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对新增隐性债务和化债不实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

中央反复强调地方不得新增隐性债务，但少数地方依然顶风作案，为此财政部再次曝光相关典型案例，释放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严打违规举债信号。

目前地方政府举债合法形式主要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但此前一些地方通过其他方式违规举债形成隐性债务，造成隐性债务规模较大，增长较快，风险引起中央警惕。近些年中央通过强化监管等多种举措，初步遏制隐性债务增长势头，但少数地方依然违规举债。

财政部近些年公开曝光政府隐性债务问责案例，希望借此发挥警示作用。去年11月就曝光了8起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涉及新增隐性债务约460亿元。时隔不到一年，此次再次披露8起典型案例。

此次违规举债案例涉及天津、辽宁、湖南、江西、吉林、内蒙古、海南、宁夏8个省份。8起典型案例中，7个涉及新增隐性债务，1个则是化债不实。

从此次财政部披露的7个违规举债新增隐性债务手法上看，3个地方通过向地方国有企业借款的方式新增隐性债务，违规举债金额约97亿元，占此次通报中违规举债总金额比重超八成。

比如，根据财政部通报，2018年6月至2023年5月，天津市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向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天津天保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借款147.32亿元，并全部转借给天津临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用于偿还其存量债务。

截至2023年5月，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已归还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天津天保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27.57亿元，借款余额为119.75亿元。扣除用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统计监测系统中存量债务“借新还旧”的45.78亿元后，剩余部分形成新增隐性债务73.97亿元。

另外，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向地方国有企业借款新增隐性债务19.96亿元。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通过地方国有企业借款新增隐性债务3.4亿元。

此前地方违规举债主要通过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但近年通过普通国企违规举债手法也已引起中央警惕。近些年财政部多次强调严禁地方政府通过国有企事业单位违规举债。

近日公开的《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也提出，督促地方政府严肃财经纪律、强化预算约束、划清政企权责，严禁地方政府通过国有企事业单位违规举债建设政府投资项目，严禁举债建设楼堂馆所、形象工程。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郑春荣告诉第一财经，当前地方违规举债手法比较隐蔽，比如向国企借款通常不会被暴露。

此次财政部曝光的一些 典型案例还曝光了其他违规举债隐蔽手法。

2018年11月，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自行确定与岳阳湘女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合作，采取以租代建的方式建设新校区，通过每年支付租金1233万元和以三产委托经营（包含新、老校区）的方式进行回购，期限30年，总金额4.5亿元，形成新增隐性债务4.5亿元。

另外，海南省临高县要求代理银行垫款支付且长期未清算新增隐性债务8.4亿元。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国有企业以农村人饮及农业灌溉特许经营权质押融资新增隐性债务3.2亿元。

此外一些地方通过事业单位违规举债。比如吉林省通化市梅河口市以公立医院等为主体贷款新增隐性债务2.98亿元。

当前不少地方加大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力度，但少数地方虚假化债也受到关注。此次通报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借款用于偿还存量隐性债务并作为化债处理，造成化债不实0.68亿元。

财政部通报称，以上八起典型案例，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干部政绩观存在偏差，纪律观念不严，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搞变通，严重影响了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成效。

对于上述违规举债主要负责人，目前都被问责，受到了如书面检查、通报、批评教育、诫勉、警告、记过等处分。不过尚没有被处以降级、撤职、开除等更为严厉处罚。

上述临高县、永宁县违规举债案例中，违规提供融资的相关银行负责人也被问责，相关银行被处以罚款。比如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永宁县支行处以罚款50万元；对时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永宁县支行副行长（临时负责人）王某给予警告。

郑春荣表示，此次通报，反映了财政部门协同国资委、金融部门等，对融资的需求端和供给端进行双向管控，共享跨部门数据信息，提高了债务监控的精确性。

郑春荣认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当前，地方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和对违规举债的查处仍是常抓不懈的任务。财政部通报八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有利于加强警示宣传，规范债务管理。

财政部表示，将切实履行财会监督主责，对新增隐性债务和化债不实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持续强化隐性债务查处问责力度，有效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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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官方网站发布了一则《“黄金内湾”概念规划与设计国际咨询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旨在全球范围内邀请具有相关规划设计经验的规划设计机构参与其中。《公告》的发布，适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5周年之际，因此在业内引发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值得注意的是，“黄金内湾”这一概念于两年前才首次被公开提及。在2022年5月召开的广东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提出：“把珠三角核心区打造成更具辐射力的改革发展主引擎……着力打造环珠江口100公里‘黄金内湾’，带动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三大都市圈协同发展、聚势腾飞。”然而，在当时的报告中，并未对“黄金内湾”的具体空间范围给出明确的界定，而此次发布的《公告》，则对“黄金内湾”的基本范围（暂定）进行了初步阐述：涉及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6个地市的部分地区。“黄金内湾”基础工作范围示意图（暂定）。图片来源于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官方网站据悉，以上区域范围并非最终确定版，根据《公告》，参与投标的各团队可结合研究提出基础工作范围局部优化建议。与此同时，“黄金内湾”这一新兴概念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关于其内在含义、特征以及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内在联系等议题，均成为社会各界深入探讨的焦点。“黄金内湾”是什么？对于大湾区与“黄金内湾”的关系，不少人也心存疑惑，既然已经有了大湾区的发展规划，是否还有必要再额外设立“黄金内湾”。从地理空间上来看，“黄金内湾”主要涵盖了珠江口约100公里沿岸区域，这一区域亦是我们熟知的“珠江口”或“珠三角”，其地形特征呈现为倒“V”形，涉及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三大都市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王继源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黄金内湾”区域内，拥有广州南沙、珠海横琴、深圳前海等一批高能级的国家重大平台，这些平台与各类开发区、高新区及自贸试验区共同构成了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在区域一体化中起到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深圳前海城市建筑群。图/图虫创意据广东省大湾区办数据，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同时，还拥有深圳、广州、佛山、东莞这四座“万亿GDP之城”。相关数据显示，其中超过一半的经济规模来自“黄金内湾”地区。广州市社科院城市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柳立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城市在地理上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圈层结构，这种圈层结构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现出中心区域发展最快、条件最好的特点。而“黄金内湾”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发展基础，汇聚了区域内最具发展潜力和经济实力的城市和区域。也因此，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黄金内湾”可以被视为粤港澳大湾区里的“小湾区”。柳立子认为，大湾区的发展是有步骤的，而“黄金内湾”是大湾区发展规划中最精华、最需要率先推动的区域，通过优先发展“黄金内湾”，可以充分发挥其辐射效应，打破壁垒、促进联通，带动大湾区周边整体发展。今年1月份，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再次提到，集中资源打造“黄金内湾”。依托各类重点平台，促进高端产业功能和高等级公共服务资源向环珠江口地区集中配置，打造国际一流的湾区门户。放眼全球，国家、区域之间的竞争越来越集中表现为科创产业高地的竞争，这种高地往往诞生于沿海湾区，通常具备开放的经济结构、强大的产业支撑、强劲的要素集聚能力、发达的基础设施、广泛的辐射外溢功能、高效灵活的体制机制。例如，上海大都市圈以上海为圆心、1.5小时交通距离为半径画圈，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进区域创新走廊联动融合建设。美国西雅图和加拿大温哥华打造经济共同体，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创意和娱乐产业开展双城一体化合作，推动创新走廊发展，提高彼此全球经济影响力。王继源指出，“黄金内湾”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圈层，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程度之深、产业分工程度之高、要素流动程度之强，无论在湾区还是全国都是第一梯队。建设“黄金内湾”，通过重点平台建设，以“小支点”撬动“大开发”，以“小切口”推动“大突破”，有利于实现1+1大于2的协同效应，促进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三大都市圈联动，迸发更大“黄金内湾”发展活力。值得关注的是，“黄金内湾”所在的珠江口倒“V”字形的入海口，将东西两岸分割为二，因此跨江通道和入海隧道应运而生，为“黄金内湾”两岸架起沟通桥梁。目前，珠江口已建成和在建、规划的跨江通道有10来座。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员章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方面，“黄金内湾”聚集了粤港澳大湾区主要的对外交通枢纽，承担了对外联系的核心职能。例如机场方面，“黄金内湾”区域内聚集了5个大型机场，包括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香港机场、澳门机场和珠海金湾机场。航运枢纽方面，内湾地区聚集了广州港、深圳港、香港港等3个大型集装箱货运港，港口年集装箱吞吐量超过7400万标箱，运输规模远超其他国际湾区。深中通道。图/图虫创意其次，交通设施承担了区域一体化的“加速器”作用。章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中通道开通后，直接诱增地区交通需求达到约5万车次/日。他预计，未来随着在建的狮子洋通道开通，“黄金内湾”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联系将进一步顺畅，“黄金内湾”区域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加速。专家：需打破行政壁垒尽管多条跨海通道的建设使得珠江口东西两岸呈现出“超级城市”般的整合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形成了一个实质上的统一城市实体。“黄金内湾”区域内的各个城市仍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管理体系之中。因此，如何推动“黄金内湾”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了当下规划重点。柳立子指出，当下“黄金内湾”区域内部存在着多种制度环境、税收区域以及行政区划壁垒，这些壁垒对区域间的互联互通与协同发展或多或少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制约。王继源强调，在跨地市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看得见”的是硬件联通，“看不见”的是机制协同，必须把握好“硬件”与“软件”的关系，更加注重从体制机制上打破地区分割和行政壁垒，为一体化发展提供更为坚实有力的保障。因此，他认为，应从全局视角出发，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强化各项改革措施的系统整合与协同推进，在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实现更大突破，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探索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制度架构和路径模式。柳立子提出，文旅产业，特别是现在的泛文旅概念，是新技术和新手段最佳应用的领域。她建议，可以利用文旅产业这一特点，通过串联大湾区的海岸线文旅资源，实现一城多站的旅游模式，打造多城共享的旅游品牌。这样不仅有助于提升“黄金内湾”的整体旅游吸引力，还能够促进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不过，章森指出，在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由于“黄金内湾”区域内港口腹地重叠，可能会导致同质化竞争加剧。他说，广州、深圳、香港三大港口航线趋同、货源地大多重叠：广州货源地基本来自广东省内及泛珠三角；深圳80%的货物来自珠三角和泛珠三角；香港28%货物来源珠三角，38%来源内地。他说，当下“黄金内湾”众多港口仍处于自发性的市场竞争状态，缺乏顶层设计与统筹布局。因此，建议加强各港口间的分工合作与差异化竞争，发挥各自优势，避免同质化竞争。章森进一步表示，当前“黄金内湾”城际铁路初步建成了实体网，但由于系统制式、运营主体等仍存在差异，尚未湾区实现一体化融合，互联互通水平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他提到，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目前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广珠城际、广深城际为代表的铁路模式，采用铁路制式和信号系统，由铁路部门运营；第二种是以广清城际、穗深城际和今年贯通的广肇广惠城际为代表的“准铁路”模式，车辆制式与铁路一致，但由地方地铁公司运营；第三种是在建的广花、芳白、南中珠等城际铁路，车型和信号系统采用地铁市域快线模式，同样由地方地铁公司运营。由于信号系统、车辆制式、运营部门等均不相同，目前难以实现贯通运营，影响了“黄金内湾”地区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水平。章森建议，为加快推行一体化发展，“黄金内湾”还需在“软、硬联通”层面下功夫，软联通包括加强票务系统的兼容，实现“一码通”等；硬联通则包括加强各制式城际轨道换乘站点的建设，减少换乘距离，提升换乘便捷度。与此同时，关于如何在区域一体化框架下促进产业间的协同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王继源表示，加强科创产业协同发展，是“黄金内湾”建设的关键目标和核心内容。他认为，应促进城市产业集群的集聚与壮大。各城市应重点聚焦主导产业与首位产业，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形成相对完善的产业链条，加强企业间的信息交流与分工合作，构建起彼此联结的“无形”桥梁与纽带，从而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应促进产业链跨城市的紧密协同。以链主企业为主导，围绕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优势领域，结合各地的产业资源禀赋与技术优势，将上下游企业连通起来，实现优势互补、错位竞争与协同发展。王继源提到，“黄金内湾”里产业分工最终需由市场主导，产业布局转移归根结底是企业行为。然而，产业分工的前置条件与重要基础——生产要素的顺畅流动，却离不开政府的改革支持。例如，人才的互认、标准的互通、数据的共享、技术的转化等方面，因此，仍需政府建立机制、打破壁垒。（应受访者要求，章森为化名）作者：陈淑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