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帕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刚成为英特尔史上第八位CEO。他上任后为公司提出的第一个目标是，英特尔要在所竞争的每一个业务领域都成为引领者。

　　3年后，不仅想象中的引领未迎来、随着AMD抢占个人电脑和服务器市场，加之行业重心由CPU转向更适合AI计算的GPU，英特尔的市场空间遭受空前挤压。对比3年前，英特尔的收入下降了三成以上，现金流转负，债务超过500亿美元。

　　2024年至今，英特尔股价跌去一半。目前市值912.5亿美元，仅约为博通的12%、台积电的10.5%、英伟达的3.3%。

　　9月，基辛格发布全员信，开启公司史上最大转型以自救。之前他已经宣布裁员1.5万人和削减100亿美元开支，这一次又做出了一个更具断臂求生意义的动作：将代工业务剥离为一家独立的子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将允许外部增资，与英特尔“更加明确地分离和独立”。

　　目前最新的变化是，9月21日，据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高通正在和英特尔洽谈收购事宜，高通尚未对英特尔提出正式报价。两家公司尚未正式回应。

　　作为曾经全球最强大的芯片制造商，同时也是高端逻辑芯片领域目前唯一一家具备平台、架构、设计、制造实力的公司，英特尔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的境地？

　　看起来，生成式AI的兴起让英特尔成了时代巨轮下被碾过的第一个巨头。然而，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过去的20年里，英特尔连续做出了4个与时代趋势相悖的战略决策。如今包括代工业务的分拆等自救措施，更像是英特尔为了留在牌桌上必须打出的一张牌，而且已经出得太晚了些。

　　一、无法隐瞒的落后

　　英特尔近期种种调整，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其8月2日公布的2024年二季度财报。

　　这是一张无法再继续粉饰太平的财报。数据显示，英特尔在2024年二季度遭遇了超出预期的亏损，虽然营收较去年同比只是下降了0.9%；但净亏损达到16.1亿美元，远超过市场预期的亏损5.4亿美元，更重要的是没有收窄趋势，预期下一季度亏损将继续扩大。

　　净利润的下降与毛利的下降有关。英特尔该季度的毛利率为35.4%，远低于市场预期的42.1%。英特尔称，毛利率下降主要由于AI PC产品的增多、晶圆产能的调整以及其他非核心业务费用的上升。

　　英特尔主要服务于个人电脑服务器等微处理器市场。分板块来看，英特尔的业务板块包括客户端业务、数据中心及AI、网络及边缘域、其所投资自动驾驶公司Mobileye和晶圆代工服务。其中，前两项占总收入的80%以上。

　　客户端业务目前是唯一增长的业务板块，在二季度实现了74.1亿美元的收入，同比增长了9.3%，但全球PC已是存量市场，出货量增速缓慢。

　　引起外界关注的是数据中心及AI业务，这一板块收入为34.06亿美元，同比下滑了14.9%，作为对比，同期英伟达数据中心收入与去年相比增长了154%，换句话说，数据中心业务本是英特尔的核心部分，不仅没有能实现预期的增长，反而出现了收入下滑。与整个市场对AI和高性能计算需求的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已经足够证明英特尔在AI浪潮中掉队了。

　　此外，网络及边缘域业务收入和Mobileye也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晶圆代工服务收入为0.66亿美元，如果以晶圆厂的收入标准来衡量，这种收入几乎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也就是说，英特尔目前的处境是，业务基本盘在萎缩，且在新技术趋势竞争里完全落后了。可以预见，随着AI竞争加剧，业务主要集中在传统CPU和服务器领域的英特尔，市场份额只会被竞争对手如AMD和英伟达继续侵蚀。

　　伴随这份财报，英特尔宣布，年内将裁员1.5万人，相当于裁员10%，同时将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暂停分红，这也是英特尔20年来首次暂停分红。消息一出，英特尔在一天内市值跌了超过320亿美元。

　　5天后，愤怒的股东们在旧金山提起了集体诉讼。他们认为，英特尔“欺诈性地隐瞒了公司存在的问题”，导致了业绩和股价的下滑。

　　二、一误再误

　　尽管发起集体诉讼的股东们表示公司的欺骗让他们措手不及，但事实上，在生成式AI技术兴起前，英特尔就已经掉队了。

　　如果将大公司的发展比作是一场接力赛，关键决策就相当于交接棒，英特尔的宿命在于，在最近20年里，几乎在之后每个关键技术趋势的判断上都站在了时代的对立面，于是在每段赛程里都处于追赶状态，最终掉出了第一梯队。

　　2006年，英特尔当时的管理层做出了第1个误判，拒绝了第一代iPhone这个代工客户，理由是乔布斯压到极致的出价远远低于英特尔内部的成本预估。从一家上市公司的商业决策来说，这一选择并非没有说服力。英特尔当时如日中天，庞大市场份额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和资源，这些资源被用来巩固其在行业中的领导地位，更换供应商变得成本高昂且充满风险，更无法接受利润的下滑。

　　不过，后来看，这一选择代价过大：英特尔不仅因此错失了移动互联网最重要的入场机会，同时也给了后来为苹果代工的三星空间，让其成了未来最大的芯片代工竞争对手。

　　这种类似的决策错误反复上演。英特尔也没能抓住ARM架构。由于英特尔过去坚持做高性能高功耗的芯片，面对移动市场所需要低功耗芯片需求显得被动，也看不到低功耗的ARM架构的长期价值，这导致了其虽然探索过ARM架构，但未深入，最终进一步加剧了其在移动市场的落后。

　　如果说前两棒落后时，外界对英特尔还有弯道超车的幻想，那在对先进制程的争夺上落后，则成为了公司的分水岭。

　　2014年，英特尔和三星都实现了14纳米制程芯片的生产，然而，2017年时台积电已经推进到10纳米工艺，而英特尔因为不愿意采用最新的EUV光刻技术，导致其10纳米产品晚于台积电两年半才推出，这也让英特尔被台积电远远甩在身后，此后在先进制程上掉入了竞争梯队。

　　最后一个错过的重大技术趋势，则是英特尔未能充分重视GPU的发展。英特尔过去长期依赖CPU的成功，形成了惯性思维，未能及时发现市场对高性能图形处理的需求。直到2018年，英特尔才开始重点关注GPU业务，但此时英伟达已经通过CUDA平台培养了整个行业。

　　这4个错误决策之外，英特尔还有一个遗憾。2017年前后，OpenAI曾经主动寻求过英特尔的投资，这笔交易不仅能为英特尔带来财务上的回报，还可能在战略上帮助其在AI领域获得先发优势。然而，由于当时的管理层判断生成式AI技术短期内难以规模化，英特尔最终与这张生成式AI时代最重要的船票失之交臂。

　　同样也是在2017年，英特尔通过收购Nervana Systems，进军AI专用芯片市场。在之后的几年间，英特尔也陆续推出了多个AI芯片系列，但是这些产品始终未能在市场上激起水花。

　　从错过与苹果合作的机会，到忽视ARM架构的长期价值，再到芯片制程技术的落后，以及对GPU发展的轻视，英特尔的每一步失误都为其今日的困境埋下了伏笔。这些技术趋势发展早期，英特尔同样投入过预研，甚至一度身位领先，但是其最终无法摆脱大公司的业务惯性和上市公司对投资者和股东利益负责的束缚失去先机。到了现任CEO基辛格任内，英特尔已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三、基辛格的药方

　　基辛格上任的改革措施，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缩小芯片制程差距、二是利用美国政府的政策性补助建设先进晶圆工厂，三是将芯片设计与制造环节分开，让公司变得更轻资产。

　　从商业模式来说，到了基辛格任内，英特尔在芯片上的集成设备制造商模式（IDM）已经成为其痛苦的核心。

　　英特尔是高端逻辑芯片领域唯一一家IDM模式企业。IDM模式指的是企业同时进行芯片设计、封装、制造、验证全链条环节，代表企业有英特尔、三星和德州仪器。

　　曾经，英特尔自己设计芯片，并由自家工厂制造，从商业上更有利于控制成本。但是，随着芯片制程不断突破，芯片量产的成本和难度也随 之增加。代工厂模式开始显现优势。台积电等代工厂通过为多家客户服务积累经验，获得了更多技术迭代的机会，随着高阶工艺技术的逐步成熟并投入量产，代工厂能够对先进技术收取溢价，从而提升其盈利能力。进而足够制程进一步的扩张和资本支出。

　　相比之下，IDM模式下英特尔的制造客户主要是自己，因此限制了其市场适应性和技术创新的空间。英特尔又长期专注于成熟市场，在新兴技术如AI和移动互联网领域的研发动力不足。这反过来导致英特尔在制造上更加被动，没有多余的利润投入先进制程的研发，逐渐与行业领先者差距拉大。

　　过去两年，英特尔代工业务的营收从2022年的274.9亿美元下降至2023年的189亿美元，经营亏损则从前一年的52亿美元继续扩大至70亿美元。可以预见，如果不采取措施，亏损只会愈发严重。

　　如果从产业趋势来看，数字芯片的设计与制造分离几乎是一种商业上的必然。首先，数字芯片的设计和制造的分离模式愈发成熟，很多数字芯片的设计人员甚至不需要懂工艺。其次。高端数字芯片的制造工艺的研发成本越来越高，只有独立代工厂能广泛接单摊薄成本，同时也可以靠广泛接单进一步锻炼自己的制造工艺提高良率，IDM厂则不具备这种能力，在竞争里天然不占优势。

　　2024年一季度，英特尔终于拆分旗下设计与制造业务，业务部门变为3个产品部门：客户端计算事业部（CCG）、数据中心和AI事业部（DCAI）以及网络与边缘事业部（NEX）。代工则成为一个独立的运营部门，也就是Intel Foundary，报表独立核算。

　　也就是说，此后晶圆代工业务Intel Foundary与Intel的产品部门之间的关系发生巨大转变：产品部门可以选择Intel Foundary以外更具竞争优势的代工厂；Intel Foundary也将可以按市场定价寻找外部的设计客户，并独立核算来自外部客户和英特尔产品的收入。

　　看起来，Intel Foundry 的独立，可以为其增大寻找外部客户的可能性。目的是为了提高资本效率和吸引外部投资。以减少亏损、增厚利润。

　　但是，这个设想也有明显的缺陷：首先，英特尔现在已经面临严重的技术和产品落后问题，即使是分拆也并未治本；其次，是否真的会有芯片设计公司，放心让一家同样具有设计业务的竞争对手来代工自家芯片；最后，基于以上两点，分拆后的代工部分大概率仍会面临产能利用不足的问题，而设计部分则直面外界汹涌的竞争，也就是说，两者分拆后可能变得更加灵活，也可能更加孱弱。

　　根据研究机构TrendForce集邦咨询数据，2024年二季度，英特尔并未进入全球晶圆代工厂营收前10名。在过去一年里，英特尔曾经在2023年第三季度短暂上榜，市场份额为1%。

　　四、收缩自救

　　基辛格近期的全员信，最重要的举动就是将英特尔设计和代工业务分拆得更加彻底。也就是说，英特尔从之前致力于成为多个领域的领导者，到不得不事实上收缩。

　　在二季度财报发布后，基辛格已经表示，“我们先前是为了回到领导地位，而现在，我们要专注效率。”

　　除此之外，英特尔接下来的重要动作还包括：一是扩大与亚马逊云部门（AWS）的合作。英特尔已获得亚马逊芯片的制造合同，将使用其最先进的 18A 制造工艺（1.8nm节点）为亚马逊生产定制的AI芯片。

　　二是与美国军方的合作。根据《芯片法案》，拜登政府将向英特尔额外提供高达 30 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安全飞地”计划，这一计划旨在扩大国防部的微电子产品供应。

　　三是暂停在波兰和德国的部分建厂投资。

　　基辛格称，“我们需要将成本结构与创新的运营策略相融合，实现运营方式的根本转型。目前，我们的收入增长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尚未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带来的机遇。同时，我们的成本居高不下，导致利润率偏低。”

　　接下来，决定英特尔走向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和亚马逊的合作、这一合作不仅将成为外界对英特尔在AI时代竞争力的参考指标，还将为英特尔带来十亿美元级别的收入。

　　不过，9 月初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博通（Broadcom）在测试英特尔最先进制程 18A后发现良率不足以量产。英特尔并未对此事进行置评。

　　第二点则是政府的拨款。拜登政府为了重塑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提出了《芯片法案》，英特尔是他们可选择的仅有的本土厂商之一。今年3月，拜登政府向英特尔给予了高达 85 亿美元的资金。不过，这笔资金尚未事实上到账，随着英特尔制造业务的调整，普遍认为拨款也会发生变化。

　　公司已经内外交困。英特尔的主营业务收入近年来下降明显，现金流不断承压，与此同时，竞争对手在研发和市场扩张方面的努力从未停歇，逼迫英特尔必须在短时间内推动公司从泥沼中走向正循环。无论是匆忙推出尚未成熟的高端产品，还是其在欧洲的此前轻易扩张、又轻易收缩，都显示出英特尔在追求快速成功的过程中陷入了焦虑。

　　英特尔的种种自救，仍需要时间检验。

　　目前最确定的效果表现在裁员上。英特尔的裁员已经进行了一半。在全球多个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不少从英特尔“毕业”的帖子。有人愤怒，也有人惋惜。一位几年前从英特尔离职的从业者怀念英特尔对员工的慷慨。他表示，和台积电的高强度相比，在英特尔工作有自由也有不错的待遇。不过，正是因为这种太过安逸的工作环境，让他提前感觉到了危机，并选择早早离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硅兔赛跑，作者：顾乔安妮

洪倩珠（记者 冯怡君）09月22日,�

洪倩珠（记者 蓝佳琪）09月22日,真主党的二号人物易卜拉欣·阿基勒当地时间9月20日，以色列在对贝鲁特的空袭中，杀死了真主党的二号人物易卜拉欣·阿基勒（Ibrahim Aqil）。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称，阿基勒曾在17日的传呼机爆炸中受伤，但于20日的早些时候出院。以色列方面率先宣布“消灭”了阿基勒，几个小时后真主党方面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袭炸死了拉德万部队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他是该武装部队仅次于福阿德·舒克尔（已经在7月殒命）的二号人物。”F-35战机据黎巴嫩媒体报道，此次袭击是由以色列的一架F-35战机实施的，并发射了两枚导弹。自从去年10月7日哈马斯越境突袭以色列南部，进而导致以色列全面袭击加沙地带以来，以色列国防军已经三次对贝鲁特发动空袭了。1月，哈马斯副领导人萨利赫·阿鲁里在黎巴嫩首都的一次以色列空袭中丧生。7月，以色列空袭击毙了真主党军事指挥官福阿德·舒克尔。黎巴嫩被空袭现场黎巴嫩卫生部表示，至少有14人在袭击中丧生，随着救援队连夜工作，死亡人数预计还会增加。目前尚不清楚死亡人数中是否包括阿基勒和其他真主党指挥官。该部还表示说，至少66人受伤，其中9人情况危急。而另有消息称，多枚导弹击中一栋建筑车库的入口，至少造成6名真主党指挥官死亡。当阿基勒在里面会见其他指挥官时，爆炸摧毁了大楼的较低楼层。据目击者称，袭击发生时听到了一声巨响和几声连续的爆炸声。地面被炸出大坑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媒体发表的简短声明中表示，“以色列的目标明确，其行动不言而喻。”而以色列的此次行动，也算是帮了美国人一个忙，因为又名“塔赫辛”的阿基勒，曾两次制造大规模的爆炸案。1983年4月18日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爆炸案，造成包括17名美国人在内的63人遇难；同年10月23日，黎巴嫩首都海军陆战队兵营爆炸案，造成包括241名美军士兵和文职人员丧生。一直以来，美国方面都在追捕阿基勒，并悬赏700万美元缉拿他。被炸毁的车辆按照以色列方面的说法，阿基勒在被炸之前，正在和其他真主党的指挥官讨论如何再次入侵以色列，制造一起类似于去年10月7日那样的悲剧，即谋杀并绑架无辜的平民。当然，以色列的这个说法没有得到真主党方面的证实。对于以色列的此次行动，美国总统乔·拜登也久违地打破了沉默，不过他没有就阿基勒的死发话，只是说“仍然相信可以与真主党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让以色列北部居民返回家园。”“我们继续努力确保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南部的人民能够安全返回家园。”现场聚集大批民众事实上，以色列在发动空袭前也是这么说的，“让以色列北部居民安全返回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里斯少将在空袭后于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10月8日以来，真主党向以色列平民发射了8000多枚火箭弹、导弹和爆炸性无人机，迫使60000多名以色列人撤离家园。”“就在今天，真主党再次向以色列发射了200多枚火箭弹。”显然，以色列在为空袭的合法性找借口，只是没有人提那些无辜伤亡的民众们。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