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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2024年9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近日，一批落马中管干部受处分的结果密集公布。继昨日宣布李显刚被开除党籍、公职，刘跃进、李勇被开除党籍后，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黑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海涛被“双开”，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被开除党籍的消息。李海涛：处心积虑对抗审查图为李海涛资料图，他曾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公开资料显示，李海涛出生于1963年9月，黑龙江巴彦人，一直在本省工作，曾任黑龙江省经贸委、省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佳木斯市委副书记、市长，大兴安岭地委书记等职，2011年任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2013年12月，李海涛任黑龙江省委秘书长，2014年初任省委常委、秘书长。2016年，他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并兼任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一职（至2017年6月卸任）。2022年1月，李海涛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同年5月，他不再担任省委常委职务。2023年9月，李海涛官宣被查。经查，李海涛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搞迷信活动，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规接受宴请、旅游等活动安排，出入私人会所；违背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人事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安排下属单位报销、支付个人费用，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利益；贪婪无度，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开发、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海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海涛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张祖林：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

在中秋假期来临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及多地纪委监委通报了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多人违纪违法细节被披露。其中，山东省政协原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副主任边祥慧被指曾多次违规收受他人所送现金、购物卡、金条等财物。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乡卫生院院长大搞“文山会海”，2023年开会200多次。边祥慧被指曾多次收受金条 资料图/图据天下泉城客户端9月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八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市伊车嘎善锡伯族乡卫生院院长于斌组织会议过多过频，加重基层负担问题。通报中称，于斌落实基层减负要求不到位，大搞“文山会海”，2023年召开晨会和午会共计200余次，要求全体医护人员参加，影响医护人员接诊。于斌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于斌被批大搞“文山会海”，2023年召开晨会和午会共计200余次，图为文件材料（资料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出，通报的问题是当前作风顽疾，损害党的形象、影响党的事业，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各级党组织必须保持高度警醒，牢牢扛起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紧盯领导干部、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等关键群体，聚焦作决策、定政策、审批监管等关键环节，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把作风要求传导给每一名同志、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刹享乐奢靡歪风，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顽瘴痼疾出重拳、下狠手，一体推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让违规违纪者知痛知止。同日，山东省纪委监委通报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包括山东省政协原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副主任边祥慧（正厅级）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等问题。2013年1月至2023年1月，边祥慧多次违规收受他人所送现金、购物卡、金条等财物。边祥慧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今年6月，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公开简历显示，1963年出生的边祥慧，曾任山东省威海市委副书记，山东省青岛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山东省济南市委副书记等职。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最近几天，湖南、安徽等多地纪委监委也都通报了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红星新闻记者 付垚延伸阅读案件细节披露，突然被查的市委原书记，“明招暗定”敛财两千万突然被查的“70后”市委原书记王彦博，案件细节披露。9月10日，山东通报3起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件，其中提到了“招远市委原书记王彦博严重违纪违法案”。王彦博是今年2月任上被查的。图为招远市委原书记王彦博（资料图）王彦博，男，汉族，1972年1月出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他曾任莱阳市委常委、副市长，海阳市市长等职，2021年4月任招远市代市长，后任市长。2022年1月，王彦博任招远市委书记。2024年2月22日，山东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招远市委书记王彦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彦博被查很突然。2月20日上午，招远全市2024年经济工作会议在龙湖大酒店召开，身为市委书记的王彦博还出席了会议并讲话。此次的通报显示，王彦博在担任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期间，就已经存在问题。通报提到，2009年2月至2024年1月，王彦博在任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莱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海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招远市委副书记、市长，招远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接受某集团城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某、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等个人和单位请托，通过“明招暗定”等方式指定中标企业，帮助请托人和相关公司中标，先后多次收受请托人所送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073.18万元。此次和王彦博一同被通报的还有“内鬼”马玉星，他在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也存在腐败问题。山东省委第四巡视组原组长马玉星是今年1月16日被查的。他曾任济南市历下区委书记等职。此次通报提到，2011年至2019年，马玉星在任济南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济南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济南市历下区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接受山东某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某某、中国某集团公司下属某工程公司等个人和单位请托，通过向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下属企业或单位打招呼的方式干预项目招标投标，帮助夏某某、中国某集团公司下属某工程公司等个人和单位顺利中标项目，并先后多次收受其所送现金、黄金等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100余万元。

（原标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加拿大宣布对中国电池等部分产品拟加征附加税征求公众意见答记者问）

本田汽车可能是目前在中国市场进行人力成本优化和产能缩减最为激进的汽车企业。在5月广汽本田裁员2000余人后，本田在华另一合资企业东风本田近期同样启动了以主动离职为核心方式的大规模裁员。东风本田将裁员2000人一位在东风本田工作了两年的内部人士向界面新闻证实，此次东风本田提供了近2000个离职通道，赔偿能够给到“N+3”。被裁退的员工主要为生产线工人。这是该员工进入东风本田后，首次经历较大范围的裁员。9月10日，东风本田对外回应表示，此次优化是为了更好地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加快战略转型。优化将主要针对生产领域，并采用员工自愿离职的形式，给予员工妥善合理的补偿方案。界面新闻从东风本田贴吧注意到，从7月开始陆续有相关帖子称，内部正在进行协商离职的统计。在8月底，员工开始批量离职，且多个社交平台上出现东风本田离职员工发布的相关视频和帖子。由于此次赔偿方案不菲，一些东风本田的员工积极争取被裁名额。东风本田采用的是“N+2+1”的补偿方案，其中“N”代表工作年限，“2”指代2个月工资，“1”表示额外再发放1个月的奖金。东风本田方面表示，从实施反馈来看，很多离职员工对补偿方案表示满意。东风本田此次大规模裁员早有预兆。由于在中国市场表现低迷，本田计划通过关闭工厂等举措，在华削减三成的燃油车产能，年产能由149万辆缩减至100万辆。此次减产在日本汽车公司中创下最大规模。其中，东风本田在今年7月26日发文称，东风本田在湖北武汉的第二工厂生产线将于2024年11月暂停生产。这座工厂的年产能为24万辆。蓝鲸新闻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是，第二工厂并未关厂，还保留了研发及实验室。目前暂未传出将在生产领域外的进行裁员。界面新闻从多家合资品牌人士处了解到，由于公司效益不佳和短期内难见好转，不少合资品牌人士选择跳槽去新势力或国内自主品牌。自然流失人数不在少数。本田计划2024财年（截至2025年3月）内通过广汽本田的裁员和自然减员，对中国业务共削减3000人左右。但东风本田的人员削减并不包括在内，削减幅度可能会扩大。去年12月广汽本田已经开始裁员。据日媒报道，彼时广本裁员约900人，这是广汽本田25年来首次裁员。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超过50%，成为消费者购车的主流选择，缺少新能源车型的合资汽车厂商很难止住持续下滑的销量趋势。本田汽车8月中国新车销量同比下降44%，连续7个月低于去年同期。东风集团产销报告显示，东风本田1至8月累计销量同比下跌19%；广汽本田前8月累计销量只有27万辆，同比下滑26.81%。尽管在华销量出现大跌，但本田汽车4至6月合并营业利润却刷新同期历史记录。在美国市场，受益于混动车型的销量猛增，本田汽车4至6月财季销量增长3%，实现连续16个月增长。合资汽车品牌曾经是汽车人士争抢进入的好公司，能够提供行业内领先于自主品牌更高的薪资和丰厚的年终奖金，但随着业绩的持续萎靡，其过往的光环已经不再。根据乘联会发布的数据，8月主流合资品牌零售48万辆，同比下降27%；前8月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超过1000万辆，市占率达到63.2%。合资汽车品牌的燃油车产能已经普遍出现过剩，且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让它们对生产更为谨慎。不仅是本田汽车，今年5月一汽大众佛山工厂同样出现人员优化，对部分第一次劳动合同到期员工不续约，并提供“N+1”或“N”个月的补偿。惠誉评级亚太区企业评级董事杨菁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指出，合资品牌转型已经进入关键的执行期。它们拥有资金和技术储备，但令人担忧的是决策过程的周期较长，车型推出速度难以适应当前国内自主品牌快速迭代的市场环境，这将格外考验合资品牌中外双方的步调能否一致。延伸阅读IBM中国裁员会议只开了3分钟 员工冒雨到办公室讨说法步入中国市场的第40年，被称为“蓝色巨人”的美国计算机巨头IBM以一个极为“魔幻”的方式，宣布结束IBM在中国的研发业务，1000多名中国员工被波及。据港媒《南华早报》、美媒《华尔街日报》等27日报道，本周一，IBM高层原定就关闭业务进行半小时的会议，在仅持续3分钟宣布裁员决定后便戛然而止，没有留出任何提问空间，让特地冒着大雨赶到IBM北京办公室参会寻求说法和解决方案的中国员工大为失望，更有不少人感到愤怒乃至羞辱感。与此同时，又有不和谐声音借机鼓噪所谓“外资撤出中国”。不过，知名经济学者、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对此指出，在中国同类竞争对手太多，自己又缺乏绝对技术壁垒优势，是IBM关闭中国研发部门的最主要原因。“裁撤研发机构可能不怪任何人，只是一家企业老了，这家企业在科技领域活得太久了”，他表示。IBM确认将彻底关闭中国研发部门 资料图有关IBM将彻底关闭中国研发业务的消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传得沸沸扬扬。据《南华早报》等报道，早在上周五，就已经有一些员工发现了“苗头”：当晚，IBM中国毫无预兆地关闭了内网访问权限，有些正在加班的员工突然发现自己无法访问公司的内网系统。到了周一，IBM中国关闭下属主要负责研发和测试的中国研发中心（CDL）和中国系统中心（CSL）的消息尘埃落定，涉及IBM在北京、上海和大连等地的中国员工。而这场将改变1000多人命运的会议，却是以一种让受影响员工觉得极其敷衍了事的态度结束的。报道称，当天参加虚拟会议的有IBM的全球企业系统开发副总裁赫根罗瑟（Jack Hergenrother）、Z大型机总经理毛里（Ross Mauri）和存储软件工程副总裁梅斯（Danny Mace）。赫根罗瑟表示，受到市场动态和激烈竞争的影响，IBM在中国的基础设施业务正在“衰退”，因此决定将开发业务从中国转移到IBM其他海外基地。《华尔街日报》补充称，部分业务可能将转至印度。一份文字记录显示，在赫根罗瑟敦促受影响员工与各自所属管理人员就遣散安排组织私下讨论，另两名高管感谢员工贡献后，这场仅持续了3分钟的会议被直接掐断，根本没有留出任何与中国员工进行问答沟通的时间。综合北京商报、第一财经等报道，大多数员工对突然裁员感到惊愕，更对如此简短的会议大失所望。在IBM工作13年的研发员小李（化名）告诉媒体，一早冒雨来开会，全员会议只开了3分钟，“大家听完之后很气愤，感觉受到了侮辱。”和小李的说法一样，另一名北京IBM员工对《南华早报》透露，他已经和自己的一线经理谈过相关安排，后者也被解雇了。IBM方面目前的说辞是不按裁员处理，而是协议离职。员工在今年9月13日之前签署解聘协议，将得到N+3的补偿。据小李补充，9月20日之前同意签字的补偿将是N+1，在10月31日正式关闭相关业务后再签字将得不到任何补偿。IBM此番大动作引发科技领域“地震”。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已经有中国科技公司的猎头，就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相关的职位，与这些受影响的中国员工进行了接洽。在一份发给媒体的声明中，IBM强调，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越来越重视抓住混合云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机遇，IBM在中国的本地战略重点将是利用在技术和咨询方面的经验，转向服务中国的民营企业以及部分在中国的跨国企业。近年来IBM在亚太地区虽有复苏之势，在中国的销售额却始终处于下滑中。IBM年度财报显示，2023年，IBM在中国的收入下降了19.6%，而整个亚太地区增长了1.6%。“就像把ThinkPad笔记本电脑业务卖给联想一样，IBM现在不得不关闭CDL和CSL，是因为这些业务的利润并不理想。”一名前员工告诉《金融时报》。IBM中国回应裁员传闻不过IBM仍然重申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就在8月22日举行的一场IBM中国企业级AI论坛上，IBM亚太区总经理德克斯（Hans Dekkers）表示：“今年是IBM进入中国市场的第40年。我们希望在未来的4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继续扎根中国。”IBM中国管理层也强调中国市场仍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在于企业级AI领域。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看来，IBM关闭中国研发部门，原因有且只有一个——在中国同类竞争对手太多，IBM缺乏绝对的技术壁垒优势。他对封面新闻表示，虽然IBM宣称关闭相关业务是用AI取代人力，提高企业效率，但从今年二季度数据来看，IBM营收仅仅增长2%，固定汇率算仅仅为4%，“在科技企业中，你很少见到如此没有火气的业绩表现。所以，有可能研发机构裁撤不怪任何人，只是一家企业老了，这家企业在科技领域活得太久了。”对于有杂音借机唱衰中国外资投资，盘和林在一篇评论文中反驳道，所谓“IBM全面撤离中国”是一种危言耸听，IBM此次裁员只是其全球业务调整的一部分。自2020年新CEO上任后，该公司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多轮裁员，此次裁员显然不是针对中国市场的特殊行动。IBM在中国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分公司和业务，在华员工总数超过1.2万人。《华夏时报》也援引专家说法分析称，近些年，IBM在中国市场的能力和服务优势其实已经被本土IT企业逐步取代，其先发优势到了一定瓶颈期，这是目前这家公司遇到的最大问题。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指出，在中国过去这40多年的发展中，外企先进的IT技术的确占到巨大的先发优势，但最近十几年，中国IT领域的发展尤为迅速，整体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都有很大提升，而不少外企却固守在过去的逻辑思维和技术水平上缓慢前行，无法适应变化中的中国企业的需求，只能选择收缩业务或者退出，这是优胜劣汰的结果。北京商报引述专家分析指出，对于IBM这种习惯于服务政府、银行等大型机构的龙头，“放低身段”挖掘细分群体“赚辛苦钱”，并非易事。产业观察家洪仕宾也提到，在现今各家技术差距已经不再明显的情况下，市场整体的打法、逻辑早已改变，所谓“得客户者得天下”，关键在于竞争谁的生态覆盖面更广。一些外媒则猜测，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可能也给在中国从事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研究的美国公司的商业前景蒙上了阴影。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中国设立大型研究团队可能会使IBM获得美国政府合同变得困难，美国政府是IBM的主要客户。《华尔街日报》还提到，自2010年以来，为了推动信息化建设的自主性和安全性，中国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接连发起“去IOE”（在IT架构中去除IBM小型机、‌Oracle数据库和EMC存储设备）。尤其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棱镜门”爆料人爱德华·斯诺登在2013年揭露美国当局曾入侵中国的移动通信和企业网络，更加速了这一转变。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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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据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近日称，将采购40架先进战机，以“提高保卫本国领土的能力”。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称，菲律宾考虑购买中程导弹。菲律宾考虑购买先进战机和中程导弹意欲何为？菲律宾国防政策发生变化资料图：韩国FA-50战斗机（来源：中国军网）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认为，从菲律宾大张旗鼓购买先进战机和中程导弹来分析，菲律宾当下的国防政策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梁永春：菲律宾是一个群岛国家，首先要用的是海军，空军得到的军费不多，最先进的装备是韩国产的FA-50战机，这型经过改造的教练机具备一定的作战能力，用于压制其国内的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势力，还是足够的。另外，菲律宾还从印度购买过“布拉莫斯”反舰导弹。现在，菲律宾要采购更先进的战机和中程导弹，表明其国防政策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菲律宾正在筹备一场“打不起的战争”。菲律宾购买先进战机资料图：韩国KF-21战斗机（来源：环球网）菲律宾方面近日表示将购买40架现代化飞机，但是没有透露具体机型。对此，梁永春进行了分析。梁永春：菲律宾现在有两个比较现实的选择。第一，从其他国家购买即将退役的F-16战机“装门面”。这样的战机价格便宜、货源充足，菲律宾空军正在使用的FA-50战机前身就是F-16的教练机，飞行员改装也比较快。第二，继续购买韩国战机。韩国也希望菲律宾再买一批升级版FA-50战机，以及韩国正在研发的KF-21隐身战机。这些战机使用的是美国技术，生意如果能够谈成，美国也有钱赚，不至于反对。菲律宾政府不管买什么战机，恐怕都不敢违逆美国的意思。菲律宾购买中程导弹资料图：美国“堤丰”中程导弹发射系统（来源：央视今日关注）外界普遍认为，菲律宾要购买美国的“堤丰”中程导弹系统。梁永春分析，美国企图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威慑中国，而菲律宾则企图用这笔军购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讨价还价。梁永春：这笔交易的关键不是菲律宾想不想买，而是美国敢不敢卖，因为这其中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法律问题。“堤丰”中程导弹系统可以机动部署，可以发射“标准”-6、“战斧”等多种型号的导弹。陆基“战斧”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1500公里。今年4月，美军以联合演习的名义，把“堤丰”导弹系统部署到了菲律宾。下一步，如果菲律宾政府出面把“堤丰”导弹系统买下来，菲律宾就会完全沦为美国搞“大国竞争”的傀儡。这严重危害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海周边各国安全。美菲对中国搞战略讹诈的企图不会得逞。来源：央广军事微信公号

你没办法看护孩子时会选择雇佣保姆照顾孩子吗？近日，贵州一男童在保姆陪伴在外面玩耍时突遭意外脸上有两个分别为3cm和6cm长的伤口两个伤口缝了100多针妈妈心都碎了当事妈妈莫女士接受采访时，由于家里孩子很小，又有一个需要照顾的老人，自己平时做生意根本无法照顾家里。于是，去年12月份，莫女士通过中介找了一个保姆，在家照顾老人和小孩，每月给保姆6500元工资。图为莫女士的儿子雇佣期间，保姆做事勤勤恳恳，把老人和小孩都照顾得很好，一直到今年4月份，意外发生了。孩子脸上有个6厘米长的伤口事发当天，保姆带着孩子下楼去玩，男童在玩的过程中骑车顺着坡道滑了下去，撞到小区门上，发出一声闷响。紧接着，孩子大哭起来，保姆发现后跑去查看伤势，之后抱着孩子跑回家中。图为小区监控画面保姆跟莫女士说的是自己一直跟在孩子后面，孩子摔下去的时候没有拉住。莫女士事后查看监控发现，保姆一直在跟小区的一位阿姨聊天，孩子出意外的过程中，保姆一直没有看过孩子一眼，直到听到孩子的哭声。保姆一直在跟小区的一位阿姨聊天事情发生后，莫女士带着孩子去医院进行了处理，前前后后花了一万五千多。期间，保姆一直在家照顾老人。五月底，莫女士辞退了保姆，并且扣除了对方两个月工资。受伤男童撞到的小区大门莫女士认为，孩子受伤，保姆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介公司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莫女士方的诉求就是家政公司给5000元的赔偿和补贴，阿姨给5000元的赔偿和补贴。然而，莫女士与中介公司和保姆就赔偿问题，却一直无法达成一致，家政公司与保姆相互推诿。当着记者的面，莫女士拨通了中介公司贵州金卓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的电话。中介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事件是保姆的个人行为造成的，公司也是存在管理上的问题。至于赔偿，公司最多能赔偿三千元。随后，莫女士也给保姆打了电话，但对方一直没有接听。莫女士表示，她会等中介公司带着保姆来和她协商处理此事，如果协商不成，她将走司法途径。网友评论光脚过雪地：确实给孩子的一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话说今事：100多针啊，心疼孩子！话说回来:有条件的还是自家人带孩子靠谱些！默默大夜猫：为什么常说带小孩很累，因为真的不能分心，否则太可能出现意外……水年华V：什么赔1万？这么大的疤至少要他赔20万。墨白云朵：100多针啊！父母心痛死了！而且肯定会留疤，我女儿缝了四针都留疤了！依然050505：这要是门开着，滑到马路上，后果更可怕了！是毛豆不是四季豆：保姆经常带孩子时跟人聊天或者刷手机。相关案例幼童在家受伤保姆和家政公司被告上法庭如果在照顾过程中，保姆因疏忽导致孩子受伤，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此前就有相关案例，法院判了→自2021年女儿小美出生以来，王某夫妻便长期因女儿无人照料而发愁。2023年3月，经某家政公司介绍，王某与罗阿姨、家政公司共同签订了《家政服务合同》，聘请罗阿姨为家务保姆，专门照顾尚不满三岁的小美。根据合同约定，家政公司应对罗阿姨相关技能进行审查、培训，确保罗阿姨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否则应承担包括更换服务人员在内的义务。某天，罗阿姨在在客厅做辅食时，并未注意到小美借着学步车走到了辅食机电线旁边，导致小美在脱离罗阿姨视线范围后拉扯电线，辅食机中热液倾倒而出致小美被烫伤。后小美被父母送往医院治疗。同年7月，在各方就赔偿问题协商无果后，小美父母作为法定代理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罗阿姨及家政公司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费用共计10万余元。庭审上，公司辩称，作为中介方，公司仅仅为双方提供家政人员信息，是否聘请由小美家人自己决定，公司对于雇主或其亲属身体损害结果不应承担责任。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罗阿姨作为专职照顾婴儿的保姆，未能注意到小美身处危险当中，理应承担赔偿责任。而被告家政公司作为中介方，负有培训、审核保姆技能水平的义务，亦负有部分责任。据此，法院最终判决，小美因烫伤遭受的损害合计9万余元，由罗阿姨与家政公司按照6：4的比例分别承担赔偿责任。判决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无独有偶，河南安阳殷都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小明（2岁）的家人通过美丽家政公司（以上均为化名）聘用程某为住家育婴师程某在独自照顾小明过程中，因疏忽大意，导致小明摔倒，下巴处严重受伤。因伤口较深，需进一步做除瘢痕治疗，双方就赔偿协商未果，小明的父母代小明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4000元，庭审中美丽家政公司未到庭。殷都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明家人与程某经美丽家政公司介绍认识，并签订《家政服务合同》，双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程某从事育婴工作刚满半年，没有育婴师资格，也未尽到合同约定的看护义务，造成小明摔下楼梯受伤，应承担90%的责任。美丽家政公司收取小明家人500元介绍费，在介绍育婴师程某时有诱导性言论，对程某的从业经验也介绍不实，应承担10%的责任。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来源新闻晨报 陆靖珺综合百姓关注、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集大成律师事务所、网友评论（来源：新闻晨报）

极目新闻记者 曹雪娇9月12日，来自湖南长沙的消费者陈女士反映，她购买近三年的三星Galaxy S21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一道绿线，且只能自费换屏。但她发现，三星公司此前已经在印度市场对几款出现绿线的手机实行免费换屏政策，她认为遭到了品牌的“双标”对待。对此，三星电子售后客服表示，或是因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陈女士的手机已过保修期，只能付费修理。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绿线陈女士介绍，2021年12月，她花3789元网购了一部三星Galaxy S21手机，有全国联保。两年多来，手机一直正常使用。今年8月，在没有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手机屏幕突然出现了一条竖着的绿线。手机中间出现了一条绿线（受访者供图）8月26日，陈女士与三星客服沟通，客服表示需要先确定有无人为损坏因素，可以寄回厂家检测维修。9月3日，陈女士又到一家三星线下维修中心检测，工作人员告诉她这种情况只能自费换屏，但可能要花费千元左右。陈女士上网搜索发现，不少使用三星Galaxy S20、S21等系列的手机用户，也出现了和她相似的情况，且被告知需自费换屏。极目新闻记者在社交平台及消费者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年，确实有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反映三星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问题，其向客服反映后，需要承担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维修费。社交平台有消费者反映相似问题国外同型号手机可免费换屏陈女士还发现，除中国市场外，三星上述型号的手机在印度市场等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三星在那些地方实行了免费更换屏幕政策。据媒体此前报道，三星印度公司曾宣布，将为存在绿屏问题的多款Galaxy系列智能手机提供一次性免费屏幕更换服务，其中，包括三星Galaxy S20系列、S21系列（不包括FE型号）、S22 Ultra、Note 20及Note 20 Ultra等型号。且即便设备已过保修期，只要是在购买后三年内的手机，都可以享受此次免费维修政策。不过，三星当时并未就绿屏问题的具体原因作出官方说明。陈女士说，出现这样普遍的问题，说明是机器本身有问题，所以应由三星公司负责，而不是由消费者承担后果。12日下午，三星电子售后客服回复极目新闻记者称，收到关于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投诉后，已将情况上报给了三星公司。目前，未收到任何需要对上述型号手机进行特殊处理的通知。陈女士所说的出现问题的机型，目前只能提供付费维修。“按照三包相关规定，2021年购买的机器也超过保修期了。”该客服表示，手机只有满足保修期内和机器性能故障两个条件，才能保修。对于陈女士所提到的印度市场手机出现问题可免费换屏一事，该客服人员表示：“可能是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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