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汇率走势的经验再次印证了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在发挥主要的影响作用，即便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影响作用也不尽相同。

　　2022年以来，在美联储激进紧缩的背景下，受中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分化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承压。随着2024年9月份美联储大手笔降息50个基点，正式拉开美国货币宽松的帷幕，意味着前述分化趋于收敛，有助于缓解中国资本外流和汇率调整压力。2024年7月底以来，境内外人民币汇率交易价止跌反弹，到9月20日均由7.30升至7.05比1附近，较年内低点均反弹了3%以上。8月份，反映境内主要外汇供求关系的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结束了连续13个月的逆差，录得顺差132亿美元。然而，在中外利率倒挂、股市楼市调整以及长期低通胀的情况下，人民币这种趋势能够延续吗？观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日本经验，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部分答案。

　　日元升值是在日美长期负利差情况下取得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当局为稳定日本经济、平衡财政预算、抑制通货膨胀，制定了“道奇计划”。该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将日元对美元汇率确定为360比1。随着日本经济起飞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瓦解，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元震荡升值，最高升破80，现在140比1附近。人们或许会想当然地认为，日元升值应受益于日美正利差，但实际情形却截然相反，绝大部分时间里日美利率都呈倒挂状态。

　　10年期美债收益率是全球无风险资产定价之锚。自1986年7月有10年期日债收益率数据起，同期限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就一直是负值。1985年9月底，美、日、（西）德、英、法西方五国达成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开始快速升值。到1994年6月末首次升破100比1时，当月月均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283个基点，较1986年7月月均负值扩大了72个基点。到1995年4月末，日元汇率升至84比1的阶段新高时，当月月均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344个基点，较1994年6月月均负值又上升了62个基点。当2011年7月~2012年10月，日元汇率强势升破80比1时，同期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平均为-104个基点，日美利率依然持续倒挂，只是负利差有所收窄。其中，2012年1月末，日元汇率升至76比1的历史新高时，当月月均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98个基点（见图1）。

　　拉长时间看，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从1979年8月起，除1980年2月、6月和1991年5月、8月、11月、12月合计6个月份外，其他月份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均为负值。1985年9月末~1994年6月末，日元对美元由217升至98比1，同期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负值由286增至329个基点。到1995年4月末，日元汇率升至阶段新高时，当月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482个基点，较1994年6月月均负值又上升了153个基点。当2011年7月~2012年10月，日元汇率升破80比1时，同期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平均为-16个基点，日美利率依然持续倒挂，只是幅度大幅收窄。其中，2012年1月末，日元汇率升至历史新高时，当月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11个基点（见图2）。

　　2021年以来，日元汇率年度“三连跌”，由2020年底的103跌至2023年底的141比1，同期年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由54个基点扩大至458个基点。然而，与其说这轮日元贬值是利差驱动，还不如说是日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分化所致。日美负利差扩大与日元汇率走弱是“分化”这枚硬币的两面。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2020~2023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四年复合平均增长1.96%，美国实物经济总量早在2021年就恢复到了2019年的水平；日本实际GDP四年复合平均增长0.31%，日本实物经济总量到2023年才恢复疫情前的水平（见图3）。其结果是，虽然自2022年4月以来日本也遭遇了高通胀回归，CPI通胀持续超过2%的目标，但日本央行因为经济复苏不充分，在美联储紧缩抗通胀的同时，一直坚守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控制（YCC），导致日美负利差不断走阔。直到2024年3月，日本央行才退出负利率时代，弃守YCC。当前市场担心的是，在日美货币政策继续分化，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而美联储转向更加宽松的情况下，日元利差交易反向平仓，有可能引发的日元大幅升值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

　　资产泡沫破裂初期和后期日元走势总体偏强

　　1990年初日本股市泡沫破裂，经历了历时231个月的两波调整。第一波是到2003年4月28日，东京日经225指数跌至7608，较1989年底高点累计下跌80%。之后，日经225指数止跌反弹，到2007年7月9日升至18262。第二波是受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底演变成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日经225指数重新下跌，跌至2009年3月10日的7055，较前高累计下跌61%（见图4）。

　　1991年初日本房市泡沫破裂，经历了历时73个季度的调整。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编制的经通胀调整的实际住宅物业价格指数，日本房价于1991年一季度见顶189，此后一路震荡下行，到2009年二季度跌至97，累计下跌49%，其间基本没有反弹（见图5）。引爆次贷危机的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历时22个季度，美国实际住宅物价价格指数从2006年二季度~2011年三季度累计下跌39%。

　　然后，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个是，日本两个资产泡沫破裂的初期，日元汇率还在持续走强。到1995年4月末，日元对美元升至84比1的阶段性高点时，东京日经225指数较1989年底高点累计下跌57%，实际住宅物业价值数较1991年初高点累计下跌16%。另一个是，日本资产泡沫破裂的后期，日元汇率也走势偏强。如2007年7月9日~2009年3月10日，日经225指数累计下跌61%，同期日元汇率由123升至99比1，累计升值25%；2007年三季度~2009年二季度，日本实际住宅物业价值数累计下跌7%，同期日元汇率由123升至96比1，累计升值29%（见图4和图5）。

　　从日本的经验看，汇率有可能晚于资产泡沫破裂见顶，却早于资产泡沫破裂触底。之所以如此，或是因为在资产泡沫破裂的初期，外汇市场的参与者没有意识到资产泡沫的破裂或者泡沫破裂的危害，而在资产泡沫破灭的后期，外汇市场参与者对于泡沫的破裂及其危害已经出现审美疲劳，反应钝化了。

　　另外，对于资产价格走势与汇率的关系，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月末日经225指数和日元汇率取自然对数后，相关性分析显示，1990年1月~2009年3 月日本股市泡沫破裂期间，日经225指数与日元汇率为弱正相关0.297，即日元贬值，日股走高。2009年4月~2024年8月，日股触底反弹以来，二者为高度正相关0.904，强烈表明日本股市不存在日元贬值、日股下跌的情况。因为日本经常账户盈余、企业海外资产多，日元贬值可以增厚经常账户收益和海外资产估值，利好日本上市公司盈利。这正是2024年8月5日，日元利差交易反向平仓，日元大幅升值，引发“黑色下星期一”，全球股市巨震，日股向下熔断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在前述经济特征下，日元升值利空日本上市公司盈利。

　　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日元升值也占优

　　上世纪90年代日本股市和楼市两个资产泡沫先后破裂以来，日本长期呈现物价低增长〔指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正增长1%以内，包括0和1%〕甚至负增长，经济停滞的状态。这被称为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然而，即便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日元汇率也是双向波动且升值的情形略占上风。

　　过去三十多年来，日本有三个时期出现了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第一个时期为1998年4月~2008年1月，日本CPI同比增速有28个月为低增长，占比24%，其余90个月均为负增长，合计118个月平均同比负增长0.27%。其间，日元汇率由1998年7月末的低点145升至1999年11月末的102比1，累计升值42%；之后冲高回落，到2002年1月末跌至135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24%；接着又止跌反弹，到2004年12月末升至102比1，较前低累计上涨32%；然后又见顶回落，到2007年6月末最低跌至123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17%。到2008年1月末，日元汇率收在106，较1998年3月末的133比1累计上涨25%（见图6）。

　　第二个时期为2008年12月~2013年8月，日本CPI同比增速有16个月为低增长，占到28%，其他41个月均为负增长，合计57个月平均同比负增长0.51%。其间，日元汇率由2009年2月末的低点98升至2012年1月末的76比1，累计上涨28%；之后冲高回落，到2013年5月末跌至100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24%。到2013年8月末，日元汇率收在98，较2008年11月末的96比1累计下跌3%（见图6）。

　　第三个时期为2015年4月~2017年11月，日本CPI同比增速有7个月为负增长，占到22%，其他25个月均为低增长，合计32个月平均同比正增长0.18%。其间，日元汇率由2015年5月末的低点124升至2016年9月末的101比1，累计上涨22%；之后冲高回落，到2016年12月末跌至117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13%。到2017年11月末，日元汇率收在113，较2015年3月末的120比1累计上涨7%（见图6）。

　　可见，前述三个日本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日元汇率均有涨有跌。其中，首尾两个时期，日元汇率总体是升值的，尤其第一个时期的升值趋势更为明显。

　　综上，日元汇率走势的经验再次印证了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在发挥主要的影响作用，即便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影响作用也不尽相同。例如，2013年4月，日本央行正式开启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QQE）。到2015年5月末，日元对美元由2013年4月末的97跌至124比1，累计下跌22%，同期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由12扩大至61个基点。这波日元贬值可以说是利差驱动。但是，2016年1月底，日本央行正式引入负利率，到9月末，日元对美元却由1月末的121升至101比1，累计上涨20%，同期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负值由93增至101个基点（见图2）。因为2015年底美联储加息引发国际金融动荡，避险情绪驱动日元升值。由此，从货币宽松得出本币必然对外贬值的结论，就轻松被证伪。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对汇率问题要树立强烈的谦卑心态。他甚至非常直白地指出，虽然分析师们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没有一个模型可以比抛硬币更有效地预测汇率的方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也表示，对日元、美元、欧元汇率的解释始终是很困难的任务，即使事后看来也是如此。因此，汇率测不准是必然，双向波动是常态。

责任编辑：何俊熹

林建宏（记者 毛隆蕙）09月23日,“你好，我是支付宝官方理赔人员，可以给您提供100元的赔偿款。”接到这通礼貌的理赔电话后，温州某大学女教授郑女士（化姓）逐步被拉入陷阱，损失近100万元。9月11日，记者从温州市反诈中心了解到，瓯海警方已接到这起警情，希望广大市民能引以为戒。对方发来身份证逐步打消受害人顾虑郑女士称，事发当天她本来有事需要出门，可突然接到那通理赔电话，对方说她之前网购的蒸锅有质量问题，按照工作流程，他们可以支付100元的赔偿款。“我说自己有事要忙，这100元就不要了。但那个‘理赔人员’说，他们支付宝的理赔渠道已经开通了，如果我没按要求收下赔偿款，那么支付宝每个月会扣除我500元的余额，我觉得很冤枉。后来对方说，理赔程序只需要一两分钟，还专门有人帮助我，我就答应了。”郑女士回忆。接下来，“理赔人员”询问了郑女士给支付宝账户绑定了几个银行账以及是否有下载“腾讯会议”APP等信息。在得知郑女士因工作需要已经下载了“腾讯会议”APP后，“理赔人员”又要求她使用“腾讯会议”APP的共享屏幕功能，这样“理赔人员”就可以远程控制她的手机屏幕。这一特殊要求立即引起了郑女士的警觉，她连忙质问对方为何要“共享屏幕”？“理赔人员”要求郑女士使用“腾讯会议”APP的共享屏幕功能（资料图/图文无关）为打消郑女士的顾虑，“理赔人员”给她发来自己的工作信息以及身份证照片等证明材料。在“理赔人员”新一轮话术下，郑女士渐渐相信了对方。诱导她输入“验证码”三家银行近百万存款被转走随后，在“理赔人员”的诱导下，郑女士打开了一家银行账户的转账页面，对方给她发来一组银行卡账号及用户名，还说她接下来会收到“验证码”，只需要把“验证码”输入到转账页面金额一栏就行了。没多久，郑女士收到一组6位数的“验证码”，她将其输入到金额一栏，并通过APP刷脸功能验证通过。这时，“理赔人员”说，郑女士的操作有问题，后台没有通过理赔程序，需要郑女士换一家银行的APP再进行类似的操作。这一次，郑女士收到一组“29”开头的“验证码”，她再次输入到金额一栏。可是，“理赔人员”说这次依然没能通过后台的相关程序，他还问郑女士有没有其他银行的账户。已被洗脑的郑女士又点开了一家银行的转账页面，按照对方要求输入了一组“19”开头的“验证码”。很快，她收到这家银行的短信提醒，称她向某个陌生账户转账19万多元。“我马上觉得不对劲了，就问他们，不是说赔给我100元吗？怎么还要我转出19万元？”郑女士说，对方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还挂断了电话，她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立马赶到银行了解情况。银行工作人员解释，郑女士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她之前还有两笔转账，一笔是40多万元，另一笔是29万多元，这两笔款项原本存在两家不同的银行，郑女士在这两家银行都没有开通短信提醒业务。郑女士三家银行近百万存款被转走，图为银行卡资料图（图文无关）反诈民警提醒：接到理赔电话务必通过官方核实银行帮郑女士报了警，瓯海警方接警后第一时间赶来安抚她的情绪，并登记案情。郑女士说，她前后被骗99.6万多元，这些都是她一辈子省吃俭用的积蓄。反诈民警说，通过郑女士的遭遇，大家可以看出来，其实拥有高学历、高智商并不代表可以“免疫”电信网络诈骗，现在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在电诈团伙的设计下，有时过于自信大学教授与懵懂的小学生都是骗子的“猎物”。据介绍，所谓“共享屏幕”，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电脑或移动设备，比如手机之间共用一个屏幕。当两部手机之间开启“共享屏幕”功能时，操作其中一部手机，另一部手机会呈现出一模一样的屏幕效果。这一功能多用于远程会议、文件共享等方面，在带给大家便利的同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设计出新型骗局。建议市民不要和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当因工作需要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切勿操作支付类、银行类App。警方提醒一定要对电信网络诈骗保持警惕，图为网络诈骗示意图他提醒道，市民接到任何自称是“客服人员”“理赔人员”的电话，一定要通过平台官方核实，如果对方提出的理赔等事项属实，那么转账也必须通过正规渠道，千万不要在对方指挥下进行“指定操作”。来源：温州晚报全媒体

林建宏（记者 林升军）09月23日,9月14日，陈代忠收到了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根据裁定书，陈代忠6年前祖屋被拆一案，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决定提审。当事人陈代忠。 澎湃新闻记者 庄岸 图58岁的陈代忠是福建省福清市玉屏街道石井村人。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随后他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该案中，一审法院曾认定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强拆行为违法，两被告上诉后，福建高院二审则认为，上诉人主张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今年6月，最高检针对该案向最高法提出抗诉。三个月后，9月12日，最高法作出裁定，决定提审该案。该裁定认为，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没想到自己的案子能引起‘两高’的关注。”9月15日， 陈代忠向澎湃新闻表示。一审法院认定强拆行为违法案卷材料显示，陈代忠在石井村有一处祖屋（部分与他人共有，部分自有）。他称，因福清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其祖屋被列入征迁范围。由于他不认可补偿安置标准，未签订补偿协议。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除。陈代忠说，他认为系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组织，石井村委会派员进行了强拆。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均表示未参与拆除行为，本案并不属于行政纠纷，也不存在行政强制行为。随后，陈代忠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2019年6月26日，莆田中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莆田中院认定，案涉“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系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市政项目，由市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征地工作。涉事房屋被强制拆除客观上有利于该征迁项目的顺利实施，契合了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征迁意图，故被告福清市政府应承担原告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本案被告玉屏街道办提供证据可以证明其实际参与组织实施征迁工作，且在诉讼过程中收集证据，欲意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故玉屏街道办也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两被告未提供其责令原告交出土地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综上，原告陈代忠对本案被拆除房屋享有应份所有权，两被告未依照法定程序对原告房屋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由于该强制拆除行为已经实现终了的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判决：确认被告福清市人民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7月7日强制拆除原告陈代忠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审法院驳回起诉，村委会称房屋系其拆除福清市人民政府和玉屏街道办事处均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6月19日，福建省高院对该案作出二审裁定，撤销此前一审判决，驳回了陈代忠的起诉。裁定书中显示，在调查中，石井村委会向福建高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介绍称，2016年福清市进行环城路建设，因村集体在环城路另一侧有大片土地，石井村委会打算建设一条石井村和环城路的衔接水泥路，以便村民往返通行，故向玉屏街道办和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提出申请,请求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收范围后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福清市环城路建设指挥部专题会议纪要(二十九)》，同意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迁。石井村委会的《情况说明》称，因各种原因，案涉房屋后来没有列入征迁红线图。陈代忠在村两委及老人会的动员下，同意将案涉房屋拆除，所以石井村村委会雇请施工队于2018年7月7日拆除了案涉房屋。石井村委会还称，目前由于陈代忠又说不同意拆除，石井村委会因无强制力，其房屋东侧的剩余部分至今未拆，原准备修建的村里连接环城路的水泥路无法修建。而陈代忠则表示，从未同意任何人拆除其祖屋。福建高院在裁定书中称，在调查中，福清市政府否认在征地批复后将被上诉人的案涉房屋纳入征迁范围。从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提供的现场拆除照片和视频看，拆除现场仅有两名施工人员，施工现场平稳。两上诉人主张其没有实施也没有委托他人实施拆除案涉房屋，其不知施工人员的身份。福建高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就拆除的原因及强制力分析，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至于被上诉人与村委会间的纠纷，相关当事人应另行寻求救济。故作出上述二审裁定。最高检提出抗诉，最高法决定提审陈代忠不服，向最高法提出申诉。2021年3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驳回了陈代忠的再审申请。最高法决定提审该案。最高法经审查认为，本案中，陈代忠以其祖遗房屋被强制拆除为由提起诉讼。从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看，涉案房屋并未被列入征迁红线范围内；因修路需要，在村两委和老人会的动员下，陈代忠同意拆除，村委会雇人将一间堆放杂物的房屋及陈代忠与他人共有的厅拆除后，其又反悔，故剩余部分至今未拆除。最高法认为，从前述情况看，涉案房屋拆除不属于行政强制行为，故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陈代忠的起诉并无不当。陈代忠的再审申请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之后，陈代忠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2023年11月23日，福建省检察院答复称：关于陈代忠诉福清市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行政强制检察监督案，本院经审查已于2023年11月23日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检抗诉通知书。 受访者 供图2024年6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针对该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9月14日，陈代忠收到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裁定书中称，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并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终790号行政裁定的执行。裁定书中称，最高法经审查认为，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的《会议纪要》与案涉房屋在同一祖厝的陈友明等户与玉屏街道办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协议书》，以及玉屏街道办《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等证据有可能证明，《会议纪要》同意将陈代忠户的案涉房屋列入征迁范围，玉屏街道办受福清市政府委托，在对会议纪要涉及石井村6座房屋实施征收过程中，将案涉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收到这个裁定非常欣喜和欣慰，接下来我们就等待法院的公平公正的裁判。”陈代忠代理律师、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海峰表示。

9月15日，香港大屿山羗山道发生一起车祸致一人死亡。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部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死者为31岁的潘姓内地女子，骑自行车沿羗山道往大澳方向下斜时，据报在一弯位失去平衡并跌倒在地，之后被一辆由59岁男子驾驶并沿相反方向行驶的旅游巴士碾过。事发现场。南都记者从香港警方获悉，该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拘捕，正在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在跟进调查案件。 现场画面显示，一辆紫色自行车倒在旅游巴士一个后轮处，地上有血迹，救护车和警车到达现场支援。港媒披露的消息称，死者或为内地网红“海莉子Hayley”，其抖音账号有近1.3万名粉丝，经常分享在不同地方的“骑游”视频。南都记者注意到，“海莉子Hayley”曾分享自己的本名为潘海丽，系广东茂名人。目前，“海莉子Hayley”抖音页面IP显示在香港，她最新一条短视频发布于15日10时30分，视频显示，她与大约10名自行车友人在香港迪士尼乐园附近集合“骑游”。在“海莉子Hayley”分享的视频中，她曾多次骑着与遗留在案发现场的同品牌同型号自行车。采写：南都记者 梁令菲 实习生 彭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