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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出生的陈思原在江西老家经营餐饮生意，后因亏损负债八十余万元。2019年他来上海打工，之后全职配送外卖，3年间挣了102万元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短视频称，此前因“3年挣102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陈思发生车祸入院。9月18日下午，陈思通过其社交账号回应称，9月17日与小车剐蹭，现腿部骨折。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流出的陈思入院治疗照片 来源：澎湃新闻（下同）陈思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诊断书据其贴出的诊断书显示，影像学表现为“右侧股骨中段骨质断裂，断端错位，膝关节在位。周围软组织未见明显异常。”诊断为“右侧股骨中段骨折”。当日，陈思身边人士通过陈思微信向澎湃新闻记者确认以上社交媒体内容，并表示陈思目前需要休息静养。专家谈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并不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台有一定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数据的角度，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是可行的，已得到平台的数据佐证。陈思超常规的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同构成了他的收入。“都说能者多劳，他是强者多劳，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张志安强调，陈思是极端案例，首先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极端案例或超常规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要向陈思的勤劳致敬，同时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张志安说，现在他年轻体力好，但外卖行业中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个隐患，从中长期说，会出现身体隐患和健康隐患。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张志安同时表示，不能简单对技术和资本做批判，数字劳动本身具有正向功能。我国劳动力人口巨大，就业压力大，恰恰是数字劳动给许多人提供了过度职业，提供了劳动职业的补充，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人白天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或还贷，晚上做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员，这恰恰成为一个补充劳动形式，对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失业人群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度性职业，这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张志安看来，数字劳动非常重要，这其中涉及到平台、劳动者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三维之间的关系，公共的利益主体还包括工会以及平台的监管方等多个部门。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建立相应的研究机制。对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极端案例由何驱动，要对高频案例持续研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正向价值。本文综合自：澎湃新闻微信编辑：泰妮校对：佳思敏延伸阅读上海外卖小哥3年挣了102万：小学没毕业 买了2套房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他打算再次创业。小学未毕业，二十多岁创业失败，负债来到上海，摸爬滚打3年，陈思逆袭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近日，上海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也有人为他敢于拼搏的精神点赞，还有人说他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图为外卖小哥陈思，其3年挣了102万元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陈逸欣 图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了26岁的陈思，因为忙着跑单，他比约定时间晚到了10多分钟。1998年出生的陈思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成，他话不算多，刚坐下没聊几句，就向记者出示了身份证。记者注意到，陈思的双手黝黑浮肿，手上有伤痕和冻疮。“冻的，还有摔的，摔了就拍拍灰起来再跑。”他的口吻很轻描淡写。陈思展示手上的伤痕和冻疮陈思是江西抚州人，之前在老家开饭店，为此向银行贷款80万元。据他所说，饭店开了5个月后亏损严重，只得放弃。背负着贷款，陈思决定来上海闯闯看，“当时满脑子就想着挣钱还债，迈出这一步去闯，不会比现在更差，只会更好。”2019年陈思刚来上海时，在饭店当厨师，月薪13000元。厨师干了快一年的时候，他发觉送外卖好像赚得更多，便也想尝试一下。于是，2020年，他加入了众包骑手的队伍，主业做厨师，副业送外卖，“那时比现在还辛苦，一天大概就睡3个小时。”后来，陈思索性辞掉了厨师的工作，专职送外卖，主要在静安寺、中山公园、徐家汇商圈跑单。“这三年多，我赚了102万元。”陈思拿出手机展示了自己近期的收入，2023年8月，他在某外卖平台的收入达4万多元，同年9月收入25470元，10月收入19497元，11月收入25786元。2024年1月，截至记者采访当天，他的收入为9897元。外卖小哥陈思曾同时在两家平台送外卖“有几个月，我还同时在饿了么跑，到手的钱应该不止这些。”陈思说，有的收入记录因为时间太久，无法显示。他不怕热，夏天赚的更多。现在天冷了，单量没有之前跑的多了。澎湃新闻记者从相关业内人士处获悉，陈思此前确实多次成为平台众包骑手中的月度“单王”，三年赚了102万元也得到确认。如今，陈思已经还清了开饭店所贷的80万元，因为在老家买房，还背着10万元房贷。在与记者的对话中，他屡次提到“挣钱”二字。陈思坦言，自己把赚钱放在第一位，但也希望大家不要模仿他这样的工作强度，量力而行。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与陈思的对话。【对话陈思】澎湃新闻：去年8月，你一个月收入4万元，是怎么跑出来的？陈思：我觉得这个行业是能赚钱的，送外卖主要靠勤快肯干，同时还要对路熟悉，就是熟能生巧，比如从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有的骑手要绕一圈，而我只需要一分钟就可以到隔壁小区了，因为路熟，可以抄小道。去年8月天气热，单子相对多，我不怕热，就一直接单。我希望接一楼的订单，爬楼等电梯浪费时间。还有我会规划路线，我出去跑一圈，最多能带12单，一路上一定要规划，先去哪个商家，哪个商家出餐慢，就去下一家等。有的小哥看到我也会问，赚那么多，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想说，不用问，跑就完了。其实我也不算赚得最多的，在上海比我厉害的外卖员也有。澎湃新闻：你一天要工作多久？送单超时过吗？出过事故吗？陈思：刚做的时候一天干18个小时，一个月就休息一天。后来平台出了规定，限制了我们接单时间，一天只允许工作12小时，我就马上到另一家平台注册骑手，就是多个平台接单。现在我做六休一，休完一天就继续干。我基本没有超时过，合理安排可以准时送达。路上也摔过，都数不清楚伤口了。但摔一跤起来，拍拍身上的灰没啥问题，生活需要继续往前冲。澎湃新闻：你觉得苦吗？这样的强度，身体吃得消吗？陈思：说实话没感觉，麻木了，老是躺着休息人会没有精神，起来跑跑挺好的。我也没什么其他的爱好，硬要算一个，挣钱算一个爱好吧。其实我这样的强度，也不值得大家模仿，还是要量力而行。我6岁的时候被送到了寺庙里待了7年，学了一些强身健体的功夫，也吃过苦，和我跑单时的辛苦是差不多的。也是小时候的那段经历，培养了我的意志力。澎湃新闻：现在贷款还完了吗？陈思：开饭店的80万元贷款我还清了，我在老家买了两套房子，现在在还第二套房子的贷款，还剩10万元没有还清。澎湃新闻：你是靠自己在老家买的两套房吗？你现在的收入在老家算什么水平？陈思：是的，我父母是农村的，我都靠自己，我现在的收入在老家也算不上特别好，两套房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元吧，我还是要继续挣钱。澎湃新闻：你在市中心跑单，看到和自己同龄的年轻人在玩乐购物时，会羡慕吗？陈思：会羡慕，但是他们也会羡慕我，羡慕我靠自己双手双脚挣钱。澎湃新闻：你为什么会想到在社交平台上拍视频？现在是想换赛道走互联网营销吗？甚至有人说你想出名当网红，你怎么看？陈思：我不想当网红，拍视频的是我的朋友阿侠，他也是外卖员，他想把我的经历记录一下，我想把我跑外卖的经验和技巧传授给一样跑外卖的兄弟们，我刚跑的时候也没人教我，我是自己去试，刚开始我不贪心，不会多接单子，尽量保证不超时。澎湃新闻：你会一直跑外卖跑下去吗？以后有什么打算？陈思：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我打算再次创业，还是做餐饮，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来，如果失败了，大不了就重新回来跑外卖，人生就这么一次，干就完了。还有我想在两三年内结婚，在我老家，结婚彩礼加上办一场婚礼，要花的钱不少，我想要靠自己过上理想的生活。专家谈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并不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台有一定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数据的角度，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是可行的，已得到平台的数据佐证。陈思超常规的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同构成了他的收入。“都说能者多劳，他是强者多劳，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张志安强调，陈思是极端案例，首先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极端案例或超常规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要向陈思的勤劳致敬，同时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张志安说，现在他年轻体力好，但外卖行业中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个隐患，从中长期说，会出现身体隐患和健康隐患。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张志安同时表示，不能简单对技术和资本做批判，数字劳动本身具有正向功能。我国劳动力人口巨大，就业压力大，恰恰是数字劳动给许多人提供了过度职业，提供了劳动职业的补充，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人白天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或还贷，晚上做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员，这恰恰成为一个补充劳动形式，对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失业人群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性职业，这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张志安看来，数字劳动非常重要，这其中涉及到平台、劳动者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三维之间的关系，公共的利益主体还包括工会以及平台的监管方等多个部门。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建立相应的研究机制。对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极端案例由何驱动，要对高频案例持续研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正向价值。

真主党的二号人物易卜拉欣·阿基勒当地时间9月20日，以色列在对贝鲁特的空袭中，杀死了真主党的二号人物易卜拉欣·阿基勒（Ibrahim Aqil）。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称，阿基勒曾在17日的传呼机爆炸中受伤，但于20日的早些时候出院。以色列方面率先宣布“消灭”了阿基勒，几个小时后真主党方面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袭炸死了拉德万部队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他是该武装部队仅次于福阿德·舒克尔（已经在7月殒命）的二号人物。”F-35战机据黎巴嫩媒体报道，此次袭击是由以色列的一架F-35战机实施的，并发射了两枚导弹。自从去年10月7日哈马斯越境突袭以色列南部，进而导致以色列全面袭击加沙地带以来，以色列国防军已经三次对贝鲁特发动空袭了。1月，哈马斯副领导人萨利赫·阿鲁里在黎巴嫩首都的一次以色列空袭中丧生。7月，以色列空袭击毙了真主党军事指挥官福阿德·舒克尔。黎巴嫩被空袭现场黎巴嫩卫生部表示，至少有14人在袭击中丧生，随着救援队连夜工作，死亡人数预计还会增加。目前尚不清楚死亡人数中是否包括阿基勒和其他真主党指挥官。该部还表示说，至少66人受伤，其中9人情况危急。而另有消息称，多枚导弹击中一栋建筑车库的入口，至少造成6名真主党指挥官死亡。当阿基勒在里面会见其他指挥官时，爆炸摧毁了大楼的较低楼层。据目击者称，袭击发生时听到了一声巨响和几声连续的爆炸声。地面被炸出大坑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媒体发表的简短声明中表示，“以色列的目标明确，其行动不言而喻。”而以色列的此次行动，也算是帮了美国人一个忙，因为又名“塔赫辛”的阿基勒，曾两次制造大规模的爆炸案。1983年4月18日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爆炸案，造成包括17名美国人在内的63人遇难；同年10月23日，黎巴嫩首都海军陆战队兵营爆炸案，造成包括241名美军士兵和文职人员丧生。一直以来，美国方面都在追捕阿基勒，并悬赏700万美元缉拿他。被炸毁的车辆按照以色列方面的说法，阿基勒在被炸之前，正在和其他真主党的指挥官讨论如何再次入侵以色列，制造一起类似于去年10月7日那样的悲剧，即谋杀并绑架无辜的平民。当然，以色列的这个说法没有得到真主党方面的证实。对于以色列的此次行动，美国总统乔·拜登也久违地打破了沉默，不过他没有就阿基勒的死发话，只是说“仍然相信可以与真主党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让以色列北部居民返回家园。”“我们继续努力确保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南部的人民能够安全返回家园。”现场聚集大批民众事实上，以色列在发动空袭前也是这么说的，“让以色列北部居民安全返回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里斯少将在空袭后于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10月8日以来，真主党向以色列平民发射了8000多枚火箭弹、导弹和爆炸性无人机，迫使60000多名以色列人撤离家园。”“就在今天，真主党再次向以色列发射了200多枚火箭弹。”显然，以色列在为空袭的合法性找借口，只是没有人提那些无辜伤亡的民众们。

（原标题："爆炸前几小时真主党仍在分发寻呼机，他们都检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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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名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自己和同事19日晚途经内蒙古阿拉善沙漠时，公路路面突然出现大量积水，深度几乎超过大半个车轮，最深处甚至没过了引擎盖。由于公路积水加上能见度太低，他们将车开到一个小土坡上，等水位降低才安全离开。21日，事件亲历者蒋先生（化名）告诉上游新闻（报料邮箱：baoliaosy@163.com）记者，他是第一次遇到沙漠洪水这样的情况，一度“感觉要出事儿”。阿拉善左旗多家酒店证实，19日傍晚当地的确下了暴雨，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情况，不过现在已经恢复正常。出发时天气不错（上图）返回时路面出现洪水（下图）。 受访者供图蒋先生表示，19日当天，他和同事从北京前往阿拉善出差，工作地点在沙漠中，“我们雇了一辆车和司机，选了一条小路出发，不是国道，路基高度和两侧的沙漠基本持平。傍晚时，发现沙漠里下雨了，开始没觉得有什么异样，在回酒店的路上，我在副驾睡了一会儿。睡醒后吓一跳：车前面路上全是水，以为开到河里了。”视频显示，路面出现大量积水，流速较快。“一开始以为只是小雨，后来马路上的积水越来越多，比半个轮胎还高，我们不小心开进一个小坑，水淹过了引擎盖，空调出风口也开始往外喷水。当时是晚上11点左右，这条路没有路灯，什么都看不见，有点吓人。我们觉得不能继续往前开了，于是找到一块地势较高的小土坡，将车停了上去。我们在小土坡歇了一个小时左右，看到对面车道有车过来，于是和司机师傅商量决定重新出发。当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零时三十分左右，后来又开了一个小时，终于将车开回了酒店。我们下车后发现，车头全是各种树枝树叶，保险杠的漆都被刮掉了不少。”回到酒店后，蒋先生发现所坐的车前保险杠全是树枝杂物。 受访者供图蒋先生表示，当时心里确实有些害怕。“我是第一次来阿拉善，没想到沙漠里也会发洪水，水没过引擎盖时，我都感觉要出事儿了，视频也不敢拍了。”他表示，当时自己身穿短衣短裤，结果当地晚上气温只有10度左右。“特别冷，如果车熄火不能开或者被冲走的话，可能面临失温的危险。”蒋先生给记者发来的位置显示，事发时他们距离阿拉善左旗城区还有15公里左右。沙漠里哪里来那么多水？他们判断可能是贺兰山山洪。蒋先生告诉记者，司机是当地人，他立即通过电话咨询了他的亲朋好友，得知当地不少车辆都遭遇了类似的情况，城区也因为暴雨多处出现了积水。“他说，城区距离贺兰山很近，水很可能是从山上冲下来的。”记者搜索发现，阿拉善盟气象台19日晚19时25分曾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称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贺兰山沿山出现大雨，降水量为22.0～37.8毫米，提醒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同一天，相关部门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贺兰山沿山地区有一定山洪灾害风险。19日，当地曾发布山洪预警。 阿拉善盟水务局和气象局官网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当天不少在阿拉善左旗的游客都有着类似经历。一名网友表示，当时在沙漠中遇到的一条路，因为路面有很多水的缘故，看起来就像一条大河。“在下着暴雨的沙漠里，雨水和沙子一望无边，真感觉自己回不去了。”21日，记者联系了多家位于阿拉善左旗的酒店。酒店工作人员证实，19日当天的确一直在下雨，导致城区和公路多处出现积水的情况，但最近两天已经转晴，水也退了下去，可以正常前来游玩。上游新闻记者 金鑫

（原标题：唐山打人案获刑民警陈志伟：出警延误有客观原因，听证会让我看见曙光）

据云南“普洱发布”消息，9月20日上午9时，被告人王冕一涉嫌受贿罪一案庭审在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正式开始。普洱市组织全市90余名党员领导干部到场旁听，“零距离”接受警示教育，“沉浸式”感受法纪威严。普洱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市中院、市检察院相关领导旁听了此次庭审。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冕一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在房屋违建整改、保障性住房、职务调动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389.6694万元，其行为触犯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庭审现场画面庭审现场庄严肃穆，参加人员全程旁听了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及被告人陈述等环节，现场全程接触了法庭审理，再现了被告人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在权力和金钱面前丧失原则，逾越纪法底线，最终从一名国家公职人员沦为“阶下囚”的违法犯罪过程。庭审最后，被告人当庭认罪悔罪，作出深刻忏悔，并告诫旁听领导干部要汲取自己违法犯罪的教训，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不触“红线”，不越“底线”。普洱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以人为镜，明得失。以案为镜，正风纪。此次旁听的主要目的就是以“身边事”警醒“身边人”，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让参加旁听人员更直观地了解到被告人犯罪历程，真切感受党纪国法的威严和违纪违法的惨痛教训，警醒党员领导干部要正确运用好手中权力，做到依法履职、清正廉洁，进一步增强党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和廉洁从政意识，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王冕一受审的前一天，据普洱市纪委监委消息消息，日前，经普洱市委批准，普洱市纪委监委对墨江县委原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原县长王冕一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王冕一主持会议画面经查，王冕一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党性缺失、信仰迷失，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参与团团伙伙，搞利益交换，伪造证据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滥发津贴、补贴；违反廉洁纪律，违规领取薪酬；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规私设“小金库”，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建设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贿送的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王冕一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廉洁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党的十九大后仍不知止，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普洱市纪委常委会会议、普洱市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王冕一开除党籍处分；由普洱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2023年10月30日消息，王冕一主动投案。公开简历显示，王冕一，男，哈尼族，1977年1月生，云南省勐海县人，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1996年8月参加工作，199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王冕一在昆明工作，1996年起，在安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工作，后历任：共青团云南省昆明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昆明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八处副处长，昆明市住房保障局副局长，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委员，昆明市住房保障局局长，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等职。2021年6月，他调任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候选人，7月当选县长，至主动投案。延伸阅读退休不到1年的黎邦华主动投案 耍官威的高唤虎被双开搞特权耍官威的高唤虎被“双开”据江西省纪委监委9月14日消息，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江西省纪委监委对景德镇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高唤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高唤虎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政绩观扭曲，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搞特权耍官威，追求个人享乐，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滥发福利；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调整中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长期亦官亦商，违规经商办企业；任性用权，违规干预和插手工程项目及执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道德败坏，追求低级趣味；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工程款结算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高唤虎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相关规定，经江西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决定给予高唤虎开除党籍处分；由江西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高唤虎简历照公开履历显示，高唤虎，男，汉族，出生于1966年11月，江西乐平人，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高唤虎长期在景德镇市工作，曾任景德镇市昌南新区党工委书记，市城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2020年初，他任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2021年，高唤虎当选景德镇市政协副主席，后任景德镇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今年4月3日，高唤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成都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市工商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黎邦华主动投案据“廉洁四川”9月14日消息，成都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市工商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黎邦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成都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黎邦华主持会议画面公开履历显示，黎邦华，男，汉族，1962年10月生，四川广汉人，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黎邦华长期在成都市工作。曾任成都市委办公厅办公室副主任、政治处副处长、常委办公室正处级秘书、人事处处长，郫县副县长，市委组织部干部三处处长。2002年11月至2017年3月，他历任成都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市信息化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2017年3月至2021年11月，黎邦华任成都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2021年11月至2023年11月，他转任成都市工商联二级巡视员；2023年11月，退休。

俞敏洪和李斌的“围炉夜话”。题图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任娅斐编辑｜马吉英图片来源｜受访者镜头下的慕士塔格峰很美。偶遇劲风，沙砾扬起，但过后风停云散，雪山在云海之间若隐若现。一张蛋卷桌、两张座椅、一个火炉，9月16日下午，俞敏洪和李斌的“围炉夜话”就这样开始了。故事是从两人第一次徒步开始的。12年前，俞敏洪和李斌组织朋友重走“玄奘之路”。120公里的路程，他们只能勉强背几瓶水，但李斌觉得重量不够，额外装了五块板砖。徒步结束时，他却第一个冲到了终点。这让俞敏洪大为所惊，也让他重新认识李斌。2014年，李斌拉上雷军、刘强东、马化腾、张磊、李想等人创立蔚来，开启第三次创业，俞敏洪也拿出真金白银，支持李斌。迄今为止，蔚来已在全球募资接近190亿美元。但回顾这段创业，李斌仍心有余悸，他称2018年蔚来赴美上市，本来计划在美国市场募资10亿美元，由于外部环境原因，最终仅获得J.P.摩根旗下一家资产公司提供的6000万美元。一年之后，蔚来陷入低谷，股价一度徘徊在2美元左右。为了避免更多损失，俞敏洪的投资经理瞒着他全部出清。俞敏洪知道后把他臭骂了一顿，第二天又将股票全数买了回来。后来，股价涨到了50多美元，俞敏洪还自掏腰包买了不少车送给朋友。现在，蔚来虽然走出了ICU，但李斌又面临着不一样的压力。今年8月，蔚来交付新车20176辆，1~8月，累计交付12.81万辆汽车，同比增长35.8%。在经营层面，据统计，2018年~2023年，蔚来累计亏损金额达到866亿元。换电业务是一项重资产，也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但李斌给出的答案是，坚持做对的事情，过程中如果有些问题，就去解决。在这场对谈中，俞敏洪和李斌还谈到了成长经历、创业感悟、网暴以及对人性的观察和体悟。以下是本次对话精彩观点：1.喜欢创业的人，不管个性是温柔的还是坚强的，都喜欢迎接挑战，不断挑战自己，寻找新的机遇。2.做好事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当然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因为有些人本身就不想支持你。3.当你知道了世界是怎么回事之后，仍然选择拥抱这个世界，热爱这个世界，才叫真正的英雄主义。4.人有时候被误解、曲解、消费，都是有意义的。5.创业者需要坚强的心。不管内部外部出什么问题都要坚定地做下去，对未来和对人性都要抱有美好的愿望。6.让人家去理解你，那是很难的，全世界都不欠你一个理解，你也很难说让每一个人都开心，关键是能不能面对真实的自己。以下为俞敏洪和李斌的对话整理（有删减）：俞敏洪：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重新认识李斌的开始。我原来一直觉得他有点“公子哥”，因为他很潇洒，那时候他没有做蔚来。我们两个组织朋友去戈壁滩走玄奘之路，有120公里，走三天还是四天。李斌：五天。2012年9月10日至9月15日，但走的话可能是四天。俞敏洪：因为前后还有两天准备。120公里，我们什么都不想背，勉强背几瓶水，而且这四天晚上我们俩一直住同一个帐篷。第一天晚上，他掏帐篷用品，结果掏出五块板砖。我印象太深了。他觉得背的重量不够，放了板砖，一放放了四天，最后他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这是我重新认识他的开始。那场旅行也证明了我们俩的个性不太一样，他背着那么重的包，最后一天第一个冲到了终点，我比他晚到了至少5个小时。李斌：做蔚来之前，我确实经常登山徒步，对自己的要求也高。比如去梅里雪山，有一次一天走了30多公里，虽然海拔也高，但我还是喜欢自己背东西。俞敏洪：所以我做大事做不过他，但是我组织一群人一起玩还是有经验的。李斌：我其实会给自己上点难度，但没有那么难。当时我们俩是住一个帐篷，我们那时候晚上还在聊天，真的是“夜聊”。俞敏洪：外面狂风呼啸，我们在里面聊天，友谊就是在路上建立起来的。李斌：你是1991年创业？俞敏洪：对。李斌：我其实算1992年开始去打工。俞敏洪：1992年你才大一吧。李斌：对，军训了一年。俞敏洪：你在北大5年，加上军训，之后你就开始做生意了，你怎么会做生意呢？李斌：有很多好玩的故事。我一开始没有那么明确，但我是我们班的副班长，带同学们到处玩。后来我病了一个月，出来以后发现没我什么事儿了，我就思考，觉得应该创业。1992年，商业的氛围开始起来了，你不也是那时候开始创业吗？我那时候在学校里看到你们很多广告。俞敏洪：是，三角地贴满了东方大学外语培训的招生广告。李斌：那时候我觉得应该做计算机方向的（事情），我就去学计算机。后来通过打工赚钱，大一买了一台电脑。俞敏洪：那时候我还没有电脑。创业时有一台台式电脑，但都是员工用，那时候我还不会用电脑。我第一次用手提电脑应该是1996年，那时候手提电脑还很厚。李斌：后面就这么创业，一直创业，1996年在学校搞了个自己的公司。俞敏洪：易车不是你的第一次创业？李斌：不是的，第一次创业是南极科技，在中国帮别人注册域名。1996年（这个模式）还算是挺新的，那时我才22岁，还没毕业。当时出国潮很热，我们三个同学创办了这个公司，一起挣了一笔钱。俞敏洪：那笔钱是谁给你们的？当时也没有创投。李斌：都是大家上学编软件挣的钱，我自己打工也挣了一些钱，放在一块儿，花了30万注册公司。后来搞了一年，他们都出国了，就剩我一个人。到了1997年，公司有几十个人，一个月大概花二三十万，但是也能收入二三十万。当时有人介绍IDG，问他们能不能投，他们说这4个人在美国搞一些服务器都能干，没啥门槛，我当时被这个话吓到了。后来我们和李国庆搞了一个公司，做图书行业的数据库，就是当当的前身，我就去做这个公司的CEO了。俞敏洪：易车是什么时候做的？李斌：易车是2000年做的，当时我觉得中国将来一定会卖很多车，（大家）一定会在网上买。俞敏洪：你如果不做易车，我估计就不会有蔚来了。李斌：（易车）是汽车互联网的视角，2000年去做肯定是太早了。2000年中国私家车全国一年就卖30多万台，但今天新疆一年就卖40多万台。所以2000年的时候很惨的，互联网泡沫破裂，而且后来我个人还欠了400多万的债，把钱都还给投资人了。俞敏洪：那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互联网。李斌：（互联网）泡沫破灭，绝对没有任何人看好，我就用了几年时间把钱挣出来还给投资人，至少投资人一分钱都没损失，让他们都退出了。俞敏洪：我们那次去徒步时，你还没有做蔚来的想法，后来怎么想到要成立蔚来？李斌：因为2012年北京雾霾特别严重，总之，2012年我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俞敏洪：你当时预料到做蔚来需要这么大的投入吗？李斌：那肯定。俞敏洪：那你怎么有把握最后能拿到这么多钱？李斌：那不是有你支持吗？俞敏洪：我才支持一滴水，你要的是一个海洋。为什么一开始要把蔚来汽车的标准定得那么高？因为你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要在未来才能发生作用的事情，比如说你在全国设那么多蔚来服务站，做那么多换电站，现在还要在全中国推县县通，这些东西都是投入。你刚开始的客户没有那么多，也不一定都在全国，包括现在我们总共加起来卖的车也没有破百万。这种超前行为会带来两个结果，一个是你超前超得恰到好处；一个是太超前了，就变成先烈了，你是2019年的时候差一点就变成先烈了。为什么要这样？当时我都做好了一分钱都收不回来的打算了。李斌：从绝望里寻找希望。我觉得创业有很多种打开方式，2014年、2015年那个时间点，我选择的打开方式肯定跟别人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第一笔投资是3亿美元，我自己真金白银出了一半，所以我在蔚来的股份到目前为止，除了后面上市以后的一些期权以外，都是我拿钱买的。俞敏洪：没有一点技术入股、人才入股？李斌：没有，我们拿了10%的股份给了团队，但里面不包括我。你自己也做过很多投资，很少有这样的创业，我真的是把自己以前的那些积累完全放进来了，这让大家看到我的决心。如果没有这样的决心，我觉得大家也不会支持。蔚来主要是募美元的资金，从全球募了很多美元，数字接近190亿美元。去年我们还募了30亿美元。美元的投资人和人民币的投资人是有区别的，不需要你马上盈利。像亚马逊亏了十几年，特斯拉亏了16年，还是看你阶段性的交付能力。我从拿第一笔投资到现在，阶段性地交付，其实我们没有出什么大的问题。总的来说，在投资人那边这方面的口碑还是可以的。我亏钱就是亏钱，我告诉你为什么亏钱，我在研发方面去年投了140亿，现在每个季度投30、40个亿。我现在是（建设）充换电基础设施，我钱花在哪儿都是一清二楚的。我们现在出差，我跟所有员工都是一样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标准。我们并没有把钱用来做一些研发、产品、服务以外的事情，投资人是看得清楚的。俞敏洪和李斌聊天时身后停着一辆车总会有投资人相信你的底层逻辑和长期思考、长期竞争力，当然也有很多投资人没有那么多耐心。俞敏洪：我是比较坚定地支持斌哥。当时蔚来陷入低谷，（股票）大概只有2块钱（美元），我的投资代理人把我们持有的股票全部出清了，也没有告诉我，那时候我还亏了不少钱，因为我当时投的时候比这个价钱贵。他卖完了告诉我，被我臭骂了一顿，第二天全数买回来。我说我已经亏成这样了，干脆亏到底吧。其实我是想展示一种坚决的绝望。结果后来翻到了50多块钱（美元）。李斌：蔚来是2018年9月12日上市的，当时是8个投行，要募20亿美元，要拿两年的口粮。我们到欧洲和亚洲都还正常，拿了十几亿美元的订单，但是在美国就受挫了。2010年易车那么小的公司去上市，华尔街都是笑脸相迎，仅仅过去8年，风向就完全变了。蔚来当时是最被期待的科技公司，但后来我们在美国只拿了6000万美元，还是J.P.摩根的资产公司，因为它也是我们的投行，本来至少拿10亿美元。回来以后我就说，一个时代结束了。我们自己非常清楚是怎么回事。俞敏洪：熬过来太不容易了，因为融资太难。而且在那时候蔚来汽车还没卖出去多少。李斌：就一两万台，不像现在。俞敏洪：你创业十几年，自己经历了千变万化和风雨兼程，以及中国汽车行业的千变万化和竞争白热化的局面。现在蔚来汽车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李斌：首先，大环境、趋势肯定是越来越好。其次，中国智能汽车的竞争力肯定是全球领先的。对蔚来来说，肯定竞争也变得激烈了，我们的同行都特别优秀，现在我们真的是“你追我赶”。所以现在留给我们的容错空间、犯错空间比以前要小多了，这是一个压力。还有一个压力，公司毕竟也十年了，人也不少，怎么做好多个品牌，多代平台？全球市场方面，我的管理和整个企业文化怎么去支持这件事情？我们其实还没有盈利，即使盈利了，但汽车公司的盈利和亏损很多都是一瞬间的事情，因为体量太大了。俞敏洪：你进入了具有超级挑战性的行业。李斌：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变化密集，所以我们怎么保证这样的公司还能敏捷地面对市场的变化？不管是产品、服务，管理，还是成本控制、效率等等，怎么坚持自己对的地方，同时又能够及时调整。俞敏洪：蔚来汽车海外销量怎么样？李斌：海外目前比较少，因为蔚来2022年开始才正式进入欧洲，现在进入欧洲5个国家。我们在欧洲已经有7个NIO House，60个换电站。在欧洲现在还是在把流程跑通，把服务满意度做好。接下来我们会非常积极地通过第二品牌乐道、第三品牌萤火虫进入全球市场。俞敏洪：但在我看来，中国本身的消费能力，是不需要这么多电车公司的，你觉得需要吗？李斌：现在也没有那么多了。这两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中国自主品牌份额从30%多，已经增长至60%多，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有人丢掉了500多万辆的销量。谁赢得了这个市场？中国品牌。什么样的动力形式？新能源。当然，最后不可能都是这些人剩下来，但剩下来的一定是中国品牌。现在新能源车渗透率已经超过50%了，我觉得两年内会超过80%。俞敏洪：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某一个汽车公司的大佬跟我说的，他说未来中国汽车一定是油电混合，因为纯电动车遇到一些极端天气情况时，会很不方便，你肯定也知道这些说法，但你现在还是坚持做纯电动车？李斌：肯定坚持做纯电。俞敏洪：如果真遇到一些情况，比如下雪天气，汽车在马路上停着开不了了，纯电车怎么应对？李斌：首先，什么事都有概率，不能用小概率事件来概括整个事情，那一定会出问题的。为什么电车是终极的？特别简单，因为它确实符合智能化的趋势，全程使用成本也是最低的，而且它也符合可持续的发展方向。从个人利益，从社会利益来讲，都是对的事情。对的事情为什么不坚持呢？过程中如果有些问题，我们就去解决好了，如果充电不方便，那我们就布充电桩，加电县县通。俞敏洪：我们平时聚会你现在很少参加，我知道你太忙了，你现在个人生活还能保障吗？李斌：还可以。俞敏洪：你这么大的压力，包括2019年蔚来公司差点没了，你每天晚上居然能睡得很好？李斌：我必须睡好，我现在属于双创家庭，我老婆也在创业，也比较忙。创业还是挺有乐趣的，还有很多很多事值得全力以赴地做。我其实挺欣赏你们说的话，从绝境中寻找希望。我自己一直有个人生信条，叫“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俞敏洪：喜欢创业的人、喜欢做企业的人，不管个性是温柔的还是坚强的，其实都是面对着一种情况：他们喜欢迎接挑战，不断挑战自己，寻找新的机遇。李斌：从这里面也可以寻找乐趣。我记得当年《中国合伙人》还没有上映的时候，我们看小片，我觉得你的人生挺有意思，而且你挺传奇的，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每次感觉顺一点的时候，总会来一个不知道从哪来的问题，所以你睡不着觉，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俞敏洪对李斌谈到自己被网暴俞敏洪：他们说这是我自找的。周成刚（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CEO）有一句话说我，俞敏洪是挖一个坑跳进去，吭哧吭哧爬出来，然后特别高兴地宣布，你看我又克服了一个困难。李斌：你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情的？因为背后不是商业问题，而是人性问题。俞敏洪：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人性是中性的，有的人是发展自己善的一面，有的人是发展自己恶的一面，但大部分人的人性是中性的，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会对你更好，你对别人差，也许别人会对你更差。我相信做好事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当然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因为有些人本身就不想支持你。另外我挺相信罗曼·罗兰的那句话，当你知道了世界是怎么回事之后，你仍然选择拥抱这个世界，热爱这个世界，才叫真正的英雄主义。李斌：我其实也特别喜欢这句话，一个很有名的歌手说，“万物皆有裂缝，就是光进来的地方。”俞敏洪：大多数人不了解你的时候，会对你有意见，甚至会对你做一些不利的事情，当他真正了解你以后，我相信绝大部分人还是会跟你友好相处，甚至会跟你变成非常坚定的朋友，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好多个了。李斌：人有时候被误解、曲解、消费，都是有意义的。蔚来这几年一直都在风口浪尖上，很多人也会消费我，所以我一直开玩笑说，CEO现在也叫“首席娱乐官”。我倒是对这件事情的心态还好，但我今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原来是不会做社交媒体的，我的朋友圈、微博，都是广告。从今年3月份，我也开始做直播。我后来想明白了，虽然世界不欠我们一个理解，但不管是企业还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是需要跟大家交流的，让大家了解一个真实的蔚来，了解一个真实的李斌，也是我的一个责任，我也是向你学习。俞敏洪：你做了这么长时间，对人性有失望过吗？李斌：我对人性有一次失望，其实就是易车那次创业，那次让我对人生有很多思考。我跟当时的联合创始人一起，本来我们说把钱还给股东后，就各做各的，后来进了会议室，他说公司搞不好都是李斌搞的，相当于你的队友从后面捅了你一刀。我的反击是，好，如果是这样，那我把公司买下来，我把钱还给大家，但今天晚上必须要签完协议。后来我选择把老易车及时关掉了，做了新易车。我自己经历的事儿还是非常非常多，所以我对人性没有太大失望，我觉得都是正常的。俞敏洪：那你还好，我都习惯了。人家说，只要我这儿一出事，都是俞敏洪的责任，我已经太习惯了。李斌：你为什么会这么招（黑）？俞敏洪：内部说是我的责任，外部也说是我的责任。李斌：对你还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从你这儿看到的还是豁达。俞敏洪：做创业者真的需要坚强的心。我就两点，一是坚定的意志，不管内部外部出什么问题都要坚定地做下去，我的性格比较柔和，斌哥的性格比较坚强，但我们俩在这点上基本是比较一致的。第二点，对未来和对人性都要抱有美好的愿望，不管你受到多少人的欺骗、打击、羞辱、误解，要选择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有着人性非常美好的善良的一面，他们有的时候对你不理解、打击，有可能只是因为他们误解了你。李斌：我在内部信里说过一次，我们理解人性的复杂，但选择相信好的一面。你要说我们不理解人性的复杂，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俞敏洪：我这一年被网暴到了半死不活。李斌：作为老朋友，我有时候挺心疼你的。俞敏洪：但是我一句抱怨话也没说过。李斌：作为CEO，还不能让人说你两句吗？我们就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俞敏洪：新东方的人跟我说，评价这么多，你的平台又那么有影响力，你暂时把评论区关掉，所以我就把评论区关掉了，最近当然开了。实际上并没有对我的心情、新东方的发展产生过任何影响。因为如果产生影响的话，我肯定方寸大乱了，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心情，背靠慕士塔格峰。李斌：风波过后，我们见证了最美丽的风景。师兄你讲得特别好，我一直创业，到现在也快30年了，我们也投过很多创业公司，但我强调另外两点，一是一定要想清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失败了，你干不干？因为失败是大概率的，成功是小概率的。中国有句话，向死而生，把这件事想清楚了，所有的决定都有勇气去做，这点很重要。第二，一定不能欺骗自己，一定要面对真实的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出于各种原因也会欺骗自己，现在我越来越希望自己对自己要真实，让人家去理解你，那是很难的，全世界都不欠你一个理解，你也很难说让每一个人都开心，关键是能不能面对真实的自己，这一点非常重要。俞敏洪：刚才你提到创业失败了怎么办？其实我有一句话，只要不要你的命，你就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李斌：我当时在易车最难的时候，欠债几百万，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公司真的开不下去，还不了，我打几年工我也能还上这个钱，这就是把自己的底线想清楚。俞敏洪：做任何事情，只要把底线想清楚了，就去做。李斌：你准备什么时候退休？俞敏洪：我现在其实有点像退休状态了。李斌：你现在多拼，算退休？俞敏洪：我退休了可能也是这种生活状态。我退休以后可能也是全中国、全世界去探索文化，探索历史，探索大自然的风光，也愿意跟大家进行分享。我如果在家里，会读一些值得读的书，如果觉得书好，也愿意跟大家分享。平时的生活就是跟朋友们聊聊天、吃吃饭、喝喝酒。

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一审判决之后，蔡东（化名）从光鲜体面的退休干部，变成了非法持枪的罪犯。他曾因驻村扶贫工作、见义勇为救人事迹，多次被表彰和报道。退休前，他是孝感市大悟县某机关党委副书记。2023年2月19日，蔡东退休的前一周，大悟县公安局以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对其立案侦查。前不久，蔡东被大悟县人民法院判定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判决书显示，2011年，蔡东以父亲承包的农场遭受野猪侵害为由，更改户籍、按照当时政策申领持枪证，并配购一支双管猎枪、500发子弹；次年，孝感市公安局清查不符合持枪条件人员，蔡东指使堂弟申请持枪证，并将这支猎枪过户给堂弟，但蔡东实际掌控这支猎枪；2014年，蔡东两次将猎枪借给朋友李某打猎；2019年，李某因涉黑案件落网后，多次举报蔡东非法持枪。近日，封面新闻记者对该起案件进行了走访。事件经过：税务干部改户籍申领持枪证，为躲清查将枪过户公诉机关指控，2011年12月，蔡东明知公职人员不符合持枪条件，编造自己大悟县阳平镇村民身份，以农作物受野猪影响严重的谎言，向大悟县公安局申请持枪证，并配购双管猎枪一支、子弹500发。2012年4月，孝感市公安局对大悟县民用枪支专项检查，发现蔡东不符合持枪条件。为继续持有枪支，蔡东指使堂弟蔡西（化名）向大悟县公安局申请办理持枪证，并将枪支转让过户给蔡西。2013年1月，办理上述手续后，蔡西将枪支、子弹交予蔡东实际持有、使用。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10月，蔡东指使他人，分别到自己车库及其父亲(2021年去世)所承包的农庄取走子弹和猎枪，送交给李刚(已判刑)等人狩猎使用。涉案猎枪（受访者供图）蔡东对此辩解称，申请持枪是为了帮年迈的父亲驱逐野猪，他对户籍被转到阳平镇的事项不知情，是大悟县公安机关办理的相关手续，自己并未虚构申领材料办理持枪证；猎枪过户后他未实际持有和使用，李某向他的父亲借枪被拒后，他只是作为中间人帮忙借枪。但在近日的采访中，蔡东却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当年他户籍所在的乡镇不属于批准的狩猎区，县治安大队得人告知他阳平镇有持枪指标，经他同意后，公安机关给他办理的户口迁移，之后让他填写了持枪申请表，他由此通过审批程序获得持枪证，并配购一支双管猎枪和500发子弹。对于上述说法，封面新闻记者未得到相关方证实。蔡东父亲存放猎枪的房间（受访者供图）2012年4月，孝感市公安局针对大悟县民用枪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督办清查，并列出一份不符合持枪条件的名单，蔡东名列其中。蔡东承认，他知道公职人员不能持枪。考虑到父亲的农场确实需要驱赶野猪，“为了保住这支枪，我让堂弟以护农名义申请持枪证，去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把枪过户到他名下了。”法庭控辩：猎枪实控人成争议，两次外借枪支时间又是何时？2013年底，蔡东经人介绍与商人李某成为朋友，对方多次到蔡东父亲的农场游玩、聚餐。2014年底，李某电话中向蔡东借猎枪打猎，蔡东称猎枪按要求上缴年审尚未领回，拒绝了李某。随后，蔡东忘记挂断电话，与妻子评价李某人品，被电话中的李某听到，两人发生口角后闹翻。2019年，李某因涉黑案件落网，多次举报蔡东非法持枪。判决书显示，李某称在2014年下半年之后，曾多次找蔡东借枪打猎，并有其他人参与。但在其他人的证人证言中，大部分人对借枪事宜给予否认。蔡东接受警方调查时供述，他在2014年8月和10月曾两次将涉案猎枪借给李某。前一次是在父亲的农场里，三人乘车在农场转悠，从车里对着鸟类射击，之后将枪放回父亲的房间；后一次是李某向蔡父借枪被拒，之后蔡东安排堂弟分别从父亲和他的家中取走枪支、子弹，送交给李某打猎使用。然而在法庭辩论环节和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蔡东又对上述两次借枪的时间表示否认。蔡东称，按照枪支管理规定，民间枪支每年的五一之前要上缴公安机关，十一之后再发放，入库、出库均由县治安大队人员登记入册。“时间太久了，具体借枪的时间记不清。但根据管理规定，5月1日和和10月1日之间，枪支不可能在外边。”蔡西在证人证言中表示，2013年初枪支过户到他名下后，过了二十多天就被蔡东取走，之后几年，他曾按治安大队要求送枪支年审，其他时间枪支都不在他手中。蔡东向法官表示，枪支过户后一直放在他父亲的农场，每年上缴、年审和领取，是他父亲和堂弟蔡西经办，自己并未实际持有这支猎枪；2014年猎枪入库后，他和堂弟蔡西都未去领取过，当年5月份之后使用枪支的事实不能成立。在案资料显示，大悟县公安局调查认定，2013年至2014年期间涉案猎枪的实际持有人为蔡东，2015年至2017年期间则由蔡东的父亲领取和使用，直到2017年1月被收回未再发放；枪支管理相关档案中，只发现有2016年、2017年蔡西名下的猎枪入库登记，未发现其它时间领取发放、上交回收枪支、弹药的登记资料。大悟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反驳了蔡东的辩解，图为法槌 资料图法庭判决：申领持枪证程序合法不影响非法持枪实质，一审获刑8个月蔡东称，2013年之前他是凭借持枪证使用猎枪，孝感市公安局督办清查时，39名被列入不符合持枪条件的持证人员，都未被认定为非法持枪，也未受处罚，只要求立即回收枪支并取消持枪资格。蔡东的辩护人、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尚满庆祝表示，蔡东坚称在2014年清明前上缴枪支，后未再接触枪支；公安机关调查认定，2015年至2017年枪支领取、使用人是蔡东的父亲；而枪支管理档案中，只有2016年、2017年登记为蔡西的枪支入库登记，其他记录缺失。“这导致很多情况无法通过证据证明，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他在2014年五一之后持有、使用过这支猎枪。”对于2011年通过更改户籍途径申请持枪，以及2014年五一之前使用、外借枪支的行为，蔡东表示认罚。“李某是2019年7月举报我非法持枪，距离2014年已经超过5年，过了追诉期。当年，大悟县公安局曾作出调查结论，也是非法持枪证据不足。”对于蔡东的辩解，大悟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给予反驳。法庭认为：综合在案证据及证人证言，蔡东明知是在虚构申领枪支材料情况下办理的持枪证并配购枪支弹药，虚构的材料是否由本人自主办理，并不影响非法持有枪支事实的认定，程序的合法不能对抗非法的实质；孝感市公安局开展枪支管理的督查工作，不涉及对持枪行为的性质认定，不能将当时处理情况作为不构成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理由；没有证据证明枪支系被告人蔡东父亲持有和使用；蔡东的犯罪行为，从检举揭发提交线索开始一直处于侦查办理中，追诉时效的期限应以法定最高刑为标准；蔡东在案件审理中，称枪支转让后未实际持有、使用过，出借枪支其仅为中间人，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亦无认罪悔罪表现；蔡东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并擅自出借给不具备持枪资格人员使用，会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综合考虑其行为、性质、情节、社会影响等因素，法庭认为不宜对其免予刑事处罚。由此，大悟县人民法院判定蔡东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重庆市纪委监委20日消息：日前，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资料图通报指出，程志毅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说情干预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多次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利用职务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共财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配偶收受财物；漠视群众利益；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接、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重庆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程志毅开除党籍处分；由重庆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资料显示，程志毅出生于1963年2月，四川南部人，早年在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工作，2001年任重庆市建委副主任、党组成员，2006年4月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长级），2008年1月任重庆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机构改革后继续任重庆市城建委主任、党组书记。2016年7月，程志毅任江津区委书记，2021年8月卸任，后任重庆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2024年2月被查。“上官汇”注意到，除了程志毅之外，通报中点明其“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的还有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9月12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祖林被开除党籍。除此之外，今年还有多位落马官员曾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延伸阅读正部级"大老虎"受贿超8亿受审 多名他重用的下属被查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孙志刚2020年底离开主政5年的贵州，赴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卸任。卸任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官宣被查。孙志刚被控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跨越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个任职地域，累计受贿8.13亿余元。在他被立案审查的当月，仍敛财不止。孙志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就在昨天， 孙志刚的下属，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被判死缓。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 据央视新闻贪腐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担任过十年正部级据公开履历显示，孙志刚，1954年5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9月入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孙志刚仕途从湖北武汉起步，在湖北升至副部级，此后四次跨省履新，其中两次在京任职，仕途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在他38年的仕途上，担任过11年副部级职务和10年的正部级职务。孙志刚早年在家乡河南荥阳当过两年知青，后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4年，后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孙志刚告别了12年的高校生活，出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踏入仕途，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宜昌市委书记等职。2002年6月，孙志刚跻身湖北省委常委，8月任职省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这是孙志刚仕途上重要节点。今日法庭上，检方指控，孙志刚当上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开始了受贿行为，自此敛财不止，再也没有踩下刹车，直到仕途尽头。孙志刚在湖北任职4年多。2006年9月，孙志刚跨省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入皖次月即担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在安徽工作了4年多。2010年12月，孙志刚再次跨省履新，赴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3月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明确为正部级，并兼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2015年10月，孙志刚第三次跨省履新，由北京“空降”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月当选贵州省省长，2017年7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至2020年11月卸任，主政贵州长达5年。2020年12月，66岁的孙志刚返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2023年3月卸任。退休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69岁的孙志刚官宣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志刚是2023年中纪委打掉的三个正部级“老虎”之一，另两人是任上被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与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今年2月5日，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据央视新闻21年累计受贿8.13亿元，卸任后仍在受贿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孙志刚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23年3月之后，孙志刚已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公职的情况下，仍存在受贿行为，敛财直至8月被查时为止。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志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志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多名他提拔重用的下属被查，贵州：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孙志刚主政贵州的5年间（2015年10月—2020年11月），先后作为省政府、省委的“一把手”，其带头违纪违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通报称他“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委指出，孙志刚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多名在孙志刚任内获得提拔重用的下属，已陆续落马。2022年1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在任上落马，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建琨曾先后在贵州两大地级市安顺、毕节任市委书记。今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建琨案，以受贿罪判处周建琨无期徒刑，他被查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昨日（8月13日），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李再勇和周建琨均是在孙志刚主政贵州期间，从地级市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副省级岗位上的。此外，曾先后任职贵阳市长的陈晏、马宁宇，分别于今年3月25日和8月6日被查。除了这些“大老虎”，贵州还有多名厅官在孙志刚落马后一一被查。肃清孙志刚流毒成为贵州省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5月20日，贵州省开展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把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作为党纪学习教育重要任务，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抓整改，紧盯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一项一项整改到位，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