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季度论坛（2024年第三季度）（总第66期）于9月21日举行。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出席并演讲。 

　　蔡昉表示，据测算，虽然我国潜在增长率有下降趋势，但仍能够满足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求的速度。不过，目前的问题是实际增长率尚未达到潜在增长率水平。

　　蔡昉认为，消除其中的差别，就要从打破需求侧的制约，政策施力和瞄准对象要从投资者和企业转向家庭。

　　蔡昉说，“过去，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和瞄准对象是投资者，谁贷款我就给谁优惠，就让谁简便，这叫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或者直接给企业各种补贴，这些产业政策都可以做，但在短期周期性宏观政策中，不应该继续这么做了，而是应该转向家庭本位”。

　　蔡昉认为，政策施力于家庭本文不应仅是短期政策，而是要变成长效机制。

　　他指出，我国未来发展的新常态是‘双常态叠加’。一是2012年、2013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二是2022年我国人口开始负增长，导致消费者在绝对意义上减少了，使得未来居民消费成为显著制约，甚至成为经济增长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的长期因素。“这时候要就要政策的重心要瞄准到家庭上来”，他说。

　　此外，蔡昉还指出，要着眼于从过去盯着菲利普斯曲线转向同时关注贝弗里奇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是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是相互替代，相互权衡的关系。以往遇到需求侧冲击时，宏观经济政策最主要的出发点，都是希望通过刺激宏观经济使经济增长重新回到正常轨道、回归到充分就业。

　　不过，蔡昉说，目前，城镇失业率已经回归到常态，但和历史水平比略微有所上升，这说明自然失业率是可以提高的，不是永远固定的值，提高的自然失业率就意味着是结构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他解释说，由于我国的人口结构中国，一老一小的就业能力略微弱一些，加之产业结构变化的速度也会导致创造岗位的速度赶不上人力资本的培养。因此，新的岗位也就创造不出来，但旧的岗位肯定是要逐渐消失等因素，还有制度因素。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必须关注结构性就业矛盾，必须关注自然失业率。因此，我们就要应用贝弗里奇曲线所揭示的自然失业率形成的原因，来应对问题。

　　蔡昉指出，如果一部分人没有就业，人力资源就没有得到发挥，这是供给侧的损失。他们减少收入就减少了消费，这是需求侧的损失。因此，不管哪种失业现象都要应对，但自然失业应对的方式有所不同的，要把应对工具放到宏观经济工具箱中。

　　如果解决问题呢？

　　首先，蔡昉认为，自然失业率也涉及体制因素、制度因素，其中一条就是户籍制度。他强调，户籍制度不仅涉及农民工，也包括大学毕业生。引入户籍制度的改革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从供给侧改革来说，可以带来百万级新增劳动者、劳动群体；从需求侧来说，可以当即产生上万亿级的需求”。

　　第二，遵循人口发展新常态，重新定义人口红利。蔡昉说，到2032年，我国就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因此，就要把关注重点放在更大的年龄群体上。“这个社会哪个群体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就应该关注他们。一方面作为人力资源来用，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概念还可以扩展，还可以有需求侧的，可以把他们变成有效的需求消费者，这是我们伴随人口老龄化必须挖掘的新的人口红利”。

　　他举例说，银发经济可能带来照护经济、照护产业的发展。

　　蔡昉举例说，以家务劳动占24小时时间的比重来看，中国妇女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总的来看，并不比其他国家负担更重，中国妇女还说得过去”，但另一方面，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是全世界最高的。

　　上述两个数据说明，中国妇女的家务劳动是在工作之余，而其他国家的妇女很多是全职家庭妇女。这种情况就造成了中国妇女没有时间进行人力资本培养，也没有时间生孩子、照顾孩子、教育孩子的现象。

　　1、提高劳动参与率，一是妇女本人的劳动参与率，二是给别人创造了条件，增加了就业岗位，缓解了结构性就业矛盾。

　　2、扩大了社会服务供给，增加了GDP。“因为我们全部劳动时间分为三等分，大概有1/3的劳动是无偿劳动，无偿劳动是不计入GDP的经济活动，你把它变成社会化供给，GDP就显著增长”。

　　3、拓宽AI应用场 景，照护成为有人力资本内涵的体面岗

　　4、提高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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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一尧（记者 叶静宜）09月22日,#endText .video-info a{text-decoration:none;color: #000;}

柯一尧（记者 黄启尧）09月22日,9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提问，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昨天表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史上最大的挑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林剑表示，美方官员的有关言论罔顾事实，公开大肆地渲染中国威胁，鼓噪阵营对抗，充斥着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中方表示强烈不满。林剑指出，美方从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国际形势，定义中美关系，错误地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挑战，是以自己的霸权思维镜像他国，是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严重误判，既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国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同他国发展正常关系，不针对第三方。反倒是美国不断地强化军事同盟关系，到处拼凑反对中国的“小圈子”，胁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发展有限的军事能力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不针对任何国家。”林剑说，谁在到处炫耀武力？谁动辄诉诸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国际社会自有公论。“中方敦促美方摒弃冷战零和思维，停止散布‘中国威胁论’，停止歪曲中方的战略意图，把拜登总统“四不一无意”的表态落实到行动上，与中方一道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林剑说道。延伸阅读美副国务卿宣称：中国是美史上最大挑战 冷战不值一提当地时间9月1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连开两个小组会议炒作“中国威胁”，鼓吹增加国防预算，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期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甚至声称，中国是美国“史上最大挑战”，“与中国带来的军事、科技等多方面挑战相比，冷战都显得相形见绌”。据路透社、法新社和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坎贝尔是在当天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印太大国竞争”小组会议上，做出的上述表述。众议院共和党籍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在致开幕词时，就拉高调门，将中美间大国竞争定义为“军事实力或经济主导地位的较量，以及影响21世纪和全球力量平衡的规则之争”。他大炒特炒“中国威胁”，声称中国对于美国及盟友的安全利益“构成直接威胁”。18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致开幕词 视频截图（下同）坎贝尔附和了麦考尔的说辞，称麦考尔上述论述“绝对正确”，同时给中国“扣高帽”。“我们认识到这是我们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坎贝尔随即表态说，“坦率地说，与中国面临的多方面挑战相比，冷战都显得相形见绌了。”他继续声称：“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挑战，而是全方位的挑战，存在于全球南方，存在于技术领域。我们需要全面加强我们的行动。”他强调了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等盟友“联合抗华”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中美“竞争的主要领域是技术”，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他主张政府和国会应为相关领域创造激励措施，同时阻止一些关键能力进入与美国“激烈竞争的国家”。谈及军事竞争时，坎贝尔称，两党需要保持对中国的关注，加快美国海军造船的速度和美国国防制造基地的能力。他说，“这是一个海军时代”，提高美国军舰的生产速度应该是未来10年的首要任务。坎贝尔为AUKUS（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成员国间技术转让的逐案审查规定作辩护，同时提到了印度和其他地区国家就加强印度洋安全合作进行讨论的计划。据他透露，美国总统拜登将于本周六（21日）的四边安全对话（美日澳印）峰会发表涉及“追踪非法捕鱼船队”的“重大声明”。坎贝尔声称，对美国来说，“中国威胁已经超越冷战”在同日举行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两党议员更进一步渲染“中国军事威胁”，敦促国会和联邦政府增加国防预算、提高五角大楼的安全和采购效率，积极备战。民主党籍国会议员简·哈曼在会上表示：“我们一致认为，国防战略已经严重过时。”7月下旬，哈曼合著的一份报告警告说，美国需要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来应对来自中俄等国家的威胁。报告还呼吁彻底改革僵化的美国工业基础，与盟友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并采取“全政府”的跨部门防御策略。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埃里克·埃德尔曼宣称，“近期确实有可能发生战争，而且很难想象这不会是一场全球战争”。他还说，美国“有可能输掉这样的冲突”。《南华早报》提到，该委员会建议美国增加国防开支，称国防开支在GDP中的占比处于二战以来的最低点。不过，国会内部对此存在分歧，不少议员认为增加支出并不能解决国防系统中的许多低效率问题。近年来，美国在炒作“中国威胁”时的调门不断升高，一些美国官员在亚太地区拉帮结派对抗中国的同时，开始重提“冷战”论调。对此，中方已经坚定表明立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指出，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不搞地缘争夺，无意挑战威胁任何国家。亚太和平合作、稳定繁荣的局面，得益于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亚太不欢迎冷战思维、阵营对抗。毛宁强调，中方坚决反对抱持冷战思维、搞小集团政治的作法，坚决反对制造和激化矛盾、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的言行。

（原标题：2024年9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