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陈惟杉

　　发于2024.5.20总第114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2024年，这是房地产限购政策于2010年首次出台后的第14个年头。随着5月9日杭州、西安同日全面取消限购，截至目前，虽然海南全省、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仍执行相对严格的限购政策，但一线城市的限购政策已经开始松动。

　　楼市限购，这项房地产调控的标志性政策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申万宏源研究团队，将其归因于“政策思路由供给侧转向需求侧、保投资转向稳房价”。

　　其研究报告中提出，此前的政策思路是供给侧逻辑，依靠稳定融资(融资三支箭、融资白名单等)期望稳定房企、控制风险，依靠稳定投资(三大工程：保障房+平急两用+城改、保交付等)期望对冲实物工作量、稳定经济，但政府对于地产需求侧更多是托底式的政策。现在政策思路转向需求侧逻辑，“去库存成为了目前的需求侧计划和目标，并意味着目前更强调房价的稳定，预计后续将有进一步的需求侧支持政策推出”。

　　在近14年时间里，限购政策的放松与收紧，如同房地产市场的温度计一般，透过限购政策的取向可以明确体察当下房地产市场的“水温”。

　　如今，随着4月底中央 政治局会议再度定调房地产“去库存”，外界希望限购政策放松再次提升房地产市场的“水温”。

　　“漫长的告别”

　　房地产市场限购政策正在经历一场尚未看到终局的“漫长的告别”。从全国范围来看，全面取消，抑或放松限购政策的浪潮始于2023年下半年。

　　第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2023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适应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

　　当年下半年，一批城市全面取消限购，既包括像南昌、沈阳、南京、兰州、福州、济南、郑州、合肥、武汉、太原、昆明等省会城市，也包括像大连、青岛这样的计划单列市。

　　但是这些城市取消限购并未在舆论与市场层面掀起多大波澜，主要原因是限购政策在这些城市已经经历放松，全面取消前存在感已然不强。以去年9月宣布取消二环内限购政策的郑州为例，有当地房地产业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全面取消限购政策对郑州房地产市场影响有限。一方面，二环内新房数量较少；另一方面，此前限购政策在执行时已有缺口，并非不能绕开。

　　进入2024年后仍在执行限购政策的城市已然屈指可数。今年1月底，住建部在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部署会上强调，支持各城市因地制宜调整房地产政策，充分赋予城市房地产调控自主权。随后，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限购政策出现松动，如北京市住建委宣布，废止两年前发布的“离异3年内不得在京购房”的政策。

　　再到4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这被外界视为部署新一轮房地产“去库存”。在此前后，长沙、成都先后取消限购，之后北京、深圳先后放松五环外与非核心区限购，杭州、西安则在5月9日同一天取消限购。

　　至此，仅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海南省全省和珠海横琴地区，仍未全面取消限购。

　　相比于去年下半年的一众省会城市全面取消限购，新一轮取消、放松限购之所以引发关注，更多在于一线城市，以及像成都、杭州这样的强二线城市也在行动。

　　限购，作为一项房地产调控政策，始于2010年。当年4月，有“新国十条”之称的《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对外发布，提出“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限定购房套数”。

　　此后，多座城市出台以限购、限贷为主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如杭州便与北京、深圳、上海、厦门、宁波、福州等城市同属首批推出限购政策的城市，当年10月11日，杭州发布“暂定本市及外省市居民家庭只能在本市新购买1套商品住房(含二手存量住房)”的政策。

　　限购政策执行之初，像杭州这样并不区分居民户籍与城市区域，全市统一限购一套商品住房的城市不在少数。最先出台“新国十条”实施细则的北京便提出，“同一购房家庭只能新购买一套商品住房”。

　　但是很快，这样略显粗疏的限购政策迎来调整，如2011年2月，“京15条”对于非北京市户籍居民家庭的购房门槛定为在北京无房并且连续5年在北京缴纳社保或个人所得税，并且限购一套。区分本地户籍与非本地户籍，逐渐成为城市推行限购政策关键，这也标志着限购与户籍深度绑定。

　　如果从2010年10月的节点开始计算，杭州此番终结了执行13年多的限购政策。此前，杭州限购政策已经经历多轮放松。今年3月，杭州已经解除二手房限购政策。去年10月，杭州也曾进行过一次限购政策松绑，将限购区域缩减到上城区、拱墅区、滨江区和西湖区四个核心城区内。

　　杭州解除二手房限购政策时，中指研究院华东大区常务副总高院生曾发表观点，杭州此次放开二手房限购是“精准调控”，主要因为杭州新房市场的库存较为“健康”，库存出清周期仅为10个月，但二手房库存压力巨大、挂牌量已近14万套。

　　显然，高企的库存是驱使这一轮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调整限购政策的直接原因。像成都这样的热点城市亦不能在下行的房地产市场中幸免。据中原地产数据，2023年全国楼市销售大面积下行，而成都新建商品房成交14.6万套，同比增长9.7%，二手房成交超过22万套，同比增长68%，属于“幸运儿”。

　　但是进入2024年，成都房地产市场量价均现拐点。据中原地产数据，在2024年一季度，成都新房成交24336套，同比下降32.96%。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2024年1月，成都新房价格环比持平，2月和3月连续两月环比下跌0.1%，结束了此前连续24个月的环比上涨趋势。

　　住建部部长倪虹曾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房地产是以城市为单元的市场，各个城市的供求关系差别很大，城市政府要根据人口、供需和保障需求编制实施好住房的发展规划，因城施策优化房地产政策。

　　当下，外界更为期待一线城市的限购政策能否更大尺度地放松。毕竟一线城市的市场表现也难言乐观。2024年1~2月，一线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447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7%，仅北京录得同比10%的增长。

　　有房地产业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直言，在因城施策的背景下，此前各地出台政策像“挤牙膏”一般，往往是看到市场表现已经恶化到一定程度，再释出部分宽松政策，导致不断错失时机。

　　地产经济学者邓浩志直言，“广州虽然挂着一线城市的名号，但就近年楼市表现而言，广州甚至比不上杭州。杭州都全面取消限购了，广州应该也不远了，很可能在未来的1到2个月内，就会宣布全面松绑限购。”此前，广州仅从2024年1月27日放开建筑面积120平方米以上住房限购。

　　另外，目前仍然坚持较严限购政策的北京、上海会不会扩大目前的非限购区域，也非常值得关注。邓浩志认为，未来，二线城市全面彻底松绑，一线城市大部分松绑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除了松绑政策之外，未来还将会有更多的刺激性政策出台，比如传闻中的契税大幅降低，以及很可能在近期落地的降息、降准、降LPR，最终下调房贷利率等。

　　除了取消限购，当前的楼市“减法”还包括限贷调整。按北京新政，离婚不满一年但名下无房，4月23日起开始执行首套房贷利率。南昌、青岛、泰州、福州等10多个城市阶段性取消了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

　　做“减法”的同时，各种“加法”也在加码。超过70个城市优化调整了住房公积金相关政策，提高贷款额度，提高多孩家庭、青年人才等群体的贷款上限等。一些城市拟推进买房落户，南京就买房就能落户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

　　显然，相比于个别城市取消、放松限购，外界期待又一个房地产市场宽松周期的到来。

　　全面宽松周期来了？

　　像杭州这样拥有超过13年限购历史的城市，调控政策都经历过至少两轮从收紧到刺激，到再收紧再刺激的历程。

　　而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上一次转向宽松还是在2014~2016年间，调控政策经历从刺激到收紧的过程。从2014年“330”开始，到2016年“930”结束，短短两年半时间，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从“全面刺激”走向“紧急收缩”，动用各种调控政策工具。

　　如果拉长时间，中国房地产政策持续在“刺激、收紧”的循环之中，刺激带来局部泡沫，收紧引发库存风险。

　　根据国家统计局4月中旬发布的数据，截至3月，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达到7.48亿平方米，创下历史纪录。作为对比，在上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宽松周期，叠加棚改货币化影响，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在2016年2月创下7.39亿平方米的峰值后，在2019年11月降至4.92亿平方米的近十年低值。

　　外界自然期待当前房地产市场可以迎来与上一轮“去库存”时类似的宽松政策。如果从2014~2016年的调控政策放松过程来看，取消、放松限购往往是最先使用的政策工具。

　　2014年6月起，非一线城市限购陆续取消、放松，如杭州在当年7月先是解除萧山、余杭两区，以及主城区140平方米以上住房限购政策。随后在8月，主城区140平方米以下住房限购政策亦被解除。

　　在限购政策松绑之余，亦有大量政策驱动购房者“加杠杆”。仅2015年，央行便降息4次、降准3次，同时不断压低首套房与二套房首付比例，在当年分别降至20%与30%。

　　不少学者从2023年开始呼吁，要不断加码松绑力度。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2023年表示，中国经济要复苏，一定要抓住一个最重要的“牛鼻子”，其实就是房地产。“在我看来松绑、放松就和通过中央财政多花钱去拉动经济同样重要。”他认为，2023年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总的说来可能还是不够，“无论是在放松方面，还是在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力度或者救助力度方面都需要加码”。

　　而据中指院2023年12月置业意愿调查显示，还贷压力大、收入不稳定、房价下跌是影响居民购房的主要因素，限贷放松和下调房贷利率是未来促进购房需求入市的两大政策取向。

　　前述郑州房地产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相比于限购政策调整，他更为关注利率的下调，其能带给市场更大幅度的刺激效果。

　　其实，在这一轮取消、放松限购的过程中，一些城市也在放松限贷政策，如杭州就修改了首套住房认定标准，即使在杭州某一城区拥有住房，在另一城区新购第一套住房时仍被认定为首套住房。按照杭州贝壳研究院院长上官剑的测算，目前杭州首套房与二套房的贷款利率分别为3.75%、4.25%，相差50bp，以15年贷款200万元测算，可以节省15万元利息支出。

　　如何进一步放松限贷，降低购房者“加杠杆”的成本是外界关注的重点。

　　国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夏磊撰文分析认为，限贷方面亦有进一步放松的空间：一是下调房贷利率，央行规定的利率下限：首套LPR-20bp、二套LPR+20bp，部分城市可突破下限。当前一线城市首套最高LPR+10bp，二套最高LPR+60bp，加点部分下降空间较大。二是降低首付比例，央行规定的首付下限：首套20%、二套30%。当前一线城市首套30%、二套40%~50%，仍有下降空间。三是首套房认定标准，目前调整至“认房不认贷”，相比2014年“930”，政策仍有空间，即贷款结清，即使名下有房，仍可按首套。

　　不过，即使楼市的宽松周期再现，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不要与2014年那一轮“去库存”带来的火热比较，因为这是两个事情：2014~2019年，每年一万亿元的PSL助力棚改，创造出巨大的需求。

　　需求为何难刺激？

　　取消、放松限购，乃至其他刺激需求的政策可能对市场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这可能是当下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限购政策的松动往往只能带来销量的一时增长，从此前放松限购的广州的房地产市场情况也可见一斑。

　　今年3月广州新建商品住宅成交规模约50万平方米，环比大幅增长。在放开120平方米以上户型限购政策的带动下，广州中心区域市场热度稳步回升，3月看房量、成交量相比前几月涨势明显，仅次于去年十一黄金周的高峰期。

　　但统计数据显示，4月广州全市新房网签总数为4834套，与3月基本持平，为近10年4月的最低点。也就是说广州楼市并没有延续小阳春的回暖，而是有再次掉头向下的趋势。

　　对此，邓浩志认为，在120平方米以上户型取消限购利好的推动下，符合条件的客户已经基本消化完，市场缺乏接续的购买力进入。同时，3月份经历一波以价换量之后，各大楼盘也不敢再继续进一步降价，因为部分2022年拿地的项目，甚至2023年上半年拿地的项目，按当前售价已经浮亏，如果再降价销售，房企财务压力会更大。

　　对于4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北京、深圳放松限购，杭州、西安取消限购的效果，李宇嘉认为，短期会释放一部分需求，比如成都、西安都是西部地区最核心的城市，腹地几千万、上亿人口，一些有购买力的人群到这些城市核心区买房。但是对其他地方来说，这一方面是资金的净虹吸；另一方面，这样的需求至多能给楼市带来个案式的新闻点，对于消化庞大的库存没有太大的效果。

　　相比于刺激需求，限购政策松绑带来的更直接影响可能是二手房挂牌数量激增。杭州取消限购政策后首日，据杭州贝壳研究院统计，二手房新增买卖房源增长91%。此前杭州已然感受到二手房库存的压力，不然不会在今年3月先行放开二手房限购。但是相比于激发需求，限购政策松绑似乎更能激发房主挂牌试水的欲望。

　　根据中指院数据，百城二手房挂牌总量于2023年9月创下阶段性高点，大幅增长至747万套，2024年4月末百城二手房挂牌总量为713万套。当前百城二手房挂牌总量已经在700万套的水平维持了7个月。

　　对此，国金证券解释称，短期内二手房挂牌量大幅增加，会造成彼此间价格的互相倾轧，二手价格持续下行会带动新房价格下行，而价格的下降又会加重居民的观望情绪，不利于新房销售，销售不畅后只能进一步降价，最终走入量价齐缩的负向循环，因此二手房挂牌量的稳定对价格以及销售的企稳至关重要。

　　到底是什么在压制购房需求？无论从新市民人口数量，还是城镇化率来看，购房需求仍然存在。据统计，2022年，新市民人口总量约为3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20%，具有很大的居住需求。2023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6.2%，仍处于快速发展期，城镇化内在驱动力比较强劲。

　　其实，自本轮房地产市场进入下行周期以来，市场普遍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陷入“超跌”。万科董事局主席郁亮便多次判断“市场超跌”，据万科测算，中国未来每年住宅开工面积中枢值是10亿到12亿平方米，但是2023年住宅新开工面积不到7亿平方米，已经跌至2006年水平。

　　原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董事长孟晓苏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并不认同“天花板论”，一些真实需求被短期内信心不足、预期不良所掩盖。李宇嘉也认为，一二线城市新市民集中，“不得不买房”的需求很多，但大部分需求都转向二手房。

　　可见，房地产市场启动的源头在于“刚需”入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陶然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一旦住房的投资属性不复存在，回归其居住属性，目前一线城市以及二线城市的房价虽然已经大幅下降，但是对于一些新市民而言仍然比较高，特别是在当下就业与收入预期都不稳定的情况下。

　　相比于各类限制性政策，预期不良才是影响当下人们买房最主要的因素。

　　陆挺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当前房地产行业修复进度较慢，在于存在一些下降螺旋。“在房价和买房之间存在下降螺旋，房价越跌，大家越不买房；大家越不买房，房价就会越下跌。买房和保交楼之间也存在下降螺旋，大家不买房，开发商没钱盖房，保交楼的问题就难以解决；保交楼进展较为缓慢，导致大家买新房积极性下降，反而转向买二手房。大家不买新房，开发商没钱买地，地方财政面临的压力加大。”

　　“存量时代”，政策空间还有多大？

　　经济学者任泽平曾用“重抑制需求轻增加供给”评价曾经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认为其需求抑制是暂时性政策，松动后需求会大幅反弹。

　　但是随着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改变，特别是2023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判断，过往注重需求侧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必然随之改变。

　　2024年2月27日，住建部发布《关于做好住房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根据人口变化确定住房需求，根据住房需求科学安排土地供应、引导配置金融资源，实现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平衡、结构合理，防止市场大起大落。

　　对于政府而言，从源头土地供给层面便需要改变过去的行为模式。就在4月30日晚间，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4年住宅用地供应有关工作的通知》。这份通知称，各地要根据市场需求及时优化商业办公用地和住宅用地的规模、布局和结构，完善对应商品住宅去化周期、住宅用地存量的土地供应调节机制。

　　其中重申2019年6月便已制定的规则：商品住宅去化周期超过36个月的城市，应暂停新增商品住宅用地出让，同时下大力气盘活存量，直至商品住宅去化周期降至36个月以下；商品住宅去化周期在18个月(不含)至36个月之间的城市，要按照“盘活多少、供应多少”的原则，根据本年度内盘活的存量商品住宅用地面积(包括竣工和收回)，动态确定新出让的商品住宅用地面积上限。

　　第三方机构克而瑞统计称，有可比数据的411座城市在2024年的宅地计划供应量仅有1.83万公顷，同比降幅为18%。分城市能级来看，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在2024年的宅地计划供应量分别同比减少了12%、25%和18%。

　　在减少商品住宅用地出让的同时，亦要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土地资源倾斜。如5月11日，北京市住建委印发的《2024年北京市住房发展年度计划》显示，北京2024年计划安排各类住房用地1060公顷(1060万平方米)，其中保障性住房用地460公顷。在用地安排上，将引导保障性住房用地向重点功能区、轨道站点周边布局。

　　国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夏磊分析认为，2014~2018年，核心问题是三四线去库存。房地产高速发展时期，开发商大规模拿地使得供给激增，而三四线城市人口持续流出、购房需求有限，导致商品住房过剩。为增加有效需求，实施棚改货币化去库存。经过几年棚改，2018年5月三四线商品住宅可售面积已降至2014年峰值的37.4%，有效去化了三四线过剩库存。

　　而2019年至今，核心问题是保障房补短板。商品房主要通过城中村改造，增加城区改善型商品房供应，保障性住房则有效解决工薪收入群体住房困难问题。住房供应核心逻辑变为商品房和保障房并重。

　　随着商品房与保障房双轨制的确立，孟晓苏认为，过去通过“打压”商品房市场确保工薪阶层居住权利的时代必然过去，这都推动原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走向理性化，让商品房真正回归商品属性，即充分促进其市场化交易。

　　“过去两三年里，部分城市房价调整幅度较大，有助于房地产市场实现出清。预计未来一年内，政府会出台更积极的政策。”陆挺认为，一方面，建议进一步取消限购限售，现在国内就剩下一线城市和个别二线城市存在限制，政策空间有限；另一方面，要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促进房地产市场出清，即通过保交楼推动完成此前的交易。

　　至于房价何时趋稳，陆挺直言预测难度较大，需要看政府是否出台更积极的房地产政策。“要推动中国经济平稳恢复，关键要抓住房地产这个板块。当前房地产行业已经明显超调，现在已经有一些支持政策，但是国内政策还有优化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18期

吴婉瑜（记者 甘彦君）09月23日,澎湃新闻记者 谭君9月19日，湖南省财政系统一内部人士向澎湃新闻证实，当日上午，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意外身亡，大家对此事都很震惊和悲伤。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坠楼身亡该人士介绍，刘文杰家住在湖南省财政厅院里的住宅楼，她是从省财政厅成长起来的干部。长沙市天心区城南派出所表示，财政厅院子里确有发生警情，警方曾出警，其他情况不便透露，长沙市公安局会进行通报。据多位到过现场的人士介绍，现场有三人坠楼，均已死亡。目前，事发现场已拉起警戒线。湖南财政厅厅网站资料显示，刘文杰现任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主持全面工作。分管预算处、财政监督局（稽查办）。2022年12月28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刘文杰为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生前照片湖南省统计局网站发布的简历信息显示，刘文杰，女，汉族，湖南涟源人。1966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1990年6月参加工作，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济师。历任湖南省财政厅行政政法处助理调研员、副处长、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机关工会主席、人事教育处处长，湖南省财政厅党组成员、总经济师，湖南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湖南省委离退休干部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湖南省纪委常委等职。2020年8月任湖南省统计局党组书记，2020年9月任湖南省统计局局长。延伸阅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被传“遭两人绑着扔下楼” 官方回应消息称，湖南财政厅长被绑着扔下楼，图为湖南财政厅大楼 资料图9月19日上午，网传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意外身亡。当天下午，奔流新闻记者采访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时，工作人员称不清楚，没有见到刘厅长上班。多个社交平台流传的截图显示，“上午，湖南在任的财政厅厅长刘文杰被两个人绑着，从窗户上面扔下去。当场死亡，这两个人也自杀了。"奔流新闻记者查阅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官网，显示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文杰，与网传信息一致。19日下午，奔流新闻记者就网传消息采访了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接线人员称不清楚，也没看到、听到相关的信息。记者问刘厅长今天是否上班时，其称“没有看见。”记者随后联系到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问及辖区湖南省财政厅负责人意外身亡一事，工作人员称不清楚、不知道。澎湃新闻消息，9月19日，湖南省财政系统一内部人士向澎湃新闻证实，当日上午，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意外身亡。据多位到过现场的人士介绍，现场共有三人坠楼，均已死亡。刘文杰，女， 1966年10月生，湖南娄底涟源人。历任财政厅行政政法处助理调研员、行政政法处副处，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厅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人事教育处处长；财政厅党组成员、总经济师；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党组成员、副厅长，湖南省纪委常委等职。2020年，刘文杰转任湖南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2022年12月，她又回到财政厅，任厅长。湖南女财政厅长坠亡 知情人：同坠楼者与她有工作关联第一财经从多个信源确认，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于9月19日上午坠楼身亡。事发地点在长沙市天心区义茶亭巷18号的湖南省财政厅家属楼。据事发时的目击者介绍，当天上午9时许，接连听到两声落物坠地的声音，两声前后相隔不到一分钟，听者以为是有人高空抛物，因为除了落地声之外没有听到其它声音。大约十来分钟后，120到达现场。目击者随后才得知是有人坠楼，坠楼者共三人，当场死亡。刘文杰便是三名死者之一。第一财经在现场看到，事发地是已经建成多年的老小区，与湖南省财政厅隔墙而立，坠落地已经用高高的隔板围挡，小区内拉有警戒线。据现场多人指认，刘文杰是从13楼坠落，可见阳台有两扇打开的窗门。据了解，该小区平常陌生人难以入内。一位在现场附近的人士介绍，警方一直在盘查附近的摄像头。多个信源告诉第一财经，与刘文杰同时坠楼的另外两人，与刘的工作有关联。但对于三人因何坠楼，知情人士不愿多说，称一切等警方调查。资料显示，刘文杰生于1966年，在湖南省财政厅工作多年，2020年调任湖南省统计局任党组书记、局长；2022年12月，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

吴婉瑜（记者 陈淑琴）09月23日,中国与欧美之间的电动车出口出现摩擦，图为港口 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刘晓林 在持续的高层斡旋中，中国与欧盟和美国之间的电动车出口摩擦同时迎来最新进展，也是非常不乐观的进展。其中，欧盟拒绝了中国提交的价格承诺方案，美国则坚持此前决定，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对电动汽车电池加征25%的关税。这是否意味着欧美市场两扇门都关上了？目前还很难下定论。9月1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将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会谈，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不过，从欧盟的态度来看，这场硬仗不好打。从欧美最新表态来看，美国坚持对中国电动车加征重税在意料中，欧盟的决绝却有点让人意外。按照欧盟此前的表述，对中国电动车启动反倾销调查并征收反倾销税，主要缘于中国电动汽车的价格因巨额补贴被人为压低，“扭曲了欧洲市场”，损害了欧洲电动车制造商的利益。照此逻辑，中国车企愿意提高价格应该正中下怀才对。但欧盟似乎并没有认可这份诚意。欧盟为何拒绝中国的价格承诺？撇开涨价幅度是否让其满意不谈，事实上，在这场博弈中，价格争议更像是一个幌子。“中国电动车可能带偏欧洲汽车市场的节奏，从欧洲手中夺去对全球汽车发展方向的控制权”才是欧盟真正的不满之处，在此基础上，欧洲更忌惮由电动车带来的中国竞争文化的输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欧盟不可能给中国电动车任何成为“鲶鱼”的机会，反补贴关税协商的空间并不大。美国亦然。综合公开披露的谈判细节，以及欧盟、美国从6月以来与中国之间的较量可以推断，中国电动车企业应该放弃对“双赢”结果的幻想了，抓紧制定新的合规出海方案，做好准备，迎接一个需要艰难开拓的高壁垒出海时代。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图为车展 资料图价格谈判空间很小根据中国机电协议披露的细节，在欧委会终裁决定拟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高额最终反补贴税后，中国机电商会按照本案调查程序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协调12家企业提交了价格承诺方案。“该方案充分考虑了本案特点和欧委会以往承诺实践，关注欧方诉求，完全具有合规性，并符合欧方提出的与征税同等效力、可执行和可监管的要求，同时展现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但“欧方既未与中方进行深入沟通，也不给出任何具体对案，而是直接拒绝了中方建议。”据汽车海外技术合规联盟旗下信息平台艾科森环境技术透露的消息，欧盟方面坚持认为，经过数月的调查，公共资金遍布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整个供应链，使欧洲企业面临遭受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的风险。因此，欧盟委员会建议根据品牌及其对调查的配合程度，在现有的10%税率基础上，对中国电动车企业额外征收7.8%至35.3%的关税。这一额外关税的制定标准就是缩小欧盟和中国制造商之间的价格差距。对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提出的缩小与欧盟竞争对手之间价格差距的提议，欧委会方面认为，这一巨大差距是北京方面向这一利润丰厚的行业投入巨额补贴的直接结果。价格承诺是一种贸易工具，企业可以利用它来提高价格并控制出口量，以避免反补贴关税，而这类关税是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进入欧盟后可能很快会面临的。更重要的是，欧盟委员会认为，中国的价格承诺提议不能消除“调查中发现的补贴”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同时这些价格承诺也不能够得到有效监督和执行。至于中国车企承诺涨价多少、如何监管，以及欧盟所说的“有害影响”是如何界定的，现在都未有公开披露。但最浅层的逻辑是，中国车企承诺提高电动车价格、减少出口量，所改变的只是未来中国车企短期内收入的多少。而反补贴关税是一种惩罚性甚至带有追溯性的措施，其实施后不仅会带来和价格承诺同样的后果，还会弥补欧洲经济所遭受的损失。换个角度来说，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是：在缩小中欧价格差距和消除有害影响上，中国的价格承诺必须达到和反补贴税同样的效果。很显然，这是直接封堵了从商业贸易角度进行对话的必要性。迎接高壁垒时代欧洲一直是全球汽车业的高地。自中国汽车有出口能力以来，进军欧洲一直被定位为难度很高的一个目标。所以，如今遭遇壁垒并不意外。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注定会到来的一战。从欧盟此次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税调查的一系列操作和态度来看，欧盟口中的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除了指高性价比的中国电动车瓜分了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还包括由此可能带来的汽车业国际分工和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另一个层面，快速更新迭代的中国电动车，浸润着中国根深蒂固的竞争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价值观，现在国内市场流行的“内卷”便是这种文化内核的集中外化。而这些也将对欧洲“抵制过度竞争”的商业传统带来冲击。图为中国国旗和欧盟旗帜 资料图因此，反补贴关税的最大目的是阻止中国“鲶鱼”搅动欧洲和美国延续多年的竞争规则和节奏，给本土制造业争取追赶中国汽车业的时间窗口。意识到这一点，就能预测到，以正常的商业手段来改变欧盟决定的机会很小。有评论认为，当下的解决办法只能在政治层面寻找，目前双方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成员国将进行最终的投票表决。这也是最后一线生机。因为反补贴关税一旦实施，受影响的除了中国电动车企业，还有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政治权力拥有者的诉求和经济发展，和商业、企业以及市场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德国几大车企集团已经对反补贴关税表达了多次反对意见。这些企业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全球销量来自中国市场，承受不起中国反制所带来的后果。其次，欧盟对“中国造电动车”无差别抵制，也将影响到德国车企以中国为基地的出口计划。近日，大众汽车旗下西班牙品牌CUPRA（库普拉）品牌负责人向媒体表示，如果欧盟委员会按计划正式对CUPRA在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21.3%的进口关税，该品牌将会“被淘汰出局”，也将使他的公司“陷于危险境地”，最终影响到欧洲减碳目标进程。CUPRA目前在中国投产了纯电动车型Tavascan（塔瓦斯坎），负责生产的是大众在华控股合资公司大众安徽，该车不在中国销售，专供出口欧洲。西亚特品牌负责人表示，在当前的欧洲经济环境下，通过提高Tavascan价格来弥补由反补贴税带来的新增成本是不可能的，将投资巨大的中国产能转移到其他地方也是不现实的。此外，为了符合减碳目标，CUPRA将不得不降低燃油车销量。与本国汽车品牌的诉求呼应，此前支持反补贴税的西班牙政界也开始改变态度。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访华之后，与德国总理朔尔茨站在了同一阵营，呼吁欧盟放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的计划。西班牙的态度转变让欧盟的决定失去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不过，对中国企业而言，现在不能把所有赌注都压在高层斡旋和谈判上。做好最坏的准备已经提上日程。一方面，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电动车进入欧盟和北美两大市场势在必行，国内的消费拉动力已经难以匹配不断扩大的汽车业产能和发展计划。更直白地说，虽然一再刺激，但购车需求有限，已经养活不了这么多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而不断加剧的价格战也让车企盈利越来越难。另一方面，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中国电动车的出海方式必将发生改变，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合规底线之上，更多商业模式的创新将被催生。其中，高调、直接的整车出口，需要变为更具策略性的具有长期主义的出口方式。无论哪种方式，有两点是可以预见的，一是中国电动车必须走出去才能活下去，二是汽车全球化的融合是无法阻挡的。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未经《经济观察报》社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刘晓林，经济观察报部门主任

（原标题：2024年9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