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玩命加载中 - 综述|

91玩命加载中 - 综述|

91玩命加载中 -综述|

来源：环球网【环球网报道】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等美媒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0日在白宫召开可能是他任内最后一次内阁会议，话题围绕妇女健康研究。福克斯新闻网称，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首次出席此次会议，坐在会议桌的主位发言，且发言时长超过拜登，这一举动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报道称，此次会议是拜登自2023年10月2日以来召开的首次内阁会议。在会议上，吉尔·拜登就“白宫妇女健康研究倡议”发言。对于吉尔·拜登出席此次会议的原因，报道称，拜登在会上解释说，“在本届政府和历届政府中，第一夫人出席这些会议都有特定原因。这是吉尔第一次参加我们的会议，这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她将在会上发言”。当地时间20日，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出席美总统拜登在白宫召开的内阁会议 图源：美媒报道配图“接下来交给你。”拜登将发言权交给了妻子。福克斯新闻网称，《纽约邮报》注意到，吉尔·拜登坐在了会议室长桌的主位上，“她的丈夫（拜登）只讲了两分钟，而她则用了四分半钟读了一份关于孕产妇健康倡议的材料。”福克斯新闻网称，按照传统，美国总统通常坐在会议桌中央，内阁成员则按部门成立的先后顺序就座。报道说，美国政府最后一位出席其丈夫内阁会议的第一夫人，似乎是希拉里·克林顿。当地时间20日，出席会议的吉尔·拜登坐在会议桌主位发言 图源：美媒视频截图福克斯新闻网提到，这样的安排在社交媒体引发争议，其中不少共和党人批评此举。“哇，明显疲惫不堪的拜登刚刚召开了11个月以来的首次全体内阁会议，并立即将麦克风交给了他的妻子吉尔”， 曾经担任前总统特朗普顾问的科尔特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谁在管理这个国家？”科尔特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这是真的吗？这就是在掌管国家的人吗？”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问道。共和党参议员也发声另外，也有网友对此表示，“这很正常。事实上，在过去的100年中，几乎每一位第一夫人都曾成为内阁会议的嘉宾。”网友对此表示“很正常”与此同时，福克斯新闻写道，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德鲁·贝茨对该媒体表示，拜登邀请第一夫人参加会议，以展示他们进行的开创性工作，这些工作将从根本上改变资助和开展妇女健康研究的方式。延伸阅读拜登公开戴上支持特朗普竞选的帽子 白宫回应一段拜登戴着印有“特朗普2024”帽子的视频在互联网上疯传，引发特朗普支持者的狂欢。对此白宫第一时间回应称，事情是真的，但背后有着非常积极的原委。现场画面显示，拜登拿着一个红色的帽子，短暂戴在头上又拿了下来。对此，白宫发言人安德鲁·贝茨迅速回应称，拜登在9·11纪念活动时提到那场灾难后的两党团结，并表示现在的美国应该回到那个时候。作为一种姿态，他给了现场一位特朗普支持者一顶帽子，随后那位支持者表示，拜登也应该戴上他的特朗普帽子。所以拜登短暂地戴上了它。白宫回应拜登戴印着“特朗普2024”帽子 来源：X据悉，当地时间周三，美国9·11国家纪念馆举办年度纪念仪式，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前总统特朗普和他的竞选搭档万斯一同出席。现场照片显示，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站在两人当中。拜登、哈里斯、特朗普和万斯一同出席9·11纪念活动 来源：X在活动开始前，特朗普也与哈里斯再次握手。在昨日的总统候选人辩论前，两人曾握过一次手，这也是2016年后美国总统候选人在辩论时首次握手。特朗普与哈里斯握手 来源：C·SPAN

2010年9月底，山东济南的天气已经逐渐变得凉爽了起来。居民王大爷一向喜欢运动，吃过早饭后，王大爷就来到了家附近的山上锻炼身体，在走到一处崖边的时候，王大爷无意间发现崖下好像有一片红色的东西，还有白花花的2条长条状物品，王大爷眼睛视力不行，于是就喊住了过来锻炼身体的年轻人帮忙看看。结果年轻人定睛一看，大喊一声“卧去，是个女人”。年轻人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济南当地警方接警后很快赶到了现场。女子躺在了悬崖下面，警方小心翼翼的小到了崖底。经过现场确定，女子已经死亡，死者身高在175左右，身材苗条，但是衣衫不整疑似遭到过性侵，头部存在多处不规则类似打击造成的伤痕。悬崖边上有压过的痕迹，女子疑似是失足跌落导致的坠亡。王大爷发现崖下有女尸 情景模拟现场在死者边上竟然找到了一个背包，里面没有钱包手机，只在夹层里面找到了一张合影，根据警方的后续调查，确定了死者的身份。刘娇，23岁，通信公司的普通员工，夹层里面的照片正是她和丈夫周瑞的合影。警方立即找到了周瑞，得知妻子坠亡的消息，周瑞非常的悲痛，同时也表示不理解，妻子为何会去爬山。原来出事前，刘娇专门请假说要回一趟老家，为此丈夫周瑞将她送上了车但是并没有一同前行。刘娇的老家位于济南某个偏僻的山区，从市区坐车都要好几个小时，刘娇家境贫寒，而丈夫确实娇生惯养的富二代，或许是因为岳父一家住的太远了，所以周瑞很少会去岳父家中。并且周瑞表示妻子出门有个习惯，那就是背包内一定会准备好所有东西，钱，手机一定是随身携带的，而妻子现在突然坠亡，肯定不是她想不开。得知这个消息，警方也怀疑刘娇可能是遭遇到了抢劫甚至是性侵，之后被歹徒残忍的从山上推了下来，导致坠亡。法医之间的尸检结果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想法，刘娇生前发生过性行为，并且身上还有多处被击打的痕迹，致命伤则是坠亡头部与石块碰撞导致的颅内出血死亡。刘娇生前发生过性行为，警方自然而然的想到了刘娇的丈夫周瑞，因为根据警方的调查 ，虽然小两口仅仅结婚一年，但是婚后生活并不幸福，主要矛盾还是因为刘娇长得太漂亮了，周瑞没有安全感。警方一度怀疑刘娇的丈夫周瑞为情杀人周瑞和刘娇同样都是23岁，二人从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并且开始早恋，后来更是考入了一所大学，大圩毕业后二人就顺理成章的结婚了。周瑞家里有些钱，所以在结婚前就给周瑞买好了婚房，刘娇纳，家境相对比较贫寒，但毕竟这是从校园走出的爱情，刘娇自然是不会认为门不当户不对会对二人的感情造成麻烦。可事实就是，二人的婚姻并不快乐，周瑞大学毕业后就失业了，整日就在家里打游戏，父母呐因为有钱也心甘情愿的给他啃老。可刘娇不一样，她性格要强，即便公婆家里有钱，她还是除了本职工作之外还找了一份家教的职业。在周瑞眼里，自己的妻子不愁吃不愁穿根本不需要还要在外面做家教，唯一的可能性，那就是刘娇出轨了。根据周瑞的透露，他曾经多次要求和刘娇发生关系，可刘娇却屡次三番的拒绝他，后来刘娇竟然怀孕了，这让周瑞难以接受，他非常肯定孩子不是自己的，一定是刘娇给他戴了绿帽子，所以他说什么都要求打掉胎儿。那么孩子是谁的呢，周瑞提供了一个人的名字，杜志峰。杜志峰，42岁，离异带着女儿一起生活，靠着自己的头脑也算是攒下了一些家业，在刘娇读大二的时候就开始给杜志峰的女儿补课，二人之间非常的熟悉了。每次刘娇补完课之后，杜志峰都会亲自开车送刘娇回家，周瑞有一次吃醋还和杜志峰打了起来。杜志峰是刘娇的情人得知这个消息，警方迅速找到了杜志峰，结果杜志峰很爽快的就承认了他和刘娇之间的关系。年仅23岁的刘娇，丈夫还是个富二代，她竟然给已经42岁的离异男当情人，简直是匪夷所思。警方怀疑刘娇给杜志峰当情人肯定有什么蹊跷，结果顺着这条线索一查，发现刘娇给杜志峰当情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刘娇在大三的时候给杜志峰女儿补课，在补课结束之后，杜志峰趁着女儿下楼玩的时候强奸了刘娇。事后，杜志峰以5万元的价格逼着刘娇守口如瓶，刘娇当时因为家境贫寒再加上担心此事暴露后会影响自己的前程，也就一句话都没有往外说。结果这恰恰成为了杜志峰的拿捏刘娇的把柄，在之后的2年时间里，杜志峰以此为要挟逼迫刘娇给他当情人。后来这个事情还闹到了杜志峰前妻的耳中，前妻得知给女儿补课的大学生竟然给前夫当小情人了，她也很生气于是找到刘娇就是一顿闹，并且杜志峰的女儿杜晓睿得知补课老师给父亲当了情人后也曾经和刘娇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刘娇觉得这是个机会，便想要以此摆脱杜志峰的纠缠，所以毕业后她迅速领证结婚，可后来刘娇却心甘情愿的给杜志峰当情人了。警方怀疑，杜志峰和他的前妻包括他们的女儿会不会是杀害刘娇的犯罪凶手呢，结果在调查刘娇的通话记录时，发现刘娇遇害前曾经和一个叫董帅的男人有过很长时间的通话。结果一查这个董帅，警方发现他和刘娇不仅仅是发小，更是仇家，刘娇的哥哥喜欢董帅的妹妹，骑摩托车带她外出游玩的时候发生了车祸，刘娇的哥哥活了下来，而董帅的妹妹却在车祸中丧生了，董帅也作案嫌疑。警方追踪的刘娇的关系网几天后，法医的鉴定结果出来了，刘娇生前和她发生过性行为的是杜志峰，面对这个结果杜志峰又很爽快的承认了，他表示自己接到了刘娇的电话便将她接到了酒店，二人在酒店内开房，之后自己便离开了，并不知道刘娇去了哪里。原来案发前一天，刘娇和丈夫周瑞大吵一架，周瑞再一次对刘娇大打出手，所以刘娇便提出要回老家，但事实上她没有回老家，而是来私会情人杜志峰了。就当警方对几名嫌疑人展开侦查的时候，有个人自首了，他就是董帅。原来刘娇和杜志峰在酒店开房的时候再一次被杜志峰的前妻张颖知道了，张颖认为刘娇是来抢女儿的家产的于是在电话中将她痛骂一番。这个时候董帅给刘娇打来了电话，董帅一直暗恋刘娇，要不是因为妹妹的事情说不定二人已经走到了一起。或许是为了排解刘娇的苦闷，董帅将刘娇约到了山上散心，结果刘娇竟然在散心的过程中将自己给杜志峰着情人的事情都说了出来。明知道自己得不到刘娇的心，董帅还是希望得到刘娇的人，他提出在山上发生关系的时候遭到了刘娇严词拒绝，刘娇转身就跑，董帅这个时候也有点生气了，想到自己年纪轻轻就去世的妹妹，最终他心一横，将刘娇从崖边推了下去。万万没有想到，凶手竟然是董帅。刘娇也是命苦，勤工俭学被大自己将近20岁的男人强奸，并且还以此相逼成为了情人，结婚后原本以为嫁到了好人家，结果丈夫懒惰无能，自己还被逼流产。以为发小可以倾听自己不堪的遭遇，结果也是人面兽心要侵犯自己，生活刚刚开始就戛然而止。生命中的三个男人，没有一个对她是好的。

（原标题：中日关系，终于传来一个好消息）

大象新闻记者 姜明圆9月13日，大象新闻·大象帮接到余女士求助称，今年4月17日，她到武汉江夏区安山街灯塔村找欠债人要钱时，遇到江夏分局金港派出所的民警抓赌，恰好在现场的她被当成赌徒抓捕，还遭到了民警的殴打。老人展示胳膊伤痕六旬老人讨债时被当赌徒抓捕，还被民警打断肋骨？“当时我正准备接孙女的电话，一个警察就从后面重重地打了我左肩一棍。”余女士说，她去那里就是为了要钱，身上只带了20块钱，手机里也没有钱，压根不可能涉赌，在现场也积极配合调查，“后来又一个民警过来，用皮鞋踹了我的胸部，当时我就昏倒了，他把我的手拖起来，就把我带到了江夏分局。”余女士被行政拘留了十天余女士称，她被带到江夏公安分局后，又遭受了殴打，“他们让我承认赌博，我没赌肯定不会承认，又来了一个警察把我拖到了小黑屋里，连着打了我4巴掌。”余女士怕再次挨打，只能承认涉赌，最终被行政拘留了十天。4月28日，余女士从拘留所出来后，儿子胡先生便带她去做了全身检查，“检查后，发现我妈断了3根肋骨。”胡先生表示，由于母亲伤情严重，8月1日，他带母亲去甘肃省兰州市天平司法医学鉴定所做了伤情鉴定，“我当时想看警察打我妈妈有没有构成刑事立案标准，看能否申请进行刑事立案。”余女士断了几根肋骨据甘肃天平司法医学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余女士的伤情为轻伤二级。认定被鉴定人余女士胸部存在明确外伤史，外伤直接导致她右侧肋骨骨折，两者存在因果关系。余女士的儿子称，这个事件给母亲造成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母亲也向武汉市公安局进行反映过这个情况，但没能得到自己满意的答复。“我们的病例还给金港派出所的人看过，他们不认可，跟我们说这个只能证明我母亲有伤，不代表是他们打的。”余女士的儿子说。一位自称在现场涉赌被抓的伍女士称，余女士被打的时候她就是目击者：“我在那里看见好多人打她，还说她不老实，现场还有几个人都看到了。”9月18日，大象新闻记者致电江夏分局金港派出所，一位值班民警表示，当时确实有抓赌这个事，但是并不存在打人现象。“我们这边纪委已经核查过了，没有打人这个事情，涉赌的人当时都被抓获了，但是我们没有动手打人。”延伸阅读老人被控抢夺警车方向盘 妻子拿出8小时录音未被采信2021年8月29日，一辆警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撞向护栏，车上载着浙江省龙游县法院的法警和被强制执行的乐高富夫妇。事发后，附近的交警接到施救信息才得知发生事故，赶到现场时也未被告知事故原因。近一小时后，车上的法警才报了案。几位法警作证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拉拽高速行驶中的车辆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乐高富自始至终否认犯罪，称是司机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一审开庭期间，妻子胡金花为丈夫喊冤，向浙江省桐庐县法院递交了事发前后8小时的完整录音，以证明丈夫未抢方向盘，但录音一直未被采信。在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的情况下，法院采信法警的证言，加之方向盘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被判四年半。乐高富上诉后维持原判。70岁的乐高富和妻子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至今。2024年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该案的申诉。法警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迟报的警情2021年8月29日7时30分许，浙江省龙游县法院法警田俊波等人找到乐高富夫妻在杭州入住的宾馆，“说要带我们回龙游，处理欠款执行的事情”，胡金花回忆。该笔欠款因乐高富承包山地而产生。乐高富是龙游县龙洲街道白坂村村民，从1999年开始承包了龙游县湖镇镇文林村的林果场。2018年，湖镇镇文林村（林果场）垦造耕地项目通过龙游县政府批复立项，乐高富承包的山林在土地垦造中灭失，夫妻二人举报该项目破坏森林资源。2021年，国家林草局实地核查后，龙游县政府撤销该项目。但乐高富夫妻一直未拿到青苗赔偿费。承包山地期间，乐高富和龙游县农业农村局发生农业承包合同纠纷，2019年9月20日，龙游县法院曾判决乐高富赔偿龙游县农业农村局12万元。乐高富夫妻愿意赔偿，曾承诺等政府支付青苗赔偿费后偿还。这些年来，夫妻俩一直因为青苗费的事情四处举报。2021年8月底，乐高富推着坐轮椅的胡金花来杭州，就是向省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请求监督当地政府赔偿“青苗损失费”。他们没想到在杭州遇到了龙游法院的“强制执行”。2021年8月29日8点左右，面对前来执行的法警，胡金花解释，“我整片山300多亩的树木被毁，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你现在让我还，我拿不出”。随后，二人被法警带上了警车。当天上午9时30分许，行驶至杭新景高速桐庐出口往千岛湖方向不到两公里处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右侧护栏，车辆右侧车头、车门受损，车上人员法警蒋灿灿和田俊波、司机林海荣以及乐高富不同程度受伤。之后，法警田俊波报警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突然起身，用手拉拽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导致事故发生，乐高富被带回桐庐县城南派出所接受调查。2021年8月30日，乐高富被桐庐县公安局刑拘。法警田俊波并不是第一时间报的警。杭州市高速交警杭州支队五大队的一位辅警作证称，当时，他听到高速公路施救人员在对讲机汇报，才发现附近有事故，赶过去帮忙维护秩序和了解第一现场的情况。该位辅警在接受询问时说，他到场后，无人提起事故原因，一行人被带离高速路段后，他才从龙游县法院的一位辅警口中得知，“是嫌疑人抢夺方向盘造成的事故”。他马上向在现场的一位交警汇报，交警简单了解情况并上报后，龙游县法警田俊波才报了案，此时 距离事发已过去一个多小时。涉事法警车矛盾的证言接受询问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和两名法警均指认乐高富双手抢方向盘。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作证称，乐高富一直在自言自语，突然间说了句“要死一起死”，然后用两只手拉他方向盘的右上角，他当时左手在握方向盘，右手放在档位上。坐在副驾的法警蒋灿灿作证称，他看到乐高富的身子扑过来，双手抓住方向盘右上角，用力往右侧打方向，导致车子失控；蒋灿灿还称，胡金花看到丈夫乐高富抢方向盘后指责，“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但乐高富现场说是法院的司机开车不稳想要他的命。而事发时坐在乐高富身旁的胡金花则称，丈夫坐在后排中间位置，她感觉车子好像急刹车一样，身子往前冲，“乐高富也身体往前冲，但是两只手冲到哪里、碰到哪里，我没有看清楚。”乐高富也供述，他没有系安全带，当时正仰着头睡觉，突然车子开始晃来晃去，“驾驶员一个紧急刹车，我整个人都往前冲上去了”，他只得将手撑在副驾驶的座椅后面，左侧大腿也被撞得很痛。乐高富否认拉拽方向盘，“我要命的啊，我老婆也是在车里的，我怎么可能拿我老婆和我的生命开玩笑。”发生车祸后，他还将妻子扶起。自始至终，乐高富都不愿签署认罪认罚告知书，“我是冤枉的，我是受害者。”最终，司机和法警等人指认乐高富抢方向盘的证言被采信，桐庐县警方还从方向盘拭子中鉴定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显示，侦查机关8月29日当天未在事故车辆方向盘上提取到乐高富的DNA，8月30日，再次提取检材，才检测出乐高富的DNA分型，而此时车辆已被龙游县法院自行存放回当地的汽车修理厂。2021年9月6日，桐庐县公安局向检察院申请逮捕乐高富。公安局认为，乐高富临时起意，突然从后排中间座位起身，双手拉拽方向盘，导致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失控，车辆撞上右侧护栏。2021年9月13日乐高富被逮捕。2021年10月29日，桐庐县公安局以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移送桐庐县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12月21日，桐庐县检察院提起公诉。2021年8月29日，龙游县人民法院的法警到杭州，对乐高富夫妇“强制执行”‍ ‍ ‍ ‍8小时的录音2022年1月7日，该案一审第一次开庭。一审法律援助律师认为，法警等人的证言和乐高富夫妻的说法存在较大矛盾；现场勘验没有提取指纹证据，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并不能直接证明乐高富有抓方向盘的行为，两位法警和乐高富有过身体接触，碰撞过程中也会有身体接触，不可避免乐高富的毛发留在方向盘上；该案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6天后，胡金花向桐庐县法院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时长8小时。胡金花说，因为长期信访和维权，为了保留证据和自保，她有了录音的习惯。2021年8月29日一早，听到龙游县法院的法警敲门声，她就用随身携带的手机开始录音，恰好录下了事发前后的全过程。2022年1月7日开庭时，她携带着存有录音复印件的录音笔去了法院，计划着作为证人当庭提交，因未被传唤，没能上交。对胡金花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后上交的录音，公诉机关对录音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2022年3月31日，鉴定机构答复桐庐县公安局称，“因现有材料条件局限，且缺少原始录音器材原件，无法对委托事项进行鉴定”。乐高富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显峰告诉深一度，一审法院未将相关情况告知胡金花，也未让其补充材料或询问是否重新鉴定。胡金花将该现场录音提供给深一度，录音记录了龙游县法院人员去宾馆将二人带走、交通事故发生直至胡金花被送回龙游县的全过程，由她本人用手机录制。结合胡金花的回忆，现场录音能够听到，事故发生前，坐于乐高富左侧的龙游法院法警田俊波在车内打呼噜睡觉，司机林海荣“喂”了一声，疑似开始接打电话，随后听到轮胎摩擦地面、车辆晃来晃去和碰撞的声音。田俊波和乐高富夫妇都发出疑问，“怎么了”。接着乐高富夫妇痛得发出呻吟，胡金花被乐高富扶起，两人指责，“怎么这样开车的？”乐高富抱怨道，“高速公路喂，这样开车的？故意要把我搞掉是不是呀？”现场录音显示，事故发生时，乐高富未说“要死一起死”等威胁性话语，胡金花也没有指责丈夫抢夺方向盘。事故发生后，面对乐高富的指责，驾驶员和法警没有反驳，也未指责乐高富抢夺方向盘。乐高富的家人和辩护律师们均认为，这与通常的生活经验不符。胡金花提供的录音中，乐高富曾向最先到场的交警辅警抱怨，“他们不小心开车”。该名辅警对他说，“没有谁能保证开车百分之百安全”。后来，面对公安询问时，该名辅警解释，“我当时是出于安抚对方情绪的考虑，根本没听清他说的什么”。胡金花提交录音证据后，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2022年4月12日，对田俊波等几位法警分别又做了一次询问笔录。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几人证言被用于证明，事故发生之前，司机林海荣没有和乐高富发生肢体接触，接触乐高富的两位法警田俊波和蒋灿灿没有接触过方向盘。一审辩护律师对司机林海荣和两位法警的证言均有异议，并将几段录音材料和整理好的文字稿作为证据提交。他认为，三人证言不能排除司机林海荣和乐高富有身体接触或间接接触，三人作为法院工作人员，与被执行人乐高富有利害关系，并存在虚假陈述，证言均不应该被采信。但现场录音证据并未被重视，申诉代理律师告诉深一度，他查看在案材料发现，一审开庭时，该录音证据并没有被详细举证和展示，乐高富也没发表质证意见。在家人的陪同下，胡金花坐着轮椅为丈夫申诉申诉被受理最终，一审法院认定，龙游县法院司机和法警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采信，加上从方向盘上检出了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足以证实乐高富抢夺汽车方向盘的事实。法院经审理认为，乐高富突然抢夺处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方向盘，导致汽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护栏，造成车上人员损伤和车辆受损；虽然该案最终未造成严重后果，但高速公路车流量大、车速快，高速行驶的车辆失控极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严重危害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四年六个月。一审判决书中，对胡金花提交的现场录音证据并未提及。对此，乐高富在上诉书中提出强烈质疑。乐高富的二审辩护律师认为，一审判决对现场录音这一关键证据未有提及，存在明显错误，一审法院的委托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机构不予鉴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期间，他曾申请重新鉴定，未获杭州中院支持。杭州中院认为，胡金花提交的录音已由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真实性，鉴定机构出具材料说明无法鉴定，二审提交的录音内容与已提交的录音内容一致，且无法达到佐证乐高富辩解真实性的目的。2022年9月7日，杭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乐高富妻子胡金花不服丈夫判决，先后向杭州市中院、浙江省高院、杭州市检察院申诉，均被驳回。2024年7月22日，乐高富和胡金花向浙江省检察院递交申诉书，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乐高富案的申诉。如今，乐高富夫妻已将存有原始录音的手机作为物证和新证据提交，申请司法鉴定。乐高富的申诉律师还进一步补充，乐高富也基本不具备抢夺并转动方向盘的身体条件和能力。2011年，57岁的乐高富驾驶摩托车遭遇交通事故后，就大便失禁，要穿尿不湿，右手小指和无名指粉碎性骨折，妻子胡金花说，“右手拳头握不起来，也使不上劲，平时在家拿筷子、锅铲都抓不牢，经常掉”。乐高富也没有汽车驾驶证，不会驾驶汽车。乐高富的右手无名指、小指经常痛，即使现在在监狱服刑，他仍要每天喷药水减轻疼痛。2024年9月3日，律师会见时，乐高富的手心、手背都贴着膏药。胡金花提供的8小时录音也记录了，因为大小便失禁，当年67岁的乐高富经历的尴尬一幕。2021年8月29日，在杭州的宾馆里，他一再要求自行去法院处理案件，未获龙游县法警同意，乐高富只得说出实情，“我现在大便拉在身上，我有什么办法”，胡金花跟着解释“乐高富穿纸尿裤的”。随后，两人被带上了警车，一个半小时后，车祸发生，乐高富成了抢夺方向盘的罪犯。妻子胡金花2011年因车祸右膝骨折后，终身残疾，需要坐轮椅出行，完全依靠丈夫照顾。丈夫入狱后，她坚持为丈夫申诉至今。得到申诉被受理的消息后，胡金花又鼓起了信心。2024年8月29日，事发三年后，她和家人赶去浙江省检察院沟通案情，看到了些许希望，她信心坚决，“我坐轮椅也要申诉到底的。”

�

原创 张菁娟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 张菁娟在加沙停火谈判陷入僵局之际，黎巴嫩在两天之内接连发生两轮通信设备爆炸事件，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路透社9月19日援引多位熟悉爆炸装置细节的消息人士的话称，黎巴嫩真主党曾对入境的电子设备进行过多轮检测，且在寻呼机爆炸前几小时，真主党仍在向其成员发放新的“金阿波罗”寻呼机，足以证明真主党认为这些设备是安全的。据报道，一名消息人士称，该组织的一名成员16日收到了一个新的寻呼机，但17日它就在盒子里爆炸了。另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几天前刚刚发给一名高级成员的寻呼机在爆炸时伤到了一名下属。三名情报人员此前告诉《纽约时报》，涉事寻呼机是单独生产的，电池中掺有爆炸物PETN。路透社则援引一位安全领域消息人士说，寻呼机中藏有高达3克的爆炸物，真主党几个月来都“没有发现”它们的存在。一名安全人士表示，“用任何设备或扫描仪”都很难检测到这些爆炸物。但该消息人士并未详细说明真主党使用了何种检测仪器。另外两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从2022年开始，真主党在寻呼机运抵黎巴嫩后对其进行了检查，包括带着它们穿梭在机场，以确保它们不会触发警报。消息人士并未透露进行测试的机场名称。一位安全人士说，上述检查只是对包括通信设备在内的设备进行的例行“清查”的一部分，为的是检测这些设备中是否藏有爆炸物或监视装置。尽管真主党对这些通信设备进行了多轮测试，爆炸物依然没有被检测出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在19日的电视讲话中说，此次袭击对于该组织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发生爆炸的寻呼机 社交媒体据报道，涉事产品被指疑似由台湾地区制造商“金阿波罗”（Gold Apollo）生产，但遭到该制造商负责人许清光的否认。他称，18日曾回应称，涉事寻呼机由一家名为BAC的欧洲公司生产和销售，“金阿波罗”仅向该公司提供了品牌商标授权，没有参与相关产品的设计和制造。许清光拒绝说明BAC公司的所在地，但“金阿波罗”在一份书面声明中提及，该公司地址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寻呼机所使用的技术，以及其对物理硬件的依赖，意味着它们更难被监控和追踪，这使得它们受到真主党等重视机动性和安全性的组织的欢迎。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不时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也多次空袭黎巴嫩境内真主党目标，双方冲突不断。自那时起，黎巴嫩真主党要求其成员停止使用手机，以防止以色列通过技术手段入侵其手机。今年早些时候，真主党从所谓的“金阿波罗”订购的5000台寻呼机被运入黎巴嫩境内。第一轮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3时30分左右，当时黎巴嫩南部、贝鲁特南郊达希耶以及贝卡谷地东部等真主党据点同时发生寻呼机爆炸。爆炸持续了约一个小时，目击者和当地居民称，到了下午4时30分，他们仍能听到爆炸声。两名安全人士和一名情报人员告诉路透社，在寻呼机被引爆后，真主党怀疑其他设备可能也存在危险。真主党当即加强了对其通信系统的清查，并对所有设备进行了仔细检查。这两名安全人士还说，真主党还开始调查寻呼机的供应链。然而在第二次爆炸发生时，审查工作尚未结束。18日，黎巴嫩多地再次发生通信设备爆炸事件，设备包括寻呼机、对讲机以及无线通信设备等。接连两天发生的爆炸事件已造成37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两名儿童，另有3000多人受伤。爆炸后的寻呼机残片事发后，黎巴嫩真主党将爆炸事件归咎于以色列。一位西方安全人士本周告诉路透社，以色列国防军的秘密情报部队8200部队参与了策划。一名消息人士表示，真主党认为以色列之所以选择引爆对讲机，是因为以色列担心真主党很快就会发现对讲机内也藏有炸药。据黎巴嫩卫生部称，第二次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远高于前一天。一名安全人士和一名情报人员认为，这是因为18日被引爆的设备比寻呼机可藏匿的炸药量更高。三位消息人士说，真主党正在调查这些装置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装上炸药的。一位安全人士透露，真主党此前挫败了以色列针对该组织从国外进口的设备采取的行动，包括私人座机电话，真主党办公室的通风设备等。“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但不包括寻呼机。他们耍了我们。”消息人士说。截至目前，被外界普遍认定的“幕后黑手”以色列既未承认也未否认实施这轮爆炸袭击。以国防部长加兰特18日称，以色列已开启与真主党作战“新阶段”，目标是让以北部民众安全返家。他说，以军正将作战资源向北方转移，继续对真主党采取行动，削弱其基础设施和能力。19日，加兰特在一次评估该国北部战线军事行动的会议中称，随着时间的推移，黎巴嫩真主党将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图为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资料图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