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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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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军队8月6日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俄乌持续两年多的冲突带来了新的变数。9月12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他指出，在战事逐渐升级的形势下，俄乌双方在和谈问题上持续陷入僵局。在当前双方常规军事手段的运用接近极限、冲突可能因此发生质变的情况下，俄乌双方需要从避免难以承受的后果出发，将重心转向政治解决，国际社会也需要施加更大影响来帮助双方扭转局面。他表示，在推动俄乌和谈问题上，全球南方国家有更大空间，可以发挥比西方国家更大的影响。图为崔洪建教授发言 图源：北京香山论坛官网库尔斯克行动预示着危机升级新京报：乌克兰8月6日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发起军事行动，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首次在俄罗斯领土上展开大规模地面行动。乌克兰此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崔洪建：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行动有多方面的目的。首先是军事上的考虑。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乌克兰在乌东战场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按照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战场上乌克兰的处境会愈发不利。另一个背景是，目前西方在支持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除了美国大选后可能改变对乌克兰政策之外，欧洲国家极右翼势力上升也带来比较大的影响，一些欧洲国家的对乌立场可能会出现松动甚至倒退，这也是乌克兰现在必须面对的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两个背景，乌克兰发起库尔斯克行动，一方面是希望在军事上缓解乌东战场上的压力，迫使俄军从乌东战场上抽调兵力回援库尔斯克；另一方面，从政治上来说，乌克兰也想证明其仍然有余力向俄方发起反击，并试图以进攻俄本土的方式对俄施加更大影响，同时以此来增强西方继续为其提供援助的信心。乌方还有一些具体的目标，例如借此要求西方进一步放宽对使用西方援助武器的限制，这样乌军就能威胁到俄方更有战略性的目标，同时增强乌军在进入俄境后的生存和威慑力。此外，乌方也希望通过此次行动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譬如用土地换土地、战俘交换等，避免在未来的谈判中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新京报：库尔斯克行动已持续一个多月，乌克兰方面称，他们已经控制了部分俄罗斯领土，并俘虏了数百名战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你认为乌克兰达到其目标了吗？对于库尔斯克，俄罗斯此前并未积极反击，似乎仍然将重点放在乌东战场，这是为何？崔洪建：从现在情况来看，乌克兰的军事目标并没有完全达到。俄罗斯方面对于乌军此次行动的军事目的判断很清晰，没有动摇将乌东作为主战场的既定目标，仍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乌东战场。对于库尔斯克方向，目前的状况表明俄方在集结部队、形成有效反攻前需要一个准备期，同时也需要对乌军下一步意图进行判断。目前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后续行动意图并不清晰，似乎在等待美欧放松武器限制能够带来的增强效应。俄国防部公布在库尔斯克战斗画面接下来一段时间，俄乌双方在库尔斯克和顿巴斯之间将出现战略取舍上的博弈状态。乌克兰会尽量保持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存在，从而不断地对俄方施加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从乌克兰的政治目标上来看，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兑现，因此接下来还需要持续观察。近几天美欧对放松武器限制的讨论明显加速，一旦西方放松武器限制，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威胁会加大，库尔斯克行动产生的影响也就更大了。新京报：乌克兰的这次库尔斯克行动对整个俄乌冲突意味着什么？库尔斯克的局势又会对整个局势产生多大影响？崔洪建：乌克兰发动库尔斯克行动，其实预示着这场危机正在升级。在战场出现僵局的情况下，要打破僵局就意味着消除限制和约束并可能承担由此而来的风险。此前，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各方都受制于限制和约束并对风险升级有疑虑。俄罗斯、美国等国家也都认为，这场冲突如果外溢到其他国家，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失控风险。因此从乌克兰方面来说，这次主动作为，其实是试图在这场冲突中变被动为主动。对俄罗斯来说，乌军进入库尔斯克后，俄罗斯国内有一些舆论要求普京政府将“特别军事行动”升级为“战争状态”。如果进入战争状态，俄方将全面启动战时状态，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不过目前来看，俄方采取的还是控制局面的态度，将其定义为“恐怖主义行动”并采取局部措施而不是整体应对。所以，库尔克斯行动对于这场冲突的影响还需要看后续的发展，譬如俄罗斯的应对会发展到何种程度，西方又会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放松武器使用限制等。新京报：外界关注到，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都在对对方进行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无人机作战会是未来的主要作战手段吗？崔洪建：在几年前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冲突中，阿塞拜疆充分利用其无人机优势，可以说相对轻松就赢得了这场冲突。从那场冲突到现在，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无人作战将成为今后军事发展的一个方向。对于乌克兰来说，由于它很难持续地获得西方大规模援助，所以它自己也在想办法。而无人机相比远程导弹技术门槛低、造价低，短期内可以实现大规模量产，同时相比战斗机和导弹之类突防能力更强、射程上也无限制，因此成为乌克兰在战场上的一个重要手段。大量使用无人作战一定程度上帮助乌克兰减少了相对于俄罗斯的军事劣势。需找到契机转向政治解决冲突新京报：在9月12日的北京香山论坛高端访谈中，乌克兰前第一副外长亚历山大·查理说，他认为政治解决俄乌冲突已陷入僵局，这场冲突或许只会在战场上结束。但他也提到了乌方考虑邀请俄方参加第二次乌克兰和平峰会。俄方也表态，愿意继续和谈。如何看待双方的这类表态？崔洪建：俄乌双方有关谈判的表态与战场形势及双方外交环境密切相关。在“库尔斯克战役”后，乌方的立场是“以战促谈”，认为只有在军事上获得优势并确保俄方不能实现其目标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为谈判创造条件，而且“停火谈判”比“和平谈判”来得更现实一些。俄方释放的谈判信号，一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于停火止战的广泛诉求，二是让乌方来承担“拒绝谈判”的责任。在俄乌出于各自政治目标互不退让、外部势力推波助澜的形势下，双方缺乏基本互信，开启谈判的条件并不具备，但不断释放谈判信号仍将是双方在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上的重要手段。如果要打破当前僵局，不仅需要逐步放弃将军事作为解决矛盾的唯一手段，还需要认真考虑对方诉求，同时通过一些缓和措施来逐渐建立互信，如提高交换战俘频率、主动降低冲突烈度，甚至实现临时部分停火等。同时，外部因素的变化也会对谈判前景或积极或消极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只要乌克兰认为西方的目标是要“帮助它赢得冲突”并为此继续提供支持和援助，那么它做出妥协的意愿就会降低。同样，如果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的目标是不仅要在战场上获胜，还要在政治上肢解自己，那么也不会放弃军事手段。因此，实现转向政治解决的关键是需要找到一个契机，或是双方的军事手段难以为继，或是降低各自的政治目标，或是外部干预发生重大变化等。新京报：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两年有余，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近来都表态，希望今年内结束冲突，这可能实现吗？崔洪建：俄乌都有表态说希望今年内结束冲突，一方面是双方均不同程度认识到军事手段已接近极限，同时冲突延宕升级给双方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消耗已远超预期，无论以何种方式尽快结束冲突应该代表了俄乌两国民意的主流。另一方面是双方都把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来加以考虑。特朗普曾表态说如果他当选就将在年底前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的立场代表了美国国内一部分不愿被拖入与俄对抗同时反对为援乌耗费资金的民意。特朗普曾表态说如果他当选就将在年底前结束俄乌冲突（资料图/外媒）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有影响力的非西方国家要求停火止战的呼声高涨，也是俄乌表态的重要背景。冲突持续时间越长，外溢效应就越大，双方能够达成合理政治解决方案的难度也会越大。所以，双方发出在今年尽快结束这场冲突的声音，有基于当前形势的判断，也有外交上的考虑。因为推动和谈、结束冲突，是符合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意愿的。因此，俄乌双方一边打、一边喊出要结束冲突的口号，实际上也是在寻找平衡。新京报：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希望中国、印度和巴西能成为这场冲突的调解者，他还表示应基于“伊斯坦布尔协议”进行谈判。普京的这一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崔洪建：观察俄方的表态可以看出其在谈判立场上在不断进行微调，譬如以前说要基于“领土现状”进行谈判，最近则频繁提及当初的“伊斯坦布尔协议”，其用意一是指责西方阻挠“和平”，二是希望在谈判问题上反击乌方，三是通过提出条件来掌握未来谈判的主动权。“伊斯坦布尔协议”是冲突刚爆发时双方达成的初步共识，由于西方的介入，乌克兰最终没有接受。如今俄方提出以该协议为基础进行谈判，从俄方自身立场来看是一种调整或灵活性的表现。但在冲突持续到今天的情况下，当初产生协议的诸多条件已不复存在，况且西方已深度卷入冲突，对于未来谈判条件和目标，西方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因此要想回到“伊斯坦布尔协议”困难重重。这场冲突的走向尤其是朝向政治解决的可能性正在对国际秩序产生深刻影响：在以往面对重大地区冲突或国际矛盾时，决定最终走向或是最终发挥作用的往往都是西方国家。但这一次不太一样。与选边站队的西方国家不同，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秉持平衡中立、劝和促谈立场，相比卷入冲突、支持一方的西方国家而言，在俄罗斯方面更有信誉度，在国际社会也更具公信力，更有资格参与到这场冲突的最终政治解决之中。新京报记者 谢莲编辑 胡杰 校对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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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陈代忠收到了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根据裁定书，陈代忠6年前祖屋被拆一案，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决定提审。当事人陈代忠。 澎湃新闻记者 庄岸 图58岁的陈代忠是福建省福清市玉屏街道石井村人。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随后他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该案中，一审法院曾认定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强拆行为违法，两被告上诉后，福建高院二审则认为，上诉人主张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今年6月，最高检针对该案向最高法提出抗诉。三个月后，9月12日，最高法作出裁定，决定提审该案。该裁定认为，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没想到自己的案子能引起‘两高’的关注。”9月15日， 陈代忠向澎湃新闻表示。一审法院认定强拆行为违法案卷材料显示，陈代忠在石井村有一处祖屋（部分与他人共有，部分自有）。他称，因福清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其祖屋被列入征迁范围。由于他不认可补偿安置标准，未签订补偿协议。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除。陈代忠说，他认为系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组织，石井村委会派员进行了强拆。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均表示未参与拆除行为，本案并不属于行政纠纷，也不存在行政强制行为。随后，陈代忠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2019年6月26日，莆田中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莆田中院认定，案涉“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系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市政项目，由市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征地工作。涉事房屋被强制拆除客观上有利于该征迁项目的顺利实施，契合了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征迁意图，故被告福清市政府应承担原告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本案被告玉屏街道办提供证据可以证明其实际参与组织实施征迁工作，且在诉讼过程中收集证据，欲意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故玉屏街道办也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两被告未提供其责令原告交出土地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综上，原告陈代忠对本案被拆除房屋享有应份所有权，两被告未依照法定程序对原告房屋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由于该强制拆除行为已经实现终了的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判决：确认被告福清市人民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7月7日强制拆除原告陈代忠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审法院驳回起诉，村委会称房屋系其拆除福清市人民政府和玉屏街道办事处均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6月19日，福建省高院对该案作出二审裁定，撤销此前一审判决，驳回了陈代忠的起诉。裁定书中显示，在调查中，石井村委会向福建高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介绍称，2016年福清市进行环城路建设，因村集体在环城路另一侧有大片土地，石井村委会打算建设一条石井村和环城路的衔接水泥路，以便村民往返通行，故向玉屏街道办和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提出申请,请求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收范围后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福清市环城路建设指挥部专题会议纪要(二十九)》，同意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迁。石井村委会的《情况说明》称，因各种原因，案涉房屋后来没有列入征迁红线图。陈代忠在村两委及老人会的动员下，同意将案涉房屋拆除，所以石井村村委会雇请施工队于2018年7月7日拆除了案涉房屋。石井村委会还称，目前由于陈代忠又说不同意拆除，石井村委会因无强制力，其房屋东侧的剩余部分至今未拆，原准备修建的村里连接环城路的水泥路无法修建。而陈代忠则表示，从未同意任何人拆除其祖屋。福建高院在裁定书中称，在调查中，福清市政府否认在征地批复后将被上诉人的案涉房屋纳入征迁范围。从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提供的现场拆除照片和视频看，拆除现场仅有两名施工人员，施工现场平稳。两上诉人主张其没有实施也没有委托他人实施拆除案涉房屋，其不知施工人员的身份。福建高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就拆除的原因及强制力分析，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至于被上诉人与村委会间的纠纷，相关当事人应另行寻求救济。故作出上述二审裁定。最高检提出抗诉，最高法决定提审陈代忠不服，向最高法提出申诉。2021年3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驳回了陈代忠的再审申请。最高法决定提审该案。最高法经审查认为，本案中，陈代忠以其祖遗房屋被强制拆除为由提起诉讼。从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看，涉案房屋并未被列入征迁红线范围内；因修路需要，在村两委和老人会的动员下，陈代忠同意拆除，村委会雇人将一间堆放杂物的房屋及陈代忠与他人共有的厅拆除后，其又反悔，故剩余部分至今未拆除。最高法认为，从前述情况看，涉案房屋拆除不属于行政强制行为，故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陈代忠的起诉并无不当。陈代忠的再审申请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之后，陈代忠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2023年11月23日，福建省检察院答复称：关于陈代忠诉福清市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行政强制检察监督案，本院经审查已于2023年11月23日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检抗诉通知书。 受访者 供图2024年6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针对该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9月14日，陈代忠收到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裁定书中称，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并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终790号行政裁定的执行。裁定书中称，最高法经审查认为，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的《会议纪要》与案涉房屋在同一祖厝的陈友明等户与玉屏街道办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协议书》，以及玉屏街道办《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等证据有可能证明，《会议纪要》同意将陈代忠户的案涉房屋列入征迁范围，玉屏街道办受福清市政府委托，在对会议纪要涉及石井村6座房屋实施征收过程中，将案涉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收到这个裁定非常欣喜和欣慰，接下来我们就等待法院的公平公正的裁判。”陈代忠代理律师、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海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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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 熊超然】当地时间9月14日，此前长期非法滞留在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的菲律宾海警船“特雷莎·马格巴努亚”号（BRP Teresa Magbanua，菲海警9701号）已经撤离，多家智库也通过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信息证实了这一消息。 据路透社当地时间9月15日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国家海事委员会当天扬言，菲方将派遣另一艘船只前往仙宾礁，以取代“完成任务后已经返回港口”的菲海警9701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亚历山大·洛佩兹（Alexander Lopez）还援引海岸警卫队负责人的一项命令宣称：“另一艘（船只）将立即接管。我们肯定会在那里保持我们的存在。” 路透社指出，此前菲海警9701号长期非法滞留仙宾礁已经激怒中国，使该地区成为南海水域中的“最新争议热点”，一旦菲方再次派遣“替代船只”再度出现在仙宾礁，此举无疑会再度激怒中国。 9月15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4月17日以来，菲海警9701号船非法滞留中国仙宾礁近5个月，菲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其间，中方依法对9701号船采取管控措施，菲方多次企图组织强行运补均遭失败。9月14日14时许，菲9701号船撤离中国仙宾礁潟湖。我们正告菲方，停止煽宣炒作、冒险侵权，与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和有效性。中国对包括仙宾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资料图：菲律宾海警船“特雷莎·马格巴努亚”号 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 当地时间9月14日，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USNI News）援引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防务项目高级研究员汤姆·舒加特（Tom Shugart）的消息称，菲海警9701号已于当天驶离该地区，并驶入苏禄海。舒加特在推文中写道，根据AIS数据，菲律宾海警船“特雷莎·马格巴努亚”号似乎已经离开仙宾礁，正在从巴拉望岛以南航行，似乎正以18节的速度向东行驶。 9月15日，中方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也在X平台发文证实，其监测到，菲海警9701号已经撤离仙宾礁地区。 路透社称，菲律宾文官长兼国家海事委员会主席卢卡斯·贝萨明（Lucas Bersamin）在一份声明中声称，菲海警9701号的撤离是出于船员医疗需要和维修必要性，一旦完成补给和维修，作为所谓的“主权捍卫者”，该船将与其他海岸警卫队及军事资产一起继续执行任务。 菲海警9701号撤离仙宾礁后抵达巴拉望岛，船上脱水的人员被救护人员用担架抬出治疗 《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 值得一提的是，菲海警9701号，也就是“特雷莎·马格巴努亚”号，是日本援建菲律宾的两艘执法船舰之一。此前一段时间，长期滞留仙宾礁的这一船只不仅没有撤离，菲方还多次非法冲闯仙宾礁邻近海域，危险接近中方海警船，甚至多次试图向其运送补给，但均告失败。 前往仙宾礁的我海警船 菲律宾媒体图 8月26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声明，声称由于中国在仙宾礁附近海域部署了6艘海军舰艇、3艘海警船以及31艘渔船等“过度力量”对菲律宾船只进行管控，导致菲律宾船只无法向非法滞留在我仙宾礁的菲律宾海警船“特雷莎·马格巴努亚”号运送基本物资。 这是菲律宾连续两天承认补给失败，菲律宾媒体还发布了现场画面，画面显示，我海警船包围驱赶菲海警“恩加诺角”号（BRP Cape Engano），“卡布拉”（BRP Cabra）号。 菲律宾媒体称，这两艘海警船上载有食物、补给、记者团和菲律宾海军上将罗尼·吉尔·加万为的船员准备的“特殊冰淇淋”，以庆祝国家英雄日，但在中国船只的阻拦之下被阻挡在仙宾礁24海里之外。随后，这两舰返回巴拉望岛的布利卢延港。据微信公众号“中国海警”8月31日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8月31日08时02分，菲律宾非法滞留中国仙宾礁的海警9701号船起锚，位仙宾礁潟湖内持续机动、寻衅肇事，中方海警5205舰依法依规对9701号船采取喊话警告、跟监管控等措施。12时06分，菲9701号船以不专业、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正常维权执法的5205舰，导致发生擦碰，责任完全在菲方。我们再次正告菲方正视现实、放弃幻想，立即自行撤走才是唯一正确途径，不要误判形势、制造热点、升级事态，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8月31日，菲律宾海警船撞击我海警船现场态势图 @玉渊潭天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8月29日也曾表示，中国对包括仙宾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今年4月以来，菲海警9701船擅自进入仙宾礁潟湖并长时间非法滞留，严重侵犯中方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规定，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坚决反对并多次提出严正交涉。菲方妄图实现在仙宾礁长期存在，打开了恶化南海局势的“潘多拉魔盒”，遭到地区国家强烈反对。 8月19日以来，菲多次派海警船企图冲闯仙宾礁，其间以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执法船，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现场操作专业规范。中方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但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菲方应立即采取行动从仙宾礁撤船撤人，恢复该礁无人、无设施现状。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有力措施，维护自身领土和海洋权益。 美方是搅动南海局势的最大黑手，也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正是美方的怂恿支持、站台背书，才使得菲方有恃无恐，一再挑衅。美方妄图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吓唬中方，完全是徒劳的，只会激起中国人民的更大义愤和斗志。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9月11日，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同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在北京共同举行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BCM）团长会晤。 双方就中菲涉海问题特别是仙宾礁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中方重申在仙宾礁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敦促菲方立即撤离有关船只。中方将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继续通过BCM等外交渠道保持沟通。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圈妻自萌》

9月14日，陈代忠收到了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根据裁定书，陈代忠6年前祖屋被拆一案，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决定提审。当事人陈代忠。 澎湃新闻记者 庄岸 图58岁的陈代忠是福建省福清市玉屏街道石井村人。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随后他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该案中，一审法院曾认定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强拆行为违法，两被告上诉后，福建高院二审则认为，上诉人主张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今年6月，最高检针对该案向最高法提出抗诉。三个月后，9月12日，最高法作出裁定，决定提审该案。该裁定认为，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没想到自己的案子能引起‘两高’的关注。”9月15日， 陈代忠向澎湃新闻表示。一审法院认定强拆行为违法案卷材料显示，陈代忠在石井村有一处祖屋（部分与他人共有，部分自有）。他称，因福清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其祖屋被列入征迁范围。由于他不认可补偿安置标准，未签订补偿协议。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除。陈代忠说，他认为系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组织，石井村委会派员进行了强拆。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均表示未参与拆除行为，本案并不属于行政纠纷，也不存在行政强制行为。随后，陈代忠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2019年6月26日，莆田中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莆田中院认定，案涉“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系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市政项目，由市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征地工作。涉事房屋被强制拆除客观上有利于该征迁项目的顺利实施，契合了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征迁意图，故被告福清市政府应承担原告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本案被告玉屏街道办提供证据可以证明其实际参与组织实施征迁工作，且在诉讼过程中收集证据，欲意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故玉屏街道办也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两被告未提供其责令原告交出土地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综上，原告陈代忠对本案被拆除房屋享有应份所有权，两被告未依照法定程序对原告房屋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由于该强制拆除行为已经实现终了的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判决：确认被告福清市人民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7月7日强制拆除原告陈代忠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审法院驳回起诉，村委会称房屋系其拆除福清市人民政府和玉屏街道办事处均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6月19日，福建省高院对该案作出二审裁定，撤销此前一审判决，驳回了陈代忠的起诉。裁定书中显示，在调查中，石井村委会向福建高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介绍称，2016年福清市进行环城路建设，因村集体在环城路另一侧有大片土地，石井村委会打算建设一条石井村和环城路的衔接水泥路，以便村民往返通行，故向玉屏街道办和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提出申请,请求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收范围后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福清市环城路建设指挥部专题会议纪要(二十九)》，同意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迁。石井村委会的《情况说明》称，因各种原因，案涉房屋后来没有列入征迁红线图。陈代忠在村两委及老人会的动员下，同意将案涉房屋拆除，所以石井村村委会雇请施工队于2018年7月7日拆除了案涉房屋。石井村委会还称，目前由于陈代忠又说不同意拆除，石井村委会因无强制力，其房屋东侧的剩余部分至今未拆，原准备修建的村里连接环城路的水泥路无法修建。而陈代忠则表示，从未同意任何人拆除其祖屋。福建高院在裁定书中称，在调查中，福清市政府否认在征地批复后将被上诉人的案涉房屋纳入征迁范围。从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提供的现场拆除照片和视频看，拆除现场仅有两名施工人员，施工现场平稳。两上诉人主张其没有实施也没有委托他人实施拆除案涉房屋，其不知施工人员的身份。福建高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就拆除的原因及强制力分析，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至于被上诉人与村委会间的纠纷，相关当事人应另行寻求救济。故作出上述二审裁定。最高检提出抗诉，最高法决定提审陈代忠不服，向最高法提出申诉。2021年3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驳回了陈代忠的再审申请。最高法决定提审该案。最高法经审查认为，本案中，陈代忠以其祖遗房屋被强制拆除为由提起诉讼。从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看，涉案房屋并未被列入征迁红线范围内；因修路需要，在村两委和老人会的动员下，陈代忠同意拆除，村委会雇人将一间堆放杂物的房屋及陈代忠与他人共有的厅拆除后，其又反悔，故剩余部分至今未拆除。最高法认为，从前述情况看，涉案房屋拆除不属于行政强制行为，故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陈代忠的起诉并无不当。陈代忠的再审申请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之后，陈代忠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2023年11月23日，福建省检察院答复称：关于陈代忠诉福清市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行政强制检察监督案，本院经审查已于2023年11月23日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检抗诉通知书。 受访者 供图2024年6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针对该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9月14日，陈代忠收到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裁定书中称，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并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终790号行政裁定的执行。裁定书中称，最高法经审查认为，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的《会议纪要》与案涉房屋在同一祖厝的陈友明等户与玉屏街道办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协议书》，以及玉屏街道办《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等证据有可能证明，《会议纪要》同意将陈代忠户的案涉房屋列入征迁范围，玉屏街道办受福清市政府委托，在对会议纪要涉及石井村6座房屋实施征收过程中，将案涉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收到这个裁定非常欣喜和欣慰，接下来我们就等待法院的公平公正的裁判。”陈代忠代理律师、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海峰表示。

《半城温暖送给你》

‍‍2001年12月14日，来自荷兰的斯兰克夫妇来浙江办理收养孩子手续后，不小心把包落在出租车上，包里有护照、收养的证明文件、银行卡等。这些文件丢了，他们收养的孩子就无法跟他们回荷兰，当时入住的海华大酒店经理报了警。杭州警方紧急拦截，找到了出租车，找回了斯兰克夫妇的包，他们为杭州和杭州警察点赞：杭州，美丽的城市；杭州警察，出色的警察。《都市快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和斯兰克夫妇一起来的还有其他10对来自荷兰的夫妇，他们到浙江温州、义乌、兰溪三地的福利院收养中国孩子。2001年12月16日都市快报报道当年，《都市快报》刊登了这11对夫妇和孩子们的合影，他们收藏了当天的报纸，其中的哈塞尔先生给《都市快报》写来邮件，希望收藏那张珍贵的合影。23年过去了，当年的婴儿都长大了。今年9月9日，哈塞尔夫妇的女儿和儿子来杭州，求助“快找人”栏目，希望寻找亲生父母。哈塞尔夫妇收养的儿女来杭州寻亲荷兰夫妇收养了两个中国孩子哈塞尔夫妇先后收养了两个孩子，女儿叫兰金金，儿子叫沈达，都来自浙江。兰金金婴儿照片他们住在荷兰东部的奈梅亨，是荷兰第十大城市。兰金金到荷兰后，在哈塞尔夫妇悉心呵护下，快乐地成长着。兰金金1岁多离开中国2004年，兰金金4岁，哈塞尔夫妇又收养了一个中国男孩。当年10月初，哈塞尔一个人来办理领养手续时，告诉《都市快报》编辑李师礼说，因为妻子是独生女，特别想有个兄弟姐妹，所以，夫妇俩想让小金金有个弟弟，“都是中国孩子，这样会比较好沟通。”沈达2岁时离开中国姐弟俩从小相处融洽，他们也察觉到自己与身边的小伙伴不一样，父母坦诚地把他们的身世告诉了他们。兰金金和沈达的幼年合照兰金金心里一直有个愿望，想寻找亲生父母，还自学中文，希望以后和亲生父母交流起来没有障碍。她说，“我虽不清楚你们出于什么做出了那样艰难的决定，我只想说，女儿不怪你们。我原谅你们所做的一切，因为我知道那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而血浓于水是永不变的。”新线索：弟弟家乡可能在龙游今年暑假，兰金金大学毕业，马上要工作了，她希望可以亲口告诉亲生父母这个好消息。养父母也很支持女儿来中国寻亲。弟弟沈达陪她一起来中国，这也是姐弟俩20多年前离开中国后，第一次回来。姐弟俩长得都很高，金金出落得亭亭玉立、漂亮，笑容甜美，弟弟高高大大，阳光帅气。一路上，弟弟贴心地照顾着姐姐，俨然成了姐姐的守护使者。弟弟沈达陪姐姐来中国寻亲“快找人”栏目第一时间联系了“寻人总司令”、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永辉工作室负责人隋永辉。9月9日下午，金金姐弟俩在永辉工作室采集了DNA。兰金金在永辉工作室采集DNA隋永辉和他的团队紧锣密鼓展开比对工作。9月12日，有了新线索，发现弟弟沈达的家乡可能在衢州龙游县模环乡模环村一带。但目前，经过初步寻访，还没有新的进展。姐姐被发现的地方是山门村此次来中国，兰金金有个心愿，想去自己曾待过的兰溪市儿童福利院、当年发现她的地方看看。编辑李师礼陪她去了这些地方回访。在她的收养材料中，登记的出生日期是2000年10月18日，据兰溪市儿童福利院当年的工作人员赵筱君回忆，这个日期可能是根据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当年发现她的地方在山门村，依山而建。山门村所产茶叶久负盛名，大多在海拔600余米的高山上，云笼雾罩，称为“山门云雾茶”。当地有句话说，“兰溪茶叶出自下陈，下陈茶叶出自山门”。当年，山门村人口不多，且地势高，交通不便。据分析，兰金金可能不是来自本地村民家，亲生父母可能是在此生活过的外来人员。手记：我与荷兰家庭结缘记者 李师礼当年，兰金金的养父埃里克·范·哈塞尔接受采访时曾说：长大后，要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身世，回到中国。这次，兰金金带着她弟弟来了。我和兰金金爸爸成了朋友2001年12月，11对荷兰夫妇来浙江办理收养中国儿童的手续，接孩子。其中一户家庭在乘出租车时，忘了拿自己的包，包里有收养孩子的相关材料以及护照等证件，没有这些证件，他们将无法带着孩子回国……最终在警方的帮助下，东西都找回来了。（详见《都市快报》2001年12月16日头版《11对荷兰夫妇浙江找女儿》）每个家庭都拿到了一份报纸。但问题来了，都是汉字，他们看不懂。于是，有家庭回国后发给本报电子邮件，提出能否将报道翻译一下，连同图片一起发给他们。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就这样，我和其中的荷兰爸爸埃里克·范·哈塞尔——也就是兰金金的爸爸建立了联系，知道了他们给金金取了荷兰名字：lynouk。我把翻译好的文字，以及当时拍的图，都发给了哈塞尔。随后，我们又报道了孩子到了荷兰后各自的情况。哈塞尔给我写来的邮件里，记录了小金金在荷兰9个月的生活片段，十分感人：早上，她就喝稀饭，吃点水果。中午她吃面包，到了晚上，她吃晚餐。而下午到晚上，她还喝很多水果汁，她很喜欢和我们说话，和我们一起玩。所有这些活动都对她有帮助。现在，她82厘米高了，重11.2公斤。这意味着她到我们家后长了9厘米，增了3公斤。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是她睡眠的时间，有时我们感叹，养一个孩子是多么累啊。她下午1点到3点也还要睡觉，这很好。在她的小床上有个她搂抱着睡的玩具，她称之为‘NYNJE’，每次起来后都舍不得离开它……2004年10月，哈塞尔再次来浙江，为兰金金找了一个中国弟弟，我采访了他，写了相关报道。此后，哈塞尔经常和我讲述孩子的成长。我和哈塞尔，已成了很熟的朋友。一场准备了很久很久的中国之行今年1月，兰金金给我发来微信，说计划9月来中国，问是否能在杭州见一面。我和兰金金就来访事宜多次讨论，比如住哪里，去拜访福利院要哪些手续，如何办理，来了后车票怎么买等等。金金说，为了攒够来中国的费用，她从14岁起就开始努力挣钱。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赚取费用，都存起来，比如帮人看孩子，去餐馆打工、当实习生等。这次来中国的大部分费用，都是她这些年攒下来的。父母也给了一部分，以示支持。从2岁起，金金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她19岁时，对自己的出生地感到好奇，翻出了当年的收养材料，读了我和他父亲这些年写的邮件，后来结识了和她一样被收养的一群孩子，促使她开始寻亲。这些年，她自学中文，已过了汉语水平二级考试，学会了使用微信、小红书等。今年，她决定来一趟中国，看一看这个国家，看一看自己出生的地方。金金在当年发现她的地方祝福她！关于姐姐兰金金的寻亲线索1.2000年12月1日，在兰溪下陈乡（现合并到柏社乡）山门村发现一个女婴，健康，后被送到兰溪市儿童福利院。2.出生日期是2000年10月18日，该日期可能是根据孩子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3.2001年12月，被来自荷兰的哈塞尔夫妇收养。3.体貌特征：身高1.72米，双眼皮；笑起来嘴角向上，有浅浅的梨涡。姐姐兰金金近照关于弟弟沈达的寻亲线索1.2002年10月27日，宁波中山广场发现一名男婴，健康，由鼓楼派出所送到宁波恩美儿童福利院，取名沈达。哈塞尔抱着沈达在中山广场留念，希望给儿子未来寻亲留下线索2.出生日期是2002年8月30日，该日期可能是根据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3.2004年10月，沈达被荷兰哈塞尔夫妇收养。4.体貌特征：身高1.83米，身体右侧靠近胃的位置有两颗黑痣，右侧额头靠近发际线处也有一颗，约小指甲大小。弟弟沈达近照5.家乡可能是衢州市龙游县模环乡模环村一带。橙柿互动·都市快报 记者 杨丽 李师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