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报邪恶39秒动图 -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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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日上午8时许,贵州黔东南州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发生一起致一人死亡的命案。死者时年38岁,是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原党组书记罗某某。案发4个多小时后,30岁的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干部陈某某被抓获。陈某某怀疑妻子出轨罗某某,对此怀恨在心。陈某某受审的画面近日,一份贵州高院的生命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公开。判决书显示,陈某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罗某某家属起诉索赔124万余元,法院判决陈某某赔偿罗某某家属10万元。据2021年8月18日丹寨县公安局官方通报,2021年7月2日上午8时许,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发生一起致一人死亡的命案。经公安机关全力侦破,在案发4个多小时后将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男,30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干部)抓获。经侦查,陈某某因怀疑其妻与死者罗某某(男,38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原党组书记)存在不正当关系,遂怀恨在心,产生报复心理,在罗某某办公室将其刺伤,导致罗某某大出血死亡。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从庭审现场及知情人士处了解到,陈某某妻子是丹寨县某局职工,2020年7月因下村帮扶检查工作与时任丹寨县雅灰乡党委书记罗某某认识。两人后来确定为情人关系。截至案发,罗某某多次与陈某某妻子发生性关系。案发前夜,罗某某深夜驾车送陈某某妻子回家,被陈某某发现。回家后,陈某某殴打妻子使其承认了婚外情。今年7月2日早晨,陈某某携3把刀到丹寨县教科局,持刀将38岁的罗某某杀害。经丹寨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罗某某系被锐器刺破心脏,造成急性大失血死亡。公诉方表示,建议判处陈某某死刑,但不要求立即执行,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份近日公开的生命权纠纷二审判决书显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陈某某与申某某结婚于2018年结婚。2020年下半年后,陈某某因申某某经常晚归,遂怀疑其有外遇。2021年7月2日凌晨,陈某某回家时发现申某某仍未回家,遂带上一把折叠刀在楼下等候申某某。当日凌晨1时许,陈某某看见申某某乘坐罗某某的白色丰田越野车回家,遂怀疑申某某出轨对象是罗某某。陈某某回到家中殴打、逼问申某某与罗某某的关系。在陈某某的逼问下,申某某承认其与罗某某是情人关系的事实。被告陈某某将其妻子申某某打伤后叫亲属来到家中帮忙处理,陈某某亲属将申某某送往医院治疗后并对陈某某进行劝解。2021年7月2日7时许,陈某某趁其亲属外出后换上迷彩服,戴上帽子、口罩进行伪装,后携带两把屠宰刀和一把折叠刀前往罗某某工作的贵州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查看,发现罗某某还未到办公室,随即到罗某某居住的小区楼下躲藏,伺机报复,后因怕人发现而重待时机。8时30分许,陈某某折返回到贵州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发现罗某某在其201办公室,遂手持两把屠宰刀冲入办公室对罗某某进行捅刺,罗某某被捅伤后跑出办公室,摔倒在一楼与二楼的楼梯间上死亡。经丹寨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罗某某系被锐器刺破心脏,造成急性大失血死亡。2022年1月12日,陈某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本院判处无期徒刑。罗某某家属向陈某某索赔124万余元损失。一审法院判决由被告陈某某赔偿罗某某家属经济损失人十万元。罗某某家属上诉后,贵州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延伸阅读男子疑因护士妻子出轨医生自杀:在妻子手机发现不雅照近日,一则浙江一女护士出轨医生致丈夫自杀身亡的消息引发关注,事后医院方面曾发布情况通报称,涉事护士、医生已被停职,将依纪依规进行处理。8月26日至27日,大皖新闻记者对话了死者父亲徐先生,其称,儿子曾不顾家人反对入赘,结婚才半年多便发现妻子出轨,遭受打击后自杀身亡,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死者遗体仍在殡仪馆。男方曾不顾劝阻入赘,结婚才半年多8月26日,徐先生告诉大皖新闻记者,他们都是浙江杭州本地人,其子王越(化名)随母姓,1999年出生,今年才25周岁,是家中唯一的儿子,父母亲双方亲属都对这棵“独苗”疼爱不已。而王越从小就表现出超越同龄人的成熟,待人有礼貌,乖巧懂事。2019年,王越在大学时与同龄的校友毛英(化名)相恋,2023年,双方正式领证,这段校园恋爱最终落地开花。死者王越与妻子的婚纱照(受访者提供)但是在此过程中,男方面临需要入赘的现实。“当时我们家里是一万个不同意!”徐先生介绍,尽管父母不同意,但王越说二人是真爱,态度坚决,家人拗不过只好同意。今年1月中旬两人举行婚礼,因为前来祝贺的亲友太多,连摆了两天酒席。看着儿子成家,徐先生也欣喜不已,当天接连在朋友圈分享了婚礼现场的照片和视频,并配文“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你们能恩爱一生,百事顺遂!”,照片中二位新人身穿红衣,面带微笑,透着喜庆。婚后,王越是在一家银行任业务经理,毛英则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护士,一同住在女方家里,在亲友眼中,二人工作稳定,生活幸福。“小夫妻俩看着感情很好,同桌吃饭王越经常会给爱人夹菜,也没见过他们争吵。”徐先生说,儿子王越全身心投入到了这段感情中,婚后热爱生活,也很自律,遇到假期小两口还会出门旅游,女方对长辈也还不错,父亲节他还收到了儿媳发来的红包,这对小夫妻的甜蜜生活也让作为家长的他倍感欣慰。然而这样的甜蜜仅仅持续了半年多。遭受打击,男方留下遗书遗言轻生徐先生向大皖新闻记者介绍,今年7月30日,王越给毛英买了一部新手机,当晚,王越在帮忙导数据时发现了妻子跟同事——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医生刘某某的不雅视频、合照,以及“不寻常”的聊天记录,这让王越备受打击。徐先生称,8月1日,心灰意冷的王越请了假带着毛英前往舟山散心,在此期间,还曾用毛英的手机与刘某某联系。8月2日凌晨,王越写下了遗书发给毛英。死者留给妻子的遗书(来源:死者母亲微博)家属提供的照片显示,王越在遗书中写道:“吾妻,谢谢你陪我度过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我永远爱你。只是经过这次你的背叛,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对不起,我真的挺不过去了……”在遗书中,王越还表达了对刘某某的怨恨,并再次向妻子深情告白:“我爱你,如当初。我们来生再做夫妻。”当天凌晨2点多,王越将这封遗书发给了妻子,早上快9点时,对方回复“等我”。徐先生则告诉记者,作为父亲,他等来的是儿子的死讯。当天中午,宾馆工作人员进房间时发现王越已经在衣柜内自缢身亡。这突如其来的悲剧让全家人无法接受,更令人痛心的是,事后,他们在王越的手机里还找到了录好的遗言,同样表达了对遭遇背叛的绝望死者尚未安葬,家属希望女方出面事后,王越的遗体被运回了浙江萧山。徐先生介绍,事发至今已过去了快一个月时间,但女方家迟迟未出面,王越的遗体依旧存放在殡仪馆内。家属也曾找到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和女方家所在的萧山区衙前镇政府,虽然相关部门组织过调解,但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家属们也不知道院方对于毛、刘二人的最终处理结果。徐先生表示,目前,男方的诉求是,女方要出面处理后事,让逝者早日入土为安,同时还要进行一定的赔偿。8月27日,根据家属提供的联系方式,大皖新闻记者多次联系毛英,但显示已经关机,其父母的电话也无人接听,刘某某的号码则显示已是空号。大皖新闻记者注意到,王越家人在网上发帖反映此事后,很快引发关注。8月7日,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发布情况通报称:7月31日上午8时左右,护士毛某某丈夫王某到毛某某所在科室反映刘某某、毛某某有关问题。期间,王某有报警。医院第一时间成立以院领导为组长的调解小组并开展工作。经调解,毛某某、王某情绪得到平稳,并于当日上午9:30左右一起离开医院。鉴于王某反映的刘某某与毛某某涉嫌生活作风问题,经研究,该院于当日上午11时左右对医生刘某某、护士毛某某进行了停职处理。同时,医院纪检监察部门启动初核程序,后续将依纪依规进行处理。图为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发布的情况通报通报中还称:“我院对后续出现的变故感到痛心,将进一步加强全院医护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和社会公德教育。”如今,20天过去了,此事是否有处理结果,又进展到了哪一步呢?8月27日,大皖新闻记者联系了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工作人员回应称,毛、刘二人均没有来上班,此前院方已经发布了情况通报,目前尚未发布新的通报。萧山区衙前镇政府工作人员则告诉大皖新闻记者,女方户籍地确实在该镇,针对此事,镇里相关部门曾介入协调,但具体结果并不清楚。徐先生介绍说,对于王越的死因,事发地舟山警方经过调查得出结论:排除他杀,认定为自缢死亡。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8月2日上午,该所接毛某某(女,25岁,浙江萧山人)报警称:在舟山东极一民宿内其老公王某自杀。该所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后经现场120医生确认,王已死亡。经调查,该死者于8月2日上午在舟山市普陀区东极镇民宿内自缢。经该所调查走访取证、分局技术现场勘查、法医对遗体的勘验和提取物检测,房间内未发现打斗痕迹,死者体表无暴力性损伤,符合缢死特征,排除他杀,判断自缢死亡,家属对此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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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图为里约热内卢基督像(一)9月10日,在遥远的巴西里约热内卢,中国和拉美一起干了件大事。什么事?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现场,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白玛赤林,用八个字来形容这次圆桌会。“立意深远,意义重大”!因为很简单,“中国与拉美国家始终心心相印、休戚与共,具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在人权保障方面,中拉面临相近的使命任务。”我们直面现实——人权,是一个激烈斗争的领域,也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领域。我们也不用回避,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人权都是西方指手画脚的抓手,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巴西,以及很多拉美国家在内,都很被动,有一种挨骂难还手的尴尬。但形势,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完全我个人的感觉,这两年,即便在人权领域,中国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敢说也会说。所以,这一次,中国和拉美一拍即合,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在里约共同举办了这次人权圆桌会。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圆桌会。偌大的会场,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朋友,只能在两侧站着。除中国、巴西官员、学者外,还有来自拉美10多个国家的人权领域高级官员、专家学者及智库媒体代表。不少人,是专程从邻国赶来的!对于人权,大家都是有话说,而且有些话不吐不快。这是国际人权领域一个积极的让人欣喜的变化。在开幕式上,白玛赤林就说,人类历史不会终结于一种文明,人权文明也不局限于一个理念。中拉历史传统不同、社会文化各异,这恰恰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人权文明形态的基础所在。他进而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拉在人权议题上交流合作,“既是中拉古老文明之间的交相辉映,也是现实世界中两大力量的深度携手”。中国和拉美,远隔万里,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区域之一。算起来,中拉国土面积,占到了全球的约1/5;中拉人口总数,占到了全球的近1/3,确实是世界两大重要力量,在世界格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人权这个敏感领域,中国和拉美,完全可以携手,而且也应该携手,为自己大声辩护,为朋友勇敢发声,更为世界和平与正义而战。这才是众望所归,人间正道。图为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现场(二)圆桌会很热烈,时而掌声响起,时而又火花四溅。在现场,我可以清晰感受到两种强烈的情绪。第一种情绪,是愤怒。愤怒西方对人权的双标,愤怒西方的傲慢和偏见。格林纳达前外长、前农业部查尔斯·戴维先生,开门见山就说,我对来这儿发言感到非常高兴,但现在不是庆贺的时候,因为在巴勒斯坦,在加沙,“这种侵犯人权的屠杀,我们完全不能接受,这正是我们须在国际社会发声的时刻”。侵犯人权,又何止在加沙?戴维指出,就在加勒比地区,对古巴等一些国家的制裁,导致了大量民生苦难,甚至几百万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公道何在?戴维越说越激动,最后大声疾呼:拉美和中国,必须继续努力,让这个世界更和平,更平等,以便我们最终看到光明。智利无国界人权组织主席杜克先生也痛批,这个世界很不太平,在一些西方组织和机构看来,战争就是个生意,这带来的是灾难,以及对人权的侵犯。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加沙的人间苦难,又是什么造成了古巴等国的民生艰难?拉美人都很清楚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全世界都看到,美国一直在拉偏架,甚至多次一票否决安理会的停火议案,美国却还振振有词。人权在哪里?在古巴问题上,哪怕联大多次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谴责美国非法的制裁,但美国依然故我。公道又何在?所以,也就难怪,墨西哥有一句俗话:墨西哥最大的悲哀,就是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所以,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先生就感慨,在很多价值观被扭曲的当下,非常需要富有正义感的人们勇敢站出来,需要他们振臂一呼,主持公道……第二种情绪,就是期待。期待与中国更密切合作,期待中拉在人权领域捍卫正义。戴维就指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改写了世界对人权的认识,而拉美和中国的合作,已经给全世界带来了很好的榜样,改变了殖民主义带来的负面后果。尤其是中国脱贫攻坚,在短时间内,数千万人脱离贫困,这让许多拉美学者官员大为赞叹。毕竟,在巴西,在不少拉美国家,我们也没必要回避,还有大量民众生活在贫民窟里,他们从中国的发展中,也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在圆桌会上,拉美的一些学者就表示,自己的国家还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极少数的人掌握了绝大部分的财富,这是不合理的,我们需要改变。中国,就成为研究和学习的对象。秘鲁国际政治研究院院长斯塔沃·维拉先生,更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大为赞赏。他说,中国的这个概念,可以共享我们的幸福,不只是拉美地区和中国,全世界都应该一起,以和谐的方式,那我们就能创造一个美好的共同未来。当然,坦率地说,我们也听到了不少对中国的鼓励和夸奖,甚至一些过誉之词。我总觉得,我们还是要冷静要清醒,既为中国的快速发展进步感到自豪,更不要在各种表扬面前飘飘然。这个世界,怕棒杀,更怕捧杀。图为参加圆桌会议人员(三)最后,怎么看?身处现场,感慨颇多,还是三点我个人的粗浅看法吧。第一,对于人权,我们要更自信。人权很重要,也是西方抹黑我们的一个重要抓手,但恰恰是我们,取得了让全世界惊艳的人权进步,尤其是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什么是德政?我总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德政!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自信。在这次圆桌会上,拉美学者就普遍赞扬中国的发展和人权的进步,对中国蒙受的污蔑打抱不平。世界人民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每个国家,包括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内,在人权上多少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其他国家,我们不管,但对我们来说,还是要谦虚谨慎,要正确对待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越是回避,西方越会炒作渲染,我们就会越被动。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不断取得进步,我们就会更主动,更有充分的自信。第二,对于人权,我们还要更善于斗争。这个复杂的世界,坦率地说,敢于斗争,很难;善于斗争,更难。越是这样,越需要智慧,越需要谋略。这不更是对我们水平和能力的一种考验?被动难免挨骂,出击才能赢得主动。我看到,在圆桌会期间,中方还发表《中拉人权报告》,来自国内多所大学的专家学者现身说法,讲述中国人权现状,讲述中国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就是要这样,通过各种方式,抓住各种机会,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我们的进步,人权的进步。做得好是基础,传播好是加分。宣传宣传,我总认为,既要有宣,更要有传,只有宣没有传,那就不是有效的宣传。这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第三,在人权领域,全世界更要团结起来。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IBGE)主席马尔西奥·波赫曼就指出,二战后,美国在人权领域的霸权行径众所周知,全球南方国家,应在人权领域大胆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看到,圆桌会期间发表的《中拉人权报告》就指出,未来中拉人权发展,应着眼于三个方面。1,加强人权交流互鉴,形成更多人权共识;2,反对人权问题工具化,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3,始终秉持“以发展促人权”的核心理念,携手发展促进人权进步,成为“全球南方”人权发展合作样板。这就对了。就是要出动出击,主动设置议题。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才是正途。最让我动容的,有拉美代表谈到人权时,一度言辞哽咽,甚至潸然泪下,为自己国家面临的挑战,为当下世界的种种不公,为他们同胞陷入的生活困境……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总有着太多的问题,太多的不堪和苦难。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只是开了一个头。这个头,我相信,会在拉美和全世界,会对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来源:牛弹琴

(原标题:2024年9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原标题:李海涛被“双开”、张祖林被开除党籍) 今年5月,上海政法学院一名学生在微信上提取了一笔5万元零钱。在这一过程中,共被收取了50元左右的手续费。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其对提现费如此高昂立刻产生了质疑。在线上咨询腾讯客服后,得到的回答是“平衡银行侧交易成本。”因此在免费提前额度使用完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图为微信提现界面的提示(资料图/图文无关)该学生此后与其他法学生组成团队,花大量时间查阅包括腾讯近年来的财报在内的相关资料,并以“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该案于今年8月末开庭,据作为本案代理人之一的华东政法大学研一新生杨昊斌介绍,他在一审后又经过十几次修改,目前已将庭后意见写完并成功提交法院,并等待审判结果。他表示,即使这场官司败诉,也要明明白白地告诉被告,天下苦微信提现费久已。新闻晨报·周到记者联系到作为团队成员之一的上海政法学院大四学生吴祖祎,听她讲述了更多案件细节。随后我们也联系到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的陈善勇律师,专攻金融领域的陈律师表示,微信收取提现费本身并非不合理现象,加之腾讯主场作战历史败诉率极低,因此该案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但不管胜败,它的意义是非凡的,并将引起各方重视。”微信方没有尽到合理提示义务吴祖祎向我们介绍,其团队成员的微信里此前有一笔5万元的资金流入。今年5月,该成员决定将钱取出,“第一次转了500元,没收手续费。第二次把剩余的都取了,一下子收了将近50元。”而这名团队成员在开通微信零钱之时并未在服务协议中找到提现手续费字样,但提现之时却发现需要支付手续费。她在咨询了微信官方后获知,根据规定同一个身份证名下的所有账户终身享受累计1000元的免费体现额度。一旦使用完这个额度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服务费。单笔服务费如小于0.1元,按照0.1元收取。例:零钱提现1000元,需要支付1元服务费。吴祖祎和当时还在上海政法学院读大四的杨昊斌以及同样就读于上海政法学院的席蕊璇、秦浩宁还有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潘灵青建立了一个五人团队,决定对此事进行深挖。8月底,团队中的三人自费前往深圳参与庭审。组团状告微信的法学生们陈律师表示,这一案件涉及到微信提现收费问题是否合理,而关键就需要看双方是否签订过相关的服务合同。“虽然用户不可能与腾讯平台签订纸面合同,但是用户注册使用过程中的电子合同基本不会少。”他说,“从监管层面上看,需了解收费有没有违反监管机关的相关规定。只要微信提现手续费收费没违反监管机关的规定,那么收取手续费无可厚非的。”“微信支付手续费的收取与银行的收取标准有关,因为前期微信支付需要承担了所有转账成本,故而在提现时收取手续费成本。这种模式在第三方支付行业内普遍存在。不同平台会根据自身成本结构和市场策略决定收取多少手续费。所以从法律层面讲,微信收取手续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原告方提出的主张,是微信方面没有尽到合理提示的义务。经过事后查询发现,微信是从2016年3月1日起针对提现功能收取手续费的,当时在官网进行了一个公告(含新协议)。“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份公告,还有更新后的条款,发现有些格式条款没有尽到相应的提示义务。因为公告里把收取手续费这部分内容藏得很深,1.1万字的公告里一半以上的字全都进行了加粗,因此其实没有起到辅助阅读的作用,因为加粗的字太多了,重点依旧不突出;此外,关于手续费细节的规定也没有直接写在里面,而是需要点击打开一个超链接。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尽到重要条款的相应提示义务。”吴祖祎称,“另外一点,它没有给大家一个退出机制。假如有人在公告登出前已经往微信里存了一大笔钱,但又没细看公告或者根本不知道公告的话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退出机制?”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杨昊斌本人也在小红书上发帖记录了他们的这次起诉,该贴很快就登上热搜第一,底下超过1万+条评论清一色都在吐槽微信的做法。网友“ufiyyh”在杨昊斌的帖子下讲述了自己的父母在微信手续费上遇到的糟心事:“爸妈在农村卖菜,大半年收入2万元,(提现时)微信手续费就要20元。一斤菜的利润就5毛,20元手续费就等于少卖了40斤菜。担心爸妈心疼手续费,我都是让他们转给我,然后我折现给他们。可我一个人微信也用不上这么多钱,只能慢慢兑换提现额度,一年也兑换不了一万块。但如果爸妈的微信里放几万块我更加担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懂操作,另一方面是怕他们被人骗了或者丢失这笔钱心理扛不住。”图为法院的出庭通知书这触及了本案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微信客服称收取手续费是为了平衡银行交易成本,但怎么能确定微信没有从中赚取高额利润?吴祖祎介绍,他们经过了一个粗略的估算,结论是手续费定价过高。“因为有些数据其实涉及到商业机密,所以我们就只能根据网上公开的信息进行估算,”她说,“我们现在也希望对方拿出证据,他们既然说自己是为了弥补成本,那我们就希望他们证明自己怎么弥补成本。”陈律师也向记者解释,“因腾讯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非上市公司,并无财报可以查看。”“原告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的方式,获取年度流水,从而推算出利润率是否过高。在财付通利润率明显暴利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法院酌定减少手续费用。”但让大家感到失望的是,他们并未能得到精确的内部数据。吴祖祎告诉我们,大家现在正在等待最终的判决结果,“我们觉得微信收取提现费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所以我们要把这次诉讼进行到底。就算不能赢,我们也希望让各方面都能重视起这个问题,从而提醒微信正视广大用户的声音。”微信提现费对商户影响更大陈律师认为,相比个人用户,微信收取提现费对于商户的影响其实更大。如果可以通过这次诉讼引起各方重视,那么诉讼本身就达到了它的目的,而它的意义无疑也将是深远的。“目前财付通主要是提现收取费用,也就是说不提现、钱一直放在账户中是不收取费用的。针对个人用户来说,我可以选择仅用微信支付不提现。但针对于商户而言,微信收款却处在两难境界。不用微信收款明显影响生意,腾讯支付平台正看中这一点,所以将商户提现与个人提现区别对待(商户的提现费率更高)。”“这种区别对待方式违反诚信和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市场运作规律,损害了广大经营者和微信支付服务使用者的合法利益。”他希望看到检察机关依职权提起公益诉讼或者行政机关可以制定相关文件明确提现手续费最高比率,切实解决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曾发布过《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我们期待针对财付通提现额监管部门也能出一份类似文件,规范提现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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