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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的父母，日前曾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的《侦查监督申请》，目前正面临处理延期。清华大学“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2024年9月16日，朱令的清华校友即华霖救助基金发起人张黎利在其个人公众号发表文章《朱令父母再次致信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不再延期处理监督申请》称，2024年8月26日，二老接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电话，被告知此申请属于信访事项，是按照最高检有关信访工作的规定进行的延期，延长办理的期限应为三个月，但还有可能因为案件复杂再次延期。文章表示，对于这一电话通知两位老人极为失望，因此在律师的帮助下提出了不同的法律意见，并在9月5日将法律意见书寄送给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并确认信件已送达。不过，截止至北京时间9月16日中午仍未收到任何关于此意见书的答复。两位老人表示，他们今年都已经八十多快九十了，不知这样的等待还能坚持多久。此前在2024年的4月15日，朱令父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侦查监督申请》，请求“对朱令被投毒一案侦查过程中有关部门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对其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检察建议并督促其对该案继续侦查”。该《侦查监督申请》递交后，朱令父母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短信通知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院已将其来信交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办理。关于《侦查监督申请》的具体内容，界面新闻注意到，其“朱令我们在一起”微信公众号提到，有关部门的侦查行为中存在一些违法之处，包括“结办”案件违法；没有认定犯罪嫌疑人与事实不符；解除对孙某的出国限制并为其变更身份信息违法；以缺少“直接证据”为由不作为，于法无据。同时，《侦查监督申请》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此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侦查活动中是否存在以下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十）不应当撤案而撤案的；……（十六）侦查活动中的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对此，《侦查监督申请》表示，鉴于被申请人在本案侦查中存在以上违法行为，且案件在国内外影响重大，特申请贵院依法对本案进行监督，以维护国家司法形象及权威。关于案件最新进展，9月19日下午，代理该案的律师李春光告诉界面新闻，因当事人父母和相关部门达成协议，已不再代理该案。不过此前李春光曾强调，朱令案依法应追查到底。他指出，现行法律并没有对已经“结办”的朱令案如何恢复，在制度上给予任何安排。被害人是否在世，与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是否终结侦查，没有法律上的联系。此外，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在公安机关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朱令出生于1973年11月，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92级学生。1994年11月24日起，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发生肚子疼、吃不下饭，以及头发脱落、入院未愈等现象。1995年3月26日，朱令再次病重被送入协和医院，昏迷长达5个月，出现中枢性呼吸衰竭等情况。当时因互联网还未普及，朱令多名同学将这种不明的病症翻译成英文，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出求救电子邮件，最终锁定了是铊中毒，但因错过最佳救治时间，毒素已对朱令的大脑和神经系统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从1994年中毒开始，朱令的智力、视觉、机体和语言功能没有得到恢复，生活始终由年迈的父母照料。2023年11月24日，朱令在病床上迎来50岁生日的前夕，脑瘤发作，颅压过高，瞳孔放大，高烧至39℃，陷入重度昏迷。在朱令生日当天，其父亲曾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这个案件已经放下了，这个结果已经很好了，当年的案件已经查得很清楚了。”同年12月22日，朱令在北京去世，年仅50岁。朱令于2023年12月22日在北京去世，图为朱令旧照关于该案，此前在1995年5月7日，北京警方曾对朱令被投毒一案正式刑事立案，直至1998年8月25日决定“结办此案”。网络流传的相关文件显示，侦查机关结办此案的原因是“直接证据不足，继续侦查难度大”。实际上，朱令当时的室友孙某被认为有重大嫌疑，警方也曾锁定凶手就在朱令的“身边”，但仍无法侦破案件。2013年，复旦大学投毒案告破，再度引发了公众对此案的关注。界面新闻此前报道，北京市公安局“平安北京”微博曾对“朱令案”作出回应，称因从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了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此案最终无法侦破。李春光律师曾表示，严格意义上，北京警方所用的“结办案件”一词并非“法言法语”，对于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要么“侦查终结”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要么“撤销案件”。能够理解的是，从字面意义看，“结办此案”意思就是“此案办理终结”，即“朱令案”从刑事诉讼程序角度已经被侦查机关划上句号。李春光指出，侦查机关于1995年对朱令案刑事立案，标志着朱令案经审查后正式进入刑事侦查程序。刑事立案实际上也确认了朱令所遭受的人身损害系他人犯罪行为导致，即：存在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当时适用的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但是，2013年北京警方曾通报称，从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李春光表示，根据该通报可以确定，就朱令案，侦查机关没有锁定或者抓获犯罪嫌疑人——这意味着朱令案并未达到可以移送审查起诉的标准，侦查机关显然也就不能以“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的方式“结办此案”。同时，他认为，公安机关既已认定朱令案属于刑事案件，在没有明确本案没有犯罪事实、不能确定本案也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能确认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等情况下，也不能成为侦查机关以“撤案”方式“结办”此案的法定理由。延伸阅读朱令案嫌疑人孙某近况披露 超4万人请愿把她驱逐出澳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去世后，案件再度受到关注。日前，澳大利亚有媒体披露了曾与清华大学“铊中毒”案当事人朱令同宿舍的孙某的近况。报道称，孙某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州的一个小镇上，她和丈夫在当地拥有多处房产。1月22日，南都记者注意到，截至目前已有超过4万人在全球最大在线请愿平台上签署请愿书，希望澳大利亚政府能够将孙某驱逐出境。投毒案调查无果南都此前报道，朱令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92级学生，1994年末开始她突发怪病，1995年4月被确诊为剧毒物铊中毒。随后，各方确信朱令是被人投毒，警方曾立案调查，但至今无果。图为朱令早前的照片与朱令同宿舍的女生孙某，当时被认为是唯一能够合法取得铊盐并接近朱令的人。北京警方曾对孙某展开调查，但由于铊中毒测试报告出得太晚，相关场所无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了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2006年，孙某发表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投毒，并称自己并非唯一能接触到铊盐的学生。2013年南都记者曾连续报道此事，帮助救助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诚透露，有一名黑客曾入侵孙某和其他同学的邮箱，获得孙某指导几名同学支持她澄清嫌疑声明的“发帖指南”等资料。南都记者曾采访到该黑客。他称，“我希望推动调查重启，只要努力了，就会有希望”。2023年12月22日，因为铊中毒全身瘫痪、脑神经受损，由年迈的父母照料长期照料的朱令离世。她的离世再度引发公众对“铊中毒”案的关注。朱令案后续引澳洲媒体关注1月18日，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澳大利亚人报》发布了一篇题为《深陷中国投毒案件的投资人在澳洲海滨小镇》的报道，披露曾与朱令同宿舍的孙某的近况。据报道，孙某和丈夫目前生活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旅游城市史蒂芬斯港，她和丈夫在当地拥有多处房产。《澳大利亚人报》记者利亚姆·门德斯也公开了孙某和丈夫的多张近照。1月22日，南都记者注意到，去年12月26日一位署名为“为了正义”（For Justice）的网友在全球最大的在线请愿平台Change.org上发起请愿，要求澳大利亚政府调查孙某在获得澳大利亚签证、居留权时是否提供了虚假信息，并要求将孙某驱逐出境。请愿书列出的呈送人有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澳大利亚移民部长贾尔斯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请愿希望三位官员能对此事做出回应。截至22日，这份请愿书已有超过4万人连署，请愿还呼吁孙某应回到中国接受调查。南都记者连续数周多次就上述事件致电并致信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和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截至目前未有确切回应。此外，南都记者还注意到孙某并非首次被大众请愿驱逐，早在2013年，就有人在美国白宫网站发起电子请愿书，要求美国政府调查当时在美居住的孙某，并将她遣送出境回中国接受调查，当时有超过10万人签署了这份请愿书。朱令案嫌疑人孙维疑改名后住在澳大利亚 过着休闲生活1994年怀疑被人蓄意投毒的清华大学校友朱令去年底去世，澳洲媒体披露了被认为可能与本案有关的朱令原室友孙维的近况。《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星期五（1月19日）发布了一篇题为“Investor linked to China poisoning discovered in NSW coastal town”的整版文章，称澳洲海滨小镇上的一位房地产投资者，被指控是三十年来令中国数百万人深感震惊的神秘致命中毒事件的核心人物，并在头版导读。《澳大利亚人报》头版导读报道孙维文章披露，孙维已改名为孙释颜，不过当地人更熟知她的英文名Jasmine Sun，现生活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旅游城市史蒂芬斯港（Port Stephens），除了投资房产交易获利，还开了一家民宿。【朱令案回顾】朱令是清华1992年级化学系学生，1994年11月因铊中毒，身体出现异常。经诊断，朱令曾两次铊中毒，第二次中毒后，体内的铊含量远远超过致死量，导致她脑神经受损，全身瘫痪，智力退化至7岁，往后近30年的生活都由年迈的父母照料。因怀疑朱令遭人蓄意投毒，清华大学1995年5月向公安局报案。与朱令同宿舍的孙维被认为是当时唯一能合法取得铊盐并接近朱令的人，曾被警方列入调查对象。但铊中毒测试报告出得太晚，朱令宿舍物品被破坏，证据缺失，导致调查陷入僵局。孙维此前表示自己已被洗脱嫌疑，对投毒事件一无所知，也并未参与。【孙维现状】据报道，孙释颜和丈夫谢飞宇在史蒂芬斯港小镇建立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房产投资组合。孙维以211万美元的价格购得奎克斯山（Quakers Hill）的三处房产，于2021年出售，获利147万美元。这成为了证明孙维在澳大利亚生活的首要证据。2015年，她在新南威尔士州中北海岸的Booral又购得一个大型农场，最终于2017年在尼尔森湾（Nelson Bay）定居。孙维和丈夫谢飞宇共同拥有五处房产现在，这对夫妇共同拥有五处房产，包括一处度假民宿和另一处新装修的待售房产。在民宿介绍中，他们表示喜欢在斯蒂芬斯港（Port Stephens）地区的海滩游泳、划皮艇和休闲游玩，也享受骑自行车去鱼市场购买新鲜牡蛎，同时在码头上欣赏鹈鹕。孙维拒绝了《澳大利亚人》数次采访请求，她的丈夫谢先生表示，"我们真是太倒霉了，但我们还没准备好对此事发表任何意见。”谢先生还表示，他妻子的详细资料，包括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商业和财产记录，已经被试图解决朱令中毒事件的中国业余侦探在网上曝光。他们将矛头指向与孙维有私人和商业往来的个人，敦促他们不要与孙维交往，试图迫使她返回中国。"我想保护她，正如你可以想得到的，这不是一件好事。（当得知朱令家人有很多疑问时）当然，那你们就去写他们说的故事好了。"他补充说，“我们得保护我们自己。”【朱令之死再次引发关注】澳大利亚的退休病理学家泰德-麦克阿瑟博士（Ted Macarthur）曾出具法医证明，敦促对朱令进行检测，以确定是否含有剧毒铊，这是一种用于昆虫毒药和灭鼠药的重金属。该医生已于2010年去世。朱令案曾在2013年再次引发关注，当时孙维被发现在美国生活，超过15万人在白宫请愿书上签名，敦促奥巴马政府在孙维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后对其进行调查并将其驱逐出境。数百万人在中国和西方社交媒体上就此事展开讨论。但是案子至今未破。2023年12月22日，朱令因脑瘤发作去世，年仅50岁，据信这是铊中毒的后遗症。清华大学在官方微博称“我们对朱令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朱令的家人致以诚挚慰问。愿朱令此去有琴声相伴、一路走好。”她的父母现已80多岁，要求对30年前在清华大学发生的事件寻求一个答案。此案再次引发国内外关注。朱令父母通过“帮助朱令基金会”的代表告诉《澳大利亚人报》，他们将会怀念女儿的笑声、乐观和对生的渴望。他们说正义或许不会到来，但他们希望全世界都知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朱令都没有合上她的双眼。"真相永远胜于一切......不要给朱令的家人、同学、所有受到朱令生活影响的人，包括你自己的家人，带来更多的痛苦。”该基金会代表表示，"我们希望她能回到中国。"唐女士是一名中英文口译员和教师，她是"正义之声"志愿者团队的成员，团队也一直致力于推动将孙维驱逐出境。"我们要明确指出，澳大利亚不是那些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人的避风港。“唐女士告诉《澳大利亚人报》，"朱令案（据称）的凶手享受着看似无忧无虑的生活，包括生日聚会和买卖房产，而朱令本人则在年迈父母的悉心照料下，与中毒后遗症——失声、危及生命的感染和器官衰退——作斗争。"虽然朱令的认知能力与儿童无异，但她的头发却见证了那些邪恶的罪行。"目前，已有37000多人签署请愿书，要求将孙维遣返回中国，接受有关朱令中毒事件的质询。请愿书的提交对象包括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移民部长安德鲁·吉尔斯 (Andrew Giles)和外交部长黄英贤 (Penny Wong)。

原创 齐倩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 齐倩当地时间15日下午，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再次遭遇暗杀未遂。随着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调查深入，更多案件细节曝光：嫌疑人瑞安·韦斯利·劳斯曾在2016年大选中给特朗普投票，后转向反对特朗普；他在俄乌冲突后“狂热”支持乌克兰，曾为乌克兰募兵；在被特勤局人员发现前，他在于美国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待了近12小时。两个月内两次险遭暗杀，在美国11月大选临近之际，特朗普的安全问题，再次成为两党的竞选工具。特朗普攻击民主党人将他视作“民主威胁”，“煽动”了针对他的暗杀企图。嫌疑人是乌克兰的“狂热支持者”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NPR新闻网等媒体报道，事发当时，特朗普正在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打球。一名特勤局特工注意到一根步枪枪管从五号洞和六号洞之间的围栏中伸出。棕榈滩县警长里克·布拉德肖表示，当时枪手距离特朗普不到500码（457.2米）；特工向枪手开枪，枪手没有开枪回击，而是迅速驾车逃离现场。随后，执法人员拦下车辆并拘留了枪手。枪手并未向特朗普开枪，据他所称，由于距离过远，他并没有看到特朗普。根据16日公布的起诉文件，嫌疑人劳斯可能在被发现前，在俱乐部附近待了近12个小时。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检察官马肯齐·拉波因特表示，执法人员在该区域发现了一台数码相机、一个背包、一支装有瞄准镜的SKS式步枪（枪上的序列号已被抹去），以及一个装有食物的黑色塑料袋。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承诺将利用“一切可用资源”调查这起明显的暗杀未遂事件。FBI正与目击者、嫌疑人亲属交谈，并搜查其车辆、手机等设备，进一步了解嫌疑人的背景以及他是否单独行动。嫌疑人劳斯是乌克兰支持者 美媒NPR报道称，根据公开记录、社交媒体贴文和以往的采访内容，现年58岁的劳斯曾是特朗普直言不讳的支持者，后来成为特朗普的批评者。自2019年以来，他向民主党进行了19笔、共计140美元的小额捐款，今年3月在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初选期间投票。劳斯在俄乌冲突中“狂热地”支持乌克兰，甚至前往前线希望参加战斗，但因年龄过大和缺乏军事经验而未能得偿所愿，此后开始利用社交媒体为乌克兰募兵。他曾在2022年在社交媒体X平台写道：“我愿意飞到克拉科夫，去乌克兰边境当志愿者，战斗到死……我能成为榜样吗？我们一定能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划清界限，16日谴责针对特朗普的暗杀未遂，表示“政治暴力在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同日回应称，这表明“玩火”是会产生后果的。目前，嫌疑人劳斯被指控两项罪名，包括在重罪犯期间持有枪支和持有序列号被抹去的枪支，预计未来还会其他指控。记录显示，劳斯在北卡罗来纳州有着大量犯罪记录，包括被指控犯有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重罪、拒捕、携带隐蔽武器和身份证欺诈等。当地时间16日上午，劳斯首次出庭。他将继续被关押，直至9月30日接受提审。在听证会上，法官告诉劳斯，他有资格获得联邦公设辩护人，因为“几乎没有资产”。劳斯则说，他没有资金、存款，同时报告说每周收入3000美元，但没有说明收入来源。警方公布的劳斯被捕现场图片 美媒特朗普控诉民主党人“煽动”暗杀特朗普两个月内两次险遭暗杀，令美国特勤局的安保工作再次遭受质疑，同时导致特朗普的安全问题再次成为两党竞选工具。共和党人开始攻击民主党“煽动”针对特朗普的暗杀企图。“我认为可以说这是一个失败，这无可否认，”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前代理局长约翰·桑德韦格表示，嫌疑人被发现前在俱乐部附近待了近12小时，这一细节“令人不安”。他解释说，每次被保护者出行，特工们都需要事先检查现场。最新时间表明，特勤局可能需要制定更好的计划来提升工作能力。美国总统拜登，以及特朗普本人都对特勤局工作人员表示赞赏。特朗普在自创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称：“这份工作绝对出色。我为自己是一名美国人而感到自豪！”不过，特朗普随后将自己再次遭遇暗杀一事，归咎于拜登、哈里斯等民主党人。他16日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称，枪手“相信了拜登和哈里斯的极具煽动性的言论，并据此采取了行动”。“他们的言论让我遭到枪击，我是拯救这个国家的人，他们才是从内到外摧毁国家的人。”特朗普指责民主党人视他为“民主威胁”，“他们通过言论和诉讼来陷害我，枪手和像他这样的危险傻瓜听到心里去了”。随后，特朗普的一些盟友迅速作出了回应。美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埃利斯·斯特凡尼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人“必须在11月团结在特朗普身后，保护我们国家，让世界恢复和平。”特朗普副手、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也表示，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巨大区别”在于，过去几个月“没有人试图杀死哈里斯”，而现在有两个人试图杀死特朗普。他认为，这恰恰证明，民主党人需要在竞选期间“降低言论调门”，“你们必须停止这种行为，否则会伤害到别人”。据白宫发言人称，拜登16日下午与特朗普进行“亲切的交谈”：拜登对特朗普的安全表示欣慰，而特朗普也对拜登来电表示感谢。特朗普在向CNN提供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通话。”彭博社认为，特朗普将此事归咎于民主党，是为了争取政治利益，并迅速转移全美对于上周辩论的注意力。9月10日，特朗普与哈里斯举行首次辩论。多数美媒认为，哈里斯在辩论中占据上风。此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在7月首次遭遇暗杀后，特朗普的优势略有提升。“再次遭遇谋杀后，我的决心更加坚定了！”15日晚，特朗普在给支持者的短信中如此写道。

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涉嫌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杨克宁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杨克宁，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杨克宁利用担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协主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州长，四川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杨克宁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公开资料显示，杨克宁，男，藏族，1962年1月生，四川小金人，198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8月参加工作。长期在四川省任职的杨克宁，曾任阿坝州委副秘书长、州委州政府政研室主任，壤塘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阿坝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阿坝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州政协主席，阿坝州委副书记、州长等职。2021年2月，他升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23年1月，四川省政协换届，他不再担任该职务。去年11月16日，杨克宁被查。今年5月23日，杨克宁“被双开”。通报显示，经查，杨克宁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懒政怠政，主动“躺平”，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为其子操办婚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活动；违反组织原则，违规为他人职务调整和晋升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其子经商办企业谋利，搞权色交易；家风不正，道德败坏；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值得注意的是，杨克宁是首个被指主动“躺平”的“老虎”。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作家身份。杨克宁笔名宁克多杰，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篇小说集《宁克多杰小说集》，小说、散文、诗歌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四川文学》《西藏文学》《青年作家》《草地》《四川日报》等。据媒体公开，杨克宁的作品除了部分诗歌散文之外，相当一部分是官场小说，去年10月出版的《民族文学》第十期还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惠风和畅》。在关于这篇小说的访谈中，杨克宁表示，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会遇上诱惑与贪婪，有的人大步迈过，有的人却踏入深渊，这是我们时刻要面对的复杂局面和严峻考验。“上官汇”注意到，杨克宁担任阿坝州州长期间，阿坝州曾发生“清水衙门”贪腐案。2020年，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发文《一人牵出“一窝鼠”——四川省阿坝州多县就业局局长贪腐问题透视》专门报道了这起“清水衙门”中的腐败窝案。全州13县（市）就业系统共有49名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15人被移送司法机关，涉案资金1200余万元。在杨克宁落马之前，已有一些下属被查。杨克宁被查前10天，2023年11月6日，阿坝州马尔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倪勇被查。同年10月，阿坝州生态环境局原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谭波，阿坝州壤塘县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侯治刚被“双开”；阿坝州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局长巴黎被查。而曾与他共事过的崔保华也已落马。2024年8月27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四川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保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崔保华曾于2017年至2022年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延伸阅读正部级"大老虎"受贿超8亿受审 多名他重用的下属被查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孙志刚2020年底离开主政5年的贵州，赴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卸任。卸任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官宣被查。孙志刚被控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跨越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个任职地域，累计受贿8.13亿余元。在他被立案审查的当月，仍敛财不止。孙志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就在昨天， 孙志刚的下属，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被判死缓。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 据央视新闻贪腐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担任过十年正部级据公开履历显示，孙志刚，1954年5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9月入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孙志刚仕途从湖北武汉起步，在湖北升至副部级，此后四次跨省履新，其中两次在京任职，仕途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在他38年的仕途上，担任过11年副部级职务和10年的正部级职务。孙志刚早年在家乡河南荥阳当过两年知青，后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4年，后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孙志刚告别了12年的高校生活，出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踏入仕途，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宜昌市委书记等职。2002年6月，孙志刚跻身湖北省委常委，8月任职省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这是孙志刚仕途上重要节点。今日法庭上，检方指控，孙志刚当上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开始了受贿行为，自此敛财不止，再也没有踩下刹车，直到仕途尽头。孙志刚在湖北任职4年多。2006年9月，孙志刚跨省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入皖次月即担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在安徽工作了4年多。2010年12月，孙志刚再次跨省履新，赴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3月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明确为正部级，并兼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2015年10月，孙志刚第三次跨省履新，由北京“空降”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月当选贵州省省长，2017年7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至2020年11月卸任，主政贵州长达5年。2020年12月，66岁的孙志刚返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2023年3月卸任。退休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69岁的孙志刚官宣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志刚是2023年中纪委打掉的三个正部级“老虎”之一，另两人是任上被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与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今年2月5日，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据央视新闻21年累计受贿8.13亿元，卸任后仍在受贿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孙志刚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23年3月之后，孙志刚已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公职的情况下，仍存在受贿行为，敛财直至8月被查时为止。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志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志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多名他提拔重用的下属被查，贵州：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孙志刚主政贵州的5年间（2015年10月—2020年11月），先后作为省政府、省委的“一把手”，其带头违纪违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通报称他“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委指出，孙志刚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多名在孙志刚任内获得提拔重用的下属，已陆续落马。2022年1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在任上落马，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建琨曾先后在贵州两大地级市安顺、毕节任市委书记。今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建琨案，以受贿罪判处周建琨无期徒刑，他被查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昨日（8月13日），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李再勇和周建琨均是在孙志刚主政贵州期间，从地级市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副省级岗位上的。此外，曾先后任职贵阳市长的陈晏、马宁宇，分别于今年3月25日和8月6日被查。除了这些“大老虎”，贵州还有多名厅官在孙志刚落马后一一被查。肃清孙志刚流毒成为贵州省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5月20日，贵州省开展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把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作为党纪学习教育重要任务，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抓整改，紧盯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一项一项整改到位，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日消息，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涉嫌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杨克宁利用担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协主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州长，四川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杨克宁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杨克宁出生于1962年1月，四川省小金县人，长期在阿坝州工作，曾任阿坝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法委书记等职，2011年12月任阿坝州政协主席，2015年2月任阿坝州州长。2021年2月，他升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23年1月，四川省政协换届，他不再担任该职务。杨克宁热衷文学创作，笔名为宁克多杰，早在1980年就开始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他的作品除了诗歌散文之外，还包括多篇官场小说。值得一提的是，在其落马被查的前一个月，杨克宁还在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讲述基层工作的长篇小说《惠风和畅》。在关于这篇小说的访谈中，他表示，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会遇上诱惑与贪婪，有的人大步迈过，有的人却踏入深渊，这是我们时刻要面对的复杂局面和严峻考验。一语成谶，杨克宁自己就没有抵制住诱惑与贪婪，踏入了深渊。2023年11月，他官宣被查，2024年5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杨克宁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懒政怠政，主动“躺平”，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为其子操办婚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活动；违反组织原则，违规为他人职务调整和晋升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其子经商办企业谋利，搞权色交易；家风不正，道德败坏；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值得注意的是，检方指控杨克宁的罪名除受贿罪外，还包括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延伸阅读贪官20多年收钱只收现金 自称是当地"最讲规矩的干部"“你们搞错了，永川区的人都晓得我是最讲规矩的干部，我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情。”2023年7月，蒋勇被留置后首次谈话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语。此刻的蒋勇故技重施，百般抵赖，妄图蒙混过关。然而，这位自称“永川最讲规矩的干部”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9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以山水谋私终将“山穷水尽”》一文，剖析了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严重违纪违法案。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蒋勇，男，1962年10月出生，1984年11月参加工作，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重庆市永川县财政局干部，永川市（县级市）永荣镇党委书记，永川市水利农机局党组书记、局长，重庆市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级调研员，于2022年9月退休。报道称，蒋勇出生在永川县，家乡红炉镇矿山遍地。在他24年的“一把手”工作经历中，8年为水务局局长，8年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3年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1984年，高中毕业的蒋勇被录用为重庆市原永川县财政局干部，两年后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组织的培养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工作关系，蒋勇逐渐结识了不少“煤老板”。老板们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内心失衡侵蚀着蒋勇。在接下来的6年里，蒋勇尝试着为煤矿企业销售煤炭，赚取了总计40余万元，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让他尝到了“甜头”，滋生出“一切皆可买卖”的念头。图为蒋勇早前照片1999年，蒋勇升任永荣镇党委书记后，他认为“名利双收”得益于自己的“运作”。在他第一次带队去煤矿检查工作时，煤矿老板为表达“心意”，送上了3000元的“辛苦费”，这相当于他当时几个月的工资。面对金钱的诱惑，蒋勇以“红包礼金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一歪理来安慰自己，将这笔“辛苦费”揣进了口袋。报道指出，随着岗位变换、职务提升、权力变大，蒋勇开始握不住“权”、藏不住“欲”，堕落速度逐渐加快。2003年，蒋勇任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当时永川正值水利工程大建设、搞示范的时期。由于水利工程工期短、利润高，主动登门拜访的商人老板越来越多，蒋勇沉迷在商人老板的恭维和“围猎”中，靠着手中水利工程，小到几万元，大到几百万元，五花八门的“协调费”“点子费”“利润分红”统统来者不拒，插手2亿余元的水利工程项目，共收受贿赂2000余万元。2011年，到了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任职后，蒋勇动起了利用土地资源谋利的“歪心思”。在那个房地产迅猛发展的时期，矿产资源的行情水涨船高，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商人老板处心积虑“搭上”蒋勇，以求得关照。就这样，蒋勇利用手中的职权，轻审批、疏监管，为商人老板们拿矿权、划资源。身居重要岗位20多年，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个人和单位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非法收受钱款及股权，违纪违法金额共计5600余万元。2022年8月，蒋勇被群众举报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以及将单位食堂交由亲属经营等问题，在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对其函询时，他千方百计提供虚假情况、逃避组织审查。他担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改任非领导职务前一个月，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儿子的公司“批项目”，甚至在退休后，依然还在给原来的下属发号令、督进度。报道提到，为了让自己的银行账户流水“清白”，20多年来，蒋勇收钱只收现金，从来不经过银行。因其家中存放现金已逾千万元，为防止暴露，蒋勇陆续将钱交由做生意的同学保管。考虑到自己儿子的公司业务量大、资金量多，他还先后将受贿资金交由儿子使用，自认为处理方式比较隐蔽，不容易被组织发现，可以等退休后再慢慢享受。蒋勇曾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 资料图收受大量不义之财的蒋勇，看到持续加大的反腐败力度，长期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惶不安中，甚至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为求心安，每逢佛教节日，蒋勇便携家人到附近寺庙“烧头香”，祈求顺利“过关”，得知相关涉案人员被纪检监察机关调查，蒋勇甚至以假退款、串口供等方式，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2022年下半年，蒋勇终于等来了退休的日子，认为组织不会再调查他了，最多就是去谈谈话，他甚至还精心准备了谈话提纲。2023年7月，蒋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永川区监委监察调查。2024年2月，蒋勇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其“双开”通报指出，蒋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组织观念淡薄，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治家不严，家风不正，对亲属失管失教；毫无纪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2024年6月，蒋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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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写/薛瑞艺 黄琪 王子伊 肖汉华编辑/杨宝璐学生参加研学活动7月初的一个中午，刘桦坐地铁途径五道口站时，一群戴着小红帽、身穿蓝色马甲的孩子在两位成年人的吆喝下挤进了车厢。这一行有近20人，领头的是一位手持小旗的中年女子，队尾还缀着个年轻女孩，不少孩子热得满头大汗，干脆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席地而坐。刘桦凑过去一打听才得知，这又是一个来北京的研学团，刚刚“打卡”了清华大学，接下来要去奥体中心看鸟巢和水立方。来京两年，刘桦还没进过清华校园，好奇地追问校园内的情况。年轻女孩这才坦言：“我们没进去，就在门口拍了几张照片。”收费贵、溢价高、质量差……乱象频出的研学游背后，是研学机构为了“降本”增利各出奇招。在无门槛限制、无标准考核的情况下，许多研学课程被制作成了给家长的汇报演出。一位从业多年的机构负责人称，本来，研学游安排得怎么样、课程设计得好不好，孩子的感受才是核心，可“至少现在，孩子们的研学体验，依然取决于‘成年人的良心’。”“特色体验”项目张雪峰可能怎么都想不到，多年前他曾在演讲中说的，体验真正的北京就要去“早上五点天通苑北的第一班地铁”，如今真的成为了北京游学的一个“项目”。这绝非孩子们特意“没苦硬吃”。旅游旺季，有时旅游大巴车不好停车或交通堵塞，一些导游干脆选择带团乘坐公共交通往返景点——这在一些廉价的研学团里，被包装成了“特色体验”的项目。一位前研学导游向深一度介绍，如乘坐北京西郊线，就会被包装成打卡“最美西郊线”景点项目，“花很长时间在排队、坐地铁、到站拍照上。”北京地铁一号线也可以说成“中国首条地铁线路”——这是体验历史项目。据他介绍，市面上正规的地铁体验研学，需要和地铁、电车公司合作，能实地参观驾驶室、体验安检岗位、学习地铁调度规则等。“但如果只列为研学中的一个体验小项目，报这些团的家长不懂，也不会细问。”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团不仅“攻占”了公共交通线路， 也让博物馆和高校成了黄牛高价倒卖预约名额的重灾区，由于票价被搅乱，游学团临时改变收费标准也是常事。有家长告诉深一度，早在今年6月，她就为三年级的儿子报名了暑期研学夏令营，7月开营前却被机构告知要加收500元。负责人告诉她，加价的原因是几个原定的景点预约爆满，机构也需要从黄牛手中高价收票。清华、北大校园是北京研学团必打卡的景点。在清华，每日预约报备上限为3000人。每位师生报备单日上限5人次，单月上限15人次。有同学在清华树洞里吐槽：“黄牛把学生的预约通道给抢完了，家长想来学校都预约不上。”深一度记者通过闲鱼平台了解到，有不少写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线辅导”的帖子，注明“在校学生”，不接“二道贩子”，实则是在售卖预约名额。询问价格后，卖主告诉记者，代约入校的价格在每人180-200元不等。7月24日，北京大学官微发布了《校友预约入校违规情况通报》，引发全网热议。一支名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课”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通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共139个入校名额，每名学员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王红薇参加研学时吃的盒饭货不对板不少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反映，给孩子报名的研学团以暑期游客多、难以协调等原因临时降低了食宿配置，实际体验与宣传“货不对板”。暑假期间，深圳的郑秋为自己和女儿精挑细选了10-12人的新疆精品研学小团，8天7晚8599元还不包括来回机票和餐食。一趟行程下来，两人总共花费3万多，体验感却让郑秋大失所望。出发前，郑秋就发现团里比原定多了3位成员，经过协商，工作人员承诺给予郑秋800元的赔偿和额外的无人机拍摄服务。晚上入住酒店时，郑秋和女儿所住的房间有明显的刺鼻气味，像是刚装修过，女儿的鼻炎还因此复发。后来换到一间味道稍淡的房间，他们依然不得不开着窗睡觉。报团前，该研学项目声称会给孩子科普新疆S21沙漠公路、克拉玛依采石油等地理知识，但在旅行中，郑秋和女儿一路上都没听到过讲解。到了五彩滩展览馆，带队老师甚至让他们自行进馆参观，自己则在馆外等待。直到一次闲聊时，郑秋才无意中得知，自己想象中“研学团”配备的专业老师，其实是当地旅行社派来的外包导游。此次新疆研学结束后，产品经理承诺的无人机拍摄始终没有兑现，连800元的赔偿也是郑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维权帖子后才收到。“如果是这样，我直接报旅行社就行了，比他们还便宜一半。”从新疆回来后，郑秋当即决定，取消原本已经报名的江苏研学团。初二学生王红薇原以为学校统一组织的年级研学更有保障，没想到刚出发，她就忍不住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吐槽。6月中旬期末考前，王红薇的班主任就宣传了这次苏大研学游。当时她向班里同学介绍，此次研学活动由专业研学机构承办，会带他们提前感受大学生活。班主任将报名表格共享在班群里后，家长、学生和老师都能看到谁在填写。王红薇和妈妈观望一阵后，发现班上同学几乎都报名了，于是也赶紧报了名。王红薇的学校将班级按成绩划分为三个层次，普通班、南通班和实验班。老师建议南通班和实验班所有学生都去，普通班学生自愿前往。说是“建议”，但王红薇发现，自己班里只有两位同学没去，还被班主任私下谈话。12天11晚的苏州大学之行，收费3600元，老师要求学生带着课本和练习册。“说是研学，不如说是换一个地方上课。”在苏州大学，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半，王红薇几乎全天都在上课，听自己的任课老师讲课堂知识。上课中穿插了4次两小时的讲座，由苏大教授分享苏州园林、历史、心理等常见的话题，讲座耽误的课时却还要在晚自习补齐。学生的一日三餐是盒饭。下晚自习后，老师才会将手机短暂发还给学生，学生得赶紧回寝室用手机扫码洗澡，9点50分又要统一上交手机。12天里，唯一一次的出游是某天下午游览苏州博物馆和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当天行程安排非常紧张，也没有配备导游讲解，想要听讲解的学生需自费租讲解器。王红薇和同学们在这两处景点走了个过场，最后以一张班级合影结束了游览活动。在苏大阳澄湖校区里的12天，她和同学只熟悉从教室到寝室这条路，“其他地方都没时间去。”省下来的钱学员参团体验差，很多时候是研学机构压缩成本的结果。一位资深的游学项目开发人向深一度介绍，目前研学由两类项目组成。第一类是狭义上的研学，属于教育产品的范畴。这种研学的消费者是学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参加。根据各地教育局的要求，此类活动本身就有价格上限。承接项目的研学机构想要盈利，降本是必然的选择。今年3月份，孙莹莹入职西安一家资质不错的研学公司，公司主营业务就是承接学校的研学活动。 孙莹莹透露，各地教育局对于研学收费都有一定限制。以西安市内不含餐食的一日游为例，收费标准不能超过200元，因此公司给学校的报价大都在190元上下。但实际执行时，为了盈利，每个学生研学活动的成本会被公司一再压缩，“绝对不超80元”。确定研学项目时，研学公司首先会与景区协商团购价，每位学生的收费可谈到50元以下，有些还会附赠体验项目。绘画等手工项目最常见，景区会提供场地和指导老师，但彩笔、纸张等耗材需要研学机构自备。入职一个月后，孙莹莹作为随队老师第一次跟团，拿到公司准备好的彩笔现场分发时才发现，这些笔看不到生产厂家和日期，打开后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味道，每个学生只能分到一根。原本的“扇子彩绘”项目变成了单色作画，学生们提不起兴趣，项目最终草草结束。但这些实则成本极低的项目，却会成为公司提高报价、向学校和家长宣传的筹码。另一大部分可缩减的支出在人力上。机构会为每个班级配备一名辅导员，这些辅导员并非机构员工，而是来自长期合作的外包机构。在孙莹莹眼里，他们的素质参差不齐。一次去兵马俑的研学活动上，她曾向直属领导反馈过部分辅导员态度差、有粗俗用语的情况，领导却劝她体谅。“可能领导心里知道，他雇人付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的质量。”报价清单中，机构会向每个学生收取15到20元的讲解费，但实际配备多少讲解员要看校方。今年5月，孙莹莹带着一个年级的研学队伍前往西安市周边景区，这所学校对于研学的要求相对严格，强调要为每个班级都配备一名讲解员。到了景点，孙莹莹却发现这些导游讲解时举着手机，对照百度百科念词，遇到学生提问就假装没听见。对于这样的情况，比孙莹莹入职久的同事觉得理所当然：“不到200块一个人，还想要什么体验呢？”第二类是市面上常见的假期研学营、精品研学小团，属于旅游产品。更准确地来说，应当称之为“游学”，或“研学游”。网传研学游的毛利率高达50%，但一年前，从一家研学机构离职后，马嘉禾自己开办了一家研学工作室，才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研学游虽然毛利率高，但和普通旅游一样，渠道商拿走了利润的大头。在不刻意压低成本、违规操作的情况下，他作为执行方，最多能拿到百分之十几。与普通跟团游相比，研学游还有天然的缺陷——它的直接服务对象大都是未成年人，几乎没有消费能力。马嘉禾告诉深一度，由成人组成的旅游团可以推许多自费项目，如进店消费、骑马拍照等。但研学团却没有这样的消费能力。没有了隐形收费的空间，不少研学游团队也会选择通过压低成本来提高利润。在旅游行业深耕9年，王禹如今经营着一家从旅行社转型的研学机构。他给深一度算了笔账：研学游想要压低成本，吃、住、带队老师工资都是可砍的大头，“研学机构愿意投入多少成本，很多时候全凭良心。”以北京五日游、20人的研学团为例，往返交通、景区门票成本的可操作空间不大。在住宿上，如果住在离天安门仅15分钟车程的大成路，选择体验更好的四钻酒店，旺季一晚人均就要600元。想要压低成本的研学团则会选择住在良乡等地，旺季一晚只需200元，如果再克扣些，住在河北等地的营地里，成本可以压到更低。而在饮食方面，50元的餐标缩减到30元也能吃饱，一日三餐至少省下近50元。砍完吃住两部分，第三就轮到师生比例。一名生活老师跟团5天，算上交通食宿和劳务费，成本至少要4000元。负责任的研学团一般每6到8名学生就会配备一位老师，但为了降低成本，不少研学团甚至每20个孩子才配备一位老师。这样压低成本之后，一个20人的北京五日研学团，机构起码可以多赚上万元。随之而来的自然是研学体验的下降。住宿地点偏僻意味着交通不便，要花更多时间在路上奔波。想去天安门看升旗，住在良乡要比住在大成路早起一个半小时，孩子们早餐只能用鸡蛋牛奶垫肚子；带队老师少了，管理难度增加，就要压缩孩子们自由参观和游览的时间。原本去故宫参观3小时，实际上只参观了1小时。“剩下的两个小时干嘛？就是不停地点人数、整队。”对于研学游产品而言，真正决定产品盈利上限的是研学项目和讲师水平的专业度。课程想要卖出高价，研学机构会在研学项目和师资力量上做文章。低端研学团进入故宫后，会蹭免费讲解或者只拍照打卡、走马观花，但精品团会提前报名故宫的官方课，单这一项，每人就要增收500到800元的课程费。王禹曾组织过北京到成都的暑期大熊猫夏令营，如果只是让团员“看一眼”，基地30元的门票就是这一项目的成本。但想要近距离接触体验，得花800元购买每天只开放200个的国际义工志愿者名额。如果能请到一位有专业背景的老师做主讲，如相关学科博士毕业、有讲解证书、在学校、博物馆等地挂职，一天2000元的课时费是保底，研学活动的收费也可以跟着水涨船高。但有一部分研学机构，会在宣传中提到“金牌讲师”这样模糊的字眼，其实请来的讲师不过是资历不满三年、甚至刚拿到导游证的导游，一天只要200到500元不等。孙莹莹在研学机构时带学生参加研学活动究竟谁是主角？第一次带研学，孙莹莹把学生们带到景区门口，负责对接的学校老师却迟迟没到。没有学校老师提供的签字盖章，他们无法带队进入景区，整个年级的孩子在太阳下暴晒。孙莹莹有些着急，连着给对接老师打了几个电话催促。事后，领导反而打来电话把她训了一顿。“你要知道我们伺候的是老师，不是学生。宁愿让学生等半小时，不要让老师不开心。”这句话孙莹莹到现在都记得，她觉得荒唐极了。为了让老师们满意，机构会给学校的随队老师准备礼物并提供单独的餐食。当学生席地而坐，吃着自己带的面包和水果时，学校的随队老师基本上都会被请去吃桌餐。带过这么多学校的研学活动，孙莹莹只遇到过一个学校的老师们主动要求和学生一起用餐。有些老师还会提出想看景区的付费演出，公司也会立即差人协调、满足要求。对于研学公司而言，这些“人情”开销都是成本的一部分，用在打点关系上的多了，花在学生身上的就会相应减少。完成一次研学后，老师和校领导的满意度决定了能否继续合作，相比之下，学生的体验并不重要。带研学团，孙莹莹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拍摄照片和视频，制作宣传推送。有一次研学项目执行得非常潦草，孙莹莹原本担心家长和学校不满，但负责老师对孙莹莹说，学校对这次研学十分满意。“因为照片是完美的，视频是好看的，现场执行的一些细节就无关紧要了。“由于研学游的教育学习效果很难量化，越来越多的项目也会选择把原本花在请好老师、好讲解上的钱，挪去请摄影师或者运营外包，在旅途中为孩子们拍摄精美的照片视频，制作vlog、美篇和电子相册。据王禹透露，这两年研学游市场的头部机构，即年营收在一个亿以上公司，许多都会增加旅拍作为卖点，五天的全程旅拍服务，光请摄影师就要花费8000到1万元。“大多数小孩和同龄人一起出远门就很高兴，机构只要能和家长交差就行。” 观察当下的研学市场，王禹发现许多家长对于研学游没有概念，有些甚至只是为了让孩子“有事可做”。至于孩子的游学体验如何，他们并不深究。今年五月底，带完春季学期最后一批研学团，孙莹莹离职了。她无法认同一个以教育为核心目的的产品，却如此漠视学生的感受。王禹的公司研发的研学项目‍‍缺失的标准研学游的热度，吸引了不少人想要进来分一杯羹，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明高暗低”。根据《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申请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应当取得企业法人资格证，并且注册资本不少于30万 元。机构想要做研学游业务，必须取得旅行社的资质才可以带团，还需要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挂靠的导游等条件，起步资金至少80万打底。但在实际操作中，机构却能靠“包桌”的方式借用资质。一年给旅行社交几千块钱，承包一张办公桌，就能借用它的资质承接旅游业务，开发自己的游学项目。由于市场缺乏统一的标准，监管就显得乏力，部分没有旅行社资质的研学团活跃在监管的真空地带。在小红书，王禹经常刷到有家长以研学游“游而不学”“货不对板”为理由，要投诉研学机构，却四处碰壁。如果做研学游的机构没有旅行社资质，和家长签署的相关合同也就不会生效。“他们不是旅行社，文旅局就拿这些机构没有办法，你最多只能向市场监管局投诉他们超范围经营。家长不懂，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找谁。”除了市场缺乏统一标准，带团老师良莠不齐也是当下研学市场的顽疾。马嘉禾说，目前研学游带团老师资质的底线要求是必须有导游证。可在游学团当带团老师需要照看孩子更累，收入却不会因此增加。反而由于参团的都是小孩，导游没法加可以提成的收费项目，拿到手的都是“死工资”，收入还比平常的成人旅行团低。因此，真正经验丰富的优秀导游反而不愿意来带游学团。一位在旅游行业工作20多年的导游告诉深一度，目前愿意给研学团当带队老师的大多学历偏低，业务能力有限，知识储备也不足。真正的好老师们带高中历地科目，一天的课时费也很可观，出去带队研学，同样的收入，还要承受风吹日晒，“犯不着受这个罪”。今年4月，现居深圳的杨越正待业在家找工作，偶然在兼职群里看到了一则招募研学辅导员的消息，招募方自称是一家教育集团，与旅行社有合作。抱着尝试新行业的想法，杨越报了名。报名当晚11点，负责人给几名“临时工”拉了群，要求第二天早上到学校附近集合。辅导员的工资是120元每天，45岁以下都可以报名，杨越的任务就是帮带队老师看好孩子，不要出现安全问题。上岗前，机构没有任何培训，只提醒杨越等人不要向其他老师透露自己的兼职身份。正因如此，直到带完这批研学团，杨越才得知当天和自己搭班的所谓“带队班主任”，也是教育集团招募的临时兼职：“他们一天的工资是220元，筛选条件比辅导员稍高一点。要年轻，看起来像个老师。”研学课程难以得到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也是影响研学市场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研学教育领域，团队花心思开发的精品研学项目往往很难整理成标准化、可备案的内容。一套研学游课程，前期要花大量时间沟通资源、测评、现场调研。可项目一旦推出，其他研学机构就会立马跟风推出相同的课程体系，这对于愿意开发原创研学课程的机构是个不小的打击。王禹告诉记者，他的研学机构做过上百套课程，最终，能够获得备案的也只有三四套。降本、增效和提升服务质量，是“不可能三角”，但为了在激烈且无序的竞争中活下来，绝大多数研学机构，只能选择砍掉“提升服务质量”这一角，把“研学游”简化成流水线式的“跟团游”。马嘉禾之前就职研学机构，在他六年前刚入职时还雇着十几位全职研学讲师。后来因为疫情和行业竞争，“成本太高，养不住人”，到他离职时已经全部裁撤，改成从其他教育集团找临时外包，或者干脆在景区找讲解员顶上。后来他自己创业，组织的都是成本较低的市内研学游，目前正在尝试拓展成本更高的跨省研学游业务。他也说不好未来“万一不赚钱，又没人盯着”，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采访对象均使用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