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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9月14日电 记者从湖南省有关部门获悉,湖南严肃查处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湖南省委高度重视,要求深挖彻查,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湖南省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对涉嫌违纪违法的88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其中对14名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采取留置措施;公安机关依法对9名涉嫌违法犯罪的私营企业主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高沙镇中和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经查,2012年至2017年,洞口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为谋求短期政绩违规决策,多部门公职人员与私营企业主共同谋划,长期有组织弄虚作假,通过虚构安置补偿户、用已建成的商业地产项目虚报棚改项目、以棚改名义搞周边配套建设等方式,虚报骗取套取挪用国家棚改补助资金。洞口县委原书记艾方毅,洞口县委原副书记、县长周乐彬,洞口县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孙立志,洞口县原副县长张建云等14名公职人员,因涉嫌职务犯罪,被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对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负有重要或直接责任的邵阳市委、市政府和洞口县委、县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其他74名公职人员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同时,责令邵阳市委、市政府,洞口县委、县政府,湖南省住建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及相关部门等29个责任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并切实整改。涉案的洞口县立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立新、洞口县楴燃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肖东等9名私营企业主涉嫌串通投标罪、诈骗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贿罪,已被司法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记者了解到,湖南省在严肃查处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的同时,由省住建厅牵头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同类问题排查整改。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将城镇棚户区改造专项整治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点,加强线索处置,深挖彻查背后贪腐问题和失职渎职问题,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截至8月底,全省起底问题线索2630件,立案1275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89人,移送司法机关191人,追缴退缴违纪违法资金3.7亿余元。此前报道央广网北京3月19日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棚户区改造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近日,有群众向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实名举报称,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向上级申报的多个棚改项目涉嫌造假。连日来,中国之声记者实地走访了洞口县多个早在2015年、2016年就应该已完成的棚改项目,却发现有的棚改项目并未实施,现场无任何改造迹象;有的项目所在区域在申报棚改之前,刚进行过商业地产开发……这些棚改项目为何名不副实?棚户区一般是指城镇建成区范围内,居住密度高、使用年限久、房屋质量差、市政基础设施不健全等居住环境脏、乱、差的房屋。棚户区改造主要有三种模式:新建安置房、货币安置和环境综合整治。2015年湖南省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信息备案表(来自湖南省住建厅官网)对照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示的年度棚改项目信息备案表,中国之声记者近日实地走访了洞口县2015年、2016年大部分的棚改项目以及2017年、2018年部分棚改项目。根据项目备案信息,当地曾于2015年实施洞口县高沙镇中和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地点位于高沙镇中和街,总投资9000万元,棚改共涉及1500户,其中安置房建设1200户,货币安置300户。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于2014年12月开工,2015年12月建成。3月14日,记者来到洞口县高沙镇中和街。街道沿河而建,记者沿中和街从头至尾走了一遍,看到两侧房屋是多层居民自建房,不少建筑为老旧房屋,有的房屋已年久失修,上面贴有危房标识。记者:这条街沿线有进行过棚改吗?居民:没有,就这样!记者:有建安置房吗?居民:没有。记者:有给你们修路吗?居民:没有!记者:2015年的时候上面有拨付资金说给你们进行棚改。居民:没有听说过。这都是老房子没有改造过。高沙镇中和街两侧部分房屋已被鉴定为危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洞口县高沙镇中和社区棚改项目所在地中和街的老旧房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中和街多位居民告诉记者,这里没有进行过棚户区改造,既没有拆迁旧房子,也从未建过安置房。有居民反映,一些房屋有倒塌的风险。此外,这里的雨污水管网没有分流,多位居民指着排污口告诉记者——居民:一到夏天这里就好臭。这个地方的污水,你去看一下。记者:你是说它这个管网与污水没有分流是吧?居民:马路上的污水全部是往我们这里一直冲到河里的,到夏天的时候好臭的,不是说要修下水道吗?都10年了!我们现在都在反映这个事儿,也没看见他们有动作。中和街屋后的河流,此处为中和街110号,当地居民反映这里一到夏天便臭气熏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相关文件显示,棚改项目的资金由中央、省补助资金和地方筹集资金组成。记者掌握的一份洞口县政府会议纪要显示,2015年,洞口县棚户区改造安排补助资金2855万元,其中洞口县高沙中和社区项目1241万,共1500套51000平方米。记者又来到洞口县竹市镇,找到洞口县已于2016年实施的竹篙塘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附近村民告诉记者,这里还是废弃多年的厂房,没有进行过棚改。记者:这个地方是植物油厂是吧?村民:是植物油厂,这都是(占的)我们村里的地。记者:这个区域有住户吗?村民:这个厂全部荒废了,没有住户。洞口县竹市镇竹篙塘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所在地植物油厂的废弃办公楼(总台中国之声管昕摄)记者走进原植物油厂地块,里面杂草丛生,部分厂区出租给了一家医院。植物油厂地块紧邻竹市镇向阳村,多位附近村民对记者表示,植物油厂地块根本没有住户,更谈不上棚户区。记者:周边有没有棚改安置房,你们有听说吗?村民1:没有啊,没有什么改造过的安置房。记者:有200户是货币安置的,拿钱走人的。村民2:没有,根本就没有。记者:周边有没有修路?这个项目是2016年的项目。村民2:2016年这里没有修路。我们这个路都是前年修的,还都是我们到处到村里去吵,才把这个路修好。植物油厂废弃办公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2016年湖南省棚改项目信息备案表显示,位于植物油厂的洞口县竹篙塘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总投资4600万,总面积35200平方米,实施主体为竹市镇政府,涉及总户数400户,200户货币安置,安置房建设90套,综合整治110户,安置房早于2016年就已建成。早在2013年,国务院的相关文件就明确要求,合理界定城市棚户区具体改造范围。此后住房城乡建设部和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也陆续印发文件要求,严格把握棚改范围和标准。洞口县的这些棚户区改造项目是如何通过审批的?位于洞口县高沙镇的高沙酒厂棚户区改造项目,总投资3800万,实施主体为高沙镇政府,涉及总户数223户,其中货币安置123户,建设安置房60套,综合整治40户。安置房建设的开工年份和建成年份均为2016年。3月14日,记者找到该项目所在地--原高沙酒厂,现场已是新天地商业街。据反映人曾先生提供的相关文件显示,新天地商业街备案登记的名称为高沙商贸大市场。2011年开工,2014年竣工验收。曾先生介绍:“整个商业步行街2014年就已经修建完成,但在2016年又被申请了223户的棚户区改造。”高沙镇高沙酒厂棚户区改造项目所在地,早在2016年申报棚改之前此处已建成商业地产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是一个商住综合体项目。多位在此居住的居民表示,他们购买的是商品房,早已拿到了不动产登记证。记者:这个地方是棚户区吗?棚户区安置房。居民1:不是,没有。记者:上面的都是商品房,没有棚改的房子吗?居民2:没有,这里不是棚改房,一楼和二楼是商铺,上面的全部都是住房,是商品房。已建成的商业地产项目,所在区域为何还能拿去申报棚改项目?在洞口县,并不只是这一处。当地2015年实施的洞口县楴燃大厦、救控中心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也是类似情况,该项目早在2013年就已开工建设,是商业地产项目,上报称建设了445套棚改安置房,货币安置135户。2015年洞口县棚改项目楴燃大厦在申报棚改之前也已是商业地产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摄)和记者在现场所见不同,2021年2月,洞口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回复曾先生的信访反映中称,已将植物油厂和高沙酒厂的闲置厂房改造成棚改安置房。今年3月15日,洞口县纪委监委针对曾先生的举报反馈称,他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洞口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说:“致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是部分属实的,洞口县纪委已对相关人员共21人都进行了追责。”洞口县纪委监委出具的调查处理情况回复反馈单中提到,洞口县在2015年、2016年实施棚改项目过程中,高沙镇、竹市镇、江口镇、毓兰镇、花园镇、县住房保障中心和县城投公司均存在未经县政府报批,也没有向省、市报备,擅自调整项目实施方式为综合整治,竹市镇在第二期棚改项目中虚报了90户,高沙镇在高沙酒厂棚改项目中虚报了60户,虚报安置户数争取的项目资金均由原县房产局统一用于其他棚改项目。据记者掌握的多份判决书显示,因在2015年、2016年洞口县多个棚改项目的资料收集审核过程中存在利益输送问题,洞口县原房产局住房保障办副主任袁红被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此外,2015年洞口县易旺食品有限公司棚改项目,因虚构500户安置补偿户数,骗取棚户区改造中央补助资金1154万,相关人员被以诈骗罪判刑。几天前,洞口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王建平找到曾先生表示,当年的棚改项目确实存在一些弄虚作假的情况。“你讲的植物油厂也好,酒厂也好,以这个(棚改)名义搞周边配套建设了。上报的申报棚改户信息里面有不实事求是的,肯定有假的,我们后来查核了,这个是事实,有多少不实我没有准确数字。如果你再去讲其他所有的项目怎么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伤害就很大了,不要再讲别人了。”棚改项目的申报有着严格的审核程序,项目资金必须专款专用。洞口县的棚改项目到底还有哪些违规之处?时隔多年,个别棚改项目根本不存在,难道就无人知晓吗?中央和省级拨付的补助资金用在了哪里?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9月18日,知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又曝光了一家医院勾结代孕机构、安排代孕孕妇持她人身份生产骗取出生证明。图为四川眉山蕴缨妇产医院产科大楼上官正义告诉潇湘晨报记者,掌握到相关信息后,其8月31日下午赶到四川眉山蕴缨妇产医院,有女子承认由另一凉山州代妈为其代孕在该院生产,自己穿住院服佯装产妇,在医院配合刷脸办理出生证。上官正义称,据他掌握的信息,“该医院今年以来接待的代妈持她人身份生产疑数百人。而当天他在医院病房里就看到有5名代妈。”他当场报警,同时向眉山市卫健委、四川省卫健委举报。随后上官正义收到反馈称,市、区卫生健康和公安部门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省卫生健康委已派出指导组现场指导。经查,确有孕妇使用非本人真实姓名在该院分娩等情况,其他问题正在进一步调查。图为上官正义收到的反馈另据天眼查公开资料,眉山市东坡区卫生健康局于9月7日对四川眉山蕴缨妇产医院作出行政处罚,称2024年8月31日对眉山蕴缨妇产医院开展了现场检查。经调查,该院于2024年8月27日至8月31日,未按照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的查对制度要求认真对两名产妇进行身份识别,导致该两名代孕产妇使用虚假姓名住院分娩。该院未按规定制定和实施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的行为,违反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该院作出警告处罚,并罚款3.8万元。该院曾受到警告处罚,并被罚款3.8万元然而,上官正义对此提出疑问,自己当时看到了5名代妈,为什么只核实到了2名?反映该院今年以来代孕生产骗取出生证明数量高达几百人一事,是否有进行调查?背后的非法代孕机构是否有追踪,是否有医生参与?上官正义还称,该医院收代孕是2万多元1单,而且必须在其月子中心住(费用另算),才给开出生证。图为产妇及其身份证9月18日,潇湘晨报记者以顾客身份咨询该医院正常生产价格,工作人员表示顺产是8888元四天三夜,剖腹产是1888元五天四夜。若不是头胎,剖腹产需另加千元。月子中心的话,是3万多元,住28天。潇湘晨报记者随后就上官正义所述的代孕交易多次致电该医院刘院长,及郭姓产科院长,未获有效回复。东坡区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员告诉潇湘晨报记者,在接到上官正义举报后就成立相关调查组进行调查,并已对调查到的问题进行一个处罚,其他问题尚在调查中。“不管是他网络举报的,还是跟我们电话举报的,我们都在一一进行核实。调查需要一定的时间,请耐心等待我们的调查结果。”潇湘晨报记者 吴陈幸子(来源:潇湘晨报)

(来源:看看新闻Knews)

当地时间9月12日晚,多名中国游客在莫斯科一家中餐馆用餐后出现腹泻症状,这些游客来自同一旅行团。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餐厅负责人已被拘留。警方提供给游客的文件显示,这起事件导致9名中国公民被送往莫斯科当地医院。日前,涉事地接旅行社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这家餐厅已开业多年,长期与中国旅行社合作,不清楚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旅行社已经协调旅客就医,也会与游客商谈赔偿事宜。多位游客表示,事情发生后旅行社一直没有给个明确说法,仅仅补偿两个景点不足以弥补带来的影响,应该对他们进行赔偿。在莫斯科就餐后多人腹泻有人身体虚弱磕伤头部9月15日,多名游客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们在俄罗斯旅游时,在导游安排下在莫斯科一家餐厅就餐后,多人出现腹泻症状。游客表示,他们是9月11日从成都出发去俄罗斯的旅行团,大家签合同的旅行社各不相同。行程首站为莫斯科,团队有25人,其中有多位老年人。当地时间9月12日晚,在导游带领下他们来到莫斯科一家中餐馆就餐,当晚就有人出现腹泻、发烧的症状,第二天集合时得知团队共有9人晚上出现腹泻症状、4人出现发烧症状。游客被送医 受访者供图据游客回忆,就餐的中餐馆人很多,几乎都是中国游客,当天食物中有鱼、猪蹄、红烧肉、西葫芦、番茄汤等食物。他们起初怀疑是肉有问题,但后来沟通时发现团内部分只吃了素菜的人也存在症状。游客发来的照片显示,有老人因为晚上腹泻头晕,走动中撞到墙,头部红肿,还有人无法自控腹泻弄脏床单。一位病情较重的老年游客告诉记者,9月13日中午救护车将几个病情较重的人送到医院,由于医院效率问题,直到晚上才就诊完离开。期间只是验血、验便,给的结果是不明原因的细菌感染,开药让其自行购买。该游客还表示,13日晚,俄罗斯警察找他们做了一个小时左右的问询,并让她签署了几份文件,期间只有几名留学生做翻译,沟通并不顺畅,她也不清楚签署文件的具体内容。一名游客告诉记者,警察录口供时曾向部分旅客展示了后厨录像,显示后厨很凌乱,鱼是死的,鱼池里面的水也是污黄的。之后,团内病情较轻及没有症状的14名旅客继续出发去往圣彼得堡,几位病情较重的旅客留在莫斯科接受治疗,期间陆续有游客好转后离开莫斯科继续行程。旅行社称与饭店合作多年未出事正联系各方救治生病游客9月15日晚,记者通过该旅行团领队联系到旅行社负责人。该负责人介绍,自己是俄罗斯的地接旅行社员工,旅客与国内多家旅行社签订合同,这些国内旅行社属于组团社,自己所在旅行社则属于地接社,这一模式在旅游行业很常见,符合法律规定。该负责人称,客人出现健康问题后,旅行社一直在积极联系就医,现在部分游客还在医院住院,症状较轻和没有症状的游客已经按照行程去往圣彼得堡,还有部分游客在接受治疗后继续行程。就医过程中,由于俄罗斯医院和中国医院存在差异,医院效率不高,并且部分生病旅客要求打针、输液被当地医生拒绝,导致部分游客存在不满情绪,但旅行社后续持续沟通,安排部分旅客接受了住院、输液等治疗。对于事件的原因,该负责人称调查组仍在调查中,具体结果还不清楚。该负责人表示,这家餐厅在俄罗斯开了很多年,来自中国的旅行社都会来这家餐厅就餐,此前没有出现过食品安全问题。她还提到,团餐都是一次性出很多餐,出现症状的游客也不在同一桌。当天餐厅接待了15个旅行团,只有他们团和另一个团有人出现症状,但另一旅行团症状都很轻。对于相关费用,该负责人表示,游客治疗的费用有保险承担,但产生的其他额外费用如酒店、火车票、用车费用等都由旅行社垫付,旅行社还给可以继续行程的游客赠送了两个原本自费的景点。有些旅客对旅行社的处理表示理解,不会进行索赔,还有游客要求旅行社承担责任,他们会在完成治疗和行程后与游客协商赔偿事宜。当地报道称餐厅负责人已被拘留游客表示旅行社应赔偿据俄罗斯媒体报道,9月14日,俄罗斯莫斯科梅什琴斯基地区法院宣布,莫斯科一家中国餐馆的负责人因致4名中国人食物中毒,被判拘留至11月13日。报道中提到,一对年轻夫妇和一对年长夫妇在莫斯科一家名为VanDi的中餐厅用餐,并点了蒸鲤鱼和米饭。不久,他们就因出现发烧、腹泻、呕吐等中毒症状而被送医并住院。旅行团游客告诉记者,报道里提到的食物中毒的4人就是该旅行团中最早出现症状的成员,后来团队中还有其他人出现了症状。旅客提供的俄罗斯警方出具的文件中提到,2024年9月12日,“VanDi”餐厅的雇员以及产品供应商的员工,提供了不符合消费者生命安全或健康要求的服务,9名中国公民被送往医院。俄罗斯警方出具的文件 受访者供图旅客提供的出团通知书显示,这次旅游产品为“乐游俄罗斯8日游”,行程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在“当地用餐情况”中提到,“境外团餐大多在中餐馆,十人一桌。团餐以吃饱为主,对于口味讲究的客人请多多包涵。在俄罗斯大部分中餐馆都是以东北菜为主,南方的客人如觉得不习惯,可以在出发前准备些下饭的咸菜类带过去,敬请多理解。”双方签订的旅行合同中还提到,“出境社具备履行条件,经旅游者要求仍拒绝履行本合同义务的,出境社向旅游者支付旅游费用总额30%的违约金;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滞留等严重后果的,旅游者还可以要求出境社支付旅游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赔偿金。 ”但合同中也有一条免责条款,“由于第三方侵害等不可归责于出境社的原因导致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出境社不承担赔偿责任。”有游客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旅行社安排的餐厅出现问题,造成大家出现腹泻等症状,影响了这次行程,应该承担责任。还有游客表示,旅行社想通过赠送旅游项目的方式解决并不合理。9月16日下午,一名已经在圣彼得堡的游客告诉记者,领队称旅行社领导会在17日与他们商谈相关事宜。律师说法:旅行社未尽到保障义务应担责游客首先应与旅行社协商赔偿事宜图为莫斯科景色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旅行社在此事中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作为旅游服务的组织者,他们有义务确保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如果旅行社能够证明腹泻是由于饭店的过失导致的,并且他们与饭店的合作关系中明确规定了饭店应承担的责任,那么可以认为这是第三方责任。但旅行社仍需承担因选择不当给游客带来的损失。游客首先应与旅行社协商赔偿事宜,如果旅行社与饭店之间有明确的责任划分和赔偿协议,那么旅行社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根据这些协议向饭店追偿。对于合同中约定的1-3倍赔偿,付建认为,按照常理来讲,该项赔偿目的保护的是旅行社直接对旅游者造成的损失,旅行社对饭店有选择和一定的支配力,但不能等同于旅行社本身,因此可能会不支持一到三倍赔偿。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航远律师认为,这类事件中,要求旅客向海外餐厅追责并不现实。旅行社在这个过程中未能尽到保障义务,应该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这既符合公益原则,也有利于督促旅行社完善自己的行程安排和服务。但在实际裁量中,法院可能不会支持旅行社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红星新闻记者 付垚 实习记者 刘亚洲 实习生 叶颖编辑 张寻 责编 邓旆光

(来源:视频综合)

红星资本局9月17日消息,月薪10万的券商投行业务分部总经理葛某被降薪30%后,又因所负责的两个投行项目收到监管罚单而被扣发奖金。为此,葛某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和项目奖金,但最终败诉。近日,裁判文书网披露了这则劳动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书。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的诉求,法院认定,葛某所在部门两项考核目标均未完成,公司对其降薪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在合理范围内。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项目奖金的诉求,法院则认定,葛某作为项目的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对其扣发奖金并无不当;此外,在葛某已取得某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龙力退002604.SZ 注:该股已退市)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605198.SH)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图为法院相关判决书投行业务负责人讨薪负责的两个项目均收监管罚单判决书显示,葛某于2011年5月1日入职某某公司,双方曾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5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葛某原担任业务一部总经理,2023年2月起在某某公司业务拓展部工作。葛某自2015年起工资标准为10万元/月,2022年7月调整为10.2万元/月,2022年11月调整为7.14万元/月。2023年6月19日,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同月,葛某向某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因仲裁委员会决定终止审理,葛某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公司支付2022年11月1日至2023年6月19日期间工资差额24.48万元,以及奖金14.73万元。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其中,龙力生物于2011年由华英证券保荐上市,因连续数年虚增利润财务造假,于2020年7月被深交所摘牌。红星资本局结合判决书以及公开信息发现,2020年1月14日,作为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持续督导机构,因未及时发现违规挪用募资,执业中存在部分尽职调查工作不规范等情况,华英证券和两名项目财务顾问主办人被山东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此外,2020年10月27日,因在安德利IPO项目中未严格履行立项程序,华英证券被证监会出具警示函。因上述项目收到罚单,2021年6月,公司决定扣发葛某的龙力生物项目奖金12.73万元,安德利项目奖金2万元,合计14.73万元。双方的争议也由此产生,即项目被监管处罚,公司是否可以追索葛某奖金。关于降薪是否合理,双方也有争议。公司称调薪后工资仍高于平均水平一审法院认定降薪合理,但应支付奖金判决书显示,2022年1月,葛某曾签署《2022年度业绩责任状》,其中对考核期内的业绩要求进行了约定,包括实现部门盈利、实现一定收入等,包括部门在考核期内实现收入不低于1800万元等。根据上述业绩责任状,如果未能在考核期完成考核目标,公司将视情况采取考核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解散部门、降职降薪、调整岗位、乙方辞职、解除劳动合同等。此外,公司《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载明,经济处罚措施包括扣发奖金、责令退还奖金、减薪、停薪。葛某认为,降薪决定不符合劳动合同约定和依法制定的公司制度规定。同时,截至2022年11月,葛某管理的项目累计收入2.4亿,收支平衡账户下是正数1.846亿元,公司在2022年10月以2年亏损(合计290万元)为由通知其降薪30%的决定不合法,更不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在质证时,公司给出了部分降薪依据。其认为,由于葛某存在未勤勉尽责履行充分核查程序的情况,导致公司可能遭受巨大损失以及对公司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公司调整其薪酬。公司还拿出了一份咨询报告,用于证明葛某调薪后的工资依旧高于行业市场平均水平。不过,葛某对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葛某的诉求,一审法院认定,2022年葛某所在业务一部没有盈利,也没有完成业绩责任状中载明的考核目标,因此公司依据责任状约定在合理范围内对葛某采取降薪的措施,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也在合理范围内。一审法院还认定,葛某作为安德利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据此对其扣发绩效奖金2万元的处罚并无不当;此外,基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与其他项目并无关联,如公司认为葛某存在过错需扣发奖金,也应扣发该项目奖金,而不应延伸至其他无关项目奖金。因此,法院判决公司应支付葛某奖金差额12.73万元。二审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认定公司扣发相关项目奖金合理原告葛某与被告公司均不服上述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资料图公司认为,葛某已经领取了龙力生物项目的全部奖金,因此相关处分决定提到的扣发奖金应当属于扣发当下未发放的其他项目奖金。葛某则指出,安德利项目组的业务活动与证监会检查和出具警示函是两件并行且没有交集的事件,没有证据证明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应对公司因内部控制不完善受到警示负有责任。二审法院认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葛某关于安德利项目奖金差额的诉讼请求并不当。同时经二审法院查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存在依据违规挪用募集资金的情况,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项目流程、文件材料有进行审批职责,因此公司决定扣发葛某该项目部分奖金,有事实依据和规章制度依据。二审法院对此认定,在葛某已取得龙力生物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决定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依据《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可以扣发葛某的奖金种类包括合规风险或违规事项直接相关的项目奖金和其他无直接关联的各类奖金。最终,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葛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中包括对葛某请求改判公司支付其工资差额的诉求不予支持。延伸阅读知情人士: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 不接受可自行离职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图为中金公司logo 资料图导读: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作者 |第一财经 周斌8月30日,中金公司一则网传消息“中金公司多人陆续收到降职级降薪资的邮件,如不签字接受,将根据公司统一安排推进后续工作”引起市场关注。第一财经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确有此事,“相关考核前几个月就在做,此次相当于要员工签字确认接受降职级,并接受按对应职级进行薪资调整,如不接受相关安排,可以选择自行离职,不离职也不签字,公司将继续推进走流程统一安排降职降薪。”上述知情人士称。今年5月,第一财经从业内了解到,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上半年中金公司已减员264人,大陆地区及海外均有涉及。根据中金公司30日披露的2024年半年报,截至6月30日,中金公司集团员工人数从2023年末的15327人减少至15081人, 13967名员工位于中国大陆及1114名员工位于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及德国。其中中国内地员工减少了221人,境外员工减少25人。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上半年仅资产规模超过2千亿的14家大型券商员工人数合计减少了5735人。其中减员最多的是方正证券,减少了1381人。还有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广发证券等在内的多家券商上半年减员均超过500人。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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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9-21 13: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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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宫有疾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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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之逐鹿春秋》

    (来源:看看新闻K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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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龙少女》

    台湾制造商金阿波罗(Gold Apollo)董事长许清光向媒体澄清,该公司未直接生产引发黎巴嫩多地爆炸事件的寻呼机。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家公司是这些设备的制造商。当地时间9月17日,数千台寻呼机在黎巴嫩各地爆炸,造成至少9人死亡,近3000人受伤。(联合报)此前报道美媒:黎巴嫩爆炸寻呼机产自台湾 真主党订购3000多台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境内发生手持寻呼机爆炸事件,黎巴嫩公共卫生部长称,爆炸已造成9人死亡,约2800人受伤,其中约200人伤情危重。对此,美国《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爆料称,是以色列在出售给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传呼机中安装了炸药,并于17日发动了本次袭击。《纽约时报》援引了解以方本次行动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官员的话称,真主党武装从中国台湾地区的金阿波罗公司订购了一批传呼机,大部分是该公司生产的AP924型传呼机。这些传呼机在运抵黎巴嫩之前已被改装。两名官员表示,每部传呼机的电池旁都被植入了少量的炸药,重量约有一到两盎司,还植入了一个遥控装置可以远程触发引爆炸药。黎巴嫩时间17日下午3点30分,这些传呼机收到一条看似来自真主党领导层的消息,但这条消息却引爆了炸药。另外三位官员对《纽约时报》称,这些遥控装置收到指定信息后会发出几秒钟的蜂鸣声,然后爆炸。据报道,真主党指责以色列策划了这次袭击。以色列尚未对这次袭击发表评论,也没有承认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研究过寻呼机爆炸录像的安全专家表示,爆炸的强度和速度显然是由一种爆炸物引起的。欧洲刑警组织网络犯罪顾问米科·希波宁称:“这些传呼机很可能经过某种改装,才引发了此类爆炸——爆炸的规模和强度表明,爆炸原因不仅仅是电池。”一些官员和安全专家称,今年早些时候,真主党领袖哈桑·纳斯鲁拉要求组织成员严格限制手机的使用,因为他认为手机越来越容易受到以色列的监视。几名官员称,真主党向金阿波罗公司订购了3000多台传呼机,并将这些传呼机分发给位于黎巴嫩各地的成员,其中一些还传到了位于伊朗和叙利亚的真主党盟友手中。以色列的袭击影响了已开启并正在接收信息的传呼机。大量寻呼机是如何被引爆的?黎巴嫩数千人死伤,誓言要“报复”以色列综合各方消息,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3点30分左右,包括首都贝鲁特在内,黎巴嫩全国多地发生大规模的寻呼机(注:也称传呼机、BP机)爆炸事件!爆炸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目前已造成9人死亡,约2750人受伤,其中数百人伤势危重。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认为以色列对寻呼机爆炸负有“全部责任”,并誓言要采取报复行动。此外,黎巴嫩看守政府当天也对该事件进行谴责。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暂未对事件发表评论。2种方式可能让黎巴嫩BP机大量爆炸针对此次袭击的方式,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以及12频道等多家媒体,援引相关专业人士的分析认为,爆炸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引发:一种是通过黑客手段,同时对数千台寻呼机进行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导致其锂电池短路或过载,从而引发爆炸。另一种则是在寻呼机内提前安置爆炸物。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就援引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发生爆炸的这批寻呼机在5个月前交付给黎巴嫩真主党之前,曾遭到以色列情报与特勤局(摩萨德)的拦截,并且在寻呼机内部安置了不到20克的微量爆炸物。但是截至目前,上述消息还难以被完全证实。死伤者中包括黎真主党成员 纳斯鲁拉据称平安有消息称,死伤者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党成员或其家人。据路透社援引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成员消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平安。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 资料图片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普遍使用传呼机据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近来较为普遍地使用寻呼机,以通过这种技术含量较低的通信设备避免以色列追踪他们的位置。而这次发生寻呼机爆炸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贝鲁特南郊、黎巴嫩南部以及贝卡谷地等地,这些都被认为是黎巴嫩真主党据点所在地。寻呼机或被远程引爆或操控据黎巴嫩媒体报道,这些寻呼机的电池被远程引爆。不过也有安全专家对寻呼机电池爆炸能否造成如此伤亡表示质疑。军事专家杜文龙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有一种可能性是寻呼机被远程操控——给寻呼机植入病毒软件,使软件有硬杀伤能力,通过病毒软件,使设备非正常运转,造成过热、过快、超负荷等,引发硬件损毁。另据路透社援引多名安全消息人士称,发生爆炸的寻呼机是黎巴嫩真主党近几个月来新购进的。寻呼机被炸成碎片“近一年来最大安全漏洞”有匿名黎巴嫩真主党官员称,这一系列爆炸事件是该组织在与以色列近一年来持续升级的冲突中遭遇的“最大安全漏洞”。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表紧急声明,要求所有携带传呼设备的民众立即将其扔掉,并呼吁聚集在道路上的民众给救护车腾出通行空间。同时,声明还要求黎巴嫩各地区所有医院保持高度警惕,以满足紧急医疗服务的需要。9月17日,在黎巴嫩贝鲁特,人们为传呼设备爆炸事件伤者献血 图自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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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嫁依然是皇后 卷三》

    据路透社援引中国台湾(省)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德国海军的“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和“法兰克福”号补给舰,一前一后航行。9月13日凌晨,出现在温州以东海域,之后由北向南穿航,并通过了台湾海峡。据悉,德国海军的这两艘水面舰艇,开启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选择沿所谓“台海中线”东侧,即更靠近台湾本岛一侧行驶。这哪里是航行,分明是在挑衅,在试探中方的底线。德国海军的这两艘水面舰艇,开启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东部战区海军反应迅速,出动两艘型号不详的舰艇,以巧妙的夹击态势,对打着“航行自由”旗帜,前来挑衅的这两艘德国舰艇实施了严密的监视。此外,中国台湾(省)似乎也不甘落后,也紧急出动了海上力量,尾随跟监在德国海上编队的后面。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的水面舰艇,在海上呈现出以“夹击”方式抵近监控德国这支“一护一补”组成的编队,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悄然上演,显然出要将德舰一路“押送出境”的态势,成为近年来在台湾海峡鲜见的多方在海上的角逐场景。大陆和台湾的水面舰艇“夹击”德舰至于中国海军和台湾(省)各自出动了什么型号的舰艇,参与对德国两艘舰艇的跟监,德舰在穿越台湾海峡的过程中,是否有进行任何的军事展示或动作,目前仍然是个未知数,还有待时间来解密。毫无疑问,却增加了整个事件的神秘感和紧张氛围。两艘德舰以海上编队的形式,事先高调对外声称在穿航台湾海峡时不会与中国打招呼,已经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和重视,都在坐等着看中德的舰艇在台湾海峡的对峙。两艘德舰以海上编队的形式穿航台海网络上有人称台湾(省)的舰艇出现在台湾海峡,如同一个无奈的旁观者,难以介入这场海上“棋局”。其实,本文作者国平视野认为这个说法是欠妥的。虽然在统一问题上,两岸是有分歧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未统一的前提下,台湾(省)防务部门这次派出护卫舰,跟监域外不请自来的海上编队。体现出了它“管辖”台湾海峡的权利,可谓两岸罕见地在台湾海峡一致对外的行动。媒体报道德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事件近距离跟踪和监视德国护卫舰和补给舰在台湾海峡的动态,两岸不约而同地派出水面舰艇,不可能让这两艘德舰在海峡内撒野,不可能让其轻松自然地通过。德国军舰高调穿越台湾海峡,无疑是对地区稳定的一种挑衅,属于惹是生非的行为。台湾海峡,作为连接东亚和东南亚的重要水道,其和平与稳定对于周边国家乃至全球都具有重要意义。两岸出动水面舰艇近距离跟监,让这两艘破舰上的德国官兵精神高度紧张。德国军舰位置图担忧一旦在台湾海峡擦枪走火,那么他们就回不到威廉海军基地了。这次德舰穿航台湾海峡,被两岸的战舰“包夹”,除了自取其辱,不可能有其他“收获”。德国作为欧洲国家中与中国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在地缘政治博弈中,从派出海军舰艇编队高调穿航台湾海峡,就能窥探其已经全面倒向华盛顿。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官网回应此事件尤其是涉足台海这一敏感领域,德国不可能不为此付出代价。中国海军对德国穿航台湾海峡军舰的精准布防与严密监视,近距离的逼迫和慑压,对外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的姿态,表明中国的内政及红线不可触碰。希望德国能够重新审视自身的立场,在涉台问题上尤其要谨言慎行,从而避免在不属于自身的舞台上随着华盛顿的指挥棒起舞,扮演不光彩的角色时被中方随时当头棒喝的窘迫状。德国军舰遭中方军舰近距离逼迫和慑压总之,德国军舰穿航台湾海峡,它的算盘打得并不划算,所谓“自由航行”刷存在感的代价,可能让中德关系陷入尴尬的状态。影响的不仅仅只是政治,更是中德间数十年来累积的极其重要的经贸合作,以及两国间的民间关系。。台湾海峡,是属于中国的领海,任何打着“航行自由”旗号,前来搞事挑衅的,都会被中国的舰机“依法依规”处置,乃至警告和驱离。德国的每一次挑衅,都可能让中德经贸合作这一基础动摇。最终,落得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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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娇笙》

    又是一年中秋节,罗女士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在这一天是否能想起,他们还有个名叫“马春花”的女儿。罗女士是一名弃婴,1990年出生,尚不满月时被亲生父母放在街头“希望被好心人收养”。9月17日,罗女士的丈夫王先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根据岳父当年从四川南充阆中市柏垭镇公社门口将妻子抱回家时的两张随身信笺纸信息显示,妻子原名叫“马春花”,亲生父母应该是南充市南部县人,地址为“苑城、南部、马家”。当年留下的信笺纸 受访者供图根据两张信笺纸的信息,王先生推测妻子的亲生父母是有文化的人。去年,王先生曾陪妻子回南部县、阆中市当地寻亲,但目前尚无消息。养父讲述当年抱女婴回家时曾有人跟随多年后曾为养女寻亲未果前不久,王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布寻亲信息,希望能帮妻子找到亲生父母。9月17日,王先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妻子姓罗,老家是四川南充阆中市天宫乡人,不过妻子原本是一名弃婴,关于这一点,妻子早年上学的时候就隐约知道,但她从来没跟养父母求证这一点,因为养父母对她很好。王先生是四川南部县人,结婚后听妻子讲述了关于其身世的秘密。之后,他在岳父家闲聊时提起此事,岳父便详细讲述了关于妻子的身世。根据王先生岳父的讲述,1990年4月里的一天,一位亲戚跑来告诉岳父,说有人放了一个婴儿在阆中市柏垭镇公社门口,希望有人收养,问他们愿不愿把这个孩子抱回家抚养。当时,岳父母家已养有一个孩子,但孩子身体不好,岳父听闻后,便匆匆赶到柏垭镇公社门口,准备将婴儿抱回家。这是一名女婴,尚不满月,用一个小被子包裹着。据王先生岳父回忆,当时抱着婴儿回家途中,后面有个陌生人一路跟了他很久才离开,但他没有停下来跟对方打招呼。这也让王先生的岳父后悔了好久,他想“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婴儿的父亲或其他亲人”。后来,这个捡回来的婴儿就在这个罗姓人家逐渐长大。王先生说,很多年后,岳父曾在当年的镇上贴寻人启事打听妻子亲生父母的信息,但一无所获。两张信笺留言叮嘱“有病看医生,不信迷信”“小孩将能成为你家善良的接班人”当年,王先生的岳父抱回婴儿时,抱被里还有两张信笺纸。几年前,王先生的岳父将这两张信笺纸交给他,希望他能助力妻子寻亲。当年留下的信笺纸 受访者供图信笺纸信息显示,王先生的妻子原名叫马春花,生于庚午年(1990年)三月初四,“生后四周已为小孩注射破伤风针并乳哺至今,为略表父女母女之情,除穿用旧衣外,又备四套小人衣料,奶瓶一个,奶粉1包,白糖2斤,人民币20元”。信笺纸中还写道:“养身父母大如天地,而生身父母只能暗中祝福。”另一张信笺纸上专门写了照顾孩子的“注意事项”,其中提到“不能相信迷信,病从口入,小孩最怕肺炎,如发现高烧时立即找医生治疗……吃奶粉按说明用,注意卫生,经常换洗衣服,经常晒被子,太阳光有很多好处。”信笺纸的最后还特别感谢收养人,称“小孩将能成为你家善良的接班人”。再寻亲人关键词“苑城、南部、马家”希望找到亲生父母,看一看他们从当年的这两张信笺纸上的内容来看,王先生推测妻子的亲生父母应该是很有文化的人,还很可能是公职人员或医生。王先生告诉红星新闻,妻子早年也没有寻找亲生父母,不愿意打扰他们,但自从妻子也当了母亲后,这个寻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王先生现在和妻子定居重庆,经济条件不错。他说,妻子闲暇时便想找到亲生父母,也只是希望看一看他们,知道自己的其他兄弟姐妹情况。根据前述信笺中提供的信息,罗女士亲生父母的地址有这样几个关键词“苑城、南部、马家”。王先生分析,这个地方应该是南充市南部县的某个地方,当地可能很多人姓马。去年,王先生曾陪妻子回南部县、阆中市当地寻亲,并特别去找到当地一些马姓人家聚居的地方打听,但一直没有结果。罗女士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在逢年过节时是否能想起,他们还有个名叫“马春花”的女儿。延伸阅读荷兰姐弟来杭州寻亲 姐姐:我原谅亲生父母所做的一切‍‍2001年12月14日,来自荷兰的斯兰克夫妇来浙江办理收养孩子手续后,不小心把包落在出租车上,包里有护照、收养的证明文件、银行卡等。这些文件丢了,他们收养的孩子就无法跟他们回荷兰,当时入住的海华大酒店经理报了警。杭州警方紧急拦截,找到了出租车,找回了斯兰克夫妇的包,他们为杭州和杭州警察点赞:杭州,美丽的城市;杭州警察,出色的警察。《都市快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和斯兰克夫妇一起来的还有其他10对来自荷兰的夫妇,他们到浙江温州、义乌、兰溪三地的福利院收养中国孩子。2001年12月16日都市快报报道当年,《都市快报》刊登了这11对夫妇和孩子们的合影,他们收藏了当天的报纸,其中的哈塞尔先生给《都市快报》写来邮件,希望收藏那张珍贵的合影。23年过去了,当年的婴儿都长大了。今年9月9日,哈塞尔夫妇的女儿和儿子来杭州,求助“快找人”栏目,希望寻找亲生父母。哈塞尔夫妇收养的儿女来杭州寻亲荷兰夫妇收养了两个中国孩子哈塞尔夫妇先后收养了两个孩子,女儿叫兰金金,儿子叫沈达,都来自浙江。兰金金婴儿照片他们住在荷兰东部的奈梅亨,是荷兰第十大城市。兰金金到荷兰后,在哈塞尔夫妇悉心呵护下,快乐地成长着。兰金金1岁多离开中国2004年,兰金金4岁,哈塞尔夫妇又收养了一个中国男孩。当年10月初,哈塞尔一个人来办理领养手续时,告诉《都市快报》编辑李师礼说,因为妻子是独生女,特别想有个兄弟姐妹,所以,夫妇俩想让小金金有个弟弟,“都是中国孩子,这样会比较好沟通。”沈达2岁时离开中国姐弟俩从小相处融洽,他们也察觉到自己与身边的小伙伴不一样,父母坦诚地把他们的身世告诉了他们。兰金金和沈达的幼年合照兰金金心里一直有个愿望,想寻找亲生父母,还自学中文,希望以后和亲生父母交流起来没有障碍。她说,“我虽不清楚你们出于什么做出了那样艰难的决定,我只想说,女儿不怪你们。我原谅你们所做的一切,因为我知道那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而血浓于水是永不变的。”新线索:弟弟家乡可能在龙游今年暑假,兰金金大学毕业,马上要工作了,她希望可以亲口告诉亲生父母这个好消息。养父母也很支持女儿来中国寻亲。弟弟沈达陪她一起来中国,这也是姐弟俩20多年前离开中国后,第一次回来。姐弟俩长得都很高,金金出落得亭亭玉立、漂亮,笑容甜美,弟弟高高大大,阳光帅气。一路上,弟弟贴心地照顾着姐姐,俨然成了姐姐的守护使者。弟弟沈达陪姐姐来中国寻亲“快找人”栏目第一时间联系了“寻人总司令”、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永辉工作室负责人隋永辉。9月9日下午,金金姐弟俩在永辉工作室采集了DNA。兰金金在永辉工作室采集DNA隋永辉和他的团队紧锣密鼓展开比对工作。9月12日,有了新线索,发现弟弟沈达的家乡可能在衢州龙游县模环乡模环村一带。但目前,经过初步寻访,还没有新的进展。姐姐被发现的地方是山门村此次来中国,兰金金有个心愿,想去自己曾待过的兰溪市儿童福利院、当年发现她的地方看看。编辑李师礼陪她去了这些地方回访。在她的收养材料中,登记的出生日期是2000年10月18日,据兰溪市儿童福利院当年的工作人员赵筱君回忆,这个日期可能是根据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当年发现她的地方在山门村,依山而建。山门村所产茶叶久负盛名,大多在海拔600余米的高山上,云笼雾罩,称为“山门云雾茶”。当地有句话说,“兰溪茶叶出自下陈,下陈茶叶出自山门”。当年,山门村人口不多,且地势高,交通不便。据分析,兰金金可能不是来自本地村民家,亲生父母可能是在此生活过的外来人员。手记:我与荷兰家庭结缘记者 李师礼当年,兰金金的养父埃里克·范·哈塞尔接受采访时曾说:长大后,要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身世,回到中国。这次,兰金金带着她弟弟来了。我和兰金金爸爸成了朋友2001年12月,11对荷兰夫妇来浙江办理收养中国儿童的手续,接孩子。其中一户家庭在乘出租车时,忘了拿自己的包,包里有收养孩子的相关材料以及护照等证件,没有这些证件,他们将无法带着孩子回国……最终在警方的帮助下,东西都找回来了。(详见《都市快报》2001年12月16日头版《11对荷兰夫妇浙江找女儿》)每个家庭都拿到了一份报纸。但问题来了,都是汉字,他们看不懂。于是,有家庭回国后发给本报电子邮件,提出能否将报道翻译一下,连同图片一起发给他们。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就这样,我和其中的荷兰爸爸埃里克·范·哈塞尔——也就是兰金金的爸爸建立了联系,知道了他们给金金取了荷兰名字:lynouk。我把翻译好的文字,以及当时拍的图,都发给了哈塞尔。随后,我们又报道了孩子到了荷兰后各自的情况。哈塞尔给我写来的邮件里,记录了小金金在荷兰9个月的生活片段,十分感人:早上,她就喝稀饭,吃点水果。中午她吃面包,到了晚上,她吃晚餐。而下午到晚上,她还喝很多水果汁,她很喜欢和我们说话,和我们一起玩。所有这些活动都对她有帮助。现在,她82厘米高了,重11.2公斤。这意味着她到我们家后长了9厘米,增了3公斤。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是她睡眠的时间,有时我们感叹,养一个孩子是多么累啊。她下午1点到3点也还要睡觉,这很好。在她的小床上有个她搂抱着睡的玩具,她称之为‘NYNJE’,每次起来后都舍不得离开它……2004年10月,哈塞尔再次来浙江,为兰金金找了一个中国弟弟,我采访了他,写了相关报道。此后,哈塞尔经常和我讲述孩子的成长。我和哈塞尔,已成了很熟的朋友。一场准备了很久很久的中国之行今年1月,兰金金给我发来微信,说计划9月来中国,问是否能在杭州见一面。我和兰金金就来访事宜多次讨论,比如住哪里,去拜访福利院要哪些手续,如何办理,来了后车票怎么买等等。金金说,为了攒够来中国的费用,她从14岁起就开始努力挣钱。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赚取费用,都存起来,比如帮人看孩子,去餐馆打工、当实习生等。这次来中国的大部分费用,都是她这些年攒下来的。父母也给了一部分,以示支持。从2岁起,金金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她19岁时,对自己的出生地感到好奇,翻出了当年的收养材料,读了我和他父亲这些年写的邮件,后来结识了和她一样被收养的一群孩子,促使她开始寻亲。这些年,她自学中文,已过了汉语水平二级考试,学会了使用微信、小红书等。今年,她决定来一趟中国,看一看这个国家,看一看自己出生的地方。金金在当年发现她的地方祝福她!关于姐姐兰金金的寻亲线索1.2000年12月1日,在兰溪下陈乡(现合并到柏社乡)山门村发现一个女婴,健康,后被送到兰溪市儿童福利院。2.出生日期是2000年10月18日,该日期可能是根据孩子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3.2001年12月,被来自荷兰的哈塞尔夫妇收养。3.体貌特征:身高1.72米,双眼皮;笑起来嘴角向上,有浅浅的梨涡。姐姐兰金金近照关于弟弟沈达的寻亲线索1.2002年10月27日,宁波中山广场发现一名男婴,健康,由鼓楼派出所送到宁波恩美儿童福利院,取名沈达。哈塞尔抱着沈达在中山广场留念,希望给儿子未来寻亲留下线索2.出生日期是2002年8月30日,该日期可能是根据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3.2004年10月,沈达被荷兰哈塞尔夫妇收养。4.体貌特征:身高1.83米,身体右侧靠近胃的位置有两颗黑痣,右侧额头靠近发际线处也有一颗,约小指甲大小。弟弟沈达近照5.家乡可能是衢州市龙游县模环乡模环村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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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血德意志》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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