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我国地方债务化解工作的走深走实，金融化债已成为建立地方债务风险防范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支持了地方债务风险化解。本文基于已落地的债务化解实践，深入研究金融化债的具体模式，重点讨论当前金融化债存在的问题，并对后续持续推进金融化债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

　　金融化债　置换重组　应急流动性贷款

　　党中央高度重视地方债务问题。2023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202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深入实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方案，确保债务高风险省份和市县既真正压降债务又能稳定发展。

　　围绕切实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统筹做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与稳定发展，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制定了包含财政化债、金融化债在内的一揽子化债方案，成效显著。其中，金融化债作为地方债务化解的重要手段，已创新落地了多种模式，有效地丰富了地方化债工具，支持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稳步推进。但现阶段不少模式仅落地了“全国首单”项目，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点探索阶段，相关工作有待进一步优化完善。

　　地方债务化解的两类主要手段

　　从地方债务化解依托的手段方法或产品形态来看，可将债务化解方式分为财政化债和金融化债。财政化债是指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工具（如政府债券、转移支付、财政专项资金等），以财政手段直接对地方债务进行置换、偿还。本轮开始的化债进程中，最典型的财政化债模式是通过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置换存量地方债务。在该模式下，由地方政府发行票面利率低、期限长的特殊再融资债券，置换成本高、期限短的存量债务，从而缓释地方短期债务压力。财政化债是我国较为传统、成熟的化债方式，在实践中优势明显：一是化债效率高，由政府部门主导推动；二是化债规模大，本轮已发行了1.5万亿元特殊再融资债券用于置换存量债务；三是化债效果好，能够实现对债务的直接偿还。2023年以前的债务化解基本都是以财政化债的方式进行。

　　金融化债是指在金融政策的支持下，由金融机构通过金融产品工具，与各级地方政府合作，以市场化方式参与地方债务化解。目前，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等指导下，已有银行、券商、金融控股集团、基金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通过贷款、公司债券、债务风险基金、资产管理产品等方式积极参与地方化债。与财政化债不同的是，在本轮化债以前，金融化债仅是以“后备军”的方式，探索性地参与部分省市地方债务化解，且业务模式也较为传统、有限，以银行贷款置换存量债务为主。而在本轮化债中，在一揽子化债方案的要求下，金融化债通过模式创新、引入新的机构、统筹增量资金参与，已成为地方化债不可或缺的“主力军”之一，有效地推动了地方债务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取得了较好成效。财政化债与金融化债的比较见表1。

　　当前金融化债的主要模式

　　从目前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债务化解项目来看，金融化债的具体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一）银行贷款置换存量债务

　　本轮金融化债中，银行贷款置换存量债务也是被广泛采用的重要模式。从公开信息看，目前已有重庆、宁夏等多地的多个项目落地。较之2018年的那轮化债，本轮化债表现出一些新特点：一是债务形式方面，前者主要为置换隐性债务，本轮以置换经营性债务为主。二是债务类型方面，前者仅置换非标债务，本轮则是在公开市场发行的标准债券、非标债务均可置换。三是涉及区域方面，前者未限定重点区域，本轮则以债务压力较重的区域为主。四是项目选择方面，前者要求项目一一对应债务，不能“打包”置换，本轮化债对于现金流不足的项目，可以由地方政府增信或提供有现金流的资产抵质押，以银团贷款“打包”置换。

　　（二）存量债务展期重组

　　存量债务的展期重组是指地方政府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协商，以不违约为前提，在原债务合同的基础上，就债务的期限、利率、还款计划等进行调整。该模式在没有产生新债务的前提下，通过期限的延长，解决了原债务短期的偿还问题。通过降低利息，缓解了原债务的偿还压力，是一种直接、高效的金融化债模式。2022年，贵州遵义完成了156亿元的债务展期重组，债务年利率下调为3.00%~4.50%，债务期限延长20年，并且前10年仅付息不还本，后10年分期还本。

　　该模式也存在明显的不足：由于直接对原债务展期、降息会影响债权人的资产质量及收益，金融机构往往缺乏动力和依据。贵州遵义债务展期重组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两项政策的专门支持，即《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发〔2022〕2号）和《财政部支持贵州加快提升财政治理能力奋力闯出高质量发展新路的实施方案》（财预〔2022〕114号），这两项政策均明确提出允许符合条件的存量债务展期重组，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尽职免责的政策依据。

　　（三）应急流动性贷款

　　应急流动性贷款是2023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后，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35号，以下简称“35号文”）而创新设立的化债模式。采用该模式须由省级政府向中央申请，在中央批准同意后，由中国人民银行确定区域额度，由承接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具体执行。承接银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区域额度，在省级政府所在区域设立省级资金池，并由省级政府提供企业的股权、经营性资产及权益、未来的转移支付收入等作为抵质押品。省内企业根据需求向省级政府申请资金，在解决短期应急性资金需求后，再由企业进行偿还。根据35号文，应急流动性贷款的目的在于应对债务压力较重区域在2025年前到期的非标融资、标准债券流动性风险，解决由期限错配带来的短期债务压力。该模式不受地方债务限额影响，属于市场化操作，2024年一季度已在广西落地首批46亿元项目。

　　（四）债券市场“统借统还”

　　债券市场“统借统还”即在债务压力较重区域，由地方政府统筹，通过信用等级较高、基本面较好、债务压力较小的企业发行新的公司债券，筹集资金偿还本区域内债务压力较大、融资存在阶段性困难的企业存量债券。该模式也是35号文发布后创新提出的化债模式，债务“统借”和“统还”的企业相互之间不存在股权关系，但二者一般是同一地方政府下管理的国有企业。该模式对地方政府的资源统筹能力、金融机构协调能力等提出较高要求，通过政府的有效作为向市场释放主动化债、主动维护区域信用环境的意愿，通过债务在不同企业间的“腾挪”达到阶段性缓解债务风险的目的。目前贵州安顺、六盘水已分别通过“统借统还”模式发行18亿元、11.3亿元债券，是全国率先落地的两单案例。但随着监管对地方企业发债的逐步收紧，如若无专项政策支持，该模式需要“统借”企业不涉及隐债、不在地方融资平台名单，且从落地案例看，一般需要无存量债券才能新增发债。

　　（五）债务风险基金

　　债务风险基金一般由省级政府发起，地方金融控股集团等牵头设立，地方银行、券商、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参与，目的在于通过提供短期的、过桥性质的周转资金，缓解地方企业临时性、阶段性的债务风险，进而促进区域存量债券估值修复，稳定区域信用环境。债务风险基金的具体形式包括债务风险化解基金、债务平准基金、债务平滑基金、债务周转基金等。目前湖南、天津、河南、河北等地已先后设立债务风险基金，规模多在百亿元以上。例如，2021年某省设立的地方债务平滑基金，由省属投资控股集团牵头发起 ，联合20多家地方国有企业共同出资，基金规模为300亿元，重点支持地方国有企业银行贷款、标准债券、非标债务等的偿还。债务风险基金的优势在于通过政府信用背书，以真金白银解决潜在的风险，同时向市场释放出支持地方化解流动性风险的预期。但该基金主要是短期性、过桥性资金，资金成本往往较高，主要用于解决“燃眉之急”。

　　金融化债存在的主要问题

　　2024年3月，国务院召开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视频会议指出，“化债工作既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目前我国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取得阶段性成效，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但从已落地的金融化债项目看，仍然存在一些现实困难与问题，相关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完善。

　　（一）以时间换空间，尚未实现对大规模存量债务本金的偿还

　　当前金融化债的主要思路在于以时间换空间，通过创新金融工具对存量债务进行置换、展期、降息，从而在短期内延缓存量债务的流动性压力，或在一定程度上压降存量债务成本。但从本质上看，这种化债方式尚未实现对大规模存量债务本金的偿还，主要是用新的低成本、长期限债务“替代”原有债务，重点解决的是当下短期债务风险的问题。

　　（二）往往需要专项政策支持，化债模式可推广性有待提高

　　从上述已落地的项目看，金融化债呈现出“个案操作多、系统性解决方案少”的特点。多数成功的化债案例依赖于特定的专项支持政策、地域资源禀赋、区域内金融资源协调能力、企业自身特殊条件等，化债模式的普遍性、可复制性、可推广性有待提高。相较于特殊再融资债券这类可以统筹全面铺开的财政化债手段，金融化债个案式的解决方案尚未形成标准化、流程化的处理模式，也影响了化债规模与效率。

　　（三）影响金融机构资产质量，金融机构参与积极性有限

　　一方面，债务化解进程中，无论是采用展期、降息还是其他方式，作为债权人的金融机构，其相关利益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带来经营指标下滑、分支机构考核、经办人员问责等压力。另一方面，新参与的金融机构或会面临抵押物难以达到内部风控标准等问题，可能会影响金融机构主动参与的积极性。

　　政策建议

　　一是加强制度设计，做好对债务本身的化解。当前地方债务化解的重点在于缓解流动性风险，避免出现债务违约。但随着阶段性目标的完成，政策应做好衔接与安排，进一步研究如何化解债务本身，并逐步缩减存量债务规模。例如，加强相关金融支持，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企业盈利水平，进而增强企业偿债能力；加快金融推动地方国企分类改革，特别是以债券融资等支持地方国企产业化转型。

　　二是提升金融化债的市场化水平，减少外部影响。较之其他模式，金融化债更多应按照市场化方式推动，但目前已出现非市场化因素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化债的现象。因此，建议一方面加强金融机构对项目的自主选择，减少各种形式的外部影响。另一方面，应引导金融机构根据自身的风控标准进行项目审核，以此确定债务延长的期限、降息的幅度。此外，还应当加强对债务重组信用结构的市场化设计，确保重组后的资产质量。

　　三是增强各模式的可复制性，拓展金融化债的深度与广度。建议逐步将35号文中涉及的化债模式从债务压力较重区域向全国各省市延伸，从主要支持缓解2025年前的债务风险到按需适度延长政策期限。同时，要研究将存量债务展期重组等化债模式，从需要专项政策支撑，到按照市场化原则向有实际需求的区域拓展。优化债券市场“统借统还”管理机制，探索调整“统借”企业一般无存量债券等要求。

　　四是研究专项政策措施，鼓励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化债。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因深耕当地，对区域的经济发展、风险防控等更为了解，应当成为地方债务化解的主力。但受限于融资成本较高，达不到地方政府对化债的成本要求，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参与债务置换、对存量债务降息的情况有限。可通过制定专项政策、地方政府进行贴息、监管部门支持发行长期低成本化债专项金融债券等方式，解决地方中小金融机构融资成本较高问题，积极支持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参与化债。

　　五是做好风险隔离，避免化债过程中产生的“次生风险”。金融化债的本质在于采取金融手段缓释、转移债务风险，在此过程中要依托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控制体系，开展对风险的识别与防范。实践中，要依据省情、市情、企情，一企一策，根据地方政府、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化债方案，杜绝采用“一刀切”等手段造成风险防范化解中的“次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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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原载《债券》2024年8月刊

　　◇ 作者：天府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首席分析师　蔡宁

　　天府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发展部专员　郑涵胭

　　◇ 编辑：王琼　廖雯雯

责任编辑：赵思远

杨坚琳（记者 蔡承法）09月18日,红星资本局9月18日消息，原上海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网红”首席分析师蔡钧毅被抓一事有了新进展。近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蔡钧毅案。据了解，蔡钧毅在短视频平台直播时，为境外诈骗团伙引流，导致40余人被骗3000多万元。最终，蔡钧毅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于2022年初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两年前，上海证券董事长何伟曾发表讲话抨击了蔡钧毅事件，称其“让上海证券蒙羞，令研究所受辱”。蔡钧毅为原上海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蔡钧毅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被公安机关带走前，蔡钧毅曾长期在各电视台的证券投资类节目担任嘉宾，同时担任着上海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首席市场分析师，在老一辈股民中颇有名气，被称为网红分析师。2021年9月，市场上突然传出蔡钧毅被抓的消息，当时上海证券对外回复称，这是蔡钧毅的个人行为。如今，随着检察院的通报披露，蔡钧毅被抓的更多细节也浮出水面。据上观新闻报道，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典型案例，其中提到蔡钧毅案称，2021年起，叶某某、韦某某等人，受他人招揽，前往境外电诈园区内，专门从事针对境内居民诈骗活动。期间，通过沈某某等人联系，搭建公众号、直播平台、虚假投资平台，并邀请知名股评师蔡某某在短视频平台以直播方式，先后将被害人引流至其他平台，以推荐投资方式诱骗被害人在虚假投资平台“投资”，并向该诈骗集团控制的账号转账。2021年6月，投资者邱先生观看蔡某某的直播后被引流至其他平台，并扫描二维码下载聊天App，加入群聊后下载群内链接，安装直播软件、虚假投资平台。2021年7月，邱先生陆续向前述虚假投资平台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至2021年8月，邱先生发现该平台无法登录而报案，共计损失约2180万元。另有40余名被害人因同样方式被骗，共计损失1000余万元。公安机关立案后，宝山检察院第一时间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侦查。2022年1月至2024年9月，宝山检察院先后对为境外诈骗团伙提供帮助并实施关联犯罪的沈某某、蔡某某等人以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起诉至法院，被告人分别获刑。其中，蔡某某案于2022年初宣判，他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图为蔡钧毅此前参加电视节目画面曾被内部讲话痛批为“一颗老鼠屎”两年前，上海证券董事长何伟曾发表讲话抨击了蔡钧毅事件，称其“让上海证券蒙羞，令研究所受辱”。据券商中国此前报道，2021年9月，蔡钧毅被抓后，上海证券内部曾就针对蔡钧毅事件召开了一场通报会，当时的上海证券董事长何伟痛批蔡钧毅事件为“恶劣的个人事件，危害到在前进上升中的公司”，他还直言“我不希望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随后，蔡钧毅被免去研究所所长助理一职。同年10月，上海证监局发布《关于规范证券从业人员利用自媒体工具开展业务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近期，我局关注到辖区某证券公司分析师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据了解，该分析师被刑事拘留与不当使用自媒体工具开展业务活动有关。”《通知》要求券商完善对证券从业人员的内部管理，严格规范员工自媒体展业行为，建立健全使用微信、微博、抖音等自媒体工具开展业务活动的制度体系。也是在当月，证监会机构部发布《机构监管情况通报（第86期）》，对券商、基金、投资咨询公司开展网络直播提出明确要求。一方面，禁止以直播的方式开展投资品种选择、投资组合推介等荐股行为；另一方面，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网络直播发表评论时，应当保持客观、专业的态度，主要围绕经济形势分析、市场变化评论、经济数据解读等宏观层面。红星资本局注意到，今年以来，仍有证券投资机构以及从业人员因网络直播投顾业务违规。7月11日，福建证监局通报，国融证券福州东街证券营业部组织证券投资顾问人员与不具备证券投资咨询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合作开展网络直播投顾业务，个别投资顾问与第三方公司按投顾业务收入的一定比例进行收益分成。上海证券董事长何伟曾抨击蔡钧毅，称其“让上海证券蒙羞” 图为蔡钧毅红星新闻记者 强亚铣编辑 肖世清

杨坚琳（记者 陈雅惠）09月18日,“你们搞错了，永川区的人都晓得我是最讲规矩的干部，我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情。”2023年7月，蒋勇被留置后首次谈话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语。此刻的蒋勇故技重施，百般抵赖，妄图蒙混过关。然而，这位自称“永川最讲规矩的干部”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9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以山水谋私终将“山穷水尽”》一文，剖析了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严重违纪违法案。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蒋勇，男，1962年10月出生，1984年11月参加工作，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重庆市永川县财政局干部，永川市（县级市）永荣镇党委书记，永川市水利农机局党组书记、局长，重庆市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级调研员，于2022年9月退休。报道称，蒋勇出生在永川县，家乡红炉镇矿山遍地。在他24年的“一把手”工作经历中，8年为水务局局长，8年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3年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1984年，高中毕业的蒋勇被录用为重庆市原永川县财政局干部，两年后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组织的培养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工作关系，蒋勇逐渐结识了不少“煤老板”。老板们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内心失衡侵蚀着蒋勇。在接下来的6年里，蒋勇尝试着为煤矿企业销售煤炭，赚取了总计40余万元，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让他尝到了“甜头”，滋生出“一切皆可买卖”的念头。图为蒋勇早前照片1999年，蒋勇升任永荣镇党委书记后，他认为“名利双收”得益于自己的“运作”。在他第一次带队去煤矿检查工作时，煤矿老板为表达“心意”，送上了3000元的“辛苦费”，这相当于他当时几个月的工资。面对金钱的诱惑，蒋勇以“红包礼金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一歪理来安慰自己，将这笔“辛苦费”揣进了口袋。报道指出，随着岗位变换、职务提升、权力变大，蒋勇开始握不住“权”、藏不住“欲”，堕落速度逐渐加快。2003年，蒋勇任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当时永川正值水利工程大建设、搞示范的时期。由于水利工程工期短、利润高，主动登门拜访的商人老板越来越多，蒋勇沉迷在商人老板的恭维和“围猎”中，靠着手中水利工程，小到几万元，大到几百万元，五花八门的“协调费”“点子费”“利润分红”统统来者不拒，插手2亿余元的水利工程项目，共收受贿赂2000余万元。2011年，到了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任职后，蒋勇动起了利用土地资源谋利的“歪心思”。在那个房地产迅猛发展的时期，矿产资源的行情水涨船高，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商人老板处心积虑“搭上”蒋勇，以求得关照。就这样，蒋勇利用手中的职权，轻审批、疏监管，为商人老板们拿矿权、划资源。身居重要岗位20多年，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个人和单位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非法收受钱款及股权，违纪违法金额共计5600余万元。2022年8月，蒋勇被群众举报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以及将单位食堂交由亲属经营等问题，在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对其函询时，他千方百计提供虚假情况、逃避组织审查。他担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改任非领导职务前一个月，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儿子的公司“批项目”，甚至在退休后，依然还在给原来的下属发号令、督进度。报道提到，为了让自己的银行账户流水“清白”，20多年来，蒋勇收钱只收现金，从来不经过银行。因其家中存放现金已逾千万元，为防止暴露，蒋勇陆续将钱交由做生意的同学保管。考虑到自己儿子的公司业务量大、资金量多，他还先后将受贿资金交由儿子使用，自认为处理方式比较隐蔽，不容易被组织发现，可以等退休后再慢慢享受。蒋勇曾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 资料图收受大量不义之财的蒋勇，看到持续加大的反腐败力度，长期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惶不安中，甚至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为求心安，每逢佛教节日，蒋勇便携家人到附近寺庙“烧头香”，祈求顺利“过关”，得知相关涉案人员被纪检监察机关调查，蒋勇甚至以假退款、串口供等方式，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2022年下半年，蒋勇终于等来了退休的日子，认为组织不会再调查他了，最多就是去谈谈话，他甚至还精心准备了谈话提纲。2023年7月，蒋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永川区监委监察调查。2024年2月，蒋勇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其“双开”通报指出，蒋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组织观念淡薄，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治家不严，家风不正，对亲属失管失教；毫无纪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2024年6月，蒋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

9月11日，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奥本尤里正式和党首玉木雄一郎一起出现在一档公开访谈节目中，两人就日本的未来和社会改革等话题发表了看法。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奥本尤里发布了一张本次访谈的宣传海报，海报上奥本尤里和玉木雄一郎的照片放在一起。让人不禁想起，十天前刚刚从公寓坠楼自杀的国民民主党“当家花旦”高桥茉莉，当初与玉木雄一郎并肩的模样。▲玉木雄一郎与奥本尤里9月11日的节目访谈海报据环球时报报道，国民民主党是一个日本在野党，根据日本众议院、参议院网站，该党在众议院占据7个议席，在参议院占据15个议席。奥本尤里，新的“高桥茉莉”？日本国民民主党官方网站对候选人介绍的页面显示，奥本尤里被认定为“新人”。她出生于1977年3月8日，今年47岁，现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红星新闻在她此前竞选拉票活动的发言中注意到，她说自己是一名单亲妈妈，有一名23岁的儿子。比起从美女主播被火速推到国民民主党“花魁”位置的高桥，奥本尤里的政坛之路，似乎并没有经历如此大的“跨界”。奥本尤里的社交平台显示，2019年初，她就已经担任日本东京大田区政府改革委员会成员。彼时的她以一名单亲妈妈的身份，独自站在东京街头的寒风中为自己拉票。她不时会发自己在家做瑜伽运动的短视频，晒出自己吃的饭团、猪排饭和意大利面，甚至还会发自己做的美甲照片，非常活跃，且画风亲民。▲2019年，奥本尤里在日本街头拉选票直到2023年5月，她公开宣布，自己在东京议会选举中输了，“希望有一天能再次站在起跑线，希望我有机会再试一次，衷心感谢。”此后，她的个人社交平台几乎完全停更。今年2月16日，奥本尤里突然更新社交平台，发出一张与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的合影，并配文：“我很高兴地宣布，我被任命为国民民主党众议院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我决定接受挑战。”▲奥本尤里发的与玉木雄一郎合影值得注意的是，同月，曾经被认为是玉木雄一郎力捧的高桥茉莉陷入了“陪酒女”及“低保”风波，并最终被日本国民民主党以“可能存在违法行为”而取消了候选人资格。有分析认为，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奥本尤里出现了，她是否是国民民主党推出的“新的”高桥茉莉？高桥茉莉：从巅峰跌落的日本政坛“棋子”据环球时报报道，9月4日晚上9点半左右，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高桥茉莉被人发现倒在公寓一楼的空地上，送医后不治。警方初步判定：死因为跳楼自杀。年仅27岁的高桥茉莉，大半年前还曾站在人生的巅峰位置——事业上，已成为日本强势在野党国民民主党的“当家花旦”，距离踏入日本国会仅仅几步之遥；感情上，与日本超人气偶像男团Travis Japan成员川岛如惠留已稳定交往6年。年轻美丽、逆境翻盘、名牌大学学霸……这些光环足以为日本国民民主党带来最想要的东西——选民的关注。据报道，高桥短暂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高桥原本出生于东京新宿区一个富裕家庭，在她小学五年级时，家族的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为了还债，父亲变卖了家产，一家人挤进18平方米的小屋子，仅靠低保过日子。逆境中的高桥努力考上了日本名牌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学毕业后，高桥如愿成为一名主持人。为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2018年，她参加了日本全国选美大赛，获得了“东日本地区代表”的荣耀。2021年，她加入世界著名的商业咨询公司埃森哲，成为埃森哲日本公司的一名白领。很快，高桥来到她人生的“制高点”——2024年2月，出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15区支部长，并被推为众议院东京15选区补选的该党公认候选人，与党首玉木雄一郎共同出现在各种政治场合。4月，东京第15选区要补选一名众议院议员。外界普遍认为，高桥作为民主党的“明日之星”，顺利当选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高桥茉莉和玉木雄一郎合影然而，就在高桥即将迎来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让她跌落谷底的事件。2月25日，玉木雄一郎公开发文称，“关于我们党的东京15区公选候选人的预定人选，出现了可能违反法令的事实。”他宣布决定撤回高桥作为国民民主党候选人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的资格。有分析称，高桥一家被曝出接受日本政府低保救济，而高桥在此过程中一直在兼职做陪酒女，其2万元的时薪显然不符合日本低保救济的条件。原本凭借之前的励志故事，获得了不少支持的高桥，在“低保事件”曝出后，彻底失去了舆论的支持。在宣布被撤回竞选资格当天，高桥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下一段话：“就因为我曾经在贵宾俱乐部里打过工而取消我的参选资格，我只能吞下眼泪放弃参选。同时，我宣布离党。”但此时，已经没人关心她到底说了些什么。专家：无论高桥还是奥本，都不太可能获胜日本问题专家徐静波告诉红星新闻，比起高桥，他认为奥本尤里更有潜力。徐静波称，奥本尤里是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法语专业毕业，还曾在法国留学，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大型广告公司工作。之后，她离开广告公司，自己做过很多职业，包括开发健康食品、开网店、开发园艺区、做房地产管理等。她主张呼吁日本社会男女平等，关注女性权益等领域，在政治方面有着更多的经验。徐静波表示，虽然奥本比起高桥，在政治领域有更多的基础，但是从她个人的政治发展轨迹来看，她在国民民主党内部被迅速推到党首玉木雄一郎身边，确实是一个很迅速的提升。对于有分析把奥本比作是“新的”高桥这一说法，徐静波认为，“就目前来讲，高桥和奥本所代表的选区是不同的，但可能因为都在东京，所以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取代’的错觉，但是如果东京要产生一个国民民主党议员的话，奥本还是很有潜力的。”徐静波提到，高桥的死，其实并没有在日本社会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国民民主党在日本的影响力有限，目前在日本各大政党的排名当中，国民民主党排在第六位，势力较弱，加之高桥的名气也没有很大，所以总体来说，对日本政局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但对国民民主党的信誉度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徐静波认为，即使没有发生高桥自杀等一系列事件，由于“东京是日本最大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选区，国民民主党在全国的势力有限，在东京的力量更有限。（国民民主党推出人员）参选的话，都不太可能获胜。”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综合环球时报编辑 张莉 责编 官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