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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岁的老人陈有银是陕西黄土地上的一个普通农民。除了1970年应征入伍,至河南开封当了几年兵,他这辈子没有离开过家乡西安蓝田县的土地。当兵时连长描述其老家武汉长江大桥的景象,总在他心头徘徊。往后近五十年里,他日复一日面对着土地和庄稼,那些景象的细节模糊了,只记得那座大桥“有多美”、“有多好”。近两年有高龄战友向他描述外面的世界,说要抓紧时间出门看看,他真是心动了,这辈子还能亲眼检验那种在脑海里扎根的“美”吗?2024年8月8日,趁地里是农闲期,患病三十多年的妻子近期病情也有好转,陈有银带着一件1975年退伍时带回来的军用雨衣,三身换洗衣服,一大瓶水,以及三十多年前亲友见他家条件不好塞给他的千余元钱,从附近小孩那里借来一辆黄色单车,抠掉老年手机的电池,不想麻烦任何人,悄悄离家独自去“圆梦”。这趟数千里的骑行之路,陈有银没有数过日夜。知晓家人焦急寻找他足足一月,他才发现自己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他被家人从武汉接回家时,其实还没有找到连长说的那座武汉长江大桥。他选择让这个念想默默消散:这一路上看到的,已经足够啦。△ 9月7日,陈有银骑车在武汉看长江大桥。硚口警方提供视频监控截图。图源:长江日报走失的76岁老人8月上旬,西安蓝天当地多个救援队发布的一份寻人启事传播开来,称一名76岁老人陈有银于8月8日中午12时从村里骑行一辆黄色共享单车出村走失,一直未归,查监控发现老人于当日中午1时许在当地白鹿广场附近出现,走失时上身穿白底蓝格子衬衫,灰色裤子,脚穿咖色皮鞋。家属寻找未果,已报警。陈有银本人对此浑然不知。在他描述的版本里,8日中午,他照常做了三碗面条,和妻子、孙子一起吃完。然后好好洗了个澡,换上一身干净衣裳,取出自己藏了三十多年的千元积蓄——平常家里的钱都归妻子管,买东西哪怕找了一元钱零钱都会交还给妻子。那天他买了一桶油,找回来的零钱照例放桌上,所以家人都以为他出门时身无分文。出发前,陈有银把老人机的电池抠了。他不想让家人知道,一是怕看他年纪大阻拦,二是怕见他态度坚决,又要麻烦他们出钱出力给自己圆梦。自己骑个共享单车,一路上节约节约,应该也能做到。他也考虑过要不要留张纸条,但想想应该就几天的事,算了。△ 2023年,陈有银领取“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拍照留念,有老战友感叹应多出去看看。当事人供图/图源:长江日报沿着国道问路走,遇见的好人很多陈有银推测,顺着沿江的国道,应该就能到武汉。他一路东出潼关,去了河南三门峡、曾经当过兵的开封、郑州,随后南下武汉。每天骑行50里到100里,前十天还有些累,后面越骑越轻松,饿了就买些馒头、面条,晚上就用军用雨衣铺地,穿衣服睡。途中陈有银看到了与老家黄土地迥然不同的地貌,还有那些他从来没有种过、各式各样的庄稼。以前在开封当兵的时候,路上黄沙飞天,行人嘴都不敢张,如今变成一片绿林,泥路和土包变成了宽敞大道和高楼。他还去找了自己的“老连队”,都焕然一新。留守的战友听说他要骑行去武汉,给他赞助了一套新衣新鞋。路上陈有银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好人挺多。遇到那些陕西老乡开店的,见他独自在外,不肯收他钱,对他像邻居一样亲切。出于安全考虑,他在晚上通常不骑车,推着车走。有回他遇见一名骑摩托的女同志,谁也不认识谁,一直跟在他后头。他后来才意识到对方是开着车灯想给他照亮路。他说对方是名女同志,方向和自己又完全相反,不要再帮自己。接着他发现摩托车走了,警车紧接着来了,那名女同志出于担心报了警。民警了解完他的情况,也在后头打开车灯给他照路,直到他找着落脚点。这一路上,陈有银怕迷路,沿着国道没进过城,直到武汉。△ 陈有银的退伍军人证明书。当事人供图/图源:长江日报出租车里没有人,怎么也能在路上跑啊?在武汉看到的第一座大桥就让陈有银震惊到了,这应该就是连长说的多美、多好的大桥吧。他一层一层地数,一座足足有五层的钢架大桥,十分壮观。可惜人不能上去。这个上午陈有银在附近逛来逛去,还琢磨了好一会这五层分别是干什么用的,如果是方便军人站岗守桥,也不需要盖这么高呀。他的这个猜想被路人否定了,他也随后得知这座桥不是连长所说的那一座。武汉有十二座长江大桥,距离挺远,他得进城慢慢找。陈有银接着又看到了两座桥,只有一层桥道的它们相比第一座就显得有些普通,但晚上开了灯还是很漂亮。他还看到宽广的江面上有一辆大船驶过,有人上上下下,老家的河哪能供这种船开呀。到武汉这两天,陈有银不怎么赶路了,他在大桥周边闲逛,碰到了很多新奇的东西。“别的不说,就是那个出租车吧,我就感觉很奇怪,我想这个车子在路上跑,怎么没有人开哦,和别人一问,人家说这是无人驾驶啊!”陈有银就想,现在发展确实快,自己在的村庄没有什么改变,外面的城市变化竟然这么大。第二天晚上,陈有银在大桥桥头附近的椅子上睡着,但没多久就被路过的洒水车弄醒了。陈有银又走走走,在一片高楼中迷了路。△ 陈有银在老家。图源:白鹿视频“失联”一个月后,大桥没找到,生活回来了9月7日深夜,陈东毅突然接到民警的电话,称找到他父亲陈有银了,人在武汉。陈东毅当即连夜驱车赶往。陈有银压根没想惊动家人。他找不着路,走进途经的派出所。民警见他模样,以为是流浪汉,不让他走,给他做饭,让他休息,要给他买车票回西安。陈有银说自己有钱,不用麻烦。民警不放心,想联系他家人。这一联系才发现,老人原来是蓝田县当地寻找了一月的走失人口。而陈有银才知道自己足足出来了一个月。子女们焦灼万分,不仅自己找,还发动整个村里的青壮年在村里村外找了个遍。△ 9月7日晚11时,陈有银到武汉市硚口区宗关街派出所向民警求助。通讯员武龚萱 摄/图源:长江日报9月8日上午9时多,家人赶到派出所时,虽然什么话都没有说,但陈有银知道他们很生气。他听从他们的安排去理了个发,在宾馆开了间房作短暂休息,然后返回西安。陈有银没有再提武汉长江大桥的事。他感觉很对不起小孩,还听说当时有骗子称知道他下落索要1万元,儿子被骗走的200元也让他感到很可惜。但儿子和女儿心里,气愤平息过后是极大的愧疚。女儿陈女士称,他们从来不知道父亲有这么一个心愿。父亲总是那样的性格,有什么苦都自己挨着,平日本就缺乏沟通,父亲又格外怕麻烦到他们。9月15日,在陕西老家的陈有银收到了一张照片,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将长江日报记者拍摄的“万里长江第一桥”照片洗出来,寄给了他。△ 9月15日,陈有银老人与“大桥”合影。图源:长江日报他说已经没有再出去的念头了,还要顾生活。出门这一次,他不觉得遗憾。潇湘晨报记者 吴陈幸子(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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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余晖据西藏《拉萨日报》消息,近日,拉萨市召开江苏省第十批第十一批援藏干部领队交接工作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书记肖友才,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孝峰出席并讲话。上述信息显示,李孝峰已任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孝峰李孝峰,男,1979年9月出生,今年45岁,中共党员,博士,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开资料显示,李孝峰2007年1月博士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获“四川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之后他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电机与电子工程学院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物理系工作。2012年1月起,李孝峰到了苏州大学任职,曾任苏州大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等职务。他曾承担来自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重大等10余个国家和省部级课题,累计在Nature Energy等光电子信息领域主流期刊发表论文230余篇。2021年,李孝峰任苏州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主持工作),2022年6月任苏州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李孝峰曾任苏州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李孝峰据官网介绍,他主要研究:先进光电探测技术及应用、第三代高效太阳能电池的设计与制备、光电传感与检测。2022年,《中国教育报》曾刊文称,苏州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李孝峰既是学生的学业导师,也是学生的德政导师。如今,李孝峰出任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在拉萨市召开的江苏省第十批第十一批援藏干部领队交接工作会议上,李孝峰说,新一批援藏干部领队要心怀“国之大者”、提高政治站位,要坚持“稳中求进”、开启崭新篇章,要坚守“精神高地”、践行初心使命,要锻造“江苏铁军”、不负组织重托。延伸阅读两名中央委员履新 外交部班子、重庆市迎新任领导成员中秋小长假前一周多时间里(9月9日—17日),两名中央委员、省委原书记同日履新,国务院任免工作人员,外交部班子、重庆市都迎来新任领导成员。陈国庆卸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两名中央委员、省委原书记同日履新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任命韩俊为农业农村部部长,任命景俊海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俊曾任安徽省委书记,景俊海曾任吉林省委书记。两人均是第二十届中央委员。——韩俊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曾任安徽省委书记 资料图据新华社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免去唐仁健的农业农村部部长职务,任命韩俊为农业农村部部长。此前,韩俊已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履新农业农村部之前,韩俊任安徽省委书记。韩俊出生于1963年12月,山东高青人,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2020年11月,韩俊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21年1月当选为吉林省省长。2023年3月,他出任安徽省委书记。韩俊是第二十届中央委员。——景俊海任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据新华社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任命景俊海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景俊海此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此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据新华社6月28日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黄强同志任吉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景俊海同志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景俊海出生于1960年12月,陕西白水人。他曾担任陕西省西安市委常委、西安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2008年1月后任陕西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2018年1月,景俊海任吉林省省长,2020年11月任吉林省委书记,至此番调整。景俊海是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据人社部网站9月12日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舒惠好为财政部部长助理;任命刘金峰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任命何宏平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免去李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免去余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免去王春英(女)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财政部官网近日更新,舒惠好出任党组成员、部长助理。舒惠好,1968年9月生,博士,中共党员。舒惠好长期在财政部工作,曾任财政部会计司副巡视员,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司长等职。9月6日,中科院人事局网站发布消息:根据国务院、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通知,何宏平同志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何宏平,1967年10月生,浙江东阳人,中共党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2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被任命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的刘金峰,长期任职于国家卫健委,担任过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司长、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等职。此次被免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李斌生于1963年3月,山东龙口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李斌2010年任原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司长。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原卫生部与原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李斌改任原国家卫计委财务司司长。2016年12月,李斌调任甘肃省政府,任党组成员,2017年1月任副省长。2018年12月,李斌重返国家卫健委工作,担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的余斌生于1964年7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中国经济时报社常务副社长、常务副总编辑,中国经济时报社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兼任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等职。2022年6月,他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的王春英,已于今年8月出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外交部班子迎来新任领导成员刘彬任外交部部长助理近期,外交部班子迎来新任领导成员,外交部密集人事调整。9月6日,人社部网站发布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其中,任命刘彬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官网“主要官员”栏目显示,刘彬现任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公开简历显示,刘彬,男,汉族,1971年11月生,大学毕业,中共党员。长期在外交部任职的刘彬,曾任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参赞,外交部欧亚司参赞,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驻塔吉克斯坦大使等职。2021年起任外交部欧亚司司长。9月9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官网“现任领导”栏目更新信息显示,原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已经调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公开资料显示,杨涛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等职,2019年出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2021年出任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已由蔡伟接任。9月9日,外交部官网“组织机构”栏目更新信息显示,原任外交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司长的蔡伟已经调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原任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司长的白天已经调任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蔡伟,男,1971年3月生,浙江诸暨人。他曾任中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事馆总领事。白天,男,1971年4月生,陕西西安人。他曾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此外,日前,新任驻德国大使邓洪波抵德履新。驻白俄罗斯大使谢小用离任回国。马震任重庆市领导据重庆日报消息,9月10日上午,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衡华分别前往部分学校,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市领导刘尚进、但彦铮、马震参加。上述消息显示,马震已任重庆市领导。公开资料显示,马震长期在中央编办工作,历任中央编办一司副司长、中央编办一局局长等职,2023年出任中央编办副主任。今年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多次调整。据《重庆日报》8月26日消息,中共中央批准,商奎同志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随后公开报道显示,商奎已任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此前担任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兼)的卢红,已任重庆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7月19日消息,中共中央批准,刘尚进同志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常委。重庆机关党建“工委领导”一栏最新信息显示,刘尚进现任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此前任重庆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的陈新武,已任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国庆卸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据新华社消息,9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其中,免去陈国庆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最高检网站显示,此次调整前,陈国庆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检察官。十四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公开信息显示,陈国庆,男,汉族,1963年10月生,山西和顺人,1991年7月参加工作,198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二处副处长、处长,法律专题研究处处长,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正厅级),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公诉厅厅长,最高检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等职务。2018年6月22日,陈国庆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8200部队士兵处理数据以军总参谋长:“我们还有许多尚未启用的能力”有以色列分析人士表示,以色列认为此次爆炸事件对真主党的精锐拉德万部队造成了“重大伤害”,其大部分领导人丧失了行动能力。此外有报道称,手机、太阳能系统设备、指纹识别器等多种电子设备也在两天内爆炸,造成进一步破坏。真主党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预计将在19日发表全国演讲,这是爆炸事件后,他发表的首次演讲。外界普遍预期,他将在演讲中谴责以色列,并宣布大规模报复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18日访问了以色列北部的部队,并表示,随着战争“新阶段”的开始,以色列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北部战线。他提到真主党可能引发更大冲突,强调以色列需要“考虑所有作战可能性”。当天,以色列将参与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第98师调往北部。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也警告称,“我们还有许多尚未启用的能力……我们已经看到了其中的一些。”他还表示,“每当我们达到某个阶段,我们就准备好强行推进接下来的两个步骤。在每个阶段,真主党都可能付出很高的代价。”据报道,以色列在此次寻呼机和对讲机爆炸行动前已通知美国,但未提供详细内容。报道称,尽管加兰特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17日早上通了电话,但美国直到爆炸消息公开后才确认以色列已实施该行动。从华盛顿飞往开罗的途中,震惊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美外交官们在飞机电视屏幕上观看了新闻播报。▲黎巴嫩人哀悼爆炸事件中的死者以“8200部队”或主导袭击其与摩萨德合作超过1年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大规模“寻呼机袭击”,使以色列军事情报局辖下精锐网络战专门部队8200部队成为关注焦点。一名西方安全机构消息人士称,8200部队不仅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一起策划了9月17日和18日的爆炸袭击,且在行动计划阶段,8200部队负责实验如何将小型爆炸物有效植入通信设备。消息人士透露,8200部队为此次行动已经与摩萨德合作了超过1年。然而,以色列军方拒绝对8200部队的参与发表评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也未对媒体的询问作出回应。公开信息显示,8200部队起源于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成立的早期密码破译和情报部队,专门负责网络战,并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等机构合作。其活动通常高度机密,范围从信号情报到数据挖掘,保护国家网络到渗透其他国家。其成员以极高的智力水平和年轻化闻名,据称是以军高层亲自挑选的精英组成。以色列军方轰炸加沙时使用了一款名为“薰衣草(Lavender)”的人工智能程序,该程序不仅打击目标的错误率极高,轰炸的附带伤害也十分恐怖。有报告称,该程序正是由8200部队开发。此外,8200部队还被认为参与了多次境外网络行动,其中包括2010年通过“震网”病毒破坏伊朗核设施的网络攻击。(红星新闻相关报道:以军事情报局8200部队开发的“薰衣草”或导致加沙大量平民伤亡,其退役人员在美国硅谷受到欢迎)设立空壳公司出售植入爆炸物的“特殊产品”12名听取了袭击情况汇报的以色列现任和前任国防和情报官员表示,这些带有爆炸物的装置是由以色列直接制造并提供给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并称这次行动复杂且耗时。据称,以色列多年前通过设立空壳公司来实施这项计划,成功向真主党出售了数千台从制造阶段便已被植入爆炸物和引爆装置的“特殊产品”。当地时间9月17日,在真主党据点附近,数千台寻呼机同时发生爆炸,导致12人死亡,约2800人受伤。虽然大多数受害者为真主党成员,但也有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爆炸后的寻呼机残骸上贴有金阿波罗公司的标签。专家猜测,可能是在寻呼机运送给真主党的过程中,有人植入了爆炸装置。金阿波罗公司创始人许清光表示,该寻呼机是由匈牙利公司BAC负责制造,金阿波罗仅通过许可协议允许使用其商标。▲爆炸后的寻呼机残片BAC公司否认制造了这些寻呼机,并表示其只是一个中介公司。然而,据知情的情报官员透露,BAC实际上是以色列为制造掩护而设立的空壳公司,真正制造寻呼机的是以色列情报机构。三名情报官员称,以色列为此至少创建了至少3家空壳公司。据称,以色列的目标是向真主党出售特制寻呼机,这些寻呼机电池中含有威力强大的高能炸药PETN。自2022年夏天起,这些设备就已开始少量供应给真主党。以色列于9月17日下达了激活这些寻呼机的命令,并在爆炸前故意发出了看似由真主党高层领导发出的阿拉伯语信息。此外,真主党因担心手机被以色列黑客入侵,自本轮加沙冲突爆发后,越来越依赖寻呼机进行通信,这可能为此次以色列袭击提供了可乘之机。真主党在今年夏天进口了数千台寻呼机,许多设备被分发给真主党及其支持者。18日发生的对讲机爆炸也有蹊跷。对讲机的外观是日本公司ICOM生产的IC-V82型号外观,但ICOM于19日声称,这款型号的销售大约在10年前已经结束,相关电池也已停止生产。ICOM还表示,爆炸的对讲机没有防伪标识,因此无法确认是否为其出厂的产品。红星新闻记者 邓纾怡 综合央视新闻(总台记者 王寅)等编辑 郭庄 责编 冯玲玲

采写/薛瑞艺 黄琪 王子伊 肖汉华编辑/杨宝璐学生参加研学活动7月初的一个中午,刘桦坐地铁途径五道口站时,一群戴着小红帽、身穿蓝色马甲的孩子在两位成年人的吆喝下挤进了车厢。这一行有近20人,领头的是一位手持小旗的中年女子,队尾还缀着个年轻女孩,不少孩子热得满头大汗,干脆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席地而坐。刘桦凑过去一打听才得知,这又是一个来北京的研学团,刚刚“打卡”了清华大学,接下来要去奥体中心看鸟巢和水立方。来京两年,刘桦还没进过清华校园,好奇地追问校园内的情况。年轻女孩这才坦言:“我们没进去,就在门口拍了几张照片。”收费贵、溢价高、质量差……乱象频出的研学游背后,是研学机构为了“降本”增利各出奇招。在无门槛限制、无标准考核的情况下,许多研学课程被制作成了给家长的汇报演出。一位从业多年的机构负责人称,本来,研学游安排得怎么样、课程设计得好不好,孩子的感受才是核心,可“至少现在,孩子们的研学体验,依然取决于‘成年人的良心’。”“特色体验”项目张雪峰可能怎么都想不到,多年前他曾在演讲中说的,体验真正的北京就要去“早上五点天通苑北的第一班地铁”,如今真的成为了北京游学的一个“项目”。这绝非孩子们特意“没苦硬吃”。旅游旺季,有时旅游大巴车不好停车或交通堵塞,一些导游干脆选择带团乘坐公共交通往返景点——这在一些廉价的研学团里,被包装成了“特色体验”的项目。一位前研学导游向深一度介绍,如乘坐北京西郊线,就会被包装成打卡“最美西郊线”景点项目,“花很长时间在排队、坐地铁、到站拍照上。”北京地铁一号线也可以说成“中国首条地铁线路”——这是体验历史项目。据他介绍,市面上正规的地铁体验研学,需要和地铁、电车公司合作,能实地参观驾驶室、体验安检岗位、学习地铁调度规则等。“但如果只列为研学中的一个体验小项目,报这些团的家长不懂,也不会细问。”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团不仅“攻占”了公共交通线路, 也让博物馆和高校成了黄牛高价倒卖预约名额的重灾区,由于票价被搅乱,游学团临时改变收费标准也是常事。有家长告诉深一度,早在今年6月,她就为三年级的儿子报名了暑期研学夏令营,7月开营前却被机构告知要加收500元。负责人告诉她,加价的原因是几个原定的景点预约爆满,机构也需要从黄牛手中高价收票。清华、北大校园是北京研学团必打卡的景点。在清华,每日预约报备上限为3000人。每位师生报备单日上限5人次,单月上限15人次。有同学在清华树洞里吐槽:“黄牛把学生的预约通道给抢完了,家长想来学校都预约不上。”深一度记者通过闲鱼平台了解到,有不少写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线辅导”的帖子,注明“在校学生”,不接“二道贩子”,实则是在售卖预约名额。询问价格后,卖主告诉记者,代约入校的价格在每人180-200元不等。7月24日,北京大学官微发布了《校友预约入校违规情况通报》,引发全网热议。一支名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课”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通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共139个入校名额,每名学员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王红薇参加研学时吃的盒饭货不对板不少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反映,给孩子报名的研学团以暑期游客多、难以协调等原因临时降低了食宿配置,实际体验与宣传“货不对板”。暑假期间,深圳的郑秋为自己和女儿精挑细选了10-12人的新疆精品研学小团,8天7晚8599元还不包括来回机票和餐食。一趟行程下来,两人总共花费3万多,体验感却让郑秋大失所望。出发前,郑秋就发现团里比原定多了3位成员,经过协商,工作人员承诺给予郑秋800元的赔偿和额外的无人机拍摄服务。晚上入住酒店时,郑秋和女儿所住的房间有明显的刺鼻气味,像是刚装修过,女儿的鼻炎还因此复发。后来换到一间味道稍淡的房间,他们依然不得不开着窗睡觉。报团前,该研学项目声称会给孩子科普新疆S21沙漠公路、克拉玛依采石油等地理知识,但在旅行中,郑秋和女儿一路上都没听到过讲解。到了五彩滩展览馆,带队老师甚至让他们自行进馆参观,自己则在馆外等待。直到一次闲聊时,郑秋才无意中得知,自己想象中“研学团”配备的专业老师,其实是当地旅行社派来的外包导游。此次新疆研学结束后,产品经理承诺的无人机拍摄始终没有兑现,连800元的赔偿也是郑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维权帖子后才收到。“如果是这样,我直接报旅行社就行了,比他们还便宜一半。”从新疆回来后,郑秋当即决定,取消原本已经报名的江苏研学团。初二学生王红薇原以为学校统一组织的年级研学更有保障,没想到刚出发,她就忍不住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吐槽。6月中旬期末考前,王红薇的班主任就宣传了这次苏大研学游。当时她向班里同学介绍,此次研学活动由专业研学机构承办,会带他们提前感受大学生活。班主任将报名表格共享在班群里后,家长、学生和老师都能看到谁在填写。王红薇和妈妈观望一阵后,发现班上同学几乎都报名了,于是也赶紧报了名。王红薇的学校将班级按成绩划分为三个层次,普通班、南通班和实验班。老师建议南通班和实验班所有学生都去,普通班学生自愿前往。说是“建议”,但王红薇发现,自己班里只有两位同学没去,还被班主任私下谈话。12天11晚的苏州大学之行,收费3600元,老师要求学生带着课本和练习册。“说是研学,不如说是换一个地方上课。”在苏州大学,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半,王红薇几乎全天都在上课,听自己的任课老师讲课堂知识。上课中穿插了4次两小时的讲座,由苏大教授分享苏州园林、历史、心理等常见的话题,讲座耽误的课时却还要在晚自习补齐。学生的一日三餐是盒饭。下晚自习后,老师才会将手机短暂发还给学生,学生得赶紧回寝室用手机扫码洗澡,9点50分又要统一上交手机。12天里,唯一一次的出游是某天下午游览苏州博物馆和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当天行程安排非常紧张,也没有配备导游讲解,想要听讲解的学生需自费租讲解器。王红薇和同学们在这两处景点走了个过场,最后以一张班级合影结束了游览活动。在苏大阳澄湖校区里的12天,她和同学只熟悉从教室到寝室这条路,“其他地方都没时间去。”省下来的钱学员参团体验差,很多时候是研学机构压缩成本的结果。一位资深的游学项目开发人向深一度介绍,目前研学由两类项目组成。第一类是狭义上的研学,属于教育产品的范畴。这种研学的消费者是学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参加。根据各地教育局的要求,此类活动本身就有价格上限。承接项目的研学机构想要盈利,降本是必然的选择。今年3月份,孙莹莹入职西安一家资质不错的研学公司,公司主营业务就是承接学校的研学活动。 孙莹莹透露,各地教育局对于研学收费都有一定限制。以西安市内不含餐食的一日游为例,收费标准不能超过200元,因此公司给学校的报价大都在190元上下。但实际执行时,为了盈利,每个学生研学活动的成本会被公司一再压缩,“绝对不超80元”。确定研学项目时,研学公司首先会与景区协商团购价,每位学生的收费可谈到50元以下,有些还会附赠体验项目。绘画等手工项目最常见,景区会提供场地和指导老师,但彩笔、纸张等耗材需要研学机构自备。入职一个月后,孙莹莹作为随队老师第一次跟团,拿到公司准备好的彩笔现场分发时才发现,这些笔看不到生产厂家和日期,打开后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味道,每个学生只能分到一根。原本的“扇子彩绘”项目变成了单色作画,学生们提不起兴趣,项目最终草草结束。但这些实则成本极低的项目,却会成为公司提高报价、向学校和家长宣传的筹码。另一大部分可缩减的支出在人力上。机构会为每个班级配备一名辅导员,这些辅导员并非机构员工,而是来自长期合作的外包机构。在孙莹莹眼里,他们的素质参差不齐。一次去兵马俑的研学活动上,她曾向直属领导反馈过部分辅导员态度差、有粗俗用语的情况,领导却劝她体谅。“可能领导心里知道,他雇人付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的质量。”报价清单中,机构会向每个学生收取15到20元的讲解费,但实际配备多少讲解员要看校方。今年5月,孙莹莹带着一个年级的研学队伍前往西安市周边景区,这所学校对于研学的要求相对严格,强调要为每个班级都配备一名讲解员。到了景点,孙莹莹却发现这些导游讲解时举着手机,对照百度百科念词,遇到学生提问就假装没听见。对于这样的情况,比孙莹莹入职久的同事觉得理所当然:“不到200块一个人,还想要什么体验呢?”第二类是市面上常见的假期研学营、精品研学小团,属于旅游产品。更准确地来说,应当称之为“游学”,或“研学游”。网传研学游的毛利率高达50%,但一年前,从一家研学机构离职后,马嘉禾自己开办了一家研学工作室,才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研学游虽然毛利率高,但和普通旅游一样,渠道商拿走了利润的大头。在不刻意压低成本、违规操作的情况下,他作为执行方,最多能拿到百分之十几。与普通跟团游相比,研学游还有天然的缺陷——它的直接服务对象大都是未成年人,几乎没有消费能力。马嘉禾告诉深一度,由成人组成的旅游团可以推许多自费项目,如进店消费、骑马拍照等。但研学团却没有这样的消费能力。没有了隐形收费的空间,不少研学游团队也会选择通过压低成本来提高利润。在旅游行业深耕9年,王禹如今经营着一家从旅行社转型的研学机构。他给深一度算了笔账:研学游想要压低成本,吃、住、带队老师工资都是可砍的大头,“研学机构愿意投入多少成本,很多时候全凭良心。”以北京五日游、20人的研学团为例,往返交通、景区门票成本的可操作空间不大。在住宿上,如果住在离天安门仅15分钟车程的大成路,选择体验更好的四钻酒店,旺季一晚人均就要600元。想要压低成本的研学团则会选择住在良乡等地,旺季一晚只需200元,如果再克扣些,住在河北等地的营地里,成本可以压到更低。而在饮食方面,50元的餐标缩减到30元也能吃饱,一日三餐至少省下近50元。砍完吃住两部分,第三就轮到师生比例。一名生活老师跟团5天,算上交通食宿和劳务费,成本至少要4000元。负责任的研学团一般每6到8名学生就会配备一位老师,但为了降低成本,不少研学团甚至每20个孩子才配备一位老师。这样压低成本之后,一个20人的北京五日研学团,机构起码可以多赚上万元。随之而来的自然是研学体验的下降。住宿地点偏僻意味着交通不便,要花更多时间在路上奔波。想去天安门看升旗,住在良乡要比住在大成路早起一个半小时,孩子们早餐只能用鸡蛋牛奶垫肚子;带队老师少了,管理难度增加,就要压缩孩子们自由参观和游览的时间。原本去故宫参观3小时,实际上只参观了1小时。“剩下的两个小时干嘛?就是不停地点人数、整队。”对于研学游产品而言,真正决定产品盈利上限的是研学项目和讲师水平的专业度。课程想要卖出高价,研学机构会在研学项目和师资力量上做文章。低端研学团进入故宫后,会蹭免费讲解或者只拍照打卡、走马观花,但精品团会提前报名故宫的官方课,单这一项,每人就要增收500到800元的课程费。王禹曾组织过北京到成都的暑期大熊猫夏令营,如果只是让团员“看一眼”,基地30元的门票就是这一项目的成本。但想要近距离接触体验,得花800元购买每天只开放200个的国际义工志愿者名额。如果能请到一位有专业背景的老师做主讲,如相关学科博士毕业、有讲解证书、在学校、博物馆等地挂职,一天2000元的课时费是保底,研学活动的收费也可以跟着水涨船高。但有一部分研学机构,会在宣传中提到“金牌讲师”这样模糊的字眼,其实请来的讲师不过是资历不满三年、甚至刚拿到导游证的导游,一天只要200到500元不等。孙莹莹在研学机构时带学生参加研学活动究竟谁是主角?第一次带研学,孙莹莹把学生们带到景区门口,负责对接的学校老师却迟迟没到。没有学校老师提供的签字盖章,他们无法带队进入景区,整个年级的孩子在太阳下暴晒。孙莹莹有些着急,连着给对接老师打了几个电话催促。事后,领导反而打来电话把她训了一顿。“你要知道我们伺候的是老师,不是学生。宁愿让学生等半小时,不要让老师不开心。”这句话孙莹莹到现在都记得,她觉得荒唐极了。为了让老师们满意,机构会给学校的随队老师准备礼物并提供单独的餐食。当学生席地而坐,吃着自己带的面包和水果时,学校的随队老师基本上都会被请去吃桌餐。带过这么多学校的研学活动,孙莹莹只遇到过一个学校的老师们主动要求和学生一起用餐。有些老师还会提出想看景区的付费演出,公司也会立即差人协调、满足要求。对于研学公司而言,这些“人情”开销都是成本的一部分,用在打点关系上的多了,花在学生身上的就会相应减少。完成一次研学后,老师和校领导的满意度决定了能否继续合作,相比之下,学生的体验并不重要。带研学团,孙莹莹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拍摄照片和视频,制作宣传推送。有一次研学项目执行得非常潦草,孙莹莹原本担心家长和学校不满,但负责老师对孙莹莹说,学校对这次研学十分满意。“因为照片是完美的,视频是好看的,现场执行的一些细节就无关紧要了。“由于研学游的教育学习效果很难量化,越来越多的项目也会选择把原本花在请好老师、好讲解上的钱,挪去请摄影师或者运营外包,在旅途中为孩子们拍摄精美的照片视频,制作vlog、美篇和电子相册。据王禹透露,这两年研学游市场的头部机构,即年营收在一个亿以上公司,许多都会增加旅拍作为卖点,五天的全程旅拍服务,光请摄影师就要花费8000到1万元。“大多数小孩和同龄人一起出远门就很高兴,机构只要能和家长交差就行。” 观察当下的研学市场,王禹发现许多家长对于研学游没有概念,有些甚至只是为了让孩子“有事可做”。至于孩子的游学体验如何,他们并不深究。今年五月底,带完春季学期最后一批研学团,孙莹莹离职了。她无法认同一个以教育为核心目的的产品,却如此漠视学生的感受。王禹的公司研发的研学项目‍‍缺失的标准研学游的热度,吸引了不少人想要进来分一杯羹,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明高暗低”。根据《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申请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应当取得企业法人资格证,并且注册资本不少于30万 元。机构想要做研学游业务,必须取得旅行社的资质才可以带团,还需要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挂靠的导游等条件,起步资金至少80万打底。但在实际操作中,机构却能靠“包桌”的方式借用资质。一年给旅行社交几千块钱,承包一张办公桌,就能借用它的资质承接旅游业务,开发自己的游学项目。由于市场缺乏统一的标准,监管就显得乏力,部分没有旅行社资质的研学团活跃在监管的真空地带。在小红书,王禹经常刷到有家长以研学游“游而不学”“货不对板”为理由,要投诉研学机构,却四处碰壁。如果做研学游的机构没有旅行社资质,和家长签署的相关合同也就不会生效。“他们不是旅行社,文旅局就拿这些机构没有办法,你最多只能向市场监管局投诉他们超范围经营。家长不懂,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找谁。”除了市场缺乏统一标准,带团老师良莠不齐也是当下研学市场的顽疾。马嘉禾说,目前研学游带团老师资质的底线要求是必须有导游证。可在游学团当带团老师需要照看孩子更累,收入却不会因此增加。反而由于参团的都是小孩,导游没法加可以提成的收费项目,拿到手的都是“死工资”,收入还比平常的成人旅行团低。因此,真正经验丰富的优秀导游反而不愿意来带游学团。一位在旅游行业工作20多年的导游告诉深一度,目前愿意给研学团当带队老师的大多学历偏低,业务能力有限,知识储备也不足。真正的好老师们带高中历地科目,一天的课时费也很可观,出去带队研学,同样的收入,还要承受风吹日晒,“犯不着受这个罪”。今年4月,现居深圳的杨越正待业在家找工作,偶然在兼职群里看到了一则招募研学辅导员的消息,招募方自称是一家教育集团,与旅行社有合作。抱着尝试新行业的想法,杨越报了名。报名当晚11点,负责人给几名“临时工”拉了群,要求第二天早上到学校附近集合。辅导员的工资是120元每天,45岁以下都可以报名,杨越的任务就是帮带队老师看好孩子,不要出现安全问题。上岗前,机构没有任何培训,只提醒杨越等人不要向其他老师透露自己的兼职身份。正因如此,直到带完这批研学团,杨越才得知当天和自己搭班的所谓“带队班主任”,也是教育集团招募的临时兼职:“他们一天的工资是220元,筛选条件比辅导员稍高一点。要年轻,看起来像个老师。”研学课程难以得到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也是影响研学市场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研学教育领域,团队花心思开发的精品研学项目往往很难整理成标准化、可备案的内容。一套研学游课程,前期要花大量时间沟通资源、测评、现场调研。可项目一旦推出,其他研学机构就会立马跟风推出相同的课程体系,这对于愿意开发原创研学课程的机构是个不小的打击。王禹告诉记者,他的研学机构做过上百套课程,最终,能够获得备案的也只有三四套。降本、增效和提升服务质量,是“不可能三角”,但为了在激烈且无序的竞争中活下来,绝大多数研学机构,只能选择砍掉“提升服务质量”这一角,把“研学游”简化成流水线式的“跟团游”。马嘉禾之前就职研学机构,在他六年前刚入职时还雇着十几位全职研学讲师。后来因为疫情和行业竞争,“成本太高,养不住人”,到他离职时已经全部裁撤,改成从其他教育集团找临时外包,或者干脆在景区找讲解员顶上。后来他自己创业,组织的都是成本较低的市内研学游,目前正在尝试拓展成本更高的跨省研学游业务。他也说不好未来“万一不赚钱,又没人盯着”,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采访对象均使用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1998年出生的陈思原在江西老家经营餐饮生意,后因亏损负债八十余万元。2019年他来上海打工,之后全职配送外卖,3年间挣了102万元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短视频称,此前因“3年挣102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陈思发生车祸入院。9月18日下午,陈思通过其社交账号回应称,9月17日与小车剐蹭,现腿部骨折。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流出的陈思入院治疗照片 来源:澎湃新闻(下同)陈思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诊断书据其贴出的诊断书显示,影像学表现为“右侧股骨中段骨质断裂,断端错位,膝关节在位。周围软组织未见明显异常。”诊断为“右侧股骨中段骨折”。当日,陈思身边人士通过陈思微信向澎湃新闻记者确认以上社交媒体内容,并表示陈思目前需要休息静养。专家谈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并不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台有一定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数据的角度,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是可行的,已得到平台的数据佐证。陈思超常规的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同构成了他的收入。“都说能者多劳,他是强者多劳,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张志安强调,陈思是极端案例,首先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极端案例或超常规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要向陈思的勤劳致敬,同时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张志安说,现在他年轻体力好,但外卖行业中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个隐患,从中长期说,会出现身体隐患和健康隐患。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张志安同时表示,不能简单对技术和资本做批判,数字劳动本身具有正向功能。我国劳动力人口巨大,就业压力大,恰恰是数字劳动给许多人提供了过度职业,提供了劳动职业的补充,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人白天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或还贷,晚上做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员,这恰恰成为一个补充劳动形式,对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失业人群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度性职业,这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张志安看来,数字劳动非常重要,这其中涉及到平台、劳动者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三维之间的关系,公共的利益主体还包括工会以及平台的监管方等多个部门。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建立相应的研究机制。对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极端案例由何驱动,要对高频案例持续研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正向价值。本文综合自:澎湃新闻微信编辑:泰妮校对:佳思敏延伸阅读上海外卖小哥3年挣了102万:小学没毕业 买了2套房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他打算再次创业。小学未毕业,二十多岁创业失败,负债来到上海,摸爬滚打3年,陈思逆袭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近日,上海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也有人为他敢于拼搏的精神点赞,还有人说他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图为外卖小哥陈思,其3年挣了102万元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陈逸欣 图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了26岁的陈思,因为忙着跑单,他比约定时间晚到了10多分钟。1998年出生的陈思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成,他话不算多,刚坐下没聊几句,就向记者出示了身份证。记者注意到,陈思的双手黝黑浮肿,手上有伤痕和冻疮。“冻的,还有摔的,摔了就拍拍灰起来再跑。”他的口吻很轻描淡写。陈思展示手上的伤痕和冻疮陈思是江西抚州人,之前在老家开饭店,为此向银行贷款80万元。据他所说,饭店开了5个月后亏损严重,只得放弃。背负着贷款,陈思决定来上海闯闯看,“当时满脑子就想着挣钱还债,迈出这一步去闯,不会比现在更差,只会更好。”2019年陈思刚来上海时,在饭店当厨师,月薪13000元。厨师干了快一年的时候,他发觉送外卖好像赚得更多,便也想尝试一下。于是,2020年,他加入了众包骑手的队伍,主业做厨师,副业送外卖,“那时比现在还辛苦,一天大概就睡3个小时。”后来,陈思索性辞掉了厨师的工作,专职送外卖,主要在静安寺、中山公园、徐家汇商圈跑单。“这三年多,我赚了102万元。”陈思拿出手机展示了自己近期的收入,2023年8月,他在某外卖平台的收入达4万多元,同年9月收入25470元,10月收入19497元,11月收入25786元。2024年1月,截至记者采访当天,他的收入为9897元。外卖小哥陈思曾同时在两家平台送外卖“有几个月,我还同时在饿了么跑,到手的钱应该不止这些。”陈思说,有的收入记录因为时间太久,无法显示。他不怕热,夏天赚的更多。现在天冷了,单量没有之前跑的多了。澎湃新闻记者从相关业内人士处获悉,陈思此前确实多次成为平台众包骑手中的月度“单王”,三年赚了102万元也得到确认。如今,陈思已经还清了开饭店所贷的80万元,因为在老家买房,还背着10万元房贷。在与记者的对话中,他屡次提到“挣钱”二字。陈思坦言,自己把赚钱放在第一位,但也希望大家不要模仿他这样的工作强度,量力而行。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与陈思的对话。【对话陈思】澎湃新闻:去年8月,你一个月收入4万元,是怎么跑出来的?陈思:我觉得这个行业是能赚钱的,送外卖主要靠勤快肯干,同时还要对路熟悉,就是熟能生巧,比如从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有的骑手要绕一圈,而我只需要一分钟就可以到隔壁小区了,因为路熟,可以抄小道。去年8月天气热,单子相对多,我不怕热,就一直接单。我希望接一楼的订单,爬楼等电梯浪费时间。还有我会规划路线,我出去跑一圈,最多能带12单,一路上一定要规划,先去哪个商家,哪个商家出餐慢,就去下一家等。有的小哥看到我也会问,赚那么多,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想说,不用问,跑就完了。其实我也不算赚得最多的,在上海比我厉害的外卖员也有。澎湃新闻:你一天要工作多久?送单超时过吗?出过事故吗?陈思:刚做的时候一天干18个小时,一个月就休息一天。后来平台出了规定,限制了我们接单时间,一天只允许工作12小时,我就马上到另一家平台注册骑手,就是多个平台接单。现在我做六休一,休完一天就继续干。我基本没有超时过,合理安排可以准时送达。路上也摔过,都数不清楚伤口了。但摔一跤起来,拍拍身上的灰没啥问题,生活需要继续往前冲。澎湃新闻:你觉得苦吗?这样的强度,身体吃得消吗?陈思:说实话没感觉,麻木了,老是躺着休息人会没有精神,起来跑跑挺好的。我也没什么其他的爱好,硬要算一个,挣钱算一个爱好吧。其实我这样的强度,也不值得大家模仿,还是要量力而行。我6岁的时候被送到了寺庙里待了7年,学了一些强身健体的功夫,也吃过苦,和我跑单时的辛苦是差不多的。也是小时候的那段经历,培养了我的意志力。澎湃新闻:现在贷款还完了吗?陈思:开饭店的80万元贷款我还清了,我在老家买了两套房子,现在在还第二套房子的贷款,还剩10万元没有还清。澎湃新闻:你是靠自己在老家买的两套房吗?你现在的收入在老家算什么水平?陈思:是的,我父母是农村的,我都靠自己,我现在的收入在老家也算不上特别好,两套房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元吧,我还是要继续挣钱。澎湃新闻:你在市中心跑单,看到和自己同龄的年轻人在玩乐购物时,会羡慕吗?陈思:会羡慕,但是他们也会羡慕我,羡慕我靠自己双手双脚挣钱。澎湃新闻:你为什么会想到在社交平台上拍视频?现在是想换赛道走互联网营销吗?甚至有人说你想出名当网红,你怎么看?陈思:我不想当网红,拍视频的是我的朋友阿侠,他也是外卖员,他想把我的经历记录一下,我想把我跑外卖的经验和技巧传授给一样跑外卖的兄弟们,我刚跑的时候也没人教我,我是自己去试,刚开始我不贪心,不会多接单子,尽量保证不超时。澎湃新闻:你会一直跑外卖跑下去吗?以后有什么打算?陈思: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我打算再次创业,还是做餐饮,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来,如果失败了,大不了就重新回来跑外卖,人生就这么一次,干就完了。还有我想在两三年内结婚,在我老家,结婚彩礼加上办一场婚礼,要花的钱不少,我想要靠自己过上理想的生活。专家谈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并不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台有一定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数据的角度,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是可行的,已得到平台的数据佐证。陈思超常规的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同构成了他的收入。“都说能者多劳,他是强者多劳,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张志安强调,陈思是极端案例,首先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极端案例或超常规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要向陈思的勤劳致敬,同时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张志安说,现在他年轻体力好,但外卖行业中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个隐患,从中长期说,会出现身体隐患和健康隐患。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张志安同时表示,不能简单对技术和资本做批判,数字劳动本身具有正向功能。我国劳动力人口巨大,就业压力大,恰恰是数字劳动给许多人提供了过度职业,提供了劳动职业的补充,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人白天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或还贷,晚上做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员,这恰恰成为一个补充劳动形式,对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失业人群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性职业,这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张志安看来,数字劳动非常重要,这其中涉及到平台、劳动者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三维之间的关系,公共的利益主体还包括工会以及平台的监管方等多个部门。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建立相应的研究机制。对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极端案例由何驱动,要对高频案例持续研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正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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