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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电子印度南部金奈工厂工人的罢工已持续一周，据路透社和印媒9月16日报道，印度警方当天以抗议游行“未获批准”为由，“预防性拘留”了包括工会领袖在内的上百名工人。路透社说，共有104人被捕，印度“商业在线”网站则称，被捕者有近150人。牵头本次罢工的劳工组织印度工会中心（CITU）方面称，工人和工会领导人原本计划16日上午10点前，游行前往距离金奈约70公里的甘吉布勒姆市政府办公楼。但警方挫败了他们的计划，对几名工会成员进行了预防性拘留，并抓走了到达预先指定抗议地点的其他人，“和平罢工的工人在抗议地点受到警方的威胁和殴打”。金奈（也译作钦奈），位于印度东南沿海，系孟加拉湾沿岸最大城市一名CITU负责人称，CITU地区主席穆图库马尔（E. Muthukumar）和其他一些人从CITU办公室被带走。该负责人指控警方“非法拘禁”工会人士，“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下落，警察还没收了穆图库马尔的手机，我正在前往抗议地点评估事态发展的途中”。据印度“商业在线”网站，共有400多名工人参与了此次抗议活动。按照其中一名工人的说法，抗议工人当时正打算前往甘吉布勒姆递交有关正在进行的罢工的备忘录，但这份15日晚上原本获得通过的抗议许可在最后一刻被撤销。甘吉布勒姆市高级警官尚穆加姆（K. Shanmugam）则告诉路透社，由于工人举行抗议的地区有学校和医院，抗议许可未获批准，“那里的主要地区有可能陷入完全瘫痪，（抗议活动会）扰乱公共秩序”。他补充，警方已将抗议工人转移至其他场所拘留，“因为他们不能都留在警察站”。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ANI）提供的视频画面显示，数十名身着蓝色工服的三星印度工厂工人被一辆巴士送走。CITU在一份声明中称，共计104名工人和多名工会领袖被捕。前述工人则告诉印媒，有近150人被捕并被安置在附近一个印度教寺庙，但穆图库马尔“下落不明”。三星电子金奈工厂工人自9日起罢工 印媒此前报道截图甘吉布勒姆警方表示，目前尚不确定被捕工人会被扣留多久。三星16日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但13日曾表示，已经开始与金奈工厂的工人进行讨论，“以尽早解决所有问题”。路透社评价，这次拘留标志着此次三星印度工人罢工抗议的“事态升级”，此次抗议也给印度总理莫迪的“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不满低薪，三星印度工厂工人自上周一（9日）起在工厂附近的临时帐篷里进行“无限期罢工”，要求三星承认由CITU支持的工会，并这一框架内协商薪资水平、改善工作时间。工人们要求在未来三年内将工资从平均每月2.5万卢比（约合人民币2114元）提高到3.6万卢比（约合人民币3045元）。三星在印度共设有两家工厂，此次因罢工受到影响的是其中规模较小的位于金奈西部一个小镇的工厂，主要生产冰箱、电视机和洗衣机等，占三星在印度120亿美元年收入的20%-30%。该厂雇员约1800人，其中1000多人已经罢工。另一家位于北方邦的生产智能手机的工厂没有发生抗议。印度金奈三星工厂 印度报业托拉斯（PTI）三星并不希望承认任何由CITU等全国性劳工组织支持的工会。公开资料显示，CITU成立于1970年，是一个拥有660万名成员的社会主义劳工组织，传统上专注于印度的汽车行业，但现在正进一步将影响力拓展至快速发展的电子行业。16日被捕的穆图库马尔不是三星工厂员工，但是代表工人进行抗议的劳工组织领袖。CITU名誉主席桑达拉拉詹（A. Soundararajan）说，在工人进行了长达一周的抗议活动后，三星管理层表示他们只会与受雇于三星印度公司的工会代表交谈，并自己成立了另一个劳工委员会，敦促工人加入。印度WION电视台网站16日说，三星印度工厂数百名工人的罢工正值市场的关键时刻。三星印度子公司是印度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企业，而本年度的最后四个月对印度的消费电器业务至关重要，因为节日期间消费电子产品和其他商品的销售会急剧上升。此次罢工也使三星在印度这一重要增长市场面临更多挑战。这家韩国集团正计划裁减一些部门的包括印度市场在内的海外员工，比例高达30%。另据路透社16日报道称，印度反垄断机构指控三星等智能手机公司与电子商务巨头“串通”，在允许亚马逊和沃尔玛旗下Flipkart的个别渠道发布“独家产品”，给予后者大幅折扣，损害印度普通卖家的利益，违反了反垄断法。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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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普京开始报复了）

曾志伟港姐决赛被问月饼事件，装作没听到逃离现场

9岁的乐乐走了。半年前，因血氨指标高，家人带他到上海市儿童医院治疗，没想到他最终在医院离世。乐乐父亲何生（化名）向现代快报反映，入院的第5天，乐乐曾窒息至少6分钟未被及时施救，随后陷入重度昏迷，直至3个月后死亡。事发后，医院科室主任曾向家属承认过错，并表示不回避责任。但让何生不满的是，医院的诊疗记录对此事只字未提，“抢救及时、无医疗差错”等措辞让家属失去了对医院的信任。9月11日，上海市儿童医院有关人士回应现代快报记者，由于一些诊疗细节涉及患儿隐私，院方不便透露。对方称医院不回避问题，也不推脱责任，建议何生通过医调委或司法机关解决此事。图为涉事的上海市儿童医院到医院追查病因，7天后男童发生意外9月6日，乐乐离世后的第88天，何生向现代快报记者讲述了事发经过。何生一家住在上海，乐乐患有孤独症，为了照顾儿子，妻子甚至辞掉了工作。去年初，乐乐被查出血氨指标较高。“服用降血氨药后，指标虽然控制得较好，但我们觉得一直吃药不是事，就带他到上海市儿童医院进一步追查病因。”何生称，今年3月6日，一家人带乐乐到上海市儿童医院，其间做了很多项目，但始终未找到病因。“我们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肝脏穿刺手术，孩子被安排住进了PICU病房监护。”何生介绍，手术很成功，术后孩子留在PICU观察。3月13日中午，医院突然告知，乐乐出事了。“我们过去时，乐乐已陷入深度昏迷。”何生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这一突发意外让一家人情绪崩溃，手足无措。窒息至少6分钟才被施救，科室主任承认存在过失3月15日，上海市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崔云和护士长一起约谈家属，当着何生及妻子的面讲述了意外发生的经过。在何生提供的谈话录音中，崔云承认，监护仪器提示异常后，护士未查看孩子，也未通知医生。孩子处于监护仪测不出血氧饱和度、心率状态至少6分钟，最长可能达11分钟，直到医生路过发现，乐乐才被实施抢救。录音里，重症医学科主任崔云表示“是很低级的错误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事发后，乐乐就处于严重脑损状态，且不可逆。这个结果对我们来说很残忍，当时看到医院方面既然那么坦诚，我们只能积极配合治疗，期待奇迹发生。”何生说，事发后，他们一直克制情绪，积极配合医院理性处理此事。然而，奇迹并未发生。6月11日，乐乐情况恶化，最终离世。何生称，料理完乐乐后事，他便在院方陪同下前往当地医调委处理此事。乐乐情况恶化最终离世院方小结中称“抢救及时”，家属指病程记录涉嫌造假“6月3日院方约谈时还说监控录像都在，但乐乐走后，我们再要，就说没有了。”何生说。在他提供的调解建议中，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院方未向医调委提供监护仪记录和事发时监控录像。也正因此，医调委认为：综合已知证据，说明医方抢救可能存在延误，与患儿死亡有因果关系，建议医方参照主要责任进行调解。家属认为乐乐的病程记录涉嫌造假8月27日，何生到医院封存病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详细的诊疗内容，足足有一尺多高的记录单，详细记录了乐乐入院以后的各种检查以及手术、用药情况。死亡小结中“抢救及时”“经验教训吸取无”等表述，让何生不能接受。9月6日，现代快报记者在何生提供的诊疗记录中看到，乐乐入院时各项检查指标都正常，意外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与窒息直接相关的缺氧缺血性脑病、中枢性呼吸衰竭、大脑功能障碍等一直都是诊断书上乐乐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自5月31日起，排位靠后的高氨血症被提上第一位，成为最为重要的因素，并持续到乐乐离世。乐乐走后，高氨血症也被归结为直接死因和根本死亡原因。奇怪的是，何生在医院查到的诊疗记录中，乐乐入院后，先后做过10次血氨检测，且大部分都在正常范围，仅4次略高于正常值。且4月7日后，就再也没有乐乐的血氨检查记录了。何生据此怀疑，这些极有可能是医院为了隐瞒真相，造假“洗白”诊疗记录，进而避开窒息6-11分钟未被及时施救的事实，把孩子死因指向高血氨症。院方回应：不回避问题，建议通过有效途径解决9月11日，针对何生反映的问题，上海市儿童医院组织相关人员向现代快报做出回应。他们表示，出于对未成年人隐私的保护，患儿的信息和诊疗记录都不便对外公开，无法对某些细节问题做出回应。“医调委已经介入，相关的工作还在进行中，并没有结束。”院方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事发后，医院和患者的沟通是畅通的，未发生不接电话等推诿情况。医调委介入后，医院方面也在积极配合调查、处理。此外，院方代表还表示，医院不回避问题，也不推卸责任，但医院无权判定自身的医疗责任，应该由相关监管部门、司法机关等单位根据调查结果来界定。同时，对于目前医调委的专家给予的调处建议，院方并未提出抗辩或予以否定，医调委调解工作可以进一步进行。建议患儿家属通过医调委、司法机关等有效途径解决此事。然而，在此前的采访中，何生已明确表示，他要反映的不是医疗纠纷，而是医院涉嫌隐瞒事实真相、瞒报事故、伪造诊疗记录等违纪违规行为，“如果当时我没录音的话，我可能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目前，何生已就相关问题向上海市纪委、监察部门反映。对于此事的进展，现代快报将持续关注。来源：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宋体佳 文/摄

9月14日，廉洁四川发布《忏悔实录丨王顺民：我把项目当成人情往来，把“感谢费”视为劳动报酬》一文。图为王顺民出镜忏悔（视频截图）基本情况王顺民，男，1976年1月生，曾任甘孜州九龙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县扶贫开发局局长、县政府办副主任、县乡村振兴局局长，稻城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等职。2023年3月，接受甘孜州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3年7月，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2023年9月，因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案情介绍王顺民27岁便走上了正科级领导岗位。工作能力强、为人耿直是大多数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他也因此曾获得不少荣誉。但是，随着职务升迁，围绕在身边的老板越来越多，王顺民开始放松警惕，逐渐向往和追求有钱人的生活，想要开好车、住大房、将子女送入私立学校读书，自身经济实力不足，便利用“他人之财”完成自己所想。他忘却了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没有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底线，亲清不分，甘愿被“围猎”，最终自食恶果。2015年5月至2021年7月，王顺民利用职务之便，在工程项目承揽、资金拨付等方面接受他人请托，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或索取贿赂共计152.98万元。王顺民6年贪腐153万，图为收受贿赂示意图（图文无关）忏悔书节选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从一个农村孩子成为一名副处级领导干部，有父母的教诲，自身的努力，更是组织悉心培养的结果。但是我却为什么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从收取第一笔“感谢费”起，我早把理想信念、廉洁自律和纪律法规抛之脑后，用贪欲为自己编织了一张网，并将自己牢牢地困在里面，逐渐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细细思量，我走到今天，看似偶然，其实必然。必然之一，“三观”扭曲。自我参加工作，特别是任职以来，一方面对待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对群众真诚相待、一丝不苟；另一方面却高调地追求生活“品质”，向往有钱人的生活，所有这些如果没有足够的金钱支撑，一切都是空想。于是我想着法子赚钱，思想也随之滑坡，“三观”渐渐蜕变，以“违纪不违法”的谬论安慰和说服自己。不知不觉自己已经触碰了法律的底线，这为我之后的贪腐埋下了伏笔。必然之二，初心丢失。自我任扶贫开发局局长以后，管的项目多了，接触的面也就广了，讨好的人自然也就多了，各种诱惑也多了，慢慢地自己也就飘了。最初我没有过多地考虑公与私、情与法、是与非的关系，糊里糊涂地利用自己的职权替人办事。久而久之，“感谢”我的人也就多了，自己最终还是没有经得住诱惑，思想破防，初心丢失，错误的价值观淹没了廉洁的底线，拒腐防变的堡垒逐渐坍塌，把收受“感谢费”视为劳动报酬，视为盈利分红，主观认识上错误地将违法合理化，对纪法缺乏敬畏，逐渐演变为权钱交易，最终酿成大错。王顺民称自己感到很后悔（视频截图）必然之三，思想失修。我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一个根本原因是放弃了学习，没有通过学习守正“三观”，以致于在思想上形成了错误的认识和观念，用错误模糊的认识指导自己的行为，进而导致行为失范。错误模糊的认识也导致了自身思想腐朽，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逐渐充斥内心，不自觉地鼓动自己追求金钱、财富，从而在行使权力时开始滥用职权，谋求私利，本质上丧失了党性原则，丧失了做人底线，使自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来源：廉洁四川 #endText .video-list .on{border-bottom: 8px solid #c428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