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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外长妄言南海问题中国外交部回击9月初,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完成了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国的访问。期间,他多次提到南海问题,称南海地区的争端不能以暴力、经济或物理胁迫的手段来解决,无论大小国家都必须尊重所谓仲裁法院的裁决以及国际法。在9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波兰外长有关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应询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同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关于所谓‘南海仲裁案’,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有关裁决是非法无效的。”毛宁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波兰外交部长的访问正值南海地区局势紧张之际,作为一个远离南海地区的欧洲国家,波兰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地缘政治上,都与南海争端无关。西科尔斯基此访为何频繁“插手”地区问题?海疆问题专家王晓鹏在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这反映了波方在全球地缘政治中谋求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企图,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借炒作南海议题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外交联系;其二,借挑动南海问题实现自身在国际舞台上形象的再塑造,即积极参与亚太事务并支持所谓‘国际法治’的欧洲国家。”王晓鹏说。王晓鹏认为,波兰方面妄图通过这种言论恶意曲解国际法,将自身装扮成所谓“国际法与国际规则捍卫者”的角色,并借此增加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互动,从而促进其在该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同时,此举也旨在巩固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强国的外交及安全关系。波方通过支持它们在南海问题上的错误立场,来换取它们对波方在欧洲安全议题上立场的支持。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新加坡 马来西亚谨慎回应实际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波兰的访问表现得相对冷静。两国实际上更专注于双边经济合作,而非政治或军事议题。深圳卫视直新闻注意到,访问期间,马来西亚政府强调了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统一立场,即通过区域对话和合作保持稳定。王晓鹏分析认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行为方式各有不同,这主要源于它们各自的地理位置、经济利益及对华关系的基本构架。新加坡虽然不是南海问题的直接当事国,但作为一个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向来非常重视区域和平稳定以及航行自由问题。因此,新加坡倾向于通过磋商与对话来促进南海争议的和平解决,同时保持其全球贸易中心的地位。作为南海问题的直接当事国,马来西亚则相对低调处理南海争议,更倾向于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通过谈判和磋商管控有关分歧。对于高敏感度的海洋问题,马来西亚通常会避免采取激进的公开立场,以免破坏地区国家之间正常的经济合作。此访唯一对波兰表示“热烈欢迎”的是菲律宾。王晓鹏认为,菲律宾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扮演了“麻烦制造者”的角色。菲方一方面在黄岩岛、仁爱礁、仙宾礁等敏感点位持续挑衅,妄图扩大化其在南海的非法存在;另一方面,菲律宾不断拉拢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甚至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妄图将南海局势导入国际化与军事化的危险境地。菲总统马科斯与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欧洲国家干涉南海问题有何盘算?深圳卫视直新闻注意到,欧盟一些人及个别欧洲国家近年来频频拿南海问题说事。9月1日,欧盟对外行动署发言人曾发表声明,为菲方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挑衅行为“站台”、背书;英国、德国等国家,曾派遣海军战舰前往南海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行动”,强调对“维护国际水道安全”的重视。这些域外国家与南海争端无直接利益关系,却通过“支持国际法”和“维护自由航行”的名义,试图插手亚太事务。王晓鹏认为,在美国支持下,菲律宾加大了在南海挑衅的力度,部分欧洲国家也似乎在为这些非法行为“站台”。这些欧洲国家的行为出于双重战略考量。“首先,通过支持菲律宾及其他南海声索国,这些欧洲国家妄图在曲解国际法的基础上,扮演西方版国际法的‘护法’角色,从而挑动亚太海洋局势,介入南海问题。另外,这些欧洲国家通过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勾连,旨在加强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盟,共同对抗它们口中的所谓‘亚太大国’,从而建立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整体霸权。”王晓鹏说。王晓鹏认为,虽然这些言论本身不足以改变地缘政治的力量平衡,但其可能会加剧南海声索国之间的分歧以及引发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从而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作者 | 田鑫,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编辑丨郭永佶,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编排版丨盘思仪,深圳卫视直新闻编辑

附件1:男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附件2: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五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附件3: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附件4: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情况表

撰文丨余晖据9月13日《广西日报》消息,日前,自治区党委决定:黄江同志任中共防城港市委书记,谭丕创同志不再担任中共防城港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黄江,女,汉族,1971年4月出生,广西桂林人,199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7月参加工作,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黄江主持会议画面公开资料显示,她早期任职于广西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担任过校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学生工作处副处长。2002年4月,她调任贺州市工作,后任贺州市八步区副区长。2006年,黄江任贺州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2009年6月任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2009年11月,黄江职务再调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在2012年至2013年,她还挂职任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2017年,黄江调任北海市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2018年2月同时任北海市委常委,2020年2月,她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2021年8月,她任防城港市代市长,9月当选市长。官网显示,防城港市位于我国大陆海岸线西南端,南临北部湾,与越南一河之隔。1993年成立地级防城港市,是我国两个既沿海又沿边的城市之一,也是我国唯一与东盟海陆河相连的城市。2024年上半年全市GDP增长6.4%,排全区第二。今年9月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发布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黄江拟进一步使用任设区市正厅级领导职务。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此前担任防城港市委书记的是谭丕创。今年5月,谭丕创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延伸阅读2个月前辞去职务的"80后"副市长 如今已进京履新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官方网站消息,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2024年8月15-17日,自治区副主席谭丕创率队拜访商务部等部门,进一步落实推进部区合作协议。其中,与海关总署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党晓红、副主任王成石座谈交流,汇报交流广西口岸建设发展情况及其他有关工作。上述消息显示,王成石已任海关总署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此前,他担任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副市长。王成石已任海关总署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王成石,男,满族,1981年10月出生,辽宁宽甸人,200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年12月参加工作。王成石此前长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工作,曾任鄂伦春自治旗副旗长、新巴尔虎右旗副旗长、根河市市长、根河市委书记等职。2023年12月,王成石任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继续兼任根河市委书记。2024年6月26日,呼伦贝尔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同意接受王成石同志辞去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今年6月以来,呼伦贝尔市已有多次人事调整。王旺盛任呼伦贝尔市委书记据《呼伦贝尔日报》报道,8月3日,呼伦贝尔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决定:王旺盛同志任呼伦贝尔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此前,王旺盛担任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并于今年7月底获公示拟任盟市党委书记。王旺盛任呼伦贝尔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王旺盛,男,蒙古族,1972年3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农业推广硕士,中共党员。他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团委副书记,2012年调赴阿拉善盟工作,历任行政公署副盟长,盟委委员、阿拉善左旗旗委书记,盟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2019年底任赤峰市委副书记,次年4月当选为赤峰市市长。2023年7月,王旺盛履新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后任厅长。高润喜任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此前任呼伦贝尔市委书记的高润喜,已转任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据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消息,8月1日,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厅党委书记高润喜主持会议。上述消息显示,呼伦贝尔市委书记高润喜,已任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高润喜任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 资料图公开信息显示,高润喜,男,汉族,1971年7月生,内蒙古四子王旗人,四川大学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经济师。1993年7月参加工作,199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润喜曾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内蒙古自治区地税局任职。2008年12月,高润喜任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成为副厅级干部。2012年6月,高润喜调任呼伦贝尔市委常委、秘书长,2013年6月任呼伦贝尔市委常委、鄂温克族自治旗委书记。2015年5月,高润喜调任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2016年5月,高润喜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晋升正厅级。2021年2月,高润喜重回呼伦贝尔市,任呼伦贝尔市委副书记、市长,2022年1月任呼伦贝尔市委书记,至此番履新。文进磊任呼伦贝尔市副市长6月26日,额尔古纳市委书记文进磊兼任呼伦贝尔市副市长。文进磊兼任呼伦贝尔市副市长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文进磊,男,蒙古族,1974年4月出生,籍贯内蒙古通辽,出生地内蒙古根河,1997年8月参加工作,199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进磊早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工作。2002年后,他分别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政府办公厅、市委办公厅任职。2011年,任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委常委、副市长。2016年,任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旗委副书记。2020年后,他先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委副书记、市长,额尔古纳市委书记,至此次兼任呼伦贝尔市副市长。值得一提的是,今年2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召开2023年“担当作为好干部”命名会,会上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关于命名2023年“担当作为好干部”的决定,共有99名干部获得命名,其中就包括文进磊。在获表彰的干部中,目前至少已有9人获新职。张传华任通辽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据“通辽党建”消息,6月6日至7日,通辽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传华到科尔沁区、开发区调研。上述消息显示,张传华已任通辽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传华此前任呼伦贝尔市委常委、秘书长。张传华已任通辽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资料图张传华出生于1973年6月,籍贯山东梁山,出生地内蒙古满洲里,大学,经济学学士,中共党员。早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扎区工作,2002年调任满洲里市政府办公室。2004年任满洲里市政府副秘书长。2008年任满洲里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2011年任满洲里市委调研员,赴新疆挂职任伊犁州委副秘书长。2013年12月任满洲里市委常委、秘书长。2021年,他在呼伦贝尔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任上,升任呼伦贝尔市委常委、秘书长。今年5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发布任前公示,张传华拟任盟市党委副职,至此番跨市履新。此前担任通辽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的王勇,已任通辽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呼伦贝尔,内蒙古自治区辖地级市,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以境内的呼伦湖和贝尔湖得名,南部与兴安盟相连,东部以嫩江为界与黑龙江省为邻,北和西北部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与俄罗斯接壤,西和西南部同蒙古国交界。

9月10日晚,国足在大连主场对阵劲旅沙特阿拉伯队,在沙特球员违规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下,仍以1:2遗憾落败。对广大球迷来说,前几天国足0:7惨负日本的“伤疤”还没抚平,今天可谓又遭一击。有网友说,“这场比想象的好,也算有进步了”,也有人调侃,“你可以永远相信中国足球”。也是在昨天,足球职业联赛“假赌黑”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新闻发布会上,61名涉案足球从业人员的纪律处罚情况被通报,前国脚、外援均有涉案,引起舆论哗然。不少球迷表示痛心,“该用脚法的地方,偏偏用错了脑筋”。这也让我们陷入深思,中国足球到底怎么了?国足还能好起来吗?9月10日晚的比赛,国足以1比2不敌沙特阿拉伯队 视觉中国 图一问:明明国运昌盛,为何偏偏搞不定一个球?男足失利后,令很多网友脑洞大开,“似乎陷入随便踢哪个队都是生死战的困境”,还有人称:“这国际知名度!”这份苦中作乐也表明了大家对男足成绩与我国综合实力、国际地位不匹配、不相称的不解。一般而言,大国在体育资金投入、人才储备、场地建设等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为何足球的发展就这么艰难?主要原因我们曾在相关文章中有过分析,比如中国足球生态从球员选拔、教练任用到赛事安排等存在诸多乱象,包括腐败问题。相比足球强国,国足在技术、战术、体系建设等多个层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整体层面,足球青训体系尚不完善,足球人才基数小、选材范围狭窄;球员球队自身层面,则暴露出职业意识、敬业精神缺失,队伍作风散漫、内讧不断等问题。当前,我们国家围绕足球持续健康发展,已经不断出手在相关领域进行“排雷”,并出台了一系列补足短板的措施和政策。二问:明明举国体制成绩斐然,为何还坚持用联赛机制?中国是体育大国,像乒乓球、跳水等运动在国际上都颇负盛名,而这些优势项目实行的是举国体制,即集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体育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教练团队配备、运动员选材训练等提供保障。那么,足球为何还要继续实行走市场路线的联赛机制?一来,这是由足球所需的“家底”决定的。相比跳水、举重等运动可以着力培养精英选手,足球相对强调团队性,背后需要大量注册球员作为支撑。但目前而言,中国足球十分缺乏优秀备选人才。据2022年统计数据,中国的注册球员有26万多人,其中职业球员3200多人,16岁以下青少年球员10万多人。二来,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离不开其高强度的对抗性、跌宕起伏的竞技性。而在职业联赛中,足球运动员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他人更充分竞争,并汲取市场化机制的充分激励,提升水平、取得长足进步。诚然,联赛机制虽好,但我国足球在联赛规模、衔接机制等方面与世界顶尖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大的框架是有了,但内里空虚、基础不牢。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步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培养足球后备人才同样必要。今年3月印发的《中国青少年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意见》就明确,要坚持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调动各方面力量发展青少年足球事业。9月10日晚,球迷在看台高举横幅助力中国足球 新华社 图三问:明明青少年挺优秀,为何成年人就踢不出一个样子?在网络短视频中,经常能看到在一些野球场和训练营里,不少青少年矫健又热血,让人看了直呼“国足有希望了”。同时又心生疑惑,中国似乎并不缺天赋卓越的“好苗子”,但为何长不成足球竞技场上的“参天大树”?正如前面提到,中国常年踢球的青少年人数并不多,我们在网络平台上看到的其实是“幸存者偏差”下的部分。就中日对比来说,日本总人口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但中国青少年球员人数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这背后,与大部分人的社会观念存在一定关联。试想,有多少家长能接受孩子全身心扑在足球上甚至顾不上文化课,但前途未必能得到保证呢?足球作为一项强身健体的兴趣爱好自然不错,但若作为人生规划,则投入成本高、培养周期长、成才率较低。热爱但不选择、不深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这也与足球运动员选拔机制、培养体系等脱不开干系。如过分强调早期专业化、对球员的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等。与此同时,教练水平、训练赛水平存在参差不齐。足球比赛归根结底是职业化的竞技体育运动。一些年轻球员在青少年时期凭借出色的身体条件或技术优势就能在野球场上脱颖而出,但职业比赛更考验战术安排和大局观、判断力等策略意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球技出众、招式华丽的街球手,一到职业赛场就容易“哑火”的原因。想踢好足球,要有球技还得懂兵法、有“球商”。在某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上,一名队员在场上开球 “学习大国”微信公众号 图四问:明明其他项目都能屡屡打破纪录,为何足球却一直很弱?我国很多体育项目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在前不久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中,中国代表团以40金完美收官,不少项目是从西方传统优势项目中脱颖而出的。就连起步较晚的网球,也创造了历史。相比之下,足球的一片惨淡尤为刺眼。不禁要问: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要从中国足球发展的历史说起了。国足的职业化改革始于1992年,但却蹉跎了三十余年。作为体育工作改革的突破口,中国足球早早提出协会实体化、联赛职业化,靠转播权、广告、门票等方式自负盈亏。青训的市场化改革也起步较早,此后各地足球学校主要靠学费和转会费来维持生存。其实,市场化的足校很难获得短期收益,需要持久不断地投入巨额资金。短线来看,足球生意很多时候是赔本赚吆喝,一旦遇到困难,在资本市场风雨飘摇一段时间后,大多以关门收场。此外,足球俱乐部、足校以其社会影响力,也可能与当地政府、足协形成一定牵连。可以说,以利益为纽带连接的足球产业始终暗流涌动,未能形成公平、透明的行业管理机制,并存在部分监管灰色地带。在这样的发展轨道上走,中国足球的“业绩产出”自然不容乐观。球员射门后足球进网 IC photo 图五问:明明“恨铁不成钢”,为何我们还这么关注足球?1990年北京亚运会国足比赛失利后,春晚相声《亚运之最》就调侃道“什么最臭”“中国男子足球队临门一脚,那脚最臭”。三十多年来,大家编排国足的段子一直没停过。吐槽与期待相伴,彼时如此,现在亦如此。人们之所以这么关注国足,也许是因为国足承担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比赛本身,其中既包含了老百姓对“国”字号运动的信任与关注,也与体育强国的宏观战略息息相关。纵览那些冠以“国”字头的运动项目,最为常见的便是“国乒”“国羽”“国足”。既然担起了“国”字号,就说明百姓对这些运动倾注了更多期待,要求也更高;而往大了看,中国致力于到2030年显著提升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并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足球在国际体育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足球这块短板,我们必须补上。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刚刚经历了比赛失利,舆论汹涌而来也实为正常。“关注”,说明始终存留一份期待。而“责备”与“调侃”,又何尝不是一种关心?事实上,细看网上网下的各种言论,字里行间其实都在表达一个意思:中国男足不能灰心,不能“摆烂”,有朝一日能真正“雄起”。我们从不苛求国足不输球,但希望能在赛场上看见球员拼尽全力、绝地反击的精气神,这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改过贵勇”,面对挫折,中国人向来敢于正视弱点。国足接下来要做的便是珍视国人的这份期待,并在不断复盘与反思中改进技术策略、提振精神面貌。毕竟这么多年来,虽然中国球迷经常调侃“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对“逆风翻盘”永远留有期待。来源:浙江宣传

当地时间9月13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和夫人金建希亮相提前庆祝中秋节,都穿上了传统的韩国服饰,52岁的韩国第一夫人金建希这次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她本来就非常嫩,而这次的韩服,在配色上也是非常有少女感,整体看起来真像是少女啊!尹锡悦和夫人金建希亮相庆祝中秋节,现场图尹锡悦夫妇携爱犬出镜,现场图很多人都知道尹锡悦夫妇爱狗,他俩没有孩子,但是家中有很多猫猫狗狗,而这次爱犬也出镜了。尹锡悦选择了浅蓝色的韩服,宽松款式倒是非常显瘦,而金建希的这身韩服,从配色上来看就是非常软糯的风格。金建希这次将头发盘起来,和平时的风格差别也是很大,精致的妆容配上隆重的传统服饰,真是很难看出金建希都已经52岁了。尹锡悦夫妇携爱犬与韩国儿童庆祝中秋节,现场图小朋友们也是穿着粉白相配的传统服饰,而金建希和这些小朋友们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他们的姐姐一样,也太嫩了。提前穿着传统的服饰来庆祝中秋节,整体氛围感就是团团圆圆的感觉。两只狗狗也是精心打扮了一番,画面感非常温馨呢!尹锡悦夫妇携爱犬与韩国儿童庆祝中秋节,现场图尹锡悦夫妇和小朋友们互动,看得出来金建希还是非常喜欢小朋友们,不过她自己没有孩子,而家中的猫猫狗狗起到了陪伴作用。尹锡悦夫妇与韩国儿童互动,现场图金建希换上这样的传统服饰,言行举止似乎都变得更加温柔了。头上还有饰品,平时都是主打小西装风格的金建希,这次确实有把人惊艳到了感觉。在一些传统节日,金建希就会选择传统服饰亮相,确实是很有仪式感了。尹锡悦夫妇携爱犬出镜,现场图当天,尹锡悦夫妇还出席了一场活动,尹锡悦和金建希夫妇宴请了巴黎残奥代表团,金建希又换上了她最爱的小西装,风格依旧。尹锡悦身穿小西装出席巴黎残奥代表团宴请会,现场图金建希一身白色小西装亮相,配上黑色的裤子,这身黑白配也是精致又干练。扎起了同样也是尽显少女感的马尾辫,这样的风格,金建希在很多外交场合都展现过。尹锡悦身穿小西装出席巴黎残奥代表团宴请会,现场图金建希和残奥会运动员们也是亲切互动,金建希一天出席两个活动,每个活动都是展现出了最好的状态。金建希的少女脸虽然科技感很强,但是不得不承认,确实是很显嫩啊!年过半百的金建希要比同龄人年轻很多,同时还保持着少女身材,对自己非常自律的金建希,少女感非常强。尹锡悦夫妇和巴黎残奥代表团选手握手,现场图一天参加两个活动,也并没有表现出疲惫感。金建希之前跟着尹锡悦到处出国访问,也是练就了好体力。虽然经常被吐槽,但是抗压能力超级强的金建希,就是如此自信心满满。尹锡悦夫妇穿韩服庆祝中秋!52岁韩国夫人粉白配好惊艳,少女感啊声明:文字原创,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禁止抄袭,违者必究!

附件1:男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附件2: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五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附件3: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附件4: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情况表

9月12日,马斯克旗下的SpaceX公司成功开展“北极星黎明”商业太空行走任务。亿万富翁贾里德·艾萨克曼和SpaceX的工程师莎拉·吉利斯分别出舱在太空进行了短暂的“行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商业太空行走,艾萨克曼也成为第一个完成太空行走的非职业宇航员,而且太空舱内的四人里没有一人来自政府机构。在本次宇航飞行中,艾萨克曼还创造了一项有趣的历史,成为第一个在太空中押注体育比赛的人。▲贾里德·艾萨克曼探出舱外。近年来,各大公司纷纷入局太空旅行市场,SpaceX预计未来每年3-6次商业太空飞行将成为常态。一些亿万富翁愿意“一掷千金”,只为在太空中体验哪怕只有几分钟的短暂失重刺激。太空“露脸”10分钟花费约2亿美元和纯粹的花钱买票进舱不同,本次艾萨克曼是以分担研发费用的方式与SpaceX合作,目的是在太空中测试SpaceX的宇航服。艾萨克曼拒绝透露他承担了多少资金,但据估算其份额约为2亿美元。此外,他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以癌症研究为主的圣犹他医院做公益宣传,他的目标是筹款2亿美元,其中一半由他本人支付。早在2021年,艾萨克曼就领导过“灵感4号”宇航任务,升入太空的机组4人全部来自民间,包括骨癌幸存者、退伍老兵和业余飞行爱好者等。为了完成这趟任务,艾萨克曼和自己的好友、前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斯科特·波提特以及2名SpaceX工程师训练了数月之久,而发射因天气原因被延期数周。美东时间9月10日5时23分,搭载“龙”飞船的“猎鹰9”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11日,“龙”飞船携“北极星黎明”任务团队进入近地点约190公里、远地点约1400公里的轨道。“龙”飞船在这一高度完成6次绕地飞行后,切换至近地点约190公里、远地点约700公里的轨道,计划在距离地面约700公里的高度进行首次商业太空行走。▲太空行走之前太空舱的轨道日落。美东时间9月12日6时50分许,太空行走正式开始。艾萨克曼打开舱门,爬上梯子向外张望,并且做出弯曲手肘等动作以测试宇航服材料。从他头盔上的摄像画面可以看出,此时飞船正在南太平洋上空。艾萨克曼感叹到,“虽然回家以后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此时的地球真是个完美的世界”。艾萨克曼在十分钟之后返回了太空舱,SpaceX的工程师莎拉·吉利斯接替他进行宇航服测试,时间也大约是十分钟。飞船的舱门开放时间只有半个多小时,而在美国宇航局的太空任务中,舱门往往需要打开十几个小时,宇航员会成对出舱,两人一组执行任务。▲SpaceX工程师吉利斯进行太空行走。此外,在此次任务中,艾萨克曼和吉利斯虽然大部分身体探出了舱外,但脚仍在舱内,而且手上紧紧抓住楼梯,因此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太空漂浮”。即使如此,他们面临的危险仍然很高,现场出现了舱门无法自动打开以及密封处凸起的现象。高中肄业生16岁创办企业热爱超音速飞行艾萨克曼1983年2月11日出生在新泽西州联合市,他自称“从小就是一个糟糕的学生,不喜欢待在教室”。他在15岁就辍学离开高中,16岁那年他在父母家里的地下室创办了成功的支付企业Shift4 Payments。目前该公司负责处理美国三分之一的餐厅和酒店的付款,其中包括希尔顿、四季酒店、肯德基和Arby's等知名品牌,每年处理的交易金额超过2600亿美元。在支付领域取得成功后,艾萨克曼还于2011年创立了培训空军飞行员的Draken International,该公司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用飞机机队。2019年,艾萨克曼将Draken International的多数股权出售给了华尔街黑石集团,从而使自己跻身亿万富翁行列。福布斯杂志估计,艾萨克曼的个人净资产大约为19亿美元。▲图为贾里德·艾萨克曼。图据ICphoto在生活中艾萨克曼是一个“寻求刺激的人”,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以超音速的速度驾驶米格战斗机,以摆脱每周80多个小时不间断工作的紧张和枯燥”。2009年,他还创下了环球飞行的最快用时纪录,该纪录在2018年才被新西兰人安德鲁打破。艾萨克曼曾表示:“我确实相信生命只有一次机会。只要你有能力,你就有义务充分享受生活。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你的最后一天。”专家提示风险:发生重大事故时,获救的可能性很低1965年,苏联宇航员阿列克谢·列昂诺夫开启了太空行走的先例,几个月后美国宇航局的埃德·怀特也进行了太空行走。截至本月12日,共有来自12个国家的263人进行过太空行走。太空行走一向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动作,此前都由专业宇航员完成。美国宇航局退休宇航员克里斯·卡西迪说:“太空行走与仅仅乘坐火箭、获得一些零重力时间并返回地球是完全不同的。”卡西迪亲身体验过太空行走的危险:2013年他在国际空间站外工作时,他的搭档、意大利宇航员卢卡·帕米塔诺差点“溺水”身亡。帕米塔诺的头盔里灌满了冷却服里的水,他勉强及时赶回空间站换衣服。卡西迪说,“那天如果再过30分钟,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卡西迪担心艾萨克曼起到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即富人可能只经过极少的训练就“插队”进行太空行走。伦敦大学学院风险与灾难分析师伊兰·凯尔曼表示,非专业人员最终将参与太空行走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他预计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人员伤亡。“我们可以也应该做很多事情来降低风险,但我们必须对任何参与者完全诚实,尤其是当发生重大事故时,获救的可能性很低。”艾萨克曼本人在回到舱内后承认,这次任务非常艰难,但他希望为探索太空作出贡献。“人类在月球上行走时我还没有出生。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穿着宇航服在月球和火星上蹦蹦跳跳地行走,并冒险探索我们的太阳系。”红星新闻记者 郑直编辑张寻 责编 官莉

伊万卡身穿运动装出行,资料图伊万卡·特朗普,这位拥有1米8身高的漂亮女士,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用实际行动证明,她的苗条与曼妙不是一蹴而就得来的。当地时间9月12日,前第一千金再次在镜头前展示了自己充满力量的样子,进而也引发了关注。教练给伊万卡拍视频,视频截图现年42岁的伊万卡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转发了私人健身教练桑迪·布罗克曼为她拍摄的剧中画面。据称桑迪是一位明星教练,训练过很多的名人,这个倒也说得通,毕竟像伊万卡这样的资深名媛,是不会随便找个教练带自己的。教练给伊万卡拍视频,视频截图穿着浅灰色运动套装的伊万卡,很是努力地举起了重达20多磅的杠铃,同时可以听到教练桑迪在一旁说,“今天的背部深蹲很漂亮。”伊万卡出行,资料图普遍认为,在穿衣打扮方面,伊万卡真的很少失误,除了衣服选择得当之外,也和她修长有型的身姿有关。按照伊万卡的说法,除了锻炼之外,她每天早晨都会喝一大杯“柠檬水”,然后再喝一大杯咖啡。此外“内心的平静”也是让她保持姣好容颜的原因。想来也是,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伊万卡,相对来说不会被一些琐事打扰,甚至就连子女的教育都不用她过分操心,压力小自然人也会精神百倍。特朗普在辩论会,资料图尽管伊万卡现在完美地诠释着“岁月静好”,但她那现年78岁的父亲却无法安静。正在争取再次入主白宫的唐纳德·特朗普,正在火力全开地对准着他那刚刚换上来不久的新对手卡玛拉·哈里斯。对于刚刚结束的辩论,尽管路透社/益普索的一项新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登记选民认为哈里斯赢得了辩论,但特朗普却坚持认为是自己赢了。就在女儿的举重画面引发热议之时,特朗普也在自创的社交媒体上发声,强调不会与哈里斯再次进行辩论。特朗普和哈里斯在辩论会,资料图“不会进行第三次辩论,”特朗普用大写字母发表了他的想法。“当一名职业拳击手输掉一场比赛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要再赛一场’。民意调查清楚地显示,我在周二晚上(当地时间10日)与民主党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的辩论中获胜,她立即要求进行第二场辩论。”“她和骗子乔毁了我们的国家,数以百万计的罪犯和精神病患者涌入美国,完全不受制约和审查,通货膨胀使我们的中产阶级破产。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以及卡玛拉和乔造成的所有其他问题……在与乔的第一次辩论和与哈里斯的第二次辩论中都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卡玛拉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过去近四年里她应该做的事情上。不会再有第三次辩论!”特朗普总结道。哈里斯笑着登场,资料图感觉特朗普是在愤怒的情绪下发表看法的,而因为怒气,他的思路似乎也有些混乱,一会称呼对手的名字,一会又称呼她的姓氏。而对于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费城进行竞选活动的哈里斯也做出了回应,“我相信我们应该为了选民再进行一次辩论。”有分析指出,在辩论结束后,哈里斯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了,似乎那场辩论带给了她更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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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2024年9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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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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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9-21 19: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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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再婚》

    2014年5月9日,山西省方山县的老冯将妻子祈海芸送上了前往县城的大巴车。44岁的祈海芸是当地一家制药公司的员工,当地不少妇女都在这家制药厂的厨房上班,看着妻子安全的上了大巴车,丈夫老冯便回家继续开始务农干活了。然而让老冯没有想到的是,妻子这一去竟然离奇失踪了。老冯开始到处寻找妻子,可是不管老冯怎么努力寻找,妻子祈海芸就像是人间蒸发一样杳无音讯。得知母亲失踪后,远在外地打工的女儿小冯也赶回了家中,她联系了所有能够联系上母亲的人,可得到的结果却始终是一样的。但在寻找的过程中,小冯了解到母亲在制药厂还有2万元工资没有结算,对于这个贫穷的家庭来说,2万元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所以冯家人猜测,祈海芸可能是遇到了什么伤心事选择了逃避,这才没有选择回家。44岁祈海芸离奇失踪祈海芸失踪的那段时间,老冯经常一个人蹲在家门口抽着旱烟,时不时的还朝村口看看,就想着妻子能够早日回家。同时他也一直在思考,自己究竟是哪里做得不对导致妻子选择离家出走,抛弃了他和女儿。老冯已经60岁了,并且还半聋半哑的,虽然有着一身的力气,但是光靠务农又能够赚到多少钱呢,此外,祈海芸只有44岁,二人年纪相差了16岁,两个人站在一起和父女一样。会不会是因为家境贫寒,有了一定积蓄的祈海芸选择了逃跑呢?在母亲失踪后,小冯也找到了自己的舅舅,当时舅舅的态度也是非常的暧昧,他竟然告诉小冯不要再找了,任由祈海芸去吧。当时小冯就已经猜到舅舅可能知道母亲的下落,并且可能同意了母亲逃离这个家的想法。时间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了,一直到三个月后,祈海芸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老冯不得不选择了报警。接警后,警方对祈海芸失踪前后的相关信息进行了仔细的了解,最终发现祈海芸的失踪似乎并不是因为家境贫寒这么简单。第一,祈海芸在5月9日告诉丈夫自己去制药厂上班了,可警方了解到,祈海芸已经从制药厂辞职很长一段时间了,并且她每个月工资也就1200块钱,也仅仅工作了半年之久,根本不存在有2万元的工资。第二,警方发现祈海芸坐上大巴后并没有去制药厂,而是来到了一个叫刘贵荣46岁男子的家中,并且在这里还住上了2天。经过对刘贵荣的询问,警方发现祈海芸竟然和刘桂荣是情人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已经保持了2年之久。2年前,刘桂荣打工过程中认识了祈海芸,并且因为都是老乡二人很快就熟悉了起来,得知祈海芸家境比较贫寒,于是刘桂荣就通过自己的关系将祈海芸介绍到了制药厂成为了一名厨房帮工,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工作比较稳定。后来刘桂荣生了一场大病,因为他是光棍一条也没人照顾,得知此事的祈海芸经常请假去照顾刘桂荣,二人的情人关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发展的。也正是因为这个了解,警方怀疑刘桂荣很有可能是最后见到祈海芸的,并且很有可能因为感情或者钱财的事情与祈海芸发生冲突,最终绑架了她甚至将她杀害。可很快警方就推翻了这个猜测,根据警方的调查,祈海芸确实在刘桂荣家里住了2天,到了5月11日就离开了,并且还是乘坐了回冯家方向的大巴车。警方再一次将调查重点放在了祈海芸丈夫老冯身上,如果祈海芸回家了,二人之间又因为一些家庭矛盾发生了冲突,那么老冯完全有杀害祈海芸的可能性。于是警方一边对老冯家展开细致的调查,一方面对周边邻居展开走访,结果老冯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血迹,邻居们也表示在5月9日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祈海芸回家。这就奇怪了,祈海芸上了大巴车之后,究竟是去了哪里,为什么不回家呢?邻居们表示很久没有见到祈海芸回家可在与祈海芸女儿进行沟通中,民警发现祈海芸似乎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因为与丈夫老冯年纪相差了16岁,夫妻感情不和,这也导致祈海芸在家里做起了慈禧太后,做饭不做,衣服不洗,每次放假就在家里躺着睡觉,什么事情也不干。最关键的就是和刘桂荣发展成为情人关系后,祈海芸更是变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经常朝丈夫老冯要钱,并且开口就是几千上万。也正是花钱大手大脚,最终导致祈海芸的小女儿不得不辍学在家。这个发现让民警觉得更加奇怪,如此贫困的家庭,祈海芸究竟是把钱用在哪里,为何不顾女儿辍学也要大手大脚的花钱呢?此时一位办案民警突然想到了刘桂荣,警方已经排除了他作案可能性,那么祈海芸会不会还有其他想好的纳,并且把家里的钱都花在了他身上。祈海芸丈夫老冯和女儿果不其然,警方对祈海芸的社会关系展开细致摸排后,又一个男人出现了,他叫薛根元,最关键的就是二人之间竟然也是情人关系。提起这个薛根元,老冯可以说再熟悉不过了,二人认识已经多年,并且在5月9日就是他和薛根元一起将祈海芸送上大巴车。可当问及薛根元和祈海芸是什么关系的时候,老冯只是无奈的摇了摇头,并不想多说什么。在与祈海芸的子女进行了解时,民警发现老冯一家人其实早就知道祈海芸和薛根元存在暧昧关系了。并且每次祈海芸从工厂回来都会到薛根元家里去住上一晚上,对此祈海芸的娘家人得知情况后非常的生气,也曾经找过薛根元,但二人不顾家人的反对,还是保持着情人关系。后来这件事情更是闹得全村人都知道了,二人索性也不遮掩了,竟然光明正大的同居到了一起。如果按照情人之一的刘桂荣所说,祈海芸在11日已经回家了,那么她没有回到老冯的家里,会不会是去了薛根元的家里呢?带着这个疑问,警方找到了薛根元,可薛根元却表示自己确实在11日晚上见到了祈海芸,但祈海芸只是坐了一会就回家了,并且后来祈海芸的女儿还来自己家里找过祈海芸,见屋内没人就离开了。就在这时,薛根元表示自己曾经接到了一个绑架勒索电话,对方说祈海芸在他手上,拿2万赎金就放了祈海芸,于是薛根元就把这个事情告诉给了冯家人,可冯家人思考一番后认为薛根元就是在说谎骗人,他们也就没有在意。可警方调查了薛根元的通话记录后却发现,薛根元根本没有接到这通电话,这也就意味着薛根元就是在说谎。警方立即传唤了薛根元,并且将已经掌握的线索一一摆在了薛根元面前,薛根元好想着狡辩,可说的越多漏洞越多,最终薛根元心理防线崩溃,他承认了祈海芸已经被他杀害的犯罪事实,并且已经将祈海芸的尸体埋在了自家地窖里。原来祈海芸在私会了情人刘桂荣之后确实坐车回家了,但回的是薛根元的家,当天也在薛根元家里留宿了。结果晚上二人因为看电视的事情发生了争吵。原本这些都是小事,可当晚刘桂荣给祈海芸打来了电话,当着薛根元的面祈海芸竟然和刘桂荣开始打情骂俏了起来,薛根元很生气,觉得自己被戴了绿帽子,进而双方的争吵越来越激烈。薛根元毕竟年纪大了,他被祈海芸压在身下打耳光,在祈海芸停手后,薛根元还很生气,于是转身又将祈海芸压在身下,死死地掐住了她的脖子,最终将祈海芸掐死。薛根元被捕后交代案发原因因为一点小事,交往多年的情人反目成仇,最终演变成惨剧。祈海芸,一个有着三个孩子的母亲,为了自己的快活,可以说已经抛夫弃子了,可原本她以为能够平衡两个情人的关系,最终却将自己推向了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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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弱世子的小福妻又甜又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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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门女医》

    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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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之彪悍掌家农女》

    新华社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唐仁健的农业农村部部长职务,任命韩俊为农业农村部部长。图为韩俊简历照。公开简历显示,韩俊,男,汉族,1963年12月生,山东高青人,1989年5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西北农业大学(现更名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2010年11月后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2020年11月任吉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21年1月任吉林省省长。2023年3月,韩俊任安徽省委书记。图为韩俊出席新闻发布会画面。2024年1月,韩俊任安徽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今年6月28日消息,韩俊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韩俊是二十届中央委员。延伸阅读市委书记被提拔为副省级后 "70后"女市长拟进一步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9月4日发布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黄江,女,汉族,1971年4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自治区党委委员,防城港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广西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工委书记(兼)、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拟进一步使用任设区市正厅级领导职务。黄江曾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资料图)公开简历显示,黄江,广西桂林人,199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7月参加工作,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她早期任职于广西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2002年4月由校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学生工作处副处长调任当时县级贺州市副市长,后任八步区副区长。2006年,黄江任贺州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2009年6月任贺州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2009年11月,她职务再调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在2012年至2013年,她还挂职任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2017年,黄江调任北海市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2018年2月同时任北海市委常委,2020年2月,她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2021年8月,她任防城港市代市长,9月当选市长。此前,防城港市委书记谭丕创已被提拔为副省级。5月30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会议任命谭丕创为自治区副主席。谭丕创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资料图)谭丕创出生于1968年10月,广西贵港人,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市长,凭祥市委书记、凭祥边境经济合作区工委书记,崇左市委副秘书长(正处长级),梧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百色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钦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等职。2018年,谭丕创出任钦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21年3月,他转任防城港市委书记,至此次履新。“上官汇”注意到,近期多名市长出任任职地市委书记。9月5日,“安徽先锋”发布消息,日前省委决定:吴劲同志任滁州市委书记。吴劲,男,汉族,1969年10月出生,安徽巢湖人,2000年6月入党,1991年8月工作,大学学历,工学学士。2021年4月,吴劲任滁州市市长。此前担任滁州市委书记的是许继伟,他1964年6月出生,曾任滁州市市长,2021年任滁州市委书记。9月4日,“安徽先锋”微信公众号消息,日前,安徽省淮北市委副书记、市长汪华东,任淮北市委书记。汪华东,男,汉族,1972年11月生,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2022年8月,汪华东任淮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次月当选市长,至此次履新。此前任淮北市委书记的是覃卫国,他已任安徽省副省长、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9月3日,据中华先锋网消息,辽宁省委决定:李文飙同志任中共铁岭市委书记。李文飙,男,汉族,江苏泰州人,1970年5月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200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8月参加工作。2022年8月,李文飙任铁岭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并于次月任铁岭市市长,至此番履新。前任铁岭市委书记是宋诚,他1967年11月生,2021年6月起任铁岭市委书记,今年8月调任丹东市委书记。9月3日,据微信公众号“北斗融媒”消息,辽宁省委决定:高键同志任抚顺市委书记;王庆海同志任抚顺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并提名为抚顺市市长候选人。高键,男,汉族,1969年10月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2019年12月,高键任抚顺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当选市长,至此番履新。此前任抚顺市委书记的是来鹤。来鹤出生于1964年9月,2018年9月任抚顺市委书记,今年1月任辽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据江西省委组织部消息,9月3日,景德镇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出席并讲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小林宣布省委关于景德镇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胡雪梅同志任景德镇市委书记,不再担任景德镇市政府市长职务;刘锋同志不再担任景德镇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市长的免职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胡雪梅,女,汉族,1967年8月出生,江西玉山人,198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2021年3月任景德镇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5月任市长,至此番履新。此番卸任的刘锋,出生于1964年8月,自2021年3月起任景德镇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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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方世界》

    央广网北京9月13日消息(记者 朱冠安 实习记者 刘一诺)“空调租金太贵,上哪说理去。涨价到1年550元,3年都能买台新的了。”开学季刚过,首都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杜美玲在“校园集市”上发布的帖子火了,2000多名同学围观跟帖,吐槽在宿舍需要交纳租金才能吹上空调。“去年租金是420元,今年涨了130元,然而空调也并没有更换,凭啥涨价?”跟帖的同学表达着不满。杜美玲发布的帖子(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杜美玲在另一所高校读本科时,宿舍的空调是免费使用的,她们只需要交纳电费即可。来到首都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后,“新生入学住宿须知”使她“大为震惊”。“须知”中规定:“学生公寓宿舍内空调非学校统一配备,有空调使用需求的学生,不得擅自使用,请以宿舍为单位直接与空调厂家签订租赁协议、支付租金后使用,空调电费由宿舍成员自行承担。”新生入学住宿须知中关于使用空调的规定(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大三学生李筱和室友因空调租赁费而产生了矛盾。李筱觉得交纳550元的空调租金很不划算,加上电费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何况也可以使用电风扇。但她的室友却认为,550元的租金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只有130多元,没必要节省这部分开支。在她们争执不下时,管理人员来到宿舍对她们说:“如果不租,空调明天就拆走了。”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发帖(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学校坦言:未得到财政支持 经费不足和杜美玲一样对“付费租用空调”表示不解的学生不在少数:空调难道不是宿舍内必备的基础设施吗?为什么还要额外交纳租金?对于宿舍内是否应当配备空调,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根据教委批准的住宿标准,空调不属于宿舍内必配的基础设施。为了满足学生对空调的需求,学校从2016年开始采用“学生租赁使用模式”,引进第三方供应商,为有需要的宿舍提供空调租赁服务。首都师范大学公布的一份空调租赁供应商的招投标文件显示,今年6月,一家名为北京净洗科技有限公司的供应商中标了“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宿舍空调租赁服务项目”,中选金额为550元/台/年。招投标中选结果公告(央广网发 截图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官网)北京净洗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翟东向记者介绍了高校宿舍使用空调的4种模式:学校采购空调供学生使用;学校出钱租赁空调供学生使用;学校引入空调租赁供应商,由学生付费租用;学校采购空调,由学生付费使用。目前首都师范大学属于“学校引入空调租赁供应商,由学生付费租用”的模式,而净洗科技的另一客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则选择的是“学校出钱租赁空调供学生使用”模式。“采用哪种模式,主要取决于学校是否有这部分经费,以及经费的额度。”翟东介绍,在北京的高校中,采用“学校引入空调租赁供应商,由学生付费租用”模式的不止首都师范大学一家,还有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坦言:“学校的财政条件不太好,学生公寓的各项收费标准每年都需要经过教委批复,由于学校未得到这部分财政支持,只能通过引进第三方的方式,来满足学生对空调的需求。”租金为何涨价?供应商:经营性租赁 成本有波动今年开学季,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收到了空调租金上涨的通知。在此前的空调租赁方案中,1年的租赁费为420元,连续租2年、3年、4年还有不同程度的优惠。而目前只能以550元/台/年的价格租用,不少学生对空调租金涨价表示不满,想知道涨价的真实原因。首都师范大学2016年至2024年空调租金价格表(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杜美玲在首都师范大学的校园接诉即办服务平台“首先办”上提出了质疑,收到的回复是:原价格为2016年价格,2024年8月份与原空调厂家空调合同到期,到期后通过公开招投标签订新合同,价格由租赁市场决定,请同学理解。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给杜美玲的回复(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厂家的人工费、运输费在逐年增长,所以涨价也是在所难免。”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学校在多家竞标公司中选择了价位中等、质量较好的供应商为学生提供服务。翟东向记者表示,空调租赁并不是简单的物品租赁,还包括了一系列服务,如运输安装、清洗维护、更换等,属于“经营性租赁”,各个环节都有成本,且逐年上升,并不是学生们口中的“三四年租赁费用可以购买一台空调”这么简单。此外,今年净洗科技采购了“海享租”系统,同学们可以在“海享租”上线上交租金,同时“海享租”也更方便管理。杜美玲交纳租金的支付页面(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上述工作人员向记者强调,学校不向任何一方收取费用。学校在其中仅起到监管和协调的作用,一方面监管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协调学生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解决学生在租赁空调、使用空调时遇到的问题。翟东告诉记者,学校确实不存在收取“管理费”等行为,但有收取押金。“我觉得这种模式是一个过渡,先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翟东表示,各个学校的情况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空调租赁的模式就是先为没办法购买空调的学校提供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希望学生理解学校的困难,我们也在努力之中。”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学校每年都在申请资金,也在努力让学生用上免费的空调,同时学校会监督空调租赁供应商为学生做好服务。(应受访人要求,文中杜美玲、李筱和翟东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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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娇医娘子 卷三》

      截至目前,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29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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