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23日电 据卡塔尔半岛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2日，黎巴嫩卫生部门表示，以色列在该国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的空袭，已造成45人死亡。

　　据报道，黎巴嫩卫生部门22日将这起袭击的死亡人数，从38人更新至45人，并表示死者中包含3名儿童和7名妇女。

　　声明说，“拆除瓦砾的工作已经进入到第三天”，并将使用DNA采样来确定一些尸体的身份，此外，急救人员仍在瓦砾下搜寻17名失踪者。

　　当地时间20日，以军在通勤高峰时间 对贝鲁特南郊进行了空袭，两栋建筑被摧毁，除死亡和失踪人员外，空袭还造成约60人受伤。

　　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此次行动主要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拉德万部队高级成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打击”。以色列军方发言人随后表示，至少16名黎真主党人员在袭击中丧生。

郭睿纬（记者 李美泉）09月23日,　　截至目前，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2944人。

郭睿纬（记者 吴旻云）09月23日,鹤岗市合兴家园有2栋楼已经住进了居民 王迎超/摄东山区政府部门称区里成立了专案组处理此事，调查当年卖2号楼一事。中房报记者 王迎超 高中华 鹤岗报道“杨总又来村里要钱啦？”面对合兴村乡亲们的调侃，鹤岗市永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俊丽羞恼不已，“你们是住上楼了，我们把楼建起来10多年了，却一分钱没看到。”2012年，作为村招商引资企业，永升公司开始建设黑龙江省鹤岗市东山区蔬园乡合兴村合兴家园，共三栋住宅楼，该项目属于黑龙江在全省开展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建设新型农民社区的试点，得到了鹤岗市各级政府和领导的重视。但由于当年“抢政绩”的风气盛行，合兴家园项目在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情况下便仓促上马。合兴村村委会没有钱，时任村主任的陈祥阁称每个试点村可以得到省里2000万元拨款，让施工方前期垫资建设，永升公司垫付了2000余万元将合兴家园建至封顶，后期黑龙江省政府领导换届后，拨款却被叫停。为了追讨工程款，杨俊丽与永升公司实控人杨永余无数次奔波于村委会、乡政府、区政府之间，得到的答复却往往是“再等等”“走诉讼程序”。高昂的起诉费用和漫长的诉讼过程让他们望而却步，合兴村村委会的换届更是让这笔债务仿佛成了“无头债”。更令他们心寒的是，2020年，合兴家园的2号楼在被东山区政府出售用于安置动迁村民后，所得的款项却并未用于清偿永升公司的工程款。9月6日，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与鹤岗市委宣传部和东山区委宣传部门取得联系，提出了采访要求，但截至发稿前，并未得到对方回复。最新消息显示，东山区政府部门近期找到了杨永余进行协调，并称区里成立了专案组处理此事。“先上车后补票”合兴家园3号楼已闲置多年 王迎超/摄将时间拨回2012年四五月份，时任合兴村村主任的陈祥阁找到永升公司实控人杨永余，说是要在村里建楼，是属于全省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试点项目。当时杨永余多次去了村里实地考察，还旁听了蔬园乡政府开会，陈祥阁告诉他将来省里会给2000万元专项拨款，资金方面肯定没问题。综合考虑后，永升公司决定将这个工程揽下来，2012年8月1日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这个项目确实得到了鹤岗市各级领导的重视。”陈祥阁告诉记者，当时的鹤岗市委书记、市长、纪委书记曾多次开会布置工作，黑龙江开展城乡一体化建设试点就在鹤岗，而鹤岗的示范村首提的就是合兴村，各级领导总来村里调研，甚至半夜都来，那会真得很风光。对于陈祥阁的说法，记者从2012年7月10日印发的《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方案》和媒体相关报道中得到了印证。据《黑龙江日报》公开报道，2012年3月29日上午，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启动仪式在东山区兴华村举行。时任鹤岗市委书记杜吉明公开表示，鹤岗市各相关部门正积极工作，争取在短期内把鹤岗市的城乡一体化工作抓出成效。同年2月中旬，鹤岗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实施方案》，设立了实现高标准城乡一体化的总体目标，即全力打造全省乃至全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特色城镇化建设先行区、新农村建设样板区。同年7月份，《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提到，抢抓鹤岗市被列入全省区域中心较大城市和沿乌苏里江四县（市）政策支持体系的难得机遇，全面提速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关于蔬园乡合兴村，方案提到，2012年重点启动首批包括蔬园乡在内的6个整镇推进示范镇36个新型农民社区7个中心村建设，蔬园乡撤乡建镇，新建蔬园镇和裕民、合兴等8个社区。按照社区标准建设农民新型社区，让农民真正过上与市民无差别的生活。为了推动工作，鹤岗市还成立了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由鹤岗市农业委员会牵头。陈祥阁回忆，当时他从市里了解到的政策是，每个试点村省里会给拨2000万元启动资金，而且当时鹤岗要建松鹤生态新城，规划会占村里70多万平方米的地，加上征地补偿款，建设资金方面肯定没问题。陈祥阁告诉记者，市里当时让他们先找一个有资质的建筑公司，手续可以后补，就找到了永升公司。永升公司与合兴村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施工款按月工程量进度拨付。“每次找村里要工程款都说领导正在办，等补贴款下来马上给，让我先垫资抓紧干。”杨永余告诉记者，2012年11月时，3栋住宅楼已经主体封顶，等到2013年9月，干完了抹灰、安窗户等工程后，当时3栋楼的工程量已完成80%以上，共180套住宅和96个车库，“现金投入1400多万元，加上材料人工费等超过2000万元，全是企业垫付的，光民间借贷就借了六七百万元，已经无处可借，我们实在垫不起了。”至此，合兴家园工程正式停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文，同意将鹤岗市列为全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区域试点单位记者注意到，一直到2013年5月7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才发文，同意将鹤岗市列为全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区域试点单位。而鹤岗市东山区的城乡一体化试点项目合兴家园已经在2012年8月未批先建开始施工，到同年12月底三栋住宅楼已经建设封顶。2013年，合兴村的建设规划等审批手续开始陆续启动补办程序，合兴村未批先建的违规行为后期还被市里点名和处罚过。合兴村的建设规划等审批手续到2013年才开始陆续启动补办程序一位接近鹤岗市政府部门的知情人士表示，当年城乡一体化项目建设，从村到乡，从乡到区，一直到市委、市政府，各级主官都在“抢政绩”，先干快上，“先上车后补票”，不少项目都是在没有取得相应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先行开工建设的。村委会、乡政府、区政府都不具备开发建设的条件和资质，各级政府就各找门路，找建筑商、开发商垫资建设，结果后期政策有变，导致垫资的建筑企业深陷其中，十余年都要不回垫付的工程款。被卖掉的2号楼为了合兴家园的工程款，陈祥阁没少往当时的鹤岗市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跑。2013年省里批复文件下来后，领导告诉他，资金马上就到位了，但最终事与愿违。在陈祥阁的印象里，整件事的转折点发生在黑龙江省领导换届后。据他了解，原来的领导已经签完字要拨款了，结果新领导上任后，把拨款全部叫停。2014年，鹤岗市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解散了，“这事就没人管了，我们也成了‘没妈的孩子’了。”因为永升公司实在没钱继续垫资，后来合兴村又找了鹤岗龙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热公司”）将1号楼收尾，让回迁户成功入住。龙热公司还给村里建设了文化站、村政府办公楼、休闲文化广场等工程，但同样也被拖欠了工程款。于是，龙热公司的农民工联合永升公司的农民工，一起逐级上访，讨要被拖欠的工资。2018年，对合兴村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一事，国务院挂牌督办，并安排了专人到鹤岗调查。最终东山区政府分三年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补齐，总共600多万元。杨永余告诉记者，2020年，鹤岗市交通局修路动迁，涉及合兴村村道旁边的部分住户，市里让交通局用动迁款850万余元购买了合兴家园2号楼安置动迁村民，“当时陈祥阁找到我，让我把2号楼剩下的工程干完，我说需要100万元能干下来，结果东山区政府找了另一个施工队，花了197万元，这笔费用也是东山区政府垫付的。”“东山区政府与鹤岗市交通局签合同卖2号楼时，需要我们建筑方配合。”杨俊丽回忆道，村里说这是好事，把楼卖了还能把钱分一分，于是我们配合村里走了手续。可令杨俊丽没想到的是，楼卖完了，钱却和她们没了关系。听说钱到了东山区后，她曾去区里找，但没人接待根本进不去，又去了蔬园乡询问，得到的答复却是，这事和永升公司没关系，卖的是合兴村的楼，而合兴村拖欠农民工工资，东山区垫付了这笔钱，加上2号楼的收尾工程款，钱全部被区里扣掉了。“合兴村建楼时一分钱没花，卖楼应该先支付拖欠的工程款，要偿还不也应该优先给我们第一债权人进行结算吗？”杨俊丽质疑道，当时东山区政府为了平息上访出钱垫付的农民工工资里，还包括龙热公司的一部分，但龙热公司跟2号楼一点关系没有，怎么能把账算到一起呢？成立调查专案组10多年来，杨俊丽、杨永余记不起多少次到村里、乡里和区里讨要工程款，合兴村换届后，新来的村书记称，开发的事她没经手，账目也没接，让他们去找陈祥阁。而蔬园乡和东山区的领导则让他们走诉讼程序，起诉合兴村村委会。“且不说合兴村村委会有没有这个能力偿债，我们曾找过律师，到东山区人民法院打算立案起诉，结果3年了也没立上案，去了就说让等等，也没给过书面材料。”杨俊丽告诉记者，另外，因为涉案金额巨大，光起诉费就要数十万元，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无法承担的。“当年盖楼欠下了不少外债，包括民间借贷，各种网贷几乎都借遍了，每个月要还的利息就要10多万元，建楼的机械设备后来都当废铁卖了。”杨永余苦涩地说。不过好在，最近这段时间，东山区政府部门找到了杨永余进行协调，并称区里成立了专案组处理此事，调查当年卖2号楼一事。黑龙江省开展城乡一体化建设首批试点项目合兴家园后期为何“无疾而终”？鹤岗市当时成立的城乡一体化办公室何时解散，为何解散？鹤岗市各级政府及领导提出“边干边办手续”，该项目目前相关手续是否办理完毕？合兴家园项目2号楼被卖，为何没有清偿拖欠该楼施工单位垫的工程款？对于当事人杨永余、杨俊丽反映的情况，鹤岗市各级政府部门做了哪些工作，后续将如何解决？针对上述问题，9月6日，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与鹤岗市委宣传部和东山区委宣传部门取得联系，提出了采访要求，但截至发稿前，并未得到对方回复。

9月10日晚，国足在大连主场对阵劲旅沙特阿拉伯队，在沙特球员违规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下，仍以1：2遗憾落败。对广大球迷来说，前几天国足0：7惨负日本的“伤疤”还没抚平，今天可谓又遭一击。有网友说，“这场比想象的好，也算有进步了”，也有人调侃，“你可以永远相信中国足球”。也是在昨天，足球职业联赛“假赌黑”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新闻发布会上，61名涉案足球从业人员的纪律处罚情况被通报，前国脚、外援均有涉案，引起舆论哗然。不少球迷表示痛心，“该用脚法的地方，偏偏用错了脑筋”。这也让我们陷入深思，中国足球到底怎么了？国足还能好起来吗？9月10日晚的比赛，国足以1比2不敌沙特阿拉伯队 视觉中国 图一问：明明国运昌盛，为何偏偏搞不定一个球？男足失利后，令很多网友脑洞大开，“似乎陷入随便踢哪个队都是生死战的困境”，还有人称：“这国际知名度！”这份苦中作乐也表明了大家对男足成绩与我国综合实力、国际地位不匹配、不相称的不解。一般而言，大国在体育资金投入、人才储备、场地建设等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为何足球的发展就这么艰难？主要原因我们曾在相关文章中有过分析，比如中国足球生态从球员选拔、教练任用到赛事安排等存在诸多乱象，包括腐败问题。相比足球强国，国足在技术、战术、体系建设等多个层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整体层面，足球青训体系尚不完善，足球人才基数小、选材范围狭窄；球员球队自身层面，则暴露出职业意识、敬业精神缺失，队伍作风散漫、内讧不断等问题。当前，我们国家围绕足球持续健康发展，已经不断出手在相关领域进行“排雷”，并出台了一系列补足短板的措施和政策。二问：明明举国体制成绩斐然，为何还坚持用联赛机制？中国是体育大国，像乒乓球、跳水等运动在国际上都颇负盛名，而这些优势项目实行的是举国体制，即集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体育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教练团队配备、运动员选材训练等提供保障。那么，足球为何还要继续实行走市场路线的联赛机制？一来，这是由足球所需的“家底”决定的。相比跳水、举重等运动可以着力培养精英选手，足球相对强调团队性，背后需要大量注册球员作为支撑。但目前而言，中国足球十分缺乏优秀备选人才。据2022年统计数据，中国的注册球员有26万多人，其中职业球员3200多人，16岁以下青少年球员10万多人。二来，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离不开其高强度的对抗性、跌宕起伏的竞技性。而在职业联赛中，足球运动员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他人更充分竞争，并汲取市场化机制的充分激励，提升水平、取得长足进步。诚然，联赛机制虽好，但我国足球在联赛规模、衔接机制等方面与世界顶尖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大的框架是有了，但内里空虚、基础不牢。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步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培养足球后备人才同样必要。今年3月印发的《中国青少年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意见》就明确，要坚持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调动各方面力量发展青少年足球事业。9月10日晚，球迷在看台高举横幅助力中国足球 新华社 图三问：明明青少年挺优秀，为何成年人就踢不出一个样子？在网络短视频中，经常能看到在一些野球场和训练营里，不少青少年矫健又热血，让人看了直呼“国足有希望了”。同时又心生疑惑，中国似乎并不缺天赋卓越的“好苗子”，但为何长不成足球竞技场上的“参天大树”？正如前面提到，中国常年踢球的青少年人数并不多，我们在网络平台上看到的其实是“幸存者偏差”下的部分。就中日对比来说，日本总人口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但中国青少年球员人数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这背后，与大部分人的社会观念存在一定关联。试想，有多少家长能接受孩子全身心扑在足球上甚至顾不上文化课，但前途未必能得到保证呢？足球作为一项强身健体的兴趣爱好自然不错，但若作为人生规划，则投入成本高、培养周期长、成才率较低。热爱但不选择、不深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这也与足球运动员选拔机制、培养体系等脱不开干系。如过分强调早期专业化、对球员的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等。与此同时，教练水平、训练赛水平存在参差不齐。足球比赛归根结底是职业化的竞技体育运动。一些年轻球员在青少年时期凭借出色的身体条件或技术优势就能在野球场上脱颖而出，但职业比赛更考验战术安排和大局观、判断力等策略意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球技出众、招式华丽的街球手，一到职业赛场就容易“哑火”的原因。想踢好足球，要有球技还得懂兵法、有“球商”。在某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上，一名队员在场上开球 “学习大国”微信公众号 图四问：明明其他项目都能屡屡打破纪录，为何足球却一直很弱？我国很多体育项目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在前不久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中，中国代表团以40金完美收官，不少项目是从西方传统优势项目中脱颖而出的。就连起步较晚的网球，也创造了历史。相比之下，足球的一片惨淡尤为刺眼。不禁要问：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要从中国足球发展的历史说起了。国足的职业化改革始于1992年，但却蹉跎了三十余年。作为体育工作改革的突破口，中国足球早早提出协会实体化、联赛职业化，靠转播权、广告、门票等方式自负盈亏。青训的市场化改革也起步较早，此后各地足球学校主要靠学费和转会费来维持生存。其实，市场化的足校很难获得短期收益，需要持久不断地投入巨额资金。短线来看，足球生意很多时候是赔本赚吆喝，一旦遇到困难，在资本市场风雨飘摇一段时间后，大多以关门收场。此外，足球俱乐部、足校以其社会影响力，也可能与当地政府、足协形成一定牵连。可以说，以利益为纽带连接的足球产业始终暗流涌动，未能形成公平、透明的行业管理机制，并存在部分监管灰色地带。在这样的发展轨道上走，中国足球的“业绩产出”自然不容乐观。球员射门后足球进网 IC photo 图五问：明明“恨铁不成钢”，为何我们还这么关注足球？1990年北京亚运会国足比赛失利后，春晚相声《亚运之最》就调侃道“什么最臭”“中国男子足球队临门一脚，那脚最臭”。三十多年来，大家编排国足的段子一直没停过。吐槽与期待相伴，彼时如此，现在亦如此。人们之所以这么关注国足，也许是因为国足承担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比赛本身，其中既包含了老百姓对“国”字号运动的信任与关注，也与体育强国的宏观战略息息相关。纵览那些冠以“国”字头的运动项目，最为常见的便是“国乒”“国羽”“国足”。既然担起了“国”字号，就说明百姓对这些运动倾注了更多期待，要求也更高；而往大了看，中国致力于到2030年显著提升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并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足球在国际体育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足球这块短板，我们必须补上。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刚刚经历了比赛失利，舆论汹涌而来也实为正常。“关注”，说明始终存留一份期待。而“责备”与“调侃”，又何尝不是一种关心？事实上，细看网上网下的各种言论，字里行间其实都在表达一个意思：中国男足不能灰心，不能“摆烂”，有朝一日能真正“雄起”。我们从不苛求国足不输球，但希望能在赛场上看见球员拼尽全力、绝地反击的精气神，这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改过贵勇”，面对挫折，中国人向来敢于正视弱点。国足接下来要做的便是珍视国人的这份期待，并在不断复盘与反思中改进技术策略、提振精神面貌。毕竟这么多年来，虽然中国球迷经常调侃“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对“逆风翻盘”永远留有期待。来源：浙江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