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20日电 据“国防部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美对 台军售答记者问。

　　记者：据报道，当地时间9月16日，美国国务院批准售台战机所需的备用零件与技术支持案，金额约2.28亿美元。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张晓刚：美方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的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林镇茂（记者 林君）09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21日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发布一份讣告，确认其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在以军20日的袭击行动中丧生。本次行动中以军出动战机在贝鲁特南郊发动“定点袭击”，这也是黎以两国冲突升级以来，以军首次空袭中心城市的人口密集区域。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也对以北部军事目标发动远程攻击，以方称拦截了“部分来袭的导弹”。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丧生本次被以军盯上的真主党高官阿基勒生平较为神秘，美国方面对他的情报掌握也很有限。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阿基勒在1983年曾连续指挥了两场震惊世界的卡车爆炸案，杀伤大量美国外交人员和海军陆战队成员，甚至成为二战硫磺岛战役以来美国海军陆战队单日最大的伤亡纪录。2015年，美国财政部将阿基勒认定为“恐怖分子”。2023年，美国国务院宣布悬赏700万美元征集其相关线索。以色列主动升级局势国际关系专家：战争已在我们眼前展开“以色列已从防御姿态转为进攻姿态。无需询问战争何时到来，它已经在我们眼前展开。”这是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卡里姆·埃尔·穆夫提对以军“定点袭击”行动的评价。在他看来，黎以两国已经从最初的边境冲突升级为“战略消耗战”，主要原因是以色列在通讯设备爆炸案和“定点袭击”行动中附带损伤了数千名平民，极大地扩大了军事行动波及的范围。穆夫提认为，黎巴嫩真主党被以色列逼入绝境，因为真主党不想爆发全面战争，但也必须寻求报复，“然而，究竟要什么样的回击才能匹配以色列这样的攻击行为？”黎巴嫩卫生部的数据显示，以军本次袭击炸毁了一栋10层高的公寓楼，目前统计有14人死亡，66人受伤，而且随着废墟清理工作的开展，预计伤亡数字还会持续上升。贝鲁特的消防部门表示，大量人力已经投入救援。公寓楼住户的亲友们焦急地守候在现场，等待亲人的消息。一位名叫哈桑的老年妇女表示，她还不清楚自己的女儿是否活着，“我去了圣乔治医院和圣特蕾莎医院，但没人知道我女儿在哪里。我只想知道我女儿到底在哪里？”图为袭击现场 图据视觉中国一位民防医疗队成员表示，清理废墟的工作非常艰难，“我不知道下面埋着的人是死是活，只能一铲子一铲子地拼命地挖掘。之前我从废墟里面救了一个活人出来，后来我们又找到了他的妻子，不过已经成为尸体了。”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加里丹则称，以军的行动并不针对平民，“但是真主党的指挥官躲在民宅里，将平民作为肉盾保护他们自己”。阿基勒其人：曾连续策划美国大使馆和军营爆炸案据以色列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阿基勒应该是在1960年左右出生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一个村庄，他早年曾加入黎巴嫩什叶派主导的“阿迈勒运动”，后加入真主党并成为其创始成员。在阿基勒的领导下，真主党也从最开始的小股民兵组织发展成了有强大影响力的军事政治组织。2000年，真主党的不断袭击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出军队，2006年真主党的跨境攻击也引发了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战争。美国方面则一直指控阿基勒参与了1983年4月发生在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卡车爆炸案。当年10月，阿基勒又策划了发生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的爆炸案，这两次行动都创造了巨大的人员伤亡。1983年被损毁的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资料显示，1983年4月18日下午，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开着一辆重磅卡车撞破大门，冲进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当时车上装载了近2000磅（约900斤）重的炸弹，爆炸声响彻贝鲁特西部，1英里外的窗户玻璃也被震碎，美大使馆建筑中央立面完全损毁，爆炸总共造成63人死亡，也促使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加紧从黎巴嫩撤军的计划。当年10月23日，为了抗议美国插手中东地区事务，两辆自杀式袭击卡车闯入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扎区域，先后撞上了相隔不远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和法国伞兵军营。事件造成241名美军死亡，其中包括海军陆战队成员220人，法军死亡人数为58人。此外周边的平民、游人、商贩等也有6人死亡，多人受伤。资料显示，本次事件是二战硫磺岛战役以来，美国海军陆战队遭遇的单日最大伤亡。如果算上死亡的美国海军和陆军士兵，这是越南战争春节攻势第一天之后，美国武装部队遭受的单日最大伤亡纪录。美国国务院的情报称，阿基勒已经成为真主党的“关键领导者”，他的地位在整个真主党内部可以排进前三名。美方情报还认为，阿基勒在上世纪80年代还参与策划绑架美国和德国人质。为了捉拿这位美国国务院定义的“恐怖分子”，美方开出了700万美元的赏金征集线索。华盛顿的真主党研究专家加达尔表示，阿基勒的死亡是在2008年之后真主党遭遇的“最沉重一击”。加达尔推测，此前的通讯设备爆炸事件使得真主党的指挥体系遭受严重破坏，促使真主党高层在20日开会商讨紧急对策，这可能为阿基勒的遇袭埋下了伏笔。红星新闻记者 郑直 综合央视新闻等编辑 张寻 责编 邓旆光

林镇茂（记者 林春玲）09月21日,本文来源：时代财经 作者：谢斯临9月20日，在华为苹果新机销售对打的第一天，作为中国乃至全球知名的电子产品交易中心的华强北，热闹非凡。 路边兜售iPhone16的黄牛，图片来源：时代财经摄路边，随处可见向行人兜售的iPhone16的黄牛。他们热情地招揽每一个路过的行人，试图将自己手中的新机销售出去。相较之下，华为的新品Mate XT更稀缺，但也不乏有现货流出。而从这些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外界得以一窥这两家手机巨头最新款产品的市场反馈。被外界普遍认为“挤牙膏”、最大亮点不过是新增的实体相机按键的iPhone16，并未出现往年那种疯抢的情况。时代财经从一名经销商手中获取的报价表了解到，除iPhone 16 ProMax部分机型加价能超过千元之外，绝大部分机型现货价格维持稳定，涨价幅度较小。128G版本的iPhone16和iPhone16 Plus黄牛价基本与官网价持平，256G版本的加价仅有50元左右。而每年最受关注的Pro系列，128G、256G版本加价不过在300元到400元左右。其中，更是有部分机型价格已经跌破发售价。比如512G版本的iPhone16，所有颜色均报价8950元，相较官网价8999元还要低上49元；512G版本的iPhone16 Plus同样如此，所有颜色均报价9950元，相较官网价9999元还要低上49元。 9月20日iPhone16系列手机华强北的报价单，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而这还是现货情况。如果消费者愿意等，多家电商平台掀起一轮补贴战后，价格还要更低。尤其是拼多多，iPhone 16拼多多补贴价5399元，相较官网价直降600元；iPhone 16 Plus 512G版本拼多多补贴价8999元，相较官网直降1000元。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錤撰文分析认为，iPhone 16系列需求低于预期的关键原因，或许是本应成为该系列手机最大卖点的Apple Intelligence，无法随着产品发售一同上市。同时，中国市场激烈的竞争仍持续影响消费者对于iPhone的需求。这一点在发售前的预售阶段就已经得到明显体现。据郭明錤测算，iPhone 16系列在首周末预购销量预估约3700万部，较去年iPhone 15系列首周末销量同比减少约12.7%。与市场对于iPhone16系列新机疲软的需求相比，华为三折叠手机Mate XT在发售首日的黄牛加价明显更高。该产品在线上就已经吸引了超过685万人预约。而在9月20日上午10：08在线上开启抢购不到一分钟，华为Mate XT于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上的货就已经全部被抢购一空。即便在华强北，华为Mate XT也并不多见。与路边随处可见的iPhone相比，消费者很难直接在路边看见现场兜售华为Mate XT的黄牛，即便是在华为的授权店里，都无法直接看见或购买该产品的现货。时代财经仅在华强北远望数码城门口一处，看见了三台并列在一起的华为Mate XT。因产品已拆封，这三台黑色512G配置的华为Mate XT报价相对全新产品已有所折损，但依旧高达4.1万元每台，较发售价2.2万元高出1.9万元。 黄牛手上的华为三折叠手机，图片来源：时代财经摄而有黄牛向时代财经透露，他手中并没有全新未拆封的华为Mate XT产品，需要调货。报价方面，9月20日下午，黑色512G现货报价每台4.6万元，较发售价高出2.4万元；更受欢迎的瑞红色512G款还要再贵2000元，达到惊人的4.8万元。Mate XT极高的热度甚至超乎华为的预期。9月20日一早，华为终端BG董事长余承东现身上海南京东路的华为旗舰店参与新机交付仪式，并在现场表示，三折手机热销的程度远远超出预期，团队正在加班加点扩产能。由于市场需求热度较高，郭明錤也上调了对华为三折屏幕手机Mate XT出货量的预测，从50万台上调至100万台。但同时，郭明錤强调，考虑到2024年全球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预估已由3000万部下调至1500万部，且过往华为旗舰机型也曾有过发售后需求快速下滑的例子，市场仍需注意其需求热度能否延续。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