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汇率走势的经验再次印证了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在发挥主要的影响作用，即便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影响作用也不尽相同。

　　2022年以来，在美联储激进紧缩的背景下，受中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分化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承压。随着2024年9月份美联储大手笔降息50个基点，正式拉开美国货币宽松的帷幕，意味着前述分化趋于收敛，有助于缓解中国资本外流和汇率调整压力。2024年7月底以来，境内外人民币汇率交易价止跌反弹，到9月20日均由7.30升至7.05比1附近，较年内低点均反弹了3%以上。8月份，反映境内主要外汇供求关系的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结束了连续13个月的逆差，录得顺差132亿美元。然而，在中外利率倒挂、股市楼市调整以及长期低通胀的情况下，人民币这种趋势能够延续吗？观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日本经验，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部分答案。

　　日元升值是在日美长期负利差情况下取得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当局为稳定日本经济、平衡财政预算、抑制通货膨胀，制定了“道奇计划”。该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将日元对美元汇率确定为360比1。随着日本经济起飞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瓦解，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元震荡升值，最高升破80，现在140比1附近。人们或许会想当然地认为，日元升值应受益于日美正利差，但实际情形却截然相反，绝大部分时间里日美利率都呈倒挂状态。

　　10年期美债收益率是全球无风险资产定价之锚。自1986年7月有10年期日债收益率数据起，同期限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就一直是负值。1985年9月底，美、日、（西）德、英、法西方五国达成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开始快速升值。到1994年6月末首次升破100比1时，当月月均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283个基点，较1986年7月月均负值扩大了72个基点。到1995年4月末，日元汇率升至84比1的阶段新高时，当月月均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344个基点，较1994年6月月均负值又上升了62个基点。当2011年7月~2012年10月，日元汇率强势升破80比1时，同期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平均为-104个基点，日美利率依然持续倒挂，只是负利差有所收窄。其中，2012年1月末，日元汇率升至76比1的历史新高时，当月月均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98个基点（见图1）。

　　拉长时间看，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从1979年8月起，除1980年2月、6月和1991年5月、8月、11月、12月合计6个月份外，其他月份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均为负值。1985年9月末~1994年6月末，日元对美元由217升至98比1，同期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负值由286增至329个基点。到1995年4月末，日元汇率升至阶段新高时，当月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482个基点，较1994年6月月均负值又上升了153个基点。当2011年7月~2012年10月，日元汇率升破80比1时，同期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平均为-16个基点，日美利率依然持续倒挂，只是幅度大幅收窄。其中，2012年1月末，日元汇率升至历史新高时，当月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11个基点（见图2）。

　　2021年以来，日元汇率年度“三连跌”，由2020年底的103跌至2023年底的141比1，同期年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由54个基点扩大至458个基点。然而，与其说这轮日元贬值是利差驱动，还不如说是日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分化所致。日美负利差扩大与日元汇率走弱是“分化”这枚硬币的两面。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2020~2023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四年复合平均增长1.96%，美国实物经济总量早在2021年就恢复到了2019年的水平；日本实际GDP四年复合平均增长0.31%，日本实物经济总量到2023年才恢复疫情前的水平（见图3）。其结果是，虽然自2022年4月以来日本也遭遇了高通胀回归，CPI通胀持续超过2%的目标，但日本央行因为经济复苏不充分，在美联储紧缩抗通胀的同时，一直坚守负 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控制（YCC），导致日美负利差不断走阔。直到2024年3月，日本央行才退出负利率时代，弃守YCC。当前市场担心的是，在日美货币政策继续分化，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而美联储转向更加宽松的情况下，日元利差交易反向平仓，有可能引发的日元大幅升值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

　　资产泡沫破裂初期和后期日元走势总体偏强

　　1990年初日本股市泡沫破裂，经历了历时231个月的两波调整。第一波是到2003年4月28日，东京日经225指数跌至7608，较1989年底高点累计下跌80%。之后，日经225指数止跌反弹，到2007年7月9日升至18262。第二波是受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底演变成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日经225指数重新下跌，跌至2009年3月10日的7055，较前高累计下跌61%（见图4）。

　　1991年初日本房市泡沫破裂，经历了历时73个季度的调整。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编制的经通胀调整的实际住宅物业价格指数，日本房价于1991年一季度见顶189，此后一路震荡下行，到2009年二季度跌至97，累计下跌49%，其间基本没有反弹（见图5）。引爆次贷危机的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历时22个季度，美国实际住宅物价价格指数从2006年二季度~2011年三季度累计下跌39%。

　　然后，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个是，日本两个资产泡沫破裂的初期，日元汇率还在持续走强。到1995年4月末，日元对美元升至84比1的阶段性高点时，东京日经225指数较1989年底高点累计下跌57%，实际住宅物业价值数较1991年初高点累计下跌16%。另一个是，日本资产泡沫破裂的后期，日元汇率也走势偏强。如2007年7月9日~2009年3月10日，日经225指数累计下跌61%，同期日元汇率由123升至99比1，累计升值25%；2007年三季度~2009年二季度，日本实际住宅物业价值数累计下跌7%，同期日元汇率由123升至96比1，累计升值29%（见图4和图5）。

　　从日本的经验看，汇率有可能晚于资产泡沫破裂见顶，却早于资产泡沫破裂触底。之所以如此，或是因为在资产泡沫破裂的初期，外汇市场的参与者没有意识到资产泡沫的破裂或者泡沫破裂的危害，而在资产泡沫破灭的后期，外汇市场参与者对于泡沫的破裂及其危害已经出现审美疲劳，反应钝化了。

　　另外，对于资产价格走势与汇率的关系，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月末日经225指数和日元汇率取自然对数后，相关性分析显示，1990年1月~2009年3月日本股市泡沫破裂期间，日经225指数与日元汇率为弱正相关0.297，即日元贬值，日股走高。2009年4月~2024年8月，日股触底反弹以来，二者为高度正相关0.904，强烈表明日本股市不存在日元贬值、日股下跌的情况。因为日本经常账户盈余、企业海外资产多，日元贬值可以增厚经常账户收益和海外资产估值，利好日本上市公司盈利。这正是2024年8月5日，日元利差交易反向平仓，日元大幅升值，引发“黑色下星期一”，全球股市巨震，日股向下熔断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在前述经济特征下，日元升值利空日本上市公司盈利。

　　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日元升值也占优

　　上世纪90年代日本股市和楼市两个资产泡沫先后破裂以来，日本长期呈现物价低增长〔指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正增长1%以内，包括0和1%〕甚至负增长，经济停滞的状态。这被称为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然而，即便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日元汇率也是双向波动且升值的情形略占上风。

　　过去三十多年来，日本有三个时期出现了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第一个时期为1998年4月~2008年1月，日本CPI同比增速有28个月为低增长，占比24%，其余90个月均为负增长，合计118个月平均同比负增长0.27%。其间，日元汇率由1998年7月末的低点145升至1999年11月末的102比1，累计升值42%；之后冲高回落，到2002年1月末跌至135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24%；接着又止跌反弹，到2004年12月末升至102比1，较前低累计上涨32%；然后又见顶回落，到2007年6月末最低跌至123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17%。到2008年1月末，日元汇率收在106，较1998年3月末的133比1累计上涨25%（见图6）。

　　第二个时期为2008年12月~2013年8月，日本CPI同比增速有16个月为低增长，占到28%，其他41个月均为负增长，合计57个月平均同比负增长0.51%。其间，日元汇率由2009年2月末的低点98升至2012年1月末的76比1，累计上涨28%；之后冲高回落，到2013年5月末跌至100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24%。到2013年8月末，日元汇率收在98，较2008年11月末的96比1累计下跌3%（见图6）。

　　第三个时期为2015年4月~2017年11月，日本CPI同比增速有7个月为负增长，占到22%，其他25个月均为低增长，合计32个月平均同比正增长0.18%。其间，日元汇率由2015年5月末的低点124升至2016年9月末的101比1，累计上涨22%；之后冲高回落，到2016年12月末跌至117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13%。到2017年11月末，日元汇率收在113，较2015年3月末的120比1累计上涨7%（见图6）。

　　可见，前述三个日本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日元汇率均有涨有跌。其中，首尾两个时期，日元汇率总体是升值的，尤其第一个时期的升值趋势更为明显。

　　综上，日元汇率走势的经验再次印证了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在发挥主要的影响作用，即便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影响作用也不尽相同。例如，2013年4月，日本央行正式开启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QQE）。到2015年5月末，日元对美元由2013年4月末的97跌至124比1，累计下跌22%，同期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由12扩大至61个基点。这波日元贬值可以说是利差驱动。但是，2016年1月底，日本央行正式引入负利率，到9月末，日元对美元却由1月末的121升至101比1，累计上涨20%，同期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负值由93增至101个基点（见图2）。因为2015年底美联储加息引发国际金融动荡，避险情绪驱动日元升值。由此，从货币宽松得出本币必然对外贬值的结论，就轻松被证伪。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对汇率问题要树立强烈的谦卑心态。他甚至非常直白地指出，虽然分析师们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没有一个模型可以比抛硬币更有效地预测汇率的方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也表示，对日元、美元、欧元汇率的解释始终是很困难的任务，即使事后看来也是如此。因此，汇率测不准是必然，双向波动是常态。

责任编辑：何俊熹

沈宝明（记者 袁纬萍）09月23日,哈里斯主动向特朗普伸出手当地时间9月10日晚上，特朗普和哈里斯展开首场电视辩论。开辩前，哈里斯主动向特朗普伸出手。这是2016年以来两位总统候选人首次握手。直新闻：特朗普和哈里斯第一次电视辩论，您怎么评估？特约评论员 庚欣：这次辩论大家都很关注，我的评估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是“回归正常”，第二是“平分秋色”，第三是“启动冲刺”。所谓“回归正常”，就是指这次辩论正如我事先预估，两个人都有所约束，改变了一段时间以来两党竞选不正常恶斗的氛围，出现了一个至少比六月份特朗普和拜登那次电视辩论相对温和、相对回归正常的竞选氛围。例如，出场两个人握手示意、哈里斯作了自我介绍等，两人在辩论中也没有太过分的言辞羞辱。从哈里斯来说，她需要在这次电视辩论中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因为民调显示，至少还有四分之一的选民对哈里斯缺乏了解，而大家对特朗普都已经很熟识了。因此哈里斯比较慎重，她要给大家留下第一次的电视印象及政治形象，不仅需要给民众展现她当前作为副总统，而且今后可能将作为正式总统的风格。从特朗普来说，他也希望在这次辩论中，也许也是唯一一次，维系他自以为目前仍然处于选情优势的状态。因为和他前两次（2016年和2020年）首场电视辩论时相比，他的民调支持率可能是相对最高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虽然是以在野党的身份，但在经济、移民等重点话题上却占据优势，所以他需要保持自己的优势。同时，他也希望通过采取一个相对温和的态度争取到中间选票。当然，辩论主持方的安排，也控制了特朗普这种随意发挥或过度争辩的可能。因此，这一次的辩论和以往的辩论相比，有一种“回归正常”的感觉，这其实是美国选民们乐见的一种情况。第二是“平分秋色”，从哈里斯来说，她在这一次电视辩论确实略占优势，因为，她是在拜登六月份那次失败的辩论基础上起步的，那个起点太低了，这样就给了哈里斯一个比较大的反弹空间，她只要表现得相对较好，就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比较容易得分。而且哈里斯是第一次在电视辩论上亮相，是一个新人，这当然有助于她在辩论中取得更多的关注和好感。另外还应注意到，从7月初接替拜登出山之后，在短短六周时间里，哈里斯不仅基本收复了民主党的“失地”，而且在竞选资金入账、党内支持热度、选举志愿者人数、竞选集会规模等方面，都超过了一度领先的对手特朗普。她能够借助了这样的东风在这次的辩论中继续向前走，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当然哈里斯在辩论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但是，特朗普在这次辩论也并没有明显失分。首先，特朗普的支持者仍然处于强势地位，因为特朗普的铁票是既定的，大概30%左右，加上共和党10%至15%的铁票，使得特朗普的这个基本盘是稳定的，并不会因为一次辩论有所改变。更何况特朗普的政治经验、电视辩论的技巧以及他所占据的话题优势，如这次辩论的大部分时间是讨论经济和移民话题等，而这正是特朗普的强项，这是特朗普基本盘的支撑。所以，尽管特朗普在辩论中似乎表现一般，并没有什么光彩照人的部分，因为特朗普的这一套风格美国人太熟悉了，但他也没有太大的损失，相反，他相对过去温和的态度，可能还使他在中间选民中也得了一些分。第三就是“启动冲刺”，从现在开始到11月投票，还有五十几天的时间。从目前来看，两党的支持率不相上下，特别是在七个“摇摆州”体现得尤其突出。在这样紧绷的情况下，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既要冲刺，但两个人又都面对着一些矛盾的困境。例如哈里斯，她希望能够和拜登时期那种略带年迈的形象作适度切割，展示自己的优势和魅力，但是她又不能不借助拜登的余光。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拜登仍然是现任总统，而她还是副总统。哈里斯还需要安排好她和拜登之间的关系，在竞选中既要否定拜登的缺点，又要保持和拜登的良好互动，这是哈里斯现在要面对的最大压力。而特朗普恰好就抓住了这一点攻击她，正如当年很多在野党候选人在竞选中批评执政党候选人的策略——“既然你想要启动你的新方针，为什么在你现在在任的时候，你没有真正做好呢？”这对于哈里斯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困境，需要解决。而作为特朗普来说，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他要继续表现出他的个人特点，争取他的基本盘稳定。但毕竟这一次选举的中间选票过于重要，所以他还必须考虑到怎样收敛自己的性情，争取中间的“摇摆选票”，包括怎样促使一些中间选民不出来投票，因为这样可能对特朗普比较有利，所以特朗普的困境也是很明显的。在最后冲刺阶段，我估计美国的选情会展现出两个特点，第一就是对抗性会更强。本来双方的阵营就是一个刚性结构，而且延续了这几年来的对抗，现在这种对抗估计不会因为这次辩论相对温和的氛围而改变，相反，会随着临近投票而更加尖锐。这个对抗性将会是全面展开的，包括个人抹黑等爆料。攻击会越来越多，当然双方团队可能也都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第二，由于实力过于接近，双方最后在选务争议上的风险会越来越大，因为即使现在离投票还有将近两个月，现在已经开始有将近一半的人，特别是共和党的支持者，明确表示不会认可拜登政府发表的选举结果，而只会认可共和党方面发表的选举结果。民主党里这样的人也并非少数。在这样的情况下，四年前“国会山骚乱”那样的事件，即由于选务争议导致美国社会的这种动荡，也是完全有可能再次爆发的。当然，我们还是相信美国的社会具有这样的成熟性，不至于两次掉进同一个泥坑。电视上正播放两人辩论直新闻：美国大选已经进入白热化，您觉得应该怎样评估美国大选的走势？特约评论员 庚欣：美国大选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这次的电视辩论就是一个发动最后冲刺的时间节点。应该怎样准确把握、评估美国大选选情的走势，我觉得有三个大的指标。第一就是“摇摆州”。摇摆州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受美国的选举人票制度决定，特别两党支持率又比较接近的时候，关键看“摇摆州”。这次有七个“摇摆州”，这将会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这次辩论选择在宾夕法尼亚州，也因为这里是最敏感的“摇摆州”之一，是两党的必争之地。第二个指标就是突发事件。由于现在共和、民主两党的支持率很接近，所以这个时候突发事件的作用就显得很重要。在今天的情况下，要影响那些基本盘即两党各占46%至48%的支持率，是很难的，也就是说必须要抓住中间可以“摇摆”、现在还没有确定自己投票方向的选民，大概只有4%到8%左右。而这些人他们不是共和或民主的铁票，最可能会受到一些突发事件的偶发影响。例如特朗普被枪击这类事件，就有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强化和两党本来就极端对抗的氛围交互作用，今后两个月的美国，真是什么事都可能会发生，这种突发事件也包括临时又揭露出哪一个候选人的致命弊案等，都可能会左右选情的微妙变动，都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三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就是特朗普民调失真的特殊性。这是由前两次大选数据为依据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因为特朗普是唯一一个从2016年到今年三次美国大选都参与的当事人，所以可以说这三次选举，无论谁胜谁负，都带有着非常强烈的特朗普特色。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特朗普民调失真的特殊性，即他的实际支持率总是较大地高于他的民调支持率。数据显示，在2016年特朗普希拉里之争时，当时选前民调，希拉里一直胜出特朗普10到12个百分点，但是到最后选票希拉里只赢了300多万票，更重要的是，在选举人票上她被特朗普险胜。可见当时特朗普实际支持率比他的民调支持率大概要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而2020年特朗普与拜登之争，那次的民调中，拜登一直领先，也是因为当时特朗普做得太烂了，又有疫情压力等，所以拜登一直领先特朗普10个百分点左右。最后特朗普虽然败了，但是也只输了5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说，在2020年的选举中，特朗普的实际支持率比起民调支持率大概要高出5个百分点左右。造成这种明显扭曲、不能反映实际支持率的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多样的。比如特朗普支持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愿接受民调或没有被抽样调查，而在投票时，他们又比较积极地出来投票。另外就是民调本身的设计有问题，例如设计的题目可能相对不太有利于特朗普等，这当然就反映了民调机构、媒体机构等的因素。还有媒体舆论等大多对特朗普缺乏好感等，各种因素积少成多，就会形成这样明显的民调扭曲现象。从2016年到2020年，这种扭曲有所缩小，所以在评估今年这次大选时，这个扭曲的差异可能会变得更小，但是我估计可能会有3个百分点左右的扭曲差异，从现实来看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在目前哈里斯和特朗普基本持平的民调水平下，我大胆预估，可能特朗普的实际支持率还是略微占先的，在这种情况下，后续的民调中，这种扭曲的差异是不是仍然会存在，或者是有所改善，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作者丨庚欣，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约评论员

沈宝明（记者 刘华法）09月23日,�

日本自民党总部大楼直新闻：刘先生，我们看到，继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之后，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今天（10日）也宣布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对于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博弈的态势，您有些什么样的观察？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我认为，本次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已经呈现出这三个鲜明的特点或者说是趋势——第一，本次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候选人，已经出现史无前例的“大爆炸”趋势。在高市早苗和加藤胜信宣布参选之后，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已经多达8位，而且预计未来还将会有4到5人宣布参选，这已经打破了2008年与2012年分别有5人宣布参选的历史纪录。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岸田文雄在任内宣布解散自民党内的派系。截至目前，自民党内6大派阀中，除了麻生太郎仍然死撑着不肯解散之外，包括“安倍派”、“岸田派”、“茂木派”、“二阶派”和“森山派”都已先后宣布解散。这一状况，导致自民党内原本盘根错节的派系政治生态被彻底打破。候选人的参选资格已经不再是完全由政治派阀在“密室”中决定。于是在本次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原本受制于派阀政治而无法出头的政治人物，纷纷跃跃欲试。第二，由于本次自民党总裁选举竞争尤其激烈，相关候选人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杀出重围，纷纷选择通过“放鹰”的方式来吸引公众眼球，或者说选择在“极右的道路”上相互“飙车”斗狠。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不仅声称要拆除钓鱼岛附近海域的中国浮标，甚至还扬言要将美国的核武器运进日本。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儿子、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则叫嚣，在当选后要通过全民公投来实现修宪建军，实现日本的“国家正常化”。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等候选人则在台湾问题上表达了强硬的立场，扬言要将安倍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政策落到实处。现任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则以“登临距离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的方式，炒作所谓“协防台湾”。第三就是在涉及中日与中韩关系的历史问题上，相关候选人已经明里暗里表示，自己当选后要亲自参拜靖国神社。除了高市早苗之外，在首相任内曾因屡屡参拜靖国神社，将中日和中韩关系闹得鸡飞狗跳的小泉纯一郎之子小泉进次郎，更是“子承父业”，每年8月15日都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对于这样一种异常的现象，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仅仅将其当成选举语言。这实际上是日本政治与社会长期“右倾化”的结果，是一次大爆发。8月14日岸田文雄刚刚宣布不再参选自民党总裁直新闻：那你认为，在已经宣布参选以及接下来有意参选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候选人当中，究竟谁最有希望赢得这场选举呢？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我注意到，8月14日岸田文雄刚刚宣布不再参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在当前有意角逐自民党总裁与日本首相的自民党“大佬”当中，已经先后5次参选自民党总裁的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在日本全国性的民调当中，支持率是最高的，而且遥遥领先于排在第二位的小泉进次郎。但是，石破茂在民调排名第一的位置上“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被小泉进次郎给逆袭反超了。当前最新民调显示，小泉进次郎的民意支持率已经达到28.5%，而石破茂则掉到第二位，只有23.1%，排在第三位的高市早苗支持率仅为9.2%。我认为，不出意外的话，新一任自民党总裁与日本首相，将会在这三个人中产生。而在这三人当中，目前小泉进次郎已是一马当先，占据了最为有利的地位。其中的原因，一是小泉进次郎不仅年轻，只有43岁，而且政治形象不错，没有什么政治污点，这符合了党内外都希望自民党能够在人事上实现新老交替的期待；二是这些年来，自民党暮气沉沉，深陷各种各样的“黑金政治”丑闻，党内外都希望小泉进次郎这匹“黑马”，能够带领自民党摆脱当前的政治困境；三是小泉进次郎可以继承其父亲小泉纯一郎执政时累积下来的声望与政治资源，而且他还得到了前首相菅义伟的全力支持。除此之外，小泉进次郎还获得了超过40名自民党籍国会议员的鼎力支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小泉进次郎已经稳操胜券、志在必得。本次参选自民党总裁的人数已经出现爆炸式增长，这将极大摊薄小泉进次郎的得票率。即便他在第一轮的选举中能够保持优势，但得票率若未能超过半数，就不得不与得票率排第二的候选人进行第二轮的角逐。而一旦进入了第二轮投票，就要取决于谁能够运筹帷幄，获得更多党内政治“大佬”的幕后支持了。也就是说，第二轮投票的结果极有可能仍然是由党内的“大佬”们在“密室”中决定。在2012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过程中，石破茂当时也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的总票数远多于安倍晋三，但由于其得票率未能过半，不得不进入第二轮选举。结果在第二轮选举中，最终的赢家却是安倍晋三，石破茂则被党内的政治“大佬”们给“做掉”了。在2021年岸田文雄与河野太郎竞争的时候，类似的剧本又重新上演了一次。因此，虽然小泉进次郎在党内外的民调中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排在第二位的石破茂和第三位的高市早苗没有机会。作者丨刘和平，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