冰的手哽咽地说不出话。”据董先生回忆，他当时太伤心没有检查姐姐的伤口，后来觉得姐姐自杀一事有疑点，他认为姐夫的家暴、砸店，令姐姐崩溃，产生了自杀的想法。董先生称，他想要弄清姐姐从打架到投河自尽的全过程，“希望有关部门可以重视这件事，还我姐姐一个公道。”此外，若武先生刑事上不构成犯罪，董先生称，他们会主张民事赔偿100万元，“毕竟我们要去考虑现实因素，我的父母60多岁了，需要一笔赡养费。”9月17日晚，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了武先生，其否认家暴妻子，“我们两口子之间这是第一次打架，以前从来没有过，如果我单方面去攻击她的话，可能属于家暴，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她也打我了，视频当中都有体现。”武先生称，派出所有他受伤的照片，矛盾冲突的原因是感情纠纷。针对董先生所说在树林中抢夺手机一事，武先生称，当时没有发生过激行为，“我是跟她说把手机拿给我看一下，而且她的密码我都不知道，是她自己解开给我的。”在发现妻子跳河后，武先生称，这在他意料之外，“我当时发现她在河里边，我很慌乱地到大马路中间去拦车，去喊救人，我差点被撞，这些监控视频警察那都有，她是我的妻子，也是孩子的妈妈，人没了我也很难受。”对于董先生一家的诉求，武先生称，目前为止，他还负债几十万元，没有经济能力去赔偿100万元。此外，他还有一个8岁的孩子需要抚养。不过，“不赔偿也不可能”，一开始表示可以将老家的一处价值30万元的底商分成三份，这处底商是他父母的财产，“孩子一份，我一份，还有我爱人一份，这份给他们家。”目前，他称可以将整个底商赔偿给董先生一家。董先生表示，他已向公安机关提出尸检，“现在关键的事情是还原真相，这是我第一要紧的事情，赔偿都是后面的事。”至于在树林里发生的事情，董先生称他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不排除姐姐受到了二次精神刺激，“不然我姐已经冷静1个小时，应该能缓和过来，为什么他们在河边待了几分钟，我姐就选择跳河了呢？”9月17日下午，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东新派出所一名办案民警向红星新闻表示，他们已经关注到了此事，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细节，正在调查当中。”至于案件的更多情况，对方表示暂不便透露。红星新闻记者 罗丹妮 受访者供图编辑 张莉 责编 冯玲玲

“全女经济”，可能是最近最火的消费风口。所谓“全女经济”，就是指在服务业行业中，从顾客到服务人员甚至管理人员都由女性组成，且拒绝接待男性的项目。排队现场画面但是在表面的美好下，“全女经济”却时常翻车。就在上周，一家打着“全女”招牌的小饭桌就因为倒闭，成了全网的电子榨菜。打着“全女”招牌的小饭桌成了全网的电子榨菜无独有偶，不久前长沙一家打着“全女”旗号的酒店，也因为“招收免费义工”和员工闹矛盾，成了网友笑柄。而另一家“全女酒吧”的调酒师和老板之间因为薪资等问题掰扯的事情，也成了小红书热帖。一家“全女酒吧”倒闭“全女经济”接二连三地翻车，给人一种“女性消费能力不过如此”的印象。但其实，女性仍然是现在市场上的消费主力军，“她经济”依旧是各大品牌和厂商的兵家必争之地。本应钱景无限，但接连翻车的“全女经济”到底做错了什么？带上“全女”，业绩翻倍？在搜索平台上检索“全女”，会发现“全女业务”的范畴早就超出了你的想象。全女健身房、全女酒吧、全女图书馆...甚至还有全女电工学习班、全女装修队，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所被冠以“全女”的名号。全女电工班培训画面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但其实全女风潮的崛起，是一次需求的发掘。女性最多的需求，就是在一定场合下“不被打扰”。拿健身行业来说，传统健身房一般被认为由男性主导，很多女性都表达过过去锻炼时的“不悦”经历。比如其余男会员的凝视、男教练的动手动脚，甚至健身房的汗臭味也劝退了不少女性。很多女性都表达过过去锻炼时的“不悦”经历而且这种糟糕体验并非空穴来风。2021年美国的一项数据调查显示，有76%的女性在公共场合运动时会因为骚扰而感到不悦。过去的女性健身人群少，需求自然不会得到重视。而如今，女性已经能在健身人群中撑起半边天。根据乐刻健身2022年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光在他们品牌注册的女性会员就占54%，超过了男性。消费人群一多，新需求就会形成新市场。于是，打着“全女教练+学员”的健身场所就此登场，迅速笼络了不少女性健身爱好者的心。美国最大的女性健身房连锁Curves就靠着“女性向”的健身招牌，在全球开设了将近4500家分店，会员人数突破400万。图为美国一家“全女健身房”在北京，对标Curves的女性健身连锁BeauFit也颇具规模，开设了3家门店，而且单店固定会员数高达300+，复购率也很稳定。对标Curves的女性健身连锁BeauFit当然，不被打扰只是一方面，安全才是女性的普遍刚需。2018年，滴滴顺风车曾曝出过多起司机骚扰乘客的恶性事件，此后，滴滴也花了很大工夫整改自己的业务，比如在车内增加报警装置、全程录音摄像。今年7月份，滴滴更是发布了一份调查问卷，在征集的7万多份意见中，“女性可选女司机”选项获得了4.8万票的最多数。滴滴发布了一份调查问卷次月，滴滴就开始在小范围内测这一功能，消息一出，就获得了网上大批女性乘客的支持。除了滴滴，许多打着“女性友好”口号的酒吧，也时刻把“醉酒后无骚扰”的口号挂嘴边宣传。尽管饱受争议，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消费需求，确实在被慢慢挖掘。“全女经济”的蛋糕，越来越大。翻车背后，藏了两个大坑看似美好的“全女经济”，很多人入局后，才发现遍地是坑。不少一直致力于“全女创业”的公司，等到发展途中才发现，自己还要面对人员流动、项目变更这些日常琐事，和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网友吐槽“全女创业”的公司尽管风口火热，但很多人发现“全女经济”并非财富密码。其实在风口掩盖之下，“全女经济”背后藏了两个大坑。第一个大坑，就是情绪价值>专业价值。过分针对某一人群的生意，很容易陷入“过度陷入情绪价值”的坑。而“情绪价值”正是“全女经济”最闪亮的招牌比如女子电工班，会喊出“工具就是工具，不是男人的玩具”的口号；受《黑神话》影响成立的全女游戏工作室，也发誓要“打破男性在游戏行业的垄断！”全女游戏工作室发誓要“打破男性在游戏行业的垄断”前几天爆火的南通全女酒吧，也会打出“瓶瓶安安，尝尝酒酒”等口号，主打安全牌；但是情绪价值到位，不代表专业能力就能打。上个月，北京“她的山”全女徒步俱乐部就因为不够专业而翻车。这个“为了照顾会员体验，没有聘请男向导”且还能“一起探讨女性成长等议题”，的50人团，出发没多久，就被大雨和迷路困在山里，甚至有人回忆自己“差点死掉”。50人团出发没多久就被大雨和迷路困在山里当惊魂未定的消费者返回市区复盘时才发现，作为一个新手团，这次领队四人无一人提前来徒步点进行踩点，而且标注必备的头灯等设备也无人携带。不专业不仅坑人，还有可能成为智商税。有一位女性健身网红就在小红书打假过所谓“女性健身私教工作室”，指出工作室宣传的“一周三练，三个月练出蜜桃臀”等宣传纯属无稽之谈，欺负新人不懂健身。女性健身网红就在小红书打假过所谓“女性健身私教工作室”第二个大坑，就在于现实撑不起理想。很多全女健身房、全女酒吧自开业起，就面临一个大问题：自断一半财路，成本问题严重。虽然细化了赛道，但这份成本问题自然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比如北京的全女健身连锁BeauFit在成立后，一度面临赚不到钱的窘境，还是通过出售饮食、健身器材等周边项目渡过难关。北京的全女健身连锁BeauFit此后，BeauFit就迎来了数波涨价潮，30节课的课包从之前的不到3000元涨价至4480元，已经超过了同行平均线。无奈之下，女性健身仍然被困在“小众精品”的怪圈里出不去。而且，与越来越多的女性健身人群相比，女性健身教练却一直少得可怜。数据统计，在全国注册的健身教练中，女性仅占总数的16%。女性健身画面这样一来，过去打着“全女教练”旗号的BeauFit也不得不进行妥协，在扩张业务范围时招募一批男教练。在实现“真·全女”之前，可能商家先支撑不住了。滴滴的女性专车业务也面临类似问题。据滴滴调查，2021年滴滴的注册司机人数为1300万人，但其中女司机仅有60万。图为滴滴女司机而“女性专车”业务一旦全面开放，女性用户也会面临叫车难等问题，体验提升不会很顺利。看似美好的全女经济，需要的不只是需求升级，还有行业升级。“全女经济”想要爆火，不能只靠噱头翻车案例越来越多，“全女经济”也在逐渐变味。不管是全女游戏工作室散伙、全女酒吧关门，很多人都会把锅甩给“全女”二字。“全女公司”开会画面但其实，不少项目的失败都是源于从业人员不专业、团队不团结等常见的创业大坑。“全女经济”虽然是个风口，但是说到底也还是基于需求诞生的创业方向。和所有创业项目一样，想要在这条赛道上“平稳驾驶”，必须得搞清楚两点。第一点：方向>热情。很多女性创业者做“全女经济”，多半都是基于一腔热血。但不是所有行业都适合“全女经济”发展，选对方向才能事半功倍。女性健身画面就拿体育赛道来说，女性在健身领域的需求日渐增多，但是找到适合女性的运动项目才是重点。今年美团发布数据，3月以来，女子运动订单数量比往年暴增380%。而在其中唱主角的，主要是瑜伽、普拉提、舞蹈等女性占比更高的运动项目。比如，2022年数据统计，主打女性的普拉提项目，数量已经较2019年翻了三倍。而在大部分女子健身房的项目中，普拉提和瑜伽课也是卖的最好的两款课程。尽管女性的健身习惯和理念一直都在进化，但是比起全女力量、举重馆，选择瑜伽、舞蹈和Crossfit等项目，明显更加明智。第二点，则是专业>噱头。其实，有不少“全女经济”能发展壮大，并不靠正确的方向，而是硬核的实力底气。比如上海的全女子拳击馆普琳女子拳击，已经是开业11年的老店了。上海的全女子拳击馆普琳女子拳击这家店的馆长毛毛，不仅是曾经拿到过全国第二的退役运动员，还有WBC组织认证的裁判、教练、医务监督证书，专业程度放眼全国都是首屈一指。和其他女子健身不同的是，普琳女子拳击没有多余的项目，里面有且仅有提供拳击训练，比很多专业拳馆还要硬核，但论口碑和经营稳定性，却不亚于任何一间全女健身房。而且我国的女子拳击、格斗项目本就比较强势，张伟丽、常圆等女将的助威也让这一项目增色不少。除此之外，对于女性向的产品来说，做好体验升级，也比噱头和情绪价值更为重要。比如女性车主占有40%的小米Su7，就是依靠防晒功能拿下了不少女性车主的芳心。小米Su7中女性车主占有40%相比起“对你好”的口号，真正能够满足需求，才是抓住女性用户的核心。无论是男性发起还是女性发起，市面上不少打着“为女性服务”的产品和服务，都少不了暴雷的命运。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女性消费者越来越难“糊弄”了，其实，女性消费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对体验需求的升级。比起高举性别大旗，不如踏实搞好体验。图片来源于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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