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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佳乐苑小区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公布）

（原标题：江西新余佳乐苑小区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多名相关责任人被查处）

来源：环球网【环球网报道】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等美媒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0日在白宫召开可能是他任内最后一次内阁会议，话题围绕妇女健康研究。福克斯新闻网称，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首次出席此次会议，坐在会议桌的主位发言，且发言时长超过拜登，这一举动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报道称，此次会议是拜登自2023年10月2日以来召开的首次内阁会议。在会议上，吉尔·拜登就“白宫妇女健康研究倡议”发言。对于吉尔·拜登出席此次会议的原因，报道称，拜登在会上解释说，“在本届政府和历届政府中，第一夫人出席这些会议都有特定原因。这是吉尔第一次参加我们的会议，这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她将在会上发言”。当地时间20日，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出席美总统拜登在白宫召开的内阁会议 图源：美媒报道配图“接下来交给你。”拜登将发言权交给了妻子。福克斯新闻网称，《纽约邮报》注意到，吉尔·拜登坐在了会议室长桌的主位上，“她的丈夫（拜登）只讲了两分钟，而她则用了四分半钟读了一份关于孕产妇健康倡议的材料。”福克斯新闻网称，按照传统，美国总统通常坐在会议桌中央，内阁成员则按部门成立的先后顺序就座。报道说，美国政府最后一位出席其丈夫内阁会议的第一夫人，似乎是希拉里·克林顿。当地时间20日，出席会议的吉尔·拜登坐在会议桌主位发言 图源：美媒视频截图福克斯新闻网提到，这样的安排在社交媒体引发争议，其中不少共和党人批评此举。“哇，明显疲惫不堪的拜登刚刚召开了11个月以来的首次全体内阁会议，并立即将麦克风交给了他的妻子吉尔”， 曾经担任前总统特朗普顾问的科尔特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谁在管理这个国家？”科尔特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这是真的吗？这就是在掌管国家的人吗？”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问道。共和党参议员也发声另外，也有网友对此表示，“这很正常。事实上，在过去的100年中，几乎每一位第一夫人都曾成为内阁会议的嘉宾。”网友对此表示“很正常”与此同时，福克斯新闻写道，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德鲁·贝茨对该媒体表示，拜登邀请第一夫人参加会议，以展示他们进行的开创性工作，这些工作将从根本上改变资助和开展妇女健康研究的方式。延伸阅读拜登公开戴上支持特朗普竞选的帽子 白宫回应一段拜登戴着印有“特朗普2024”帽子的视频在互联网上疯传，引发特朗普支持者的狂欢。对此白宫第一时间回应称，事情是真的，但背后有着非常积极的原委。现场画面显示，拜登拿着一个红色的帽子，短暂戴在头上又拿了下来。对此，白宫发言人安德鲁·贝茨迅速回应称，拜登在9·11纪念活动时提到那场灾难后的两党团结，并表示现在的美国应该回到那个时候。作为一种姿态，他给了现场一位特朗普支持者一顶帽子，随后那位支持者表示，拜登也应该戴上他的特朗普帽子。所以拜登短暂地戴上了它。白宫回应拜登戴印着“特朗普2024”帽子 来源：X据悉，当地时间周三，美国9·11国家纪念馆举办年度纪念仪式，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前总统特朗普和他的竞选搭档万斯一同出席。现场照片显示，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站在两人当中。拜登、哈里斯、特朗普和万斯一同出席9·11纪念活动 来源：X在活动开始前，特朗普也与哈里斯再次握手。在昨日的总统候选人辩论前，两人曾握过一次手，这也是2016年后美国总统候选人在辩论时首次握手。特朗普与哈里斯握手 来源：C·SPAN

（原标题："爆炸前几小时真主党仍在分发寻呼机，他们都检测过"）

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一审判决之后，蔡东（化名）从光鲜体面的退休干部，变成了非法持枪的罪犯。他曾因驻村扶贫工作、见义勇为救人事迹，多次被表彰和报道。退休前，他是孝感市大悟县某机关党委副书记。2023年2月19日，蔡东退休的前一周，大悟县公安局以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对其立案侦查。前不久，蔡东被大悟县人民法院判定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判决书显示，2011年，蔡东以父亲承包的农场遭受野猪侵害为由，更改户籍、按照当时政策申领持枪证，并配购一支双管猎枪、500发子弹；次年，孝感市公安局清查不符合持枪条件人员，蔡东指使堂弟申请持枪证，并将这支猎枪过户给堂弟，但蔡东实际掌控这支猎枪；2014年，蔡东两次将猎枪借给朋友李某打猎；2019年，李某因涉黑案件落网后，多次举报蔡东非法持枪。近日，封面新闻记者对该起案件进行了走访。事件经过：税务干部改户籍申领持枪证，为躲清查将枪过户公诉机关指控，2011年12月，蔡东明知公职人员不符合持枪条件，编造自己大悟县阳平镇村民身份，以农作物受野猪影响严重的谎言，向大悟县公安局申请持枪证，并配购双管猎枪一支、子弹500发。2012年4月，孝感市公安局对大悟县民用枪支专项检查，发现蔡东不符合持枪条件。为继续持有枪支，蔡东指使堂弟蔡西（化名）向大悟县公安局申请办理持枪证，并将枪支转让过户给蔡西。2013年1月，办理上述手续后，蔡西将枪支、子弹交予蔡东实际持有、使用。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10月，蔡东指使他人，分别到自己车库及其父亲(2021年去世)所承包的农庄取走子弹和猎枪，送交给李刚(已判刑)等人狩猎使用。涉案猎枪（受访者供图）蔡东对此辩解称，申请持枪是为了帮年迈的父亲驱逐野猪，他对户籍被转到阳平镇的事项不知情，是大悟县公安机关办理的相关手续，自己并未虚构申领材料办理持枪证；猎枪过户后他未实际持有和使用，李某向他的父亲借枪被拒后，他只是作为中间人帮忙借枪。但在近日的采访中，蔡东却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当年他户籍所在的乡镇不属于批准的狩猎区，县治安大队得人告知他阳平镇有持枪指标，经他同意后，公安机关给他办理的户口迁移，之后让他填写了持枪申请表，他由此通过审批程序获得持枪证，并配购一支双管猎枪和500发子弹。对于上述说法，封面新闻记者未得到相关方证实。蔡东父亲存放猎枪的房间（受访者供图）2012年4月，孝感市公安局针对大悟县民用枪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督办清查，并列出一份不符合持枪条件的名单，蔡东名列其中。蔡东承认，他知道公职人员不能持枪。考虑到父亲的农场确实需要驱赶野猪，“为了保住这支枪，我让堂弟以护农名义申请持枪证，去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把枪过户到他名下了。”法庭控辩：猎枪实控人成争议，两次外借枪支时间又是何时？2013年底，蔡东经人介绍与商人李某成为朋友，对方多次到蔡东父亲的农场游玩、聚餐。2014年底，李某电话中向蔡东借猎枪打猎，蔡东称猎枪按要求上缴年审尚未领回，拒绝了李某。随后，蔡东忘记挂断电话，与妻子评价李某人品，被电话中的李某听到，两人发生口角后闹翻。2019年，李某因涉黑案件落网，多次举报蔡东非法持枪。判决书显示，李某称在2014年下半年之后，曾多次找蔡东借枪打猎，并有其他人参与。但在其他人的证人证言中，大部分人对借枪事宜给予否认。蔡东接受警方调查时供述，他在2014年8月和10月曾两次将涉案猎枪借给李某。前一次是在父亲的农场里，三人乘车在农场转悠，从车里对着鸟类射击，之后将枪放回父亲的房间；后一次是李某向蔡父借枪被拒，之后蔡东安排堂弟分别从父亲和他的家中取走枪支、子弹，送交给李某打猎使用。然而在法庭辩论环节和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蔡东又对上述两次借枪的时间表示否认。蔡东称，按照枪支管理规定，民间枪支每年的五一之前要上缴公安机关，十一之后再发放，入库、出库均由县治安大队人员登记入册。“时间太久了，具体借枪的时间记不清。但根据管理规定，5月1日和和10月1日之间，枪支不可能在外边。”蔡西在证人证言中表示，2013年初枪支过户到他名下后，过了二十多天就被蔡东取走，之后几年，他曾按治安大队要求送枪支年审，其他时间枪支都不在他手中。蔡东向法官表示，枪支过户后一直放在他父亲的农场，每年上缴、年审和领取，是他父亲和堂弟蔡西经办，自己并未实际持有这支猎枪；2014年猎枪入库后，他和堂弟蔡西都未去领取过，当年5月份之后使用枪支的事实不能成立。在案资料显示，大悟县公安局调查认定，2013年至2014年期间涉案猎枪的实际持有人为蔡东，2015年至2017年期间则由蔡东的父亲领取和使用，直到2017年1月被收回未再发放；枪支管理相关档案中，只发现有2016年、2017年蔡西名下的猎枪入库登记，未发现其它时间领取发放、上交回收枪支、弹药的登记资料。大悟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反驳了蔡东的辩解，图为法槌 资料图法庭判决：申领持枪证程序合法不影响非法持枪实质，一审获刑8个月蔡东称，2013年之前他是凭借持枪证使用猎枪，孝感市公安局督办清查时，39名被列入不符合持枪条件的持证人员，都未被认定为非法持枪，也未受处罚，只要求立即回收枪支并取消持枪资格。蔡东的辩护人、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尚满庆祝表示，蔡东坚称在2014年清明前上缴枪支，后未再接触枪支；公安机关调查认定，2015年至2017年枪支领取、使用人是蔡东的父亲；而枪支管理档案中，只有2016年、2017年登记为蔡西的枪支入库登记，其他记录缺失。“这导致很多情况无法通过证据证明，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他在2014年五一之后持有、使用过这支猎枪。”对于2011年通过更改户籍途径申请持枪，以及2014年五一之前使用、外借枪支的行为，蔡东表示认罚。“李某是2019年7月举报我非法持枪，距离2014年已经超过5年，过了追诉期。当年，大悟县公安局曾作出调查结论，也是非法持枪证据不足。”对于蔡东的辩解，大悟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给予反驳。法庭认为：综合在案证据及证人证言，蔡东明知是在虚构申领枪支材料情况下办理的持枪证并配购枪支弹药，虚构的材料是否由本人自主办理，并不影响非法持有枪支事实的认定，程序的合法不能对抗非法的实质；孝感市公安局开展枪支管理的督查工作，不涉及对持枪行为的性质认定，不能将当时处理情况作为不构成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理由；没有证据证明枪支系被告人蔡东父亲持有和使用；蔡东的犯罪行为，从检举揭发提交线索开始一直处于侦查办理中，追诉时效的期限应以法定最高刑为标准；蔡东在案件审理中，称枪支转让后未实际持有、使用过，出借枪支其仅为中间人，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亦无认罪悔罪表现；蔡东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并擅自出借给不具备持枪资格人员使用，会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综合考虑其行为、性质、情节、社会影响等因素，法庭认为不宜对其免予刑事处罚。由此，大悟县人民法院判定蔡东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原标题：“以色列在真主党订购的5000台寻呼机中放了炸药，几个月都没被发现”）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