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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朱女士反映，因家中出现债务问题，今年年初她想把母亲名下一套位于浙江温州瑞安市场桥镇龟山村闲置了24年的房子出售。去看房子时，一对超过70岁的夫妻在里面居住，房里还贴着他们孙子幼儿园时期的奖状，而他们的孙子也已经20多岁。她随后得知，两名老人占住这房子已有20多年。朱女士称，跟对方沟通了近半年，两名老人依然不愿意搬离。当地派出所一名工作人员回应，正在处理此事。【1】产权方：占住方曾欠债不还，法院过户房屋抵债朱女士告诉九派新闻，这套房子一百多平方米，两间两层结构。1997年，两名老人的大儿子黄某向朱女士的母亲借款3万元，后无力偿还，朱女士的母亲将其起诉至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图为法院判决书 图/受访者提供朱女士提供的法院判决书显示，经审理查明，被告黄某因还债需要，向朱女士的母亲借款3万元，要求朱女士母亲将丈夫的一套房屋典当，典当款作被告借款，约定月初还款赎屋。后原告典当3万元借给被告，次月初，被告没有还款，原告催债时，被告于1997年12月23日向原告出示借条。典当届期后，被告仍没还款。1998年6月26日，被告立卖契书，将位于瑞安市场桥镇的房屋卖给原告，又注明二个月内偿还原告之款，月息2.5%，房屋收回。并向原告提供产权证。原告才把典当屋赎回，支付典当行利息5788.80元。原告催讨无果后提起诉讼。法院最终判罚黄某（老人儿子）偿还本金三万元，外加利息五千余元。后由于黄某无力偿还，法院决定将其名下，也就是上述位于浙江温州瑞安市场桥镇龟山村的房子抵押拍卖，但迟迟无法卖出，最后法院在2000年，将房子过户至朱女士母亲名下，用于抵债。朱女士母亲名下的房子 图/受访者提供【2】占住方：不搬，现在房子价值50万朱女士称，在被占住的房屋马路对面，老人一家还有两套房子，一间是空着的自建房，另一套其大儿子用于出租。两名老人称，他们不愿意搬走，觉得自建房蚊子太多，住着不太舒服，而他们儿子空着的房子又太吵，就现在这套住得舒服点。老人的大儿子曾表示，要朱女士给他们一些时间，让其凑钱把房子赎回。多次协商后，黄某一方又想要每月付房租，直到把房子买回。朱女士表示，可以不要对方占用居住的费用，要求尽快把房子腾空，他们好将房子出售。事情发生后，朱女士曾在当地报警。九派新闻联系到两名老人的大儿子黄先生，其称，他们一直跟朱女士的母亲是好朋友，当时欠其三万元后，本意是想将房子过户作为抵押，并非卖给对方，“我就欠她三万元，但是现在房子价值50万”。他表示，父母都超70岁，想让他们多活几年，不接受让其搬出去住。针对此事，当地派出所一名工作人员回应，正在处理此事，领导正讨论如何进行协商。文章来源：九派新闻 记者黄家樑延伸阅读女子拍得2套法拍房 物业拒不办入住：你拿的房产证没用“我通过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法拍，取得了当地紫裕兰亭小区三套房产的所有权，办了房产证。然而，到物业办理入住手续时，却说没有开发商的通知，物业不能开通水电气。”陕西咸阳市的郭女士向媒体投诉说，为此她找到区法院和区住房物业事务中心，问题难以解决。业主：法拍了房子，办了房产证到物业办理入住手续遇阻郭女士介绍，2023年9月她在网上看到，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对当地紫裕兰亭小区的多套房产进行法拍，当时本就打算给自己和父母购置房屋的她便参与了这场法拍，最终以每平方米单价低于市场价1000元左右的价格拍得了3套房产。图为郭女士3套房产的成交确认书郭女士向记者出示了这3套房产的成交确认书，显示司法标的物处置单位为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之后法院那边协助我办理房产证，并把房子钥匙交给了我。”郭女士说，“3套房子都是毛坯房，没人霸占，是法院直接从开发商手里查封后抵押拍卖。”2024年4月，天气转暖后，郭女士准备着手两套房子的入住装修。“我去物业准备交装修押金、开通水电气、办理收房手续，却被告知他们需要接到开发商的通知，没通知办不成收房。”这让郭女士很是郁闷。物业：开发商之间存在纠纷接不到通知无法办理9月6日，记者陪同郭女士一同前往紫裕兰亭，见到了相关物业财务工作人员。据物业人员解释，该小区虽然是陕西裕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该公司和其他单位存在经济纠纷，最终被秦都区法院冻结了部分仍未交易的房产，并进行司法拍卖。但当初开发这栋楼盘系分公司出资，总公司并未参与。“没接到分公司的通知，我们这边确实没法给郭女士办理收房。”物业人员说。随后，郭女士称该物业财务人员也系开发商分公司的财务人员，对方并未否认。当着记者的面，该物业财务人员拨打了开发商分公司负责人电话，对方未接听。随后，记者多次拨打该电话，仍无人接听。陕西裕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在多条失信记录（图为爱企查页面截图）记者上网查询，发现目前陕西裕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涉及被执行总金额2亿元，限制消费令多达82条。据该物业财务人员介绍，该小区约1000户，其中100套房产处于未交易被法院冻结状态，并对郭女士说，“你拿的房产证没用，我这面只认开发商（分公司）的通知，开发商让我办，我就给你办。你从法院那买的房子，那你就找法院去（解决）。”执行局：物业公司非执行主体拒绝办理入住手续业主可起诉无奈之下，郭女士当着记者的面拨打了秦都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处理此事的法官。“按照规定，法院协助你腾房，办理房产证，把钥匙交给你，我们的职责就结束了。”该法官说，“现在是物业公司不给你通水电气，执行局受理的执行案件主体是开发商，不是物业公司。”据该法官解释，法院也约谈了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设法协调，配合通过法拍取得房产的业主办理收房手续，但由于物业公司非执行主体，法院执行局无权采取强制措施。他建议道，法院已经协助郭女士办理了房产证，房子的所有权就归属于她，物业应该配合业主收房。目前物业不配合属于侵权，建议郭女士对物业的侵权行为另行起诉。有了判决书，执行局就可以采取强制措施。郭女士持有的房产证郭女士拿到了房产证，理所当然就属于业主，物业不给业主通水电气，相关职能部门作何回应？郭女士说，此前她找了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也说没办法。记者联系咸阳市秦都区住房物业事务中心了解情况，相关负责人称，郭女士的事情他们知晓，但也确实没有好办法解决。“郭女士投诉到我们这后，今年7月份我们给物业公司下发了整改通知，责令他们3日内配合业主办理收房相关手续。但对方拒不整改，我们还约谈了物业公司负责人，仍拒绝整改。”相关负责人称，“我们没有行政执法权，只能行业内部管理，计划将该公司拉进物业黑名单。进入黑名单的物业公司，会影响评级招投标等。”律师：物业若仍不执行判决恐触犯《刑法》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认为：房主办理了过户、领取了房屋钥匙，本可以顺利入住，但是因目前物业不给开通水电气，导致难以入住尴尬境地。执行局解释称，执行局只负责交钥匙、腾空房，并不保障物业开通水电气，这一解释并非无道理。物业不开通水电气，是物业与现房主之间新产生的纠纷，物业这一举动属于明目张胆的违法侵权行为；执行局只能协调物业开通水电气，对物业没有强制执行权。赵良善表示，如果执行局对物业协调无果，此问题也并非无解。针对物业不给现房主开通水电气的违法行为，现房主完全可以将物业告上法庭，诉请物业停止侵权、履行开通水电气之义务。判决生效后，如物业不执行判决义务，现房主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可对物业及其实际控制人采取强制措施，比如罚款、司法拘留等。如若情节严重，物业的实际控制人还可能触犯《刑法》第313条规定，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届时，法院执行局可将此案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赵良善提醒，买房人购买法拍房时要谨慎，尽量多方了解法拍房的实情，不妨实地查看，多向左邻右舍了解法拍房的遗留问题，探究是否存在拖欠物业费、水电费等问题，进而排查隐患，消除后顾之忧，免得踩坑追悔莫及。文章来源：大风新闻

极目新闻记者 曹雪娇9月12日，来自湖南长沙的消费者陈女士反映，她购买近三年的三星Galaxy S21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一道绿线，且只能自费换屏。但她发现，三星公司此前已经在印度市场对几款出现绿线的手机实行免费换屏政策，她认为遭到了品牌的“双标”对待。对此，三星电子售后客服表示，或是因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陈女士的手机已过保修期，只能付费修理。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绿线陈女士介绍，2021年12月，她花3789元网购了一部三星Galaxy S21手机，有全国联保。两年多来，手机一直正常使用。今年8月，在没有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手机屏幕突然出现了一条竖着的绿线。手机中间出现了一条绿线（受访者供图）8月26日，陈女士与三星客服沟通，客服表示需要先确定有无人为损坏因素，可以寄回厂家检测维修。9月3日，陈女士又到一家三星线下维修中心检测，工作人员告诉她这种情况只能自费换屏，但可能要花费千元左右。陈女士上网搜索发现，不少使用三星Galaxy S20、S21等系列的手机用户，也出现了和她相似的情况，且被告知需自费换屏。极目新闻记者在社交平台及消费者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年，确实有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反映三星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问题，其向客服反映后，需要承担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维修费。社交平台有消费者反映相似问题国外同型号手机可免费换屏陈女士还发现，除中国市场外，三星上述型号的手机在印度市场等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三星在那些地方实行了免费更换屏幕政策。据媒体此前报道，三星印度公司曾宣布，将为存在绿屏问题的多款Galaxy系列智能手机提供一次性免费屏幕更换服务，其中，包括三星Galaxy S20系列、S21系列（不包括FE型号）、S22 Ultra、Note 20及Note 20 Ultra等型号。且即便设备已过保修期，只要是在购买后三年内的手机，都可以享受此次免费维修政策。不过，三星当时并未就绿屏问题的具体原因作出官方说明。陈女士说，出现这样普遍的问题，说明是机器本身有问题，所以应由三星公司负责，而不是由消费者承担后果。12日下午，三星电子售后客服回复极目新闻记者称，收到关于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投诉后，已将情况上报给了三星公司。目前，未收到任何需要对上述型号手机进行特殊处理的通知。陈女士所说的出现问题的机型，目前只能提供付费维修。“按照三包相关规定，2021年购买的机器也超过保修期了。”该客服表示，手机只有满足保修期内和机器性能故障两个条件，才能保修。对于陈女士所提到的印度市场手机出现问题可免费换屏一事，该客服人员表示：“可能是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来源：极目新闻）

据“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9月14日披露一起案件——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村的宝苑国际项目，在当年的规划中本应有着宏伟的高楼与熙攘的商户，成为带动村域发展的支柱引擎，而如今的现状却是一片破败与凄凉。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都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陈建生。项目荒废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内情？图为北京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建生陈建生：哪能不后悔，如果坚守住呢，也不会出现这些事。总结起来，还是怨自己吧。陈建生是南苑村土生土长人，早年因建材生意做得不错，而在村里小有名气，作为脑子活、会挣钱、见过世面的“能人”，2006年陈建生回到村里，两年后便担任南苑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第三年就任村委会主任，并成为下一届南苑村党总支书记人选。2006年在市区产业引导政策带动下，南苑村以科研办公名义立项“北京宝苑科技交流中心”项目，建设规模达12.5万平方，一个大体量的集体经济项目呼之欲出。也就在这时，一个名叫薛国刚的商人嗅到了商机，经人介绍，他与陈建生迅速熟络起来。薛国刚：刚开始先认识嘛……不是一到那儿上来就谈事就谈事儿，还是先认识，去了五六回吧，就开始谈合作。然而表面上与陈建生侃侃而谈的薛国刚，实际上并不像他自己所包装出来的那样拥有承接项目的强大实力。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八综合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高歌高歌：薛国刚是做汽配生意起家，挂靠在北京某汽配公司名下。名为公司，实际是个体经营模式。薛国刚的公司就是个空壳公司。陈建生：做衡量的时候呢，其实有几家做了一个对比。就是看他们谁给的最多，选择的他们。双方的合作模式很简单，即由作为南苑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提供项目用地，而合作方组织施工建设与经营管理，然后合作方每年向中恒金苑公司支付租金。2006年薛国刚直接开出明显高于其他意向合作方的年租金报价，并立即支付了第一年租金，就这样仅凭着薛国刚摆出的排面，身兼村党组织书记和中恒金苑公司董事长双重身份的陈建生，没再对其进行任何详尽背景调查，盲目相信了薛国刚的实力。薛国刚：我们签约的时候一小时都不到就写好了，然后请他在东三环吃一顿饭。2008年，宝苑国际项目正式动工，然而工程建设并没有想象中顺利。一方面，陈建生无视教育科研用地性质，随意更改建筑楼高层数、设计结构，为项目埋下隐患。另一方面，薛国刚作为仅靠汽配生意起家，并没有多少房地产项目开发经验与实力的个体户，很快就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陈建生了解这一情况后，非但没有清醒，反而慷慨解囊，将集体资金借给薛国刚，这背后是明码实价的利益交换。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工作人员何雯何雯：2009年的下半年，陈建生向薛国刚表明想买房，薛国刚投其所好，表示手上有一套250平米的房子，并包了该房的全部装修费用，等装修结束陈建生就心安理得的住进去了。有了权钱交易的关系，陈建生便点了头，于是薛国刚轻而易举拿到以村集体名义出借的巨额资金。农村“三资”管理各项制度规定，在陈建生眼里形同虚设，毫无约束。图为商人薛国刚薛国刚：都是他，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件事就办得特别顺，他的手续都是后补的，全部都是后补的。面对项目建设庞大的资金需求，薛国刚先前筹借的资金只是杯水车薪，2010年中恒金苑再次向宝苑国际公司出借了一笔资金，同时还替薛国刚支付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工程款。其实此时，随着交往的深入，陈建生已摸清了薛国刚的底牌，在明知其完全不具备投资实力的情况下，陈建生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止损求变。究其原因，正是由于薛国刚的“懂事听话”和他奉上的200万元巨额贿赂。薛国刚称在陈建生面前没钱就别瞎聊天薛国刚：在他身上永远你会看到一种利益，就是跟利益有关系的东西，只要有这个东西就特好使，来考虑来你拿钱说话没劲就没钱，你得理解要啥呢，你就别瞎聊天。陈建生：自己没有把住好自己的底线就忘记了。不忘初心，这个有这个一时之念的。陈建生所谓的“一时之念”，其实就是他永远向前看的本质。为了不断薛国刚这里得到好处，陈建生挖空心思、花样迭出。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副主任宋海滨宋海滨：陈建生有以现金出借收取高额利息的习惯，在他的暗示下，薛国刚以宝苑国际公司名义向陈建生及其好友借款1000万元，最后按4%的高额月息支付其利息高达800万元。薛国刚：陈建生说100句话99句都是暗语，点到为止，你要听得明白吧，你就在这混，听不明白你就被就被淘汰了，咱们是商人也不是糊涂人。咱就跟公司拿点钱给他送去了，再办事就乐乐呵呵的了。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南苑村多次向薛国刚出借资金，并帮助其支付工程款。陈建生的“放水”致使南苑村的集体企业俨然成了薛国刚的私人金库。除了再次奉上200万元现金给陈建生外，薛国刚将大部分资金都肆意挥霍，而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高歌：2015年10月，薛国刚在陈建生催促下，宝苑国际商户签约仅20%，就大张旗鼓开始营业，营业不到半年，便经营不善，关停。此时，南苑村中恒金苑对宝苑国际所有的出借资金彻底打了水漂。虽然薛国刚不停的进行招商，但因为办理验收手续无法注册工商登记信息，签约的租户陆续开始上访反映问题。同时因宝苑国际项目建设工期过长，外债很多债权人纷纷对宝苑国际进行起诉。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至此，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陈建生、薛国刚两人的关系也走向破裂。南苑村在该项目中的损失除已出借资金外，还包括应收账款利息、欠缴租金、司法划扣、清退租户费用、人员工资等额外负担，这些损失与南苑村在项目初期收到的5年租金相比显得如此悬殊。面对惨重的损失，陈建生非但没有惊恐与悔过，反而看到宝苑国际项目已经没有油水可榨，转向了下一个目标，一次就收取南苑村棚改项目承包方300万元贿赂款，给自己的累累罪行又增添了一笔。2023年10月，陈建生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陈建生：应该说是没有自己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是错误的，自己觉得愧疚。宝苑国际项目背后腐败问题的查办，赢得了群众的信心、信任和信赖。南苑村村民：本来村民们都非常看好陈建生，能带领村民勤劳致富。这些年里他项目没干成，胡作为非。对于纪委的处理结果呢大快人心。南苑村村民：现在罪魁祸首被抓了，问题也正在解决，大家对宝源国际项目又有了新盼头。陈建生案绝非个例，其中暴露出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也触目惊心，作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农村集体“三资”历来是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也是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易发多发地带。图为丰台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张涛张涛：人民群众关心的痛点在哪，正风肃纪反腐的焦点就在哪，我们将不断的督促强化村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基层管理，推动集体经济规范化透明化，坚决惩治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严查严贪疑腐、旋转切口，开展有针对性的整治，推动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干可急的实事。（来源：“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

图为热搜截图

9月13日晚，女演员李纯在微博发文怒斥小区物业，称电梯长时间停电无人管理，自己的母亲被困电梯，打电话求助才有维修人员将其母亲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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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牛弹琴公号德国干了一件傻事。不仅傻，而且损人不利己，更传递错误信号。什么事？9月13日，德国两艘军舰，“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和“法兰克福”号补给舰，过航了台湾海峡。看德国媒体的报道，声称这还是20多年来，德国军舰第一次通过台湾海峡。没具体看统计，也不知道真假。但如果是真的，20多年来一直没这样做，为什么德国军舰偏偏现在要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13日的解释是，当时德国军舰从韩国去菲律宾，穿越台海是“最短的路线”。他并且补充：“考虑到天气条件，这是最安全的航线。这些是国际水域，所以我们要穿过它们航行。”什么意思？1，这是最短路线。2，天气糟糕，这是最安全路线。3，这还是国际水域。感觉言辞凿凿，但这明显都是托词。我看到，9月14日，我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熹海军大校明确表态，就一段话：9月13日，德“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法兰克福”号补给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德方行为增加安全风险、传递错误信号。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一些的措辞，比如我们全程跟踪警戒，我们保持高度戒备等，我们都比较熟悉。但最核心的是这一句：德方行为增加安全风险、传递错误信号。德国两艘军舰过航台湾海峡（资料图）此前一天，中国外交部记者会，路透社记者就相关问题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明确表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台湾问题不是什么航行自由问题，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我们尊重各国依据中国法律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在相关海域享有的航行权利，但坚决反对打着航行自由旗号，挑衅和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毛宁记者会上就相关问题表态（资料图）德国啊德国，你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挑衅和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德国不知道问题严重性吗？应该知道，所以，德国一方面军舰穿越台海，另一方面竭力低调，还找了个理由“考虑到天气条件，这是最安全的航线”。我看到，德国这样的骑墙做法，有德国媒体都看不下去。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就撰文说：“一向喜欢表现得很潇洒的（德国）国防部长，现在为两艘德国军舰穿越台海提供的理由，说这是最短的路线，且是考虑天气情况下最安全的选择——这听起来很德国，很简短也很谨慎，并不具有多少火药味。”嗯，听起来很德国。文章接着说，“但是有两点，柏林方面不应该忘记：首先，如果要更好地贯彻对华政策和亚洲政策，德国需要加强对外贸易的多元化。然而现在德国对中国的依赖性仍然很高，政界也没有采取多少应对措施。其次，德国联邦国防军不必去威慑中国（也根本做不到），而应该去威慑俄罗斯。德国国防政策的重点在欧洲，而不是远东。”当然，这是德国媒体的看法，观点也未必都正确。但有一点也是很清晰的，德国你威慑不了中国，你这样做，完全是没事找事，自找麻烦。最后，怎么看？完全个人观点，还是粗浅三点吧。第一，德国，就是想低调地献个投名状。献给谁？献给西方，更献给美国。尤其考虑到俄乌冲突，德国和美国矛盾很多，在台湾海峡一本正经地来打卡一下，也是让美国放心，我和你站在一起。另外，为了缓和中国的愤怒，德国国防部长又特意找了个天气的理由，因为走这里“最安全”。德国啊德国，毕竟也是西方响当当的大国。但用一位网友的话说，这次穿越台海，更展现了“替帝国老板跑腿时的艰辛与卑微”。图为环球时报英文版制作的漫画图第二，德国，确实传递了错误的信号。什么错误信号？这不会带来安全，反而增加风险。这根本不是航行自由问题，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打着航行自由旗号，其实是挑衅和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而且，这也不符合两国关系大局，损害中国人对德国的友好感情。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军舰，也去佛罗里达附近这样走走，也去英吉利海峡附近这样走走，也去德国附近这样走走，美国会乐见？英国会高兴？还是德国没任何意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我们，还是要保持清醒和冷静。清醒，是因为这个世界，总有人唯恐天下不乱。以前是英国军舰、加拿大军舰，更频繁的是美国军舰，现在又是德国军舰，纷纷来台海打卡。什么打卡？不过是展现一下存在，制造点流量而已。当然，也不排除其他一些国家军舰，也会来此向美国献上投名状。冷静，是因为国际斗争更加复杂和尖锐。我们斗智斗勇，不惹事更不怕事。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所以，不管哪国军舰来，只要不怀好意，我们自然会跟监警戒，自然会保持高度警备，自然会反制一切威胁挑衅。毕竟，这里是台海，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毕竟，今天的中国，不是伊拉克，不是利比亚，也不是叙利亚，更不是120年前的中国。毕竟，外国列强架起几门大炮就能打开中国大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德国啊德国，这份投名状，真够傻的。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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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则悬赏公告引发关注。公告提到，因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申请执行人向该法院申请执行悬赏。悬赏的是被执行人宁玲颖等人的财产线索，本案的标的为185440元。中国新闻周刊经多方核实确认，被执行人宁玲颖即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法定代表人宁玲颖。资料显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是一所从事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一贯制学历教育的民办全日制寄宿学校，成立于2009年。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宁玲颖目前涉及63件执行案件，最早一件可追溯至2022年4月。在此次法院悬赏之前，她已多次被“限高”，认定为“老赖”。外界所担忧的，是学校的教学工作是否会受影响。9月5日，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正常举行了开学典礼。曾在该校担任相关负责人的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虽然秋季学校正常开学，但教育局没有分配招生指标。目前，该校还在校的学生约600人。6月份至今，教职工团队的薪资一直未发放。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太原维刚实验学校自身也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宁玲颖姐弟二人被法院进行悬赏执行 图片来源/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姐弟均被悬赏除了宁玲颖，另有两人宁世弘、潘幸福因同一执行案号和执行标的被悬赏，具体情形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宁玲颖和宁世弘系姐弟关系。“这个人欠债太多了，被诉得不少，不只是在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一名内部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具体案情不便透露。工商平台资料显示，宁玲颖投资业务广泛。根据天眼查平台，她曾担任6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业务涉及投资管理、电子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软件销售、企业管理咨询等，涉足太原、北京、深圳、石家庄等地。目前其中5家企业已被注销。她持有股份的企业仍有3家存续，其中注册资本金最高的太原非凡心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也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宁玲颖是非凡心教育创始人，持股达到70%。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宁世弘曾是该公司股东，现已退股。宁玲颖曾4次出质该企业股权。在2021年7月至该年10月，她出质了3次股权，质权人均为古交市阜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额合计800万元。另一股东宁波（持股30%）也曾两次向该银行出质股权。在债务问题上，宁玲颖与太原维刚实验学校形成了捆绑关系。中国新闻周刊获悉，宁玲颖最近的一次出质记录是在2022年7月，质权人系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股权数额140万元。然而，双方之后陷入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一则民事判决书，2019年10月11日，原告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甲方，出租人）与被告维刚学校（承租人）、被告维光教育公司（承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向甲方申请承租，甲方同意出租本融资租赁合同所述租赁物。据介绍，租赁物是由承租人出售给甲方，再由甲方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的物件，在租赁期限内，租赁物的所有权属于甲方，租赁物由承租人租赁并占有使用。租赁物购买价款为3000万元，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系自起租日起36个月，合计12期。根据双方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质押物包括维刚学校2019—2022年所有学费及住宿费收费权，质押应收账款金额为不低于3400万余元。但在合同期内，维刚学校仅支付了11期租金，其中第9至11期租金系以保证金抵扣方式履行。截至合同到期日2022年10月22日，被告维刚学校欠付剩余租金610万余元。其间，2022年7月，为申请延期，宁玲颖为债务人维刚学校、维光教育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一审过程中，宁玲颖、非凡心教育公司等未到庭参加诉讼。图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学校“失信”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牵涉了不少借款合同和民间借贷等纠纷。事实上，该校也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对象是法定代表人宁玲颖。据企查查平台统计，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现有61次被限制高消费记录。作为被告，该校共涉及103起司法案件，67.92%的案件处于首次执行阶段，近五年内38.89%的案件年份为2023年，占比最高。太原维刚学校的总校区位于太原市小店区。至少早在2022年7月，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就向太原维刚实验学校下发了限消令，案件涉及金额360万余元。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荣达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学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也会对学校的正常运转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比如，可能导致社会公众知晓学校信用度的真实情况而不敢与其开展合作经营等；此外还可能导致学校被排除在准入、投标、信贷申请之外，使其丧失更多经营竞争的机会。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收费标准并不低。以2023年该校高一新生为例，官方发布的学费标准为42800元/学年。该校曾荣获“中国民办教育先进学校”“太原市民办教育典范学校”“太原市优秀学校”等荣誉。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目前，宁玲颖已非太原维刚实验学校董事长，但仍系该校法定代表人。该校现董事长为武建平。“去年宁世弘曾向我透露，学校的外债已经有两三个亿了。”曹煜称。他表示，学校的管理团队只负责教学工作的开展，并不了解具体财务情况。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2021年12月，有网友称宁玲颖拖欠其茅台等高档酒和礼品费用13万多元。一篇相关报道称，宁玲颖承认欠款，但表示确实没钱，学校疫情期间出现了较大亏损，刚刚投资1.5亿元修建新校区。宁玲颖承认欠款，称学校疫情期间出现了较大亏损，刚刚投资1.5亿元修建新校区 图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教职工被欠薪多月仅从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官方社交平台账号上，或许很难看出学校的异样。今年4月，该校发布了招聘公告。其中提到，小学教师年薪8万至10万+、初中教师年薪9万至16万+、高中教师年薪12万至20万+，特别优秀者可享受更高的薪资待遇，其他岗位面谈。7月，该平台上也推送了择校宣传文章，吸引新生报考。9月5日，学校举办了开学典礼。10日，他们举办了教师节表彰大会。但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教育部门今年没有给学校招生指标，相当于停招了一年”。据其介绍，去年该校从小学到高中的招生指标有400多人。目前，学校还有学生近600人。另一名该校的资深教师吴广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只是招了一些借读生。目前在校学生也包括初三年级和高三年级的，高三年级有30余人，“他们是跟着老教师上来的，我觉得也不是完全对学校失去了信任”。根据该校2023年3月发布的宣传文章，学校占地面积6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883平方米。当时有104个教学班，3000多名学生，530多名教职工。知名专家把关，有多年大型民办学校经验的中青年老师为核心骨干，省市区级优秀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教学能手等占78.5%。曹煜说，学校现有管理人员和教师将近200人，教师在百人左右。从今年6月开始，团队的薪资一直未能发放，社保更是早已中断。据吴广介绍，9月10日当天，学校也庆祝了教师节，给老师们发放了500元福利，但薪资问题仍未解决。在这样的条件下，师资和学生都不断流失。吴广举例称，之前初三年级有十几个班级，2024届就剩下了10个班，现在只有5个班了。对于学校的财务情况，吴广也表示不知情，“只是说资金紧张，我们也弄不清是什么事”。他听说的一个传闻，是学校办分校失败了，钱也没有收回来。“已经连续两三年了，经常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拖几个月补一点，之前最长的一次拖欠两三个月。”吴广说，除了不停地和校长谈，也没有别的办法。目前，他还在该校任教。他表示，不少老师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所学校上学，住的地方离学校挺近，觉得方便，一般的不舍得走。吴广回忆，学校光景好的时候，一个班能有三四十个人，现在可能只有二十多人了。但他也看到了积极的一面。据他介绍，今年该校中考成绩提升较大，“是实打实的成绩，近四五年来考得最好的一次”。“虽说不少老师走了，学校也解聘了一些老师，但很多有经验的老教师留下来了，这个班子还是挺好的。”吴广称。目前，摆在他面前的困扰是已经逾期3年多的银行贷款。“学校说遇到难处了，让老教师们帮帮忙。”吴广说，帮忙贷款的老师不少，目前都逾期了。“一开始也垫付过，但后来发现钱还是没有到账，现在只能不停地和银行说好话。”吴广说。他不愿意透露具体数额，只称达到6位数。太原市小店区教育局民办教育业务股一名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该局领导也一直在关注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情况，对于具体举措其表示不知情。（文中曹煜、吴广为化名）作者：陈威敬编辑：胡韵

（原标题：张汉晖大使接受《新闻世界》书面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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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