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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银行、股份行中的高管中，“70后”是其主力军。而在中小银行群体中，尤其是上市地方性银行中，“80后”已逐步成长为高管团队的骨干力量，同时“90后”亦崭露头角。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出生于1983年的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由此，张文斌成为继常熟银行行长包剑之后，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两者均不满45岁，分别只有41岁、43岁。A股上市地方银行尤其农商行是“80后”高管“聚集地”，记者粗略统计，当前上市中小银行已汇集了20位“80后”副行长。其中，2024年以来，包括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在内的“85后”副行长履新，即任职年龄均小于40岁，位于35岁至39岁区间。需要观察的是，一面是更为年轻化的群体成长为地方银行的管理层，一面是更具有挑战的经营环境，如何在经济转型下，掌舵好经营业绩，考验着这一年轻群体。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日前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原行长孟东晓为董事长，委任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两人任职资格尚待监管部门核准，在核准之前两人分别代为履行董事长、行长职责。其中，行长张文斌出生于1983年，今年41岁，其任职代表着国内上市银行中第二位80后正职行长。从其履历资料看，张文斌在该行升迁较为迅速，其自2004年9月至2014年5月先后担任支行业务部经理、工业新区支行行长，并自2014年5月至2016年3月担任山东高速新加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此后历任威海银行交通金融部总经理、潍坊分行行长、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公司业务总监，自2021年2月起担任威海银行行长助理，当年8月获委任为该行副行长。值得关注的是，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除了代理行长张文斌，在威海银行高管团队中，同是“80后”的还有副行长姜毅，此外“90后”副行长卢继梁是目前上市银行中较为少见的年轻高管。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威海银行官网信息显示，该行成立于1997年，现辖济南、天津、青岛等126家分支机构，是山东省内唯一一家实现16地市网点全覆盖的城市商业银行。2020年10月12日，该行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从区域排名看，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资产总额达到4228.64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7.91%，资产规模在山东三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第三，前两名分别是A股上市银行青岛银行和齐鲁银行，均已迈入6000亿元行列。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数据来源：上述各家银行2024年半年报）记者梳理港股上市银行高管团队发现，除威海银行之外，中原银行、广州农商行、九台农商银行、泸州银行、九江银行等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亦崭露头角，年龄多在40岁上下，所处管理岗位涵盖行长助理、副行长、首席信息官等职位。多家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崭露头角80后渐成区域银行骨干力量整体看，在当前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总计有20位副行长，另有12位“80后”高管分布于行长助理、董事会秘书、财务部门负责人、合规部门负责人、首席信息官等职位，甚至在有的银行高管团队中占据半壁江山，更值得关注的是“85后”高管也渐渐崭露头角。具体看，江阴银行有4位，张家港行、常熟银行3位，无锡银行、瑞丰银行、紫金银行分别有两位，宁波银行、青岛银行、贵阳银行、苏州银行以及沪农商行分别有1位“80后”副行长。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值得关注的是，上述高管团队中，“85后”，即40岁以下的副行长有7位，分布于江阴银行、张家港行、无锡银行、常熟银行、紫金银行、贵阳银行。例如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这四位“85后”均是在今年任职资格获核准或被选聘。其中最小的是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出生于1989年4月，历任连云港东方农商行的小额贷款中心客户经理、电子银行部办事员、科技创新部产品经理、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以及昆山农商行小微事业部管理岗、小微事业部总经理助理、信用卡部总经理助理、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自2023年11月起，任江阴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常熟银行是目前“80后”中高管团体占比较高的银行。在2023年11月，由于常熟银行原董事长庄广强调任江南农商行担任董事长，常熟银行原高管层更新，原“70后”行长薛文被选为董事长，“80后”包剑和干晴分别履新行长和副行长。今年1月、7月发布相关公告披露，上述三人任职资格获得监管核准。由此，今年43岁的包剑是目前A股上市银行中最年轻的行长。包剑出生于1981年，从其履历看，虽然在履新常熟银行行长之前，包剑任江南农商银行副行长，但其成长经历主要集中于常熟银行体系。具体看，包剑从常熟银行柜员、客户经理做起，曾辗转任职于该行公司银行部、小额贷款中心，此后包剑曾至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投行与同业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经过该履历后，包剑回归常熟银行后升至该行的中层管理岗，担任过该行投资银行部、票据业务部总经理、同业金融部的总经理，并在担任该行公司银行总部总裁之后，升至高管层至副行长。至此，常熟银行高级管理层已集齐三位“80后”副行长，除了前述包剑和干晴，还有生于1986年副行长陆鼎昌，在其36岁时，即2022年8月起就已担任常熟银行副行长。与包剑履历相似，陆鼎昌也从该行基层做起，曾历任该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总经理助理，小微金融总部副总经理，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邗江支行行长，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小微金融总部总经理等职。此外，当前常熟银行合规部门负责人张金梁、财务部门负责人范丽斌也均是“80后”，分别出生于1985年和1984年，今年分别只有39岁和40岁。不仅内部提拔，常熟银行更向外输送“80后”管理者。今年8月下旬，紫金银行因原董事长赵远宽到龄辞任，该行迎来高层变动，董事会选举无锡银行原董事长邵辉接替赵远宽任该行董事长，同时聘任只有36岁的常熟银行原零售业务总裁徐伟为副行长。简历资料显示，徐伟出生于1988年7月，此前长期在常熟银行任职，曾从常熟银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做起，后续一直升至公司银行部客户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位，此后还历任常熟银行张家港支行行长，银行部兼三农金融部总经理，零售业务总裁等职。紫金银行高层“换血”后，随即无锡银行也迅速于8月底完成董事长、行长、4位副行长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补位更新。值得关注的是，前述有两位新聘副行长胥焱冰、史炜，以及聘任的合规部门负责人陈秋实、审计部门负责人倪莹以及计划财务部负责人尤赟均为“80后”，其中，史炜出生于1987年，今年仅37岁。新的经营形势考验年轻领导层从近期上市银行披露的半年报数据看，2024年上半年中小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增多，考验着这一批“70后”“80后”高管团队的经营能力。可以观察到，除了近年来明显的营收放缓乃至下滑，以及净息差持续收窄之外，利息净收入和中收承压的现象进一步显现，而各家银行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中收降幅扩大，多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下降，不再是推动非息收入大增的营收引擎，反而以投资收益为代表的其他非息收入实现了较大的增长。特别是城商行、农商行纷纷扩大了对债市的投资，投资收益的增速大幅上升，占据营收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二成乃至三成的水平。据Wind数据，2024年上半年，42家A股上市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27.75%，32家正增长，10家负增长。分类型看，国有大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10.54%，股份制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9.76%，城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1.2%，农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最高，增幅达89.34%。这些现象的背后，是银行业面临信贷投放放缓，加之让利实体经济背景下的资产端收益率不断下行，利息净收入增长空间受到了压制，从而拖累了营收。而在这一大环境下，中小银行还面临大行不断下沉市场的挤压，使地方性银行市场拓展空间进一步收缩。而将富余资金转向金融市场增加投资收益，是这些区域银行面临市场困境，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一种突围方式。总而言之，中小银行是我国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的超九成比重。在我国四千多家中小银行体系中，A股和港股上市银行属于其中综合能力的佼佼者，其经营业绩和对经济环境的适应度代表着这一金融群体的突破能力。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苏唯来源：作者：券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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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董鑫‍‍9月1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南京持续深化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以案示警筑牢思想堤坝》一文。文中披露，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纪工委原副书记、监察工委原副主任王祖华在被留置期间深刻忏悔：“在贪欲驱使之下，利用影响力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站台打招呼，收受贿赂。这完全与纪检监察干部身份背道而驰。”这是公开报道中首次提到王祖华案的细节。王祖华站在被告席上今年6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王祖华受贿一案，对王祖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对王祖华受贿违法所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52.2389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上述文章提到，为教育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常怀敬畏之心、带头遵规守纪，南京纪委监委组织470余名纪检监察干部旁听了王祖华案庭审，引导党员干部从身边人身边案中深刻汲取教训，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坚决不能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尤其不能搞选择性监督、随意执纪调查、任性问责处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38万余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24万余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12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569人，处分2003人，移送司法机关26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95人、县处级干部560人。近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围绕案件监督管理、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出台了一系列监管制度，如《关于加强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审查调查工作人员“十不准”》等，进一步规范业务流程。新时代以来，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法规制度先后出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结合工作实际将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包括制定《纪检监察干部网络行为十条禁令》、《关于严禁纪检监察干部违规饮酒的规定》等。一些地方还发布了纪检监察干部行为“负面清单”、离岗离职从业限制、“八小时外”监督措施等。例如，今年5月，通过梳理分析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南京市纪委监委聚焦共性问题，制定《南京市纪检监察干部“五条禁令”》，严禁违规吃喝、不当交往、跑风漏气、说情干预、言行失范，为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开列“负面清单”，进一步划清行为边界和底线。此外，南京市纪委监委还出台了《关于纪检监察干部违规打听、干预纪检监察业务工作等事项登记报备的工作指引（试行）》等制度规定，进一步规范执纪执法权力运行，压缩权力滥用和寻租空间。上述《中国纪检监察报》文中说，今年7月，南京市纪委监委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在全体机关干部观看系统内专题警示教育片后，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还作出了针对性提醒，“要坚决摒弃‘看戏’心态，真正把‘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醒’，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清醒自觉，保持刀刃向内的坚韧勇毅。”资料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等延伸阅读多名"老虎"、"内鬼"出镜忏悔 有人被控受贿近4亿6月27日晚，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政论专题片《第二个答案》。专题片介绍，党的二十大以来，截至2023年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67万件，其中立案中管干部86人、厅局级干部3533人、县处级干部2.8万人。“这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党、国家、军队内部的严重隐患正在消除，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专题片说。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注意到，有不少“老虎”、“内鬼”在专题片中出镜忏悔。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政论专题片《第二个答案》，图为视频画面截图蒋洁敏蒋洁敏出生于1955年10月，山东阳信人，曾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2013年9月，蒋洁敏落马。2015年10月，蒋洁敏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13年，蒋洁敏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1403.9073万元。在2004年至2008年，蒋洁敏在周永康指使或授意下，违反规定，为他人开展经营活动提供帮助，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我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犯罪的证据是真实和确凿的。”蒋洁敏说。蒋洁敏在庭上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白恩培白恩培出生于1946年9月，陕西清涧人，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2014年8月，白恩培落马。2016年10月，白恩培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审理查明，2000年至2013年，白恩培直接或者通过其妻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6764511亿元。“我悔恨，共产党多年培养的省委书记，怎么变成这样子，我给党组织带来的损失太大了。”白恩培说。白恩培被判死缓傅政华傅政华出生于1955年3月，河北滦县人，曾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部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21年10月，傅政华落马。2022年9月，傅政华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审理查明，2005年至2021年，傅政华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7亿余元。2014年至2015年，傅政华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对其弟弟付卫华涉嫌严重犯罪问题线索隐瞒不报，不依法处置，致付卫华长期未被追诉。“由于我的违法犯罪，严重损坏了党的形象，我的教训极为沉痛。”傅政华说。傅政华被判死缓云光中云光中出生于1960年6月，内蒙古土左旗人，蒙古族，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19年6月，云光中落马。2020年11月，云光中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审理查明，2005年至2018年，云光中直接或通过其近亲属等人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共计人民币9432万余元。此前中央纪委曾披露，云光中的儿子云磊和云凯晨（原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云公民的儿子），曾经合伙做煤炭“生意”，其实无人员、无设备、无资金、无实际经营活动，就是坐收他们的父亲用权力换取的巨额贿赂。“被围猎的不但是领导本身，领导的整个亲戚、朋友，这个群体他都要围猎你。没有把握住自己。”云光中说。云光中称是自己没有把握住自己范一飞范一飞出生于1964年8月，江苏泰兴人，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22年11月，范一飞落马，成为党的二十大之后被查处的“首虎”。2024年4月，范一飞受贿案一审开庭。起诉指控称，1993年至2022年，范一飞直接或者通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商人把钱送到我办公室，我也不会要的，但比如说他是用股票的这种方式，给我家里人，就是另一种结局了，我就是动这些脑筋动坏了。”范一飞说。范一飞被控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谷春立谷春立出生于1957年7月，辽宁锦州人，曾任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委书记、鞍山市委书记，吉林省副省长。2015年8月，谷春立落马。最新专题片中披露，他是因为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2017年3月，谷春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审理查明，2002年至2015年间，谷春立直接或通过家人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365万余元。“规定是肯定学了，但是有时候氛围整得融洽一些，我也觉得有时在酒桌上协调点事，能够增进一些感情，相互了解，所以协调起来工作比较方便。”谷春立在专题片中出镜说。“走到今天是我没有想到的，走到今天我也非常痛悔。”谷春立说，“作为我们政府的干部和企业家，如果你不做到‘亲’、‘清’，那么就是祸兮之所伏，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教训。”谷春立出镜忏悔王树森王树森出生于1955年6月，吉林通化人，曾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正厅长级）、办公厅党组成员。2015年8月，王树森落马。2016年9月，吉林省通报指出，2013年10月至2015年7月，王树森组织参加公款宴请1次，参加私营企业主在私人会所等场所安排的宴请3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敬你一杯酒，你就忘乎所以了。然后我们把几个主要的领导找来，领导一看，你看谷春立这都过问了，怎么得想办法好好给解决解决，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但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没事，你不一定能抓着我。”王树森在专题片中出镜说。王树森曾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黄兴国黄兴国出生于1954年10月，浙江象山人，曾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2016年9月，黄兴国落马。2017年9月，黄兴国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黄兴国直接或通过他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专题片中提到，黄兴国是在巡视“回头看”期间被调查出问题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黄兴国心存侥幸，他曾将一些不太贵重的礼品登记上交，暗地里却对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转移收到的贵重物品，甚至为了尽早升迁，“接天线、拜码头、找靠山”。“第一次巡视了，第二次再来个‘回马枪’，这一招很厉害。理想信念动摇，打自己的小算盘，私欲膨胀，出问题了，根本的原因，根子上是这个问题。”黄兴国说。黄兴国在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还心存侥幸陈树隆陈树隆出生于1962年11月，安徽巢湖人，曾任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16年11月，陈树隆落马。2019年4月，陈树隆被判无期徒刑。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陈树隆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相关单位或个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758亿余元。“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否则的话，必然是像我这样人财两空，后悔莫及。”陈树隆说。陈树隆被判无期徒刑曹立新2014年5月，中央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落马。2017年1月，曹立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中央纪委曾披露，曹立新在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工作十多年，长期联系山西，他的问题也主要出在山西。他多次收受山西省交通厅高速公路管理局原纪委书记冯朝辉钱财，并打招呼帮助冯朝辉“顺利”升官。冯朝辉因其他问题被调查后，把曹立新交代了出来。“从吃喝，从收小的购物卡，从这些事情开始，特别涉及工作对象的，包括吃请，包括聚会，包括一块喝茶，这些事情是绝对不应该参加，现在非常后悔。”曹立新说。曹立新出镜忏悔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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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传音控股（688036.SH，股价76.28元，市值861.35亿元）公告，公司于2024年9月7日披露了《关于重大事项的公告》，公司财务负责人肖永辉被实施留置。公司于近日收到丹东市振安区监察委员会签发的《解除留置通知书》，丹东市振安区监察委员会已解除对肖永辉的留置措施。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管理情况正常，肖永辉已能正常履行财务负责人职责。此前，传音控股于9月6日晚间公告，公司收到丹东市振安区监察委员会签发的《留置通知书》和《立案通知书》，其决定对公司财务负责人肖永辉采取留置措施及立案调查。资料显示，肖永辉曾在江西庆江化工厂、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任职，2014年1月至今在传音控股担任财务负责人。2023年，肖永辉在传音控股领取税前薪酬为385.56万元。9月9日，受相关消息的影响，传音控股的股价大幅低开，一度跌逾8%。当天中午，公司当即披露了董事、高管的增持进展公告。公告显示，截至9月9日午间收盘，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张祺、董事及副总经理杨宏、董事会秘书曾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87537股，增持金额合计654.02万元，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区间下限的50%。图为截至9月9日午间收盘，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今年上半年，传音控股实现营业收入345.58亿元，同比增长38.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52亿元，同比增长35.7%。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公司解释称，主要由于公司持续开拓新兴市场及推进产品升级，总体出货量同比增长。市场占比方面，2023年，传音在非洲、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菲律宾智能机出货量排名第一，印度智能机出货量排名第六。IDC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传音控股在全球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为14.4%，在全球手机品牌厂商中排名第二，其中智能机在全球智能机市场的占有率为9.1%，排名第四。具体到区域市场，公司在非洲智能机市场的占有率超过40%，因此也被外界称为“非洲手机之王”。编辑|王月龙 黄胜 杜恒峰校对|赵庆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自公开信息、每经网延伸阅读"非洲手机之王"财务负责人被调查 公司总市值达916亿9月6日晚间，传音控股（688036.SH，股价81.10元，市值915.8亿元）发布关于重大事项的公告称，公司于9月6日收到丹东市振安区监察委员会签发的《留置通知书》和《立案通知书》，其决定对公司财务负责人肖永辉采取留置措施及立案调查。图为传音控股发布的公告传音控股在公告中表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知悉调查的进展及结论。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机制，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正常履职，本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传音控股发布的相关公告显示，肖永辉于1969年出生，大专学历，他曾在江西庆江化工厂、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任职，2014年1月至今在传音控股担任财务负责人。2023年，肖永辉在传音控股领取税前薪酬为385.56万元。今年7月，传音控股董事及副总经理张祺、董事及副总经理杨宏，以及肖永辉等人拟自7月16日起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1080万元且不超过1400万元。此外，他还于8月28日参加了传音控股的2024年上半年业绩说明会。对于肖永辉被采取留置措施及立案调查的起因，以及是否会涉及上市公司等外界关注的问题，记者通过微信采访公司证券部相关工作人员，但截至发稿，未获得回应。今年上半年，传音控股实现营业收入345.58亿元，同比增长38.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52亿元，同比增长35.7%。截至上半年期末货币资金104.49亿元。传音控股被外界称为“非洲手机之王”（资料图）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公司解释称，主要由于公司持续开拓新兴市场及推进产品升级，总体出货量同比增长。市场占比方面，IDC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传音控股在全球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为14.4%，在全球手机品牌厂商中排名第二，其中智能机在全球智能机市场的占有率为9.1%，排名第四位。具体到区域市场，公司在非洲智能机市场的占有率超过40%，因此也被外界称为“非洲手机之王”；在孟加拉国，智能机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在印度市场，公司智能机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七。不过，传音在进军新兴市场时并非一帆风顺。据悉，今年是传音进入印度市场的第八年，公司去年在印度市场的排名为第六，上半年排位不升反降。对于目前传音在印度市场销售手机的价位段以及如何应对其他厂商的竞争等，IDC方面日前对记者介绍称：“目前传音在印度市场是以入门级以及中端产品为主（400美元价格段），但传音也沿着印度市场用户升级的机会持续往更高的价格段上探。虽然印度存在政治风险，但该市场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因此市场竞争也相对更激烈，进入（印度手机）前五的难度也更高。厂商在当地需要保持竞争力的话，除了需要完善的线上、线下零售网络，还需要建立品牌认知度以抓住当地消费者对升级以及‘社会地位’价值的心理需求。”此外，当前传音在印度市场还面临专利诉讼的麻烦。7月以来，高通公司陆续在印度、德国等地相关法院，以专利侵权名义起诉传音及相关子公司，主张传音方面侵犯其专利权，要求公司及被诉子公司停止侵权、交付并销毁包含涉诉专利的相关产品、赔偿损失等。传音手机在非洲国家的广告牌（资料图）对于双方专利纠纷的进展，传音在前述业绩说明会上回应称：“传音的销售网络覆盖非洲、南亚等超过70个新兴市场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部分专利权人（高通）并未拥有或只拥有少量的专利，但要求按照全球统一的费率，诉求过高的许可费，并未考虑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其在特定区域或市场无专利或只有少量专利，以及既有判例存在不同区域提供不同费率等因素。我们认为部分专利权人的做法并未完全遵循公平、合理和非歧视原则。传音将继续与第三方展开专利谈判，在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同时，推动在公平、合理和非歧视原则框架下确定合理的许可费，以实现包括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在内的产业链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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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德国干了一件傻事）

特斯拉为降本增效宣布裁员10%，涉及员工多达1.4万人。然而或许连特斯拉都没能想到的是，该公司很快便切身体会到“裁员裁到大动脉”的窘态。据华尔街日报9月16日报道，在今年4月的大规模裁员后，特斯拉近几个月来超级充电站网络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电动汽车分析公司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特斯拉新开放的超级充电站数量比2023年同期下降11%；在裁员后的5月至8月，更比去年同期下降28%。图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对此消息，特斯拉没有回复置评请求。不过就在上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在X上发布消息称，特斯拉正在启用更多的超级充电站。特斯拉在全球拥有6500个超级充电站，这也是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品牌的主要卖点之一。然而随着汽车销量与业绩的下降，特斯拉不得不着手降本增效，而投资巨大的超充网络也在其列。今年4月，马斯克向员工发送内部信宣布全球裁员10%的决定，并表示裁员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其中在特斯拉效力长达18年、作为马斯克核心副手的动力总成及能源工程高级副总裁德鲁·巴格利诺(Drew Baglino）也宣告离职。更有部分特斯拉员工通过社交网络宣称，马斯克决定解散超级充电业务部门，包括团队负责人丽贝卡·蒂努奇（Rebecca Tinucci）和新产品负责人丹尼尔·何 (Daniel Ho)在内的大约500名员工均被裁。对此，马斯克曾在社交平台回应称，特斯拉仍计划发展超级充电站网络，只是新建站点的速度会放慢，侧重于扩建现存充电设施。但特斯拉对超充团队的裁员之举，还是很快使行业陷入乱局：一些超级充电站场地的建设被迫暂停，而一些正在与特斯拉谈判建设充电站的场地业主，也因裁员而发生混乱。在裁员后的头几周，特斯拉的合作伙伴和承包商便很难再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他们在特斯拉的联系人。无奈之下，特斯拉试图启用新的领导层和团队来使超充业务重回正轨。图为特斯拉超级充电桩今年5月底，特斯拉又返聘了超充团队的几名高级成员，包括该项目的负责人马克斯·德泽格尔(Max de Zegher)，以及在北美运营该项目的少数管理人员。一份组织结构图显示，特斯拉的长期高管迈克·斯奈德（Mike Snyder）此前曾负责其工业电池项目，现在他接管了充电团队，负责监督此前由巴格利诺领导下的几个项目。同时，马斯克又称计划花费5亿多美元（约合人民币35.5亿元）来完善超充网络。不过马斯克同时还表示，以上费用只是用于新工厂和扩建，还不包括运营成本，因为运营成本要高得多。尽管特斯拉一直在努力重建超充团队，甚至重新雇佣此前被解雇的员工，但其今年充电网络的扩展还是受到明显的制约。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仍致力于扩大超充网络，但现在只能依靠更少的员工来完成过去的任务。除此之外，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放缓还对不少非特斯拉车主造成影响。因为在此之前，特斯拉曾与多家车企达成合作，使后者能够应用特斯拉的超充桩进行充电。因而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持续放缓，可能会对整个行业的充电体验产生影响。福特与特斯拉就充电达成合作2022年11月，特斯拉曾提出车企应采用统一充电标准，并分享其充电连接器设计，鼓励充电网络运营商和车企采用该技术。2023年5月，福特汽车率先宣布与特斯拉达成合作，自2024年起允许福特电动汽车的车主使用特斯拉位于北美的超过1.2万个超级充电站。不过，福特汽车的车主仍需要通过使用适配器来使用特斯拉的超充桩。为此，福特还计划从2025年开始为其下一代电动汽车配备特斯拉的充电端口，包括一款电动皮卡和一款7座SUV。今年3月，吉利控股集团旗下高端纯电动品牌极星也宣布与特斯拉中国开启充电网络互联互通合作。极星2和极星4的用户可在特斯拉中国大陆地区开放的超级充电站、目的地充电站进行充电。截至3月，特斯拉已在中国大陆地区对极星开放800多座充电站和4600多个充电桩，网络覆盖200多座城市。同年6月，美国造车新势力Rivian也宣布从2024年开始，Rivian车主将可通过适配器使用特斯拉超充桩；自2025年起，Rivian将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特斯拉对外部企业开放充电设施，还使特斯拉有资格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以扩大充电网络。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约3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2亿元）的公共资金，用于在美国建造88个超级充电站。今年7月和8月，特斯拉分别从马里兰州和亚利桑那州获得18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77万元）和2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57万元），用于在当地建设充电站。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计划加入该网络，特斯拉的扩张需求变得更加突出。然而由于充电部门裁员，特斯拉与其他车企的合作也随之出现了障碍，主要问题包括充电软件的适配，以及充电桩适配器的分销等等。此外，特斯拉还计划在2024年春季之前扩大对通用汽车、沃尔沃汽车和极星的充电支持范围，但目前特斯拉的网站则显示这些新增内容为“即将推出”。在研究和咨询集团Atlas Public Policy的创始人尼克·尼格罗（Nick Negro）看来，这是自超级充电站首次发布以来，特斯拉实际上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之一。君迪（J.D.Power）电动汽车业务执行董事布兰特·格鲁伯（Brent Gruber）也表示，这是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网络后的一大不利因素。特斯拉超充业务要想在裁员后重回正轨，依然任重道远。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