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舰上的女兵在线观看

近日，网传一恶犬突然扑倒幼童，持续撕咬，周围市民协力救下孩子，引发关注。监控视频——黄狗突然加速冲向孩子，扑倒后持续撕咬约50秒监控视频显示，事发时间为9月18日下午1时29分，一女子在超市外一柜台附近，孩子拉着女子衣服哭闹。镜头外，突然闯入一条黄狗，加速冲向孩子，瞬间将孩子扑倒撕咬。女童遭黄狗扑咬 视频截图女子见状慌乱惊呼，将手中面粉砸向黄狗，但未见松口，遂一手拉住孩子，另一手用物品连续敲打狗头，仍无果。女子用面粉砸狗抽出凳子拍打黄狗 视频截图女子顺手从路边抽出凳子，拍打黄狗；周围市民也陆续围拢，部分市民持板凳敲打黄狗。女子抽出凳子拍打黄狗 视频截图根据网传图片显示，黄狗倒地不起，脖子上疑有项圈，地面附近有血迹，附近有民警到场。黄狗倒地不起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注意到，整个撕咬过程大约持续50秒左右。孩子父亲——女儿未满3岁，妻子当天带着去买面粉咬娃黄狗被打死，疑有主人曾还咬伤他人9月19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到孩子的父亲龙先生，他说，9月18日下午，妻子带不到3岁的女儿，去贵州黔东南凯里市开发区佳惠超市买面粉，出超市后在柜台附近停留了一会，一条黄狗便突然冲了上来，把孩子肚子咬住，然后撕扯。龙先生说，后来，在周围人的帮助下，将咬孩子的黄狗打死了。目前，孩子情况不太好，两个伤口比较深。因为黄狗的脖子上挂着项圈，应该是有主人的，但目前还没有找到，“我目前在附近找线索。”孩子腰腹部被咬的伤口 受访者供图“据附近商家说，这条狗之前还咬伤过一位老人。我现在想通过疾控中心找到那位老人，劝他和我一起去报案。”龙先生说。受到惊吓——孩子因此事受到惊吓，医药费已花八九千元“孩子目前情绪很不稳定，见到陌生人都会害怕。”龙先生说，事发后，他和妻子带孩子去打了狂犬疫苗，然后送医进一步治疗。目前已经花费约八九千元，后续治疗医生没有具体说，可能还需要一笔开支。龙先生希望狗主人能站出来承担责任，他也通过多个渠道发布了寻找狗主人的启事，希望周围的市民提供线索。龙先生说，他也向警方进行了报案，“昨晚十一二点，我手机收到警方的短信，说是已经立案了。今天早上，民警通知我去派出所取回执，但我还在事发地附近找线索，没时间去拿……”警方回应——正在处置，后续会发通报8月19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到辖区派出所，民警表示，此事他们正在处置，后续会发布警情通报。龙先生表示，狗主人放任狗乱跑伤人，令他感到气愤，“这件事不论是发生在我身上，还是别人身上，都是不幸的。我希望各位家长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各位养狗的市民看好自己的狗，牵好绳，不要让狗伤害别人的家庭。”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张鹏康 编辑 李智（来源：华商报大风新闻）

“三只羊”再起波澜。今年中秋节期间，合肥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只羊网络”）因为直播售卖“香港美诚月饼”而遭遇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稽查。“黑松露入料，米其林大师调制”的宣传内容也遭公众质疑。职业打假人王海向现代快报（报料邮箱：xdkb123@163.com）透露，美诚月饼中部分配料实为“黑松露流心酱”，与真正的黑松露相去甚远。“就像大虾和虾酱一样，能是一回事吗？”“黑松露”还是“黑松露流心酱”？除了宣扬美诚月饼是香港品牌、在当地售卖热度高以外，三只羊网络还在直播间中重点宣传，称其售卖的美诚月饼部分产品配料中含黑松露，由米其林大师调制。美诚月饼的配料表对此，职业打假人王海购买了美诚月饼部分产品，并进行了测评。“我们购买的这个号称‘销量全国第一’的黑松露流心奶黄月饼里，并没有所谓的什么‘黑松露’。”王海晒出配料表并告诉记者，该款月饼产品中并未直接添加黑松露，而是添加了黑松露流心酱。而黑松露流心酱的成分中，排前三位的分别是麦芽糖醇液、奶油和水，第四位才是速冻黑松露。“黑松露和黑松露流心酱的关系，就像大虾和虾酱一样，绝无可能混为一谈。”王海说。此外，王海还表示，月饼配料表中的成分注明方式，有可能还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黑松露是三只羊网络特别强调的配料，但配料表只标示了黑松露流心酱的添加量大于等于2%，并没有标示黑松露的含量。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规定，如果在食品标签或食品说明书上特别强调添加了或含有一种或多种有价值、有特性的配料或成分，应标示所强调配料或成分的添加量或在成品中的含量。”在王海看来，此款月饼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应当向向消费者退一赔十。并且，王海还认为，有关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对美诚月饼的产品标签也进行抽检。对于王海的观点，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王捷律师认为确有合理之处。他表示，美诚黑松露流心奶黄月饼突出强调含有黑松露，配料表中却未依规显示价值较高的黑松露的含量，涉嫌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相关标准，消费者有权要求生产者或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国家对预包装食品标签实行强制性管理，目的在于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使消费者可以借助标签来了解食品的情况，作出合理选择。美诚月饼突出强调了含有黑松露，但未明确标注黑松露的含量，可能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王捷律师说。市场监管部门：月饼生产厂家暂未发现问题美诚月饼的产品标签根据美诚月饼的产品标签显示，月饼品牌（中国）运营中心为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厂商则为两家：一家为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所在地为广州市花都区；一家为佛山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所在地为佛山市南海区。据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官网介绍显示，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均隶属于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美诚食品官网截图9月18日上午，针对地处佛山的另一月饼生产厂家，现代快报记者致电联系了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前几日该局就已经介入处理“香港美诚月饼”事件。“经查发现，厂家具有营业执照和食品生产许可证，也拥有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合法授权书。”工作人员表示，佛山厂家生产的月饼经过抽检，并未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当日中午，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发布通报，称美诚月饼生产厂家之一——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食品生产证照齐全，食品安全抽检合格。记者随后致电联系了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佛山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电话均未有人接听。17日，合肥市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通报称，已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立案调查。最新进展如何？现代快报记者于9月18日下午致电联系了合肥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该事件仍在调查中，如果有新的进展或者结果，会及时公布。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朱绍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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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明与叶珂绯闻又有新进展了！有网友根据叶柯分享的中秋美照中发现不少重量级消息，比如叶珂秀了价值过百万的超大颗钻戒，引发结婚猜测。叶柯分享中秋美照还有网友联动黄晓明的中秋节微博动态，向叶珂发起了疑问。在中秋节当天，黄晓明分享了与家人吃饭的合影，照片中有黄晓明、黄爸爸妈妈和孩子，拍摄者隐身了。图为黄晓明中秋节微博动态不少网友看到叶珂的动态，就拿出黄晓明家族合影询问：是不是帮忙拍照？叶珂并没有回复该条评论，只是她的闺蜜好友忍不住怼了网友，表示“已婚，不在一起过节难道跟你过节啊”，证实叶珂与黄晓明结婚传闻。而“一起过中秋节”的说辞也疑似承认合影确实是叶珂拍的。叶珂闺蜜回复网友巧的是叶珂晒的一张手部合影图与黄晓明也有相似之处，黄晓明手腕部位有一颗痣，两者位置差不多。叶珂晒的一张手部合影图与黄晓明也有相似之处小海绵跟随妈妈一直在上海生活，黄晓明爸妈则在山东老家生活。而叶珂和黄晓明的中秋节IP都是上海，很有可能是黄晓明把爸妈一起接到了上海过节。叶珂和黄晓明的中秋节IP都是上海之前，有爆料称叶珂和黄晓明不仅结婚了，还备孕成功有娃了，两人也早早在青岛摆酒，光钻戒就选了四五颗，最终选了叶珂生日的克拉数。有爆料称叶珂和黄晓明结婚了叶珂生日是7月份，如果钻戒定的是生日克拉数，也就是说至少有7克拉，有网友根据同品牌的钻戒估算出价格至少五百万，从这能看看出黄晓明还是挺有诚意。叶珂晒钻石戒指照片在怀孕这块，爆料称叶珂备孕大半年，如今是怀孕状态。根据她社交平台的照片来看，有网友猜测她晒出的胶带图疑似是产检抽血图，孕妇产检要抽血，通常选择是手臂，如果血管较细，会选择手背，叶珂把这张照片放在中秋假期可能就是有想要传达的意义。叶珂晒出胶带图而根据她的近照图来看，虽然腰部纤细，但是腹部确实有微微凸起。叶珂腹部确实有微微凸起提到叶珂与黄晓明这段绯闻，不少网友第一反应是“前妻低配版”，大多是嘲讽态度，女方更是长期陷入小三争议。而在叶珂一遍又一遍否认小三后，相关声音低了不少，但是风评并没有变好。叶珂与黄晓明同框从辟谣恋情到身边人下场证实恋情等等，可以看到两个人对公众的态度还是回避状态。叶珂更是在直播中表示：“大概率以后不会（官宣），就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和选择，如果自己今年18岁谈个恋爱，自己一定拉横幅”。叶珂直播中回复网友黄晓明与叶珂都有过婚史，两人对于二婚的选择肯定都非常慎重。如今，叶珂闺蜜曝她与黄晓明已经完婚，而黄晓明这边还没有任何表态，也能看到两者影响力的差别。在黄晓明第一段婚姻中，他给予了伴侣高度的曝光率，举办了一场商业气息特别浓的盛大婚礼。如果真的二婚了，低调选择可能确实是双方商讨的策略。图为黄晓明叶珂与黄晓明的绯闻传了几年了，如果真的再婚了，希望黄晓明能好好回应，给女方一份尊重，至少不要让女方自己面对所谓小三争议吧，毕竟他跟baby离婚也很久了，再婚也算是好事。本文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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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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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文 | 笑饮德国两艘军舰——护卫舰“巴登符腾堡”号、补给舰“法兰克福”号，于9月13日过台湾海峡，德方还公开炒作。对此，在9月14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所发布消息中，如此回应：“德方两艘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德舰全程跟监警戒。”吴谦大校回答记者提问 图：国防部网站资料01正如吴谦大校所回应的，“航行自由并不意味着横行自由，更不能借此挑衅和危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在德国方面对外宣称，要派出两艘军舰到台湾海峡来搞什么“自由航行”以后，包括外交部、国台办等都发话了，称台湾海峡并不是“国际水域”或者“国际水道”。中方的理由很明确，国际海洋法根本没有此类说法。也就是说，“国际水域”或者“国际水道”这种说法，本身非常不专业。还得看到，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地区，主权都属于中国。按照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9月9日回答德新社记者提问时所说，“台湾海峡内水域从两岸向海方向依次为中国内水、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换句话说，台湾海峡内是内有公海的。既然如此，毛宁也说了——中方尊重各国依据中国法律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在相关海域享有的航行权利，但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挑衅、危害中方主权和安全。毛宁主持9月9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图：外交部网站那么，德国相关军舰想要过台湾海峡，该怎么过呢？其实，就是得向中方通报嘛！不通报，却事先张扬，其实也是等于向中方等各方都告知，自己有舰只过台海。事后，笑饮也发现，其过台海的两艘军舰的航速都大约只有10节，比其在其他水域过航速度低许多。这算什么事呢？在“巴登符腾堡”号和“法兰克福”号过航台海的当天，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还公开对外说道，德国舰只过航台海了。好像很了不起一样。德国海军特遣队少将指挥官舒尔茨公然声称，德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对外表明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和平解决领土问题的主张。笑饮要说，舒尔茨你自己在“广播”这段话时，有没有胆量让你的船加速航行？是不是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舰艇在两侧夹着你航行，既开不快，又无法偏离航道？而事实上，因为德国舰只在所谓的海峡中线以东航行，解放军如此夹着监视德舰，无疑也是在向包括德国在内的全世界宣告，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中国中央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在管事儿呢！“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采取有力措施挫败一切挑衅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吴谦大校这话，德国方面最好细细品品！02“巴登符腾堡”号（左）和“法兰克福”号那么，德国为什么要派出舰只流窜台海呢？在笑饮看来，其最大的目的是给美国献“投名状”，或者说表忠心！要知道，在俄乌冲突发生前后，德国与美英的态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俄乌冲突之前，德国与俄罗斯达成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路，本身对德国经济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但冲突之后，“北溪”管路被人给炸了。这事，到底是谁干的，至今没有理出头绪。德国方面最近还发出通缉令。而被通缉者，从波兰溜回了乌克兰。美国到底在“北溪”被炸事件中扮演什么角色暂且不论。因为俄乌冲突延宕，德国一再跟着美国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但国内反对这么做的不在少数。即便是德国当局，在有关俄乌冲突的看法上，与美英仍然不尽相同。还是那句话，西方，也不是铁板一块的。这样的情况下，德国选择在与俄乌冲突毫不相干的远东地区下手，做一些看上去似乎讨好美国的事，这是其行事逻辑。正如参考消息援引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所分析的，“德国在远东地区没有自身利益，有什么理由派军舰去一个与德国有许多商业合作的国家周边搞事？”。03想想德国也是挺搞笑的。因为二战战败，德国被一分为二——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甚至还有一些领土被战胜国拿去，比如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就成了苏联乃至如今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因为德国是战败国，所以在当年朝鲜战争中，也捞不着被志愿军胖揍一顿的命运。如今，两德统一三十多年，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总体还是不错的。这时候派出军舰来台海充大尾巴狼，有意思吗？最终损失的是不是德国自己？我看，德国如果有人喜欢深入思考的话，会找到正确答案。对于中国来说，则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有猎枪”！版权说明新民周刊所有平台稿件，未经正式授权一律不得转载、出版、改编，或进行与新民周刊版权相关的其他行为，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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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一被终身禁赛 资料图新京报讯 据中国象棋协会官微消息，2023年4月，象棋“录音门”事件，引起社会关注。中国象棋协会对此高度重视，会同有关方面开展了深入调查，查明王天一、王跃飞等运动员存在买棋卖棋操纵比赛等违规行为，时间跨度长、频次高，性质非常恶劣，情节非常严重，对象棋运动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为正风肃纪、惩前毖后，推动建立风清气正的象棋运动发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象棋比赛赛风赛纪管理办法（棋牌字〔2013〕122号）》、《中国象棋协会纪律准则和处罚规定（象棋协字〔2020〕17号）》等相关规定，经研究，给予王天一、王跃飞终身禁赛、撤销由中国象棋协会授予的包括特级大师在内的所有技术等级称号的处罚，禁止二人从事和参与中国象棋协会及其会员单位组织或授权组织的所有象棋赛事和活动。赛风赛纪和行风行纪是象棋运动发展的生命线，中国象棋协会将举一反三，全面深入组织开展象棋行风行纪整治，对买棋卖棋操纵比赛等违规行为严肃查处，绝不姑息，持续推动净化象棋运动发展生态。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继续对象棋工作进行监督。中国象棋协会2024年9月19日编辑 赵熹此前报道"中国象棋第一人"王天一被批捕:既涉嫌买棋又涉嫌卖棋“中国象棋第一人”王天一被批准逮捕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微敖 2024年8月1日至23日，多位知情者向经济观察网记者确认，有“中国象棋第一人”之称的象棋特级大师王天一，已被杭州检方批准逮捕。除王天一之外，还有其他中国象棋特级大师，亦被调查。上述知情者亦介绍，王天一所涉及的事项，既涉嫌在比赛中“买棋”，即自己或者通过另一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王跃飞给予对手好处，以赢得比赛，获取象棋等级分排名优势；还涉嫌“卖棋”，即收受对手钱财，在比赛中故意输棋。其中，王天一和王跃飞涉嫌“买棋”的金额，累计超过了80万元人民币。中国象棋残局 李微敖/摄王天一，1989年4月23日出生于北京，其从小就展现出象棋天赋。2008年，王天一被北京大学录取，就读于信息管理专业。2012年10月，王天一获得全国象棋个人赛冠军，成为中国第十六位男子全国象棋冠军棋手，并晋升为象棋特级大师。从2014年开始，王天一连续十一年，居中国象棋棋手等级分全国第一名；其中2023年，他的等级分达到了2800分，为中国象棋施行等级分以来的历史新高，因此王天一也被誉为“中国象棋第一人”。2018年3月，王天一正式加入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彼时，王天一公开称自己是“从合同工升级为正式工”。中国棋院杭州分院是中国棋院在国内的唯一分院，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在2004年正式批复同意成立，拥有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三大棋类的专业队伍。王天一的职业生涯，也不乏丑闻。2012年9月，在河南省举行的第七届全国农民运动会上，王天一改名换姓为“王天弈”，假冒农民身份参赛，获得男子象棋快棋冠军。但事后被揭发，王天一公开道歉。2023年4月前后，两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王跃飞与郝继超的一段通话录音，在网络上开始传播。这段录音中，两人提及王天一，并谈到王跃飞、王天一参与“买棋”，操纵象棋比赛之事，并疑似提到使用“特殊手段”在比赛中作弊。这段录音迅速在中国象棋界及象棋爱好者中引起轩然大波，并被称为“录音门事件”。同年10月17日，时年73岁的中国象棋特级大师，有“棋王”之誉的柳大华公开实名举报时任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郭莉萍。柳大华在举报中称，“长期以来，她（即郭莉萍，记者注）包庇纵容中国象棋界的黑恶势力，公然使用电脑软件以及现代科技手段，操纵包办国内各种大型比赛的胜负与奖金分配，使得中国象棋这一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沦落为一小撮棋界败类买卖胜负、受贿牟利的工具。”柳大华还称，“长期以来，郭莉萍对中国象棋界的这一惊天丑闻，不查不问，反而对挺身揭露丑闻的运动员、教练员进行百般打压、打击报复。”有知情者对经济观察网记者表示，“棋王”柳大华对郭莉萍的实名举报，使得“录音门事件”等中国象棋界存在的种种争议和乱象，更广为人知；同时，也引起了高层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录音门事件”的调查。2024年6月，数位知情者向经济观察网记者证实，2024年4月23日，王天一接受警方调查，其办案单位包括杭州警方的经侦部门。而这一天，也恰恰是王天一的35岁生日。“中国象棋第一人”王天一彼时，王天一涉嫌的罪由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在2018年，王天一正式加入中国棋院杭州分院之前，他的身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2024年6月，经济观察网记者也联系到了柳大华实名举报的郭莉萍。她回复称，自己已调离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对于柳大华的指控，她不方便回应，需要等待组织的正式答复，“相信最后会有结论的”。2024年8月1日至23日，数位知情者向经济观察网记者进一步确认，王天一已被杭州检方批准逮捕。除王天一之外，还有其他中国象棋特级大师，亦被调查。王天一所涉及的事项，既涉嫌在比赛中“买棋”，即自己或者通过另一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王跃飞给予对手好处，以赢得比赛，获取象棋等级分排名优势；还涉嫌“卖棋”，即收受对手钱财，在比赛中故意输棋。其中，王天一和王跃飞涉嫌“买棋”的金额，累计超过了80万元人民币。另一位接近案情的知情人士则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王天一给予一位浙江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一场比赛的“让棋费”（好处费），达到20万元。该象棋特级大师前后三次被警方带走调查，其中第三次是在2024年7月初，此后他一直处于“失联”状况。前述知情人士还介绍，公安机关在办理王天一案中，曾遇到比较多的干扰因素，后来此案“升格”，由上级公安部门督办。经济观察网记者从2024年7月初至8月23日，多次拨打王天一、王跃飞，及上述浙江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的电话，始终未有人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