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天津5月15日电 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2024年“寻美·中国”主题活动启动大会15日在天津召开，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出席并致辞。中央统战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电总局等单位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天津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省(区、市)党委统战部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负责人，及互联网平台代表参加大会。

　　王瑞军指出，近年来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网络人士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特别是自2021年来持续打造和深化“寻美·中国”活动品牌，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广 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网络人士，深化理论学习、坚定发展信心、发挥优势作用，合力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会上，回顾总结了“寻美·中国”2023年活动情况，启动2024年工作，并发布活动倡议书。(完)

童家玮（记者 韩轩豪）09月17日,9月10日上午，中美两军举行战区领导通话。新闻稿的表述很短，其中提到“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句话在相关外事活动的新闻稿中很常见，但在表述时会有差别——“交换意见”与“深入交换意见”。如何理解新闻稿中的“深入”二字？首先，从沟通渠道来说。去年，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时，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男军事专家张军社告诉谭主：总体来看，目前中美两军有中美两军高层沟通、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以及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等多个沟通渠道。其中，中美两军高层沟通包括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对话沟通，以及中美两国国防部长的会晤沟通。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属于工作层级的交流对话，一年召开一次。主要是探讨接下来一年两军交流合作的计划，一般由我国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领导和美国国防部的官员主持进行。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分为小组会议和将军级年度会晤，小组会议一般由校级军官主持，将军级年度会晤一般由少将军官主持，来进行海上军事安全的磋商交流。和其他三种沟通渠道相比，战区领导沟通的特殊性在于，这是直接管控一线海空部队行动的指挥员的直接交流。这种交流，有助于减少两军之间误会的发生。之所以需要减少误会，是因为这次视频通话的两个主体——南部战区和美军印太司令部发生海空相遇事件的概率很高。相遇的地方，主要是南海。张军社表示：根据美军的说法，印太司令部的“职责范围区”（Area of Responsibility）就包括南海。美军印太司令部下辖有：｜｜美国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司令部｜｜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美国太平洋空军｜｜美国太平洋陆军等今年3月，“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发布了《2023年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报告统计了2023年美国航母打击群位南海活动情况。2023年美国航母打击群位南海活动情况其中出现了“尼米兹”号航母、“里根”号航母和“卡尔·文森”号航母，它们都隶属于美国太平洋舰队。除了派出航母到南海行动，美国印太司令部还会派出军机前往南海进行抵近侦察、派出军舰非法闯入我领海。而负责应对处置的，就是南部战区。今年5月，美“哈尔西”号导弹驱逐舰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哈尔西”号导弹驱逐舰就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这是太平洋舰队下辖的两支舰队之一。当时，南部战区就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并警告驱离了美舰。今年8月，南部战区还在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战巡。南部战区负责维护南海局势稳定，而美国印太司令部经常会做一些搅动南海局势的事情，从这个角度上讲，双方深入地交流，管控分歧，避免一线部队的误会，就显得格外重要。张军社表示：战区领导沟通中，双方都会探讨各自最关心的海空安全问题，提出各自对该问题的看法。中方会正告美方，美方不能派遣军舰、军机进入中方南海岛礁邻近海域，进行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同时，中方也会要求美方约束其一线海空兵力，严格遵守国际法，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除了这些实操层面的交流，中美双方在认知上，也需要进行深入交流。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叫塞缪尔·帕帕罗，谭主在今年6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见过他。作为出身于军人世家并有过在阿富汗服役经历的美国军人，帕帕罗信奉的是“武力至上”的说辞。在香会上，帕帕罗上来就表示，威慑是现代军事战略的基石，是“寻求和平”的方式。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也在那场会上。崔大使也谈了自己对威慑的理解。崔大使是怎么说的呢？他讲话的大意是，威慑只是工具和手段，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认识自己，以及如何认识我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的关系。如果我们将彼此视为潜在的或真正的对手，那威慑终将会变成真正的威胁甚至公开冲突。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为更稳定、更和平、更繁荣的世界而共同努力，那么我们真的不需要多少威慑。从两人的讲述中就能看到，中美双方在认知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需要深入交流去互相理解。今年4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里边详细介绍了拜登政府是如何在所谓印太地区加大对中国的“威慑”的：｜｜重新组织在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使其拥有攻击海上军舰的能力。｜｜在澳大利亚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获得菲律宾多个机场和海军基地的使用权。从这些行为中可以看到，美国希望拉着盟友一起，共同“威慑”中国。帕帕罗就表示，这些行动，让美国和盟友的实力更强，“我们”将在西太平洋发生的任何战斗中取得胜利。但这种“拉圈子”的行径，真的有用吗？前不久的一个细节，足以说明问题。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8月7日，美国拉着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在南海搞了一场海空联合演习。这场四国在南海的首次演习，号称要“团结起来，对抗来自中国的‘挑战’”。但具体是怎么“团结”的呢？美国派出的，是“伊利湖”号导弹巡洋舰，1993年服役，预计在2025年退役。加拿大派出的，是“蒙特利尔”号护卫舰，1994年服役，也到本应该要报废退役的年龄。菲律宾派出的，包括“拉蒙·阿尔卡拉斯”号巡逻舰，1967年服役。这艘船先是在美国海岸警卫队服役，2012年，这艘船退役后又卖给了菲律宾。而澳大利亚，干脆连船都不派，只出动了一架P-8A巡逻机来“意思意思”。这就是美国所谓的“威慑”。美国想要拉着这些国家共同搅乱地区局势，这些国家可能在表态上会有一些炒作和跟随，但在实际的行动上，都在“拖美国的后腿”。美国自己也多次表示，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美国这样说，那就别再搞小动作。要来谈，就得拿出诚意好好谈。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程沛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雍凯来源：作者：玉渊谭天

童家玮（记者 谢财贞）09月17日,今年1月，因查询并公布林生斌飞行记录，导演刘信达被判侵犯隐私权。刘信达不服判决，认为自己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遂提起上诉。红星新闻获悉，9月10日，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判决认为，刘信达获取上述信息的方式不具备合法性，在公共网络平台发布上述信息的行为构成对他人私密信息的侵犯。图为林生斌资料图，他于2022年起诉刘信达刘信达上诉：涉及公共事件，系正当舆论监督2017年6月，杭州“保姆纵火事件”造成一位母亲和三个孩子死亡，引发广泛关注。案发后有声音称“遇难女主人的丈夫林生斌有作案嫌疑”，林生斌当时向媒体称，案发当日凌晨，他乘坐飞机从广州飞往杭州，不在案发现场。导演、作家刘信达长期关注此案，对林生斌的上述言论持怀疑态度。2021年9月，刘信达向多家航空公司查询林生斌的出行记录后称，未发现其在2017年6月存在飞行记录。之后，他将查询林生斌飞行记录的通话录音发布在微博上。2022年5月，林生斌将刘信达、微博平台的运营公司告上法庭。今年1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刘信达构成对林生斌隐私权的侵犯。刘信达不服判决，认为自己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遂提起上诉。刘信达上诉时称，个人隐私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且这些秘密与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无关。泄露该秘密会对当事人造成危害，因此法律会对个人隐私进行保护，“但当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当首先解决公共利益。个人隐私一旦危害了社会利益，个人隐私就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刘信达称，林生斌当时的出行记录与重大刑事案件有关，不属于个人隐私。二审判决驳回上诉刘信达已向林生斌公开道歉9月10日，刘信达告诉红星新闻，当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法院判决认为，经审查，首先，在案证据显示刘信达在未经授权、未征得林生斌同意的情况下获取、使用林生斌的身份信息，采取冒用他人身份、虚构事实的方法，获取了林生斌2015年至2021年期间乘坐东方航空公司航班的信息，故刘信达获取上述信息的方式不具备合法性。其次，在案证据还显示，刘信达将上述信息发布在公共网络平台供不特定人对林生斌进行讨论、评价，即便林生斌为公众人物，其个人行程信息亦不当然具有公众利益属性，公民的行踪信息隐含着私生活秘密，且刘信达公开的行程信息的时间段远超热点事件关注的时间段，故刘信达在公共网络平台发布上述信息的行为构成对他人私密信息的侵犯，一审法院认定刘信达的行为构成对林生斌隐私权的侵犯并无不当。法院判决认为，关于刘信达所提出行信息既是涉及林生斌是否涉嫌重大犯罪的证据，也是重要的刑事侦查线索的上诉意见，鉴于有权机关已就刑事犯罪事实作出相应认定，且上述意见不是刘信达获取并公开林生斌个人信息的法定免责事由，故对刘信达所提上诉意见不予采纳。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9月10日晚，刘信达对红星新闻表示，尽管不认同二审判决结果，但出于对法院生效判决的尊重，他已在微博上向林生斌作出公开道歉。红星新闻记者看到，9月10日晚10点43分，刘信达在其粉丝超百万的微博账号上发布了该道歉声明。声明中，刘信达再次强调，自己是出于对法院判决的尊重，不得已公开道歉。延伸阅读查询并公布林生斌飞行记录 导演刘信达被判侵犯隐私权2017年6月，杭州“保姆纵火事件”造成一位母亲和三个孩子死亡，引发广泛关注。案发后有声音称“遇难女主人的丈夫林生斌有作案嫌疑”，林生斌当时向媒体称，案发当日凌晨，他乘坐飞机从广州飞往杭州，不在案发现场。导演、作家刘信达长期关注此案，对林生斌的上述言论持怀疑态度。2021年9月，刘信达向多家航空公司查询林生斌的出行记录后称，均未发现其在2017年6月存在飞行记录。之后，他将查询林生斌飞行记录的通话录音发布在微博上。2022年5月，林生斌将刘信达、微博平台的运营公司告上法庭。今年1月，法院判决刘信达构成对林生斌隐私权的侵犯。刘信达不服判决，认为自己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遂提起上诉。近日，刘信达接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传票，法院通知其于5月6日就相关网络侵权责任纠纷进行谈话。查询林生斌航旅记录后刘信达微博发布与航司通话录音2021年11月19日上午，刘信达在其粉丝数过百万的微博账号上发布消息称：“刘信达给所有的航空公司打过电话，包括东航、国航、南航等，2017年6月22日当天以及前几天，都没有查到林生斌乘坐飞机的记录，也就是说，纵火案发生期间，林生斌说他自己在广州出差完全是撒谎。”当天晚上，刘信达再次发布微博称，“东航没有查到林生斌2017年6月份的飞行记录”，并附上了一段他与东航工作人员之间的通话录音，时长为11分52秒。通话录音显示，刘信达向东航工作人员表示“我查一下2017年6月份林生斌的飞行记录”，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回复“2017年6月份没有记录”后，刘信达继续查询了林生斌2015年至2021年的飞行记录，对方回复了上述时间段的行程信息。很快，网友发现该条附有录音的微博已不可见。次日上午，刘信达发微博称，自己并没有删除东航录音，只是暂时将录音设置为仅自己可见。红星新闻获取的司法材料载明，刘信达与东航工作人员更早的一段通话录音显示，刘信达表示“还有几个朋友要一起查一下”，称是为了查飞行里程积分情况，报出林生斌姓名、身份证号码，并报了多个地址以进行身份核验。刘信达对红星新闻表示，林生斌的身份信息是由网友提供，他当时把与东航的通话录音公开发到网上，是要“揭穿林生斌的谎言”。同时他也实名向司法机关举报了相关情况。图为刘信达资料图，他表示林生斌的身份信息是由网友提供2021年8月，杭州市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经依法侦查，未发现林生斌参与策划、实施“蓝色钱江放火案”的事实。林生斌起诉：刘信达、微博平台运营公司为共同被告2022年5月，林生斌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微博平台的运营公司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微梦公司”）告上法庭。审理过程中，林生斌申请追加刘信达为共同被告，撤回了对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林生斌诉称，刘信达在微博平台发布由其非法获取的、包含原告重要行程信息的录音文件，涉嫌严重侵害原告的隐私权，请求判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林生斌同时诉称，微梦公司理应根据平台自身的特点，建立有效的内容管理制度，避免违法违规信息在平台上传播，但在本案中，其未尽到作为超级互联网平台经营者的义务，理应就原告损失结果的扩大承担连带责任。刘信达辩称，“杭州保姆纵火案”一度引发广泛关注，他作为持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的作家，有采访权，有对公共事件的知情权；其微博账号中关于采访东航的文案录音在发布30分钟后即设为“仅自己可见”，不存在影响、引流等情况。图为林生斌一家旧照法院认为，被控侵权言论系以往飞行记录，虽与即将出行的航班行程信息相较，据此探知并侵扰他人私密活动的可能性较低，但根据现有证据可见，上述行程信息为原告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人生活活动，能反映原告个人的私人生活轨迹，属于私密信息。原告对上述信息享有隐私权，相关权利受到国家法律保护。法院认为，虽被告抗辩其为实施作家采访权，但其与东方航空公司沟通时，并未表明其作家身份或出示相关证件，而是通过未经授权获取的原告身份信息，冒用原告朋友身份，虚构查询行程积分的方式，从东方航空公司获悉。该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属于实施正常采访等合法来源，据此可见被告公开发布涉案信息时明知其信息来源并非正常合法渠道。法院判决认为，被告虽抗辩其为对公共事件行使采访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但在明知涉案信息并非合法来源、且远超过公共事件所涉范围的情况下，在公开网络上发布原告私密信息，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犯；综合种种因素，涉案侵权信息尚未达到微梦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故对于原告主张微梦公司对涉案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今年1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刘信达在相应网络平台上使用发布侵权内容的账号向林生斌赔礼道歉，并置顶持续不少于72小时，消除影响；赔偿林生斌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和维权费用30000元。刘信达上诉：向法院申请传唤林生斌出庭一审宣判后，刘信达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他认为，其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不构成侵犯隐私权。刘信达在上诉状中称，个人隐私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且这些秘密与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无关。泄露该秘密会对当事人造成危害，因此法律会对个人隐私进行保护，“但当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当首先解决公共利益。个人隐私一旦危害了社会利益，个人隐私就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刘信达称，林生斌当时的出行记录与重大刑事案件有关，不属于个人隐私。针对一审判决指出的“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属于实施正常采访”，刘信达上诉时称，“如果不用真实身份采访就是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那么媒体记者为了得到事情的真相，不得不隐瞒真实身份进行暗访都是侵犯个人隐私权了？如果我用真实身份去航空公司了解情况，肯定什么也了解不到。”近日，刘信达告诉红星新闻，他已向法院申请二审时传唤被上诉人林生斌出庭。“本案是林生斌认为上诉人侵犯其隐私权引起的，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所以双方必须都要到庭接受法庭的质询，才能更好查清本案的事实，而不能完全依靠代理人的陈述。”4月25日，红星新闻尝试联系林生斌了解这起民事案件相关情况，电话未能接通。同日，红星新闻联系到林生斌的代理律师，对于二审开庭时林生斌是否会出庭，对方未作回应。该律师同时表示，案件目前还在二审中，具体信息不便透露。

8月29日，一名为“绝版好书”的个人公众号发布题为《我去！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文章称，由辽宁大学副教授崔杰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悲剧选集》，涉嫌抄袭知名翻译家朱生豪（1912-1944）的莎士比亚作品旧译。该文章称，该书将朱生豪原来翻译的“哎哟”替换为了“我去”，同时仅修改了部分人名，其余内容翻译“近乎照搬”。文章中张贴的“问题书籍”截图此事在网上很快引发关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书籍的确存在翻译质量低下、涉嫌抄袭等问题，且2018年接到读者举报后，出版社就对问题书籍作出了下架处理。同时，辽宁大学纪检部门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已接到对崔杰的举报信息，学校已介入调查，如抄袭行为属实将秉公处理。大学副教授翻译名著陷抄袭风波：被指仅修改人名、将“哎哟”换成“我去”上述公众号文章举例称，对比朱生豪的旧译，崔杰翻译的《莎士比亚悲剧选集》中《罗密欧与朱丽叶》第四幕，将原来多处翻译为“哎哟”的地方替换为“我去”。文章中质疑，这样的用词放在名著中并不恰当。另外，文章还提出，对比朱生豪的旧译，崔杰翻译的版本“近乎照搬”。如文中将原来翻译的“我的唯一的生命”替换为“我唯一的生命”，原来翻译的“让我瞧瞧”替换为“让我赶紧瞧瞧”；或是在翻译中仅替换了人名，如将“奥赛罗”改成“奥德罗”，其余内容几乎与朱生豪的翻译一致。红星新闻记者在“当当网”搜索发现，上述公众号文章所指的《莎士比亚悲剧选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译文作者为崔杰，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众阅文学馆“世界文学名著百部”丛书之一。据介绍，全书共437页，定价为39.8元，目前该书在京东、当当网等网络平台仍有售。当当网截图涉事出版社回应：①2018年就收到举报并作下架处理随后，红星新闻记者致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审读质检部”，一名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网络上关于崔杰翻译作品涉嫌抄袭和用词不当等问题，出版社方面已经注意到相关情况，并已接到热心读者的举报信息，出版社总编室方面已着手处理。该工作人员表示，接到举报投诉后，出版社相关人员再次阅读了涉事书籍，“我们也认为这本书在翻译上确实存在问题，读者反映的涉嫌对朱生豪作品抄袭的情况基本存在，以及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第四幕描写中，也确实有用词不妥问题。”该工作人员介绍，该书自2017年出版后，约在2018年就有读者向出版社反馈了相关问题。当时，出版社已经注意到该书翻译质量欠佳，因此便责成相关部门对问题书籍进行下架处理。自第一版印刷后，出版社对该书便未再重版。红星新闻记者也在网购平台看到，这本《莎士比亚悲剧选集》仅在2017年6月出版印刷，此后并无再版。上述工作人员透露，“第一次印刷后大概出版了5000本，后因发现翻译质量问题所以未再重版。”针对这本书因翻译质量问题近期再次引发舆论的问题，该工作人员解释称，“虽然出版社下架了书籍也未重印，但因市场上存在盗版盗印书籍的现象，所以读者仍可能买到该书的盗版。”②质量监管工作不到位，或对责编追责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问题书籍”在前言序言中提到：“我们编选的这套书，多是译坛新秀的重译本。”那么，这本由“译坛新秀”编译的重译本，是如何通过出版社审核把关，最终流入市场的呢？上述工作人员解释，崔杰实际并非出版社签约作者或译者，与出版社并不存在合作关系。而出版社之所以出版崔杰编译的书籍，该工作人员称，当时，该书的责编人员韩某某，主要负责联系相关译者进行名著重译工作，但韩某某具体如何联系上这些译者、后续如何组织编译工作、是否存在工作疏漏，目前出版社仍在调查，还不清楚具体情况。该工作人员表示，经出版社法务部门认定，韩某某对书籍质量存在问题至少应承担连带责任。但后续如何对韩某某等相关人员进行追责，目前仍需研究讨论。“我个人反思后觉得，这本书在刊印出版前，可能出版社相关部门在对书籍质量监督上，确实存在管理不到位、审查不严格的问题。”这名工作人员表示，2018年接到读者举报后，出版社第一时间进行了自查，确定书籍存在问题后便紧急通知下架。对于购买到“问题书籍”的读者该如何处理，该工作人员提出，若读者买到相关“问题书籍”，可邮寄给出版社，由出版社鉴定是否存在盗版盗印等问题。同时，出版社也正计划向利益受损的读者给予道歉和赔付。“目前，出版社总编室等多个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跟进调查，对后续处理正作进一步研判，有进一步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我们会统一对外发布情况说明。”该工作人员说。崔杰现为辽宁大学副教授，图为辽宁大学校门 资料图辽宁大学回应：已接到举报介入调查，若存在抄袭将秉公处理红星新闻记者查阅辽宁大学官网看到，崔杰毕业于中南大学，专业为英美语言文学，现为辽宁大学副教授。红星新闻记者尝试联系书籍译者崔杰，但其办公室电话始终无人接听。红星新闻记者咨询辽宁大学纪检监察处，一名接电话的工作人员透露，学校方面已接到对崔杰翻译作品涉嫌抄袭的举报，目前学校已介入调查并向崔杰本人核实情况。如调查确定崔杰存在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学校将按规定秉公处理。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奇编辑 张莉 责编 李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