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丽水9月16日电(周健 舒旭影 张俊英)一笔一划书写，一字一句传情，思念和祝福从笔端流淌在素雅的信纸上，变成一封封家书。连日来，在中秋节来临之际，侨乡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的不少“侨留守儿童”参与“亲情家书传真情”活动，倾诉对家人的思念与祝福。

　　课堂上，孩子们纷纷执笔书写，将学习与生活点滴凝聚于信纸之上，字里行间满是对在异国他乡父母的深切思念。老师们随后收集每一份家书，拍照后通过手机即时“寄送”至父母手中，并鼓励家长及时回复。

　　“这是我第三次给妈妈写信，我希望她能早日回国，和我一起吃月饼、过中秋。”学生王欣悦的父母长期在意大利打拼，她自两岁回国后，已经八年没见过父母了，期望能早日和父母团聚。

　　“中秋节快到了，我想告诉爸爸妈妈自己怎么过中秋，也想问问他们在国外怎么过节。”学生吴俊哲也分享了自己多年写信的 经历，他从二年级就开始写家书，父母每次的回信都让他感受到了满满的爱意，成为他前进的动力。

　　据悉，“亲情家书传真情”活动由浙江省妇联、妇女儿童基金会推出，青田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鹤城西路校区是上述活动的参与学校之一。该校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是“侨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国外工作。近十年来，学校已寄出数万份家书，不仅加深了亲子之间的情感联系，也促进了家校之间的有效沟通。

　　“每次收到女儿的信都非常开心和激动，为孩子的成长感到骄傲。”远在意大利的家长王慧表示，家书这种形式让她感受到了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感受，也让她更加珍惜与孩子之间的每一次交流。

　　青田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鹤城西路校区政教处副主任陈尚军介绍道，未来学校将继续深化“亲情家书”活动，推出更多富有创意和时代特色的互动方式，进一步促进家校社共育的深入发展。同时，学校还将建立更加完善的“亲情家书馆”，珍藏每一份珍贵的家书和家长回信，为孩子们留下一段段美好的回忆。(完)

张佳琪（记者 叶刚俐）09月19日,极目新闻记者 陈勇通讯员 汪莎28年前的一天下午，湖北省孝感应城市杨河镇发生一起命案，村民阿伟（化名）的母亲与汪三因农田灌溉放水问题产生纠纷，阿伟持刀将汪三捅伤致死。事发后，阿伟四处躲藏，最终以“魏某明”的名字上了户口，洗白了身份成了家。最终带着妻子在山西长治安了家，事业有成，开了自己的公司……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应城警方从未放弃对阿伟的追捕，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在28年后锁定了阿伟藏身的位置。9月12日，极目新闻记者从应城警方获悉，潜逃28年的阿伟已于近日被抓获。阿伟潜逃28年终落网积年矛盾酿下惨案1996年5月1日下午，应城市杨河镇杨巷村村干部到杨河派出所报警，称该村发生一起杀人案件，村民阿伟持刀将同村村民汪三捅伤，现伤者在医院抢救，阿伟潜逃。接报后，应城市公安局杨河派出所民警立即向市局刑侦大队汇报，并开展调查工作。当日24时许，汪三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民警调查得知，两家多年前就有矛盾——阿伟家的牲畜吃了汪三家的庄稼，两家为此打过架，当时阿伟的爷爷被汪三打破头部，后该事件以杨河镇法庭出面调解、汪三家赔偿医药费结束。案发当日下午3时许，阿伟的母亲独自一人到自家责任田放水，恰逢汪三（时年28岁）和妻子也在放水。阿伟母亲将水引到自家田里，汪三认为她是故意切断自己的水，遂与其发生口角，并用扁担将她头部打伤。阿伟的母亲回家后心里不忿，来到汪三家门前讨要说法。她17岁的儿子阿伟得知后，从家里拿了一把长约30厘米的匕首别在腰间，又拿了把镰刀赶到现场扬言要杀汪三，阿伟的舅舅也提着铁锹赶到，两人踹开汪三家的房门砸坏其家中热水瓶，一起大声辱骂。期间，陆续有数名村民赶来现场劝解甥舅俩。此时，躲在后院的汪三见事情不能善了，遂回到堂屋拿铁锹，与甥舅俩对打。混乱中，阿伟从腰间抽出匕首刺向汪三左胸，汪三抢过匕首反刺，两人都不同程度受伤，直至被村民拉开。阿伟发现自己手掌被刺伤，于是回了家包扎。不久后听人说汪三倒地不起，让他快跑，他就裹了一条白毛巾在手上迅速逃出了家门。汪三后被送医抢救，直至伤重身亡。潜逃28年终难逃法网犯罪嫌疑人潜逃后，应城警方开展了全面调查与追踪。一方面，警方与阿伟家人沟通，一旦有联系，希望能劝其投案自首。另一方面，根据阿伟的逃离轨迹，警方分析了他可能藏匿的方向，并第一时间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然而，苦于当时技术手段和侦查条件有限，案件侦办陷入僵局。“我从一上班就在抓捕阿伟，案发时我刚参警不久，当时局里举全局之力抓他。”参警28年的应城市公安局杨岭派出所教导员黄拥华回忆。28年来，应城警方始终将这起案件放在心中，几代刑侦大队大队长都要亲自审查分析案件，各中队轮流研判侦查。每当分析出可疑人员，应城警方就会组织警力前往调查；然而，始终无法获取阿伟潜逃的确切动向。今年5月，在湖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举办的命案追逃会战中，应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联合孝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利用警务大数据平台等警务科技手段，终于查出了阿伟现在的身份信息和藏身位置。阿伟指认作案现场“消失”的阿伟已化名“魏某明”藏身在山西省长治市，已经成家并注册了自己的公司。8月底，应城警方组织专班前往山西长治，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顺利找到阿伟公司的院子。经过近两天的蹲守，民警发现此处鱼龙混杂，阿伟本人更是不怎么与人交流，出入速度极快，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抓捕时机。9月1日上午，民警发现阿伟与其妻子一同驾车来到公司，趁机上前对其进行抓捕。“阿伟！”正下车的阿伟听到这声称呼愣了一下，接着就被人按倒在地。正准备反抗的他一听来人再次用应城口音喊他，怔愣间放弃了挣扎；阿伟知道，这是老家的警察找来了。生活顺遂但警觉成性“28年的潜逃生涯里，他隐姓埋名、洗白了身份，不仅家庭美满，事业还小有成就。”负责办理该案的应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徐金波向极目新闻记者介绍。在审讯室内，化名“魏某明”的阿伟主动交代了当年的事发经过。阿伟接受警方审讯“从小我就知道我们两家有矛盾，当时一得知母亲被他打伤，我就抄家伙准备去打他几下出气，当时只是想着捅他一下，吓唬他，没想过把他捅死。”阿伟后悔地说。伤人后的阿伟非常惊慌，他先后去了安陆、武汉投奔亲戚，后来听说对方死了，就一心继续逃亡。他先是在河南找了家砖瓦厂做工，后又辗转来到山西长治。由于身上背着命案，阿伟一直以来较少交际，认识的人都认为他寡言少语、踏实肯干。后来，阿伟还被一位河南籍中年男人看中，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还以“魏某明”的名字给他上了当地户口，办了身份证，由此他彻底改名。成婚后，改名换姓的阿伟“魏某明”带着妻子回到长治继续打工，渐渐生活和事业都有了起色，不仅家庭美满，还注册了公司当上了法人。然而，阿伟心里总有预感会被人抓到，因此日常加倍小心，从不与人过度交往，即使洗白了身份，也极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与老家的亲人更是从不联系，直至被捕。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来源：极目新闻）

张佳琪（记者 张嘉慧）09月19日,极目新闻记者 陈勇通讯员 汪莎28年前的一天下午，湖北省孝感应城市杨河镇发生一起命案，村民阿伟（化名）的母亲与汪三因农田灌溉放水问题产生纠纷，阿伟持刀将汪三捅伤致死。事发后，阿伟四处躲藏，最终以“魏某明”的名字上了户口，洗白了身份成了家。最终带着妻子在山西长治安了家，事业有成，开了自己的公司……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应城警方从未放弃对阿伟的追捕，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在28年后锁定了阿伟藏身的位置。9月12日，极目新闻记者从应城警方获悉，潜逃28年的阿伟已于近日被抓获。阿伟潜逃28年终落网积年矛盾酿下惨案1996年5月1日下午，应城市杨河镇杨巷村村干部到杨河派出所报警，称该村发生一起杀人案件，村民阿伟持刀将同村村民汪三捅伤，现伤者在医院抢救，阿伟潜逃。接报后，应城市公安局杨河派出所民警立即向市局刑侦大队汇报，并开展调查工作。当日24时许，汪三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民警调查得知，两家多年前就有矛盾——阿伟家的牲畜吃了汪三家的庄稼，两家为此打过架，当时阿伟的爷爷被汪三打破头部，后该事件以杨河镇法庭出面调解、汪三家赔偿医药费结束。案发当日下午3时许，阿伟的母亲独自一人到自家责任田放水，恰逢汪三（时年28岁）和妻子也在放水。阿伟母亲将水引到自家田里，汪三认为她是故意切断自己的水，遂与其发生口角，并用扁担将她头部打伤。阿伟的母亲回家后心里不忿，来到汪三家门前讨要说法。她17岁的儿子阿伟得知后，从家里拿了一把长约30厘米的匕首别在腰间，又拿了把镰刀赶到现场扬言要杀汪三，阿伟的舅舅也提着铁锹赶到，两人踹开汪三家的房门砸坏其家中热水瓶，一起大声辱骂。期间，陆续有数名村民赶来现场劝解甥舅俩。此时，躲在后院的汪三见事情不能善了，遂回到堂屋拿铁锹，与甥舅俩对打。混乱中，阿伟从腰间抽出匕首刺向汪三左胸，汪三抢过匕首反刺，两人都不同程度受伤，直至被村民拉开。阿伟发现自己手掌被刺伤，于是回了家包扎。不久后听人说汪三倒地不起，让他快跑，他就裹了一条白毛巾在手上迅速逃出了家门。汪三后被送医抢救，直至伤重身亡。潜逃28年终难逃法网犯罪嫌疑人潜逃后，应城警方开展了全面调查与追踪。一方面，警方与阿伟家人沟通，一旦有联系，希望能劝其投案自首。另一方面，根据阿伟的逃离轨迹，警方分析了他可能藏匿的方向，并第一时间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然而，苦于当时技术手段和侦查条件有限，案件侦办陷入僵局。“我从一上班就在抓捕阿伟，案发时我刚参警不久，当时局里举全局之力抓他。”参警28年的应城市公安局杨岭派出所教导员黄拥华回忆。28年来，应城警方始终将这起案件放在心中，几代刑侦大队大队长都要亲自审查分析案件，各中队轮流研判侦查。每当分析出可疑人员，应城警方就会组织警力前往调查；然而，始终无法获取阿伟潜逃的确切动向。今年5月，在湖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举办的命案追逃会战中，应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联合孝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利用警务大数据平台等警务科技手段，终于查出了阿伟现在的身份信息和藏身位置。阿伟指认作案现场“消失”的阿伟已化名“魏某明”藏身在山西省长治市，已经成家并注册了自己的公司。8月底，应城警方组织专班前往山西长治，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顺利找到阿伟公司的院子。经过近两天的蹲守，民警发现此处鱼龙混杂，阿伟本人更是不怎么与人交流，出入速度极快，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抓捕时机。9月1日上午，民警发现阿伟与其妻子一同驾车来到公司，趁机上前对其进行抓捕。“阿伟！”正下车的阿伟听到这声称呼愣了一下，接着就被人按倒在地。正准备反抗的他一听来人再次用应城口音喊他，怔愣间放弃了挣扎；阿伟知道，这是老家的警察找来了。生活顺遂但警觉成性“28年的潜逃生涯里，他隐姓埋名、洗白了身份，不仅家庭美满，事业还小有成就。”负责办理该案的应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徐金波向极目新闻记者介绍。在审讯室内，化名“魏某明”的阿伟主动交代了当年的事发经过。阿伟接受警方审讯“从小我就知道我们两家有矛盾，当时一得知母亲被他打伤，我就抄家伙准备去打他几下出气，当时只是想着捅他一下，吓唬他，没想过把他捅死。”阿伟后悔地说。伤人后的阿伟非常惊慌，他先后去了安陆、武汉投奔亲戚，后来听说对方死了，就一心继续逃亡。他先是在河南找了家砖瓦厂做工，后又辗转来到山西长治。由于身上背着命案，阿伟一直以来较少交际，认识的人都认为他寡言少语、踏实肯干。后来，阿伟还被一位河南籍中年男人看中，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还以“魏某明”的名字给他上了当地户口，办了身份证，由此他彻底改名。成婚后，改名换姓的阿伟“魏某明”带着妻子回到长治继续打工，渐渐生活和事业都有了起色，不仅家庭美满，还注册了公司当上了法人。然而，阿伟心里总有预感会被人抓到，因此日常加倍小心，从不与人过度交往，即使洗白了身份，也极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与老家的亲人更是从不联系，直至被捕。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来源：极目新闻）

“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