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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作中的李大清红星新闻首席记者｜韦星编辑｜郭庄 责编｜李彬彬“他是个老实人，但从小脑子不好，这全村人都知道。”今年6月3日，洞坪村村民小组长李岗固向红星新闻记者这样形容李大清。“你向他借5块钱，要是还20块钱给他，他都是不接受的，因为他认为借出去的纸币图案和还回来的不一样。”残疾人证显示，李大清属智力残疾，残疾等级为叁级。当年案发不久，李大清被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李大清不服判决上诉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死缓。李大清及家人不断申诉，但申诉均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李大清出狱9个多月后，收到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李大清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据此，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16岁少女遇害，同村智障者被定罪今年6月3日下午，刑满释放的李大清正在屋后农田锄草。红星新闻记者让他讲述21年前被认定强奸、杀害16岁少女余某某一事的经过及看法时，他手中挥舞着的锄头顷刻间在半空中停下，但一时也回答不上来。一旁的弟弟李大华有些难为情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复杂的问题，我哥答不上来。他脑子转不过弯，得用短句直接发问。”随后，李大华将问题简化：“他们说你强奸杀人，有没有这回事？”李大清干脆地回话：“我没有！”▲当年16岁少女余某某遇害的地方这一切源于同村少女余某某的遇害。2003年9月5日，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03）九中刑一初字第26号《刑事判决书》显示，据余某某父亲介绍，2003年5月19日早上8点多，其女儿余某某外出打猪草，但直到次日上午仍未归，于是他叫了村民杨某某等人去寻找，终在大洪村（注：现改名洞坪村）七组虎山一山沟处发现余某某尸体。“2003年5月21日，我哥李大清被警察带走。”李大华向红星新闻记者回忆，当晚，母亲和他说，“你哥白天被警察带去，晚上都还没回来。”李大华安慰母亲，“没事的，警察只是了解情况，很快就会出来。”没想到，他们以为的“很快”并没有发生。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5月19日10时许，被告人李大清携带电鱼工具在武宁县罗坪镇大洪村七组虎山港口电鱼，见被害人余某某在荒田边打猪草，便产生强奸歹念。李大清遂将电鱼工具藏好，再从荒田上绕到余的身后，乘其不备，双手使劲掐住余的颈部，致其昏迷。尔后，李大清将余拖到距离港沟10多米远的虎山小龙山沟处，对其实施奸淫。相关判决书显示，为了杀人灭口，李大清在附近的土坎上拾起一块石头对余的头面部猛击数下。紧接着，李大清将余使用的打猪草竹篮（内有死者穿的紫红色褂子和随身听）拿到尸体旁，用余穿的紫红色褂子盖在其头部上，又用枯草掩盖其尸体，再将竹篮和随身听扔在尸体上方不远处的山上，随后逃离现场。据此，九江市中院于2003年9月5日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李大清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从死刑到死缓，两任律师谈李大清案一审判决后，李大清不服，上诉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年11月25日作出（2003）赣刑一终字第218号《刑事判决书》显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李大清无视国家法律，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手段，强行与他人发生性关系。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又杀人灭口……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故意杀人罪……但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可对李大清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终，二审判处李大清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部分）截图2022年1月29日，实际服刑18年2个月5天后，李大清刑满释放。罗放是李大清的一审法援律师，现为江西省一博律师事务所主任。今年6月初，他拿出当时的相关卷宗向红星新闻记者介绍，自己离开原来的律所后，这些案卷本来要上交给原先律所，“但这个案子是我的一个心结，21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清楚。”罗放说，一年多前，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也派人到律所向他了解这一案件。罗放向红星新闻记者提供的2003年其在看守所会见李大清的《会见笔录》显示，李大清称他没有强奸杀害余某某，同时表示，早前的供述是因为“公安人员打我”。“庭审时，李大清也否认强奸、杀人的指控。”罗放说。罗放向红星新闻记者提供当初的辩护词谈到：李大清的智力状况，与他的供述语言不相符。“李大清是个文盲，智力明显低于正常人，听不懂诸如一次性纸杯、银白色、双眉等词语。”罗放说，且2003年5月28日、6月7日的两份供述中，关于作案经过、被害人衣着特征等记录，几乎一字不差。“这是被告人记性太好，还是在制作笔录时后一份抄前一份？不合常理的笔录，无法让人信服。”罗放提到，在法院此前认定中，被害人是被掐晕后拖到小山沟的；但法医进行尸体检验时，并没有发现被害人尸体有被拖动的痕迹。“本案最为客观的证据，是被告人对案发现场及被害人物品的辨认笔录，但需要注意的是，被告人对案发现场的熟悉，有可能是因到过现场或听说此事。”罗放认为，这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定罪。“我哥被打后，只是按照他们（警方）的要求去指认。”李大华说。尹远敏是李大清案的二审辩护律师，目前是江西群毅律师事务所主任。今年6月5日，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当初他是为李大清作无罪辩护的，主要理由有：法院关于李大清犯强奸罪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强奸罪不成立，故意杀人的动机也不存在。”尹远敏认为，现有证据和鉴定结论不能证明是李大清作案，案件在证据层面并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不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合理怀疑。省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抛开李大清供述，这案没有证据定罪，缺乏和李大清相关的物证。”罗放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李大清及家人一直在申诉。2021年12月8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21）赣刑申60号《驳回申诉通知书》表示，侦查人员依法讯问李大清的经过有同步录音录像证实，没有证据证明李大清是在遭受刑讯逼供、诱供后才作的有罪供述，并认为对李大清判处的刑罚符合法律规定。李大清的申诉也因此被驳回。李大华表示，希望警方提供李大清被带至公安机关期间不间断的同步录音录像。申诉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近一年后，李大清收到了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11月15日出具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部分）截图该通知书中提到，经鉴定，被害人余某某短裤及阴道涂拭物上未检出精子；其面部共有五处创口，应系比较锋利的物体打击所致。通知书还显示，申诉人提出的申诉理由成立。一是原审判决据以定案的有罪供述、现场指认笔录、辨认笔录的真实性存疑，不能排除被诱导的可能。二是无其他证据将李大清与本案关联起来。三是不能排除他人作案可能。江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赣刑一终字第21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李大清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据此，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余某某的父亲余先生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女儿遇害的时候才16岁。这个案件我们是受害者家属，但我们也没有告李大清。此外，案件是武宁县公安局刑警队破的，具体可以向办案民警了解，我们也不想就此接受采访。”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2003年余某某遇害时，武宁县公安局成立了侦破“5.19”杀人案专案组。今年6月初，红星新闻记者向专案组民警反映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对此案的再审检察建议及李大清家属的不同看法、希望听听专案组意见时，对方表示不便接受采访。李大清的申诉案件没有获得家属预期中的进展，李大华随后将申诉信同时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依照相关法律和有关规定将材料转给了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今年8月29日，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短信回复李大华称：“经审查，您反映的申诉案件我院已依法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该申诉案件已办结。”同日（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李大华的短信回复中称：“关于（2003）九中刑一初字第26号的来信正在办理中，请耐心等待。”记者注意到，回信中的“（2003）九中刑一初字第26号”即是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3年9月5日作出的《刑事判决书》编号。9月20日，红星新闻再度与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欲进一步了解李大清申诉案件进展，前述两院工作人员均表示不便接受采访，如有需要，单位会统一对外通报相关信息。

种植户被迫将即将收获的作物铲除 图据受访者红星新闻记者丨钟梦哲 罗梦婕林地系“万里大造林”涉案林地有文件显示允许“林间兼种”东风镇多名租赁林地的村民，都是从当地承包大户刘成龙（化名）处租赁的。9月14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了刘成龙。他表示，租地一事属实，租户种植的谷子被铲一事他也知晓。“但这事我们双方都是受害者。”刘成龙手中所有的林地，为“万里大造林”的涉案地块，该案系2004年内蒙古万里大造林有限公司未经有关部门批准，通过公开向购买人承诺“高回报零风险”等手段，总计向社会销售林地45万多亩，非法吸纳公众资金13亿元。在涉案人员被绳之以法后，关于涉案林地的处置未能完全有效解决。刘成龙手中的土地是他向兴安盟森泽农业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称森泽农业”）处承包，而森泽农业又是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得来。森泽农业“万里大造林”涉案林地变卖确认书 受访者提供红星新闻获得了森泽农业29份“变卖成交确认书”，显示森泽农业购买“万里大造林”涉案6万多亩林木、林地经营权。刘成龙提供了他和森泽农业的林地木材销售合同显示，他和合伙人共同购买了森泽农业6万多亩林地林木，合同签订时间为2023年2月16日。“因为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那份文件，允许林间兼种，所以我才向森泽农业承包土地。”刘成龙说，按照政策将涉案林地上的林木采伐完后，是可以在林间兼种三年。2024年，东风镇多位在刘成龙手里租赁这些林地，本以为可以林间兼种的村民，没想到却在今年8月份收到要求铲除所种谷子的通知。刘成龙所说的六部门联合文件，为2021年9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万里大造林”案件善后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厅联合发布内党政法通字〔2021〕46号文件《关于妥善解决“万里大造林”案件善后处置中七个具体问题的通知》。红星新闻记者查阅该文件，其中第五条规定了林间兼种的要求：关于间作矮秆作物问题，在确保初植密度和造林成活率达到标准的情况下，可采取“两行一带”配置方式造林，乔木林的带间距不超过8米，灌木林的带间距不超过5米。“两行一带”造林，在不影响新造林地郁闭成林、不影响林木生长的情况下，两林带之间可以间种矮秆豆类作物，但林带两侧均必须保留各不低于1米的保护带，保护带范围内不得种植农作物。造林三年后必须停止间作。种植户称播种时未遭到阻拦谷子快成熟时却被迫铲除东风镇种植户常庆（化名）从刘成龙手里租赁了约3000亩林地，9月14日，其家人向红星新闻提供了和刘成龙签署的“土地流转合同”。合同内约定了土地性质为林地，常庆方不得改变流转土地用途，用于非农生产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机关、行政部门规章制度等政策性文件要求；林地也需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章允许的范围内合法、合规经营使用。今年春天，常庆一家在租种的林地散上谷子，5月29日，常庆被警方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刑事拘留。他家所种植的谷子到8月份已有长势，如果顺利的话，在今年9月底左右就能收割。之后常庆家人收到通知，需要将林间兼种的谷子铲除。开鲁县东风镇部分涉事林地上被铲除的谷子8月22日，常庆家人把拖拉机开进田地，将还有一月就要成熟的谷子铲除。现场的视频显示，随着轰隆隆的声响，拖拉机所过之处一片片谷子倒下被铲除，即将丰收的庄稼在顷刻之间结束了生长。8月29日，常庆家人在缴纳了保释金后，常庆终得回家。9月14日，东风镇另一种植户李小仙（化名）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说，她家从当地刘成龙手里租赁了约2000亩林地。“那你说不让耕种，咱们当初真金白银去租那玩意干啥，让耕种所以我们才租的。”李小仙说，她丈夫也被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刑事拘留，至今未能取保候审。“让种谷子、豆子，我们才种的，这些年也没经历过种地犯法这事。”李小仙告诉红星新闻，有的庄稼马上成熟也被毁掉。“地里有镇政府派的人24小时看着，不让你侍弄，不让你经营。我们家谷子是8月20日左右到9月2日最后铲的，实在是不铲不行。”9月19日，红星新闻记者前往开鲁县东风镇约见种植户常庆和李小仙，但对方都婉拒了记者采访。在当地一名村民的带领下，红星新闻记者来到部分涉事林地。刚踏入田边就可清晰地看到倒伏在一旁的谷子，肉眼可见谷子颗粒饱满，而再往田间深处走去，只剩下被铲除的谷子根部，光秃秃的一片连着一片。在入林口，红星新闻记者还见到了在此处值守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从今年开始这里啥都种不了。”记者询问那为何还有土地上种着谷子，但是却被铲除？工作人员表示：“那些全是违法的。”至于违法原因他们不清楚，需要去问镇政府。开鲁县东风镇部分涉事林地上谷子被铲除完毕因政策调整“林间兼种”被叫停当地与刘成龙正协商后续处理9月20日上午，开鲁县林业局、开鲁县森林公安局环食药监大队主要负责人接受了红星新闻记者的采访。林业局主要负责人表示，部分种植户反映依据的内党政法通字〔2021〕46号文件中，确有允许承包户采用林间兼种的规定。但是“万里大造林”涉案林地绝大多数处于科尔沁沙地，为了加强防沙治理工作，2023年8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万里大造林”案件善后处置工作办公室和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又发布了内万里办通字〔2023〕39号《“万里大造林”案涉案林地林木（第三标段）采伐更新造林存在问题整改方案》。红星新闻获取了该方案全文，其中在第一条整改要求中规定：“对截至今年（2023年）6月底前已经采伐林木但尚未更新造林的……全面停止林粮、林草、林药等间作模式。”而且在第二条整改措施中，要求“凡今年6月底之前已经实施林粮（林草、林药）间作的更新造林地块，2024年必须全面禁止间种花生、谷子、红干椒等作物”。《“万里大造林”案涉案林地林木（第三标段）采伐更新造林存在问题整改方案》（部分）截图当天，红星新闻还获得今年3月28日，通辽市人民政府下发的通政办发〔2024〕12号文件，明确提出“全面停止‘林粮’兼作模式”，“严禁种植任何粮油作物，包括豆类、谷类等”。林业局主要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开鲁县今年3月发布《林下经济工作实施方案》，其中也要求“万里大造林”涉案采伐地块，需要按该案善后处置工作办公室相关文件执行。“刘成龙所购买的林地是2023年6月之前采伐，7月之后种植新树，分包后种植户种的又都是禁止种植的谷子，无论是时间节点还是种植要求，都是不符合自治区、市、县的法规政策。”开鲁县林业局主要负责人说。但无法否认的是，此事的确是因前后政策变化所引起的一系列矛盾，作为县级政府职能部门，上级的政策开鲁县只得执行。对于给刘成龙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林业局主要负责人称，开鲁县多位领导曾和刘成龙一起前往自治区协调此问题。“但最终上级还是认为应按照内万里办通字〔2023〕39号文件执行，政策不能再变动了，由我们自己协调研究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如果刘老板（刘成龙）通过法律起诉，败诉让我们赔多少钱我们认赔，或者说我们双方坐下来一起协商，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弥补他的损失。”林业局主要负责人说。一种植户因涉嫌非法占用农地罪被刑事拘留，后保释回家 受访者提供对于部分曾经因此事被刑拘的种植户，开鲁县公安局环食药监大队主要负责人回应称，涉案种植户耕种土地性质属于林地，耕种已经改变了土地用途，违反法律。“而且他们涉案数量都比较大，按照刑法第342条规定，属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这位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从没要求种植户将谷子铲除。“案件办理期间嫌疑人家属告知我们，为了认罪悔罪已将谷子自行铲除。我们和检察院沟通后，根据法律规定对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也就是取保候审。后期我们还会依法办案，将案件提交检察院提起诉讼。”对于种植户自行铲除的谷子，开鲁县公安局环食药监大队主要负责人称，种植户涉及的案件属于刑事性质，这些谷子严格意义上来说属于违法所得。“我们也不能说给他们罚款交钱了事，然后让他们继续种植，这样的话就属于以罚代刑，那么做就属于我们公安机关违法了。”对于为何早前已经下发内万里办通字〔2023〕39号文件，要求全面停止林间间作，但今年春天种植户仍然将谷子种下，直到8月镇政府才派人阻止？开鲁县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在此事有疏漏的工作人员，后期会依纪依规处理。（来源：红星新闻）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1998年出生的陈思原在江西老家经营餐饮生意，后因亏损负债八十余万元。2019年他来上海打工，之后全职配送外卖，3年间挣了102万元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短视频称，此前因“3年挣102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陈思发生车祸入院。9月18日下午，陈思通过其社交账号回应称，9月17日与小车剐蹭，现腿部骨折。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流出的陈思入院治疗照片 来源：澎湃新闻（下同）陈思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诊断书据其贴出的诊断书显示，影像学表现为“右侧股骨中段骨质断裂，断端错位，膝关节在位。周围软组织未见明显异常。”诊断为“右侧股骨中段骨折”。当日，陈思身边人士通过陈思微信向澎湃新闻记者确认以上社交媒体内容，并表示陈思目前需要休息静养。专家谈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并不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台有一定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数据的角度，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是可行的，已得到平台的数据佐证。陈思超常规的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同构成了他的收入。“都说能者多劳，他是强者多劳，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张志安强调，陈思是极端案例，首先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极端案例或超常规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要向陈思的勤劳致敬，同时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张志安说，现在他年轻体力好，但外卖行业中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个隐患，从中长期说，会出现身体隐患和健康隐患。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张志安同时表示，不能简单对技术和资本做批判，数字劳动本身具有正向功能。我国劳动力人口巨大，就业压力大，恰恰是数字劳动给许多人提供了过度职业，提供了劳动职业的补充，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人白天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或还贷，晚上做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员，这恰恰成为一个补充劳动形式，对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失业人群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度性职业，这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张志安看来，数字劳动非常重要，这其中涉及到平台、劳动者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三维之间的关系，公共的利益主体还包括工会以及平台的监管方等多个部门。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建立相应的研究机制。对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极端案例由何驱动，要对高频案例持续研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正向价值。本文综合自：澎湃新闻微信编辑：泰妮校对：佳思敏延伸阅读上海外卖小哥3年挣了102万：小学没毕业 买了2套房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他打算再次创业。小学未毕业，二十多岁创业失败，负债来到上海，摸爬滚打3年，陈思逆袭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近日，上海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也有人为他敢于拼搏的精神点赞，还有人说他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图为外卖小哥陈思，其3年挣了102万元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陈逸欣 图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了26岁的陈思，因为忙着跑单，他比约定时间晚到了10多分钟。1998年出生的陈思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成，他话不算多，刚坐下没聊几句，就向记者出示了身份证。记者注意到，陈思的双手黝黑浮肿，手上有伤痕和冻疮。“冻的，还有摔的，摔了就拍拍灰起来再跑。”他的口吻很轻描淡写。陈思展示手上的伤痕和冻疮陈思是江西抚州人，之前在老家开饭店，为此向银行贷款80万元。据他所说，饭店开了5个月后亏损严重，只得放弃。背负着贷款，陈思决定来上海闯闯看，“当时满脑子就想着挣钱还债，迈出这一步去闯，不会比现在更差，只会更好。”2019年陈思刚来上海时，在饭店当厨师，月薪13000元。厨师干了快一年的时候，他发觉送外卖好像赚得更多，便也想尝试一下。于是，2020年，他加入了众包骑手的队伍，主业做厨师，副业送外卖，“那时比现在还辛苦，一天大概就睡3个小时。”后来，陈思索性辞掉了厨师的工作，专职送外卖，主要在静安寺、中山公园、徐家汇商圈跑单。“这三年多，我赚了102万元。”陈思拿出手机展示了自己近期的收入，2023年8月，他在某外卖平台的收入达4万多元，同年9月收入25470元，10月收入19497元，11月收入25786元。2024年1月，截至记者采访当天，他的收入为9897元。外卖小哥陈思曾同时在两家平台送外卖“有几个月，我还同时在饿了么跑，到手的钱应该不止这些。”陈思说，有的收入记录因为时间太久，无法显示。他不怕热，夏天赚的更多。现在天冷了，单量没有之前跑的多了。澎湃新闻记者从相关业内人士处获悉，陈思此前确实多次成为平台众包骑手中的月度“单王”，三年赚了102万元也得到确认。如今，陈思已经还清了开饭店所贷的80万元，因为在老家买房，还背着10万元房贷。在与记者的对话中，他屡次提到“挣钱”二字。陈思坦言，自己把赚钱放在第一位，但也希望大家不要模仿他这样的工作强度，量力而行。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与陈思的对话。【对话陈思】澎湃新闻：去年8月，你一个月收入4万元，是怎么跑出来的？陈思：我觉得这个行业是能赚钱的，送外卖主要靠勤快肯干，同时还要对路熟悉，就是熟能生巧，比如从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有的骑手要绕一圈，而我只需要一分钟就可以到隔壁小区了，因为路熟，可以抄小道。去年8月天气热，单子相对多，我不怕热，就一直接单。我希望接一楼的订单，爬楼等电梯浪费时间。还有我会规划路线，我出去跑一圈，最多能带12单，一路上一定要规划，先去哪个商家，哪个商家出餐慢，就去下一家等。有的小哥看到我也会问，赚那么多，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想说，不用问，跑就完了。其实我也不算赚得最多的，在上海比我厉害的外卖员也有。澎湃新闻：你一天要工作多久？送单超时过吗？出过事故吗？陈思：刚做的时候一天干18个小时，一个月就休息一天。后来平台出了规定，限制了我们接单时间，一天只允许工作12小时，我就马上到另一家平台注册骑手，就是多个平台接单。现在我做六休一，休完一天就继续干。我基本没有超时过，合理安排可以准时送达。路上也摔过，都数不清楚伤口了。但摔一跤起来，拍拍身上的灰没啥问题，生活需要继续往前冲。澎湃新闻：你觉得苦吗？这样的强度，身体吃得消吗？陈思：说实话没感觉，麻木了，老是躺着休息人会没有精神，起来跑跑挺好的。我也没什么其他的爱好，硬要算一个，挣钱算一个爱好吧。其实我这样的强度，也不值得大家模仿，还是要量力而行。我6岁的时候被送到了寺庙里待了7年，学了一些强身健体的功夫，也吃过苦，和我跑单时的辛苦是差不多的。也是小时候的那段经历，培养了我的意志力。澎湃新闻：现在贷款还完了吗？陈思：开饭店的80万元贷款我还清了，我在老家买了两套房子，现在在还第二套房子的贷款，还剩10万元没有还清。澎湃新闻：你是靠自己在老家买的两套房吗？你现在的收入在老家算什么水平？陈思：是的，我父母是农村的，我都靠自己，我现在的收入在老家也算不上特别好，两套房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元吧，我还是要继续挣钱。澎湃新闻：你在市中心跑单，看到和自己同龄的年轻人在玩乐购物时，会羡慕吗？陈思：会羡慕，但是他们也会羡慕我，羡慕我靠自己双手双脚挣钱。澎湃新闻：你为什么会想到在社交平台上拍视频？现在是想换赛道走互联网营销吗？甚至有人说你想出名当网红，你怎么看？陈思：我不想当网红，拍视频的是我的朋友阿侠，他也是外卖员，他想把我的经历记录一下，我想把我跑外卖的经验和技巧传授给一样跑外卖的兄弟们，我刚跑的时候也没人教我，我是自己去试，刚开始我不贪心，不会多接单子，尽量保证不超时。澎湃新闻：你会一直跑外卖跑下去吗？以后有什么打算？陈思：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我打算再次创业，还是做餐饮，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来，如果失败了，大不了就重新回来跑外卖，人生就这么一次，干就完了。还有我想在两三年内结婚，在我老家，结婚彩礼加上办一场婚礼，要花的钱不少，我想要靠自己过上理想的生活。专家谈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并不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台有一定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数据的角度，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是可行的，已得到平台的数据佐证。陈思超常规的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同构成了他的收入。“都说能者多劳，他是强者多劳，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张志安强调，陈思是极端案例，首先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极端案例或超常规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要向陈思的勤劳致敬，同时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张志安说，现在他年轻体力好，但外卖行业中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个隐患，从中长期说，会出现身体隐患和健康隐患。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张志安同时表示，不能简单对技术和资本做批判，数字劳动本身具有正向功能。我国劳动力人口巨大，就业压力大，恰恰是数字劳动给许多人提供了过度职业，提供了劳动职业的补充，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人白天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或还贷，晚上做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员，这恰恰成为一个补充劳动形式，对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失业人群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性职业，这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张志安看来，数字劳动非常重要，这其中涉及到平台、劳动者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三维之间的关系，公共的利益主体还包括工会以及平台的监管方等多个部门。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建立相应的研究机制。对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极端案例由何驱动，要对高频案例持续研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正向价值。

现场还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被撞蒙了的女司机误以为贾程浩是撞车者，抱怨道，“你怎么冲那么快？”同事和周围群众连忙为他澄清，“不是他，不是他，是他把你救出来的！”对于自己的救人之举，贾程浩说，“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退役军人，遇到有人需要帮助，我都会义不容辞。”贾程浩救援现场路过车祸现场他停车“砸窗救人”贾程浩出生于1994年，2017年12月从部队退役，目前在绵竹一家传媒公司从事新媒体工作。9月9日中午，在完成拍摄任务后，贾程浩与同事开车行至绵竹成青路时，突遇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型车辆不幸侧翻于路中央，车身被撞变形，车内人员情况不明，加之周围车流不息，整个现场险象环生。“当时正值中午，事发地点周围人很少，来往大型车辆很多，事故车辆一直侧翻在路上，感觉挺危险的，我立即把车停在路边，看看能不能帮忙。”贾程浩说。他和同事快步跑到事发现场，“你现在情况怎么样，车里面有几个人？”贾程浩一边喊着，一边快速观察现场情况。只见红色防冻液从车头不断流出，与车内冒着的黑烟交织在一起，为本就紧张的救援氛围增添了几分紧迫感。车内只有司机一人，在确认其暂无生命危险后，由于车门变形无法打开，贾程浩当即决定砸破挡风玻璃救人。在征得女司机同意后，贾程浩迅速从路边找到一块石头，一边小心翼翼地比划着，一边安慰对方，“你往后靠一点，我帮你把玻璃打碎，你再出来，别怕！”“咚，咚，咚……”随着几次用力敲击，挡风玻璃逐渐碎裂。为避免车辆二次侧翻，贾程浩先是让女司机从里面用脚将玻璃踢出一个洞，然后再将碎玻璃踢开。在清理过程中，他的脚险些被尖锐的玻璃渣刺伤。随后，贾程浩脱掉上衣用衣物包裹住双手，将剩余的碎玻璃彻底清除。不一会儿，一个足以让女司机逃生的洞口便出现在眼前。贾程浩立即用自己的上衣垫在残余的玻璃渣上，催促车主“快出来，注意玻璃！”。工作中的贾程浩被困女司机获救“有人需要帮助，我会义不容辞”在贾程浩的保护下，女司机终于安全地逃出被困车辆。然而，被撞蒙了的女司机却误以为贾程浩是撞车者，抱怨道，“你怎么冲那么快？”面对误解，贾程浩微笑着回应，“哪是我呢？”同事小张和周围群众也连忙为他澄清，“不是他，不是他，是他把你救出来的！”因救援及时，获救人员并无大碍。贾程浩了解到，女司机所驾车辆是在成青路与一辆横穿道路的凯迪拉克发生碰撞后侧翻。对于救人之举，贾程浩说，“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退役军人，遇到有人需要帮助，我都会义不容辞。”事后，有网友将他救人的视频发布上网，有网友评价女司机不懂感恩，还误会了贾程浩。“当时她被撞蒙了，发生误解很正常，现场人员解释后误会就解除了！”对此，贾程浩通过红星新闻呼吁，希望大家不要苛责该女司机，以免对她的生活造成困扰。罗天琪 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受访者供图延伸阅读：17岁小伙扶摔倒老人被诬陷殴打 警方查看监控真相大白江西抚州一名17岁小伙孟欣轩路遇醉酒老人摔倒在地，头部受伤。小孟看到后上前搀扶，并用老人手机联系其家属。老人家属赶来后，小孟向家属解释相关情况，却被情绪激动的老人推搡并多次掌掴。双方争执不下，小孟立即拨打电话报警。小伙委屈到哭了8月12日13时许，建昌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到达现场，小孟正被一群人纠缠、推搡。民警见状便将双方分开，其中一名老人全身上下酒味浓重，指着自己头上的伤告诉民警，是被小孟骑车撞倒后摔伤的，老人家属则执意要求小孟陪同其父亲到医院检查，并赔偿相应的费用。小孟则称：自己骑电动车路过河东大道维也纳酒店附近的马路时，看到一名老人躺在路边，头上有血迹。于是连忙把车停在马路边，上前搀扶起老人，并用老人手机联系其家属。老人家属赶来后，其向家属解释相关情况，此时，却被情绪激动的老人推搡并多次掌掴。事发现场见双方争执不下，在询问老人伤情无大碍后，民警将当事双方带至派出所。在派出所内老人家属情绪激动，小孟情绪低落，不愿再多说。要搞清事实真相，当务之急是调取事发地点的监控。因事发地点为道路监控盲区，民警经走访维也纳酒店，最终在调取酒店停车场附近的监控，才还原了事情的经过：当天伤者李某才喝多了酒，在人行道上行走时没站稳，摔倒在了路边，把头摔伤了，孟欣轩骑车路过时上前搀扶。真相大白！老人家属看了监控后也连连道歉，对小伙的行为表示感谢。虽然之前饱受非议和指责，但孟欣轩向民警表示，并不后悔上前帮助他人。老人被拘留8月19日，该名老人因殴打他人被南城县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警方为小伙行为点赞为17岁的小伙孟欣轩点赞！善良不应被误解，正义终究会得到伸张！同样也为抚州警方点赞，善良需要执法机关的保护，让每一个市民感受到法律的公正！

来源：环球网【环球网报道】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等美媒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0日在白宫召开可能是他任内最后一次内阁会议，话题围绕妇女健康研究。福克斯新闻网称，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首次出席此次会议，坐在会议桌的主位发言，且发言时长超过拜登，这一举动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报道称，此次会议是拜登自2023年10月2日以来召开的首次内阁会议。在会议上，吉尔·拜登就“白宫妇女健康研究倡议”发言。对于吉尔·拜登出席此次会议的原因，报道称，拜登在会上解释说，“在本届政府和历届政府中，第一夫人出席这些会议都有特定原因。这是吉尔第一次参加我们的会议，这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她将在会上发言”。当地时间20日，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出席美总统拜登在白宫召开的内阁会议 图源：美媒报道配图“接下来交给你。”拜登将发言权交给了妻子。福克斯新闻网称，《纽约邮报》注意到，吉尔·拜登坐在了会议室长桌的主位上，“她的丈夫（拜登）只讲了两分钟，而她则用了四分半钟读了一份关于孕产妇健康倡议的材料。”福克斯新闻网称，按照传统，美国总统通常坐在会议桌中央，内阁成员则按部门成立的先后顺序就座。报道说，美国政府最后一位出席其丈夫内阁会议的第一夫人，似乎是希拉里·克林顿。当地时间20日，出席会议的吉尔·拜登坐在会议桌主位发言 图源：美媒视频截图福克斯新闻网提到，这样的安排在社交媒体引发争议，其中不少共和党人批评此举。“哇，明显疲惫不堪的拜登刚刚召开了11个月以来的首次全体内阁会议，并立即将麦克风交给了他的妻子吉尔”， 曾经担任前总统特朗普顾问的科尔特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谁在管理这个国家？”科尔特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这是真的吗？这就是在掌控国家的人吗？”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问道。共和党参议员也发声另外，也有网友对此表示，“这很正常。事实上，在过去的100年中，几乎每一位第一夫人都曾成为内阁会议的嘉宾。”网友对此表示“很正常”与此同时，福克斯新闻写道，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德鲁·贝茨对该媒体表示，拜登邀请第一夫人参加会议，以展示他们进行的开创性工作，这些工作将从根本上改变资助和开展妇女健康研究的方式。延伸阅读拜登公开戴上支持特朗普竞选的帽子 白宫回应一段拜登戴着印有“特朗普2024”帽子的视频在互联网上疯传，引发特朗普支持者的狂欢。对此白宫第一时间回应称，事情是真的，但背后有着非常积极的原委。现场画面显示，拜登拿着一个红色的帽子，短暂戴在头上又拿了下来。对此，白宫发言人安德鲁·贝茨迅速回应称，拜登在9·11纪念活动时提到那场灾难后的两党团结，并表示现在的美国应该回到那个时候。作为一种姿态，他给了现场一位特朗普支持者一顶帽子，随后那位支持者表示，拜登也应该戴上他的特朗普帽子。所以拜登短暂地戴上了它。白宫回应拜登戴印着“特朗普2024”帽子 来源：X据悉，当地时间周三，美国9·11国家纪念馆举办年度纪念仪式，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前总统特朗普和他的竞选搭档万斯一同出席。现场照片显示，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站在两人当中。拜登、哈里斯、特朗普和万斯一同出席9·11纪念活动 来源：X在活动开始前，特朗普也与哈里斯再次握手。在昨日的总统候选人辩论前，两人曾握过一次手，这也是2016年后美国总统候选人在辩论时首次握手。特朗普与哈里斯握手 来源：C·SPAN

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一审判决之后，蔡东（化名）从光鲜体面的退休干部，变成了非法持枪的罪犯。他曾因驻村扶贫工作、见义勇为救人事迹，多次被表彰和报道。退休前，他是孝感市大悟县某机关党委副书记。2023年2月19日，蔡东退休的前一周，大悟县公安局以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对其立案侦查。前不久，蔡东被大悟县人民法院判定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判决书显示，2011年，蔡东以父亲承包的农场遭受野猪侵害为由，更改户籍、按照当时政策申领持枪证，并配购一支双管猎枪、500发子弹；次年，孝感市公安局清查不符合持枪条件人员，蔡东指使堂弟申请持枪证，并将这支猎枪过户给堂弟，但蔡东实际掌控这支猎枪；2014年，蔡东两次将猎枪借给朋友李某打猎；2019年，李某因涉黑案件落网后，多次举报蔡东非法持枪。近日，封面新闻记者对该起案件进行了走访。事件经过：税务干部改户籍申领持枪证，为躲清查将枪过户公诉机关指控，2011年12月，蔡东明知公职人员不符合持枪条件，编造自己大悟县阳平镇村民身份，以农作物受野猪影响严重的谎言，向大悟县公安局申请持枪证，并配购双管猎枪一支、子弹500发。2012年4月，孝感市公安局对大悟县民用枪支专项检查，发现蔡东不符合持枪条件。为继续持有枪支，蔡东指使堂弟蔡西（化名）向大悟县公安局申请办理持枪证，并将枪支转让过户给蔡西。2013年1月，办理上述手续后，蔡西将枪支、子弹交予蔡东实际持有、使用。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10月，蔡东指使他人，分别到自己车库及其父亲(2021年去世)所承包的农庄取走子弹和猎枪，送交给李刚(已判刑)等人狩猎使用。涉案猎枪（受访者供图）蔡东对此辩解称，申请持枪是为了帮年迈的父亲驱逐野猪，他对户籍被转到阳平镇的事项不知情，是大悟县公安机关办理的相关手续，自己并未虚构申领材料办理持枪证；猎枪过户后他未实际持有和使用，李某向他的父亲借枪被拒后，他只是作为中间人帮忙借枪。但在近日的采访中，蔡东却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当年他户籍所在的乡镇不属于批准的狩猎区，县治安大队得人告知他阳平镇有持枪指标，经他同意后，公安机关给他办理的户口迁移，之后让他填写了持枪申请表，他由此通过审批程序获得持枪证，并配购一支双管猎枪和500发子弹。对于上述说法，封面新闻记者未得到相关方证实。蔡东父亲存放猎枪的房间（受访者供图）2012年4月，孝感市公安局针对大悟县民用枪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督办清查，并列出一份不符合持枪条件的名单，蔡东名列其中。蔡东承认，他知道公职人员不能持枪。考虑到父亲的农场确实需要驱赶野猪，“为了保住这支枪，我让堂弟以护农名义申请持枪证，去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把枪过户到他名下了。”法庭控辩：猎枪实控人成争议，两次外借枪支时间又是何时？2013年底，蔡东经人介绍与商人李某成为朋友，对方多次到蔡东父亲的农场游玩、聚餐。2014年底，李某电话中向蔡东借猎枪打猎，蔡东称猎枪按要求上缴年审尚未领回，拒绝了李某。随后，蔡东忘记挂断电话，与妻子评价李某人品，被电话中的李某听到，两人发生口角后闹翻。2019年，李某因涉黑案件落网，多次举报蔡东非法持枪。判决书显示，李某称在2014年下半年之后，曾多次找蔡东借枪打猎，并有其他人参与。但在其他人的证人证言中，大部分人对借枪事宜给予否认。蔡东接受警方调查时供述，他在2014年8月和10月曾两次将涉案猎枪借给李某。前一次是在父亲的农场里，三人乘车在农场转悠，从车里对着鸟类射击，之后将枪放回父亲的房间；后一次是李某向蔡父借枪被拒，之后蔡东安排堂弟分别从父亲和他的家中取走枪支、子弹，送交给李某打猎使用。然而在法庭辩论环节和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蔡东又对上述两次借枪的时间表示否认。蔡东称，按照枪支管理规定，民间枪支每年的五一之前要上缴公安机关，十一之后再发放，入库、出库均由县治安大队人员登记入册。“时间太久了，具体借枪的时间记不清。但根据管理规定，5月1日和和10月1日之间，枪支不可能在外边。”蔡西在证人证言中表示，2013年初枪支过户到他名下后，过了二十多天就被蔡东取走，之后几年，他曾按治安大队要求送枪支年审，其他时间枪支都不在他手中。蔡东向法官表示，枪支过户后一直放在他父亲的农场，每年上缴、年审和领取，是他父亲和堂弟蔡西经办，自己并未实际持有这支猎枪；2014年猎枪入库后，他和堂弟蔡西都未去领取过，当年5月份之后使用枪支的事实不能成立。在案资料显示，大悟县公安局调查认定，2013年至2014年期间涉案猎枪的实际持有人为蔡东，2015年至2017年期间则由蔡东的父亲领取和使用，直到2017年1月被收回未再发放；枪支管理相关档案中，只发现有2016年、2017年蔡西名下的猎枪入库登记，未发现其它时间领取发放、上交回收枪支、弹药的登记资料。大悟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反驳了蔡东的辩解，图为法槌 资料图法庭判决：申领持枪证程序合法不影响非法持枪实质，一审获刑8个月蔡东称，2013年之前他是凭借持枪证使用猎枪，孝感市公安局督办清查时，39名被列入不符合持枪条件的持证人员，都未被认定为非法持枪，也未受处罚，只要求立即回收枪支并取消持枪资格。蔡东的辩护人、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尚满庆祝表示，蔡东坚称在2014年清明前上缴枪支，后未再接触枪支；公安机关调查认定，2015年至2017年枪支领取、使用人是蔡东的父亲；而枪支管理档案中，只有2016年、2017年登记为蔡西的枪支入库登记，其他记录缺失。“这导致很多情况无法通过证据证明，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他在2014年五一之后持有、使用过这支猎枪。”对于2011年通过更改户籍途径申请持枪，以及2014年五一之前使用、外借枪支的行为，蔡东表示认罚。“李某是2019年7月举报我非法持枪，距离2014年已经超过5年，过了追诉期。当年，大悟县公安局曾作出调查结论，也是非法持枪证据不足。”对于蔡东的辩解，大悟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给予反驳。法庭认为：综合在案证据及证人证言，蔡东明知是在虚构申领枪支材料情况下办理的持枪证并配购枪支弹药，虚构的材料是否由本人自主办理，并不影响非法持有枪支事实的认定，程序的合法不能对抗非法的实质；孝感市公安局开展枪支管理的督查工作，不涉及对持枪行为的性质认定，不能将当时处理情况作为不构成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理由；没有证据证明枪支系被告人蔡东父亲持有和使用；蔡东的犯罪行为，从检举揭发提交线索开始一直处于侦查办理中，追诉时效的期限应以法定最高刑为标准；蔡东在案件审理中，称枪支转让后未实际持有、使用过，出借枪支其仅为中间人，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亦无认罪悔罪表现；蔡东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并擅自出借给不具备持枪资格人员使用，会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综合考虑其行为、性质、情节、社会影响等因素，法庭认为不宜对其免予刑事处罚。由此，大悟县人民法院判定蔡东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俞敏洪和李斌的“围炉夜话”。题图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任娅斐编辑｜马吉英图片来源｜受访者镜头下的慕士塔格峰很美。偶遇劲风，沙砾扬起，但过后风停云散，雪山在云海之间若隐若现。一张蛋卷桌、两张座椅、一个火炉，9月16日下午，俞敏洪和李斌的“围炉夜话”就这样开始了。故事是从两人第一次徒步开始的。12年前，俞敏洪和李斌组织朋友重走“玄奘之路”。120公里的路程，他们只能勉强背几瓶水，但李斌觉得重量不够，额外装了五块板砖。徒步结束时，他却第一个冲到了终点。这让俞敏洪大为所惊，也让他重新认识李斌。2014年，李斌拉上雷军、刘强东、马化腾、张磊、李想等人创立蔚来，开启第三次创业，俞敏洪也拿出真金白银，支持李斌。迄今为止，蔚来已在全球募资接近190亿美元。但回顾这段创业，李斌仍心有余悸，他称2018年蔚来赴美上市，本来计划在美国市场募资10亿美元，由于外部环境原因，最终仅获得J.P.摩根旗下一家资产公司提供的6000万美元。一年之后，蔚来陷入低谷，股价一度徘徊在2美元左右。为了避免更多损失，俞敏洪的投资经理瞒着他全部出清。俞敏洪知道后把他臭骂了一顿，第二天又将股票全数买了回来。后来，股价涨到了50多美元，俞敏洪还自掏腰包买了不少车送给朋友。现在，蔚来虽然走出了ICU，但李斌又面临着不一样的压力。今年8月，蔚来交付新车20176辆，1~8月，累计交付12.81万辆汽车，同比增长35.8%。在经营层面，据统计，2018年~2023年，蔚来累计亏损金额达到866亿元。换电业务是一项重资产，也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但李斌给出的答案是，坚持做对的事情，过程中如果有些问题，就去解决。在这场对谈中，俞敏洪和李斌还谈到了成长经历、创业感悟、网暴以及对人性的观察和体悟。以下是本次对话精彩观点：1.喜欢创业的人，不管个性是温柔的还是坚强的，都喜欢迎接挑战，不断挑战自己，寻找新的机遇。2.做好事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当然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因为有些人本身就不想支持你。3.当你知道了世界是怎么回事之后，仍然选择拥抱这个世界，热爱这个世界，才叫真正的英雄主义。4.人有时候被误解、曲解、消费，都是有意义的。5.创业者需要坚强的心。不管内部外部出什么问题都要坚定地做下去，对未来和对人性都要抱有美好的愿望。6.让人家去理解你，那是很难的，全世界都不欠你一个理解，你也很难说让每一个人都开心，关键是能不能面对真实的自己。以下为俞敏洪和李斌的对话整理（有删减）：俞敏洪：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重新认识李斌的开始。我原来一直觉得他有点“公子哥”，因为他很潇洒，那时候他没有做蔚来。我们两个组织朋友去戈壁滩走玄奘之路，有120公里，走三天还是四天。李斌：五天。2012年9月10日至9月15日，但走的话可能是四天。俞敏洪：因为前后还有两天准备。120公里，我们什么都不想背，勉强背几瓶水，而且这四天晚上我们俩一直住同一个帐篷。第一天晚上，他掏帐篷用品，结果掏出五块板砖。我印象太深了。他觉得背的重量不够，放了板砖，一放放了四天，最后他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这是我重新认识他的开始。那场旅行也证明了我们俩的个性不太一样，他背着那么重的包，最后一天第一个冲到了终点，我比他晚到了至少5个小时。李斌：做蔚来之前，我确实经常登山徒步，对自己的要求也高。比如去梅里雪山，有一次一天走了30多公里，虽然海拔也高，但我还是喜欢自己背东西。俞敏洪：所以我做大事做不过他，但是我组织一群人一起玩还是有经验的。李斌：我其实会给自己上点难度，但没有那么难。当时我们俩是住一个帐篷，我们那时候晚上还在聊天，真的是“夜聊”。俞敏洪：外面狂风呼啸，我们在里面聊天，友谊就是在路上建立起来的。李斌：你是1991年创业？俞敏洪：对。李斌：我其实算1992年开始去打工。俞敏洪：1992年你才大一吧。李斌：对，军训了一年。俞敏洪：你在北大5年，加上军训，之后你就开始做生意了，你怎么会做生意呢？李斌：有很多好玩的故事。我一开始没有那么明确，但我是我们班的副班长，带同学们到处玩。后来我病了一个月，出来以后发现没我什么事儿了，我就思考，觉得应该创业。1992年，商业的氛围开始起来了，你不也是那时候开始创业吗？我那时候在学校里看到你们很多广告。俞敏洪：是，三角地贴满了东方大学外语培训的招生广告。李斌：那时候我觉得应该做计算机方向的（事情），我就去学计算机。后来通过打工赚钱，大一买了一台电脑。俞敏洪：那时候我还没有电脑。创业时有一台台式电脑，但都是员工用，那时候我还不会用电脑。我第一次用手提电脑应该是1996年，那时候手提电脑还很厚。李斌：后面就这么创业，一直创业，1996年在学校搞了个自己的公司。俞敏洪：易车不是你的第一次创业？李斌：不是的，第一次创业是南极科技，在中国帮别人注册域名。1996年（这个模式）还算是挺新的，那时我才22岁，还没毕业。当时出国潮很热，我们三个同学创办了这个公司，一起挣了一笔钱。俞敏洪：那笔钱是谁给你们的？当时也没有创投。李斌：都是大家上学编软件挣的钱，我自己打工也挣了一些钱，放在一块儿，花了30万注册公司。后来搞了一年，他们都出国了，就剩我一个人。到了1997年，公司有几十个人，一个月大概花二三十万，但是也能收入二三十万。当时有人介绍IDG，问他们能不能投，他们说这4个人在美国搞一些服务器都能干，没啥门槛，我当时被这个话吓到了。后来我们和李国庆搞了一个公司，做图书行业的数据库，就是当当的前身，我就去做这个公司的CEO了。俞敏洪：易车是什么时候做的？李斌：易车是2000年做的，当时我觉得中国将来一定会卖很多车，（大家）一定会在网上买。俞敏洪：你如果不做易车，我估计就不会有蔚来了。李斌：（易车）是汽车互联网的视角，2000年去做肯定是太早了。2000年中国私家车全国一年就卖30多万台，但今天新疆一年就卖40多万台。所以2000年的时候很惨的，互联网泡沫破裂，而且后来我个人还欠了400多万的债，把钱都还给投资人了。俞敏洪：那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互联网。李斌：（互联网）泡沫破灭，绝对没有任何人看好，我就用了几年时间把钱挣出来还给投资人，至少投资人一分钱都没损失，让他们都退出了。俞敏洪：我们那次去徒步时，你还没有做蔚来的想法，后来怎么想到要成立蔚来？李斌：因为2012年北京雾霾特别严重，总之，2012年我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俞敏洪：你当时预料到做蔚来需要这么大的投入吗？李斌：那肯定。俞敏洪：那你怎么有把握最后能拿到这么多钱？李斌：那不是有你支持吗？俞敏洪：我才支持一滴水，你要的是一个海洋。为什么一开始要把蔚来汽车的标准定得那么高？因为你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要在未来才能发生作用的事情，比如说你在全国设那么多蔚来服务站，做那么多换电站，现在还要在全中国推县县通，这些东西都是投入。你刚开始的客户没有那么多，也不一定都在全国，包括现在我们总共加起来卖的车也没有破百万。这种超前行为会带来两个结果，一个是你超前超得恰到好处；一个是太超前了，就变成先烈了，你是2019年的时候差一点就变成先烈了。为什么要这样？当时我都做好了一分钱都收不回来的打算了。李斌：从绝望里寻找希望。我觉得创业有很多种打开方式，2014年、2015年那个时间点，我选择的打开方式肯定跟别人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第一笔投资是3亿美元，我自己真金白银出了一半，所以我在蔚来的股份到目前为止，除了后面上市以后的一些期权以外，都是我拿钱买的。俞敏洪：没有一点技术入股、人才入股？李斌：没有，我们拿了10%的股份给了团队，但里面不包括我。你自己也做过很多投资，很少有这样的创业，我真的是把自己以前的那些积累完全放进来了，这让大家看到我的决心。如果没有这样的决心，我觉得大家也不会支持。蔚来主要是募美元的资金，从全球募了很多美元，数字接近190亿美元。去年我们还募了30亿美元。美元的投资人和人民币的投资人是有区别的，不需要你马上盈利。像亚马逊亏了十几年，特斯拉亏了16年，还是看你阶段性的交付能力。我从拿第一笔投资到现在，阶段性地交付，其实我们没有出什么大的问题。总的来说，在投资人那边这方面的口碑还是可以的。我亏钱就是亏钱，我告诉你为什么亏钱，我在研发方面去年投了140亿，现在每个季度投30、40个亿。我现在是（建设）充换电基础设施，我钱花在哪儿都是一清二楚的。我们现在出差，我跟所有员工都是一样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标准。我们并没有把钱用来做一些研发、产品、服务以外的事情，投资人是看得清楚的。俞敏洪和李斌聊天时身后停着一辆车总会有投资人相信你的底层逻辑和长期思考、长期竞争力，当然也有很多投资人没有那么多耐心。俞敏洪：我是比较坚定地支持斌哥。当时蔚来陷入低谷，（股票）大概只有2块钱（美元），我的投资代理人把我们持有的股票全部出清了，也没有告诉我，那时候我还亏了不少钱，因为我当时投的时候比这个价钱贵。他卖完了告诉我，被我臭骂了一顿，第二天全数买回来。我说我已经亏成这样了，干脆亏到底吧。其实我是想展示一种坚决的绝望。结果后来翻到了50多块钱（美元）。李斌：蔚来是2018年9月12日上市的，当时是8个投行，要募20亿美元，要拿两年的口粮。我们到欧洲和亚洲都还正常，拿了十几亿美元的订单，但是在美国就受挫了。2010年易车那么小的公司去上市，华尔街都是笑脸相迎，仅仅过去8年，风向就完全变了。蔚来当时是最被期待的科技公司，但后来我们在美国只拿了6000万美元，还是J.P.摩根的资产公司，因为它也是我们的投行，本来至少拿10亿美元。回来以后我就说，一个时代结束了。我们自己非常清楚是怎么回事。俞敏洪：熬过来太不容易了，因为融资太难。而且在那时候蔚来汽车还没卖出去多少。李斌：就一两万台，不像现在。俞敏洪：你创业十几年，自己经历了千变万化和风雨兼程，以及中国汽车行业的千变万化和竞争白热化的局面。现在蔚来汽车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李斌：首先，大环境、趋势肯定是越来越好。其次，中国智能汽车的竞争力肯定是全球领先的。对蔚来来说，肯定竞争也变得激烈了，我们的同行都特别优秀，现在我们真的是“你追我赶”。所以现在留给我们的容错空间、犯错空间比以前要小多了，这是一个压力。还有一个压力，公司毕竟也十年了，人也不少，怎么做好多个品牌，多代平台？全球市场方面，我的管理和整个企业文化怎么去支持这件事情？我们其实还没有盈利，即使盈利了，但汽车公司的盈利和亏损很多都是一瞬间的事情，因为体量太大了。俞敏洪：你进入了具有超级挑战性的行业。李斌：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变化密集，所以我们怎么保证这样的公司还能敏捷地面对市场的变化？不管是产品、服务，管理，还是成本控制、效率等等，怎么坚持自己对的地方，同时又能够及时调整。俞敏洪：蔚来汽车海外销量怎么样？李斌：海外目前比较少，因为蔚来2022年开始才正式进入欧洲，现在进入欧洲5个国家。我们在欧洲已经有7个NIO House，60个换电站。在欧洲现在还是在把流程跑通，把服务满意度做好。接下来我们会非常积极地通过第二品牌乐道、第三品牌萤火虫进入全球市场。俞敏洪：但在我看来，中国本身的消费能力，是不需要这么多电车公司的，你觉得需要吗？李斌：现在也没有那么多了。这两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中国自主品牌份额从30%多，已经增长至60%多，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有人丢掉了500多万辆的销量。谁赢得了这个市场？中国品牌。什么样的动力形式？新能源。当然，最后不可能都是这些人剩下来，但剩下来的一定是中国品牌。现在新能源车渗透率已经超过50%了，我觉得两年内会超过80%。俞敏洪：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某一个汽车公司的大佬跟我说的，他说未来中国汽车一定是油电混合，因为纯电动车遇到一些极端天气情况时，会很不方便，你肯定也知道这些说法，但你现在还是坚持做纯电动车？李斌：肯定坚持做纯电。俞敏洪：如果真遇到一些情况，比如下雪天气，汽车在马路上停着开不了了，纯电车怎么应对？李斌：首先，什么事都有概率，不能用小概率事件来概括整个事情，那一定会出问题的。为什么电车是终极的？特别简单，因为它确实符合智能化的趋势，全程使用成本也是最低的，而且它也符合可持续的发展方向。从个人利益，从社会利益来讲，都是对的事情。对的事情为什么不坚持呢？过程中如果有些问题，我们就去解决好了，如果充电不方便，那我们就布充电桩，加电县县通。俞敏洪：我们平时聚会你现在很少参加，我知道你太忙了，你现在个人生活还能保障吗？李斌：还可以。俞敏洪：你这么大的压力，包括2019年蔚来公司差点没了，你每天晚上居然能睡得很好？李斌：我必须睡好，我现在属于双创家庭，我老婆也在创业，也比较忙。创业还是挺有乐趣的，还有很多很多事值得全力以赴地做。我其实挺欣赏你们说的话，从绝境中寻找希望。我自己一直有个人生信条，叫“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俞敏洪：喜欢创业的人、喜欢做企业的人，不管个性是温柔的还是坚强的，其实都是面对着一种情况：他们喜欢迎接挑战，不断挑战自己，寻找新的机遇。李斌：从这里面也可以寻找乐趣。我记得当年《中国合伙人》还没有上映的时候，我们看小片，我觉得你的人生挺有意思，而且你挺传奇的，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每次感觉顺一点的时候，总会来一个不知道从哪来的问题，所以你睡不着觉，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俞敏洪对李斌谈到自己被网暴俞敏洪：他们说这是我自找的。周成刚（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CEO）有一句话说我，俞敏洪是挖一个坑跳进去，吭哧吭哧爬出来，然后特别高兴地宣布，你看我又克服了一个困难。李斌：你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情的？因为背后不是商业问题，而是人性问题。俞敏洪：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人性是中性的，有的人是发展自己善的一面，有的人是发展自己恶的一面，但大部分人的人性是中性的，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会对你更好，你对别人差，也许别人会对你更差。我相信做好事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当然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因为有些人本身就不想支持你。另外我挺相信罗曼·罗兰的那句话，当你知道了世界是怎么回事之后，你仍然选择拥抱这个世界，热爱这个世界，才叫真正的英雄主义。李斌：我其实也特别喜欢这句话，一个很有名的歌手说，“万物皆有裂缝，就是光进来的地方。”俞敏洪：大多数人不了解你的时候，会对你有意见，甚至会对你做一些不利的事情，当他真正了解你以后，我相信绝大部分人还是会跟你友好相处，甚至会跟你变成非常坚定的朋友，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好多个了。李斌：人有时候被误解、曲解、消费，都是有意义的。蔚来这几年一直都在风口浪尖上，很多人也会消费我，所以我一直开玩笑说，CEO现在也叫“首席娱乐官”。我倒是对这件事情的心态还好，但我今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原来是不会做社交媒体的，我的朋友圈、微博，都是广告。从今年3月份，我也开始做直播。我后来想明白了，虽然世界不欠我们一个理解，但不管是企业还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是需要跟大家交流的，让大家了解一个真实的蔚来，了解一个真实的李斌，也是我的一个责任，我也是向你学习。俞敏洪：你做了这么长时间，对人性有失望过吗？李斌：我对人性有一次失望，其实就是易车那次创业，那次让我对人生有很多思考。我跟当时的联合创始人一起，本来我们说把钱还给股东后，就各做各的，后来进了会议室，他说公司搞不好都是李斌搞的，相当于你的队友从后面捅了你一刀。我的反击是，好，如果是这样，那我把公司买下来，我把钱还给大家，但今天晚上必须要签完协议。后来我选择把老易车及时关掉了，做了新易车。我自己经历的事儿还是非常非常多，所以我对人性没有太大失望，我觉得都是正常的。俞敏洪：那你还好，我都习惯了。人家说，只要我这儿一出事，都是俞敏洪的责任，我已经太习惯了。李斌：你为什么会这么招（黑）？俞敏洪：内部说是我的责任，外部也说是我的责任。李斌：对你还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从你这儿看到的还是豁达。俞敏洪：做创业者真的需要坚强的心。我就两点，一是坚定的意志，不管内部外部出什么问题都要坚定地做下去，我的性格比较柔和，斌哥的性格比较坚强，但我们俩在这点上基本是比较一致的。第二点，对未来和对人性都要抱有美好的愿望，不管你受到多少人的欺骗、打击、羞辱、误解，要选择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有着人性非常美好的善良的一面，他们有的时候对你不理解、打击，有可能只是因为他们误解了你。李斌：我在内部信里说过一次，我们理解人性的复杂，但选择相信好的一面。你要说我们不理解人性的复杂，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俞敏洪：我这一年被网暴到了半死不活。李斌：作为老朋友，我有时候挺心疼你的。俞敏洪：但是我一句抱怨话也没说过。李斌：作为CEO，还不能让人说你两句吗？我们就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俞敏洪：新东方的人跟我说，评价这么多，你的平台又那么有影响力，你暂时把评论区关掉，所以我就把评论区关掉了，最近当然开了。实际上并没有对我的心情、新东方的发展产生过任何影响。因为如果产生影响的话，我肯定方寸大乱了，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心情，背靠慕士塔格峰。李斌：风波过后，我们见证了最美丽的风景。师兄你讲得特别好，我一直创业，到现在也快30年了，我们也投过很多创业公司，但我强调另外两点，一是一定要想清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失败了，你干不干？因为失败是大概率的，成功是小概率的。中国有句话，向死而生，把这件事想清楚了，所有的决定都有勇气去做，这点很重要。第二，一定不能欺骗自己，一定要面对真实的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出于各种原因也会欺骗自己，现在我越来越希望自己对自己要真实，让人家去理解你，那是很难的，全世界都不欠你一个理解，你也很难说让每一个人都开心，关键是能不能面对真实的自己，这一点非常重要。俞敏洪：刚才你提到创业失败了怎么办？其实我有一句话，只要不要你的命，你就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李斌：我当时在易车最难的时候，欠债几百万，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公司真的开不下去，还不了，我打几年工我也能还上这个钱，这就是把自己的底线想清楚。俞敏洪：做任何事情，只要把底线想清楚了，就去做。李斌：你准备什么时候退休？俞敏洪：我现在其实有点像退休状态了。李斌：你现在多拼，算退休？俞敏洪：我退休了可能也是这种生活状态。我退休以后可能也是全中国、全世界去探索文化，探索历史，探索大自然的风光，也愿意跟大家进行分享。我如果在家里，会读一些值得读的书，如果觉得书好，也愿意跟大家分享。平时的生活就是跟朋友们聊聊天、吃吃饭、喝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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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芬兰总统呼吁把俄罗斯踢出“五常”，美国务院：整点现实的）

（原标题：中日关系，终于传来一个好消息）

大象新闻记者 姜明圆9月13日，大象新闻·大象帮接到余女士求助称，今年4月17日，她到武汉江夏区安山街灯塔村找欠债人要钱时，遇到江夏分局金港派出所的民警抓赌，恰好在现场的她被当成赌徒抓捕，还遭到了民警的殴打。老人展示胳膊伤痕六旬老人讨债时被当赌徒抓捕，还被民警打断肋骨？“当时我正准备接孙女的电话，一个警察就从后面重重地打了我左肩一棍。”余女士说，她去那里就是为了要钱，身上只带了20块钱，手机里也没有钱，压根不可能涉赌，在现场也积极配合调查，“后来又一个民警过来，用皮鞋踹了我的胸部，当时我就昏倒了，他把我的手拖起来，就把我带到了江夏分局。”余女士被行政拘留了十天余女士称，她被带到江夏公安分局后，又遭受了殴打，“他们让我承认赌博，我没赌肯定不会承认，又来了一个警察把我拖到了小黑屋里，连着打了我4巴掌。”余女士怕再次挨打，只能承认涉赌，最终被行政拘留了十天。4月28日，余女士从拘留所出来后，儿子胡先生便带她去做了全身检查，“检查后，发现我妈断了3根肋骨。”胡先生表示，由于母亲伤情严重，8月1日，他带母亲去甘肃省兰州市天平司法医学鉴定所做了伤情鉴定，“我当时想看警察打我妈妈有没有构成刑事立案标准，看能否申请进行刑事立案。”余女士断了几根肋骨据甘肃天平司法医学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余女士的伤情为轻伤二级。认定被鉴定人余女士胸部存在明确外伤史，外伤直接导致她右侧肋骨骨折，两者存在因果关系。余女士的儿子称，这个事件给母亲造成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母亲也向武汉市公安局进行反映过这个情况，但没能得到自己满意的答复。“我们的病例还给金港派出所的人看过，他们不认可，跟我们说这个只能证明我母亲有伤，不代表是他们打的。”余女士的儿子说。一位自称在现场涉赌被抓的伍女士称，余女士被打的时候她就是目击者：“我在那里看见好多人打她，还说她不老实，现场还有几个人都看到了。”9月18日，大象新闻记者致电江夏分局金港派出所，一位值班民警表示，当时确实有抓赌这个事，但是并不存在打人现象。“我们这边纪委已经核查过了，没有打人这个事情，涉赌的人当时都被抓获了，但是我们没有动手打人。”延伸阅读老人被控抢夺警车方向盘 妻子拿出8小时录音未被采信2021年8月29日，一辆警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撞向护栏，车上载着浙江省龙游县法院的法警和被强制执行的乐高富夫妇。事发后，附近的交警接到施救信息才得知发生事故，赶到现场时也未被告知事故原因。近一小时后，车上的法警才报了案。几位法警作证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拉拽高速行驶中的车辆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乐高富自始至终否认犯罪，称是司机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一审开庭期间，妻子胡金花为丈夫喊冤，向浙江省桐庐县法院递交了事发前后8小时的完整录音，以证明丈夫未抢方向盘，但录音一直未被采信。在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的情况下，法院采信法警的证言，加之方向盘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被判四年半。乐高富上诉后维持原判。70岁的乐高富和妻子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至今。2024年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该案的申诉。法警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迟报的警情2021年8月29日7时30分许，浙江省龙游县法院法警田俊波等人找到乐高富夫妻在杭州入住的宾馆，“说要带我们回龙游，处理欠款执行的事情”，胡金花回忆。该笔欠款因乐高富承包山地而产生。乐高富是龙游县龙洲街道白坂村村民，从1999年开始承包了龙游县湖镇镇文林村的林果场。2018年，湖镇镇文林村（林果场）垦造耕地项目通过龙游县政府批复立项，乐高富承包的山林在土地垦造中灭失，夫妻二人举报该项目破坏森林资源。2021年，国家林草局实地核查后，龙游县政府撤销该项目。但乐高富夫妻一直未拿到青苗赔偿费。承包山地期间，乐高富和龙游县农业农村局发生农业承包合同纠纷，2019年9月20日，龙游县法院曾判决乐高富赔偿龙游县农业农村局12万元。乐高富夫妻愿意赔偿，曾承诺等政府支付青苗赔偿费后偿还。这些年来，夫妻俩一直因为青苗费的事情四处举报。2021年8月底，乐高富推着坐轮椅的胡金花来杭州，就是向省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请求监督当地政府赔偿“青苗损失费”。他们没想到在杭州遇到了龙游法院的“强制执行”。2021年8月29日8点左右，面对前来执行的法警，胡金花解释，“我整片山300多亩的树木被毁，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你现在让我还，我拿不出”。随后，二人被法警带上了警车。当天上午9时30分许，行驶至杭新景高速桐庐出口往千岛湖方向不到两公里处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右侧护栏，车辆右侧车头、车门受损，车上人员法警蒋灿灿和田俊波、司机林海荣以及乐高富不同程度受伤。之后，法警田俊波报警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突然起身，用手拉拽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导致事故发生，乐高富被带回桐庐县城南派出所接受调查。2021年8月30日，乐高富被桐庐县公安局刑拘。法警田俊波并不是第一时间报的警。杭州市高速交警杭州支队五大队的一位辅警作证称，当时，他听到高速公路施救人员在对讲机汇报，才发现附近有事故，赶过去帮忙维护秩序和了解第一现场的情况。该位辅警在接受询问时说，他到场后，无人提起事故原因，一行人被带离高速路段后，他才从龙游县法院的一位辅警口中得知，“是嫌疑人抢夺方向盘造成的事故”。他马上向在现场的一位交警汇报，交警简单了解情况并上报后，龙游县法警田俊波才报了案，此时 距离事发已过去一个多小时。涉事法警车矛盾的证言接受询问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和两名法警均指认乐高富双手抢方向盘。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作证称，乐高富一直在自言自语，突然间说了句“要死一起死”，然后用两只手拉他方向盘的右上角，他当时左手在握方向盘，右手放在档位上。坐在副驾的法警蒋灿灿作证称，他看到乐高富的身子扑过来，双手抓住方向盘右上角，用力往右侧打方向，导致车子失控；蒋灿灿还称，胡金花看到丈夫乐高富抢方向盘后指责，“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但乐高富现场说是法院的司机开车不稳想要他的命。而事发时坐在乐高富身旁的胡金花则称，丈夫坐在后排中间位置，她感觉车子好像急刹车一样，身子往前冲，“乐高富也身体往前冲，但是两只手冲到哪里、碰到哪里，我没有看清楚。”乐高富也供述，他没有系安全带，当时正仰着头睡觉，突然车子开始晃来晃去，“驾驶员一个紧急刹车，我整个人都往前冲上去了”，他只得将手撑在副驾驶的座椅后面，左侧大腿也被撞得很痛。乐高富否认拉拽方向盘，“我要命的啊，我老婆也是在车里的，我怎么可能拿我老婆和我的生命开玩笑。”发生车祸后，他还将妻子扶起。自始至终，乐高富都不愿签署认罪认罚告知书，“我是冤枉的，我是受害者。”最终，司机和法警等人指认乐高富抢方向盘的证言被采信，桐庐县警方还从方向盘拭子中鉴定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显示，侦查机关8月29日当天未在事故车辆方向盘上提取到乐高富的DNA，8月30日，再次提取检材，才检测出乐高富的DNA分型，而此时车辆已被龙游县法院自行存放回当地的汽车修理厂。2021年9月6日，桐庐县公安局向检察院申请逮捕乐高富。公安局认为，乐高富临时起意，突然从后排中间座位起身，双手拉拽方向盘，导致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失控，车辆撞上右侧护栏。2021年9月13日乐高富被逮捕。2021年10月29日，桐庐县公安局以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移送桐庐县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12月21日，桐庐县检察院提起公诉。2021年8月29日，龙游县人民法院的法警到杭州，对乐高富夫妇“强制执行”‍ ‍ ‍ ‍8小时的录音2022年1月7日，该案一审第一次开庭。一审法律援助律师认为，法警等人的证言和乐高富夫妻的说法存在较大矛盾；现场勘验没有提取指纹证据，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并不能直接证明乐高富有抓方向盘的行为，两位法警和乐高富有过身体接触，碰撞过程中也会有身体接触，不可避免乐高富的毛发留在方向盘上；该案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6天后，胡金花向桐庐县法院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时长8小时。胡金花说，因为长期信访和维权，为了保留证据和自保，她有了录音的习惯。2021年8月29日一早，听到龙游县法院的法警敲门声，她就用随身携带的手机开始录音，恰好录下了事发前后的全过程。2022年1月7日开庭时，她携带着存有录音复印件的录音笔去了法院，计划着作为证人当庭提交，因未被传唤，没能上交。对胡金花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后上交的录音，公诉机关对录音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2022年3月31日，鉴定机构答复桐庐县公安局称，“因现有材料条件局限，且缺少原始录音器材原件，无法对委托事项进行鉴定”。乐高富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显峰告诉深一度，一审法院未将相关情况告知胡金花，也未让其补充材料或询问是否重新鉴定。胡金花将该现场录音提供给深一度，录音记录了龙游县法院人员去宾馆将二人带走、交通事故发生直至胡金花被送回龙游县的全过程，由她本人用手机录制。结合胡金花的回忆，现场录音能够听到，事故发生前，坐于乐高富左侧的龙游法院法警田俊波在车内打呼噜睡觉，司机林海荣“喂”了一声，疑似开始接打电话，随后听到轮胎摩擦地面、车辆晃来晃去和碰撞的声音。田俊波和乐高富夫妇都发出疑问，“怎么了”。接着乐高富夫妇痛得发出呻吟，胡金花被乐高富扶起，两人指责，“怎么这样开车的？”乐高富抱怨道，“高速公路喂，这样开车的？故意要把我搞掉是不是呀？”现场录音显示，事故发生时，乐高富未说“要死一起死”等威胁性话语，胡金花也没有指责丈夫抢夺方向盘。事故发生后，面对乐高富的指责，驾驶员和法警没有反驳，也未指责乐高富抢夺方向盘。乐高富的家人和辩护律师们均认为，这与通常的生活经验不符。胡金花提供的录音中，乐高富曾向最先到场的交警辅警抱怨，“他们不小心开车”。该名辅警对他说，“没有谁能保证开车百分之百安全”。后来，面对公安询问时，该名辅警解释，“我当时是出于安抚对方情绪的考虑，根本没听清他说的什么”。胡金花提交录音证据后，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2022年4月12日，对田俊波等几位法警分别又做了一次询问笔录。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几人证言被用于证明，事故发生之前，司机林海荣没有和乐高富发生肢体接触，接触乐高富的两位法警田俊波和蒋灿灿没有接触过方向盘。一审辩护律师对司机林海荣和两位法警的证言均有异议，并将几段录音材料和整理好的文字稿作为证据提交。他认为，三人证言不能排除司机林海荣和乐高富有身体接触或间接接触，三人作为法院工作人员，与被执行人乐高富有利害关系，并存在虚假陈述，证言均不应该被采信。但现场录音证据并未被重视，申诉代理律师告诉深一度，他查看在案材料发现，一审开庭时，该录音证据并没有被详细举证和展示，乐高富也没发表质证意见。在家人的陪同下，胡金花坐着轮椅为丈夫申诉申诉被受理最终，一审法院认定，龙游县法院司机和法警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采信，加上从方向盘上检出了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足以证实乐高富抢夺汽车方向盘的事实。法院经审理认为，乐高富突然抢夺处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方向盘，导致汽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护栏，造成车上人员损伤和车辆受损；虽然该案最终未造成严重后果，但高速公路车流量大、车速快，高速行驶的车辆失控极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严重危害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四年六个月。一审判决书中，对胡金花提交的现场录音证据并未提及。对此，乐高富在上诉书中提出强烈质疑。乐高富的二审辩护律师认为，一审判决对现场录音这一关键证据未有提及，存在明显错误，一审法院的委托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机构不予鉴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期间，他曾申请重新鉴定，未获杭州中院支持。杭州中院认为，胡金花提交的录音已由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真实性，鉴定机构出具材料说明无法鉴定，二审提交的录音内容与已提交的录音内容一致，且无法达到佐证乐高富辩解真实性的目的。2022年9月7日，杭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乐高富妻子胡金花不服丈夫判决，先后向杭州市中院、浙江省高院、杭州市检察院申诉，均被驳回。2024年7月22日，乐高富和胡金花向浙江省检察院递交申诉书，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乐高富案的申诉。如今，乐高富夫妻已将存有原始录音的手机作为物证和新证据提交，申请司法鉴定。乐高富的申诉律师还进一步补充，乐高富也基本不具备抢夺并转动方向盘的身体条件和能力。2011年，57岁的乐高富驾驶摩托车遭遇交通事故后，就大便失禁，要穿尿不湿，右手小指和无名指粉碎性骨折，妻子胡金花说，“右手拳头握不起来，也使不上劲，平时在家拿筷子、锅铲都抓不牢，经常掉”。乐高富也没有汽车驾驶证，不会驾驶汽车。乐高富的右手无名指、小指经常痛，即使现在在监狱服刑，他仍要每天喷药水减轻疼痛。2024年9月3日，律师会见时，乐高富的手心、手背都贴着膏药。胡金花提供的8小时录音也记录了，因为大小便失禁，当年67岁的乐高富经历的尴尬一幕。2021年8月29日，在杭州的宾馆里，他一再要求自行去法院处理案件，未获龙游县法警同意，乐高富只得说出实情，“我现在大便拉在身上，我有什么办法”，胡金花跟着解释“乐高富穿纸尿裤的”。随后，两人被带上了警车，一个半小时后，车祸发生，乐高富成了抢夺方向盘的罪犯。妻子胡金花2011年因车祸右膝骨折后，终身残疾，需要坐轮椅出行，完全依靠丈夫照顾。丈夫入狱后，她坚持为丈夫申诉至今。得到申诉被受理的消息后，胡金花又鼓起了信心。2024年8月29日，事发三年后，她和家人赶去浙江省检察院沟通案情，看到了些许希望，她信心坚决，“我坐轮椅也要申诉到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