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七禾网

　　9月16日，“期货大佬”张少鸿先生突发疾病离世。

　　在许多圈里人看来，张少鸿称得上是证券期货业的顶级操盘手，也是中国资本市场上“庄家”概念的始作俑者，更是市场上公认的“庄家鼻祖”的概念级人物，《操盘手》《风云录》《私募》等书和影视剧无不以他为主角原型。

　　资本江湖，每天有无数创富神话或成或败，每天有无数神龙大侠或沉或浮，但总有一些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令人难以忘记。

　　01

　　寒门子弟，读书社起家

　　1977年，16岁的张少鸿考入河南省银行学校（现河南省金融管理学院）。4年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

　　1985年，待不惯机关生活的他毅然辞去国家公职，开始自主创业。

　　1987年，他在郑州市金水区工商分局注册了个体性质的“读来读去读书社”（简称“三读”），规定任何人只要交10元押金、2元租金，即为读书社社员。

　　这种新颖的运作方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也给“三读”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1992年，张少鸿在河南省工商局注册“河南省读来读去读书社”，注册资金1000万元。

　　到次年年底，“三读”在郑州已拥有8家分社，期刊总藏量超过600万册，注册读者7万名，每年接待读者超过350万人次。张少鸿被誉为“当代青年的楷模”、“传播知识的使者”

　　1994年，他和当时感动全国的见义勇为英雄徐洪刚等人一起，被评为第五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并当选为河南省青联副主席、全国青联常委等。

　　此时的张少鸿，内心的情感还比较质朴，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还比较重。1990年，“三读”举办了全国首届汉字识用大奖赛，张少鸿在序言中指出，当时中国还有2亿人因为不能正确使用汉字而成为文盲或半文盲，本届大赛正是着眼于提高大众汉文水平，帮助每个人检测自己使用汉字的能力，以推动使用汉字规范化。

　　但许多人都忽略了，张少鸿本质上是一个时刻寻找发展机遇的不安分的人，尤其是他专业学习金融，其特长即在于财务运作。

　　02

　　期货霸主，翻起惊天巨浪

　　1993年前后，中国两家证券交易所和郑州商品交易所先后正式开业。由于是刚刚建立，各种规则秩序并不是十分完善，众多所谓的“庄家”“操盘手”，正是在这时凭着自身的胆识进行资本冒险投机，在不健全的金融监管下，他们搅动证券、期货市场翻起惊天巨浪。

　　张少鸿感觉他的机会也来了。

　　1993年，“三读”下属公司获得了期货公司从业资格。

　　1993年5月，张少鸿开始投身郑州商品交易所（下称郑商所），设立席位进行期货交易。

　　在许多圈里人看来，张少鸿称得上是证券期货业的顶级操盘手，也是中国资本市场上“庄家”概念的始作俑者，更是市场上公认的“庄家鼻祖”的概念级人物，《操盘手》、《风云录》、《私募》等书和影视剧无不以他为主角原型。

　　在郑商所成立初期，市场相对平淡。张少鸿创立了一种新的机构盈利模式：每次交易，他集中手下的人，不准接、打电话，统一住在宾馆里，按照事先预定的计划、步骤去实现自己的盈利目标，直到一次“伏击战”彻底完成。

　　运用这种有组织的风险投资，他和他的游击军团只用了4天时间，就把国有粮食部门为主的空方打垮，也把期货市场上的大鳄四川汉龙集团的刘汉击溃。

　　“安阳帮”声名远播，引得北京期货主力手心痒痒、蠢蠢欲动，意欲出其不意来劫一票生辰纲。其领军人物邓某为了慎重起见，先派了个探子去试试水。

　　探子回来说：“钱多、人傻、快去。” 邓某大旗一挥，其下属信托公司的一队精兵强将就携带巨资秘密地兵发郑州。

　　但他们显然小瞧了张少鸿和他手下的那群“土豹子”。在旷日持久的绿豆期货拉锯战中，双方“几乎都杀红了眼，血战达到了肉搏的地步”，但最终，张少鸿聚集当地所有“地头蛇”，逼得北京“过江龙”全线爆仓、溃不成军，张的期货霸主地位随之确立。

　　03

　　深交所弄潮，不幸败北

　　因为拿着读者的 押金做期货、股票，“三读”当初承诺的根本无法兑现，百姓不断向上级反映

　　2001年7月27日，郑州市公安局对张少鸿立案侦查，张少鸿潜逃。

　　2001年8月9日，专案组赶赴邢台将其押解回郑。随后，经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张少鸿被正式逮捕。

　　2004年7月，就在张少鸿被判刑之际，一份名为《中国第一批操盘手的真实下场》的名单也在网上广为流传，唐万新、花荣、赵云、张海等皆在其列。论者指出，这29名操盘手的结局不外乎7种：其中窘迫的有8人；逃亡的有7人；入狱的有5人；转行和赔光的各有3人；剩下3人分别是禁入、失踪和胜利。

　　一代金融枭雄，就这样以悲剧性的入狱结局而告别他的前半生。

　　时代造就了这些人的疯狂，时代也毁灭了这些人的荣光。

　　“张少鸿输不起，因为他的资金大部分都是老百姓的存款。一旦出事就是大事。”这是他的判断。

　　事实印证了这一切。事实也印证了一个人重新审视自己并自觉“赎罪”，是多么的不易：在狱中的岁月，张少鸿曾长期“分送报纸”，并利用自身所长为狱友的家庭理财出谋划策；

　　他带进去一只和他女儿一同长大的乌龟，而正是这只乌龟，伴他度过了最为难熬的寂寥岁月；他还坚持锻炼身体，期待着出狱后能够“东山再起”。

　　那时候，逢到过年，郑州房地产界一位赫赫有名的老总就会到狱中看望他，送上一点钱，说上一会儿话，让他体会到人间自有一种温情在。

　　一位曾接触过张少鸿的市场人士曾见过这样一个场面：在一个高尔夫球场边，一辆丰田面包车停稳后，下来3个戴墨镜的保镖，往车门两边一站，一个瘦小的年轻人缓缓下车，马上就被工作人员请进了贵宾室。他一眼认出这就是张少鸿，当时的第一感觉是：暴发户，太张狂。

　　“性格决定成败，思想决定出路。作为知名的投资家，张少鸿的性格可谓沉稳中见激情，平和中见剽悍……当然，作为凡人，他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期待也有失落，有风光无限也有内心交困。”这曾是张少鸿的一个朋友描述他出狱以后的话．．．

　　我们沉痛悼念张少鸿先生，感谢他为金融投资界的后人们做出的贡献。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也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每一位朋友，珍惜每一天，珍惜眼前人……

责任编辑：何俊熹

童郁雯（记者 李雅青）09月20日,#endText .video-list .play{width: 20px; height: 20px; background:url(http://static.ws.126.net/video/img14/zhuzhan/play.png);position: absolute;right: 12px; top: 62px;opacity: 0.7; color:#fff;filter:alpha(opacity=70); _background: none; _filter:progid:DXImageTransform.Microsoft.AlphaImageLoader(src="http://static.ws.126.net/video/img14/zhuzhan/play.png"); }

童郁雯（记者 杜智杰）09月20日,#entText .video-list a,#endText .video-list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fff;}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